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打动我们？——给思鸿

什么在打动我们？

——给思鸿

                                                         王焕青

思鸿给我出了道难题，要为他将要出版的画册写几句话。我在河北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他在那里当学生。我喜欢信口开河，又热衷所谓西方的现代艺术，一知半解加不成体统的作为，估计博得过一些小我几岁的学生的好感，所以在他作出很多作品的今日，就正面地责成我写一点对他人与事的看法。我一直以为造型艺术所以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一点效用，除了装点环境和财富炫耀之外，恰恰是由于围绕作品衍生出来的“看法”以及由看法所引申的“艺术神学”。这种神学使作品被提升到精神领域来研判，而研判又逐渐变成了作品的重要功能。尽管到后来一些重要的美术品往往不是被人去看而是被说，甚至荒谬到人们不再看作品而仅止于谈论艺术家本人。我钦佩思鸿的才华，却对他的艺术方位感不以为然，所以我想进一步荒谬，只谈对他创作中所涉及的形象的感受。

在我看来，任思鸿做了什么作品不仅重要，他的创作动机也不容忽视，因为动机将导致产生何种影响力。他以毛泽东为切入点解剖中国当代社会构造的内涵，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归纳为思想管制与身体管制，对人民的身体与心智的整饬被概括为根本的生活政治。而这种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以魔法师的状态来操控全局，因为有超级技法，操控既得心应手又华而不实，戏法偶尔玩砸了就用更高妙的手腕来眩人眼目，政治的劣根性被赋予了无所顾忌的生动。在任思鸿的作品里，通盘为营造政治体制和政治手艺的双重隐喻这个动机服务。这种隐喻对于当代社会更像是在并不坚固的障壁上打了洞，镶上五光十色的镜片，透过它来观看权力政治的迷宫。在权力、意志、屈服与顺从这些社会政治内涵被视觉化的过程中与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相融合，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卖弄的、做作的、情色并兼具下流的政治对人的异化。放荡的政治、放荡的权力、放荡的意志、放荡的社会让放荡的人民如沐春风、纸醉金迷。

在任思鸿的作品里，这些生香活色的表象背后，支配的动力和支配机制以什么样的视觉形式被呈现已经上升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命题。这个命题像是线性、平面和立体不同空间状态的节点，由此可以探测权力社会的不同维度，窥见隐秘世界的机理和奥秘。目前，我们还只是看到了当代艺术这个几乎空白的领域被任思鸿闯了进来，在里面肆无忌惮地挥霍才华，我倒是期待他迟早会用震撼力、揭示力、洞察力三者兼具的方式进一步来演绎这个命题。

如果我们仅仅把毛泽东形象看作是具有信息承载力的符号，任思鸿也已经达到了符号开拓的边际，需要在新的层面上来表现内涵而不是符号的进一步扩张。事实上任思鸿不仅用他自己发明的方法论来粗野地撕裂局部的中国政治，也应该用他所拓展的方法让人们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用谐谑的眼光来观察一切权力的通性。在人的社会里，大大小小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人如此这般的状态，人的龌龊与卑鄙往往就诞生在这种关系之中。

用非常视角来观察社会，用简单而流行的手法来呈现独特的意含，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用恰当的方式加以表达，这也正是当代艺术所推重的工作方法，从这个意义上看，任思鸿属于当代艺术领域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但是，我的看法是由于他把毛泽东作为核心的视觉符号，使他遭遇了买椟还珠式的成功。人们看到和领会的是被戏虐地玩偶化了的神祗，这虽然契合一部分人的观念，却阻塞了大有深意的内涵向更广泛的社会政治领域、即向中国之外一切社会制度辐射的通道。就他现在的作品来说，人们不会把符号毛泽东看作是布什或萨科奇，不会把他理解为广告或者媒体，不会去想这个符号或许代表了宗教或者学校教育，名牌或名士，议会或法律，资本或资本主义。不会，他只代表中国特定时代和特定精神，这种自闭的观念使开放的批判变成充满方言的地方戏，供他者高高在上地欣赏、揶揄或审视。当然，这也许恰恰是任思鸿的文化策略，提供一种被观察、被分析、被指斥的纪念性政治信息，使观看者越过作品而体会到该纪念性具备了被批评、被改造、被同化的必要，从而顺畅地抵达商业目的地。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仔细观看当代艺术品，更像是阅读产品内容和功能的说明书，而不太像经得住揣摩的“艺术”的原因。这种看与被看的逻辑不仅在任思鸿这里，在流行的当代艺术领域同样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商业谋略。

再说毛泽东。

一九八九年之后，随着社会政治领域里乌托邦的幻灭，在文艺中偶像化为玩物，领袖变成侏儒，小民自况瘪三。艺术家尽力弄脏以前大家景仰和效法的符号与观念。尽管自一九七六年之后，随着毛泽东由他自造的神龛迁居到纪念堂，全社会曾经有过十余年所谓思想解放的历程，但由偶像崇拜培养起来的积习仍然逐渐催生出它的反面——渎神情绪。对一切曾经使自己感到压制和卑微的力量以亵渎；对一切大家曾经感到高尚、对人性弱点有否弃力量的观念加以破坏，以此来确认创作者自己的觉悟和自尊，这就使质疑变得软弱无力，揭示变成另一种遮蔽，反抗变成反抗的表演。这方面王朔是个代表，他创造出小人形象来颠覆此前文学中伪君子和假道学。他的实践后来被很多画家引为精神财富的时候只被当成了一种时髦的扯淡，一种貌似新颖的没正经。由于缺少原创力和方位感，也只好沿着王朔的路数再加一些后现代观念敷衍出创作要诀，也就是颠覆、戏仿、幽默、玩弄或假装悲痛欲绝，诸如此类。不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革命后的社会遗产，立刻形成了艺术家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剑拔弩张，于是，当代艺术像是找到了兴奋点，并且迅速被总结为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随后，当一些艺术家把才智高度聚焦在毛泽东、天安门等政治符号上，就产生出一种找到了艺术突破口的幻觉，当幻觉受到买方市场的高度赞赏，又迅速转化成别开生面的经验活动。接着，就渐次形成了毛泽东、天安门产品开发热潮。

在当代中国，毛泽东以及中国革命的遗产一直处在被整理、被重新阐释之中，同时，也处在被曲解和妖魔化的境况里。对毛泽东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他是一位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尊严、创立了新中国的民族英雄。即使是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用类比的方式曲折的手法来加以诋毁。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是世界现代史中的奇迹，它交织了理念与现实极度复杂的转换过程，当“新中国”被作为世界历史的真实景观而存在的时候，传统的资本主义党同伐异就势在必然，这已经为新中国的基本社会内容所证明。如果我们公正地看，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传奇在世界范围里，也许只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跨越红海的神迹可以与之媲美；新中国的诞生以及她所传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次对旧制度的反叛和突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紧张，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独创性与常规的自然主义的冲突，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对立。假如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学说和社会发展理论遭到了失败，应该说是旧世界的腐蚀力远远强于理想主义思想萌芽的承受力。回顾强大的“旧”对于弱小的“新”的胜利，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说，真没再落井下石以谋其利的必要。不过，我更深的困惑在于，这样一位有独创精神、锐意在旧世界趟出新道路的人物不被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引为知己，反而变成被戏虐的对象？！这也是我对任思鸿以及他的同道的质疑之处。

现在，已经不用遮遮掩掩，老牌儿资本主义已经堂而皇之地利用中国谋求加入世界体系的当口，用资本这个无往不利的武器来格式化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最大障碍就是与大多数中国人处境密切相连的阶级意识，底层社会里处境狼狈不堪的大众经常会不自觉地重温革命的旧梦、回味毛泽东时代的宏誓大愿。即使是对新世界优柔寡断朝三暮四的憧憬，也加剧了格式化的难度。所以从重新阐释毛泽东形象以及与中国革命的相关场景作品的流向观察，买方市场的作为和意图显而易见，尽管它只是资本市场微不足道的部分。

基于这样的感受，我不光是对任思鸿的影响存疑，几乎对所有画毛泽东和天安门的人持相似的态度。虽然从这些作品中买方看到的是有新的文化立场、新的政治意识、新的视觉体现的新艺术家。我想说，都是旧东西，是陈词滥调在金钱雇佣下的变体。

应该说和那些遮遮掩掩零售毛泽东的人相比，任思鸿对财富的追求直截了当。他的作品弥漫着坦率的政治热情和鲜活的财宝品格，让期待这类作品的人油然而生奇货可居的心情。任思鸿的工作室是中国革命遗产产品化的制造厂，他用贵金属来修饰玩偶化了的毛泽东，用国旗的红彤彤来装饰被侏儒化的中国人。革命的中国一直自我标示为红色政权，红色在任思鸿这里却被赋予了别样的象征，毛泽东以及他的影响被重新定义之后，改装成透着妖孽之气的超现实活宝。毫无疑问，在任思鸿的创作当中，经济策略与当代艺术的潮流一致，做法方面有他自己清晰的理路。而正是在策略和做法上他的双脚站在了老路上，与他先锋艺术家的身份背道而驰。

我以为，任思鸿在“利”得手之后，正在谋求更高远的“名”，因为当代美术的格局已然和他的工作渐趋吻合。

世界美术思潮历来就习惯把社会转型时期的艺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被看作资本主义登堂入室所带来的结果；印象派以来的种种变迁被理解成工业革命的产物；现代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变种；后现代思潮是二战后消费文化蚕食人心的改造过程等等。当“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命题，对他们来说，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莫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厄尔尼诺现象一样使新中国这座冰山融化在蔚蓝的海洋里，创造性地使“新中国”重新回归“旧世界”。所以，和新中国以来主流的意识形态相龃龉、相悖离的观念就具有了世界美术新颖而激进的意义，犹如“文艺复兴”之于欧洲的中古时代或者“现代主义”对古典精神的叛离。事实上，世界美术史的中国部分正在逐步成型：以颠覆“新中国”代表形象为形，以幻灭一切具有民族特质的观念为神，一部形神兼备的当代中国美术构架已经初具规模。它就像赛衽岛，感召着一切有才华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这座人工岛就修建在我们的家门口。

应该承认，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民族立场是偏狭的同义词，但民族文化的秉性是文化标准化的障碍，基于民族利益和立场的政治涵养是标准化的大敌。问题是谁在以什么意图在格式化？以谁的标准来标准化？何以我们会生出“被”什么什么化这种庸人自扰的感受？应该说，是现实。

当偶像被颠覆，庙堂就变成剧场，仪式变成喜剧，虽然我们既不需要偶像也不喜欢庙堂，但我们痴迷喜剧，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喜剧，而是因为我们总应该被什么所打动。今天幽默的、无赖的、恶搞得、戏仿的、篡改的所以成为时尚，通过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和宋丹丹引发的集体快感已经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了鲜明的特征。而与这种特征合拍的，都有可能具有美术史的价值，也就是具有变成贵重财产的可能。美术史上的名与贵重财产明摆着的利，使当代中国美术回归到资本主义体系的老路上。由于习惯了全球化的幻想，新中国付出极高代价的社会实践在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阶段，美术史只提供这样一条使艺术家名利双收的老路。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数人用生命所开拓的新道路的毁弃，毛泽东从民族品牌变成小丑标志。

对！古往今来，名利总是能打动我们。

200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