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尘：任剑涛与刘小枫的遭遇战

“自由主义的臆想症”与“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最大危机”
————任剑涛与刘小枫的遭遇战

不破尘

　　文人相争是一个老话题，特别在现代媒体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文人之间的遭遇战发生的机率是远远高于传统时代的。作为媒体改革的急先锋的南方报业集团，这些年因为采访和发文引起的此类文人遭遇战亦不在少数。
　　南方报业一向是眼界甚高，每次采访的人物在中国都是有个名号的人。难得的是南方报业也能坚持不媚俗，采访对象不仅仅是有名号而且也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这类的文人往往又多是极具社会责任感，南方报业的媒体责任感亦非常之强，而且又非常善于引导，经常直入主题。如此的对象，如此的访问者，关注的往往不是被访者本身的某个观点，而是中国社会了。把文人拉到社会的大环境之下，立足社会，说出自己的心声。虽然涉及的人物多为文人圈子里面的人物，但是由于视野在于整个社会，其意义就超出了文人相争乃至相轻的格局，往往就是一个学人对于严肃社会问题的通俗版表达。很多时候，一个话题很引伸出一系列的东西，原本没有什么关系得议题的往往就联系到了一起。于是原本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谈话往往就变成了针对另一个或者另几个文人的谈话，成为文人的遭遇战。
　　任剑涛先生这次人物周刊的访谈就非常具有此类访谈的特点。本来是一个关于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社会话题最后变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这样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任先生的矛头直指刘小枫，当然也附带提到刘先生的好友甘阳先生。任先生直指甘刘“另外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策略来替换公共责任……. 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任先生的言辞虽然温和但是异常激烈。已经把两位被誉为八十年代领军人物，九十年代的领路人的当代重量级知识分子直接作为自己的靶子，称此两位“以学术策略替换公共责任”。其言下之意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而且任先生还作了一个小小的分析说明，“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任先生此句言论很有趣，他指称刘先生在国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回国之后发现周围的人全部都是自由主义的死忠了，于是刘先生觉得自己不够领先了，从而开始搞施密特和施特劳斯这样专门批判自由主义的学问，而继续保持自己的引领地位。而且任先生认为刘先生做到了，他专门有如下的批评：
　　“另外，他说研究神学只为解决个人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个说法我很不同意，因为你是公众人物，除非你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不发生任何公共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影响力那么大，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视为这是对刘先生的另类褒扬，刘先生到底弄了一大帮的青年跟随者，还是引领潮流。但是任先生确实是批评，这是毋庸置疑的。批评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刘先生当然还要包括甘阳先生不愿意肩负社会责任，不参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实际事务，自己不参与还制造出一批年轻的“犬儒”，增加了别人改变中国社会的难度。
　　任先生虽然只是访谈，但是议题依旧是非常的重要和深刻，依旧是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那就是知识份子与政治的关系。参与社会转型，参与社会变革，这些都是参与政治，而任先生的个人立场也很明显，那就是自由主义。这次访谈他的核心议题也是自由主义对社会转型的策略，换言之就是自由主义者怎么来参与政治。知识份子参与政治，这是一个古今中外谈论不休的话题，如此的谈论不休，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在古典时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讨论这个题目，孔子、孟子、韩非、墨子也讨论这个题目。在现代海德格尔和罗素也讨论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如此的吸引人以至于把所有高智性的人都吸引来了，哪怕是爱因斯坦也参与过不少以色列建国的活动。知识份子参与政治一定不是寻常百姓似的吵吵嚷嚷，也绝非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冲动无知。知识份子一定是有立场的，有方案的，他们有一整套的策略考虑和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任先生是中国第一流的知识份子，当然也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当然任先生是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因而他的方案也是自由主义的方案。
　　这个谈话完全的体现了任先生对社会政治的热情和关注，以及他的自由主义观念。谈话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大学生失业的话题，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敢于讨论这个话题可见任先生的勇气。他首先谈及扩招等一系列政策，大学扩招是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一个政策，甚至可以说是在自由主义派知识份子的支持下出台的一个政策。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基本事实，这个事实和大学扩招有着直接关系。怎么来梳理这个问题，或者怎么参与这个现实的社会政治呢？首先，任先生认为这个扩招是“大跃进”。扩招没有考虑到国家社会的承受能力，即所谓边际问题。换言之，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发挥作用，或者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照着自由主义方案来做必须要考虑边际。正好承接任先生在前一篇文章《中山大学教授：高校扩招 大跃进必然大欠债》特意提出的一个观点：高校贷款扩建扩招这一波新的大跃进潮流，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现代化就是“比慢”——慢工出细活——的精神，应当替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是“比快”——快就出错多——的观念。比较边际自然就不能快，应该说任先生的梳理是很认真地，也是成立的。接着任先生就向下提到了一个更为沉重的话题大学学费高，贫困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考虑是必然，证明了任先生是考虑周全的学者。因为中国要现代化，大学必须要扩展，教育要扩大，高校要独立，财政、经费都是问题。这就有一个贫困生和弱势群体受教育的问题。任先生继续自由主义的思路，就是要设计政策，他提到的是政策精密，这是一贯的自由主义解答。既然提到了社会公平问题，新左派就必须要提到议程，怎么来看新左派？任先生的回答倒也是直截了当：　新左思潮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反而给国家带来新的负担。任承认新左派确实有客观的理由“新左思潮的影响有其客观理由，因为之前我们边际配置不足，平衡考量没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接着提出自己对新左派的疑虑：“但新左思潮的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国家新的负担，比如说三农问题，每年国家投入上千亿，在农村公共制度建构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这笔钱有多少能落到实处，这是我担心的。”必须哟承认任先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是确实的，而且甚至就是最大的事实。在质疑了新左派的解决策略之后，任先生开始质疑其理论的依据，换句话说就是前提，任先生是如此说的：
　　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那叫妇人之仁，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 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所以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农民进城之后该怎么办，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给农民工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还是让他们成为新的文盲，这些问题是我们真正要管的。左派考虑问题不是这样。我的一个左派朋友说，要使农村成为蓄水池——城市能容纳他们，他们就进城，城市不能容纳他们，他们 就回农村——哈哈，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任先生这段话基本是讲两个要点，第一新左派的道德基础或者说正当性基础不存在，是“妇人之仁”。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正当性，或者说自己理论的前提，“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我必须要加上这个任剑涛的自由主义正当性，因为我不认为这个是所有自由主义者都会以这个为前提和正当性，至少秦晖不是这样）。接着他开始质疑新左派的策略，而这个策略恰恰是一个重要问题。任是这样说的：
　　我的一个左派朋友说，要使农村成为蓄水池——城市能容纳他们，他们就进城，城市不能容纳他们，他们就回农村——哈哈，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策略，是因为这个策略其实并非是新左派的东西。这个三农策略可以姑且称之为蓄水池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者应该是三农学者，我所见过找到的比较早的而且比较完善的提法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先生，他在他的《新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这个蓄水池说（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版，p245-253）。这本书是贺先生的调查笔记，其副标题为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调查笔记。该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的注释，基本都是作者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因而蓄水池理论并非新左派的理论复兴的产物，而是中国本土学者的本土产物——必须指出的是应星先生曾经把贺先生在内的一批人称为华中乡土派——并为温铁军、李昌平等长于本土实践的三农学者所接受并使用。而这个策略的正当性来自于中国本土，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任先生并没有想继续谈蓄水池理论的正当性来源，他“哈哈”两声避开了。接着他并没有强调农民在城市里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的这个前提——“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是无法保证农民的生活是否幸福的。任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始强调趋势的重要性，而不是给予他的前提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基础——或者说他给出了，但是让人无法接受而已。任干脆甩开道德，或者说正当性，他是这样的强调的：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他不再提正当性了，或者他给不出正当性。他只能用现代城市的变迁一定要如何，要有历史理性的高度等等来弥补他的前提的正当性不足。我不得不说任先生是一个自由主义毛份子或者是自由主义斯大林份子。“历史理性”、“趋势”，虽然词汇变了，但是我们对比对“规律”、“社会法则”这些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词汇，我们能不觉的相同吗？
　　南方的记者的提问一直比较尖刻，下一个问题也很尖刻。既然任先生在这里对自己的理论的前提不能找到正当性的话，记者就直面这个问题。记者的提问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农村这么多的贫困人口？他们中有的人已经面临生存的挑战，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不正是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援助吗？
　　南方记者确实比较辣，直接提出现在不少农村里农民的生活已经到了生存不保的地步了，怎么办？
　　任先生的回答比较有趣，他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看：一方面，就政策的总体设计来说，不能像左派那样仅仅强调道德同情，大量投入资金却不管结果如何；另一方面，贫困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福利也要推进，但政策设计要精细，政府要给贫困人口补贴，但是够他们吃饭就可以了，创造财富的人应该吃得好一些，否则，贫困人口连饭都没得吃。
　　他给新左派一个道德的高帽，然后让他们一边站着凉快。因为他认为新左派不能解决问题，徒浪费钱而已。而起这个新左派划分，应该包括三农学者也就是本土研究者（任把蓄水池理论看作新左派理论，并且没有说明。这个不知道他是因为缺乏了解，还是在内心的理念划分上就是这样的？）。任先生接着给出了自由主义的解法，“贫困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福利也要推进，但政策设计要精细，政府要给贫困人口补贴，但是够他们吃饭就可以了，”换言之农村不可能有什么改善的，只要不饿死人就万事大吉了，还是要在现代性里面寻找答案，这就是城市化、工业化。接着任先生开始大谈自由主义的精妙设计：
　　自由主义强调政策设计的精细化，这是对此前粗放政策的一个考验和超越，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并不看重与谁结盟的问题。比如对农村贫困问题怎么资助，如何让农 民有序地进入城市，完成农民的居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等等。另外，城市的贫困者应该怎么援助，他们下岗转岗应该补贴多少，如何提供就业制度、 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都需要严密的设计。有的人这边领300块钱的补助，那边再多打一份工，不报告给政府，这就是政策设计的巨大漏洞，因为他们白占了纳税人的便宜。
　　我必须说任先生首先应该补充补充历史知识，虽然现在历史学已经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解释者，但是历史学是人文学之母，这个根基是必须的。依照任先生所言自由主义才是精细化的政策，其他的主义并不能这样的精细化，那就是福利制度最好的设计来自于自由主义了。这样看来其他的理论如社群理论、福利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其实都不能达到严密操作福利制度。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历史，应该有所帮助。第一个国家福利政策是俾斯麦提出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欧洲第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制度是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建立的，工党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运行最好的福利国家即北欧五国，都是社会党的天下。这些现代福利成就中我们找不到多少自由主义的影子，如果有也是作为补充的。虽然我们现在经常批评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有问题，但是请注意，这些措施已经确立了近70年，欧洲并没有停步。
　　从历史上来看，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很好的解决过社会福利问题，任先生所说的并不成立。不过历史是可以创造的，或曰超越的。在当下中国难道自由主义就不能很好的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先引用任先生的一句话“三农问题，每年国家投入上千亿，在农村公共制度建构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这笔钱有多少能落到实处，这是我担心的”，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在我们城市公共制度建构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城市化能取得什么成就？城市内部都不能解决的话，能解决几倍于城市人口的农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后的需求？任先生反问新左派的话，新左派完全可以反问任先生：既然我们无法保证城市化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考虑本土三农研究者的意见，建设好农村呢？起码农村距离农民更近，如果核算公共成本更为低廉。
　　但是任先生的关键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其前提，即：“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站不住的前提，这个前提来自于任先生的判断或者来自于任先生的预期，即只要工业化、城市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狠心迫农民进城，因为有这个美好未来。任先生即无法在道德以及正当性和新左派一较高低，也无法在资料的占有上和本土三农学者一较高低，他只能把他们打入另册处理——我必须提到的是其实新左派运用的理论基本是自由主义的，来自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译本304到310）——所以这是任先生的自由主义前提和结论都是现代性。其结果就是这样：它的前提就是它的结论，它的结论就是它的前提。这是不能成立的。
　　访谈中任先生批驳了许多新左派：
　　他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比如与权贵结盟，比如它造成中国的社会不公，都不够严谨，在逻辑上太简单了。自由主义与中国当代变迁绝对没有这样直接的勾联关 系。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比如经济学的非主流学派，根本不知道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什么，他们对现代知识的了解是缺乏的；比如汪晖教授，他是研究鲁迅出身， 他的一些思考方式还带着文人思维气质；另外一个著名学者韩毓海也是这样。这是一种作家式的社会批判，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方面他们有缺憾。
　　就任先生自己的逻辑和知识，我不得不表示怀疑，他的批评汪晖以及韩毓海的话可以同样拿来批评他。
　　但是这些都不是任先生感到最为麻烦的，毕竟可以在理论上和新左派一较高低，因为对方其实的基本来源也是现代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也可以在数据上和本土三农学者讨论，他们使用中国的数据，任先生可以使用外国的数据，可以通过国外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最大的麻烦在哪里？任先生已经感觉到了，在于甘刘。其实我们看到前面的访谈任先生讲的都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参与政治的经历，以及看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新左派，还是他没有提到的实际也包含在内的本土派，他都不认为是麻烦，最大的危机来自于甘刘。甘阳参与过新左派、本土派、自由主义的一些论战，虽然还不算是个积极参与者。若从这一点来看任剑涛批评甘阳还有情可原，虽然让人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不把甘阳直接放到新左派里面去。批评刘小枫就太让人奇怪了，刘小枫是没有参加过这些论战的。那么理由何在呢？
　　任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批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危机，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国学者对时局的判断，关心权力如何运用的多，关心权力来源的少；另外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策略来替换公共 责任，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 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
　　换句话说就是甘刘不参与政治。但是甘阳并非绝对不参与，虽然不很积极，但是论战中总是很出彩。而且不参与政治的，依靠“灵性”引导的多了去了，典型如周国平先生，任先生为什么单点刘小枫先生呢？原因何在？
　　我们必须要注意任先生的这样两段话：
　　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 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
　　另外，他说研究神学只为解决个人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个说法我很不同意，因为你是公众人物，除非你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不发生任何公共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影响力那么大，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了。
　　任先生说的比较晦涩，象“学术策略”等等都是比较特别的词。如果仅仅在于刘先生仅要保持一定的高度，如倪梁康、陈嘉映搞胡塞尔、海德格尔，那么这个“学术策略”任先生可能提都不提。问题在于甘刘两位恰恰是在参与政治，而且是使用学术策略参与，这个任先生就不能不说了。刘小枫、甘阳引入的施米特、施特劳斯并非是不愿意过问世事的学究，恰恰是关心现代政治的思想家，他们质疑的是现代知识份子参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前提。施米特、施特劳斯都是找到自由主义的病灶，并且掐着不放的人。特别是施特劳斯开启古典的大门直指现代自由主义的前提，而且相当程度上已经成功动摇了这个前提。换句话说任先生参与政治的那一整套的理论成了有问题的东西，这如何了得？而且“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确实年轻人受到甘刘的影响很大。自己的理论前提被质疑，而且也丧失了吸引力，任剑涛先生确实很恼火，无怪与发生了这样的一场遭遇战。
　　任先生为什么恼火？原因就在于任先生没有好好推敲过自己参与政治的这一套理论的前提，这个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某种程度上任先生是持有一种神学态度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看来任先生是把现代性当作神圣的，或者是必然之物了。他所有的一切理论都来自于这个信仰，如果有人怀疑这个信仰，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说到底信仰问题还是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任先生这样有些“自由主义臆想症”的人更是如此，已经所剩不多了，拿走我最后的信仰，难道非要让我彻底虚无？
　　反过来看，我们能看到甘阳、刘小枫是如何积极地参与政治，他们抓住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又是多么的关注现代性、自由主义本身，他们直接质疑其前提。想要牢靠的理论体系，必须要牢靠的理论前提，凡是知识份子都应该知道这个。
　　我想起被布卢姆誉为二十世纪最后的自由主义者的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里的讲述，阿隆告诫必然要参与政治的知识份子，为自由民主的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当今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恐怕就在于没有理睬阿隆的告诫，而是陷入了“自由主义臆想状态”。至少从任先生的访谈中我们能看到这个。
　　话题又回来了，知识份子应该如何参与政治？我想这正是甘阳、刘小枫所关心的。就像马克•里拉在《当知识份子遭遇政治》的中文序言所写的：我们对那一抱负及助燃它的种种激情理解的越多，我们就能很好的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中国富于政治抱负的知识份子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可能再蹈覆辙，毕竟我们的国家赔不起了。
　　
　　另言：本不想写这样的长篇大论，因为就是一个访谈而已，没有多少东西。虽然其内在东西不少，而且我已经就其访谈的三个问题做了反驳。但是争议却更大了，我想既然已经上了贼船，那就干到底吧，故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