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重温“炮打司令部”

重温“炮打司令部”

恽仁祥

写在前面，因为众所周知“炮打司令部”被称为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曾轰动全国，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个敏感的问题，所以先讲几句题外话。回顾我在这以前发表的几篇文章，比较多的介绍了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邓小平等，他们间在一起叙谈关于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晚至7日上午的重大事件，相互交谈中，都直叙己见、或借人之口(包括外国人之口)，基本上统一了认识：那是一场右派政变。隨之以后，他们内部又发生矛盾，邓小平说是：内訌。这些公务員们都表了态，我们这些被称为共和国主人的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就更应理直气壮地来评论这些问题。何况毛主席晩年一再提出：中央岀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还说：他死后，几个老帅要闹事，出现军中赫鲁晓夫，怎么办？(注：主席的这些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都注明了出处)。我还是那几句话，毛主席在世时，我们髙呼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去世后，我们更应髙呼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做两面派。因为毛泽东三个字，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他代表了我们的党、我们社会主义江山、代表千百万先烈的共产主义信念！

既然是右派政变，同出了修正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是一回事。今天来回顾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被称为“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很有必要。

 邓小平说：“八届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派工作组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已的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过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坠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已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

 上面，仅摘抄本人已发表的“另类《邓小平文选》”一文中，有关邓小平一系列言论中一小部分，从他的全部自述、信件等内容看，邓的自述或说检讨也好，所述情况是属实的。而且他也郑重声明过共产党人，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另外，在文革期间，沒有群众揪斗过他，更谈不上有逼供信。毛主席甚至不让林彪、中央文革插手邓小平的问题。由此可見，邓小平后来说林彪、江青迫害了他，纯属为了某种需要而虚构，但可以理解，因为他也是人，不是神仙，那有一点私心没有的。另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没有点名是谁的司令部，邓小平能自告奋勇对号入座，并感到“一針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对他自己另立山头，在党中央以外，另立司令部，感到如此切肤之痛，确实让人感动。也证明毛主席一针见血，揭了问题的要害处。本来这个问题就祘过去了，但有人偏说毛主席在文革中全錯了，而毛主席己去世，已不能辩护，我们有这个责任，把问题弄清楚。

从以前本人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毛主席在世时，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其中有邓小平同胡耀邦一段对话，朋友们都能从中看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他同叶劍英背地里策划要在中央抓人、以至企图策动周总理而遭到严词遣责，并承认：“总理对主席忠心耿耿”，言外之意，他们就承认了自己对毛主席三心二意、或别有用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毛主席早有定论：“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的关系呢”(参見师东兵访华国锋谈话记录)。如果一个政党，承认一个政治局成员私底下认为另一个政治局成员是“坏蛋”(注：无任何現行叛变投敌或殺人放火等現行活动，而来不及通过正常程序处理的情况下) ，就可随便抓人，以至“谁不赞同就抓谁”，是合法的话，那么，此例一开，都照此办理，岂非乱套了！这些大道理，那几个大人物，平常也能用它来道貌岸然地教育“臣民”。我们党在面临十分危急的战争年代，张国涛另立中央，也没有把他抓起来；王明一直逃亡在苏联，公开反共、反华，中央还保留他中央委员的资格。因此，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在一般情况下，私下策划逮捕另一个党员，都是非组织的违法行为。往往都是野心家、或阴谋家篡权，才如此胡为。林彪是这样，他们说的“右派政变”，也应属于这类性质，这才是符合党章、党纲的正确结论。

 《张受萍在1975》一书说：“什么‘一手遮天’！我不是‘一手遮天’，我是一手通天！”(注：他1975年约4、5月间这样讲时，毛主席、周总理还在世，从全文看，他指的‘天’，指明是邓小平、叶劍英、华国锋)。又说：“而江青这时正愁着沒有整垮邓小平及其‘四条汉子’(胡耀邦、张爱萍、ＸＸ、ＸＸＸ)的材料哩！”[注：从该书上下文看，张爱萍这段话，是针对七机部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张的问题，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事实上这同江青无关；另外，批张是毛主席提岀来的，这在后面介绍，七机部给毛主席写信前，张已被批判，而不是因七机部的信，才批张爱萍；“四条汉子”，以及下面介绍该书中讲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这些封号，国防科委，以及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的两个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从来沒有人这样讲过，也沒有听说过，是张爱萍自己招领的]。

《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说：“‘张爱萍同志’，纪登奎说话是很严粛的，‘你应该很清醒地认识自己。你犯的是方向路线错误。在这次右倾翻案风里，你是主要的一个’”、“张爱萍已经被‘钦定’为‘右倾翻案风’的主将之一。其余后来才知道，还有ＸＸ、胡耀邦、ＸＸＸ，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注：全书对“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谁“钦定”的，沒有作交代，也沒有听说过毛主席讲了这话，“钦定”就只能是张爱萍自定的)。

 (以上参见作家出版社《张爱萍在1975》第190、 269页)。

 在此，补充说明1975年底前批张爱萍的问题。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结束后，毛主席把李先念留下来，对李先念说(大意)：“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李先念把主席的讲话精神向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作了传达。陈又把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兼第二书记陶鲁笳找去作了传达。

后来有李先念掛帅，由纪登奎、陈锡联、华国锋和陶鲁笳共五人组成帮促小组，帮张(参見《张爱萍在1975》第258页)。由于张爱萍不认错，又扩大到科委和七机部两个党委常委帮张爱萍“过关”。还无效，最后中央决定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联合召开党委扩大会，由百多人逐渐增加到两百人左右。在准备开扩大会时，七机部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信，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在扩大会开了约二十多天，国防科委有的同志给毛主席写了揭发信，主席也作了批示。后来这两位写信的同志，一位被判了十六年徒刑，另一位被开除党藉；稀奇的是，该同志离休后移交地方时，档案里竟沒有“开除党藉”的材料，造成极坏影响。

从上述过程，可見批张同江青毫不相干，批张爱萍完全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由李先念带领，共四位副总理親临指导或每天一汇报。四位副总理无一人是“四人帮”。四位副总理来抓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是少見的，是不是中央和毛主席沒事找事而和张爱萍过不去呢？不是的，毛主席提出批张爱萍是完全正确的，请看事实，除掉他上述自认的“天”、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为证据的独立王国外，还有如下问题：

1)、别说当时他的反动言论，即便他在《张爱萍在1975》一书中的反动言论，也够冒尖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这本书；

2)、1975年8月前后，张爱萍背了组织，要他的心腹刘某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我们报纸上沒有公开的中央领导的材料；刘某背了党组织，滥用职权，组织十几名高级外文翻译人員，从进口的四种文种反动报、刊上，非法突击搜集了六篇恶毒攻击、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反动文章，并翻译成中文，向张爱萍作了汇报；張给刘批了手令，刘向下布置继续搜集。1975年底，刘某不知何因(注：当时还不知张爱萍有问题)，突然加班加点写揭发材料，包括张的手令，报中央后，中央华国锋、陈锡联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后报中央。

3)、《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岀：“1975年，…王洪文多次找某主要领导人(注：原稿为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审核时，希望不点名)， 要在上海搞核弹头(运载工具上海己能生产)。李敏听说这件事后，因为正在青岛养病，就让哥哥(注：孔令华)及时报告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事我不知道，军委也不知道，要查’。小平同志还说：‘要李敏好好养病，回来后让她到我这里来，有我在，以后江青不敢整你们了’”。(参見海南出版社《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5至166页)。该书出版经中组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审查批准；书名中“唯实”由当时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

另外，张爱萍同王洪文多次密谋“成交后”，还亲自写信和布置人员要同上海的陈阿大联系，而撇开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后来王洪文被捕后，张爱萍把有严重心脏病的某同志(即张要浱他去上海同陈阿大联系的)，打成“李敏‘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关进张爱萍私造的监狱进行迫害，企图殺人灭口。

中国政府是“禁核扩散条约”簽约国，私造核弹头属什么性质？

以上问题，都是1975年集张爱萍于一身；毛主席对批张的问题的指示，是否正确？已无可争议。而且，处理这些问题全过程，同所谓的“四人帮”毫不相干。张爱萍给自己戴一顶“受四人帮迫害”的“光荣帽”、加上他借以弦耀的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这两顶光荣帽，不仅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借此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还栽赃了江青“四人帮”，一举获三利。

 毛主席去世后，张受萍进行残酷打击报复，迫害揭发他罪行的李敏、孔令华以及其他知情的共二十多人 。请看事实：

《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指出：“曾与她(即李敏)‘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战友门，有的纷纷作鸟兽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说清楚时，痛快地供认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人李敏同志，说是她向他们传达了‘最高指示’，才干下了那么多‘暴行’的”、“ 别的单位揭批查的目标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她所在的单位批判的对象却是‘王、张、江、姚、李’。李即李敏也！(以上均引自《红色贵族》一书)”。“但像《红色贵族》一书中写的那些话，恐怕就不只是針对我个人了。这样写的目的，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恐怕是借攻击我之笔，想继续燃起那般早已被党中央否定了的批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余火吧！”“对于我个人而言，说我什么话，…，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普通的军队干部，无关于党和国家大局，无损于党和人民的利益”、“历史是昨天，历史是过去，过去的历史自有公论”、“ 人们所以这样关心我，是因为我的爸爸是毛泽东，是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当然，对于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不能沉默，我同样以大量事实一一报告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普通公民，我还是一个军人”、“这里，我也不妨提几位领导同志关于我的问题的谈话：1980年万里同志这样说‘没有想到国防科委(注：原内容是国防科委张爱萍)把李敏搞成这个样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帮连到一起，根本不合逻辑，这是个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我的这些话是我们集体的意见(指中央领导集体意见)。罗瑞卿同志出任军委秘书长后，得知我的情况，他非常气愤，并表示：‘等我从国外治病回来，我亲自处理(注：遗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国离开了人世)。黄克诚同志任军委纪委书记时，也非常关心我的事，并委托军委纪委副主任甘维汉同志和总政副主任朱云谦同志找我们的单位领导谈话，要求他们解决我的问题。黄克诚同志明确指示：‘李敏沒有什么问题，告诉单位领导，要让李敏上班工作(注：张爱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证，不仅不让进办公室，连每月的粮票都不让去领)。恢复组织生活。如有什么问题，党委可同李敏当面谈嘛！余秋里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也非常关心我，并指出：‘看来一下子做不通单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调到总政来(注：调总政后保护了起来才免遭张爱萍迫害)”。

 (以上参見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毛泽东》第377至379页)。

 张爱萍把李敏定为“国防科委‘四人帮’小帮派女头子”，然后用高压、升官等让某些人编造“罪行材料”。共计迫害二十六人之多，私造监狱，非法关押八人，均被诬陷为“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 。本人很尊重李敏同志，因为她是毛主席的骨肉亲人，但我们间无任何私人交往，更谈不上什么“阴谋活动”，但张爱萍纵容其心腹常某和刘某秉承张的旨意，凭空编造“罪名”：胡说“李敏伙同恽某整死了肖向荣同志(国防科委副政委长期住院于301医院病故”、“李敏伙同恽某给毛主席写诬告信，制造了对张爱萍的‘耸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注：把上述刘某揭发张的事栽赃到李敏和本人头上，把华国锋、陈锡联批示查清张的问题，转嫁影射毛主席)” 、“李敏同恽某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这些“血案罪行”，明显是为了杀人灭口。而把当时在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我，非法关进他专门私造的监狱长达十七个月，直到中央严厉批评了他以后，才被迫把八个被非法关押的同志放了。

 经组织核查，以上所有“罪状”均系子虚乌有。恶劣的是，本人根本不认识肖向荣，只是一次我们在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突然进来一位老年军人，另一位同志看出我不认识他，走过来向我介绍：“肖向荣副政委来了”{注：肖调来科委时，我任科委派驻某三线单位工作组组长，加上肖长期住院，我们间互不认识}。我立即起身让座，并倒了一杯水，礼节地端到他面前。大家坐定后，有人提议请肖副政委对主席讲话给大家启发启发，他一直谈到下班，总计不到四十分钟，我搀扶了他把他送上电梯；会上自始至终本人沒有讲话，更谈不上有李敏在。过了约十多天，说肖副政委病故在301医院，通知大家去向他遗体告別。我一生中，唯一見了他一次，唯一听了他几十分钟的讲话，也是最后一次見他和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张爱萍之流，口口声声文化大革命如何迫害人，请问，谁有张爱萍之流如此迫害人的高超水平吗？因此，整我时，我谈不上有什么“交代”，倒是有好心的领导同志劝我检讨几句，大家都下个台阶。我说：“沒有好检讨的，除非党章規定，张爱萍的错误，要我来检讨，否则一句话的检讨都不做，我没有什么台阶要下的，他想怎么迫害，听便，无非掉脑袋，多一个疤，但量他没那么大的权，別看他张牙舞爪”。并请这位领导同志原原本本向科委常委报告。

李敏同志，因本来身体较弱，毛主席去世、接着母亲贺子政去世，给她带来的悲痛可想而知。但张爱萍丧尽天良，乘机迫害李敏，致使她精神崩…，而住了一年半安定医院，幸好万里、罗瑞卿、黄克诚、余秋里等中央领导的关心、保护，算是保住了命，为毛家減少了一位烈士，是人民之大幸！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之大幸！

 再看李敏的爱人孔令华被株连遭迫害的情况。

《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一书指出：“仅举几例，(1)、作家文摘1993年1月1日创刊号《悲剧式的人物李敏》；(2)、1993年6月出版的《红色贵族》一书，头篇文章是《‘第一公主’的悲剧--毛主席的女儿李敏》；”(3)、“《北京晚报》1996年1月19日第11版特约连载李鸣生写的《走岀地球村》一文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指名道姓对李敏进行造谣、诽谤。还特意点出是毛主席的女儿，蓄意给毛主席抹黑，造成极坏的影响，好多了解事实的人看到《北京晚报》这篇报道很气愤。为声张正义，我们亲属曾给当时还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建行同志写信反映，尉建行同志很重视，还批了要《北京晚报》认真查处”。(参見《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63页)。“从贺子政病重、去世，遗体告別到骨灰安放，李敏一直处在极度悲伤的状态中，泪流不止。……，从上海来北京，又从北京回上海的整个事情的过程中她受了不少委屈，连起码的人之常情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要求都没有满足，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一生中的憾事”、“ 当时38军领导很关心哥哥，为了哥哥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同时离家近些，便于照顾李敏，军领导向北京卫戍区领导秦基伟、陈先瑞反映，于1981年把哥哥调到北京卫戍区工作”、“ 1985年，49岁的哥哥从此沒有了工作，并且规定一不准转业，二不准退休(年令不夠)。困难中，我建议去找有关领导(也是哥哥和李敏曾经帮过的人)。哥哥不同意，再三给我讲：当时人家困难帮助了人家是应该的，不要求汇报”、“ 哥哥曾是北航毕业的高才生，航空部的领导也了解哥哥的能力。当时航空部的领导对哥哥的处境表示同情，于是就借调到航空部系统，这一借调就是５年。借调总不是长久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父亲商量让哥哥到政治学院做一名教员，哥哥也很同意，这是他的愿望……。父亲了解到当时政治学院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我父亲由生以来第一次为子女工作的事求助于人，但结果(政治学院)领导沒有同意。他们宁愿到地方招人来……，为此我父亲及我们全家都很伤心” 、“父亲给了我打抱不平的气质，……。我决定去找习仲勋同志帮助……。他(习仲勋)激动地讲毛泽东的女婿也得给出路！难道连工作的权力都沒有？(注：张爱萍自宣布李敏敌我矛盾那天起，受迫害的二十多人，先后被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力)，何况令华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当即在我写的信上批给赵东宛同志酌定：请能予以转业(大意)” 、“1990年10月3日哥哥办了转业手续。当时我父亲已重病住院，哥哥被所在单位免职，又不准到政治学院当教员，隨后被航空部借调到所属单位，后派到深圳由哥哥自己创办了深圳瑞达科技实业公司”、“父亲临终前就对我讲过：你哥哥走这条路是逼出来的”。

(以上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70至173页)。

该书又指岀：“哥哥在筹备‘毛主席诞辰105周年’纪念活动时，因发生了意外造成右手骨折。一直…坚持工作。这次纪念活动刚结束，广州要筹办1999年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哥哥立刻驱车由深圳去广州，……，商谈后返程时在广深髙速公路翻车受伤，骨断九根，送入深圳红会医院抢救，手术时出现事故，突然仃止呼吸。………。红会医院…，说了一个粗心大意接受教训就(把这一医疗事故的责任)交代过去了”。(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199至200页)。

本人参加了在八宝山的孔令华同志的追悼大会，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和曾庆红送了花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孔令华治丧委员会讣告”(全文参见《我的哥哥孔令华》第244至247页)，髙度评价了孔令华一生优秀品质和所作出重大贡献、立功情况；并严正遣责了孔令华同志生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写到这里，我含泪想起毛主席一、二事：1)、毛主席在六十年代还用食盐刷牙，而不用牙膏。毛主席说：“能省就省么，……。红军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现在虽然经济好转了，但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困，老百姓还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我们还是应该勤俭一些，勤俭办一切事业”。2)、“他(毛主席)平时用的牙刷，牙刷头上剩的沒有多少毛了，卫士们几次要给他换一把新的也都被他拒绝了”。(参見新华出版社《“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17至318页)。可是，就是他老人家的后代，被张爱萍株连九族被逼上自谋生路的境地。

一位在西安事变中立有卓著功勋、我军炮兵司令员孔从洲老将军的儿子、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同志，就因为张爱萍残酷打击报复李敏(因揭发了张爱萍同王洪文的反党活动)，而株连九族，剝夺了孔令华为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力，以至在军内、北京无立足之地，被逼上梁山到远离亲人的深圳谋生，因车祸而惨死在医疗事故。同时由于张爱萍打击报复迫害李敏，无耻地编造了一大堆蛊惑人心的“滔天罪行”，几条爬虫，借此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悪浪。

张爱萍为迫害揭发或了解他同王洪文的反党阴谋活动的李敏、孔令华等二十多人，使尽全力，遗憾的是，从这些人中，没有查出一个人给“四人帮”写了诬告信、“劝进信”、“效忠信”的；沒有查出一个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有联系的；更沒有查出有一个人跟了“四人帮”干了坏事的；也没有查出一个人受贿或贪污一分钱的。自豪地讲，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级以上干部、革命知识分子。1980年中央定为是张爱萍制造的天大的冤案，是完全正确的。事实无情地证明，除张爱萍本人同王洪勾搭搞阴谋外，另外，鉄的罪证证明：真正参与给康生送了诬告信，诬告彭德怀等老干部是“苏修特务”，并私立专案迫害彭德怀等的是张爱萍的心腹刘某干的，国防科委迫害那么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总政阎王殿黑分店”、踢开党委闹革命、搞喷气式或用箩筐把罗瑞卿抬出来批斗，都是被称为“林彪的亲密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某几个常委们领导了一些人干的，而都让张爱萍包庇了。对此类劣行，李敏当场退出了会埸；本人贴了署名大字报表示抗议他们迫害干部。张爱萍利用一手通“天”的权势，把这些栽赃到李敏等人头上，煽起了社会上几条爬虫，疯狂反党、毛主席。由此可見，我们这些亲历文化大革命的同志们，有这个责任，彻底揭开某些反文革的人物，借文革名义反反革，而制造一系列残酷迫害老中青干部、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等严重问题；以及他们挑动和制造的打砸抢问题。决不能让他们把这些栽赃给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

张爱萍的严重问题，华国锋、邓小平等都知道，并分别有文字或口头要查的批示和讲话，事实上都沒有查或不了了之；张爱萍还官运亨通，一提再提，更助长了他反攻倒算，猖狂迫害知情人。更严重的是，张爱萍那么猖狂地迫害知情人，中央确认是：“天大的冤案，问题一定要解决”。但张爱萍一个人就能顶着，李敏等二十多人至今不平反，甚至张爱萍一个人就可随心所欲编织“罪状”迫害同志，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到如此地步，竟无人管、无人敢管他。难道不正证明“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一手通天”的客观存在嘛？！在党中央以外还有个“天”、还有个中央管不了的“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不恰好证明中央之外还有个司令部吗！

本人仅以国防科委一小部分事例，已证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就把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得淋漓尽致。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一定能战胜邪恶！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恽仁祥

2008年3月

答左某二先生质疑：谢谢你们质疑！坦率讲，如果你们“闻所有闻”，会比我写的好几十倍；说我“发泄” ，太客气了，我于3月1日网上发表这篇文章，于3月2日，用特快专递给全国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并全体代表，邮寄了我对张爱萍的“控告书”，并附上该附的证明材料及物证；去年寄给了十七大主席团；……。总计约三万字左右，内容比本文多而详细。因为我还略知道一点控告书该包括些什么材料。这似乎解答清楚了两位责疑的读者先生。

就这篇文章而言，我们是读者和作者关系，决非师生关系，如果你们非当先生，请给我打“负5分”，这不是谦虚，因为在反毛、非毛大环境下，我来唱反调，就该是负分。先生们不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流》、《真理的追求》被查封吗？

我给中央寄的控告书中，有一段话是我向中央作的检讨。因为文革期间我不赞同批张爱萍(这当时向有关领导明确表了态)，因为我家抗日一开始就是新四军联络站，对新四军的干部有说不清楚的感情。在76年批张时，我不赞同那么批他，首先向马杰副主任谈了我的看法，他当时明显同意我的意见，要我直接找陶鲁笳同志反映；陶对我说：他们当初也这样认为，而陈锡联同志对他讲，别抱幻想，否则先批你们。我又找陈彬同志谈了看法，他利用一个晚上专门做我的工作，主要内容是：张爱萍这个人很霸道、打击报复心狠手毒、他很怕他；而动员我批张。再后我在公开会议上表明了态度。但行动上照批，而思想上保留意见。但后来张爱萍那么残酷迫害李敏同志，我才认识到在这以前我全错了，而向中央检讨，并表示用行动改正，彻底揭露张爱萍。这就是我对他的认识过程。

恽仁祥

2008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