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中国外交不必强求“官民一致”

中国外交不必强求“官民一致”
——浅谈开展新世纪民间外交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郭海强

　　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要求民间的外交口径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政府每与一个外国政府建交、断交或复交，传媒舆论及民间声音则随之时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时而“坚决打倒XX主义”。如此反复折腾，弄得广大民众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便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外交工作失去热情。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将本国的官方及民间外交舆论弄成铁板一块，久而久之，习惯性地、下意识地也将别国的官方及民间外交舆论视作铁板一块。当别国的某些低级官员、国会议员或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别有用心地散布诸如“中国威胁论”之类的攻击言论时，我国政府便屡屡出动总理、外交部长等级别的领导人公开回应及澄清。中国政府如此高调回应，恰正落入外人预设的陷阱。
　　事实上，自中美中日建交后，从未有一个美国总统或日本首相公开指责中国为“威胁”，而是暗中授意或怂恿下层官员或民间学者出面叫嚣，大造舆论，以迫使中国政府在各类国家利益方面作出让步。在美日两国政府里，往往由“鹰派”唱白脸，而“鸽派”唱红脸；或由上层摇橄榄枝，下层挥大铁棒；又或是通过一些民间渠道，将政府不便公开宣示的外交攻击言论散布开来，以达成既定国家利益诉求，却又不必政府承担外交责任。如此一阴一阳，一打一哄，政府与民间相互配合，共同为本国追求最大利益。许多历史事实表明，别国针对中国外交此一机械呆板作派的外交策略运作每每得手。因应此一新时期的国际政治斗争形势，我国亟须为民间的外交舆论及力量松绑，开展新世纪的中国民间外交，通过密切而互补的官民合作，对一切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共同切实维护我国的各类国家利益。

　　民间外交的思想来源
　　现代民间外交思想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1790)首倡并实践。1776年秋天，他被派往法国，以特使身份促请法国政府支持援助美国的独立战争。当法国政府对与美结盟采取观望态度时，他利用私人关系，与狄德罗、伏尔泰等法国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及著名学者进行交往，通过他们对法国政府施加影响，收到了明显的外交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指出，“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辨证的”（《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2页）。在五十年代，周总理提出我国人民外交的指导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七十年代则改为“官民并举，相辅相成”。质言之，周总理认为中国外交就是人民外交，主张把半官方的人民外交包含在中国外交之中，对政府外交起到补充和辅助作用。历史证明，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无论是与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各国，还是与第一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时，人民外交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力地加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但是，我们认为，在当前日益动荡的国际政治形势下，“半官方的人民外交”还应扩展为全方位、多层次的新世纪民间外交。

　　扩展民间外交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持续上升，国际经贸广泛发展。作为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世界大国，我国自然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各类国际政治力量的高度重视。因此，我国的外交工作也随之日益繁重，外交范围日益扩展。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逐步加紧以武力推行其全球霸权主义政策，加剧了世界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造成国际政治的斗争形式日益复杂多样。鉴于上述各种内外新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外交必须拿出新对策，开创新局面，方能从容应对各种新挑战。扩展民间外交，即为重要一环。
　　譬如，我国的民间对日索赔及“保钓”行动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屡屡以失败告终；此前的“九一八”百万网民签名请愿行动亦因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批准而未果。在控告日本战争罪行的斗争前列，往往只有如王选等个别的具有历史正义及道德勇气的“孤家寡人”，同样由于缺乏后援而不得不“艰苦奋斗”，乃至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许多出于悔罪心理或自省精神而坚持反对军国主义立场的日本友人，也由于得不到来自中国的强力奥援，在日本国内显得势单力薄，孤掌难鸣。而那些极端右翼势力及军国主义分子却因此气焰嚣张，日渐猖狂。如果我国政府就此调整民间外交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合理合法的对日斗争行动，使得上述局面发生方向性的逆转及历史性的改观，必然有利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相信此举对于中日两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会是一件幸事。
　　又如，中国外交还有一个传统习惯，即在与别国政府进行外交活动时，每每在条约声明中，或政府舆论上附加过多的“道德表述”。诸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当然，我们明白此举旨在对外展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诚意及友谊，促进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但问题是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恪守的外交原则。别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绝不会因为上述的“友好宣言”便不干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恰恰相反，某些阴险狡诈的国家还专门利用中国外交的这个特点，表面附和“友谊”高调，暗中却大搞各类“小动作”，蚕食我国的各种权益。中国政府则屡屡本着“友好”原则，对此不惜牺牲局部利益而一再忍让。这就是在政府外交层面上过分宣传“友谊高调”所造成的恶果。事实上，若将促进国际友谊的宣传及推广活动交予民间外交组织来办，而政府外交则只作平实客观的表述，即可一举避免上述弊端。如此可为中国外交留有进退回旋的余地，做到促进友谊及维护权益两不误。

　　民间外交的重要意义
　　中国外交长期坚持“官民一致”，相信是顾虑到民间外交中某些激进或出格的言行会对外交工作造成混乱，对外交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在现代国际外交领域里，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国家决不会将本国的民间外交言论与政府外交政策混为一谈。这也是别国政府敢于利用民间渠道散布外交谣言或攻击言论的法理依据。其实，中国外交的这一误解恰正反映了自身的弊端。此前，我国某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对日新思维”，日本传媒马上作出评论，认为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将会“向右转”，并因此而兴高采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扬言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已得到中方的“理解”，以后将会年年参拜。日方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即由于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官民一致”的特点。若我们不能及时纠正此一弊端，或许将来还会造成更大的恶果。
　　另外，西方国家常常谴责中国缺乏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我国政府更应开放民间外交的传统禁区，让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能听到中国人民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真实看法和强大声音。目前，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民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示威行动此起彼伏，正在形成一股反战反霸权的世界和平浪潮。若十三亿中国人民竟然不能公开地、自由地参与其中，因而成为令世人侧目的“沉默一群”，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也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相违背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开展全方位、多层次民间外交应该是可以期待的。事实上，外交部在国务院二十八个部委中创办了第一个网上论坛，举办了第一次“公众开放日”，已经迈出了令人可喜的、历史性的第一步。殷切期望中国的新世纪民间外交得以早日开展，中国人民合理合法的民间外交活动能够为祖国统一及振兴中华作出应有的贡献，与政府外交工作相互密切配合，共同切实地、全面地维护我国在新世纪历史时期的国家利益及民族利益。
　　03、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