美国经济学史上的制度主义运动：过程、影响和教训

美国经济学史上的制度主义运动：过程、影响和教训*

The 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s: Course, Impacts and Lessons

杨伟[1] 张林[2]

【摘要】制度主义运动是美国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在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中鲜有详述。本文系统整理了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纲领、过程、参与者、结局等方面的史料，并通过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某些方法，尝试性地解释了导致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关键原因，以期反映制度主义运动的全貌，并从这场运动的衰落中得出一些可以引以为戒的教训。

Abstract: Though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is seldom talked about in details in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Our intention through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to give a panorama of this movement and to learn a lesson from its decline.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sort out data in a systematic way with regard to the causes, the program, the process,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movement, and we also adopt some methods of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help us.

【关键词】制度主义运动 美国经济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Key Words: 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American Economics,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从1918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制度主义者在美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正统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教学内容、提倡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积极设计和参与各种社会福利改革方案的运动，史称“制度主义运动”（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制度主义经济学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说，制度主义者也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但是，美国经济学的这段历史往往被经济思想史主流文献所忽视，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学更显陌生。尽管专事美国经济学和制度主义思想史研究的加拿大学者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有大量文献讨论这段历史，但多是个案研究，并没有为我们呈现出制度主义运动的完整图景（Rutherford 2000, 2001, 2002, 2003a, 2003b, 2004, 2005, 2006）[3]。本文的目的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和影响，并总结导致这一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最终衰落的原因，从中得出可供中国经济学界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一、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主张和参与者

（一）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

制度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在经济学界的延续。[4]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诞生，但一般还是将1918年视为制度主义运动的起源，那是因为在191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上，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集体发起了对正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并清楚地阐述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宣告了“制度经济学”这一流派的形成。

在AEA1918年年会上，汉密尔顿（Walton H. Hamilton）在提交的论文《经济理论的制度方法》中第一次使用了“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并将这种经济学的特征定义为：（1）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经济问题的考察整合进来，（2）强调对经济的社会控制，（3）将制度视为经济生活中变化的原素，引导着人们的行为，（4）关心制度变迁和发展过程，（5）以现代社会心理学阐述的人类行为理论为基础（Hamilton 1919a）。按照这样的定义，汉密尔顿将凡勃伦、米切尔等人视为制度经济学的领袖。在这次会议上，小克拉克（John M. Clark）[5]提交的论文指出，经济学必须与当前的社会经济问题密切联系（Clark 1919）；奥格本（William Ogburn）的论文批评了正统经济学的快乐主义心理学（Ogburn 1919）；当年的AEA主席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在对以上论文的评论中指出，只有通过将统计学方法和制度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现实面临的诸多问题（Stewart 1919）。

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制度主义运动的诞生。此后，制度主义者的一系列文献继续对正统经济学发起攻击，不同作者阐述了制度主义相似的研究纲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米切尔1924年的AEA主席演讲（Mitchell 1925），以及特格维尔（Rexford Tugwell）主编的《经济学趋势》（Tugwell 1924）。米切尔的演讲被视为数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宣言；特格维尔主编的著作是新老两代制度主义者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制度主义的另一个分支，威斯康星大学的康芒斯（John R. Commons）在1924年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二）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制度主义尽管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派，但制度主义者探讨的问题和对待理论与现实的态度有他们的共同点。我们这里按照卢瑟福的观点（Rutherford 2000），将制度主义运动时期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作一归纳。

卢瑟福将这一时期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归纳为：“社会和法律制度是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它们通过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约束和激励，影响现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制度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是可以通过政策的干预加以改变的；现存制度并非总是能够给社会带来利益；控制经济的原有方式（以竞争市场为主）已经不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需要新形式的社会控制措施”（Rutherford 2000, p.290）。具体来说，制度主义者的研究纲领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和研究主题两个方面。

1．方法论问题

首先，制度主义者寻求在统一的制度背景下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制度主义者将经济和社会问题大多放到一个统一的制度背景或者环境下来研究，那就是凡勃伦系统阐述和批判的“金钱”制度或者“商业”制度。在这种身份等级制度下，财富积累的数量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通过限制产量来追求高额利润成为企业的行为准则，使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最大的满足，技术发展也受到抑制。正是社会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方面存在的这种技术与制度、仪式与工具的对立，导致了现实中各种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产生（凡勃伦，1899）。以此为基础，这一时期制度主义者的研究得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展开，使不同的研究主题产生联系，从而形成了统一的制度经济学。不过，这一时期制度主义者关心的不是金钱制度本身的理论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比如铁论产业、公用事业、劳工问题、托拉斯、银行与金融机构、公共财政等。

其次，制度主义者宣称自己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方法，与正统经济学相比，更加适合于分析经济问题，并能控制经济体系的功能的发挥。他们的这种科学思想可以概括为：“（1）致力于数据资料的收集、分析以及经验研究；（2）理论都是试验性的，受到关键现象的约束，要以经验考察为基础对其进行检验；（3）尽量保持‘中立’的考察；（4）将一致的行为假设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5）要得出能够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知识”（Rutherford 2000, p.293）。

最后，制度主义者为制度经济学找到了恰当的心理学基础。与正统经济学相对立的制度主义经济学，需要有不同于正统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强调，正统经济学的快乐主义心理学完全不适合于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制度主义者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的强调，使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将制度和个体以及集体行为联系起来的心理学。这就是当时被视为“现代”心理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

2．研究主题

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大多致力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企业制度、劳工问题、经济周期、以及对经济的“社会控制”。

遵循凡勃伦的金钱制度支配着经济体系的观念，制度主义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金钱制度的典型代表——现代企业上。他们探讨了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公司金融与投资、垄断、企业定价等广泛的问题，同时还普遍涉及铁路、煤矿等具体产业，以及托拉斯和管制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有汉密尔顿主编的《当前经济问题》（Hamilton 1919b）和克拉克的著作《经济的社会控制》（Clark 1926）。

劳工问题以及劳动市场是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都关心的问题，而这也是当时的正统经济学不能给出恰当解释的领域。制度主义者的文献广泛讨论了工会、行业公会、商业规则和管理、劳动立法、集体议价、罢工、生产安全和工人健康、失业等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是康芒斯在威斯康星大学领导的一系列研究。此外，当时制度主义者编写的教科书中都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劳工问题（Slichter 1928; Atkins et al. 1931）。

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是当时制度主义研究的一大亮点。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明确了经济周期波动并非经济运行的偶然失衡，而是经济体系内部的问题导致的结果。米切尔以及他建立的NBER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研究着重通过统计方法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并将经济周期与金钱制度的功能联系起来进行探讨（Mitchell 1913;米切尔，1927）。

需要用新的方法实施对经济的“社会控制”是这一时期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也是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派与正统经济学完全对立的一个鲜明特征。他们提倡的新的控制方法是用于替代市场的管制、立法和经济计划。这方面的观念和成果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的经济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述。

（三）制度主义运动的大本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以及布鲁金斯研究生院（和之前的阿默斯特学院）由于汇聚了大批制度主义者而成为制度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这三个地方的制度主义领袖分别是克拉克和米切尔、康芒斯、汉密尔顿和科普兰，他们也正是制度主义运动的领袖。[6]

1．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是制度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个阵地。1913年和1926年，米切尔和克拉克的到来吸引了一大批制度主义者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们也培养了一批制度主义的新生力量。在这些制度主义者中，比较突出的有（按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顺序）米尔斯（F. C. Mills）、索普（Willard Thorp）、里德（Louis Reed）、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沃尔曼（Leo Wolman）、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特格维尔（Rexford Tugwell）、伯恩斯夫妇（A. R. Burns和Eveline Burns）、伯利（Adolf A. Berle）、米恩斯（Gardiner Means）、多尔夫曼（Joseph Dorfman）、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阿瑟·F. 伯恩斯（Arthur F. Burns，后来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等。

哥伦比亚大学制度主义者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涵盖了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讨论的所有主题。在批评正统经济学、倡导制度主义经济学方面，米切尔1924年的AEA主席演讲被视为一个宣言（Mitchell 1925），特格维尔主编的《经济学趋势》详细讨论了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各主要方面（Tugwell 1924），克拉克的《经济学最近的发展》一文探讨了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现实主义的、归纳的方法”以及凡勃伦等人的贡献。此外，这一时期的制度主义者为数不多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也来自哥伦比亚大学，那就是克拉克完整地阐述的乘数理论和加速数原理（Clark 1917），他首创的营业成本（overhead cost）概念及理论（Clark 1924），以及后来他发展的“可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市场理论（Clark 1940）。米切尔领导的经济周期研究无疑是哥伦比亚大学制度主义者的最大贡献，出版了标志性成果《经济周期：问题与解决办法》（Business Cycles: The Problems and Its Setting）。[7]在社会控制问题上，克拉克的的经典著作是正方面的代表（Clark 1926）；特格维尔对大企业管制问题也有所贡献（Tugwell 1921）。与此相联系，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这部经典著作，探讨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的大企业的行为（伯利、米恩斯，1932）。除了这些影响较大的成果之外，哥伦比亚大学的制度主义者在劳工问题、社会保障、统计学、具体产业研究等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Rutherford 2001）。

制度主义运动期间与哥伦比亚大学有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米切尔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成立。1920年成立的NBER尽管与哥伦比亚大学没有隶属关系，但米切尔通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影响，网络了该校一大批优秀人才参与到NBER的研究工作中来，为制度主义的经验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米尔斯、索普、库兹涅茨、沃尔曼、阿瑟·伯恩斯（后接替米切尔领导NBER）等人先后成为NBER的研究人员。NBER不仅吸引了制度主义者，也吸引了一些注重经验研究的正统经济学家，比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其他学科也为制度主义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制度主义运动处于高峰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社会学家奥格本（William Ogburn）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及其前辈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哲学基础，奥格本关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物质方面的发展的观点与凡勃伦如出一辙。此外，作为制度主义的重要盟友的现实主义法学，其大本营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穆尔（Underhill Moore）、卢埃林（Karl Llewellyn）就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与克拉克等人一起主持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的讨论（Rutherford 2001）。

2．威斯康星大学

康芒斯领导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特别强调劳工问题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康芒斯主张的法律-经济分析，二者相辅相成。制度主义运动开始之前，康芒斯主持完成的11卷本的《美国产业协会历史档案》（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出版于1910-1911年）和4卷本的《美国劳工史》（History of Labor in United States，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35年）已经奠定了威斯康星大学在劳工问题方面的权威地位。康芒斯培养的学生也有很多人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其中不乏权威人士。比如康芒斯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伍德伯里（Helen S. Woodbury）与他人合著的《劳工问题》曾是广为使用的教科书，珀尔曼（Selig Perlman）是研究欧洲和美国劳工运动的权威，主要研究失业问题的斯利科特（Sumner Slichter）是第一个提出“技术性失业”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Rutherford 2004）。与劳工问题相联系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者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他们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美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影响上（后述）。

康芒斯倡导的法律-经济分析的标志性成果是他192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康芒斯，1924）。书中，康芒斯通过法庭判例这种业务规则（working rules）的演化，分析了作为“运行中的机构”（going concerns）的制度存在的问题，阐明了需要通过提高在经济地位上处于劣势的阶层（劳动者）的谈判力，来实现改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行这一核心思想（康芒斯，1924）。这部著作不仅是制度主义的经典理论著作，也成为康芒斯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者行动的指南。

与其他大学相比，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者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与政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在“进步运动”时期，威斯康星州的政治家就是实践“进步运动”政治观念的典型。康芒斯和他的同事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了实践诸多制度主义政策理想的良好场所。比如曾任州长的老拉弗雷特（Robert M. La Follett, Sr.）竭力支持康芒斯的改革主张。威斯康星的很多制度主义者通过进入这个州的各种委员会，对立法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者对制度主义运动的贡献主要在于实践方面，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他们的影响。也正因此，威斯康星大学的制度主义思想主要集中在康芒斯身上得以体现。其他人在制度主义方法和理论方面作出的贡献远远不及制度主义运动的另外两个大本营。

3．阿默斯特学院-布鲁金斯研究生院

汉密尔顿是制度主义运动的第三个大本营的领袖。与制度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相比，汉密尔顿的制度经济学独具特色：他不仅直接继承了凡勃伦比较激进的制度主义观，还融合了社会学家库利的思想。像凡勃伦一样，汉密尔顿常常通过历史的追根溯源来讨论问题。他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庄园制度开始，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这个发展过程既包括了技术的发展及其最终结果——大机器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也包括财产和契约、市场的兴起、金钱目标和激励手段的采用、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以及他所说的经济控制体制或凡勃伦所说的金钱秩序的兴起这样一个复杂的制度发展过程（Hamilton 1919b）。像凡勃伦一样，汉密尔顿将现代社会的问题归结为经济的组织和控制形式滞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由大企业控制，而对大企业的控制还是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方法。这样的经济秩序必然出现失调。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机制对大企业进行控制和引导。这个任务远非坚持自由市场信念的传统经济学能够完成（Hamilton 1919a）。

尽管思想上与凡勃伦一脉相承，但汉密尔顿关心的不是去发展分析性的理论，而是大力提倡去解决实际问题。这在他的教育理念中有明显的体现。他主张经济学教学应该关注“问题而不是艺术，关注考察而不是关注学术范畴。”在教学中应该“讲授处理问题的艺术，而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教学的]目的是训练能工巧匠，使他们对社会变迁的知识的引导有所贡献”（转引自Rutherford 2003b, p.624）。也正因此，汉密尔顿在制度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的教育活动中。

1915-1923年间，汉密尔顿负责阿默斯特学院经济系的工作，与另一位很有影响的制度主义者斯图尔特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制度主义学术传统的传承起到关键作用的艾尔斯（Clarence Ayres）一起展开改造经济学教学的计划。他们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向学生剖析“金钱秩序”的问题，灌输制度主义信念。制度主义运动的一些关键成员在这里接受了洗礼：后任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科普兰（Morris Copeland），他在国民收入核算方面有突出贡献（Rutherford 2002）；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古德里奇；后来同样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学家索普（1947年任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失业问题专家劳申布什（Carl Raushenbush）等等。

1923年，汉密尔顿由于校方的原因离开阿默斯特学院，来到布鲁金斯研究生院。布鲁金斯研究生院的全称是“罗伯特·布鲁金斯经济学和政府研究生学院”（Robert Brookings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简称RBGS），由布鲁金斯发起成立，受到卡内基基金的资助，设在华盛顿特区。从1923年到1928年，汉密尔顿在这里继续着他在阿默斯特学院时期的经济学教育实验。在这里，汉密尔顿培养了一大批制度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其中著名的有：后到NBER、对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有重要影响的里夫勒（Winfield Riefler）；煤炭产业和失业问题专家、二战期间担任罗斯福总统特别顾问的鲁宾；“新政”期间起草了第一次农业调整法案、力主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的伊奇基尔（Mordecai Ezekiel）等。

二、制度主义运动的影响

（一）对经济学的影响

制度主义运动以批评正统经济学、宣告制度主义学派的诞生而肇始，因而他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强烈地侵蚀了美国人对正统经济学的信心、培养了一大批制度主义者或者有制度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使制度主义成为当时美国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制度主义这支重要的力量在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康芒斯、米切尔、克拉克、汉密尔顿等人名声显赫，前三人分别于1917年、1924年和1935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制度主义运动的几个领袖除了在学界享有突出地位之外，还培养了大批制度主义者。1920-1946年，从美国各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博士生数量来看，制度主义运动的两个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名列第一，而且远多于排在其后的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名列第四，但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相差无几（Biddle 1998; Rutherford 2005）。汉密尔顿领导的布鲁金斯研究生院在1925-1930年间培养了66名经济学博士，在各研究生院中名列前茅（Rutherford 2003b）。

除了培养制度主义者之外，制度主义运动所倡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还影响了一些著名的正统经济学家。被视为芝加哥学派鼻祖的奈特（Frank Knight）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和兴趣直接源于凡勃伦，并且与后来的制度主义者艾尔斯等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可以说，奈特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主义者的启发。霍奇森（Geoffrey Hodgson）甚至认为奈特是一名制度主义者（Hodgson 2001）。1937年和1938年弗里德曼和小克拉克的学生阿布拉莫维茨受米切尔之邀先后来到NBER。弗里德曼跟随库兹涅茨研究国民收入统计，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弗里德曼始终对米切尔心怀感激与崇敬（Rutherford 2001）。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Alvin Hansen）是康芒斯的学生。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得益于汉森的积极推动，而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也是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后述）。尽管如此，汉森的思想仍然保留了制度主义的痕迹，他的政策主张与康芒斯的社会改革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Rutherford 2005, 2006）。

（二）对政策的影响

作为倡导经济的社会控制的制度主义运动，它对美国的影响更主要地体现在政策方面。在劳动立法、失业和社会保障、经济计划、管制、货币政策等诸领域，制度主义者为美国的经济政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大萧条之前

进入20世纪之后，制度主义者开始活跃于美国经济政策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切尔担任“战时产业委员会”物价部的主任，研究和解决战时物价控制问题，供职于这个部门的制度主义者还有斯图尔特、鲁宾和沃尔曼（Rutherford 2001）。1921年，米切尔担任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胡佛领导的“总统失业委员会”顾问。同年，他在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和政府经济预测服务，提出将自愿失业保险计划作为萧条期间保持购买力的措施（Dorfman, 1959）。战争结束后，1918年，汉密尔顿任职于“战时劳工政策委员会”，主要负责解决战后重建问题（Rutherford 2003b）。在大萧条之前，对美国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制度主义者当属康芒斯，他几乎主导了威斯康星州的公用事业管制和劳动立法改革。1905年，康芒斯与他的学生一起起草了“威斯康星州公共事务法”，1907年又起草了“威斯康星州公共事业法”，1911年完成了“工人赔偿法案”。1911年，康芒斯主持成立了“威斯康星州产业委员会”。委员会由劳工问题中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的代表和专家组成，对劳动争议进行调查，提出解决方案。康芒斯称这种委员会为政府的“第四个分支”，将其视为解决劳动问题，从而避免劳资双方阶级冲突的最佳选择（康芒斯，1924）。此后，成立委员会这种方式成为美国解决产业管制、劳资纠纷等问题的主要方式。1913-1915年间，威尔逊总统任命康芒斯为“美国产业关系委员会”的专家。

在20世纪20年代，制度主义运动对经济政策最大的影响是培育了一种干预和控制意识。面对垄断取代了自由竞争成为经济的典型特征、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劳资冲突越发频繁这样的经济环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成为必然的选择。制度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明确阐述了政府控制的必要性，而且身体力行，普遍参与到政府活动中。此外，法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近学科的大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制度主义者的信念。学界的思想通过学者自己和媒体扩散到了社会各阶层，为政府干预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2．“新政”时期

大萧条为制度主义者提供了实践自己的政策主张的广阔空间。制度主义者普遍所持有的计划观念直接作用于罗斯福“新政”。通过参与“新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制度主义者成为“新政”的主力军（至少在“新政”的第一阶段）。在“新政”政府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主义者有：特格维尔，“新政”初期罗斯福智囊团的三名重要成员之一，是对“新政”影响最大的制度主义者，1933年担任农业部部长助理；伊奇基尔，1933年“农业调整法案”的主要起草人，1935年后是“全国复兴总署”工业部成员；伯利，“新政”初期罗斯福智囊团的另一重要成员，起草了诸多重要法案；伊芙林·伯恩斯，经济安全委员会顾问，1936年担任社会保障委员会主任；古德里奇，“重建行政和社会保障委员会”顾问；沃尔曼，全国复兴总署劳工顾问委员会主席，1933年底以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成员；科普兰，1933-1938年担任中央统计委员会执行秘书；索普，1933年任“国内外商务局”局长，后成为国家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工业委员会成员；里夫勒，“新政”执行委员会经济顾问，中央统计委员会主席；鲁宾，劳工统计委员会委员，中央统计委员会成员。

对“新政”影响最大的制度主义者当属身处“新政”核心决策层的特格维尔和伊奇基尔。

特格维尔认为萧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私人企业的生产和价格政策。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必须积极地、直接地介入企业的资本配置和价格制定，但并非国有化形式的介入，而是通过计划工作与企业形成一种合伙人关系。按照特格维尔设计的计划方案，每一个行业都成立一个行业协会。各个行业协会的代表，以及政府和公众的代表，共同组成“美国产业联合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oard）这样一个中央计划组织，对各产业的生产、价格等方面的计划进行协调。而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则由各行业协会负责。计划的核心是各行业协会规定自己的产品的价格，使价格下降到企业不能积累剩余利润的水平。特格维尔相信，通过以上措施，中央计划机构可以构建一个涵盖消费模式、生产配额、价格、以及资本配置的国民经济计划（Tugwell, 1933, 1935）。

伊奇基尔相信经济剧烈的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不稳定，他称为资本品工业的不稳定。资本品工业在经济繁荣时期的盲目扩张，导致萧条时期出现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这个行业的困境扩散到其他行业，使整个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萧条。要解决这种困难，必须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制定长期的预算计划。他设计的“工业扩张计划”（Industrial Expansion Program）要求在每一个关键产业都建立一个负责计划每年的产量的机构。各产业之间相互检查和协调各自的产量，以确保平衡的工业扩张。中央计划机构“工业扩张总署”（Industrial Expansion Administration）负责对工业扩张计划进行管理，其任务是确认每个产业的年产量。政府将购买在计划执行中企业没有销售的存货。这也是两个《农业调整法案》中的“常平仓”（ever-normal warehouse）措施的来源（Ezekiel, 1939; Ezekiel and Rowe, 1939）。

三、制度主义运动的结局和教训：SSK的分析

制度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后开始走向衰落，在40年代中期以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也就意味着制度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衰落。我们首先分析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原因，然后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某些观点，从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中得出一些引以为戒的教训。

（一）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

制度主义运动的衰落表现为它的三个大本营的衰落。在哥伦比亚大学，制度主义者遭到越来越多的攻击，他们的影响日渐弱化。这里的经济学开始逐渐转向正统学说。先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霍泰林（Harold Hotelling）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哈特（Albert Hart）、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等人开始逐渐取代米切尔、克拉克等人的位置。1944年，米切尔退休；克拉克1953年退休。50年代以后的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再也没有制度主义者的位置（Rutherford 2001）。在威斯康星大学，制度主义的衰落更早一些。由于康芒斯和他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政策设计上，康芒斯的学生中留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人很少；加之大萧条后威斯康星大学出现严重的财政困难，难以聘请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而康芒斯等人关注的劳动立法等问题逐渐被归为公共政策和行政领域，被纳入新成立的公共管理和产业关系学院的研究，威斯康星大学的整个经济学都走向了衰落（Rutherford 2005）。在汉密尔顿那里，布鲁金斯研究生院1930年解散。汉密尔顿1928年到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尽管继续着通过法律体系对经济实施控制的研究和实践，但已不再以培养制度主义者为主要任务。1948年，汉密尔顿退休后加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Rutherford 2003b, 2004）。

是以下原因直接导致了制度主义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衰落：

首先，随着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正统经济学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加严密的逻辑在与制度主义者相对零散的观点的对比中占得上风，它对大萧条原因的解释也更有说服力，很快吸引了大批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制度主义者。比如科普兰，克拉克对凯恩斯经济学也表现出明显的好感（Rutherford 2006）。

其次，计量经济学的兴起使制度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此前，正统经济学在制度主义者倡导的度量观念面前无以应对，使米切尔在NBER领导的研究成为当时惟一能够对经济问题进行检验和预测的经济学。但20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兴起后，由于制度主义者从事的数理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在与计量经济学的对比中逐渐失去了支配地位。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甚至直接攻击制度主义者的工作是“没有理论的度量”（Koopmans, 1947）。

第三，制度主义者逐渐失去了他们的“盟友”。这一时期，社会学开始与经济学明显地区别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心理学也从制度主义者所信奉的本能—习惯心理学转向了行为主义；法学中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也正在失去其特殊的地位。失去了其他学科的支持，制度经济学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它的理论基础正受到来自它原来所依赖的那些学科内部的挑战，这些学科的专业化逐步加强，但制度经济学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它要依赖于其他学科，但其他学科正在抛弃它。

最后，在挑战面前，制度主义阵营内部开始分裂。1934年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出版后，部分制度主义者对康芒斯的理论还能否称为制度经济学表示了怀疑（Rutherford 2001）。1944年，对后来的制度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艾尔斯的《经济进步理论》出版后，遭到了一些制度主义者的批评，克拉克的反应也非常冷淡，而多尔夫曼在他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的宏篇巨著中对这本书只字不提（Dorfman 1959）。

（二）教训

在我们看来，这些原因只不过是导致制度主义运动以及制度主义经济学衰落的表面现象。借用SSK巴黎学派的代表、法国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分析”（Actor-Net Analysis）方法（拉图尔，1987；拉图尔、伍尔加，1986）来说，制度主义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主义者没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网络”，从而在与正统经济学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或者说，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统一的理论体系这一最关键的元素。

拉图尔认为，与一种科学理论或者理论体系有关的一切事实、人物、金钱、方法论原则、理论、工具、机制、实践、组织等等，都是科学的社会建构中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行动者，所有这些行动者构成了一个网络，它支持并认可其中的每一个元素。这个网络越大，或者说将新的元素与网络结合起来的能力越强，这种科学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网络的吸纳能力越强，甚至将竞争性网络中的元素吸纳为自己的元素，那么这个网络以及它所坚持的信念就会得到更好的维护，越有可能击败竞争者而成为主导性的知识（拉图尔 1987）。

制度主义运动时期，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界稍占上风，但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和处于成型时期的新古典范式这些正统经济学说也不乏支持者。正统和非正统两个阵营都在构建自己的“网络”。从制度主义这方面来说，它的“行动者”包括米切尔、康芒斯、克拉克等在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制度主义运动”这一实践制度主义者主张的事实本身，包括NBER这样的著名组织，也包括NBER等研究组织从洛克菲勒基金、卡内基基金等机构得到的巨额资助。可以说，制度主义的行动者们在这些方面的行动能力超过了正统经济学。但对制度主义来说，最致命的是，它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积极。制度主义者纷纷把精力集中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使得凡勃伦建立的制度主义的庞大体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和提炼；康芒斯自己那个同样庞大、而且表达晦涩的理论体系也仅仅是他自己的行动指南，没有得到普及；米切尔沉迷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但是重点在于对经济周期的统计描述和预测，而非经济周期理论；克拉克尽管在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加速数等问题上开研究之先河，但在理论细节上的突破并不足以支撑制度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汉密尔顿等其他杰出的制度主义者同样只留下了供后人去发掘的思想。这样，制度主义的“网络”中缺少了一个足以吸引更多元素的核心。加之制度主义的诸多学术盟友——比如本能-习惯心理学、现实主义法学、实用主义哲学——开始转向或者日渐式微，原有的一些行动者离开了制度主义的“网络”；而且制度主义也没有努力向欧洲这一当时的经济学学术中心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正统经济学同样在构建自己的网络。这一时期，除了J. B. 克拉克之外，费雪（Irving Fisher）、陶西格（Frank Taussig）、瓦伊纳（Jacob Viner）、奈特等美国杰出的正统经济学家的影响远不及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实践、组织、金钱等这些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也无法与制度主义相提并论。但是，正统经济学抓住了理论构建这一网络的核心，并且为他们的网络穿上了一件漂亮的外衣。从这个时期开始，正统经济学面对自由竞争经济日益被大规模企业支配的经济取代这一事实，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部开始发展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到30年代提出成熟的垄断竞争或者不完全竞争理论后，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取得了增量上的发展。同时，分析工具的创新（比如无差异曲线这个工具的普及）为巩固边际革命的成果提供了保障。面对失衡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凯恩斯革命同样从正统经济学理论内部进行了重大修正。这样，正统经济学网络的核心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正统经济学不断吸纳新元素补充自己的网络，而且还吸纳了一些制度主义阵营中的元素，比如克拉克从米切尔的经济周期分析中衍生出来的加速原理以及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后来成为萨缪尔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思想源泉之一（Fiorito, 2006）。此外，30年代欧洲密布的战云让一批经济学家移居美国，加强了正统经济学的网络。

理论上的工作和强援的到来开始分解制度主义的网络，但真正让制度主义在网络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还是正统经济学网络编织它那件漂亮外衣的努力——“形式主义革命”。严格地说，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革命”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Blaug, 2003），但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酝酿这场革命。那就是考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大力倡导的计量经济学登上了经济学史的舞台。计量经济学的出现使得制度主义不再是惟一能够进行度量和经验检验的经济学，而且，在强大的理论支撑下，正统经济学开始藐视制度主义者进行的度量和检验。比如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米切尔的统计工作完全是“没有理论的度量”（Koopmans,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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