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死去元知万事空？

苏哈托：死去元知万事空？

许少民 光明观察

耶稣死前说道：“结束了”；穆罕默德逝世前的遗言：“阿拉，就这样吧”；美国开国元勋、科学家、实业家乃至政治家富兰克林死后的墓志铭上仅仅刻着“印刷工富兰克林”；而对于苏哈托来说，他很可能在步入天堂之际对众人说：“死去元知万事空”——做你们的事情，不要管我那么多。可是，面对其留下的复杂遗产，人们能够轻易的说：“死去元知万事空吗？”不能，无论是印尼媒体还是海外报纸媒体都不约而同表达他们对这位备受争议的统治者的看法。

1月27日，印度尼西亚前“微笑将军”，“印尼发展之父”苏哈托由于身体多处器官衰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北塔纳米中央医院撒手尘寰，这位年已86岁的耄耋总统终于静静的走了。1月28日，这位掌管印尼30多年的大掌柜在经过一个短暂但庄严的国家典礼之后终于在中爪哇的家庭陵墓中“入土为安”，这正式宣告苏哈托时代的终结。在安葬典礼上，印尼现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发表讲话，这位总统将这位已经退休的，曾经毫不犹豫使用“铁腕”（iron fist英国金融时报语）政策统治印尼群岛长达32年的五星级将军尊奉为“印尼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一个忠诚的战士，一个真正的士兵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者”，苏西洛继续说到：“当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他矢志不渝的在稳定、增长以及平等的基础上践行国家发展计划，是他使得印尼逐步演变为一个发展与繁荣的国度”。苏西洛对苏哈托的定位基本上是正面的，彰显苏哈托作为总统所体现出来的不菲价值。然而，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苏西洛采取万无一失的技巧回应到：“的确，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错误与缺点销声匿迹，在这个世界上，人无完人”，“但让我们，代表国家，用真诚的心，就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用诚挚的声音说声‘谢谢’并献上我们伟大的祝福与感激。”苏哈托最大的女儿，政治经济能手哈蒂扬蒂（Siti Hardiyanti Rukmana）希望“上帝将评价他的善行（good deeds）同时原谅他的罪恶”，她代表家庭同样恳求“国民能够原谅他所有的错误与过失”。这番表述其实是苏哈托在其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某些语录的翻版而已。苏哈托曾经说过，评价他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唯一评委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有资格。而对于其他人的挞伐，悉遵其便，那是个人的自由。用一个抽象的不可证伪的上帝来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也是将自身神化的最好方式。

印尼上层政治经济精英对苏哈托的评价可以从现任总统的讲话窥知一二，那么作为印尼的中下层人民，他们如何看待苏哈托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呢？根据印尼《罗盘报》1月14日的报道称，该报在全国10个主要城市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7％的受访者认为，苏哈托成功地改善了印尼的经济，使印尼成为国际和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成员；76.6％的人认为，苏哈托在32年的执政期间，成功维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领土的完整（何谓领土的完整？血腥镇压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也算维持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么？）；66.1％的受访者赞成原谅苏哈托执政期间所犯的过错；61％的人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苏哈托涉嫌的贪污案（苏哈托对华人的大屠杀则不闻不问），因此该报得出结论，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苏哈托对民族有功”。不可否认，由于报纸媒体本身的偏好以及问题设计的缺陷使得调查结果有不可忽视的瑕疵，但至少从中可以看见印尼国民对苏哈托所作所为的“正面评价”。当然，国民也承认其存在着错误，但将苏哈托的错误范围局限在“家族腐败”而避开了“对华人以及少数民族的大屠杀等重磅罪恶”实在令人遗憾，这也证明苏哈托之死并未给印尼政治中的“转型正义”带来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几十万无辜的幽灵在他们看来，就如希特勒当初面对300万殉难者所做出的评价一样——不就一个数字么！一个长期生活在强人统治阴影下的国度，国民之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钝感依旧残存，难怪Buyung Nasution 曾经痛心疾首到：“我认为苏哈托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使得印尼人惧怕思考以及畏惧表达他们的看法”（转自R.E.Elson, Suhar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308 ），印尼国民对苏哈托的正面评价与定位，隐隐约约让人看到这个新兴国家残留的毒素并未因苏哈托的入土而消失，一个人的死总是容易的，但一个机制的死亡则很难预测……

跳出印尼国民的圈子，海外媒体是如何评价评价苏哈托的呢？仔细浏览东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评价与论述，我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

第一：大多数西方媒体开宗明义给苏哈托贴上“独裁者”（dictator）的标签。BBC、Financial Times、Economist、The Guardian、The New York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Washington Post等西方主流媒体都异口同声称其为“独裁者”，英国金融时报似乎意犹未尽，在一篇题为“Mystery Clouds Suharto’s Wealth”的时评中再给苏哈托戴上“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的帽子，彰显其客观独立的立场。纵观媒体对苏哈托“独裁”的定位，根源在于其所作所为违反了西方民主的规则与实践，在“新秩序”下（New Order），不计其数的屠杀与未经审判的监禁层出不穷，知情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游行集会等政治自由在高压统治之下不断萎缩。因此，苏哈托统治的30年被喻为“鸦雀无声”的30年。建立在Pancasila基础上的政治架构，在爱尔森（R.E.Elson）看来，缺乏弹性与活力，缺乏对变革的敏感性。这种追求极权的严酷与僵化（Totalistic Rigour）使得印度尼西亚成为政治理念的荒地（wasteland of political ideas）。凭借简单的常识与技术标准，在“独裁”与“民主”的两分法中，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定位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然而继续深入，面对苏哈托遗留下的复杂遗产，西方媒体也同样陷入了困惑。

第二：突破困惑而出的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采取“客观中立”的方式对苏哈托之功过以及其中的一些经历进行描述与说明，从而避开对苏哈托的直接评价。美国《国际先驱导报》、英国《经济学人》、英国《卫报》、英国《金融时报》、加拿大《国家邮报》以及《莫斯科时报》等都遵循此战术；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客观但非中立”的方式进行论述——所谓客观，就是在明确阐述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时说明其在践踏人权以及独裁统治上的不良记录；所谓非中立，就是在综合阐述之后对苏哈托进行正面评价，在许多记者与专栏人士的笔下，苏哈托的罪过似乎可以由功劳来弥补。BBC在一篇题为“The Lasting Legacy of Suharto”的文章中最后总结到“在那些动荡的日子过后，印度尼西亚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具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再次享受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只要看看临近与印尼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缅甸就足够让我们信服，处于不同领导人之下的印尼将会是多么的糟糕”，言外之意就是幸亏印尼有苏哈托这样的领袖，才使得印尼免于重蹈今日缅甸的覆辙。很诧异，BBC竟然将缅甸与印尼纳入同一个比较框架，为什么不将印尼和韩国纳入比较的轨道呢？实际上，这种庸俗的历史对比背后恰恰凸现了媒体对苏哈托30年统治的肯定。其次，《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Judging Suharto”的文章最后总结到：“像邓小平一样，他将这个国家从极权体制和贫穷的状况中拯救出来，同时将印尼引入一个繁荣与较广泛的个人自由道路中。尽管其本身含有不可磨灭的缺点，但作为亚洲最伟大的领导人，苏哈托值得我们铭记。”这种为苏哈托拍马屁的评论文章竟然来自亚洲华尔街日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也让我明白什么叫做西方民主眼中的“双重标准”。同样，《华盛顿邮报》一篇来自Pranay Gupte的文章“How Suharto Got It Right”更让我大吃一惊，作者在文章中谈到其并不是为独裁统治、任人唯亲乃至默许腐败背书，但面对民众对苏哈托的抨击与漫骂，作者站在“人口政策”的维度来阐述苏哈托值得称道的一面（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来减少人口的增长），特别在末尾来个点睛之笔——That is to say, let's be a little more careful about making sweeping judgments about Third World rulers, even those who come to office through unconventional means. Pulling nails and murdering people wasn't in the Indonesian tradition, at least not in Suharto's time——也就是说，让我们在彻底评价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甚至是那些通过不符合宪法的方式上台的领导人时多给予一点细心，拔钉以及屠杀不是印尼的传统，至少在苏哈托时代不是。敢问：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屠杀的嗜好与传统呢？按照作者的逻辑，斯大林与希特勒似乎都成了好人，至少他们激活了国家的经济，而他们身后的大屠杀与清洗都成为过眼云烟。

第三：与西方媒体不同，东方媒体却很少使用“独裁者”这个字眼，同时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东方媒体也陷入了困境。不过相对于10年前，亚洲媒体开始摆脱对苏哈托阿谀奉承的赞扬（这其实可以看出印尼这个国家在东南亚乃至亚洲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苏哈托死后，开始挖掘其政权的阴暗面进而采取客观而又中立的立场阐述他们的看法。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日报》(New Straits Times)在一篇头号标题“分裂的遗产”中称“在苏哈托超过30年的独裁统治中，腐败、任人唯亲和蔑视人权现象充斥其中”；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一篇题为“历史会给苏哈托什么评价”的社论中抨击了苏哈托领导下的政权违反人权的恶劣行径，并将其称之为“暴虐集团”，但同时也赞扬苏哈托任内为促进印尼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而一份亲政府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来自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组织(Humanitarian Dialogue)的Michael Vatikiotis亦指出苏哈托当政时期猖獗的任人唯亲现象——“苏哈托全权委托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建立企业帝国，当时希望投资印尼的海外投资者不得不与其打交道，”《菲律宾星报》(Philippine Star)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苏哈托政权可能充斥暴力，但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向西方开放并与邻国维持和平的伊斯兰国家”；韩国媒体也对苏哈托做出了双面评价，称赞他令印尼摆脱了贫困，但表示这一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是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的生命。同样，香港媒体诸如《明报》以及《文汇报》都从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评论苏哈托之所作所为，并认为苏哈托的逝世昭示了东南亚强势领袖年代的终结，而中国大陆官方报纸媒体对苏哈托之功过评价保持沉默。

然而，在这些媒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对苏哈托大唱赞歌的媒体及政治家。《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29日版李顺福“敢于肯定过去领袖的贡献”的文章则是替苏哈托背书。作者引述李光耀的话说到：“人们不应抹杀苏哈托执政32年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应该肯定他的功绩，并给予他应有的荣耀和尊敬。”然而在我看来，作者引用李光耀的谈话是避重就轻——对于苏哈托之罪恶只字不提——还要我们肯定苏哈托的功绩并给予荣誉和尊敬。我想说：“为什么不肯定他的罪恶，对他挞伐甚至名正言顺要求他承当责任呢”？不是已经有很多人为他唱赞歌了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浪费口舌，而不敢直面其罪恶？实际上，这种盲人摸象般以及管中窥豹式的评述与客观中立的评论相比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失误。而另外一篇题为“苏哈托将军的英雄泪——一个半世纪的观察”的文章中，作者陈加昌在最后总结到：“苏哈托去矣，在国内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尘与土’，晚年是‘悲剧’人物，对区域和平安定的贡献，他留下的是军人政治家伟人的胸襟与风范”，同样在作者的笔下，那段惨绝人寰的悲剧被有意忽略了，由于悲剧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评论的时候往往也显得潇洒自如。在作者的逻辑中，他的失误是应该的，不可避免的，而他维护东南亚稳定的成就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澳大利亚报纸则在一篇社论中说：“苏哈托正是这样一个人，将印尼从绝望中拯救出，逆转了共产主义的潮流，并令这个国家走上了当时前景还不确定的‘民主’之路”，认知的差距如此之大，不得不让人咋舌！

综合考察东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报道和评价，可以看出长久以来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矛盾情结。很多时候，我们忘却了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的根基，面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面对其遗留下的复杂遗产，我们总会自欺欺人——习惯了用辨正观点来看待某人某事，力求客观全面，寻求永远正确的废话；习惯了用个人的功劳弥补个人的罪恶，而不知道这种罪恶是不可能用功劳来弥补的；习惯了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天然断裂，导致我们不断的将经济发展置于首要的地位，也导致我们不断的陷入自我迷失的困境中——因此，我们陷入了一个混乱的评价体系中，而导致这个混乱评价体系存在的罪魁祸首在于我们失去了根本的评价标尺。而在我看来，这个评价标尺有三个维度：

第一：职业道德。任何行业都有职业道德，总统也不例外。在民主体制里，国民用选票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选举自己的领袖，给予领袖权力的同时，也要求总统对国民负责，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程度的福利。在这个框架里，领袖的权力与义务是相互统一的，总统做得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不应该的。如果领袖表现优异，国民对总统的所作所为表示认同与赞许，那么国民可以用另外一个任期来慰劳领袖；而一旦领袖失职，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国民自然可以用手中的选票堕弃领袖，施加惩罚，这是民主的运行逻辑。而以潘卡西拉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ancasila）为国家哲学的印尼社会并没有民主的根基，在这个政治自由观念极度扭曲的社会里，国民对于总统的职业道德本身并没有深刻的概念——总统的上台并不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践行的，同时这个国家本身并没有一个有关领袖的民主退出机制。在这个极权统治的社会里，在这个没有问责制的社会里，在这个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社会里，总统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得好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印尼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即将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刻，总统的成就更容易被夸大，而总统的罪恶则渐渐被人所淡忘。纵观众多的评论，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在这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他们的眼中，在这个本身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伤痕累累的国度里，整合与统一的难度本身就已经注定了总统不可能力挽狂澜，挽救这个失败国家滑向崩溃的边缘。而苏哈托成功整合印尼甚至促进印尼走进经济腾飞的道路本身颠覆了他们的预设思维，使得他们对于苏哈托执政下的经济成就有着割裂不开的特殊情怀，大书特书的现象自然层出不穷。在这里，似乎苏哈托总统做不好就是应该的，做得好反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对这种总统职业道德舍本逐末式的认知导致了今天国际媒体在评价苏哈托问题上陷入了矛盾的困境。然而在我看来，尽管在苏哈托就职之际，印尼国内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与灾难，但不要忘记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军官逼迫其国民让渡绝对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这使得拥有绝对权力的苏哈托能够顺利推进各项激进政策，因此，这这个角度来看，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奇迹。同一个时期，菲律宾的马克斯、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与苏哈托都有相似的政策取向，然而他们的命运与苏哈托截然不同。

第二：结果是重要的，过程同样重要。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时，海内外媒体往往陷入一种只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如果只从结果的维度来评价苏哈托，其经济成就不可避免会成为其免于挞伐的“金字招牌”，一旦树立起这个“翻天印”，任何批评与指责都失去了意义。从《亚洲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人》到《联合早报》，经济成就是评价的一个主线。然而，如果从综合性后果，也就是从程度与结果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评价苏哈托的功过，则有另外一种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会问：“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不是单纯的财富、GDP、经济增长率、CPI，而是思考国民的生活素质——这种生活素质不仅关注国民的财富，更需要关注国民的权利与政治自由以及个人能够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行能力）。在某些独裁者及其支持者看来，发展本身就局限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本身并不是发展的核心。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政治自由本身是“相互对立”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放弃政治自由——这种李光耀式的命题在东亚世界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李光耀以及马来西亚的高级官员都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诸如82岁的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Mahathir这样评价苏哈托：“尽管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并不是一个理想中的民主社会，但必须承认他给印度尼西亚带来稳定。当然，这个成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就是对个人政治自由甚至个人生命的野蛮践踏，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成为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度，50－100万的屠杀则是东亚南仅次于红色高•棉大屠杀的野蛮惨剧。实际上，苏哈托掌权的印尼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同时期的韩国、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陷入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中。而这种现象在澳洲国立大学学者费利（Greg Fealy）看来源于战后亚洲社会一个普遍的观念，也就是一个国家“需要由强人稳定社会秩序，带领国家进入现代化与工业时代，不少亚洲国家宁愿有个强人政府，牺牲民权都没有所谓”，独裁与威权政权往往代表国民界定“现代化”，在他们的定义模式里，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而民权则是次要的——而这种定义未必为国民所认可——因为独裁政权的民意基础本身就已经大打折扣。国际媒体重视苏哈托经济成就的背后逻辑显然是对经济成就之诞生基础的严重忽视。同样，按照他们的逻辑，苏哈托之诡异下台的根本原因则是亚洲金融危机给印尼带来的巨大创伤所致。然而，Schwarz 在《等待中的国家》（A Nation in Waiting）中却认为：“促使苏哈托下台的最终原因在于他所创立的政治体系所固有的致命缺陷以及他个人的自傲”，这个政治体系的致命缺陷则在于他的高压统治与对民众权利的践踏与漠视。因此，只有对其经济成就进行程序与结果的综合性考虑才能更好的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苏哈托的经济成就还是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这种践踏个人自由与权利甚至生命的经济成就是不是值得表扬？再进一步说，这种建立在贪污腐败、缺乏透明性的经济成就是不是值得我们赞扬？

第三：很多时候，个人的罪恶是不能用成就来弥补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时候更是如此。海内外媒体之所以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个人的罪恶可以用成就来弥补”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戴罪立功”是一种常态。然而，必须明确，在涉及到“人之生存”这个根本的问题时，个人的罪恶则不能简单的用其功劳加以抵消。我们可以用苏哈托的经济发展成就来抵消其在家族腐败、金融危机等问题上的缺失，但不能用来抵消其在恶意屠杀上的罪恶，然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在我看来，生命的存在是政治经济乃至社会运行的根本根基，经济发展只是实现个人生存价值的手段而已。如果我们无条件的鼓励个人的成就来弥补他的罪恶，那么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由于我们不能确保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就需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做得越多，毁灭的那一天就会来得越晚（ if you can't do anything right, do a lot. The more you have going on,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for it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to become clear，参见Mao and the art of management，Economist,Dec19th,2007日版）——而毁灭的那一天来得越晚，别人就需要为你个人的失误承当越来越多的代价。如果我们鼓励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可以弥补他的罪恶，也就是给未来的领导人一个启示：如果你在经济成就上有建树，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你的罪恶可以被弥补。凭什么乌干达的阿明、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卢泰愚需要为他们的过错承担代价，而苏哈托却免于惩罚呢？媒体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在哪里？

苏哈托，你的死不会是简单的万事空，历史的审判、道德的审判乃至人心的审判都将接踵而至，不是明天就是未来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