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二篇(上)

泊阳 :《基督教之基础》是一部挺不错的著作。一般来说，考茨基的历史著作都是有很高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著作。虽然考茨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但列宁在评价他时，曾公正的指出他作为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所做出的贡献。
      考茨基的这部著作很好的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一方法应用于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古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应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具体历史问题的方法。在当代中国，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遇到历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史）和现实提出的大量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伪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从各领域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纂改和进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进行战斗，夺回已经失去的阵地，并扩大它。
        但是，这一任务不是仅仅靠能够背诵几条原理就能完成的。谁要想继承它，谁就必须发展它。看别人用刀切瓜之后，还得自己把刀拿来亲自切一切，刀钝了就磨一磨。既要了解刀，又要了解瓜，还要了解自己。切的不好，再切。反正得切，不能总看着。切瓜的技术只能在切之中才能锻炼出来。不说了，就这点感想。第二篇
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

第一章 蓄奴制度

一 土地所有
      
       想了解为一个时期所特有而和别的时期的见解有别的意见的人，必要首先研究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各种需要和问题。这些东西到底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生产方式——当时的社会所借以维持它的生活的方法——的生长物。
      
       我们且首先追述罗马帝国的社会所根据的经济制度——由它的发端说起。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了解它的进化的末期——帝国时代——的各种特性，和它在那时所表示出来的各种特殊趋势。

       在组成罗马帝国的各国中的经济生产的基础就是农业，和它一并存在的则为规模远较细小的手工业和商品贸易。为直接消费而生产就是当时的通例。商品的生产，换言之，即以售卖为目的的生产，仍在幼稚时期。手艺匠和商人往往自有他们的农场，这些农场与家庭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家庭生产。农业供给厨房的食料，并且又供给各种如亚麻、羊毛、皮革、木料等原料以为家庭人员自制衣服、用具和工具之用。可以售卖的只有超出家庭需要之外的剩余物品——假如是有剩余物品的话。
        
       适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是大多数生产工具的私有权，一切包括人的劳动因而包含农作土地在内的东西的私有权，但不是树林和草原的私有权，这些东西仍可以为公有品；是家畜的私有权，但不是野兽的私有权；最后，它又包括工具和原料及因为应用它们而得的产品的私有权。

       然而私有财产一旦出现，我们便已经具有经济不平等的可能性了。侥幸的意外事件也许会有利于此团体而有害于彼团体，使此团体致富而使彼团体陷于贫乏之境。前一类团体逐渐发展；它们的土地和牲口逐渐增加；可是这种情形马上使各种较大的团体发生一种特别的劳动问题，那就是，由什么地方取得为适当地管理日渐众多的畜类和适当地耕耘日渐扩大的农场所必要增加的劳动的问题。
      
       各种阶级差别和阶级对抗性开始出现。农业劳动的生产力愈扩大，则它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超出农民本人的各种需要以外的剩余产品——便愈多。这些剩余产品一方面用来供养那些被指定专司生产某些有用物品之责的手艺匠，如铁匠和陶匠；一方面又可以用来交换因为欠缺天然条件或必需的技巧而为本处所不能生产的种种有用物品或原料。这些产品是商人由别的地方带来的东西。手艺匠和贸易出现之后，土地的所有权的不均现象便有日渐增加之势。除了土地大小的不均现象之外，这时更有与工人和商人所集合借以把他们的商品拿来交换农民的剩余产品的所在地相距远近的不均现象。运输的工具愈劣，则把产品带到市场去的工作便愈难，而住得离市场近的人的利益便愈大。
      
       因此，我们便看见那一切为这些因素中的一种或多种所惠及的地主渐渐形成一个阶级，他们比之一般农民占有较多的剩余产品，他们可以在交易中获得较多的商业品和工业品，又比之通常的农民有较多的余暇，掌握较多的劳动上和战争上的技术才能，接受较多的思想刺激——因为和别人住在一块，或常常与手艺匠和商人发生关系的缘故——并且可以扩阔他们的思想的境界。这个侥幸的地主阶级此时有时间、能力和工具以经营超出农民眼光所及的狭隘范围之外的贸易事业。他们有时间和能力以集合多数的农民团体而形成一个国家，并且可以管理和防卫这个国家及调节它与邻近的和较远的国家的关系。
        
       这一切阶级，大地主，商人，手艺匠，都靠着农业工作的剩余产品——不久又加上工业的剩余产品——以为生活。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日渐重要，商人和大地主所获得的剩余产品便愈多。不久，较有势力的地主，因为他们占着经济的优势和在国家中占据着有权的地位的缘故，便可以把农民和手艺匠的剩余产品完全夺去。因此，他们所获得的财富便远超于农民和手艺匠的标准之上，而这些财富又愈加巩固他们的社会权力和他们的能干，使他们愈能取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和获得更多的财富。
        
       于是大剥削者、地主和商人那几个上层阶级便在农民和手艺匠的头上发展起来；此外还有高利贷者，这一个上层阶级我们且留待下文再加讨论。他们扩大家庭的要求随着他们的财富之增加而增加。他们的家庭这时仍然与土地的耕耘工作有密切的关系。想自有一种家庭经济的人这时必仍要掌握他自己的农场，而最稳固的农场就是建于自己的土地之上的农场。所以，一般人的野心——甚至手艺匠、高利贷者和商人的野心也是一样——都在获得土地所有权。一般人的欲望都在增加地产，因为这时的生产仍以供给家用为主要目的；想增加兴隆景象，想有一个奢侈的家庭，惟有首先增加农场的区域。
      
       获得和增加私有土地的欲望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热情，这种欲望，由以农业为根据的社会终止其游牧生活那个时期起，换言之，就是由农民经济之树立起，直至工业资本出现时期止，一路扩张不已。古代社会，即在达到顶点，在帝国时代，也未尝超出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到了宗教改革时代才为另一个阶段所替代的。二 家庭奴隶

          可是，不懂耕耘的工人，地产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已经指出在大地产形成之初所发生的特殊劳动问题。即在历史时期未开端以前，我们也看见，富人不住地设法找寻可以时常依靠的工人，以把他们加入家庭中，加在有血统关系的家庭人员之上。

          其初，他们不能利用支给工费的方法以招致这些工人。不错，我们在很初期的时候便可以看见工资劳动的例证了；然而这只是一种例外的和一时的现象，例如帮忙收获。一个独立农场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并不很多，小康之家即可以获得这些工具了。而且当时的家庭和团体关系又仍然很坚固，一个家庭偶或发生了什么变故以致要抛弃它的地产的时候，它通常是可以借助于亲戚和邻人来打破这种难关的。

         工资劳动者的供给固然不多，工资劳动者的需求也是很少。因为家庭和它的工业仍有密切的关系。假如一个农场需要较多的工人，则这些工人必须变成家庭的人员，他们不但必须脱离自己的工作场所，并且还必须脱离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完全为别人的家庭所吸收。在这些情形之下，自由的工人并不存在。即在中世纪的时候，散匠之愿意变成主匠的家庭的人员的也只以一时为限，只以学徒时期为限，到了他自己变成主匠及在自己家庭中设立工场的时候便脱离主匠的家庭了。在这个时代中，一个外人的家庭断不能借赖支给工资的方法以永久雇用自由公民来做它的工人。大农场只有利用强制留用的方法才可以获得所需要增加的工人。奴隶制便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在奴隶制之下，那个外来的人是一点权利也没有的。而因为当时的社会异常狭小的缘故；“外人”这个概念又是包括一切的。在战争中，不仅俘虏，并且往往连整个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都沦为奴隶，而为胜利者所分取或售卖。可是在和平的时候，也有种种取得奴隶的方法，尤以水道运输事业为特著，这种事业其始是往往与海盗事业联在一起的，从事于这种事业的人所最渴望的掠夺品就是抢劫海滨时所捕得的有魄力而美貌的人类。此外，男女奴隶的后裔也是变为奴隶的。

          其初，奴隶的地位并不很坏，他们往往自觉泰然。他们是一个富有的家庭的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往往是对于家庭的舒适性和奢侈性有所补助的工作，因此，他们的过度劳苦的情形并不显著。假如他们的工作是生产性质的工作，他们又往往——在大农场中——获得主人的帮助，而他们的生产又只以供给家庭消费为目的，必然是一种有限的生产。奴隶的命运全视乎他的主人的性格和他所隶属的家庭的财富为转移。主人们对于奴隶的地位的改良，很是关心，因为这种改良是包括他们自己的地位的改良在内的。并且，因为不住地和主人个人接触的缘故，奴隶又与主人有一种人的关系，机警漂亮的奴隶甚且可以变成主人所不可少的陪员，好像是一个朋友那样。我们可以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看见奴隶对于主人是怎样的自由无所拘束，他们俩是怎样的互相爱慕。有些奴隶们往往因为尽忠的缘故而获得自由及一种很好的礼物，有些则以所积蓄的金钱赎回他们的自由。可是有许多却是宁愿做奴隶而不宁愿自由，那就是说，他们宁愿在富有家庭中过家人的生活，而不宁愿脱离这个家庭以谋孤独的、荒凉的和飘泊无定的生活。

          真脱希（Karl Jentsch）说：“我们绝不要认为当时的人在私人生活中，把奴隶的法律地位——我们所这么厌恶的地位——视为严重的事情，以为他们并不把奴隶视作人类或当作人类着待；直到第一次普纳战争（First Punic War）结束止，奴隶的命运都并不是一种厄运。家主对于他的妻子所具有的法律权力是无以别于他对于他的奴隶所具有的权利的；这些权力在法律上虽然无所限制，却为宗教、习例、理性、情感和私人利益所缚束着。那个在法律之前被认为商品，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和虐待的人其实是被主人在农场中视作忠实的同事而在家中视作同伴的，被主人在共同做完户外工作之后视为可与谈笑于火炉旁边的。

          这种友伴的关系不特见于农场中；甚至连王子，在英雄时代，也仍然是多少做点工作的。在《奥德赛》中，亚尔根奴斯王的女儿和他的婢女同做洗衣的工作；奥狄秀斯王子并不挑动他的敌对者和他决斗，而要和他比赛割草和犁田，当他返家时，他又看见他的父亲执着锄头在园中工作。并且奥狄秀斯和他的儿子忒楞马卡斯又都是他们的奴隶——“神圣的牧猪者”攸米阿斯——所爱戴的对象，攸米阿斯是深信只要他的主人能够回来，他便早已获得自由，并且获得一幅农地和一个妻的。

          这种奴隶制度实是我们所知道的一种最轻微的剥削制度。可是，当奴隶一旦变成致富之道的时候，尤其是当那种已经脱离主人的家庭而独立的大地产开始雇用许多工人的时候，奴隶制的性质便改变了。
三 商品生产中的奴隶

        这一类财产之最初那一种大抵就是矿场。采矿和矿产工作，尤其是金属矿苗的工作，本来就是不适于只为家用而生产的东西。这些工业一旦稍稍发展，便产出远超于家庭需要之上的剩余产品了；并且，它们又只有经常地雇用着大批工人才可以达到某种完备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工人才可以获得必要的技巧和经验，才可以使那些必要的工作变成有利。即在石器时代，我们便早已看见各种精巧地并且大规模地制造石器的地点，那时的石器是借助于物物交易的方法分配于各团体和各氏族的。这些矿产品似乎就是最初的商品了。它们大抵就是最首先本着为物物交易之用的存心而生产的东西了。

        采矿的工作一旦在有有价值的矿产的地方发展起来，并且已经越出最初期的地面采矿工作的限制之外，便逐渐需要较多的工人。这种需要很容易便超过据有那个矿场的氏族所可以供给的自由工人的数目之上。工资劳动不能长久应付各种矿工队伍的需求；只有奴隶或罪犯的强制劳动才可以使必需的工人数目不致有缺乏之虞。

        可是这些奴隶此时所生产的已不复限于他们的主人个人所需要的有限用具了；他们的工作是以谋利为目的的。他们并不是为主人在家中所要消费的硫磺、铜铁、金银而工作，主人的目的在乎出卖各种矿产品，借以获得金钱，那种可以购买一切东西、一切娱乐、一切权力而为人们所永不会嫌太多的商品。他尽力驱使工人在矿场中工作，因为他们工作愈力，则他所获的金钱便愈多。他尽力减少他们的衣食，因为他们的衣食是要买来的，是要以金钱为代价的；矿场中的奴隶们并不能生产这些东西。一个出产丰富的农场的主人只有把他的剩余消费品挥霍于他的奴隶们和来宾们的身上；商品生产的情形便不同了。奴隶所消费的愈少，则那种工业所获得的金钱便愈多。工业愈扩大，他们的情况便愈苦，因此他们便渐渐脱离主人的家庭而居住于四壁萧条、与旧居不啻有霄壤之别的特设住屋之中。并且，主人和奴隶的一切个人关系又都终结了，这不特是因为此时的工场已经远离他的家庭，并且是因为工人的数目已经日渐众多。例如，据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on war）的时候，雅典城的喜坡尼科斯(Hipponikos）在色雷斯（Thrace）的矿场中共有奴隶六百，尼歧阿斯（Nikias）则有一千。奴隶的地位此时已变成一种痛苦到非常可怕的地位。自由的工资工人毕竟还可以选择主人，并且最低限度也可以在某些有利的形势之下利用停止工作的方法和他们的主人开玩笑，借以抵抗严酷的压迫，奴隶却不能这样做，逃走或罢工的奴隶如被捕获是会被杀戮的。

        爱惜奴隶的理由只有一种，那就是爱惜牲口的理由：从新再买是要花钱的。工资劳动者并不须花费雇主的本钱，如果他因为工作过劳而死掉，别个工人是会代替他的地位的。可是奴隶却是要花钱买来的东西，如果他死得太早，他的主人便有所损失了。然而在奴隶价钱低廉的时候，这个理由并不重要，而当不断的内外战争把许多俘虏投入市场中的时候，奴隶的价格又往往极端低廉。

      例如，在罗马人侵袭马其顿的第三次战争中——公元前一六九年——伊庇鲁斯（Epirus）属境中的市镇在同日内遭劫掠共计七十次，居民被卖作奴隶者达十五万人。

      据鲍克（Bockh）说，雅典的一个奴隶的普通价格为一百至二百特拉克马——20至40元（指美金，以下仿此）。色诺芬（Xenophon)说，奴隶的价格起跌于五十至一千特拉克马之间。阿皮阿尼斯（Appianus）说，在本都（Potus）中，有一个时候俘虏的价格曾跌到每个四特拉克马（比七角五分稍多）。当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给埃及的时候，他只收到20色克尔（四元半）①

       一只好骑的马实比一个奴隶贵重得多，因为它在亚理斯多芬时代的价格约为12敏拿，差不多等于250元。

        供给廉价奴隶的各种战争同时又摧残了许多的农民，因为当时的农民士兵实是军队的中坚分子。当农民打着仗的时候，他的农场因为欠缺工人的缘故日渐衰荒。被摧残的农民除了化为土匪之外别无生路，除非他们有机会走入附近的城市中变成手艺匠或“流氓无产者”②之一部分借以苟延残喘。这就是许多种罪犯行为和许多罪犯之所以产生于初期社会中的缘故了。这些罪犯如被捕则又复变成新的奴隶，因为当时还没有监狱的存在，监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产品。一般罪犯不被钉死的，便接受强制劳动的处罚。

       所以，有些时候，奴隶的价格异常低廉，这些奴隶的处境异常恶劣。在古代中生产能力特著的西班牙银矿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带•奥多鲁斯（Dfodorus）论及这些银矿说，“其始，普通的私人从事于开采事业，他们因此而致巨富，因为银苗并不深藏而又非常丰富。其后，当罗马人成为埃比利亚（西班牙）的主人时，有许多意大利人都为这些矿业所引诱而从事于这种工作，他们因为他们的贪婪性而获大利，因为他们买了许多奴隶，把他们交给矿场的监工。……要在这些矿场中工作的奴隶使他们的主人得有出乎人意之外的金钱；可是其中有许多深入地底工作，日夜努力于矿道中的奴隶却过劳而死了。因为他们并没有休息或停工时间，他们为他们的监工所鞭笞着，忍受着最不舒服的情形，一直工作至死为止。可以捱得起这种待遇的只有少许赋有充分的魄力和忍耐性的奴隶，然而这只是延长他们的痛苦——厉害到使他们愿死不愿活的痛苦——罢了。”③

       家长治下的家庭奴隶制也许就是最轻微的剥削制度，但服务于贪得事业中的奴隶却显然是最苦的奴隶了。当时的采矿的技术方法非常粗劣，因此，矿主们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起见，不能不雇用大批的奴隶。及后，在别的工业中雇用奴隶以作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的需求也渐次出现了。有些团体，其军事势力是远超于附近的团体之上的，战争对于这些团体异常有利，因此它们永没有厌恶战争的日子。

       ①赫芝佛特（Hertdeld)：《古代犹太贸易》，1894年版，第193页。

        ②LumPenProletariat这个德国字是指无产者中一个特别部分而言，这一部分的无产者的收入虽然是好像和普通的无产者那么多，却不是实际劳动的结果，而只是因为慈善事业和勒索行动而得的东西。——英译者

        ③带奥多鲁斯•息科鲁斯（Didorus siculus)：《历史丛书》，第三十六卷，第三十八章。参着同书，第三卷，第三八章关于埃及金矿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第二节注四十三中曾引过这段话。

        战争可以供给无穷的新奴隶，它们把这些奴隶投入于有利的工作中。可是这些团体是必然的与大都市有密切关系的。当这种都市因为地利的缘故变成贸易中心的时候，只是它的商业便引动许多人了。如果它肯从宽容纳外来人，把他们认作本都市的公民，则它不久便变成比它所支配的附近团体还拥有较多人口和较多财富的都市了。劫掠及剥削邻近地方原是一种再复增加都市及其居民的财富的方法。这种财富可以刺激起伟大建筑物的需求。这些建筑物或是卫生性质的建筑物——如阴沟，水道；或是美术和宗教性质的建筑物——如庙宇和戏院；或是军事性质的建筑物——如城墙。在当时，最能建筑这些东西的就是奴隶群众。于是承造家便出现了，他们买入许多奴隶，并利用他们的劳动来为国家建筑各种建筑物。大都市又是大宗食料的广大市场。因为奴隶价格低廉的缘故，各种大规模的农场便生产出很多的剩余产品。不错，农业中的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上的优点在当时并未完全实现。奴隶的生产力其实是比自由农民的劳动较低。可是，奴隶的劳动力是无须节用的，他的死亡是无足爱惜的。因此，他实在可以比农民——当时的农民还未识得超额工作的好处，他们惯于安闲的生活——生产较多的剩余产品，超出他的生活费以上的剩余产品。其次，奴隶劳动在这些团体中又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不受军事服务的约束。农民便不同了，他是可以随时为尽卫国的本分而迫着要抛弃农作的。因此，在这些广大而好战的城市的经济领域中，利用奴隶的大规模农业生产便开始出现。这种制度，在迦太基（Carthage）中，异常发达；罗马人因为历次和迦大基人打仗的缘故，便学会了这种方法，当他们向迦太基人——他们的劲敌——割取大幅疆土的时候，便连这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习例也割取过来了。其后，他们又把这种习例继续推进和扩大。

        最后，在拥有许多职业相同的奴隶而同时又是他们的产品的良好市场的都市中，收买这些奴隶，使他们像现在的工资劳动者那样同在一间工厂中工作借以为市场生产，便成为一种普通的事情。可是这些奴隶工场却只发达于希腊的世界，而不发达于罗马的属境内。不过，我们却可以随处见到一种伴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一并发展起来的特种奴隶工业，无论这种生产只是一种以工厂方法把某些特别产品——如谷——供给市场的耕种事业，或是以供给家用为主要目的因而要生产各种为家庭所需要的产品的事业。

        农业工作有一种特色，就是，它只在年中某些时节之内需要大批的工人，在别些时节之内——尤其是冬天——它所需要的工人为数甚少。甚至近代的大规模的农场也有这个问题；在奴隶劳动制度之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实较困难。因为工资劳动者是可以在没有需要的时候解雇而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又复雇用的。他本人怎样生活于解雇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就奴隶而言，便不同了。大规模的农业家断不能在秋天把他的奴隶卖掉，而到了春天又复买进新的奴隶。这种办法是很浪费的，因为奴隶在秋天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在春天却是异常昂贵的物品。所以，主人必要设法在没有农作的时候，使他们另有别些工作。农工业结合的习例此时仍很坚强，农民此时仍然各自把他的亚麻、羊毛、皮料、木料和别的土地产品制成衣服和用具。因此，在没有农作的时候，他便利用他的奴隶来从事于工业工作，制造车辆和犁具，生产各种陶器。可是，当这些物品的生产已经发达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奴隶们便不特为自己的农场和家庭而制造，并且为市场而制造了。

      在奴隶价格低廉的时候，他们的工业产品也可以变成廉价的东西，因为这些工业品是无须花费金钱的。大地主把食料及原料供给工人，并且往往可以供给各种工具。主人在没有农业工作给奴隶做的时期中，是无论如何也要养活他们的，因此，他们所生产的工业品如超出他们自己的农场和家庭之用，那便是虽廉价卖出也是可以获利的剩余产品了。

      既有这种奴隶劳动的竞争，则一个自由和健全的手艺匠阶级之不能发展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在古代世界，尤其是罗马的世界中，手艺匠始终是处境恶劣的人，他们大都是独自工作而没有徒弟的工人，并且通常是工作于顾客的家中，由雇主供给材料。健全的手艺匠阶级，好像在后来出现于中世纪那样的，并不存在。当时的行会还很欠缺力量，手艺匠要永远乞怜于顾客以过生活，这些雇主大都是大地主。手艺匠既是他们的依赖者，所以便过着一种接近流氓无产者的寄生生活。

         然而利用奴隶劳动的大规模生产的力量却只足以遏止自由工业及其技术的发展，这种技术在古代始终是很粗劣的——因为手艺匠贫乏的缘故。手艺匠的技巧有时却可以非常进步。不过，大规模的企业的情形也不见得与大规模生产有什么分别；在大规模企业中，奴隶劳动也是足以遏止一切技术的进步的。四 蓄奴制度的技术上的较劣性

         农业中的大规模生产还未像矿业那样具有效能程度较高的条件。不错，因为商品生产增加的缘故，连农业也有分工的现象了；有许多农场已经专事产谷，或专事畜牧的了。大规模的农场逐渐发展之后，它便变得可以为有科学训练及能力比呆板的农民较强的人所经营；因此，我们便在那些实行这种大规模的农业经济的国家中——换言之，就是先后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地方中——确实看见一种充分发展的农业科学，发展到好像十八世纪的欧洲农业那样。可是当时这种科学却欠缺可以用来提高大规模的农场使超出由农民经营的农场的习例之上的工人。甚至工资劳动者对于他的工作，也不像自由的地主那么关心或留神；雇用工资劳动者只在大规模农场技术上远较小农场为优的地方才可以有利。然而由大规模农场雇用，而不复生活于家长制的家庭环境中的奴隶却是一个极不愿意工作的工人，事实上，他是力求有损于他的雇主的。即就家庭奴隶而论，他的工作的生产性也没有自由的地主那么大。奥狄秀斯早已说过：

“不复为傲慢的主人所驱策的仆人
马上便变得不愿意做他所给他们的工作。
仆役的日子一旦出现，宙斯（Zeus）的神灵
便把人类的德性取去一半了。”

       天天受苦的奴隶的情形自然远较恶劣，而他们对于主人所持的态度又是一种绝望和痛恨的态度！大规模的生产而想获得与小规模生产相同的效能——应用同数的工人而获得相同的结果——则它必须远比后者为优良。然而大规模生产不特不见得比小生产较好；并且从许多方面说，还比小生产较劣。本身受着恶劣待遇的奴隶往往给牲畜以恶劣侍遇，借以泄愤，这些牲畜自然不能繁殖。同样，主人断不能让他们运用各种精致的工具。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点了。他论及《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说：

        “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所以如此昂贵，这便是原因之一。依照古代人平常的说法，劳动者不过当作有声的工具，和当作半有声工具的动物，当作无声工具的不会动的劳动工具相区别。但他自己却要使动物和劳动工具，觉得他不是它们的同种，而是人。他往往虐待动物，损坏器具，来表示他自己是和他们有别的。所以，在这种生产方式内，有这样一个经济原则：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的，并且就因为太笨重所以不易损坏的工具。在美国盛行奴隶制度的数州，即濒于墨西哥湾的数州，到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为止，一直是使用旧式的中国式的犁。这种犁，是像猪或鼹鼠一样挖泥的，不能犁成沟畦，也不能把土壤翻转来。……欧姆斯台（Olmsted）在其所著《沿岸蓄奴的诸州》里面，也有如下的话。“我会看见这里所用的工具。没有一个人，和我们同行的，有理性的，会让他用工资雇来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依我着，这种工具异常笨重的情形，一定会使工作，比我们用平常的工具的时候，至少增加十分之一的困难。我又相信，奴隶使用工具时既然那样不当心不仔细，就给他们以比较精致的工具，也不见得能有好结果。我们通常给劳动者使用，并会由此造出很多利润的诸种工具，如果拿到威基尼亚麦田里来使用，怕一天用不到，就要被损坏，虽然那里的麦田，要比我们的麦田更轻松，更少石块。所以，当我问，为什么这些农庄，普遍地，以骡代马时，我听到的最初一个最确实的理由是：马不堪黑人的虐待。马受久了黑人的虐待，便会昏倒，不能作事；骡却能忍受鞭笞，甚至饿一两次也不会在身体上发生妨碍。没人照料，或作事过度，也不致受寒生病。我从我执笔的窗户着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着到虐待家畜的事情。在北方，单有这种事情，就是农业家给他解雇的理由了。”

          奴隶是愚鲁的，愤怒的，恶意的，渴望有可以加害于他所痛恨的，把痛苦加于他身上的人的机会的，所以大地产的奴隶劳动所生产的实远不及农民所经营的农场那么多。普林尼（Pliny）在第一世纪中早已指出，意大利的农场在农民还未厌恶亲自耕种的工作的时候是很肥沃的，可是自从农民容许被束缚着和有烙印的奴隶虐侍“地母”（土地）之后，“地母”就变得难于制驭了。这种农作，在某种情形之下，也许可以提供比农民的农场为多的剩余产品，然而它断不能维持同等数目的人的兴隆景象。不过，战争的情形一日继续下去——罗马不断以战争骚扰着地中海四周各地——农民事业的扩张也必随之继续下去。可是农民经济同时又日趋没落，因为各种战争除了新土地和无限的廉价奴隶之外，还把很丰富的劫掠品赐给那些好战的大地主。因此，我们便在罗马帝国中看见一种与近代的经济程序极相类似的经济程序：小工业日趋衰落，大规模的生产日渐发展，大地产则扩大得更快。这些大地产逐渐剥夺农民的土地，并且，纵使不能借赖大规模种植的方法或别种大规模的生产以夺取他的地位，也最少把他由自由的地主化为要依赖别人的佃农了。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6——217页，脚注

         波尔曼（Pohlmann）在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中曾由伪著昆体良《讲演录》引及一段《贫民反财富人的哀词》，这段话把大地产发展的情形叙述得非常精到。它是一个已贫穷化的农民的哀词，那个农民叹道：

            “我并非常常都是富人的邻人。有一个时候，住在我四周的农场中的都是独立的农民，他们是同等富有的人，他们很和蔼地耕着他们的小小的田土。现在便大大不同了！旧日供养这一切公民的土地现在已变成一幅大规模的耕地，而为一个富人的专有品了。他的地产已向着各方面发展；它所吞并了的农民家宅已被拆毁，各种祖先神像已被破坏。从前的地主已不能不别离他们的祖先的遗宅中的神灵而带着妻子搬到别处去。在这幅广大土地上的工作是一种统一的伟大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财富都好像用一壁墙围着我的样子。这里有富人的花园，那里有他的田土，这里有他的葡萄园，那里有他的树林或草地。我本来也是想离开此地的，但我却找不到一处没有富人为邻的地方。因为有什么地方不是富人的私有地产呢？他们已不复能因为他们的地产已扩展到与天然的分界——河流或山岭——相符，好像国家的疆界那样，而自觉满足，他们是连最辽远的山巅荒地和树林都要据有的。这种扩张永不会碰到限制，永不会碰到障碍，除非那个富人的土地碰到别一个富人的土地。这些富人对于我们穷人还有一种侮辱，那就是，他们在已经犯着侵犯我们的权利之罪的时候，还自以为无须否认他们的罪恶行动。”(《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582——583页）

       波尔曼以为上一段话实是“一般极端资本主义”的趋势的特色。可是这种进化程序与近代资本主义及基金财产之日趋集中的进化程序的类似性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类似性，把二者混为一谈实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一种较深刻的研究，则其结果适足以使我们看见这两种发展的极端相反的性质。第一，现在的集中的趋势，大企业力求消灭小企业的情形，及小企业之渐渐愈加要依赖大财主的情形，大抵是进行于工业中而少见于农业中。古代的情形恰好与此相反。其次，现在的小企业之所以日渐受制于大企业完全是由于竞争所致，竞争使利用大机器和大工厂的组织的生产力可以具有充分的效能。就古代而言，则这种现象是由于下到的原因所致：自由的农民为兵役职务所压迫，日渐衰弱；富有金钱的人可以获得较廉价的劳动力，奴隶的劳动力；富有金钱的人可以利用高利贷的方法愈加变成富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再有论列。这一切原因都是减低而不是提高劳动的生产力的原因。古代并没有为发展及利用机器所必要的各种条件。当时的手艺匠阶级还未发展到可以供给大批自由的技巧劳动者——准备为人所大批地永久雇用的劳动者，为出产机器及运用机器所必不可少的劳动者——的程度。因此，当时也没有足以使思想家和考察家发明机器的必要的刺激，因为这些机器纵使发明出来也是没有实用的。不过，可以为生产事业所实用而有成效的机器一旦被人发明，渴望在出产及运用机器的事业中找寻职业的自由劳动者一旦大批出现，机器便马上变成企业家所借以互相竞争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了。结果，机器便不断地改良和不断地扩大，劳动的生产力日渐增加，超出工资之上的剩余利润日渐增加，贮蓄或积聚一部分的剩余利润以为购置新的和较好的机器之用的需要日渐增加；最后，不断扩大市场的需要也日渐增加，因为较良好的机器的产品是不断增加的，这些产品是必须设法销售的。于是资本便一路增加起来，因而使生产工具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中的位置日趋重要。结果，后者为有利地推销日渐增加的消费品——与日渐增加的生产工具同时被做出来的消费品——起见，便不得不继续不歇地找寻较多的新市场。因此我们实在可以说，在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之内，它便已经征服整个世界了。

         古代的情形便不同了。我们已经说过，大经营场所只能把最粗鄙的工具交给奴隶使用，它们只能驱使最拙劣的和最愚鲁的工人工作，因此只有价钱极廉的奴隶才可以使大规模的经营场所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这种情形使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家不住地趋向战争，因为战争是获取廉价奴隶及不断扩充国家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自从历次攻击迦太基的战争起，这种趋势即已是罗马的侵略政策的一种最有力的动因。罗马在二百年内曾对地中海四周各国实行侵略政策，并且在基督时代把高卢（Gaul)——即现今之法国——征服之后，还准备宰制人口强健而足以供给绝好的奴隶的德国。

          这种增加被剥削区域的无厌的和不住的趋势使古代的大规模企业与近代的大规模企业约略相似；然而其应用为日渐增加的奴隶群众所提供的剩余产品的方法却与近代的方法很不相同。我们已经看见，近代的资本家必须把他的利润大宗地贮蓄起来，借以改良和扩充他的企业，否则他便要为他的竞争者所制胜。古代的蓄奴者却不觉得有这种需要。他的生产所根据的技术基础比之他所渐次消灭的小农的技术基础，不是较高，而是较低。这种技术基础不是不住地发生革命和扩展，而是始终一样。一切超出一定支出的成本，和工具、牲口及奴隶的更换费或损害费之上的剩余产品都为蓄奴者个人所随意享受——纵使他不是一个浪费者，也是一样。不错，他可以把金钱投于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或新地段中，因而变成较多的利润的来源，可是即就这一笔新利润而论，他也是只可以拿来作享乐之用。为生产超过一定数目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积聚资本在当时原是一种滑稽可笑的举动，因为这些新生产工具断不能找得新的用途。

         为大地产所排挤的农民愈众，则集中于一种私有权之下的土地和奴隶的总数便愈大，而剩余产品便愈多，剩余产品就是存于个人手中而除了个人享乐便没有用途的财富。近代资本家的特色在乎他的积聚资本的趋势，帝国时代的罗马富人的特色则为寻求享乐：基督教之出现正在此时。近代的资本家所积聚的款项是为古代罗马的最富有的人所望尘莫及的。古代罗马的顶大的富翁就是那息萨斯（Narcissus)，尼罗所已解放的奴隶，他所有的财富为20,000，000元。可是比之据说为洛克斐勒（煤油大王）所有的1，000，000，000元，20，000，000元成什么东西呢？不过，美国的大富翁，虽然也穷奢极侈，他们的奢侈程度却远不及罗马富翁那么厉害，罗马富翁是以黄莺舌为宴会食品而且把珍珠侵于醋中的。

            奢侈的程度愈厉害，伺候个人的家庭奴隶的数目便愈多，尤其是在奴隶价格较廉的时候。贺拉西（Horace）在他的讽刺作品中曾说过，一个人为稍求舒服起见，最少也要有十个奴隶。富有之家的奴隶往往以千数计。较粗野的奴隶工作于矿场和大农场中，至于较文雅的，尤其是希腊奴隶，则伴居于“都市家庭”，换言之，就是住于城市住宅中。在奴隶中，不但有厨子，书法家，音乐家，儿童教师，戏剧演员，并且有医生和哲学家。这些有教养的奴隶，和那些以增加主人的财富为目的的奴隶不同，他们大都是休闲无事的。他们大部分在这时都是无所事事的懒人，好像他们的主人本身那样。可是旧日使主人优待家庭奴隶的两种条件此时已不复存在了；那两种条伴就是：昂贵的价格——因此主人便不能不爱惜他——及常常伴着工作的主奴的友伴关系。在这时，主人钱多而奴隶价廉，已没有人觉得有爱惜奴隶的必要了。其次，家庭奴隶的大群众对于主人已完全没有丝毫的私人关系；主人是简直不能一一认识他们的。即使主奴发生私人关系，这也不是因为共同工作——使他们互相敬重的共同工作——的缘故，而是在各种为懒惰性及倨傲性所引起的在欢和不正当的事情中，这些事情只能使主奴互相蔑视罢了。家庭奴隶虽然闲懒无事并且往往为主人所纵容，但往往又因为主人发脾气，发怒的缘故而蒙受极残酷的侍遇。坡力奥（Vedius Pollio）的残忍举动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奴隶偶然打破了一件水晶器皿，他便下令把他抛入他中以供鳗鳄——鳗鳄是一种美味——之食品了。

        这些家庭奴隶的数目的日渐增加，意味着社会中不生产的分子的日渐增加，这些不生产的群众同时更为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一部分是由被排挤的农民所构成——的发展所扩大。当这种程序正在进行着的时候，自由劳动为奴隶劳动所逐渐排挤的情形又渐渐大大减低许多种职业中的劳动的生产率。

       可是，家庭中的人数愈多，则它的各种用品，如衣服及用器等，便更易于为自己的工人所制备，而无须像较小的家庭那样由外边购买。这种情形使那种举行于家内而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再复从新发展。然而我们切不可把这种富人的家庭经济和原始的简单家庭经济混为一谈，原始的家庭经济是建基于差不多绝对欠缺团体生产的情形之上的，那时的家庭所生产的正就是最重要和不可少的必需品，所购买的只是工具和奢侈品。第二种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见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及帝国时代的富家中的生产，则正是建基于团体生产，建基于以市场为目的的矿场和大地产的生产之上的东西；这种家庭生产根本上是一种奢侈品的生产。

        这种以供给家用为目的的生产的新发展实是一种足以危害自由手艺匠的东西——城市和大地产中利用奴隶的各种工业对于自由手艺匠早已予以很大的打击了。因此，自由手艺匠阶级便不能不相对地减少，换言之，自由工人的数目和奴隶的数目比较起来，不能不日渐减少，甚至手艺工作的情形也是一样。可是就好些事业而论，自由工人的数目却仍旧可以绝对地增加起来。因为奢侈程度的升高，对艺术品和艺术工业品，甚至纯粹装饰品——如化妆品和香膏——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了。

        以这些奢侈品为判断社会的兴隆景象的根据的人，采取罗马的国王、大地主和随从他们的谄媚者、艺术家与文人所采取的狭隘的观点的人，也许会把亚古士督王时代的社会情形认为绝好的情形。无限的财富日渐积聚于罗马中，这些财富的用途只以个人享乐为限；寻求快乐的富有浪费者摇摇欲跌地赴了一处的宴会又复赴另一处的宴会，把自己所享用不尽的剩余品恣意抛弃。有许多艺术家和学者都从这些阔人们那里获得大量的金钱。伟大的建筑物纷纷出现，其宏壮美观至今尤为我们所羡慕不已；整个世界都好像是不住地把财富喷射出的样子——然而这个社会早已走向灭亡之路了。
五 经济的衰落

          日渐衰落的预兆很早便出现于各统治阶级中了。这些统治阶级是绝无活动，绝无工作，甚至连学问和政治工作也交给奴隶去做的。在希腊，奴隶劳动最初使主人获得空闲的时间以执行管理国家及默想大部分的重要人生问题的职务。可是，剩余产品愈多——这些剩余品因为土地集中，大地产扩大，奴隶增加的缘故，逐渐汇聚于个人的手中——一般富人便愈趋于把享乐的习惯，耗费这些剩余产品的习惯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最贵族的社会职责，便愈好作浪费的竞争，愈好赛宏伟，赛奢侈，和赛懒惰。在罗马，这种程序自然比较在希腊较易完成，因为希腊在达到这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其文化程度已略为退步了。希腊的军事势力之发展是以野蛮部落为主要牺牲品的，而它在中亚细亚和埃及又已碰到强有力的切实反抗了。他们的奴隶是野蛮人，他们断不能由这些奴隶学得什么，也不能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托他们。他们所能够取自野蛮人的财富又是比较无足轻重的。罗马的统治便不同了。这种统治很迅速地普及于东方的古代文化的中心地点，直至巴比伦（或塞琉细亚Seleucia）为止。罗马人不特由这些新征服的地方取得大宗财富，并且由这些地方取得许多学识高出他们的主人之上的奴隶，他们可以从这些奴隶那里学识许多东西，并且可以把管理国家的责任交托他们。国家的行政人员旧日原是据有大幅土地的贵族，到了帝国时代，却渐次为皇室的奴隶，和旧日原是王帝的奴隶，这时仍忠于故主的被解放者所继承了。

         大地产的主人和他们的各种寄生从员所仍有的唯一社会职责就是享乐。可是人类对于过长的刺激是会变成没有反应的，无论那种刺激是快乐还是痛苦，是淫佚的冲动还是害怕死亡的心理。没有劳动以为调剂的纯粹的不断快乐所最先引起的结果就是：由于不住地追寻新的娱乐，借以制胜旧日的经验，重新刺激已疲的神经，因而引起种种最不自然的罪恶，最精巧的残暴行为，并且引起最高程度和最无意识的浪费。然而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种限度的，人类一旦达到不能再复增加其快乐之点——或是因为欠缺资财，或是因为欠缺能力，或是因为财力或身体魄力已陷于破产——便变成极端厌恶快乐，甚至完全厌恶人生了；一切世间的思想和影像这时都似乎是虚幻的东西。结果便是绝望，求死，并且渴望一种新的和较高尚的生活。然而许多人的厌恶工作的心理已根深蒂固了，所以即就这种理想生活而论，他们也不把它视作一种欢然工作的生活，而把它视作一种绝对不动的极乐状态，因而绝对脱离肉体要求和肉体享乐的一切痛苦和幻灭而获得的极乐状态。

         可是剥削阶级中的上流人物对于他们那种以消灭无数的自由农民，以虐待数以千计的矿场和大地产中的奴隶为根据的快乐，也有一种羞耻的感觉。他们的良心内疚也引起一种表同情于奴隶的意识——这种同情意识和当时一般人所持以对付奴隶的生命的残酷态度极相矛盾。最后，这种不快的良心又引起一种厌恶金钱欲——这时已经支配着整个世界的金钱欲——的心理。

         普林尼在所著《自然史》第三十三卷中强调地说：“我们知道，斯巴达克斯（Spartacus，一种奴隶暴动的领袖）是不准其党羽占有金银的。我们的逃亡奴隶的思想真比我们高超得多了！雄辩家麦舍拉(Messala）曾说过，安多纽斯（Triumvir Antonius）是以金器来应付他的最下级的肉体需求的。……这么样损害了金的价值，而使之变成自然界中最下贱的东西的安多纽斯实应被摒弃于法律之外。然而可以把他摒于法律之外的却只有斯巴达克斯一类的人。”

          在这个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寻乐如狂以自害，酷爱金钱和残暴行为，另有一部分人则充满同情于受苦者的心理，厌恶金钱和快乐，甚且渴望死亡。在这个阶级之下的是无数的苦工奴隶，他们所受的虐待比畜牲所受的还较厉害，他们是来自各种不同部落的人，他们因为受到主人不断摧残，因为工作于锁链和鞭笞之下的缘故而变得卑贱和鄙野，他们充满着抑郁无言的愤怒、复仇的欲望和绝望的心情，常常都准备举行激烈的暴动，但因为大部分都是落后的野蛮分子的缘故却不能打倒强有力的国家制度而另设新的制度——虽然特出的领袖也许存有这种野心。他们所能够获得解放的唯一方法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前是脱离那个社会，投身于罪犯阶级或土匪中一一他们不住的扩大罪犯和土匪的人数——或脱离帝国的疆界而投身于帝国的敌人中。

         比这千百万最痛苦的人类的地位较高一点的就是那百数十万往往有奢侈和丰富生活的奴隶阶级。他们常常目击各种最过分的和最残暴的欲情，并且为这些欲情所苦，他们是各种人类可以想得到的邪恶行为的从犯，他们或者变成这些邪恶行为的牺牲者，因而好像他们的主人那么堕落，或者——又好像一部分的主人那样，并且比主人来得较早，因为他们之蒙受快乐生活的恶果的痛苦是必然远比主人较早的——憎恨堕落和只是求乐的行动，而热烈地期望着一种新的、较纯洁的、较高尚的生活。

        伴随着这一切人们存在的还有无数已被解放的公民和奴隶、许多已贫穷化的残余农民、厄运的佃农、处境困苦的城市手艺匠和搬运工人，以及大都市中的流氓无产者。流氓无产者具有自由公民所有的魄力和自信心，但在社会中已变成经济上的过剩人口，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安定的感觉，要绝对依靠大富翁由于慷慨，或惧怕，或求和平心理而掷给他们的余屑以过活。

        《马太福音》曾代表耶稣论及自己说：“狐狸有罂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第八章第二十节）这句话所表现的只是一种盛行于当时的思想，革拉古（Tiberius Gracchus）在基督未出世之前一百三十年早已替罗马的整个无产阶级表现过这种思想了：“意大利的野兽有它们所可以栖息的洞穴，可是为意大利的光荣而奋斗和死亡的人所仅有的都只是日光和空气，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劫掠去的。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住，带着妻子随处流荡。”他们的困苦和他们的生活的恒久的不安定性必然使他们对于他们所天天目击的大富翁的日益无耻和奢侈的情形倍加愤恨。贫民对于富人因此便存有一种剧烈的阶级仇恨心理，可是这种阶级仇恨心理是和近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心理绝不相同的。

         现在的社会完全建基于无产阶级的劳动之上。它只要停止工作，社会便根本摇动了。古代的被摒弃的无产者却不事劳动，甚至残余的自由农民和手艺匠所做的劳动也并不是不可少的东西。当时的社会并不依靠无产者来生活；无产者却要依靠社会来生活。无产者完全是过剩的人口，是可以完全消灭而无妨害于社会的。反过来说，无产者消灭适足以使社会制度变成愈加固定罢了。当时的社会的基础原是奴隶的劳动。

        现在的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各种冲突系发生于工厂和工作场所。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掌握产品，生产工具的主人还是劳动的主人？这种斗争包括整个生产制度在内；它是一种力求以较高级的生产方式替代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斗争。

       古代的贫穷化的无产者和这种斗争并没有关系。事实上，他并不工作，也不想工作。他所想的只是分享富人的享乐，把各种娱乐——不是生产工具——另行分配过，劫掠富人的财富——不是改变生产方式。他对于矿场和大耕种场所的奴隶的痛苦，正好像对于一般动物的痛苦一样，并没有丝毫的感动。

         农民和手艺匠更不能想到要建树一种较高级的生产方式的问题。这些阶级甚至在现在也不希望实现这种东西。他们的梦想充其量也不过是恢复旧况。然而他们是和流氓无产者有密切关系的，流氓无产者的各种希望是极能引动他们的，因此，他们所仅有的想望或野心也就是这些贫穷化的无产者的想望或野心：一种以牺牲富人为基础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以劫掠富人为前提的共产主义。

         所以，在共和国末期及帝国时代中的罗马社会也许有许多社会冲突，许多阶级仇恨心理，和许多阶级斗争、暴动及内战，一种无限地渴望不同的较好生活和废除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心理；可是这并不是说，当时的人会稍为致力于引入一种新的和较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工作①。

        这种运动所必要的道德上和知识上的条件当时并不具备；没有一个阶级具有为求努力朝着新生产方式的方向而前进所必要的知识、能力、乐于劳动的心理和不自私的德性；并且，各种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连这种东西的观念也是不能出现的——也不存在。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蓄奴的经济在技术上并不是一种进步而实是一种退步，这种经济不但使主人柔弱起来和不适于劳动，不但增加社会中不事生产的工人的数目，并且还减低生产工人的生产力和阻滞实际技术的进展——某些奢侈品职业也许是例外。无论什么人，如果把蓄奴经济之下的新生产方式拿来和它所代替和压制的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比较一下，都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衰落，而断非一种进步。一般人都开始觉得，已往实是较好的日子，实是“黄金时代”，而每一代和上一代比起来都是一种退化。资本主义时代有一种显著的观念，那就是，人类有无穷的进步的观念，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力求改良其生产工具因而使人类有把已往认为黯淡及只把将来视为光明的趋势；在罗马帝国中，我们却看见相反的见解，以为人类是不住地愈趋堕落及不断地渴望恢复已往的盛况的见解。在帝国时代中，即使各种社会改革和社会理想对于生产情况之改良发生关系，这些改

（①波尔曼在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史》中很愚蠢地把古代无产者的各种阶级斗争——甚至连苦于债务的农民的各种斗争，取消地主阶级的债项的行动，无遗产人抢夺和分配土地的各种行为，都包括在内——和近代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借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在什么形势之下都只有杀戮、暴行、纵火、分赃和狂欢的结果。这个挨尔兰根（Erlangen）教授的智慧就是已故的利希脱(Eugen Richter）的智慧，其能事就是博引希腊古籍以为装饰而已。)

革和理想的目的也只在恢复古代的生产方式，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这种目的也是很对的，因为自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的确是比较高级。奴隶劳动把社会引入迷途。社会是必要再次放在农民的操作之上，才可以从新上进的。可是罗马的文明却连这一个步骤也不能采取，因为它已经失却这个步骤所必要的农民了。别些国家必要把大批的农民移殖于罗马帝国，然后可以使罗马帝国所创造的文明的残迹再复变成新的社会进化的基础。

          古代的蓄奴经济正掘着它自己的坟墓，好像任何以互相仇视的心理为根据的生产方式一样。这种经济，就它在罗马帝国所最后达到的形式而论，是以战争为基础的。只有不断地打胜仗，不断地征服新的国家，和不断地扩张帝国疆土，才可以供给它所需要的大批的廉价奴隶。

          然而战争是不能不靠兵士的，兵士的最好的来源就是农民。惯于在露天的地方，寒暑交迫日晒雨淋的地方，做着不断的劳苦工作的农民最能够忍受战争的困苦。贫穷化的都市无产者——不复惯于劳动的无产者——及熟练的手艺匠、纺织工或金匠或雕刻家，均远不及他们那么适用。自由农民之消灭就是罗马军队的士兵之消灭的意思。罗马渐渐愈加必要以受雇的志愿兵，过了当兵时期之后还愿意服务的职业兵士，来替代有投军责任的兵士。不久之后，这些兵士也不够用了，因此便不能不连非罗马公民的人也要收容。在提庇留时代，罗马的国王早已向元老院宣布过，良好的兵士已不敷应用，一切暴徒和流氓都不能不与以收容。罗马军队中来自各属州的被雇的野蛮人的数目日渐众多；及至最后，军队中的缺额且不能不由外人——帝国的敌人——补充。在凯撒时代，我们早已看见罗马军队中有条顿人了。

           由统治民族中征募军士的机会既渐减少，士兵既渐稀罕和昂贵，罗马的爱好和平的心理便不能不随之日渐增加，这并不是因为道德观念有什么变迁，而实是因为各种物质的缘故。罗马不能不爱惜它的兵士，但同时又不复再能扩充帝国的疆土了；它只求能找得充分的兵士保持原有的境界，便已心满意足了。罗马的攻势大体上陷于停顿的时候正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即提庇留时代。罗马帝国此时正在开始力求保存它的领土，使不至为境外的敌人所侵犯。并且，这种形势的各种困难这时又正开始变得较为严重，因为罗马军队中的外人——尤其是条顿人——的数目愈众，则罗马的野蛮的邻人便愈加熟识它的财富和它的战争方式——且不说它的弱点——并且愈加怀着以胜利者和主人的资格而不是以受雇者和奴隶的资格攻入帝国的野心。过了不久，罗马的主人便不仅不敢再从事于征伐蛮夷的工作，并且不能不在蛮夷之前休战或惧怕他们了。于是，在第一世纪内，廉价奴隶的川流便猝然变成干涸。主人们渐渐愈加要生殖奴隶了。

           然而生殖奴隶实是一种很破费的手续。训练奴隶那种事业可以获利的只能以高等的家庭奴隶，可以做技巧工作的家庭奴隶为限。应用有训练的奴隶来经营大地产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应用奴隶于农场中的情形日渐少见，甚至采矿事业也日渐衰落了，许多矿场都因为无足惜的奴隶——战时的俘虏——的供给断绝的缘故而变得无利可图了。

         可是蓄奴经济之没落并不足以使农民从新再生。当时并没有充分的农民，有经济力量的农民，并且土地私有权又是一种障碍。大地产的主人不肯抛弃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只是减缩他们的大经营的规模。他们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小佃农，租给佃农或Coloni①耕种，而以他们必要把一部分的劳动力用于主人的农场中为条件。因此便发 生一种甚至到了封建时代仍然为大地主所采取的农作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到资本主义时代才为资本家的租地制所替代。

         ①罗马后期的“佃农”，参看《英文标准字典》（standard Dictionary）。下文带有“”符号之“佃农”两字，均指这种特殊“佃农”而言。——译者

             “佃农”所来自的劳动阶级一部分是农村奴隶和贫乏农民，一部分是大都市的无产者、自由手艺匠和奴隶——他们已不复能在大都市中谋生活，因为自从蓄奴的农业经营和采矿事业日渐衰落，富人的阔绰和奢侈程度已渐次降低了。此外，这些劳动势力又为附近各属州那些其土地为野蛮部落所侵占因而逃入帝国内地的居民所扩大，这些居民到了帝国内地之后，也就变了“佃农”。

           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并不能阻止为欠缺奴隶所引起的经济衰落的进程。从技术上说，这种新方法和自由农民制比较起来，也是落后的，它并且是技术发展的障碍。“佃农”所要做的农场工作仍旧是一种强迫工作，他之对工作表示抑郁不快和玩忽的心理，他之视牲口及工具，正好像旧日的奴隶一样。不错，“佃农”是工作在自己的农场中的，可是他所有的土地只是一幅极小的土地，主人断不怕他会变成不恭，他断不会获得超出仅足以维持生活的程度以上的东西。并且，以物品支付的地租又是苛重到使“佃农”要把仅足以维持生存的程度以外的一切产品尽数交给主人的。“佃农”的惨状也许可以和爱尔兰的小佃农，或今日的意大利的农民的情形相比——同样的生产方式现在还流行于这两处地方。

          可是现在的农业地区最少也有一条安全的后路，它们实可以把人口移殖于工业发达的地方。罗马帝国中的“佃农’，却没有这种方便。当时的工业并不注重生产工具的生产，它的主要目的在制造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为大地产和矿场的主人的剩余所得日渐低减的缘故，城市中的工业便随着衰落，而其人口也随着迅速减少了。

         然而地方区域的人口也渐次减少。小佃农不能维持大的家庭，因为他们的农场的出产通常只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一旦失收，他们便没有供给来源，又没有可以用来购买生活品的金钱了。饥荒和悲苦的现象必然普遍；“佃农”的队伍大批地死亡，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爱尔兰在上一世纪中的人口渐减的情形正好与罗马帝国的人口渐减的情形相匹。

          “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明白，使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的各种经济原因必然对于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城——发生最显著的影响。读者如想获得数字的说明，那就请他注意下列的各种数目罢：罗马城在亚古士督时代约有人口1，000，000，在帝国时代的最初那一百年中并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塞弗拉（Severi）时代便减为600，000；其后便继续迅速减少了。”①

         迈尔（Eduard Meyer）在他的杰作《古代经济进化史》（1895年）中曾把第奥•克立索斯吞（Dio Chrysostom，约生于公元前50年）在他的第七篇演讲词中述及优卑亚（Euboea）的一个小镇——-他没有把镇名说出——的情形的话载在附录里面。这段话把帝国的人口减少的情形很有力地表现出来。

          “四周的区域完全属于这个市镇，并且把贡物送给这个市镇。一切土地如果不尽是，也差不多是富人的属品。他们是分散于各处的地段，可以用来做草地和耕地的地段的主人。可是这些土地完全是荒掠而无人使用的东西。有一个公民曾在‘公民大会’中说过，‘我们的土地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无人耕种的，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用来耕种，又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少。我自己所有的土地也好像任何其他人那么多，我不仅在山岭中有土地，并且在平原中有土地。假如我可以找到愿意把它们用来耕种的人，则我不仅愿意交给他而不收他的租钱并且很欢喜为此而与他以金钱酬报……。’那个人还继续说，现在在城门之前的土地也变成荒芜了，土地绝对赋闲并且露出一种忧愁的神色，大有处在沙漠中间而不是正在城门前之势。……运动场已变了一幅草地，因而使赫克利（hercules）和别的神像和英雄遗像在夏天便为草花所掩藏，正在我之前说话的那个人天天早上都把他的牛群赶到市立大会堂和市政厅之前吃草，结果便使来访问我们的外宾无一不笑我们或为我们叹息。

             ①哈特曼（Ludo M.Hartmann):《意大利中古史》，1897年版，第一卷，第七页。

        因此，我们便看见，在这个市镇中有许多住屋都是阗然无人的；市镇的人口显然是日渐减少。有少许紫衣渔夫住在卡化力石那里；要不然，我们便在这个辽远而广阔的区域中找不到一个人了。从前，这幅土地尽属于一个‘拥有大群牛马、许多草地、许多肥沃的耕地和许多别种财产的富有公民。为着他的财富，国王曾下令把他杀死，他的家畜尽被驱逐，连那些属于他的牧者的牛畜也被驱逐，自从那时起，他所有的土地便变成荒芜了。只有两个牧者，自由人和市民，留存在这里，他们现在以打猎及少许的农作和牧畜事业来维持生活。……

         第奥在这里所描写的情形——即在帝国时代的初期中，希腊全国的情形也大致与此相同——和以后数百年中的罗马及其附近地方的情形并无二致，这种情形并且把它在坎判纳（Campagna）所留下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在这个区域中，我们又看见，各地的市镇已经消灭，各处的土地已经变成空旷，只供牧畜（及在山边种葡萄）之用，及至最后，罗马城本身也变成空无居民的城市，它的屋宇没有人住并且日渐崩塌，它的大市场和卡匹托山上的各种公共建筑品已变成牧畜的草场。爱尔兰在本世纪（十九世纪）中也开始发现同样情形，这是任何来都柏林和游历本国的人所必然看见的。”（第67——69页）

        土地的肥沃性也渐次减少。厩中饲养的方法当时还属罕见，并且，在蓄奴制之下，必然是很少被人采用的，因为这里的人是把这种方法认为苛侍家畜的。然而没有厩中饲养法便是没有肥料了，而不施肥料于土地，或不作深入的耕种，其结果必致减少土地的继续生产的能力。这种耕种方式只能在最肥沃的土地中获得有利的收成。可是这些肥美土地的数目是不断减少的，这些土地的能力是随着耕种时期之愈久而渐趋穷竭的。

       美国在十九世纪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那些实行蓄奴制的南部各州中，一般人并没有把肥料施于土地，因此那里的土地很迅速地变成瘦瘠，奴隶的应用只有在最肥美的土地中才变得有利。在那个国家中，蓄奴制度之能够继续存在完全是因为不住向西扩充、渐次使用新的土地和把已经用过的贫瘠土地遗弃在后方的缘故。罗马帝国的情形正与此同，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主人之所以常常存有一种土地欲，和极力利用战争征服新地的一种缘故了。南意大利，西西里，希腊，在帝国时代的初期，早已变成农业上的荒地了。

         土地能力既日趋穷竭，同时，工人数目又日渐欠缺，对于工人又没有合理的使用方法——这些情形的结果只有使收成不断地减少。然而同时，国家由外地购买食料的能力又日渐减少。金银日渐少见，因为，我们已经看见，劳动者既少，矿场的出产便随着大减了。而已有的金银又渐渐流人外国，有一部分为着那些仍然留存的富人要购买奢侈品的缘故而流入印度和阿拉伯，但大部分却当作赏赐而流入附近的野蛮部落中。我们已经说过，来自这些部落中的兵士日渐众多；服务期满之后把薪金——最少也把所余的那部分——带回故里去的兵士的数目也日渐众多。帝国军事力量既然衰落，它便渐渐愈要缓和危险的邻人，及设法使他们保存好感，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给以赏赐。因为没有这样做的缘故，帝国的疆土就曾屡次被那些以劫掠为目的的敌意的部落所侵犯。这种情形也足以减少帝国的财富，因此，这种财富之最后的余数便花于自卫的企图。帝国的军事力量日渐削弱，本国的士乓日渐减少，由外地募集军队的需要日渐迫切，而由外地流入的敌意的野蛮人又随之日渐众多——这一切原因都引起受雇兵士的需要日渐增加，而同时兵士的供给却日渐减少，于是要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便日渐提高。自从凯撒时代起，兵士的工资便已为225丹拿利（50元），此外每月又另加食谷四穆的（即三分之二梅德麦或36公升），其后这种按月津贴的食谷且加到五穆的。杜密善王（Domitian）把工资提高到300丹拿利（65元），以后的国王且准许兵士免费领取军用品。塞弗拉斯（Septimius Severus）和后来的卡刺卡拉（Caracalla）又复增加兵士的薪金。

        当时的金钱的购买力远比现在为高。和尼罗同时的辛尼加（Seneca）告诉我们说，一个哲学家只须半个昔司脱塞（不及三分）即可以作一天的生活费。40公升酒的价钱不过六分；一只小羔羊的价钱只为10分；一只大羊的价钱约为40分。

      “以当时的价格为计算标准，罗马军士的工资显然是很高。除了工资之外，他又在新王登位的时候，接收许多现金礼物；当时的兵士是每过数月即另立新王的，因此，他们便获得非常多的现金礼物。服务期满之后，兵士又在解职的时候获得一批花红，这个数目在亚古士督时为3，000丹拿利（650元）；加力苟拉（Caligula）把它减了一半，及至卡刺卡拉又复把它提高到5，000丹拿利（1，000元）。’

        并且，常备军的数目又不能不随着帝国疆界被侵的事件之愈多而愈增。在亚古士督时期，常备军的数目共300，000人，其后则增加两倍有余。如果我们记着帝国的人口原属很少——因为农业的程度很低的

        ①伊仑斯特（Paul Ernst):《未被野蛮部落侵入前的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新时代》，第11卷，第二号，第253页以下。

缘故——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又很不充分，我们便知道这些数目是很大的数目了。贝洛希（Beloch）曾把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估计过，他说，这个数目约为现在的日耳曼帝国的人口之四倍，在亚古士督时代约为55，000，000人。现有33，000，000人的意大利在当时只有6，000，000人。这55，000，000人——他们的技术方法很是幼稚——所要维持的军队的数目正等于日耳曼帝国现在所要维持的那么多。可是虽然技术的进步已大非昔日所及，日耳曼帝国也觉得这种负担异常苛重了。何况罗马的被雇兵士的工资又远超于德国现在①的战士之上。

             人口虽然日渐减少和日渐贫困，黩武主义的负担却日渐增加。所以如此，是由于两个原因所致；这两个原因合并起来，便完成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崩坏。

         国家在当时的两种作用就是打仗和建筑宏伟建筑物。它如想增加战争而同时不增加税捐，便必要把建筑工程置之不顾。罗马的国家所做的正是这样。在财富丰裕，而大批奴隶的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又极众多的时候，国家具有充分的财力以进行伟大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物不特足以应付奢侈、宗教、卫生的要求，并且足以应付经济的需要。国家借助于它所可以利用的大批农民以建筑那些至今犹为我们所赞叹的伟大建筑物，那些庙宇、皇宫、水道和暗渠，及把罗马城和最辽远的帝国属土联系起来的绝好的道路系统，经济的和政治的统一及国际交通的一种有力的媒介——且不必提及伟大的灌溉和排水工作了。若提及排水的工作，我们更可以说，它因为把位在罗马之南的逢庭（Pontine）阳原的水分排去的缘故，曾使一幅肥沃的大地，面积凡10，000，000英亩的大地，变成可供农业之用，这幅大地曾一度有过三十三个市镇。建筑和修葺逢廷湿原的排水工程的上作常常都是罗马当局的一个忧虑问题。这种工程终于崩坏，因此便使这整个湿原和附近的土地变成废地一直到现在。

         帝国的财政力量衰弱了之后，它的统治者宁愿把这一切建筑物的修葺工作置之不理，而决不显减削军事的费用。因此，宏伟的建筑物便变成宏伟的废址，它们的消灭进程更因为劳动力日渐缺乏的缘故而愈加急速，因为劳动者愈少，他们便愈会在已崩坏的旧建筑物中而不在路程辽远的采石矿中采取必要建立的新建筑物的材料了。这种建筑方法之有害于各种古代艺术作品，实比侵入的汪达尔族（Vandals）和别些野蛮部落的摧残工作为尤甚。

         “对于古代罗马的残迹不胜惋惜之感的旁观者很容易以为哥德族（Goths）和汪达尔族应负这种恶行之咎，但其实他们并没有余暇，也没有能力，以进行彻底的摧残工作，甚或连这种居心也没有。战争的风浪也许毁坏了某些高塔；可是彻底破坏这些林立的结构品的工作实是一种慢慢地和静静地进行于千数百年中的工作。做成帝国的宏伟性的各种纪念品已不复被人当作京都的不朽光荣而敬重了；它们只被人视为一种取之不竭的材料来源，比辽远的石矿较廉而且较便利的来源罢了。”①

         这种荒废进程不特毁坏了各种艺术作品，并且毁坏了各种有经济作用或卫生作用的建筑物，各种道路及水道系统。这种原是普遍的经济衰落的一种结果的普遍荒废现象，又增加了那种经济衰落的速度。然而军事的负担却总是增加不已，直至最后变成不能由人民担负及完成了最终的倾覆为止。人口和财富虽然日渐减少，公共负担合的总数——包括物品、劳动和现金税捐在内——却依旧好像从前一样苛重，甚或还更苛重。

        ①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伦敦，1898年版，第四卷，第36章，第19页。

        国家所加于个人身上的各种负担渐渐愈加变成一种讨厌的东西。每一个人都设法把他的负担移在较软弱无能的人的肩膊上；这种转移大都以惨苦的“佃农”为目标，于是他们那种令人沮丧的处境便变为一种绝望的处境。这可以用各种暴动来证明，例如巴歌德（Bagaudi）、高卢（Gallic）的“佃农”的暴动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佃农’，最初暴动于戴克里先（Dfocletian）时代，公元285年，其始为政府所略为压服，其后又复屡屡再谋暴动和叛变，这是他们的痛苦之深重的表现。

         同时，别些阶级也逐渐蒙受较苛的压迫，虽然没有“佃农”那么惨。国库机关尽量征收税捐；野蛮部落的劫掠工作并不见得比国家较甚。社会不住地崩解，社会中的各人渐渐愈加不想并且不能为团体和为别人而尽其必要的职责。

       从前为习惯和经济需要所规定的条款，现在必须由国家予以有力的干涉才能实现。戴克里先死后，各种强制执行的法规便日渐众多。有些法律把“佃农”紧缚于土地之上，因而使他变成一个农奴；有些则勉强地主分负城市行政之责，其主要作用在为国家征收税捐。更有些则把手艺匠组成各种强制参加的工会，强迫他们依照一定的价格供给他们的劳动和商品，为执行这些强制法律所必需的国家官僚便增加起来。

        官僚和军队——换言之，国家的权威——因此便日渐愈加处于被人反对的地位，不特为被剥削阶级所反对，并且为剥削者所反对。国家已渐渐不复是一种保护和鼓励剥削者的组织而渐渐变成一种掠劫和摧残他们的权威了。敌视国家的心理日渐增加；甚至野蛮部落的统治都被人民认作是一种救济了。居住于边陲地方的人口很想脱离帝国而变成野蛮部落的自由农民，及至最后，他们且把野蛮部落认为是足以使他们超脱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救主而与以热烈的欢迎。有一个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作者萨文尼斯（Salvianus）曾在所著《De gubernatione dei》中论及这个问题说：

        “高卢和西班牙的一大部分已变成哥德族的领土，所有住在那里的罗马人都只为‘不复作罗马人’的想望所鼓舞着。一切贫乏的人，要不是因为觉得他们不能舍弃他们的财产和家人于后方的缘故，是没有不想离开罗马的。我们罗马人也觉得，我们不能制胜哥德人，而宁愿杂处于他们之中，都不愿杂处于自己的民族之中，实是一宗奇怪的事情。”各种民族日渐移居于罗马帝国，粗鄙的日耳曼人日渐充斥于罗马帝国，这种情形并不是把一种兴盛的、进步的文明破坏得太早，只不过是结束一种逐渐死亡的文明的崩解程序，和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这种发展自然是一种慢慢地和不确定地进行于数百年中的发展——奠定基础罢了。

         基督教是在由亚古士督创立帝国权威起至异族殖民移入帝国内止那四百年中所形成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开端之际，古代的世界已达到登峰造极之点，财富和权力最丰富地并且最狂醉地积聚于少数人的手中；奴隶、衰落的手艺匠和最下层的无产者的困难最为严重；阶级的冲突最为激烈，阶级仇恨心理最为厉害——及至这个时代的末期，整个社会制度便完全陷于贫穷化和绝望的境地。

          这一切情形都给基督教打上它们的印记，并且在基督教的形式中留下它们的遗迹。

          可是基督教把起自当时的民族和社会生活——那种民族和社会生活是建筑在上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甚且从许多方面扩大这种生产方式的效力的——的别些势力的印记也给保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