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艺术生产

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艺术生产

罗中起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7年第6期
 
     
　　在历史上，最早把艺术同国家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是柏拉图。他从按照他的理念论设计的理想国出发，提出“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这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滥觞，此后历史中的艺术观念大体没有超出柏拉图的思想，形成的基本观念就是地域性政治的或宗教的工具论。这种工具论对艺术的理解是简单化的，要求是强调性的。真正作为一种学说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正如伊格尔顿评价特拉西的观念学即“意识形态”理论时所说，“它是在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之不同，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学说，而是从属于他们所创立的历史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没有独立体系，如马克思所说，它“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这是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前提。
　　正是按照历史科学的原则，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反映，另一方面，这种反映又不同于“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这种社会变革本身，而是“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倾向性意识。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历史内容作出的如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那样的反映，而是对一定历史内容作出的阶级和政治的倾向性反映。后来，恩格斯专门讲了意识形态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在历史科学的范畴内讲的。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思想家完成这一过程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真正动力”，实质是由“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决定的阶级和政治的利益驱动；一是“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也就是来自他的“纯粹的思维”，或者是“他自己的思维”，或者是“他的先辈的思维”中的东西，比如“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特别是与科学意识不同，它是阶级利益的倾向性和遮蔽这种倾向的思维虚假性的产物，即总是以反映现实的非现实性或非“自然科学的精确性”，遮蔽着现实的利益倾向，所以“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这也是马克思没有沿袭黑格尔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去搞精神哲学或意识形态学，而投其一生从事“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从而创立了他们的历史哲学的根本所在。在这种历史哲学中，“意识形态”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性范畴，而批判的前提是对“市民社会”或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实现了对以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和清算。
　　马克思没有专门分析过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但上述理论为这种分析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共产党宣言》中曾强调，“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质，远比历史上的工具论复杂，就是因为它随着历史的“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历史内容和表现形态。从历史上看，它历经了三种基本形态。
　　其一，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从旧的生产关系中产生以后，直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一方面由于资本生产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生产方式，也没有完全支配社会的精神生产，另一方面“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是“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惟一的统治阶级”的，所以他们能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把理性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原则。这个阶段的艺术生产，以至整个的精神生产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从表现形态上看，还没有成为完全的资本生产。从历史内容上看，其利益被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思想被“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总体上表现了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非现实的理想性，对扫除封建残余，准备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普遍化，那些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同无情的现实生活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这一切“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些首先是由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出来的，但他们除了看到资产阶级世界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外，“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所以那些空想社会主义文学或称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文学，大体上也属于这一范畴。
　　其二，阶级或政治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种分离的历史过程，18世纪后半叶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分离，由此产生了有产者和无产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结构，因而也改变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历史地位，如《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阶级的武器，包括意识形态的武器，现在反转来“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包含着这种倾向。以往的等级社会的矛盾是地方的或民族地域内的矛盾，而现代社会的矛盾是资产者和劳动者的矛盾，这种“矛盾无处不有，一句话，具有全世界性质”。因此，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内容，不再是主要针对历史上旧阶级的倾向性意识，也不再是单纯针对国内其它阶级的倾向性意识，而是由所谓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倾向性意识，转而成为世界主义的以资产者针对无产者的倾向性意识。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判，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诗歌如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艺术生产的这种倾向性意识，包括交织于其中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或正在转化为这种倾向性意识的乌托邦意识。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表现_上人斗争的革命诗歌和支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创作，也是针对资产阶级艺术生产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形成的高度自觉意识，并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原则和策略。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实践，历史地威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新形态，成了两大世界阵营的矛盾冲突。对此，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明确的认识，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着明确的认识。1946年凯南第一次提出“和平演变”构想，1947年，“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宣称世界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政府“决心承担无限制的责任”来援助“自由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冷战”。这使得资本主义的艺术或艺术生产有了更加强烈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质，如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自信地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青年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用我们所需要他们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历史上，这种杜鲁门主义被称之为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被看成是这种“和平演变”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艺术生产“功不可没”。冷战结束后，一些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去意识形态化”，针对的也正是这种阶级或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
　　其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远比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的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战后的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的一些社会学家如丹尼尔·贝尔、亨廷顿等两次掀起“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与此同时，“终结论”也遭至另一些思想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批判。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为人们认识的。如今，这已经成了感性地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美国前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他的《大棋局》中，就描述了美国文化霸权的开端。
　　面对这样的事实，争论意识形态存在与否已无意义，重要的是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认知判断。布热津斯基的描述，从现象看是轻松的、得意的，但在实质上却是复杂的。比如，仅就描述而言，它呈现的是全球化的文化霸权同世界化的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叙述，这意味着对文化霸权的认识既不能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性质而否认交织于其中的世界化意义，也不能因强调世界化的历史进程而无视这种文化霸权中的意识形态性质；再则，这种描述以“在场”遮蔽了“不在场”，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霸权的高昂姿态，遮蔽了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现状，而意义总是存在于“在场”与“不在场”关系之中，这可能意味着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不会像布热津斯基描述的那样轻松美妙。
　　从根源上看，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的意识形态、与阶级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同源同质，都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一性”(阿多诺语)认可，遮蔽其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倾向，但其表现形态和历史内容及其结果却要复杂得多。
　　从表现形态看，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文化、权力意识。布热津斯基毫无遮蔽地将之称为“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并从大国战略的立场提出这种“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很好地证明了这点。正是出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化倾向的警觉，葛兰西在1930年代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从60年代始被人们重新提起，并受到高度重视。在葛兰西看来，国家不仅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文化的。他认为，政治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日趋明显而趋于弱化，文化霸权(又译文化领导权)将会越发重要，成为权力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葛兰西旨在论述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但也为解析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按照这种理论，文化霸权就是意识形态的权力化，或者说，意识形态权力化就意味着文化霸权。不过，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化不再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争夺”和“说服”方式实现的，而资本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借助着工具理性实现的，其最终根源还是资本。其突出表征，就是凭借资本占有和操持着超强的现代文化生产和传播力量，因而有着无限制的话语支配权力，这如同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以强势力量巧取豪夺，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一样，再一次把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分离，把说者与听者分开，从而加剧着先以欧洲继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边缘化。这种文化霸权引发的最大蔽端，就是艺术生产的世界性不对等、不平衡。仅以文化贸易为例足以见其一斑。金元浦说：“中外文化贸易逆差悬殊的事实正在备受关注，文化贸易的巨大逆差与其他贸易领域的巨大顺差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报道，近年来在文艺演出市场，引进和派出每场收入比为10:1；出版市场，引进与输出比为6.84:1；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为10.3:1，就图书版权而言，中国就引进12516项，输出仅为81项。”中国姑且如此，那些积贫积弱的民族又该如何?这种不对等的文化艺术交往与贸易必然推动着艺术生产的世界性不平衡。
　　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总以“霸权”姿态出现的，而是挟持资本，仰赖权力，“暗渡陈仓”，将意识层面的东西完全渗透和转换到了现实的经验层面，甚至成了现实经验层面本身的东西。罗兰·巴特曾从“神话”的书写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操作的普遍策略就是将意识形态性的内容转化，使它看上去是非意识形态的东西，使大众既愿意接受又毫无察觉。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似乎做得更为彻底，一方面将为意识形态的物化到现实经验层面，另一方面又将物质世界符号化，隐去其霸权姿态，以经验生活的面貌对人们构成一种欲望性的诱惑和柔性强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错位，视消费本身为文化的标识和地位的象征，重要的不是消费什么而是能否或是否消费，于是好莱坞大片、美国乡村音乐等，乃至西方高雅的古典音乐，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都不过是文化消费的经验对象，其间的区别渐趋消弥。马克思当年曾说，商品之所以能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是因为“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是货币”，如今商品又凭借“消费”的共性打破了精神与物质、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这里传播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其间也有先进向落后传播的文化导向，但当消费文化使艺术体验变成了一种“拥有”的感觉时，也就使消费者成了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美国生活方式的最易动清的接受者。这是文化霸权隐在的期待，如当年杜勒斯对苏联的期盼。
　　从历史内容看，它不再直接表现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政治敌对，也不再直接表现为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对垒，而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入侵，也就是说，它不再以直接对抗和打压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而是以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秩序、行为标准，消解和同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势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诸如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美国的全球化文化战略、消费文化等等，都带有这种文化入侵的性质，而资本主义的艺术生产几乎是它的集粹之地。虽然不排除这些文化形态对历史的世界化、现代化进程所发生的作用，但其意识形态的性质也是客观显见的。这种文化入侵的最大恶果是消解、戕害着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弱势的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改塑和扭曲着本土的自我形象。在这方面，最富启示意义的是后殖民批判理论。说到后殖民批判理论，总要提到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驱和革命的政治家法农，他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喊出反抗帝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第一道呼声。在这部著作中，法农以身体为殖民文本，分析了“黑皮肤”冲动着被漂白或戴上“白面具”的欲望心理。法农认为这是一种失去了自己的自卑心灵，而这种自卑心灵恰恰是白人殖民者制造的，是“白人文明和欧洲文化强加给黑人一种存在的变态，……所谓黑色心灵不过是白人人为地造出来的”。法农的经典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西方霸权文化对弱势民族的本土自我和民族心灵的戕害，这是远比“麦当劳式”的同质化严重得多的同质化，也是其后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等，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批判殖民文化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宣言》中曾说到，资本主义“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如果说资产阶级早期是凭借资本掠夺和殖民扩张制造了这种“从属”，那么现在则是凭借经济和科技支撑的文化霸权在延续和强化这种“从属”。有人以同质化的历史性为制造这种“从属”开脱辩解，实则就是否定了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属性。同质化，按照历史的世界化和现代化进程，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生活质量和人性发展的同质，不是同形同态，因此它并不是消解和泯灭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然而，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引发的恰恰与此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