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与做人是成功之本

理论的目的全在应用，这样，理论、方法与效果的关系问题，便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正是与我的理念相悖的。这种人即使是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得逞，但从长远和根本看，其下场不会是乐观的，因为方法与做人是相联结的。无视做人，不可能找到成功的方法；不掌握科学的方法，也很难做成功的人。唯物辩证法与做人的一致，这便是我找到的人生制胜的法宝。

（一）唯物辩证法、做人及其与真理和成功的一致性

唯物辩证法是人们根据客观事物间普遍联系、相互依存、对立统一和量变质变及否定之否定规律，而总结出来的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思想方法。它的基本点是：存在第一，意识第二，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反作用；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所以人的头脑能否正确反映客观，就取决于是否把自己同时也摆在客观的位置上，其关键是“公心”还是“私心”的问题。人类生存斗争及其认识的历史证明：人们是可以把“公”与“私”统一起来的，即以“私”为基础，以“公”为目的，“私”包含在“公”之中，“公”是“私”的发展和继续，“公”为“私”提供了生存条件，“私”则应为“公”做出自己的牺牲。这样，人们就不再存在利益和情感干扰了，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唯物辩证法了，即人的头脑就能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了。这就充分说明了唯物辩证法与做人、及二者与真理的一致性；而真理就意味着成功。  

已经讲过，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私有观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存在，这正是阻碍人们对客观规律正确反映过程的履行的，是做人和唯物辩证法的大敌。因为客观事物是按它自己的规律而不是按参杂了人的私心私利的主观意愿运行的。因此，只有抛掉私心私利，或者说，必须将自己纳入客观而不受私心私欲导致的主观意愿的干扰，才能掌握唯物辩证法。要如此，一是必须要矢志和忠实于理论，不间断地深化认识，因为社会和世界都是不断发展的，解决私心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这些都需要以不断深化认识来解决；二是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是非的标准，并以此严格地解剖和修正自己，而不是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可以这样说：没有公心便没有唯物辩证法；不保持公心也便不能保持唯物辩证法，真理和成功也便不可能存在。

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人是其中并随之运动的一部分，人自然在唯物辩证法之中。难道人不正是以主动与被动和生与死的矛盾对立参与客观物质世界的代谢运动吗？唯物辩证法取决于主体纳自身生死于客观；反之，主体不纳自身性命于客观实际，便不会有唯物辩证法，也就无所谓做人和成功。这里要害是客观实际：客观把唯物辩证法与主体的生死统揽在一起，也即生命与唯物辩证法共存于客观世界之一体中。所以，像不以公心做人不可能有唯物辩证法一样，没有唯物辩证法也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有生就有死，有“私”就有“公”，不能拦截其半。一些饱读兵书、经书而贪生怕死者终生无为，就在于没有把其性命投注于唯物辩证法这部原著即实际之中。实践证明：没有唯物辩证法，至少是公心蒙昧，或者不能持久。

不难看出：客观实际是做人与唯物辩证法的共同母体和节点，是真理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同样明显的是，立身为公还是立身为私的问题既决定做人，又决定唯物辩证法，它是唯物辩证法与生命二者的共同要素。方法与做人就是以此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古今中外之忠臣良将、贤人圣哲之能建功立业、造福世人，其底蕴就在一个“公”字。没有公心，就没有大智；没有大智，公心就难于自觉，也就很难成就大业。唯物辩证法与做人就是这样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主观与客观也就是这样须臾不能脱离的。其实，古人并不完全懂唯物辩证法，但它是客观存在，不管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一切成功都无例外地遵循着它，后人只是明确和阐发了它。历史表明：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总是以立身为公的高尚人格为底蕴的；而高尚的人格又总是以唯物辩证法来保证的。这就一再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与做人、及其与真理和成功的一致性。

（二）成功与唯物辩证法相一致的见证

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军事谋略及现代国际企事业有关科学管理的经验，最好地见证了成功与唯物辩证法的一致。

例如，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敌后；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时，我军挺进大别山，都是看到和利用矛盾的另一面。抗日时期，一边集中和强化自己，一边分散和削弱敌人，逐渐使敌之强势变为弱势，我之弱势变为强势，最后敌强我弱变为我强敌弱的统战谋略；及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和强敌之弱点，以变我之整体弱势为局部强势，最后变敌强我弱为我强敌弱，则是利用量变质变规律。

在科学管理上，在“清一色”中掺“沙子”；人的长处和短处可视为同一问题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没有绝对的好坏；得与失、顺境与逆境、锻炼与消耗等都是并存的；反复就是量变，是质变的苗头；领导者拿捏轻重缓急，就是掌控量与质的关系。

这些都是对事物的两重性及其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的相互转化和量变与质变规律的运用。

又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部署，辽沈战役是考虑到解放全中国；先打锦州，是考虑到辽沈与平津两大战役；对某些地方的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并缓期歼灭杜隶明，是与和平解放北平相策应；淮海战役，则要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发展态势和渡江歼敌；抗日战争中，把抗日与兴共相结合，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还有毛泽东对错误的处理，把批判与缓批判和不批判区分开来，把犯错误的人与他的部下区分开来，把弄清思想与团结同志区分开来，把内心有愧与死不认错区分开来；对张国涛和王明问题的处理上，毛泽东充分揣度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的心理状况，等等。

在科学管理上，有时候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一些细小而关键的因素及极具破坏力的分子，必须果断处置，因为这往往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对人的本性和天赋、潜质的发现，要从细微处着眼；领导者不能事无巨细，但又必须亲手解决或亲自过问事关全局成败的特殊问题。

这些又是局部与整体、特殊与一般及联系与区分的关系之唯物辩证法范畴的运用。

再如，民主革命抓农民和土地问题，抓武装斗争；日本入侵后，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实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遵义会议上，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军事上，攻心为上，特别要抓敌指挥官的心理状况；政治攻势立足于“正义”二字；在农民的基础上培育出一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在科学管理上，出现问题主要不能到外部找原因，甚至以破坏他人来拯救自己；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单凭法律和制度是不够的；关心和尊重、双方的意愿和利益的结合，比起恃权和说理，是令人顺服的最好办法；长时间的沉默是对浮躁、空虚的心理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偶然性可以发现和拯救必然性，事物的转机常常发生在一时无意识即量变中断之时。

这些显然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内因与外因、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自觉。

这些事实无疑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用智和理事之成功与唯物辩证法的一致。

（三）历史的告诫

关于唯物辩证法和做人，这里更重要的是客观实际。因为如前所述，客观实际是唯物辩证法和做人的共同母体和节点，是衡量真理和做人的共同准绳，是真理和成功的先决条件。脱离客观实际，无从谈唯物辩证法和做人，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对历史和对人的正确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就更无从说起了；而唯物论和辩证法取代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也就只能始终是美好的愿望了。这是历史对我们最严正的告诫。

在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问题上，我们一度脱离过中国的实际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尽管我们一贯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提倡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正是我们理论的悲哀。一个时期，我们不是从经济社会实际出发，而是用政治、群众运动和驯服工具论这些偏重意志的产物，取代了经济、科学文化和个性发展这些社会的基础要素；又无视国际社会的发展和比较，一直偏执地把书本理论甚或具体经验当成了出发点和最高准则。这就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客观实际本来是理论的生命和本源；理论只能、而且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裁剪和发展，这正是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内涵和根据。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发展，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和不变的真理。全部问题就在于：对理论与实际的位置及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可以这样说：脱离实际是百害之首，是败事的第一根据。这是历史首当其冲的告诫。

无视历史，从根本上背离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对社会和对人的正确认识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处理也就无从谈起。只有美好愿望，而不将自己纳入历史，使之成为唯物辩证法的一部分，唯物辩证法就会丧失它的前提。世界上不存在不受客观约束的天才，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并受其约束，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具体的家庭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生理遗传因素铸就了人们不同性格的基础和雏型，自我生存和自我实现则是其共同的天性。除极少数在自我追求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我与客观外界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能够自觉地自我调控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自我利益为轴心，以环境和潜质为机制，没有先天的好与坏，也不存在“为我”与“不为我”和“不自觉”与“自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没有对人的这种本质认识，实际也是对社会和对自我的根本认识，是陷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根源。这是历史更为深刻的告诫。

弯路和失误是有具体历史的和主观的原因的。我们的革命前辈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强烈的反帝愿望，恢复中国历史上的荣耀和尊严，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加之，斗争的残酷和道路的曲折，以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滞后和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这就极易把起点当成终点。此其一。其二，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基于社会的不平而由海外舶来的社会革命理论，而非我们社会自身哲学内涵的自发成长，因为我们当时还不具备新时代的思想文化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这就给我们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留下了先天的缺憾。唯物辩证法本来是用来解决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的，但它本身又有赖于历史和对自身的认识来催生；而历史又偏偏姗姗来迟。这就是我们弯路和失误的历史原因。这也反证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和自我的一致性。这就告诉我们：历史是理念和发展的根据，任何理论和愿望都不能代替它。

今天，历史已经是今非昔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已经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和整个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基础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主权国家；科学技术和国民教育也几近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已被终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正朝向政治经济多元化发展；信息革命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身与社会和群体的不可分离；而公众意识的提升又反转来推动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及人们自身素质的全面进步和提高。这种良性循环，是物质文明生产和精神文明生产的永恒的机制和不竭的动力，是世界和谐的根据，是人间正道。今天的社会和科技发展，为人们充分意识和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我们人类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庞大的宇宙辨证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袒露了她的胸怀。历史总是这样无私地向我们奉献。

人们已经看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与现代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实现嫁接，这种历史大势，无疑将是全人类和谐进程中一次不可多得的契机，它必将把唯物辩证法和人的素质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这就为人类新的成功和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预示着一轮新的、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