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杨帆按语]
    周舵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信奉了基督教。我请他到乌有之乡来讲一讲他多年来思考的理论问题，我的目的是坚持思想和学术自由，让各种思想都能够并存。
    周舵在八十年代有一定知名度，八九和刘晓波一起去了天安门。 以后多年不见， 听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也还是不错的，接受文化保守主义， 反对激进主义。 他的“四种思潮”和我1994年说的一模一样。 他美中不足是画蛇添足，加了两条反而不好。
   最后我们有了很大争执，是关于激进和腐败问题的。
   大家可以考虑，为什么在理论上和表面上可以一致，但一到中国具体问题就有激烈争论？ 立场，感情，经历和利益这些因素起着作用，是无可质疑的。
   大家可以先看他的理论，了解他思想以后再看争论。

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一. 西方文明例外论
二. 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
三. 精英层次论
四. 政体四分
五. 六分法模型
六. 共和中庸主义
七. 文化保守主义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是：“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讲到“中国前途”，我立刻想起一位仁兄。想当年，他也是一位风云人物，还被许多青年人视为精神导师。我觉得他们确实没有看错人。所以，当我和他谈起我的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而他的反应却是不屑一顾——他说，你还是那一套，救世主情结——你们可想而知，我是多么郁闷。他没说出来的话想必更不客气：你配救谁？还是先救救你自己吧！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正当知识界最消沉的年代。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如睛天霹雳，把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和英雄主义打得粉碎。继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社会彻底实利化、庸俗化的巨潮。精英们的主流意见180度大转弯，鼓吹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事管好，整个社会自然会好；学理高深的少数知识精英当中，被误读的哈耶克——好社会自会自发演进，无须任何人操心——竟成了指路明灯。官方则本着一贯的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立场，抱定“人权就是生存权”的宗旨，发展经济从硬道理变成唯一的道理。表面上看，精英和官方的以上立场和老百姓的朴素常识完全相符——我每次下乡和农民朋友们聊天，他们都众口一辞劝我，发财好啊，管那么多干嘛？你管得了么？

我丝毫没有反对老百姓朴素常识的意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老百姓，天经地义，老百姓就该是这样。让老百姓按自己的平庸意愿过他们的小日子，别去打搅他们——“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早就教诲世人，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不要来回翻腾，来回翻小鱼就都碎了——“小鱼”就是咱们老百姓啊！

我的问题仅仅是：把人人都应当和精英一样“关心国家大事”、“最广泛地参与”的极端民主、激进民主的逻辑颠倒过来，变成人人都要和老百姓一样，只关心自己脚底下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好社会？改革开放前那种激进革命的极左理想事实证明没有好结果，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应该有任何超出一己利益的理想？

直到不久前，非常意外的，竟然听到温家宝总理的另一种声音。他说，一个民族，如果人人都只看脚底下，没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这声音真是久违了！

因为后边要讲到“精英层次论”，所以我要顺便先作个铺垫，给“精英”下个定义。简而言之一句话：仰望星空的人就是精英；只看自己脚下的，是群众，是老百姓。还可以加上一句话：创造历史的，从荆棘丛中开路的，是精英；跟着走的，“搭便车”的，是群众。精英不精英，不在于贫富、知识高低、社会地位或出身如何，精英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眼光和胸怀；只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哪怕你是扫大街的清洁工，你也是精英，早晚有一天你会脱颖而出。在座各位，你们只要睁开自己的双眼看一看历史，而不是闭上眼睛胡扯，立刻就可以看清历史的真相，和我们习焉不察的“奴隶们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一套民粹宣传相距十万八千里。远的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列宁，不会有十月革命；没有毛泽东，不会有“大革文化命”；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中国十之八九会走回“一五计划” 那条老路。

你们要是问我，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对不起，我要给出一个很不相同的理由，就是我这个讲座的题目说到的，我们的“工具”太拙劣，太不好用。

工具的意义之重大，我认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也许可以说，制造工具的能力，就是人的本质，文明的本质，就是评判文明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这里所说的“工具”，不限于物质性的生产工具或生活器具，而且，主要不是指这些物质性的工具，而是指人类独具的，叫做“思想符号”的，特殊的、抽象的工具——从语言文字、逻辑数学、科学方法，到各种门类的学说、理论、主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道理不仅仅适用于工匠，同样适合于知识分子。我们落后，首先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理论工具落后；这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笨——相反，中国人绝顶聪明——而是另有原因；这原因，就是我的第一件工具，“西方文明例外论”所试图揭示的。

不管对现代文明有多少不满和争议，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前途”，只能从“现代化”这个基本共识出发。我们必须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从皇权专制的传统农业社会向自由民主的现代工业社会，从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体制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双重社会转型，否则，我们就只能去和那些被排斥在当今世界文明主流之外的，边缘化的失败国家为伍。中华民族的自豪和雄心，不可能容忍这样的地位。

然而麻烦在于，笼而统之的“现代化”目标，顶多只告诉了我们“要什么”，并没有指示出“如何得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从自强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暴乱，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新民主主义新阶段”，全盘苏化，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现代化道路坎坎坷坷，七弯八绕，直到现在还处在一个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半盲目状态。如果“现代化”乃是一件太阳底下全新的、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事业，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试错法”不失为最优策略。要是已经有了现成的成功范例摆在你面前，别人造的桥和船每日每时都在你面前轻松渡河，你还非要自己在河里瞎摸一气，那是不是有点愚蠢？

不错，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具体的现实比抽象的理论不知丰富、复杂多少倍；物质的、“硬件”的照搬好办，精神文化的、思想观念的“软件”的照搬几乎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创设好的制度，以及和制度相适配的文化，绝不像造桥造船那样简单…… 确实，这一层道理，是那些领错路的、书呆子气十足的激进精英们所忽视的，这个教训必须汲取。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要跑向另一个极端，变成“唯摸是论”，变成瞎摸主义。国外的优良品种，直接移植过来往往不能成活，因为水土不服；可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只能一代又一代，耗上几个世纪把本土品种选育改良成优良品种么？为什么不可以嫁接呢？为什么不可以把国外的优良品种当作母本，接活在我们本土的父本上呢？而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选对优良品种，第二还要接活。第一是选对目标，第二是选对手段和路径。我这“七件工具”，总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目标是英－美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是“渐进民主”——先自由（以宪政、法治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后民主，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

七件工具的第一件，“西方文明例外论”，是要弄清楚现代化的来龙去脉：“现代化”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要求我们真正读懂历史，中国的和西方的；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能力和想象力，从中抽象、概括出历史的内在逻辑——这逻辑不是摆在桌子上的苹果，不会自动现身。“史实”是一回事，对史实的“解释”和理解是另一回事，要想得出正确的解释并不容易。我也不敢担保我的解释唯一正确，提出来仅供诸位参考。我的解释简单说来是这样：不同的文明，就像同一类事物的个体那样，既有其“属”的共性，又有“种”的、以及个体的特性、差异性。所有的文明，只要有机会发育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几乎没有例外，都要走上专制王权道路；而民主与共和，通常是在文明相对原始的幼年阶段出现。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就在于，每当它走上专制主义之路时，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外力把它打断，或干脆彻底毁灭。然后，一个幼稚的、半野蛮的、生机勃勃的新文明重新开始。

早在公元前2600—前1250年，希腊南部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就已经有一个相当高度的文明——米诺斯文明；有近代西方学者大为感慨说，公元后17世纪的欧洲王室，还赶不上公元前17世纪米诺斯王室所享受的舒适程度！现代化之前欧洲的“文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据认为，这个米诺斯文明是从埃及传入的。它又传入希腊本土，成为迈锡尼文明。顺理成章，这个米诺斯—迈锡尼文明是王权专制。这是目前已知的，希腊文明最早的源头。它被当时还是野蛮人的希腊人毁灭，随后是长达三百年（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的“黑暗时代”，文明倒退到极为原始的状态。一些史家认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始野蛮文明对高级发达的专制主义文明的彻底毁灭（加上其它许多希腊特有的条件，比如居主体地位的城市商业文明，比如奴隶制），成为出现雅典城邦民主的先导。以现代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民主”完全不够格——它是极少数成年男性自由公民才有权参与的“精英民主”，妇女、奴隶、外邦人被彻底排除在外；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个人自由”，每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集体利益；它很不稳定，容易滑向极端民主，然后被僭主的独裁取代；它极其好战；尤其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它以奴隶劳动为必要前提。好战与奴隶制，由此成为铸造西方文明性格的两大基因，而这两样东西在中华文明当中，是从春秋时代就被儒、墨、道诸家强烈批判的，更别说后来的佛家；西方式的大规模、制度化、社会常态性的奴隶制，我们更是从来没有过，把野蛮残酷的“奴隶制”硬安在中国人头上，是对中华文明极大的污蔑！

罗马的古代城邦和希腊很多地方相类似并且深受希腊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它既没有过民主，也不是专制，是另一种独具特色的政体，“共和制”，一种被认为是吸收、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长处的混合最优政体。民主也好，共和也好，在古代都属特例，它们很自然地还是要归于王权专制，这就是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强大外力的干扰，罗马帝国完全有可能就像秦汉以后的中国一样，进入专制王朝的替代和循环；幸运（还是不幸？）的是，它又被公元5—10世纪一波接一波的蛮族入侵所毁灭，又一次进入文明大倒退的“黑暗时代”，然后才有所谓的“封建”，一种王权、基督教会、贵族、自治城市多元竞争制衡的，分散不定型的，极其原始落后的状态——不管是纵向比，和西方文明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比，还是横向比，和同时期的中国、印度或阿拉伯文明比，都是野蛮落后得不像话（顺便说一句：文明比较只能要么纵向比，要么横向比，没有像我们那些可爱的文化激进派那样斜叉着比的，拿现代西方比古代中国！）。直到公元15—16世纪前后，西方才逐步建立起比较强有力的专制王权，才有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整体的文明水平才开始差不多赶上希腊罗马时代。非常幸运的是，这个专制王权立足未稳，又被适时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打断。“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恰恰在于这之前西方文明这种没有被长期、稳固的专制文明所驯化的“蛮性”，这种相当落后的原始性——日尔曼蛮族残余的部落民主（战士大会，选举制，“王在法下”，等等），以及贵族的自由精神，基督教教权高于王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人人都是罪人”这一点上，国王也不能例外）的教义，再加上许多其它必要条件的幸运的凑集（独立自治的自由城市的兴盛，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再发现和普及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重商主义国策和商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极其特殊的英国国情，等等）；如若缺少任何一项重要的条件，“现代化”都不会发生，而所有这些必要条件中国几乎一样也没有（四大发明除外），当然也就决不会存在自行演化出现代化的任何可能性。这其中完全谈不上一切不同文明迟早都要遵行的什么“历史必然规律”，也不存在每个文明内部一个一个的先进社会形态依次替代落后社会形态的单线历史进步这回事。我们的许多学者，枉费一生的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伪问题，实在令人叹息。大前提错了，满盘皆输，注定徒劳无功。就好像有人买彩票中了头奖，你非要搜肠刮肚，穷究“为什么我就没中头奖”，为此搭上一辈子的功夫，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或者，我们中国人原本脑筋没什么问题，是被某人给搞坏了？有必要特别强调：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专制，“封建专制”是如同“方的圆”、“圆的方”一样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有君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专制，事实有时可能恰好相反，君主反而是自由宪政的支柱之一；“谁统治”（君主一人统治，少数贵族统治，还是多数民众统治）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统治”——统治者是为了一己私利，随心所欲专制地统治，还是为了全体人民整体长远的利益，在正义的法律约束之下去治理？

以上讲的是“原生型现代化”。这就如同基因突变产生一个具有超强竞争优势的新物种，逼着其它物种和它竞争，竞争落败的，就被消灭掉。只不过文明不同于生物物种，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融合、渗透的，于是有了“次生型现代化”，现代文明向全球扩散，所谓“全球化”。“学习”一定有成绩好坏之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就得研究这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性，于是就有了第二件工具——“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首先，我把“现代化”的要点提炼出来，这就是“四大革命”；按历史顺序，分别是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源的瓶颈约束——秩序建立、社会安定，经济就繁荣，人口就增殖，而农业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土地的数量有限，人均资源不断下降，直到大规模的饥荒发生，社会就要动乱，秩序瓦解；二是专制制度内在的腐化趋势，腐败、衰老的毒素不断积累，早晚也要导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溃。“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以宪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决了政治老化腐败问题。宪政革命建立起自由秩序，就好比发明了一种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体腐败毒素的技术，使政治制度得以永葆青春。在这个法治、宪政的自由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自由秩序成为自由平等秩序，再加上19世纪社会主义兴起之后逐步制度化的福利国家，这样一种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责任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就是迄今为止文明人类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的最优制度。理所当然，它就是我们现代化的目标。其次，我把世界各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或者说三个基本模式：右的、过分保守的德－日模式；左的、过分激进的法－俄模式；和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前两种都不成功，今天世界各国凡成功的，无非都是英－美模式的种种变体。中华不幸，精英们一再犯错误，先是学德－日，原本是有可能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仅指富国强兵，不包括自由民主），无奈戊戌的维新志士们政治上极其幼稚，不但不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的成功逻辑行事，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地孤立自己，最大限度地壮大保守势力，竟然以为靠着一个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光绪皇帝就可以大展宏图，使用的又是极端躁进的“全变、快变、大变”激进手段，不失败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接着就是一场上层和下层两种极端保守排外势力互相利用的大反动和大失败；等到终于醒悟过来，开始推行清末新政的时候，机会已经错过，合法性资源流失殆尽，于是有辛亥革命，从此走上法－俄道路，激进、激进、再激进；政治革命不过瘾，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不够用，搞文化革命；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都是低劣的，所以，以上革命都还不够彻底，不解决问题，必须改换人种。最后走到文革大浩劫，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当然，话说回来，我们不应当苛责前人，如果把我们放在先辈们的位置上，我们未必会比他们高明。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恰恰是西方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毫无例外——把中国推到那条路上去的：用当时盛行于西方文明当中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自私的民族主义、殖民－帝国主义，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用不平等条约和强盗分赃式的巴黎和会。再加上十月革命后苏联斯大林模式表面上的、骗人的一时“成功”，一推一拉，中国人“一边倒”，倒进斯大林主义的怀抱，走上苏式全盘西化之路。仔细看看这整个过程，哪一次社会巨变、“历史创造”不是精英们干的？哪一次“群众运动”不是精英们去煽动、组织、领导、操控和利用的？现代化一定是精英引进、精英主导的，因此，精英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精英的领导、驾驭和控制能力，精英自身的核心共识和凝聚力，精英对变革节奏、速度、顺序的把握，对各种社会利益的平衡兼顾，包括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处理，等等，就至关重要。这就是第三件工具，“精英层次论”的主题——精英是分层次的，从职业精英（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有影响力、领导力的人物）、治国精英（在既定制度和游戏规则的约束下，掌握权力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制宪精英（制定基本制度和游戏规则的远见卓识之辈），到思想理论精英（为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精神、文化和信仰资源的思想家）；这几个层次之间必须有一样东西把各层精英贯通起来，那就是“精英共识”——关于什么是好社会，以及如何能够代价最小地得到这个好社会的一套最基本的核心共识。在这套共识之外，每个人尽可以自行其是、各搞一套，充分多元化。

我并非不知道，我这样大肆鼓吹精英主义，是非常招人忌恨的，而且，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不正确”。请各位相信，并不是因为我自命为精英，所以就要存心贬低人民群众，抬高自己。我很愿意相信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相信越穷、越没知识的人对创造历史贡献越大，果真如此，我们也就用不着费劲去发展经济、学习文化了；费力越小贡献越大，越愚昧越光荣，这样的懒人世界多美好啊！无奈学术良知不允许我这么做。用良好愿望代替客观事实，那不但得不到真理，相反，正是一条通往地狱之路。我们一定要了解，“西方文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许多最好的东西，确实是我们中华文明没有的，一定要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但是，西方文明当中也有各种最坏的东西，同样也是中华文明所没有的，比如，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至上、极端主义、极权主义、民粹民主，等等；对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要实现目标，必要前提之一是认清现状和目标之间的距离。有一种很盛行的意见认为，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经济体制从计划变成市场，成绩伟大，但政治体制原封未动，还是一党专制，成绩等于零。然而，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受并不支持这种看法。只要是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过切身感受的人，都会对我们今天享受到的自由比起毛时代有多么巨大的进步不存疑义。切身感受、经验事实和理论不一致，十之八九是理论有毛病，多半是我们使用的分析工具不好用，我在这里是指“二分法”，专制－民主二分。首先，“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面，“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是“一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其次，二分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太粗糙、太简陋，具体到分析目前中国的政治，至少要一分为四，这就是第四件工具，“政体四分”——“专制”要区分为“普通专制”和“极权主义”，“民主”也要区分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极权主义是一种二十世纪才出现的现代型超级专制，它包括两个亚型（子类型），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左翼的列宁—斯大林模式。除此之外的种种专制政体都可以归入“普通专制”，包括我们自秦到清的皇权专制，包括解除戒严之前的台湾国民党的威权体制，等等。当年大右派储安平有名言，“在国民党治下，自由是多少问题，在共产党治下，自由则是有无问题”，这是对“普通专制”和“极权主义”之间区别的很形象的说明。显然，今天的中国不是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或普通型专制，不能不说这是相当大的进步；只不过这进步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必须跟上整个社会进步的步伐，继续迈向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就是前面所说的原生型的 ，英美源流的，宪政、法治基础上的民主。“民粹民主”则完全不同，那是法国人（特别突出的是卢梭）误读了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在法国大革命的中间阶段（激进阶段）被雅各宾派付诸实践，再经巴黎公社、马克思、俄国十月革命流布全球的，一种反自由、反人权，迫害、剥夺少数，反智、反精英，主张多数穷人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至上性权力的“多数人专制”、“多数暴政”。这种“完全彻底的大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激进主义精英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空想，一旦付诸实践，一定是完全走样，变成要么是一塌糊涂的无政府状态，要么是善于蛊惑人心、煽动群众非理性激情的群众领袖的个人独裁。很不幸，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从精英到百姓，所理解的“民主”却正是这样一种向下看齐的、变态的、多数暴政式的民粹民主（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对自由民主则完全隔膜，极其陌生。不难想见，要是听从那班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民主乐观派的馊主意，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就立即开放普选式的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会是何等丑恶的一副面孔——十之八九，比陈水扁之流还要丑陋不知多少倍。这般天真汉完全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种所谓“完全彻底”的民主，和左翼极权主义从实质上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不妨说，这也正是中国非常显著的“特殊国情”之一，这个特殊国情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截然不同，甚至恰好相反（比起欧洲国家，美国是特别民粹的，但那是极右的民粹）；对这个“国情”缺乏深刻了解的人，不关心政治还好，他们越是关心中国、热衷民主，越是坏事，还可能坏大事，把中国引向大灾难。

于是，顺理成章地，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走渐进民主之路，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件工具，“六分法模型”——首先要达成精英的共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论更新的过程；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其中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这个“政治权利”起初并不包括在“基本人权”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真正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同时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17世纪英国托利党辉格党，19世纪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演进模式），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大众的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作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官员队伍（包括军官）应当明确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文官），执政党任命政务官，文官职位则应当向全社会（当然也包括执政党的党员）开放，按考试成绩终身录用。执政党内部应当逐步建立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以及自基层党员民主选举逐级递进的民主化机制。“服务型政府”则理所当然应当把凡是市场和民间社团办得了的事情让渡出去，一个兴旺发达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合法有序参与，防止无政府无纪律、情绪化街头群众运动和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基础；……总而言之，凡是符合渐进有序、可控民主化的大原则，有利于、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法和步骤，都可以尝试，并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业的商业计划书那样完全理性、逻辑化的精确操作方案。从社会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角度说，基本原则有两条：（一）， 培育中左（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代表社会中下层）和中右（左翼自由主义，更多地代表社会中上层）两大主流；（二），抑制极左（新毛派）、极右（市场万能、激进民主）和极端民族主义（既包括汉族的，也包括少数民族的）等极端主义势力。雷蒙•阿隆曾有名言:一个人年少时如果不信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没心肝；到年长时如果还信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没头脑。这话可以引伸为：极左派都是心肠好脑子坏，极右派则相反，脑子好心肠硬。所以要培育两个主流——中左是从右派那里学了些智慧，变成心肠好、脑子也不坏；中右是从左派学到一些好心肠，变成脑子好、心肠也不坏；于是天下太平。

第六件工具，“共和中庸主义”，是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当代系统论－控制论的，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的，西方政体类型学说的角度，来说明“自由民主”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多元动态平衡、利益兼顾的中庸原理为基础的共和主义混合制度。“幸福的家庭都相似”，高明的智慧从根本上都是相通的——都是对于纷乱多变，看上去茫无头绪的万千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永恒的齐一性、规律性的认知和感悟。“中庸”，不是机械地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更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它的基本涵义包括“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一），目标尽可以高远，但这理想目标必须是现实可行的，而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人间天堂”；（二），力求“帕累托改进” （所谓“增量改革”）——尽量争取在不损害任何人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增进社会利益总量，而不是从某种教条式的“正义”原则出发，把不经全民充分协商同意的片面主张强制施之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正义目标的实现应当朝前看，不应当是朝后看的算历史老帐，因为，正义的追惩可以没有止境，往往弄到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的地步。建立在通过开放的、自由平等的讨论和协商而达成的社会共识（社会契约）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基本制度和竞赛（游戏）规则，显然不可能经由偏袒社会某一部分成员（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煽动斗争与仇恨，经由暴力和“专政”方式达成。毋庸置疑，“和谐社会”与“中庸共和主义”是一回事。

最后，第七件工具，“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精英主义”，说的是一个好社会除了要有好的政治制度，好的经济机制和好的社会结构之外，还必须有好的文化（信仰、价值体系、哲学、伦理道德、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必须有判定文化好坏的标准，必须奖励好的文化、鼓舞人民去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或者，换个时髦的说法，中华民族的振兴，除了发展硬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更重要、更根本的是培育软实力（制度和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硬实力令人畏惧，软实力使人爱敬；我们中华民族的主流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崇尚“王道”（以德服人）即软实力、贬低“霸道”（以力服人）即硬实力的，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具有如此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具有融合异民族异文明的凝聚力的秘密所在。中华文明的再次辉煌，一定要回归这个“令人爱敬”的伟大传统。具体而言，这个“好的文化”当然必须是和好社会的其它子系统相适配的，它的核心价值，应当是自由、平等、博爱、人道、法治、民主……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其次，它应当是多元的，不能是和专制主义相配合的文化大一统；第三，在多元文化之中又应当有核心、有主流、有引导，而不是价值虚无主义，无好坏高下之分的文化相对主义那一套；第四，这种主流文化不应当是由某一部分人、更不应当是由政府强加给全社会的，只能通过类似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的方式，以开放的、自由平等的讨论来形成；第五，为了开展这样的文化讨论，首要前提是要对我们目前的文化现状作出不怀偏见的分析判断。依照我个人的意见，我们现有的多元文化——1.正在发育成长的现代性主流雅文化；2.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3.传统民间草根文化；4.游民痞子文化（参看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5.民粹主义文化（系统阐述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激进主义革命文化（“样板戏”为其代表作）；7.大众商品娱乐文化——不是无高下好坏之分的，那种“多元文化之间没有高下好坏之分”的立场仅仅是文化激进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一家之言。一个平铺的、甚至是向下看齐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好社会。好社会一定是鼓励人们向上升华的，因此，什么是“上”、什么是“下”，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充分说理的、有坚实论据的分析评判。我的初步看法是：上面所列举的七种多元文化当中，前三种（经过适当的取舍之后）是好的，后四种是不好的或不够好的。

下面，我就先讲第一件工具：西方文明例外论。

                                         （未完待续）

                                        周舵  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