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日·祀灶

岁时节日·祀灶

常建华

载《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祀  灶

灶神的来源

    灶神的来历和性质，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灶即先灶者，是祭老妇人。《礼记·礼器》说：“奥者，老妇之祭也。”此“奥”字，实指灶，老妇指先炊者，全句意为灶是祭祀最初进行炊爨的老年妇女。《史记·封禅书》记汉高祖六年，在宫中令晋巫祠先炊，唐朝张守节解释说“先炊是古炊母神”，这是近似的说法。另据《仪礼·特牲馈食礼》说，祭日，主妇于西堂下观看炊黍稷；又说同宗妇助祭者祭炊黍稷之灶，雍人祭烹煮豕、鱼、兽之灶。可知当时灶祭在国家典礼中是重要的，妇女是家庙礼的执行者，在家族内祭祀方面承担重要的任务。的确，《礼记·祭法》规定的国家七祀(或说五祀)中，其一是祭灶，要求“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说明人民至少要祭祀户或灶，灶神是民间最普遍的信仰。人们认为五祀之神有出入炊食之用，祭之以报德。

    另一种灶神即火神炎帝、祝融。《淮南子·汜论训》说：“炎帝于火而死为灶。”《风俗通义》引《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炎帝为火德之帝，故同灶发生联系。祝融“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从前人们认为祝融是掌管火之神，陈久金指出火正是专门观测大火星以定冬夏至的官，由于大火星有推定腊日的功能，古人由对它的崇拜而将其当做神灵一样看待，每逢腊日都要祭祀它。由于观测大火星定季节的任务是由火正掌管的，故火正祝融也就被称为火神了。这才是人们于腊日祭祀祝融的真正原因，这种从天文学角度解释神话更具有科学性。

    不过， 久金还说这也是人们把祝融当做灶神来祭祀的根由，似乎就显得有些简单了。因为他未阐明与灶神作为先灶者的关系。如中村乔所指出的，在汉以前，炎帝、祝融是独立存在于灶神之外的。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的说法，黎成为火正祝融，是水官、火官等五行五官之长死后贵为神被祭祀，并尊为五祀。他们是和灶等五祀有别的神祗。还有《吕氏春秋·四月纪》讲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并列而记，可知不能成为同一神。二者后来被结合是无疑的，其结合是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由五行观念完成的。灶神是炎帝祝融说，具有五祀中灶的品格，由五行说将其结合在一起，它是思想上的产物，与实际的灶神有相当距离。但是采取“灶神是老妇之祭”之说，不得不将灶指为卑神。如东汉许慎在《五经异义》中说五祀之神是王者所祭。非为老妇。郑玄反驳此说法取老妇说，指出：“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将灶神作为小神也是由此造成。

    灶神还有一个拟人化的历史过程。灶神的名始见于《庄子·达生篇》：“灶有髻。”西晋司马彪疏：“髻，灶神，著赤衣状如美女。”灶神名髻，这是战国时代的说法。这时人格化的灶神是女神。

    从汉代至唐代，灶神由髻引发出其他名字。《玉烛宝典》卷一二引《灶书》：“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名博颊。”《荆楚岁时记》引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也持同样看法，还说苏吉利妇姓王。《魏志·管辂传》讲叫做宋无忌的妖怪，可使新生儿堕地即走入灶中。据《史记·封禅书》集解等书，说宋无忌是火之精。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三所指出，吉、忌之音俱近髻。由于髻的原义久失，祈求吉利的灶神，便在同音字吉附上利，形成吉利。无忌即吉利，是从另一方面继承了髻。

    诸书注引《杂五行书》说灶神名禅(或作幛)，字子郭，衣黄衣，披发。日本学者池田末利认为“禅”是“*[衤+畢]”之误，是《说文解字》中的“趣”字，“一曰灶上祭名”，意味着灶祭，如此是由灶祭产生的名。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四说：“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那么，此处之“单”则是“禅”字的省文。而“隗”，郑康成认为和“髻”同声，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中有任姒“生赤帝魁隗，自号炎帝”，是由炎帝之名出来的。由上可知，汉以来灶神进一步的人格化，使最初出现的女神男性化，从负责炊事的功能向家族守护神转化。

    汉代以后灶神功能的显著特点就是掌握人们的祸福、寿天。汉代《淮南万毕术》出现了“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的说法。《礼记·祭法》郑玄注也说灶神是“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灶神具有了司察人间之罪的职责。至于祠灶得福的例子，最典型的是《风俗通义》等书所载西汉阴子方的故事。传说阴子方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时，而看见灶神。神受再拜，并以黄羊祀之。后来其孙阴识成为负责首都治安的长官执金吾，被封原鹿侯，阴兴为卫尉，受封鲷(diāo)阳侯。阴子方的后代便常常在腊日以黄羊祀灶。魏的如淳更明确指出，祀灶可以致福(《史记·孝武本纪》索隐)。

    灶神也掌管人的寿天。《史记·封禅书》记载李少君以祀灶、谷道、却老之方博得汉武帝的尊敬。李少君鼓吹祠灶可以致物，而使丹沙化为黄金，以黄金器皿饮食则益寿，最终长生不死。惑于此，武帝开始亲自祀灶。晋葛洪在《抱朴子·微旨》引道家的说法，提出灶神与人的命数的关系：“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灶神直接掌管人寿命的纪、算，成为司命神。至唐代，《酉阳杂俎·前集》记载，灶神的系统更加完善，说灶神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办公，此日祭得福，其属神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xíng)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末《辇下岁时记》把祀灶俗称为“醉司命”，可见灶神成为司命神已经普及化而深入人心。

祀灶

(岁时节日·祀灶2)

常建华

载《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祀灶日期有夏祭说、晦祭说、腊祭说。在战国以后兴起的五行观念中，有灶等同于火，又等同于夏的看法。把灶神与火神联系起来，影响到祀灶日期，十月历有冬夏两个新年，都是上古祭祀火正的祭日，所以祀灶已分别在冬、夏进行。有关夏祭灶的说法，在《礼记·月令》已出现。《后汉书·礼仪志》规定国家祀灶是在季夏的六月。采取夏祭说的还有唐、清等朝，唐朝规定夏天祀灶。清初曾一度于孟夏四月祭灶神。

    晦祭说见于西汉的《淮南万毕术》。讲“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由此则祭灶也当是在每月晦日，这是方术的看法，其基础应当是民俗。唐末的《辇下岁时记》说都人是在“年夜”祀灶，年夜也是晦日，二者之间或许有关联。

    腊祭说以西汉宣帝时阴子方腊日祀灶显灵的故事而出名。另据东汉末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十二月，腊日，荐稻雁。前期五日杀猪……遂腊先祖、五祀。”灶与门、户、中雷(liù)、行作为五祀在腊日进行。民间立灶普及，腊日祭祀当是流行的祭期。至《荆楚岁时记》明确记载祭灶神是在腊日。

    基于腊祭说，宋代祀灶的日期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均把十二月二十四日称作“交年”。关于其含义，宋的《岁时杂记》说：“旧俗，以七祀及百神，于每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咒．以故是七祀百神更新的日子，为此祭与厄禳。”我们知道，祭百神、逐疫自古就是腊日的主要内容，可知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的观念与腊祭是一致的。而且《武林旧事》说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小除夜，同《四民月令》以腊日之翌日为“小新岁”是对应的，与《辇下岁时记》所说“年夜”于“灶上贴灶字”，一脉相承。年夜、交年的意思与腊日节具有新旧交接的作用也是一致的。特别是祭灶选在腊月二十四日，与元旦相距五六天，恰恰等于太阳历休废日的时间，更充分说明，祭灶是腊日节改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产物。

    根据大量明代地方志的记载，可知明代绝大部分地区祀灶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不过在北方的一些地方也有二十三日祭灶的，如河北永济、霸州和河南太康的方志记载则是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而南方地区的福建建阳、建宁与贵州等地祭灶为二十五日。

    清代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一些地方无严格规定，二十三、四日都可以。通常是二十三日祭灶，二十四打扫屋子，或者二十四日祭灶扫屋一块进行。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从明代到清代，祭灶日期明显地由二十四日向二十三日改变。中村乔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把二十三日作为祀期似乎是因为在灶神二十四日上天的前夜应该送行。我想，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代有“官三、民四、蛋家五”的说法，即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祀灶。前引闽、广等地区二十五日祭灶，蛋家多居于这些地区，二十四日祭灶是宋以来传统，后二说的确是事实。而“官三”据《清史稿·礼三》记载：“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也是事实。清代祭灶改期主要是在嘉庆、道光以后自北而南变为二十三日的，这些都说明，祭灶提前到二十三日受到清王朝祭灶时间的很大影响，清朝都城在北京，其影响自然由北而南，而多发生在嘉道以后，则表明此影响有一个过程，是渐进的。

祀灶所用贡荐也有历史变化。最初祀灶作为对最先炊爨老妇的报德行为，根据《仪礼》，主要用黍稷，也用豕、鱼、兽。五祀的用品有一定规定，《白虎通义》说是天子诸侯用牛，卿大夫以羊。汉代腊日官府有赐羊之举，《四民月令》说五祀之前五日杀猪、三日杀羊。其中以羊为祭品，因东汉阴子方黄羊祀灶受福的故事而闻名。腊祭用品也影响了祭灶。《四民月令》说十二月腊日荐稻雁．是古俗腊祭以黍稷和猎物传统的保留。猪作为最普通的家畜，一直是祭灶用品，《荆楚岁时记》说腊日并以豚酒祭灶，反映的是民间的一般情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际受道佛影响，素食祭灶逐渐发展，从《辇下岁时记》到《东京梦华录》见不到祀灶供肉了。

    唐宋之际及南宋以降祀灶新出现的用品是酒糟、糖和豆。《辇下岁时记》最早出现“醉司命”的方法，是以酒糟抹灶门，使灶神醉后不能乱说话。《东京梦华录》中亦有此俗，直至清代，湖南醴陵尚存此俗。宋代祀灶流行用“饧”(xíng 读táng)、“花饧”、“胶牙饧”，这种用麦芽或谷芽等熬黏的软糖，黏性很大，用之以粘固灶神的牙齿，使其难以开口言人过失。以糖祀灶在明清时代最为普及，明代方志记载的祀灶用糖，一般是“饧饼”、“糖糕”、“饧糖酒肴”、“粉团糖饼”之类。清代北京糖品甚多，有糖瓜、糖饼、江米竹节糕、关东糖、南糖等等。豆在宋以后也是祀灶的必需品。《梦粱录》说要备豆祀灶。明代《帝京景物略》说以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之马。清代记载则多说以水、草、糟、豆等祠神马。清人常将草剁碎，和上豆子放在灶旁，或者扔在屋顶。

    “灶马”最初出现于《辇下岁时记》，知唐末有“贴灶马于灶上”之俗。据清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或谓昔时画神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马。”可知“灶马”是灶神骑马图，属于“纸马”。《东京梦华录》记开封“纸马铺”，当时印财马、回头马等，“灶马”当是印有灶神之纸马的简称。灶马的这种含义一直流传下来。清代《燕京杂记》说“以板印灶神于纸，谓之灶马”，就是一个证明。后世对灶马的用法也有不同，明代《宛署杂记》记载了京师的“灶马”风俗：“坊民刻马形印之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Et，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灶马为灶神之马。

    谚语说：“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南宋以来，祀灶改变了古俗，排斥女子祭灶。范成大《吴郡志》说：“二十四日祭灶，女子不得预。”他所作《祭灶词》还说：“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反映了江南的风俗。在北方也是如此，明《帝京景物略》说祀灶：“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清《帝京岁时纪胜》更详细记载了祀灶的情景：“男子罗拜，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于内室，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日挂袍，燃灯默拜。”虽然男女有别，但女子不是绝对不拜。

上述以净泥涂饰为灶神“挂袍”之法，是为灶神送行，目的是讨好他。类似的民俗是南方的作新灶和为灶增填土。如崇祯福建《龙溪县志》说：“先是大寒节后，邑人争向龙山取土增灶，为一年利市兆。”嘉靖四川《洪雅县志》记载：“二十四日多为新灶，多填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