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的新发展和当代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的新发展和当代帝国主义

作者：弗朗索瓦. 沙奈 齐建华 胡振良译

从古老的到现代金融资本

《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21章至第36章〕研究了利率与企业利润对利润的分割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分析金融问题的理论线索。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对有关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已发生某些形式的变化）作出了一个概括的说明。熟悉马克思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第36章开头回顾说“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671页）。中国在革命前也曾长期和痛苦地经历过这类高利贷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业资本的发展。然而，人们不大了解的是马克思在这段引言的后面所作的分析。他认为；货币资本在由产业资本而不是由它自己的推动完成了资本积累阶段之后，便建立起一系列机构，成功地显示了自己的“自治”，即面对作为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资本的自治。由于这种自治，货币资本取得了一种获取金融收益（利息和红利）的能力，当然这种收益的本质不过是对利润的分割，也就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

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确认了这样的事实，“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旦同时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资本论》第二卷第66页）。正因为如此，产业资本可以优越于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并使货币和商业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机构”或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然而这种居高只是暂时的，因为货币资本能够获得一种惊人的能力来重新证明自己在产业资本面前的自治，甚至能够迫使后者不得不接受某些自己的特殊规则。带来金融收益的货币资本的自治有着多方面的根据，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局限于对资本“生产性”的某种解释，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们的存在。这种自治的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根据与货币的性质和地位相联系。在《资本论》第二卷同一章节的稍后部分，马克思在提出产业资本的居高地位假说之后，就作出了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二卷第68页）

这种“狂想病”可以从阶段性的病状（它与周期上升期的结束阶段相联系）变为结构性的病状。从19世纪末到1930年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形就是如此（列宁曾揭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狂想病”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从阶段性到结构性的病变，一般是在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并在利息的形式下变得自主的时候实现的，而这一结晶过程的起点总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放缓，利润不再投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领域的时候，此外，这种结晶过程还必须以金融资本家阶级把货币资本的自主化作为目的或主要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为前提。这些机构包括所有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今天的养老基金和集体金融投资机构等互助基金），这些机构也包括那些向金融投资者提供流动资金保证的二级证券市场（注1）。这样；“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第423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4章还进一步详细说明，与这种发展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水平达到了最高程度。生息资本是通过G-G’的简化公式增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表象：货币产生货币，价值产生价值。接下来，马克思指出，“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 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第442页）在这个拜物教的面纱后面其实隐藏着极为确定的现实过程，即货币资本逐渐地对投资部门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尤其决定性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结构。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享有金融企业收益、利息和红利的食利者。这个过程不仅出现在国内，而且还扩张到国际范围，因为国家之间资源的流动往往给每个国家内部由股票和债券市场控制的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财产的转移造成影响，这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尽管资源流动表现为货币和对金融投资的回报形式，但无论如何这是“实际”资源的转移。

全球化：当代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今天“金融全球化”是“资本全球化”的支柱，正如我们后面的分析指出的，也是资本全球化的致命弱点。“资本全球化”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注2）。资本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战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这种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诸多因素又与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军国主义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美国只是在参与战争和发展军工生产之后才摆脱了1929年危机的阴影；另一方面，正是帝国主义战争对欧洲和亚洲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才创造了战后符合高利润率积累要求的新市场。当战争的破坏效应开始减弱时，美国于L950-1952年建立了庞大的军工体系。从此，军工成为美国一切高工艺技术的源泉，成为调节需求的工具和为大工业集团获取利益提供持续援助的手段。

战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在重新刺激积累的同时，也使资本再次启动了国际扩张和集中与积聚的空前过程。但值得指出的是，如果没有1979－1981年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始实施的自由化、放宽金融管制和私有化经济政策，“资本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资本在工业化国家成功地打破了自1945年至70年代末以来束缚和制约资本活动的大部分羁绊和屏障。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的决定性地位又使自由化和放宽金融管制政策具有了战略特征和后果。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最集中形式的资本（以工业为主的金融资本或“纯”金融投资资本）的活动领域和统治空间扩展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在所有有形的商品领域中，跨国工业集团都承担了建立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统治的责任。

然而，主导今天整个资本积累运动的并不是这些跨国集团，而是经过二十年发展变化的、各种以食利性金融资本为基础的机构，它们不论在收入的分配还是在投资节奏上；或是在工薪就业水平的条件方面，都可以通过操纵金融市场活动而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类机构包括各种银行，并且尤其包括那些被称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集体金融投资公司以及为散户服务的资产高度集中的管理机构（互助基金），后者往往是大的国际银行或保险公司的信用分支机构。机构投资者通过操纵交易市场而成为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它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股东所有者，其金融收益战略与工业投资的需求毫不相干，而且它们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和获取剩余价值。

在以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积累过程中，就业水平成为一种关键性“调节变量”。在金融统治下，工业管理的核心词是“减员增效和“结构重组”。加工业以及受上市大企业制约的服务业中的就业遭到破坏，成为90年代“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在美国，来自全球的资金支持着其经济的强劲增长，这里传统就业机会的减少因大量临时性和流动性极强的劳动就业的出现而得到补偿，因此，美国工薪者如今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平均每四年换一个雇主，无期限的劳动合同已成为过去。在欧洲，大量失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专业水平较低或一般的年轻人就业面临严重困难，与这种现象相联系出现了新的社会不稳定。

货币资本向全球扩张的原动力

就金融领域而首，全球化意味着允许尽可能经常地和稳妥地通过操纵不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的金融中心来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全球化构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联邦央行是主要设计者）的主要目标是允许国际范围的“金融投资资本”在二十来个放宽了管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增值活动，正是这些市场构成了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回到了一种其主要特征与凡勃伦、霍布森和列宁于二十世纪初所阐述的特征十分相像的国际经济。现在“大规模的货币资本积累在极少数国家中”；在对外国工业、矿山或服务业的直接投资不再重要的同时，国际金融投资再次变得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利益生死攸关；向这些重新成为“食利国”的国家转移金融投资（“剪息票”）的收益，这些问题又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注3）。

让·克罗德·布拉尔是一位拥护在法国建立养老基金的社会党议员，他在1998年11月13日的《世界报》上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向国外进行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养老基金的真正益处在于能够部分分享国外经济增长的利益。”他说，目前法国不得不面对这种国际占有和转让机制，法国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机制：“如果我们现在不动，十年后，国内经济增长的部分成果就会因英美养老基金的作用而用于资助非当地人的养老金，而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经济增长来资助我们的退休人。像法国这样一个发达和人口老化的回家必须坚决地扩大其养老资金底盘，例如，养老基金可以通过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资金投入，而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利益”。

这真可谓直言不讳。它十分清楚地表达出金融增值的实际内容，即分享和攫取生产的价值，说明了金融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原动力就是通过操纵在“新兴”金融中心进行的金融投资，实现让他人支付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退休人口社会保障的目的。为此它们就需要建立起稳定的和经常性的“获取”利益的机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那些工业化起步较晚但至少有所作为的国家提出打开和放宽金融市场、允许这些国家的银行与国际银行建立直接联系、允许后者在当地立足。这些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呢？它们是否无论如何必须靠这种手段求生存呢？在我们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甚至还有泰国、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就会看到下面一种状况：当地的银行、金融集团以及依附政治权力的寡头集团，都因当地金融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一体化而获得广泛的利益，对它们来说这种一体化意味着获取可观的中介金融收人，无可置疑，金融全球化必然会孕育和加强一切金融买办阶层。相反，各国自身及其广大就业者则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任何好处。在金融一体化主要采取了银行信贷自由化和国际化形式的国家中（如泰国）；当地银行和企业以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为代价获得的不断增加的投资能力，主要被用来资助了那些围绕发展金融体系、不动产业和国际贸易（进出口）制定的投资方案。在1997－1998年发生危机时，外国“专家”和世界银行指责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使用资本不当”，他们当然没有看到，自由化和放宽管制是引发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

   发展国内交易市场与对外国资本开放还会有更糟糕的结果，因为这些措施一点也不会改善为根本意义上的积累提供资助的能力，金融投资既不会带来长期产业投资资本，也不会带来高科技和知识。有些国家的工业事先已经在政府和国内私人资本联盟的格局下发展起来（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国内交易市场和向外国投资资本开放便成为非工业化的促进因素，这正是为什么韩国如此长期地抵制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发展韩国股票交易市场，迫使财团（CHAEBOLS，该词专指韩国大宇、三星这类大工业集国）把资本转变为上市股票，从而受外国投资者支配的要求。国有企业私有化，或非上市工业集团在市场上发放债券，从而出售现存企业资本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使外国货币资本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的国内金融资本获得非常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它们从此不仅可以收取红利并把这些红利转移到纽约、伦敦或东京金融中心，而且可以决定其资本已被出售的企业未来，即决定那些先于金融市场投资的投资者命运。证券交易市场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积累起来的工业资本所有权的二手市场，它使工业资本屈从于金融效益的特有规律，这些规律比工业利润规律更具局限性，并具有无限的浮动性和不稳定性（注4）。在拉美，企业刚刚私有化和股票上市，跨国公司的并购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收购者的跨国公司为了它们的纯商业利润瓦解了企业的生产活动。

金融全球化中国家自主权的丧失

正加本书第一章所阐述的，金融全球化是等级化的和“不完善”的，仅有的调节手段局限性很大，因为这些调节手段尤其依赖最强大的美国所控制的金融机构。我们看到，各国的金融体系正在融为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投资基金管理者的战略和决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外国投资者在各国证券和债券市场上的存在取决于他们的决策，因此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最终不得不以向他们提供最有利于纯金融资本增值的条件为主要目标。集中在基金管理者手中的巨额资金流的多样化管理分两个层次：一是分散投资于各个国家不同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二是分散投资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债券。这种管理要根据金融资产的构成不断地变化，也就是说，不断变换运作形式，通过这些运作，“投资者对不同的投资进行经常性的裁决，以寻求可以给他们带来最有利的成本一效益关系的最佳组合”（注5），基金管理者归根结底追求的是最好的收益，这是他的职业。因此，他不断地把一种外汇倒换成另一种外汇，把一个企业的债券倒换成另一企业的债券，把一国的国债倒换成另一国的国债，他紧跟货币市场的行情，密切注视各国利率变化和交易所证券市场的价格及收益状况。套利与投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可以说前者不过是用来掩饰后者的一种说法。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获取他人劳动成果的部分机制建立在证券市场上，投机也就成为追逐最佳收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一个国家一旦融入这样一种经济中，它在确定利率或汇率时就不能不考虑投资者的反映。许多国家干脆把汇率与美元挂钩，并因此被迫接受美元不断浮动带来的影响，如1996－1997　年美元不断坚挺造成的后果。在确定利率的关键问题上，金融自由化使各国事实上被迫服从“市场”的制的（该说法往往指金融投资者的联合力量），经验还证明各国政府在工业政策方面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自主决策权。美国以及积极参与“华盛顿进程”的国际组织，曾要求各国政府取消他们大部分或全部防范来自外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影响的工具和机构。

   90年代的经验证明，最有可能受外来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及本国金融买办垄断的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同时来自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牵制。1997　年在受到危机冲击的一些亚洲国家中，自由化措施和市场放宽管制使私人债务急剧上升。国家银行以短期或极短期的方式向国际银行借贷或再发行新债券，之后再以长得多的期限或者把钱贷给其他国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不动产机构．或者贷给工业企业。与此同时，极为脆弱的交易市场受到外来投资者（哪怕是很少数量的投资者）的刺激，交易市场资本化名义水平“奇迹般”地增长。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平衡的恶化如同墨西哥一样是引发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贸易平衡的恶化既是贸易自由化又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贸易平衡的恶化反映为出口的下降和进口的上升，与美元挂钩是金融自由化的先决条件（注6），它对出口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挂钩使人们处于某种全球化积累制度造成的严重矛盾状态中。“工业”积累优先还是“金融”积累优先，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在这些国家中，不论对劳动力的剥削多么残忍，也无法抵消汇率与一种无比强大的货币挂钩带来的后果。对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来说，当一美元价值100日元时（1996年初），与日本竞争向亚洲出口是一回事，而在一美元等于140日元时（1997年中期），这种竞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进口的上升有三个原因：在金融膨胀引发的虚假繁荣期间，购买外国“高级”消费品的数量增加；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企业不断渗透到这些国家；跨国公司生产的设备和半成品商品的进口。如果贸易自由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危机一定会推迟，而且危机的严重性也定能有所缓解。

有些国家仍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恢复以前以自由化的名义破坏了的保护措施。如马来西亚就在1998年对汇率采取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资本外流和限制在马来西亚建立的企业和金融运作者把它们的资本转移出境。这些不依靠提高利率来阻止汇率下跌的措施进一步加重了金融萧条，引起国际金融界高层的大量批评，他们把马来西亚从可交往的国家名册上划掉，与此同时虚伪地允许享有美国特殊政治保护的台湾——中国的一个省——暗中操纵汇率（注7）。

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拉美国家，特别是智利的情形。这些国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不过对这些经验我们应有正确的解释。90年代初，拉美国家都曾面对大量涌入的外国资本，智利采取了两项措施保护自己：一是避免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或准固定汇率；二是自1991年起，采取了一整套目的在于限制外国资本进入的政策措施，如规定外国银行向智利企业或银行提供的贷款，必须至少把其总额的30％无息地存放在央行一年，这一措施使智利的增长率比墨西哥和阿根廷更稳定、更高，尤其避免了后者所经历的危机（墨西哥是在1995年，阿根廷刚是在1995和1998年）。

严重危机是否已经避免？

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这次危机在非常重要的相邻国家引发的萧条最终在该地区内得到了抑制。虽然1998年8月俄罗斯发生金融崩溃，一个月之后华尔街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几乎倒闭，以及　1999年初巴西出现货币贬值和萧条，危机的发展并未酿成一场全球性危机。然而，新的金融危机和更广泛程度的萧条仍有可能因亚洲危机及其后果的影响而爆发。第一个理由是整个世界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的过程之中。虽然这一进程不太明显，且贬值的速度也比金融和股市交易传导机制的变化要慢一些，但原材料及大量工业产品价格的下跌引起的危机传播过程也十分可怕。由于出口市场收缩和出口商之间竞争日益加剧，造成了生产和交换的普遍下降，在亚洲这一下降趋势尚未结束，中国出口下降在金融界不断引起恐慌，人们担心人民币可能要贬值，担心降价之争会导致出现一个更加残酷的新阶段。印度尼西亚从经济的不景气到出现全面萧条（这一过程引发了政治动乱，目前谁也无法预测动乱何时才能结束）给该地区整个经济活动的收缩造成了重大影响。降价产品首先涉及石油（目前石油价格已经回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再谈），非战略性矿产和南方农产品，凡在降价时情况一般总是这样，然而，降价也涉及到工业基础产品——石化产品，基础材料等等——，甚至涉及到当今几乎成为“日用品”的基础电子元件。降价自然有利于消费这类产品的工业国家，以致降价被西方经济学家公开地、厚颜无耻地列入亚洲危机的“有利后果”之中。然而，降价严重打击了生产这些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使其外贸平衡恶化，收入减少，并很快对国内经济活动造成明显的影响。

   第二个理由是许多国际银行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都受到削弱。自金融全球化开始以来，这些银行事先就纷纷逃遁，造成美国整个对外信贷创造机制的脆弱化。自80年代起，金融的非中介化使金融投资机构得以同银行进行越来越有力和直接的竞争。银行面对利润越来越下降的趋势，也开始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正是这些银行在1988－1990年期间对不动产部门形成的投机泡沫提供了大量贷款，它们也因此遭到重大损失。此后，除日本外，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公共预算或货币政策（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的差异）很快化解了银行的这些重大损失，但是这些损失在各个地方毕竟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因为向东南亚和韩国提供昂贵而又有高风险贷款的不仅只有日本银行。

与人们经常说的相反，金融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国际债务经济”（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发生时，国际债务经济问题相当严重）。在信贷手段多样化的同时（信贷手段也成为虚拟货币资本的一种增值形式（注8）），金融全球化实际上使“债务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金融的放宽管制实际上使货币权力机构对债务的追踪和评价变得不再可能。我们看到金融、银行和非银行机构所谓“资产负债表以外”的活动大大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合约（这类活动使巴林银行在新加坡、香港和东京衍生产品的运作中走向破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许多风险巨大的投资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但是一旦这些投资收不回来，就会增加债务负担。老学校培养的银行家，即那些经历了1929年金融危机的人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负债的上升（注9）。一系列事件表明他们的不安有充分的理由。在1997年危机时期，对所波及国家的企业与银行债务需要一周一周地进行重新估价。印度尼西亚私人机构的债务数额在两个月内增加了3倍，而韩国的负债额从第一次估价200亿美元上升到了11月中旬的1000亿美元，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小组12月初估算时的2000亿美元。

债务所在国往往给债权银行管理其债务带来很多麻烦。韩国的公共赤字是微不足道的，其债务都是私营主体负担的，其他国家程度略有不同，但情况基本差不多，因此银行要解决债务问题不仅仅要面对国家权力机构。在韩国，外国信贷银行尚可以同得到承认的、被授权的人进行对话，因此，在1998年1至3月期间，银行得以就分期偿还债务的方案问题进行谈判，并且知道该把债权划归到哪一类别。而在印度尼西亚，负债的企业规模很小，又都与腐败的专制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极大的努力，但还是没有组织起协商谈判。早在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前，随着企业破产加剧和政治不确定因素不断扩大，西方、日本、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的银行就遇到了粗暴延迟交付的情况，因为当地负债银行和企业干脆拒绝承认自己的债务，这使外国债权人面对一种既成要实。泰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没这么严复。事实上能够同有代表性的实体就分期付款进行谈判的那部分债务，不过占众多的、远远收不回来的债务中的一小部分。（注10）

“美国的奇迹”还能持续多久？

   第三个可以表明自1999年2月出现过渡性平静的世界形势特点的原因，是与最终控制了亚洲危机传导机制的种种机制和政策有关的，这些机制和政策全部建立在近年来美国出现的特殊经济增长方式上。美国的以及一定意义上欧洲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市场，给那些从亚洲撤回的金融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如果说许多国际性银行，首先是日本银行蒙受了巨额亏损的话，那么其他金融投资者则在离开这个地区时腰缠万贯，赚了一大笔钱，他们撤向华尔街和欧洲金融中心的直接原因是股市证券价格上扬。这一上扬时期是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美联储的干预，避免了破产危险之后开始的。由于仍在美联储控制下调低短期利率的支持，这种救助得以进行并使华尔街股价在1998年9－10月间关键的几周里得以维系。然而，正是这些背景条件和股市的行情使股市泡沫空前膨胀。在美联储所给的信号刺激下，美国银行体系开始大规模创造借贷，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变成了负值。消费与经常性可支配收入（其中20％来自于金融收益）的关系已达到103%。这种双重的机制使美国在1999年（此前数年中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了被人们讥讽为“最终消资者”的角色。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流向这里的资金，其目的都在于向华尔街投资以获取股市带来的意外收获，正是这些巨额资金填补了美国外贸经常项目总是极高水平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居民的家庭债务则以人为的方式造成了一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美国的国内生严总量和很大一部分世界供给找到了出路。华尔街超高的股市行情是这一机制的核心。而家庭可支配的部分收入（这份收入现在是实际的，但它又是建立在虚拟资本的所有权基础上的，一旦出现危机就会化为乌有）以及它们的借贷能力(因为它们往往是用金融资产作为银行借贷的担保的）都依赖于股市行情的这一变量。

在经常性的外国投资资本流的压力下行情持续的上涨运动对相关的企业形成了过大的压力，以天文数字般上涨的行情继续使红利收入与股份的比率（即价格一收入比率）降低，该比率是投资者计算投资收益率所使用的一个代表性指标．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已所持有的股票获得分配收益的。此后，这个比率很低．现在仅为2％。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近的40年）内其平均值则为4.8％。实际上，十年以来红利收入当然有一个增长，在投资者所谓“企业治理”的压力下，其比率已达到了纯利润的20％，但股市价格却以更高的比率上涨。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与美国国库券相关的利率（人们认为这是可靠的价值）明显地高于股票金融资产的价格一收入比率（大致为6％），而 后一种资产具有无限高的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为所谓的“新时代”拍手叫好，并且总是建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这样的时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基础，实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接受这种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建立在美元的特殊作用上，建立在靠联邦债务和金融资产收益的美国金融市场独有的特征上，建立在美国债券特点上（没有任何一位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价值表示怀疑）。然而这种“增长制度”也将面对美国自己的局限，因为它建立在股市内的自行增值上，而与美国的或世界的现实经济条件没有丝毫联系。石油价格的上升已经令美联储感到极大担忧。最近两年，多亏世界价格下降，金融资产的膨胀才没有影响到整个经济，至少价格下降的结束只涉及某种战略产品，这些因素将促使通胀不断发展，直至国债的证券持有者要求美联储进行某种干预，以使利率得到提高，利率一旦上扬就有可能引发一场股市风暴。然而任何经济或政治事件引发的股市风暴都有可能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发生。

本书所有读者都应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世界危机及其灾难，并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工人、雇员和农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

注释：

1.　一本凯恩斯学派的有关货币资本的社会构成及其形成的金融力量的力作刚刚在法国出版。请多见安德烈　奥尔良：《金融的权力》，奥迪尔·雅格博出版社，巴黎，1999年。

2.也可参见苏珊·德布吕霍夫，弗朗索瓦，沙杰和克罗德·塞法蒂在由吉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克.列维主编的《恶性三角循环：危机，全球化，金融化》一书中有关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的论述。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10章，“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靠资本输出和‘剪息票’为生”。请参见弗朗索瓦·沙奈的文章：《占统治地位的食利国与矛盾倾向：帝国主义与危机的当代表现形式》，同上书。

4.凯恩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让一个国家的投资率随意地成为赌场上的赌注这种游戏的副产品，是十分危险的。只有习惯于赌厅的买办资产阶级才会对这种发明感兴趣。

5.亨利·布吉纳特：《国际金融》,法国大学出版社，巴黎，1992年。

6.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该地区的国家也都采取了汇率与美元挂钩的政策。实际上，金融投资者从未满足于金融自由化：在他们来到一个国家之前，他们需要效益和安全保障，这必然要求当地货币与某一主要国际货币挂钩至少要有某种与某一主要国际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一旦美元汇率再度增值，这种挂钩自然引起亚洲国家贸易平衡的恶化。

7．关于这个主题请参见1998年8月　22－28日的<经济学家>杂志,第19－　60页　。

8.见马克思：“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