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红色经典

《毛泽东的思想》——红色经典

作者：[美] 斯图尔特·施拉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24.00

>>《毛泽东的思想》基本信息

导　论

　　这是一本论述20世纪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这一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书。毛泽东以各种形式施加他的影响，包括为决定事件进程而通过的决议，也包括形成以他本人为中心的神话，尤其是他晚年时的神话。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普遍的，或许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本书的目的是阐明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并就此也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时代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加以说明。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对毛泽东的思想提出一个总的看法时在另一本书的开头写的话。［１］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对我们所论述的问题则过于简单扼要。有人认为（特别是像我在20年前详细论述的那样），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用。实际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在贯彻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虽然建立在毛泽东本人的个性和中国所处困境的基础之上的基本原理具有持续性。

　　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每一阶段中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及其导致各种重大变化和变革的影响，从总体上形成了本书所要阐述的重点。这篇导言将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在这一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到现在为止，我使用了“革命”这一术语却没有说明我所谓“革命”的意思是什么。除非是以某种革命理论为基础，不然就不可能对它作出严密准确的定义，而我现在也无意在已经提出的那些理论或概念中再增加什么东西。就目前研究而论，为使之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变革，我们约定，我所谓革命是指这样一种改造活动，它影响深远，发展迅猛，且具有与过去一刀两断或曰连续性中断的特征。当然，这三种特征，其含义多少都有点不够确切。变化的范围和速度不仅仅是个程度问题，连续性和连续性中断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一种判断，它要说明，就我们所讨论的事物而言，现实中的哪些方面在决定其性质或质量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如何，综合以上三个标志，应能充分揭示出我们将要论述的现象。

　　我们能够谈论一场完整连贯的20世纪中国革命吗？从20世纪初，甚至从19世纪初开始，是否有一个连续不断的革命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是其前一阶段的合乎逻辑的必然延续？或者说，现实存在的是否只是一系列彼此分离的革命变革，并无必要用某种必然的因果链条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区分两个相继而来的革命阶段，而且对于区分各种不同范围或方面的革命，如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经济革命、技术革命等，都是有帮助的。这六种类型的革命，毛泽东本人在过去的岁月里曾多次提到过。他像列宁那样，把政治看作“主线”，把夺取政权看作其他方面变革的关键。同时，他认为，如果要实现政治革命，就要把民族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看作政治革命必不可少的补充。

　　第一次政治革命（在中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在毛泽东还没有开始在中国历史上起作用之前就发生了。诚然，1911年的革命是一种散漫的、无结果的事件。它不像1949年的胜利，也与1927年蒋介石建立的国民政府不同，它不是由一种十分明确的政治力量来组织、支配和完成的。孙中山、黄兴以及他们领导的组织为推翻君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但孙中山、黄兴既没有组织1911年10月10日的起义，也没有成功地控制这一起义的结果。尽管如此，1911年革命断然扫荡了皇权思想，不仅为未来的政治变革，而且也为其他类型的革命创造了条件。

　　不管怎样，1911年发生的革命，表现了统治方式的变化，清朝的崩溃是19世纪初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历史变化过程的顶点，而不简单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势力冲击的结果。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口的急剧增长，其他各种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出现，这些东西是旧制度所难以对付的。然而，外国势力支持清王朝之日，正是加速它的灭亡之时，它们的存在，也给革命的天平增添了新的因素。

　　从1840年起，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明显地增多。部分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中国主权的渗透和侵犯，不久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不但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而且几乎包括政界、知识界各种类型的上层人物在感情上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太平天国的起义看作是一场“可怕的革命”，看作是“维护中国民族主义的人民战争”（今天我们可称为“民族解放战争”）。［２］无论如何，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民族革命是一个推动，而且在这以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比太平天国或义和团更加进步的形式。

　　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对1911年政治革命的发生是起了作用的。即使不说对清王朝满族统治者的敌视，仅就其所作所为而论，这些统治者看来也是腐败无能至极，因此，从传统观点看，他们是有辱天命，尽失人心。而对亡国灭种前途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改良阵营转向了革命阵营。

　　这样一种对帝王思想的排斥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上的一次革命，并且也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文化变革的结果。西方思想的传入，开始是零散的，不久以后就成了汹涌大潮。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自身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种新动向只能称之为革命，尽管它们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可见民族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互相促进的。

　　在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革命中，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军的士兵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在五四时期日益高涨的文化革命高潮中，在更加有力、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从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到1926—1927年的事变，毛泽东虽然还不是主角，但却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了。至于20世纪20年代在农村以农民战争形式出现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虽不是发起者（那荣誉属于彭湃），但却是最成功的代表者，他在农村根据地以游击战的方式为革命开辟了道路。

　　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像许多学者几十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农民革命家”？一些人持这种观点，其理由不过是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身上固有的潜在革命性，认为革命必然在农村发生。另外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坚决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不仅仅是暂时放弃了城市，而是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概念，完全否认了城市知识分子杰出人物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使自己成为实现农民所固有的空想抱负的圣徒。

　　毛泽东曾动员农民去进行革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认为毛泽东是盲目地附和农民的理想而不是去领导他们，则显然是荒谬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证明，他坚定不移地信奉列宁主义关于党是先锋队的思想。还有一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1927年以前由城市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占支配地位的中国革命，同后来毛泽东领导下的城市杰出人物并没有起很大作用的中国革命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以及他头脑中某些农民意识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76年持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些东西同他思想中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成分融为一体，确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各种成分彼此冲突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革命观不仅重视那些受过教育并已成为党的组织者和理论家的个别人，而且也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内，这一点也非同一般。“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智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这是毛泽东1939年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宣布的观点，这段话后来被删掉了。［３］他又说，五四运动固然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但必须联合由工人、农民组成的“主力”，才能达到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的。这样明确说明革命的最初动力来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本人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看法。

　　显然，这种看法自五四运动以来是始终一贯的。毛泽东在 1919年8月曾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4］ 这一看法自五四时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这里所包含的，不仅是要求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而且是一种确信无疑的观点，表达了毛泽东对革命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刚刚引述的1939年那一段话里表达得更加清楚。在若干年以后，于1959年至1960年间，毛泽东在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5］中，把他的见解集中起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

　　整个革命的历史表明，新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改变落后生产关系不是必要条件。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开始的，这有利于在社会上制造出新的舆论，由此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后，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在你制造出新的舆论和夺取政权之前，是不可能解决所有制问题，并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6］*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有如下论述：“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170页。——编者注

　　这段话显然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即上层建筑的变化可能是由生产力的逐渐发展而引起的，但根本的变化只能出现在政治革命之后，政治革命本身通过舆论的动员作准备，并使之成为可能。这种见解与毛泽东一贯强调自觉能动性、主观力量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不管怎样，还应当指出，从这段话中概括出的要点既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生活模式，也反映出更为广阔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由张之洞发起的工业化（毛泽东多次把这种工业化称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出发点）［7］开始了一个变革的过程，毛泽东和其他人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这一过程的参加者，他们通过文化革命最终打开了政治革命的大门，然后再进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且事情本身也是这样。但是在从这一经历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理论的时候，毛泽东也是凭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习惯在办事。知识分子不但两千多年来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一个以书面文字的“传谕”方式进行统治的社会中，“制造舆论”也必然需要舞文弄墨的人参与，191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毛泽东把这看作是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他是否意识到中国与那些不以成文传统为基础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区别，现在还说不准。换句话说，与其说他是个农民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如果不是处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他本来可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实践传统的治国之术的。

　　我在上面讲过，五四运动对1949年的胜利是有贡献的，这事实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这两件事相比何者更重要，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直到最近，中国官方人士的观点仍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这就含蓄地表明五四运动是比1949年的胜利还要重要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更偏重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现代史开始的标志应该是1949年夺取政权，因为它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在一篇权威性的论文中，李新透露说，在1956年，正规的说法是以1919年作为现代史的起点，而他当时就主张现代史的起点应是1949年。他以生产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是一个恰当的标准为理由，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8］看来采取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是稳妥的。

　　李新承认1919年标志着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毛泽东在1939年就是这样宣布的。但他特别强调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具体的变化，五四运动后还是军阀统治。［9］毛泽东当然知道社会主义改造和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毛泽东又不加掩饰地认为五四运动这一他亲自参加过的运动是划时代的大事件。［10］

　　不论1919年与1949年相比其象征性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横亘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最终获得胜利的30年。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需要，反映了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必然趋势。客观存在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贫富悬殊，古老的儒家道德规范的逐渐解体并为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所代替，这些无论如何会使革命党人具有策略上胜过其对手的明显优势。

　　但是，不论客观条件多么有利，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和利用其胜利的事实，并非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般现象。它们反映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特殊情况，也反映了某个人在相当程度上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没能在哪方面把他的观点完全强加于人，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许多思想受到了批评或限制，有一些则被完全抛弃。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至于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在他去世以后，尽管他留下的印迹这里已经被人弄碎，或那里已经被人涂抹，但它们大体上仍然清晰可见。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4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对中国局势的控制达到如此的程度？简单地说，我认为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中国许多方面的代表，但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却例外。他出身农民，因此知道（尽管他在学生时代曾忘记）中国社会的重心是在农村。在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由贫农转变为富农兼米商，这就使毛泽东从“大斗进小斗出”的现象中知道了农村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从地理上来看，他又是生长在中国中部地区。他不是沿海大城市的人，这些城市无论怎样重要，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农村格格不入的。他也不是出身于偏僻的内地，这些地方与外国影响及政治动荡完全隔离。自从谭嗣同1898年在这里建立南学会以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已经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而且也引起了反应。

　　然而，毛泽东这一代数百万中国青年同样出生在中国地理上和社会上的中心地带，什么是毛泽东不同于其他人的个人特点呢？十分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一开始时就非常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不仅钦佩东西方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者——从秦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到彼得大帝和拿破仑，并在早年就坦率地确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超过他们。如此强烈的自信本身虽不能保证一个人一定能担任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要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11］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点是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确实，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自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中，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

　　农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这些东西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和充分的体现，使他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多年来，在不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其中包括他本人活动积累下来的影响，这些素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时期，以及每一特定时期新思想产生的原因，在这本书的正文中将逐一阐述。这里只是适当地展望一下其思想的整体轮廓。

　　从内因来考虑问题，也就是从毛泽东的个性和动机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可以认为多年来他对自己思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约束力的。在晚年，随着这种趋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在其革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时，要考虑到的首要因素自然是革命斗争的背景。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由于现实多方面的差异，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不同的。例如，廖盖隆在198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建议，以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为背景，分别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作不同的分期。［12］其他一些著者还提出，不仅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分期不同于党史的分期，而且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每个特定的组成部分，诸如建党学说之类，都应有其独立的分期框架，尽管同时要强调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内在联系的。［13］

　　划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阶段或时期，以及识别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性的转折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棘手的、繁重的政治任务。对我们来说，则不是如此。它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说，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约十年时间：

　　1917—1927年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学习，包括在学校的最后几年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从新民学会到工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思想发展是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于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

　　1927—1936年 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开端。其特征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领导层的斗争中，他从一条支流发展成为一条路线（也可能是一个派别），接着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进入了在党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和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早期阶段。但是在整个这一阶段中，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在这些年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形成，尽管“持久战”的战略原则到1938年才明确提出。与此类似的是，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尽管对这个概念的系统阐述还是在下一个十年。

　　1936—1947年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写完了1949年以前的全部重要理论著作。首先是1936年底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是1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后来从提纲中节选出来的。随着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出版，他一举登上国际舞台。书中有1936年7月他对斯诺详细介绍的他的自传。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1942—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这样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提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1943年3月，他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也就正式地成为领导集团中地位最高的人。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的思想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南。最后，在马歇尔等人的调解企图失败之后，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彻底推进国内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到1947年底，战争和土改两件事都进行得很好，胜利在望。

　　1947—1957年 毛泽东在指挥国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1947年至1949年间，还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在开始时，他强调必须遵循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把城市和重工业的作用提到首位。他还提倡渐进主义和稳健政策，尤其是在农村，在那里保存富农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1955年，经济政策突然变得比较激进了，毛泽东在7月发出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号召，但同时在1956年初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一套安抚政策。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后来被他看作是第一次试图对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作的系统阐述，这个报告在1956年5月2日接见非党人士讲话时作了修订）特别讲了一段话，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原稿中，毛泽东谴责斯大林的“左”倾和动辄就杀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的倾向，并且宣布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接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处于最著名、最引人注目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的时刻，这个相对多样化的阶段却为“左”倾主义的新高潮所取代。“左”倾主义既存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

　　1957—1966年 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即发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当这一试验的结果出现混乱并引起群众饥饿时，毛泽东引退到第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负责制定紧缩和调整的政策。但他对放弃空想的、平均主义幻想的“大跃进”变得越来越恼怒。这种情绪促使他在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反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派”的那些人。［14］

　　1966—1976年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十年是以普遍的、猛烈的暴力行动对付他在党内的对手和所有那些他认为在思想上倒退、在行为上官僚化的人开始的。在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人们还表现出一定的希望和热情，至少在青年中是这样。然而不久，红卫兵运动就演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流血的派别斗争，毛泽东不得不派林彪和人民解放军去调停。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控制的，但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但是他越是渴望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却越来越没有成效。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像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的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像。

　　对于以上提及的以种种事件和倾向为标志的六个阶段，人们可以作出怎样的概括呢？沿着下述的思路也许多少能得出一些答案：

　　性格形成时期　1982年4月我在香港作的演讲中，把1927年以前这段时间称为“革命的学徒时期”，但在公开发表时，我把它改为“性格形成时期”。这一改动，是我受廖盖隆影响的结果。廖盖隆认为，不能把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当作一个单纯的学徒。［15］除了这一点非常正确之外，还有另外一点，也许正是不用“学徒时期”这个词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从事的工作是多么不确定，但是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已具备相当具体明确的标准、条件和资格，要经师傅传授手艺或专业特长。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学习。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成功。斯大林认为他知道，并在1925年前后就命令中国共产党按他的设想行事，但事实证明，他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毛泽东是自学的。

　　锻造武器　在1927年，尽管毛泽东还没有受到充分的训练，完全掌握革命的真谛，不过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去了，他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1927年至1936年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创建了军队，制定了战略战术，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险些被消灭的那段时间，并在抗日战争造成的更为有利的环境中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确定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　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前十年的教训，认为可以通过在农村的武装斗争，同时实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且非常成功地贯彻了这些思想，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胜利在望了。

　　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　从1947年至1957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拢起推翻国民党的胜利成果，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1957年初，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人都看出这项事业确实很有希望成功。

　　不可思议的“大跃进”　1958年，毛泽东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大跃进”时期，胜利与他失之交臂，于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并且参与揭露他们的活动。接着，到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十年“文化大革命”　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毛泽东试图铲除利己主义，他认为其根源不仅存在于以等级薪水制度为根据的不合理的报酬分配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他继续清除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尽管不那么完满。就改变人性这个目标来说，根据毛泽东逝世后几年间发展的情况看来，在十年前许多人所相信的显著改变完全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大变动，并没有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领导中国的27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不过是个转瞬即逝的阶段。正相反，无论在1949年以前还是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及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在本书的“结束语”中，我将对此作出评价。

　　注释

　　［1］S.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hereafter PTMT，p.15.（The first edition of 1963 began with the same sentence.）

　　［2］K.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20 May 1853；F.Engels，“Persia and China”，22 May 1857.For extracts，see H.Carrére d’Encausse and S.Schram，Maxism and Asia，pp.119—121，123—124.

　　［3］S.Schram，PTMT pp.354—355；［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6卷，331页，东京。

　　［4］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r.S.Schram，The China Quarterly，hereafter CQ，49（Jan.-March 1972），p.84.

　　［5］作者这里指的读书笔记，实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71～808页，1998年印。——编者注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北京版），334、347页；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tr.Moss Roberts，p.51，pp.66—67。

　　［7］参见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83（4）。

　　［8］［9］参见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83（4）。

　　［10］参见本书第72～75页。

　　［11］关于毛泽东的领导品质和作用的广泛讨论，参见“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in S.Schram，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pp.203—256。

　　［12］参见廖盖隆：《关于毛泽东功过评价和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对施拉姆教授论毛泽东的几篇文章的评述》，见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2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3］参见郑志飚：《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分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2）。

　　［14］关于从1957—1958年的激进政策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参见S.Schram，“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Q 108（Dec.1986），pp.613—624。

　　［15］See the Preface to S.Schram，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以及注［12］引证的我们谈话的中文版。

第一篇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已经出现的毛泽东的思想，既是他1949年以前革命经验的综合，又是他以后许多策略形成的基础。本书第一篇试图用文献证明并阐述在毛泽东积极的政治生涯的前30年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并尽力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夺取政权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在着重阐述毛泽东本人早年思想的最主要的内容的同时，还要专门探讨一些只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能完全琢磨出其中含义的思想。

　　从1912年（当时毛泽东18岁半，在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参加辛亥革命半年后重新恢复学习生活）到1949年（这时他已成为统一的中国既有名义又有实权的领导者），这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是不间断的、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前半生，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不同的时代，这样的经历形成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所以他的思想不但每隔十年会急剧变化，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逐年变化的。现在要努力使非常复杂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更清晰而有系统地展现出来，就需采取按年月顺序和按专题的叙述方法。这里首先阐述从成年初期到1927年毛泽东政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1927年，他开始在农村从事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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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按照年龄和经历，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人。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极其显著的个人特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具有五四时代青年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所有时代的人都在变，因为世界在永恒变化着。但毛泽东一生和同时代人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要以不同阶段，而且要以不同时代来衡量。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之，五四时代的人们意识到，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再也不可能怀有同样的糊涂信念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行这些思想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

　　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了解。*

　　* 关于毛泽东早年生活和思想的最详尽的描述，见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该书1957年第一次出版，已出版了译名相同的英译本。译者是安东尼•W•萨利蒂（Anthony W.Sariti），编者是詹姆斯•C•江（James C.Hsiung），并附有施拉姆作的序。李锐最近出版了此书的修改增补本，书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其中收集了相当多的新材料，并增加了一章专门介绍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这一章曾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上发表过。这本书被视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权威性著作，为了非中国读者的方便，我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译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毛泽东大约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但却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在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最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意念，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是那样广泛地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它突出地表现在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 4月），1页；trans-lated in PTMT，p.153。这本书收入的只是毛泽东文章的片断。在我的专论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中发表了全译本。1975年，M?郾Henri Day在他的斯德哥尔摩学位论文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 pp.21—31上把该文全部译成英文。这篇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连同那些有争议的独出心裁的尽管有时缺乏说服力的评论，对于我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很有帮助。这篇著作包含有东京中文版本第1卷（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中毛泽东所有著述的译文。

　　毛泽东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一生。但如果他显然是全神贯注在笼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判断这一点的明确标准，在于他是否理解使国家“富强”（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武装力量）这个目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赖于进行社会和文化革命，并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使国家强盛的必要先决条件。实际上，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几乎没有谈到改良，更不用说革命。

　　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一条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先驱人物孙子的，两处是儒家学说的阐释者、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朱熹的批评者、明末评论家颜渊的。还有三处提到毛泽东特别喜爱的道家名著———《庄子》。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面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他顺便提到了各个时期中许多并不很有名的作家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生平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处涉及儒家经典的引文中竟有11条是《四书》的基本精髓）。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首先是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上面所引证的文章开头的话中，而且在叙述中作了“动以工国也”［1］的概括。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毛泽东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的事例，并且摘引了颜渊谴责朱熹“重文轻武”因而造成一种和儒家学说相反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2］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 《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7页。黎锦熙曾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后到北京（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第28页，有他一简短的个人简历）。正如史华慈曾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谈到德、智特别是强健的体魄时所提到的现代“教育家们”是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肯定是从严复译著中阅悉斯宾塞的。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他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到威胁。

　　如果这种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贯特性，那么，191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更清楚地揭示的近代思想影响，就是强调自我认识（自觉）和个人主动（自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要使体育收到效果，非打动人们的主观思想，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自觉不可。”［3］

　　实际行动的关键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当然部分来自儒家传统（如“重文轻武”）。但可以看出，在诸如此类的一些文字中渗透的主要灵感是折中主义的，而这时毛泽东是从阅读《新青年》和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也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授课中，获得他那些基本上是西方的观念的。

　　杨昌济是朱熹的信徒，也信奉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向学生讲授道德哲学，强调西方自强自立的自由主义，同时主张要兼有个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4］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儒家的《论语》摘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并附上自己的解释，编集成《论语类钞》一书，以此来阐明他对“修身”的理解。这本书第一篇的题目是“立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5］

　　像杨昌济那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1917年3月毛泽东给来华参加黄兴葬礼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写过一封信，目的是想请他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一个回忆黄兴的演讲，在信中毛泽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颇立志气”的学生。［7］

　　但在同时，他根据地道的中国方式，认为除了通过认识或启蒙，真正的“志”是不可能确立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立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立志不仅仅是主观态度问题，行动和忠诚也同样需要：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8］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三个人具有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是袁世凯、孙逸仙、康有为，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他唯一钦佩的人是近代的曾国藩。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毛泽东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9］

　　尽管这样，毛泽东1917年的思想方式绝不是完全因袭的。他渴望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复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他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应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全体国民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0］，都必须改造。

　　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杨昌济曾说：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但是，在讲了这番话后，毛泽东开始一反传统，为在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使人心一致而论述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的重要性。诚然，正是君子才具有高尚的智德，但是，只有在政治制度和各种经济活动是为百姓所设的基础上君子才能存在（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不但必须对小人当存慈悲之心，而且必须教育并改造小人，以便共同实现“大同”目标。*毛泽东这时已打算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为人们出国留学作准备。［12］

　　*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如下论述：“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88～8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编者注

　　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在1917年的文章中谈到：至目前为止，关于体育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3］。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有人把这一思想追溯到王阳明那里，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毛泽东的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作中都从未提到过王阳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1917年至1918年间他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他说，泡尔生所强调的正是相反，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15］

　　辩证地探讨对立面之间的关系，确实从这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曾在某种意义上看作具有同一性的对子的是概念与实际、有限与无限、高与矮、阴与阳，还有两对，在数十年以后遭到苏联人的非难，即生与死、雄与雌。他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把道德看作是良心和欲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推崇的“主观道德律”曾被污蔑为“奴隶思想”）。此外，由于物质不灭，人类和社会也同样是不灭的，虽然通过改良和革命，它们自身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正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为中国要被灭亡而担忧，而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民性格的改造，中国是能够从贫弱危亡中获得新生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只有在知识的指导下才有可能，而知识只有先构成信念，再应用于实践才能有效。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16］。

　　于是，毛泽东1917年4月重视实践的文章再次强调上述观点，而且有了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主张。这两方面也是毛泽东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非常重要文章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1919年文章［17］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进行比较：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 China Quarterly，49.pp.78—79。可以理解，李锐在1957年引用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不包括这段话，因为它很难证明李锐所提出的观点，即《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下面将要指出，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李锐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化。

　　李锐对这段话作了评论。他认为，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18］1919年夏天，毛泽东确实是在迅速地接受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实践，但要从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阶级”这个有专门意义的词也只使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聪明的和愚蠢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强大的和软弱的“阶级”）。［18］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一种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了其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想方设法提出这种见解，即社会成员的本能行为，在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之后，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活力。

　　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胡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19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杂志《每周评论》曾热情地为它的问世而欢呼，一个评论员在介绍《湘江评论》开头几期内容时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20］这些话的作者实际上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自己。

　　我们指明这一点并不会使人感到特别意外，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毛泽东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在文学方面，由贵族的、古典的、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在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 《毛泽东集》，第1卷，54页，translated in Day，81（关于把“实用主义”译为“实验主义”的理由，see Day，83，n?郾2?郾）。关于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在对斯诺讲述他个人经历时曾承认受过这种影响），直到最近以前，在中国当然不会提到。（一位西方学者就这一题目所作的简洁而有深度的考察，see Day，pp?郾47-48）197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自由探讨的气氛浓厚起来。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不仅应当重视胡适对毛泽东的赞赏和毛泽东把实用主义称为当时“主导思想”的说法，而且应明确指出，在1919年，他们二者之间尚未出现任何原则差别。参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载《历史研究》，1980（5）。

　　我不是说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毛泽东是胡适或约翰•杜威的信徒。但不管怎样，在1919年毛泽东对实用主义是持赞成态度的，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这就说明，一个人是不能脱离他的具体经历去创立理论的。

　　如果毛泽东在1919年的思想也和这个时期一些年纪较大、学问较多的人一样，是一种由多种影响组成的混合物，那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全社会不同阶层人的看法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最重要，其次是农民，没有提到工人。他还特别关注妇女和学校教师的境遇。从总体上看，他的努力实现革命联合的见解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地“新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的复兴将首先来自青年（主要是学生）对旧社会制度的反抗，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手段在于从基层开始，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民主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他显出自己是严复的真实信徒），整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个人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使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和强盛起来。在很有号召力的结束语中，他向同胞们讲了这样的话：

　　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２１］

　　这段话和毛泽东1917年文章中一再重复的内容相比，更加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使中国重新崛起的关键。在从学校毕业到跨入社会的这两年中，毛泽东从书本和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开发和动员他所看到的潜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巨大能力的方法。但在他着手制定一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的完整的、有效的战略方案之前，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去学习。

　　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了他的联想。他首先列举了“红旗军”遍及全球的伟大功绩中的第一件大事，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接着谈到匈牙利革命，以及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２２］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来成为他思想的精华。如政治家需要“将脑子洗洗”，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千百万美国人面对托拉斯的专制和不公正齐声呼喊“不许”，这样“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就会到来。此外，毛泽东还对受协约国支配压迫的德国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 关于到工厂去，见《炸弹暴举》（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齐声呼喊，见《不许实业专制》（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畏德如虎的法兰》（泽东），载《湘江评论》，第3号，1919-07-28，2页。Giorgio Mantici把可以收集到的《湘江评论》都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书名为Pensieri del fiume Xi-ang。刚才提及的文章在该书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上。我要感谢Mantici先生向我提供了这些材料的中文复印件。现在，所有材料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中发表了。

　　在五四时期以后的几年中，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很快地提出了中国变为一个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毛泽东在这方面和他们自然也是接近的。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学徒阶段，为他1919年对基层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补充，这就是1920年他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这个一直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直到最近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的公开才得以弄明白。**

　　** Angus McDonald在撰写其博士论文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4）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的四篇论文及他与其他两个人一起起草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建议，这些材料已用同样的题目结集出版。McDon-ald在Hōgaku Kenkyū，46?郾2（1972）99～107页上发表了这些材料的中文版本，并附一篇日文评论，他还在Rōnin（Tokyo），14（December 1973），37～47页以及CQ 68（Decem-ber 1976），751～577页上用英文撰写了讨论这些材料的文章。

　　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不但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他对一般政治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类型的运动过去是而且还会是重要的和必需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一种有效的运动必须是由“民”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２３］。

　　关于这些陈述的更广泛的背景，毛泽东和合作者在1920年10月7日［２４］关于立宪会议的一个建议中阐述了他们关于省和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见解：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２５］

　　毛泽东1920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形势的反映，并不符合他一贯（从1917年到生命结束）强调的观点，即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可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典型的政治观点，并贯穿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实际中，但同时，他也看出需要建立一种立于外而为促进的组织。换句话说，政治活动家虽然应该反映人民的客观要求，不脱离群众，但为了动员组织群众，仍需要一种立于群众之外的组织。毛泽东1921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他自身与群众混淆不清，而是要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在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且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人民”这个概念，因为湖南自治运动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才具有号召力和推动力。但从引文的措辞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己并没有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例如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民众”一词指的是什么？还有“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是否与他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直保持一致？把它们看作是两个永恒地相互联系的实体，也许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在 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中国的财富和主权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是M?郾N?郾罗伊（Roy）那样的、完全不考虑民族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毛泽东对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和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即认为去国外留学不那么迫切重要了。在第一封信中，他说虽然有好些人迷信出洋留学的好处，但是中国到国外留学的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实在很少。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应该先研究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过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那些人都到国外去学习。［２６］

　　半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写信给在法国学习的向警予，向她诉说湖南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她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学习，“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２７］。

　　毛泽东对西方思想基本态度的改变，并不像上述不相同的两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显。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更愿意留在中国的理由之一是打算通过阅读译本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然而，他这时的思想方向仍然没有确定，如他自己所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设想，打算用三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在长沙创立一种新生活。在他的设想中，认为个人的准备工夫是首要的，应占大部分时间，团体的准备工夫则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还谈到，他曾就暂不打算出国这件事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得到了胡适的赞成，甚至还提到他打算在长沙创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名字———“自修大学”是胡适提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且还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２８］。

　　1920年11月底，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仍然提倡“湖南自立为国”，与落后的北方各省分离，“直接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携手”。但与此同时，由于湖南人（甚至包括教育界的上层人物）无理想、无远计，政治界腐败，社会改良失去希望，从而使毛泽东有了新的觉悟，感到必须“另辟道路”［２９］。

　　对毛泽东探索这一新路有重大影响的是湖南的那群学生———“新民学会”当时在法留学的会员们，这些人中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他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向警予的恋人）。顺便说一句，蔡、向二人的自由恋爱不仅仅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挑战和反抗，这种情况正是五四时期的重要特征和它的成果。1920年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在法学习期间他和向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高兴，并谴责包办婚姻制度下的所有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而且宣称他自己绝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３０］

　　1919年，长沙发生了一起因包办婚姻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３１］在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婚姻制度要改革，更确切地说就是用以恋爱为中心的婚姻去取代“资本主义”（即以金钱为中心）的婚姻。在1919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就已经谈到，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荣欲、权势欲等等皆是。多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接着又谈到，由于老年人只注重吃饭，所以把他们的儿媳妇当作奴隶来剥削，而不像青年人那样，看重恋爱和性的欲望。所谓恋爱，所谓性的欲望，“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３２］，这样，老年人自然是要和“资本主义” （金钱）结合在一起，来反对青年人欲望的实现。他认为现阶段的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必须废除，因为这种婚姻压制了最合理的事———自由恋爱。［３３］

　　正像有强烈爱国心的李大钊在1920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公开赞成“四海同胞主义”那样［３４］，毛泽东不但接受了蔡和森关于“俄式革命”的远见，而且同意蔡和森主张的“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为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无论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还是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新民学会的方针应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他人认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把它和世界分开。对于毛泽东说，确立这一方针是很重要的。［３５］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和实行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等人详述他们的见解、介绍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讨论这些问题的意见的信以后，于1920年12月给他们写了回信，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蔡和森、萧旭东、毛泽东三人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关系是很好的，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被称为“三杰”，但随着他们对西方影响态度的暴露，他们中间出现了分歧。蔡和森趋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主张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式的温和革命，毛泽东则明确赞成蔡的“中国行俄式革命”的观点。但毛泽东在驳斥萧旭东的主张和罗素言论（当时罗素正在长沙宣传非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显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解是含糊的，例如他把十五万万世界总人口划分开，说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约十万万，资本家占三分之一，约五万万。*

　　* 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89～296页。摘录部分的译文见PTMT，pp.196—198（这里日期搞错了，据当时可得到的资料为1920年11月）。关于1920年8月蔡和萧的来信，见《新民学会资料》，128～143页。R．Scalapino “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1，Nov.1982）一文讨论了当时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

　　很显然，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无产者”一词，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于“没有财产的阶级”这种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或城乡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随后几年的过程中，他终于在理性认识上有了提高。出于本能的反应，中国人对无产阶级的表述是否对毛泽东不再意味着像“全世界的罪人”之类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概念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政见的阐述确实更加与列宁一致。首先，他掌握了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政权的绝对重要性。这一原则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来信中谈到的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３６］的主张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信中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家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新民学会资料》，162～163页。这封信和以前的信，以及蔡5月28日和 8月13日的信，还有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萧的信，收入了《蔡和森文集》37～40、49～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此书公开出版，是较易得到的资料来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中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的信是最前面的两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里，毛泽东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年他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工人”时期。此后的1923年和 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一个成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组织者”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从事农民运动，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农民”时期。

　　根据所有可能得到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从事工人运动的两年中，和它的前后阶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缺乏理论上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这两年中毛泽东的文章不多，而且缺少热情和雄辩，而在其他阶段，他的这些方面是能够得到充分表现的。诚然，在前两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完全被繁忙的组织工作所压倒。但在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从来没有像他在农民、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中生活过那样，真正在工人中生活过。虽然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时，曾为工人组织过一个夜校，并在许多场合和少数工人交过朋友，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工人们的问题。这样，尽管毛泽东在努力使长沙各种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从长远看，这无疑影响了他理论和政治上的发展，但在这个时期，他的成果不多。

　　由此联想起直到最近才从中国以外弄到手的文章，这是 1921年中至1923年中毛泽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长文（由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在1923年重印此文才有此偶然的机会弄到），该文实际上更应该归属于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结束阶段的成果。文章的题目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毛泽东是在1921年8月他最终建立起这一令人感兴趣的学校时写下的。［３７］

　　像毛泽东1917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这篇宣言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应强调个人的积极性和自己研究，它还重复了毛泽东1920年写的文章中有关湖南人使命的内容。尽管毛泽东强烈地谴责“学术为少数‘学阀’所垄断，与平民社会愈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但也表现出他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仍有一种不确切的理解，与他1920年12月给蔡和森信中的理解一样。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所写的文章，明确涉及工人运动的很少。李锐介绍毛泽东早期活动的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书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有价值的引证，只有一处。这是在1922年12月。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长沙印刷业工人的罢工，他写了文章驳斥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并参与他人的实验。毛泽东的几句话颇有特色，他写道：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罢？请快快脱去长衣!［３８］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毛泽东以前经常提到的话题，即那些企图改造社会的人（《大公报》编辑自称他也要这样做）应该“深入到实际当中”，不要总是站在场外做一个旁观者，或者认为他们比普通人高明。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到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这篇文章没有提及的这些问题，也许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李锐也没有谈到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有了这方面的认识。

　　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发展。1922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敦促他的中国同志转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党内合作”。马林是依据他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当时爪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曾以类似的方法与泛回教联盟这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于1922年3月首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他的“党内合作”主张的。但他提出后，立即遭到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多数领导人的拒绝。随后，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并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一个赞同他主张的正式指示，带着这个指示，他在1922年8月返回中国，向中国同志反复灌输他的“党内合作”的主张。*

　　* 因此，当马林告诉Harold Isaacs说，他只是靠他的个人权威说服了中国人接受这一建议，他手中没有莫斯科的文件撑腰时，他说了假话［CQ 45.（Jan.-March 1971），p.106］，中国和苏联的学者都有这篇文章中概述的观点。See V.I.Glunin，“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 Ulyanovsky，ed.　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pp.280—344?郾又见晓声和江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载《历史研究》，1981（2），51～68页。Tony Saich所编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一书将提供新的重要文献，它收入了马林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还附有内容广泛的导言。

　　这种合作方式，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个有激烈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就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设计这种方式，或促使去采纳它，毛泽东都不是重要的角色。然而，毛泽东却是最早积极贯彻这一主张的人。1922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并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支部书记的名义给团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毛泽东已在长沙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并给国民党中央机关写了一封信，要求正式任命他为这项工作的筹备员，以便与各方面联系。［３９］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开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地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就意味着他们这一方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领导，至少暂时必须这样做。陈独秀在1923年的立场是如此。至于毛泽东，在他的“组织者”时期，在接受民主主义者的领导方面则走得更远。

　　1923年4月，在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式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召开前夕，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发表。这篇文章很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有三种势力（即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关于革命的民主派，文章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自然是 （直、奉、皖）三个主要的军阀集团。

　　把总的社会力量划分为三派，并一直沿用下来，是毛泽东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另一重要突出之处，显然是对混乱和压迫的辩证分析，这是他在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强调过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各种军阀势力，又由于民主派统一中国与帝国主义必然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中，中国既不可能进入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是愈反动、愈混乱的政治局面，将愈能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于一天，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４0］

　　商人在民主力量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对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商人，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作了较为突出的描述。这篇文章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４１］

　　有人提出，毛泽东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不是讲述商人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阐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任务的性质。［４２］这种观点不但没有明显的事实根据，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1923年至1925年、1926年间毛泽东的思想上发生的从注重城市到注重农村的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在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的另一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最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着重探讨这些思想变化发展之前，1923年7月文章的另一个一贯的特点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写道：“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用革命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国民或平民）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民（民族）是相互联系的。

　　从1923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和另外两篇短文，到1925年12月主编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两年半时间内，与毛泽东有关的几份可靠的原文在国外是可以得到的。毛泽东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并于1924年2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提交了几份由他起草的提案。即使在这样一些正式场合，毛泽东的一些意见仍保持其工作作风和政治策略的一贯特点。例如，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建立“调查部”的提议，因为这个提议执行的后果会使“调查和实际应用脱离，作为一个革命党，我们不能这样做”［４３］。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于 1925年初回湖南养病休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行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的实际训练。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主编《政治周报》，并开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担任农讲所所长是在1926年6月至10月），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为止，毛泽东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转移到农村去。此观点形成后就没再动摇过。

　　1926年6月，毛泽东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在列举国民党宣传工作缺点时，特别提到很注重城市，但忽略了农村。［４４］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当时革命本身的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当时农民的斗争热情在不断增长，彭湃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在积极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把农民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1925年至 1927年间所写的文章中曾反复强调说明这一点。尽管中国共产党或党内有一部分重要成员在２０世纪20年代中期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农民，但毛泽东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独特之处不但是指他后来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领导，而且是指在1926年初他就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主张，预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道路。

　　毛泽东何时产生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这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也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许多历史和理论上的问题，必须通过学术性的讨论才能弄清楚。但有些问题至今仍很模糊，这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1936年，毛泽东在和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说过，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寻找革命的潜力，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城市和农村的爱国情绪高涨的时期。已有的这些有价值的记载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说明了毛泽东真正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农村革命问题是将近到1925年底。尽管毛泽东的活动中心有所改变，但为了显示毛泽东中心思想的一贯性，有必要在分析他1926年至1927年的思想之前，适当地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毛泽东对农村的态度。

　　1919年的下半年，毛泽东曾为在长沙建立一个“新村”（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开展“新村”运动，但最早起源于日本）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计划中的一章于1919年12月在长沙发表。这个计划除了对“新村”本身作出说明外，还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到农村去传播社会主义。［４５］毛泽东所提倡的这种思想，是受李大钊影响的一种反映。［４６］但是至于其他内容，美国学者在讨论《学生之工作》的思想来源时，就有人认为毛泽东讲到的“美国‘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这几句话，更好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然而，比这种知识分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身的农民生活经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20世纪20年代初思想的形成发展。1922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讲课时，阐述了他对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观点，这个观点最初出现在1920年12月党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尽管毛泽东很有可能没写这篇文章，但如果把它作为毛泽东的文章来看待，他是完全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分析的。为了驳斥某些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很痛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合理的观点，毛泽东把农民本身划分为四个阶层：

　　一、占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一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４７］

　　毛泽东认为，第三种和第四种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尤其是第三种农民常常被债务逼得出卖土地和借贷，或是下降为最穷的第四种农民。

　　虽然这些分析是很粗略的，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这篇文章和写于1926年1月、2月的两篇文章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总体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不同阶级及其相互关系。［４８］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分析农村阶级状况后，还谈到了佃户受过重的租金剥削和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描述了这些情况和趋势发展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持一种绝对平等的态度。他说：“我们人类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应该做工。”从前，“大家耕种的土地是公有的，后来少数游手好闲、吃肉穿绸的人抢去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现在农民们应该起来抢回他们被抢的东西，农民们一旦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４９］。这样的言词无疑是为了启发农民的觉悟，但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1922年，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还没有为农村革命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来。四年以后，毛泽东对这种战略方针的详细阐述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很高。他在1926年2月所写那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５０］在这种总的阶级结构中，他把大地主划归为大资产阶级，把小地主划归为中产阶级，并根据财产的多少或生活的贫困程度，对城市和农村中较低层次的各个群体作了阶级划分。由于强调的是农户是否能“收支相抵”，而不是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土地所有权或雇佣劳动作为划分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的标准，毛泽东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使用的完全不同。［５１］

　　所以，认为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中国农村阶级划分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５２］当然，他们两人之间的主要差别以及毛泽东的最重要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既表现为毛泽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去发动农村革命，也表现在他爱好阐明中国农村问题，或按照策略上的需要去作各种分析。

　　毛泽东关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及他们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实际上在1925年底已经形成。他在《政治周报》开头五期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五篇文章中的一篇，即《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就已勾画出1926年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轮廓，但没有说明自耕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哪些是有余钱剩米的，哪些是恰足自给的，以及哪些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 John Fitzgerald在其“Mao in mufti：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一文中首次提出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9（Jan.1983）pp?郾1—16?郾］。Fitzgerald的论证就很有说服力，1982年9月 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在与我的谈话中又证实了毛泽东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毛泽东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10～12页，全译文see Fitzgerald，pp?郾9—15。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就用“子任”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可选择的笔名，那时他是东山高小的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关于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已说过。对梁启超的尊称是梁任公，“子任”的意思是“任公的儿子”。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176页。

　　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同1925年10月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宗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他在1926年3月发表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相同的用语，对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尤其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作了更为深刻的揭露。在这里，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上、中、下三等这种明显非正统的划分方法，由于把上等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归入顽固的反革命阵营，把下等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划入革命阵营而自成系统。毛泽东开始考虑，“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在随“西山会议派”出现而展开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将如何发生分化，并被迫作出其选择。毛泽东在1926年初的几篇文章以及此后一贯的说法都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四万万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拥护革命的，反动分子只有一百万，相当于上流阶层，还有四百万可敌可友的人在中间摇摆。［５３］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初强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重要性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农民因此同情革命），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５４］尽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概念是在1951年补进那篇文章中去的，但是在1926年初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到了1926年9月间，毛泽东被农村中爆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所左右，以至于很轻易地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５５］

　　毛泽东这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头就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声明本身毫无异乎寻常之处，因为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甚至于完全是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以至于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自觉地把屈从于农民运动的言论变成了一腔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从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的，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来的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因此，就像海丰县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动员农民起来破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才能彻底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他还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５６］

　　毛泽东不但指出不可轻视旧社会农村的反动力量，指出在推翻反动势力统治过程中农民革命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接着驳斥了强调城市革命也同等重要的观点。他说：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５７］

　　这里尽管在字面上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整个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明旧社会反动政权的真正核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也是在农村。对于这一点毫不掩饰的说明，是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其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 （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５８］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个“目前”要持续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在为自己的有限的利益而斗争。可以说，他们是受“工会意识”激励的。相比之下，农民由于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所以他们不摧毁整个旧社会的大厦，就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并在自觉地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斗争。

　　这以后，毛泽东再没有像这样非常明确地把农民看作是有觉悟的革命先锋，并用他们来取代工人阶级。他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贫农在乡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领导作用，但没有贬低城市和城市平民阶层的重要性，以同样生动的言词给予肯定，尽管这个报告的某些话会使人联想到他并没有放弃1926年9月的观点。至今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５９］，这句著名的话可以解释为同农民的力量有关，而不是说领导权，也可以解释为不过是描述一种暂时的状况。报告的另一段以简略的形式所作的分析总结，可以说是1926年9月那篇文章的某些观点的发展，其大意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种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６０］

　　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1926年9月毛泽东曾说，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没有获得解放，那么农民本身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仍承认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前一种观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总之，如果这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么他处理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在确定社会革命转变形式的过程中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7。

　　［2］参见颜渊：《存性》，《颜渊书》2卷《四存篇》，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3。

　　［4］See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3.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30页。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p.157—158。

　　［7］或如陈志让（Jerome Ch’en）翻译的“磨炼（其）志向”（Mao papers，p.3）。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33页。关于此信的写作背景，see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18—20。

　　［8］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汇编（《资料选编》，10～11页，北京，1967）里，曾误认此信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的，实际上它是写给黎锦熙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9～23页，这里所引的一段在21页。

　　［9］参见上书，19～20页。

　　［10］《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0页。

　　［11］《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1页。在他看来，中国也对世界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和他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杨昌济在国外留学时取名为“怀中”（即怀念中国），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关于这一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载《时代的报告》，1983（12）；《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178页）重新刊出此文。

　　［12］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3页。

　　［1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translated in 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p.52；以及戴伊（Day）的著作第27页。

　　［14］李锐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上引用了这一段话。《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19～47页收入了毛泽东读泡尔生著作的批注全文。

　　［15］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1、40～41页。

　　［16］本段内容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8～34、37～39、42、45～46页。李锐的书中引用了其中大多数段落。

　　［17］我在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全译本，并附有分析。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followed by S.Schram，“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o the‘Great alliance’”，CQ 49（Jan.-March 1972），pp.76—105.See also M.Heri Day，Máｏ Ｚ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郾85—100?郾《毛泽东集》第1卷57～69页上的中文版本也可利用。

　　［18］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13页。

　　［19］See 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CQ 49（Jan.-March 1972），pp.77—78.

　　［20］《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4页。

　　［21］CQ 49.87.

　　［22］CQ 49.84.

　　［23］《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29页。

　　［24］日期疑有误。应为1920年10月5、6日，载长沙《大公报》第七版。——编者注

　　［2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42页。

　　［26］参见《新民学会资料》，6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7］同上书，76页。

　　［28］同上书，65页。

　　［29］《新民学会资料》，75页。

　　［30］《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的信）和第121页（1920年11月 25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后者收入了《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75～277页。

　　［31］关于这一题目，毛泽东写了九篇文章。李锐的书对此作了简要的介绍。摘录的部分在PTMT 334～337页上有译文。1919年11月16—28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九篇文章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43～172页。

　　［32］《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载1919年11月25日长沙《大公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62页。

　　［33］参见上书，276页。

　　［34］《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327～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5］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6、15～41页，特别是20～23页。

　　［36］《新民学会资料》，162页。

　　［37］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81～84页。1923年3月《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册上发表过这篇宣言。

　　［38］毛泽东著作东京版增补本的编辑们虽然全力以赴，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除这篇以外，他们收集到的也只有两三篇短文。此处引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04～105页。

　　［39］参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参见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载《新时代》创刊号，1923-04-15。

　　［4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07-11。

　　［42］See Lynda Shaffer，“Mao Ze-dong and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kers’Strike”，Modern China，4.4（Oct.1978），p.380，pp.416—471.The same argument is repeated in L.Shaffer，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pp.1—2，222—223.

　　［43］Chung-kuo kuo-min-tang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ui-i-lu（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Washington 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71，p.47.

　　［44］See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232；《毛泽东集》，第1卷，151页。

　　［45］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汪澍白和张慎恒文章引的文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59～60页。

　　［46］See 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esp，pp.55—56 and 80—89.

　　［47］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载《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后收入《一大前后》，207～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李锐的书第455页指出了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做过讲演的事实。《资料选编》第24页把毛泽东作为作者是错误的。

　　［48］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见《毛泽东集》，第1卷，153～173页；extracts are translated in PTMT，pp.241—246。

　　［49］本段引文见《一大前后》，212～214页。

　　［5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62页。

　　［51］在我的文章“Mao Ze 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7”中，我曾比较过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see 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u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pp?郾227—239。

　　［52］As Philip Huang has done in his article“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 1925—1928”，Morden China，1-3（July 1975），pp.279—280.

　　［53］关于子任的文章与毛泽东10月1日的讲话一致的论证，see Fitzgerald，5 and 9。该书第4页的表中明确列出了这篇文章和1926年3月文章中说明三类人时所使用的相同的数字。Fitzgerald，pp.14—15。PTMT，pp.213—214上有强调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支持革命的相应两段话的译文。

　　［54］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70页；PTMT，p.247。

　　［55］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原载于《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至于更详细的讨论以及引文的译文，see S.Schram，“Mao Ze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毛泽东集》第1卷，175～179页。

　　［56］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176页。

　　［57］《毛泽东集》，第1卷，176～177页。

　　［58］同上书，178页。

　　［59］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211～212页；S.Schram，PTMT，p.252。

　　［6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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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的思想：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正如上一部分所述，毛泽东尽管在设计建立统一的组织以实现“党内合作”方面未起什么作用，但从1923年开始，他却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这一决策。显而易见，他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开展工作，是因为他把民族的统一和中国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放在了第一位。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是完成这一伟业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毛泽东尽其最大的努力工作，特别是在1925年10月到1926年5月这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一时期，他有效地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工作，坚定了绝大多数国民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激进的、但绝非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确，他在为国民党的喉舌《政治周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驳斥那些关于国民党正在“共产化”的指责。他写道，革命的真正目标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１］换句话说，革命的目标就是实现三民主义。

　　在1926年1月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毛泽东认为，新右派的出现并非由于国民党左派的阴谋，而是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之间互相作用的必然结果。他写道，“革命的真正动力”是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曾经支持过1911年反满革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接受“民权”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２］。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探讨时所指出的，1926年初这个时候，他仍然相信四万万中国人民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站在革命一边的。因此，他能够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是唯一的发动广大民众特别是乡村民众的工具。

　　1927年初，随着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这个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27年2月16日，他在单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比起当时公开发表的著名文献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新看法。他把农民运动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组织农民协会的时期，农民革命的时期，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他特别强调在第一和第三个时期之间，必须有一个真正革命的荡涤时期。如果没有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时期作先导，那么联合战线将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他说，诚然，农村中出现的冲突应当尽可能地通过国民党机构而不是由共产党直接打出自己的旗帜进行处理，但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他说，群众正在日趋向左，并渴望进到另一个革命，共产党在循此方向领导他们的过程中绝不能退缩。［３］不管怎样，到1927年下半年，由于丢掉了对蒋介石以及所谓“左派国民党”的所有幻想———即以为他们会支持农民坚决反对他们本阶级利益的行动———因而，毛泽东是最早起来号召同以前的同盟者实行彻底决裂，并在农村举起红旗的人之一。

　　从秋收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2年间，毛泽东几乎是全部在农村环境中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策略的制定和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作用的早期思想的继续和付诸实现。然而，这些年又是持续不断的军事斗争的年代，并且以此构成了同过去的根本决裂。当然，毛泽东通晓那断断续续贯穿了他大半生的战争。他18岁的时候就曾经当过兵。在1925年至1927年间，他再次显露了对于由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国内战争所提供的政治良机的敏锐洞察力。然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并把它们作为革命斗争中的主要依靠工具，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经历给其理论贡献打上了多方面的烙印。首先，他逐步地发展了游击战争中有关战略与策略的更为复杂的概念，这些必须被看作是其整个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井冈山、江西、延安时期塑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游击战争这一铸型，并未仅仅促使毛泽东去写军事问题的著作；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他关于应当怎样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思想，影响着渗透在其世界观中的灵魂。最后一点，虽然非常重要，但不应当被夸大。毛泽东强调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这并没有使他像威特福格尔及其他人所论证的那样变成一个喜欢单纯为军事而军事的人。不管怎样，这的确促使他更加强调勇气、决心和尚武精神。这在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直到他生命结束，这种东西也从未离开过他。

　　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所采取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后来仍被保留着，甚至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还是如此。简言之，发动农民群众的一支游击军队和发动城市工人的共产党是相当不同的两个概念。与此相应，革命精英和其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定整个事业的性质并论证其正义性的理论，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革命同它的俄国和欧洲的先驱者之间的比较，当然不会像前面那一句概括性的话所指出的那样简单。除开井冈山不讲，甚至在江西，就有一些小型工业，因而也就有一部分工人，在1927年至1949年的整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存在着，而红军从理论上讲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因此，问题不是军队领导着农民，而是党和军队领导着乡村与城市“群众”。事实上，在 2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军队的灵魂，即使说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舞台上的充分权利，其生存也完全是靠红军的庇护，而不是靠它有牢固的工人阶级基础。尽管无论是党还是军队，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群众的支持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但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前所未见的。

　　正像毛泽东自己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模式与苏联革命模式的区别，不仅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从事武装斗争，而且是乡村的武装斗争。此外，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是从最终夺取政权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虽然变化不定但却是相当可观的地区和人口实施的有效政治控制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同民众有着三重关系：革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力求从民众的“海洋”里获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支持；“先锋队”与民众的关系，目的在于领导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政府或者国中之国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一政府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与其控制下的人口在各个层次上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

　　毛泽东是那些最能够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中充分阐释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始终的核心概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思想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对此加以充分阐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但是，其关键性的概念与方法在此之前的15年内已经逐步形成。那时，生存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和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民众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并不意味着混同于群众，听任群众极强烈的自发性随意滋长蔓延。不能为了把毛泽东说成是相信使人联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的人，就对延安传统作出浪漫或感伤的解释。毛泽东在1943年6月1日的经典性指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其群众路线的思想，这个指示的确表明他非常注重使决策者听取下面的意见，吸取基层群众的经验。他的“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和“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的指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归根到底，目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４］

　　换句话说，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深信那些他们自己不可能系统阐发的思想。这与列宁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但是，毛泽东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着极大的不同。现在让我们看看自1927年开始毛泽东在这些方面思想的发展。首先考察他关于军队的作用的思想。

　　1927年8月，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他的秋收起义计划，指责他过分看重军事力量，缺乏对民众力量的信心，把起义行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时，他直率地答复道，中央委员会正在执行一项矛盾的政策，它一方面不重视军事，但同时又希望举行群众性的武装起义［５］。事实上，毛泽东在8月7日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回答了这种批评。他说：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６］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这个著名的警句。十天之后，他在湖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名言，并补充说，在现时的环境中，党应该把60％的精力放在军事活动上。［７］毛泽东确信，只有军队，或者是任何形式组织起来的有纪律的游击部队，才能同军队作战；群众不可能赤手空拳地与白军战斗。

　　1927年秋的一个时期内，不间断革命的“千年至福”观念（the chiliastic vision）*支配着瞿秋白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似乎认为他们可以赤手空拳地战胜敌人，但这些希望和幻想迅速地破灭了。至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他就从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即革命要继续下去，红军是必不可少的。

　　* 所谓“千年至福”（chiliasm）又可称为“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在中文其他翻译作品中，也有音译为“齐里亚主义”的，是基督教神学教义“末世观”的思想因素之一。其基本意思是：在世界进入最后末世的前夕，基督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有形的方式重新降临在世俗的世界上，在全地建立起一个纯粹、洁净和明亮的“城”———神国，其持续时间约1000年。这一教义的根据来自《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0章。“千年至福”最早的经文为希腊语χιλια，翻译为拉丁文为mille annis。由χιλια演化为chilia和chiliasm;由mille annis演化为millennium。所以，英语chiliasm和millenarianism由于词源不同而呈现两种形式，但指涉的是同一个意思。相应地，信徒必须忍受来自世俗世界的各种逼迫和排斥，以不懈的努力与虔诚迎接“千年至福”的最终到来。《牛津英语辞典》对该词的解释是：“施隆幸福，恩泽充溢的统治期”或“基督统治的千年”。研究者一般认为，《圣经·启示录》的这些思想，是基督教“神正论”的精髓之所在，是以神学的形式所表达的一种正义观。

　　“千年至福”观念还经常在引申的意义上被使用，其意思是对于必将到来的理想社会持有虔诚信仰；在政治或道德上，则表现为通过革命的反抗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实现人类永久正义与和平的伟大期望。施拉姆此处使用该词，是指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路线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支持其政治行为的价值理念。在本书的其他地方，chiliasm也往往是在这种引申意义上被使用的。———编者注

　　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路线垮台前，毛泽东倾向于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暂时的现象。此后，他才进一步看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形式（我随后还要讲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尽管在其思想中革命所需要的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军事，那么他关于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的观点就会继续存在下去。20世纪30年代，他进一步把这种关系精辟地概括和比喻为鱼水关系。很清楚，这个解释并未低估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这个“水”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军队这条“鱼”便会毫无希望地死去。所以，共产主义者必须认真地发掘群众支持的源泉，以便使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海洋不致枯涸。但是，同时，毛泽东的比喻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军事斗争将由代表群众利益的红军进行，而不是由群众自身承担起来。

　　详细地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必须对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作全面的考察。下面，我们就对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关于革命目标和策略的思想的主要特征作一扼要的概括。

　　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就不仅看到了（像已经提到的那样）正规的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这里红军可以得到休整和恢复，可以发展同群众的关系。没有根据地红军的战争将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但是，在此阶段，毛泽东对于他在偏僻山区所开展的活动同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尚无清楚的认识。当时，深信这种高潮将会来临的，不仅是李立三，毛泽东本人也这样看。在1928年11月25日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毛泽东宣称，他的军队的活动还不是暴动，而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情况仍将如此。但是，红军根据地的迅猛扩张能够极大地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开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迅速萌发。这样，1929年4月5日，在答复中央委员会建议他和朱德适当减少旨在发动群众的小规模游击活动的信时，毛泽东说，依据对形势的判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十分悲观的。利用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冲突，在一年内占领整个江西及闽西和浙西，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他为农村斗争的正统性进行辩护，宣称它是在工人领导下发生的，还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据地同样可以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建立起来。［８］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不能经常性地提出意见，来规定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并以此告知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阵地，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它有着十分明确和一贯的观点。莫斯科的观点实质上是，红军的活动和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这些活动和有效的城市工作一齐展开，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力量考虑在内，才能导致革命的胜利。因而，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说：

　　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在这方面还应当看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统一步调的行动，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９］

　　1929年12月［１0］的共产国际来信给李立三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来信告诉中国共产党，新的高潮即将来临，因此，必须采取有关步骤，在高潮上升到足够的程度时立即建立工农专政。共产国际进一步解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另一个特点。”尽管农村的运动（在此，共产国际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和诸如“红枪会”等传统组织形式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自1927年遭到沉重失败后，现已摆脱了抑郁不振的状态”［１１］。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情况下，农村的游击战争是革命事业中正当的和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更富传统特点而较少外来色彩的城市工人的行动，则不仅是更主要的，而且在最后的关头将起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李立三，最初对发生在乡村的一切有什么意义比共产国际更持怀疑态度。不管怎样，1930年初，当他开始部署夏天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之时，他发现红军是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的一支极为有用的辅助力量，城市与乡村的两面进攻可以使胜利具有更大的把握。

　　在中国革命中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两极，莫斯科则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在革命的时间性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是相互接近的，与莫斯科则是对立的。

　　李立三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高潮的内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与苏联之间联系困难、来往信件经常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一事实所冲淡。结果，双方领导人经常是对早已被对方放弃了的立场作出反应。仅举一例来说，1930年6月的共产国际来信（中国资料中所记的日期都是 7月23日，因为是这一天在上海收到了来信）是5月间在莫斯科起草的，而它是对早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作的决定的反应。*?

　　* 最近，苏联的出版物已经澄清了这些问题。尽管在其解释中存有强烈的偏见，然而它们大概是有关这类事实真实细节最准确的说明了。因为它们的依据是共产国际档案。这些出版物中利用起来最方便的大概是A?郾M?郾Grigoriev，“The Cominter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the slogan of the Sovi-ets（1927—1931）”in Ulyanovsky，ed，pp.345—388。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出版物中已经披露了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而现在继续把它作为“7月23日指示”是没有理由的。

　　即使一系列的论证和反驳被如此地冲淡了，但不管怎样，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握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众多的不同观点。尽管由于这种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即分辨谁应该对1930年上半年作出的具体决议特别是铸成大错的决议负责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样，1930年6月，共产国际在指出由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所以还不存在全国性的客观革命形势的同时，又预言最近将来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１２］。尽管共产国际依然希望中国的决战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但是他们不同意李立三关于进攻的时期已经到来的观点。因而，莫斯科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进攻武汉、长沙等地并在这些城市中发动相应的起义的决定，同时指出，红军和工人运动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１３］

　　至于毛泽东，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其军队悉数出动去进攻这些国民党的强固据点，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前途和他自身权力的基础带来危险。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同意莫斯科的立场。但到1930年初，事实上他对迅速胜利的前景已经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革命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且声言，尽管他自己在1929年4月确定的一年时间内占领整个江西的计划是“机械的”，然而这样的胜利已经不远了。［１４］

　　1930年毛泽东对于李立三路线的态度，目前一直是那些能够接触有关资料的中国学者们广泛争论的问题。尽管这些学者中的一部分人仍然忠实于1945年作出的关于党的历史决议中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毛泽东从未同意过李立三攻打那些城市的计划，仅仅是出于必须服从命令的纪律约束才执行了这一计划。但是，其他的学者则争辩道，到1930年春，毛泽东已经被说服并同意这个战略。一些人则走得更远，认为从1930年初毛泽东就出自内心地、热情地贯彻了这一战略。无论如何，迟至1930年10月毛泽东仍继续赞同一种激进的路线，是有清楚的证据的。10月7日，当毛泽东的部队占领吉安的时候，在这个城镇作出了一项决定。决定中提到存在着“全世界、全国、各省的革命形势”，并得出结论：“在革命‘高潮’的进程中……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突起于全国和全世界。”10月19日毛泽东写的信，依据存在着革命“高潮”的观点，号召抵制悲观主义，马上进攻南昌和九江，消灭敌人。*

　　* 阐述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见权威性的党内刊物《党史研究》中的下列文章：林蕴晖的《略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载《党史研究》，1980（4），51～59页；田厚的《再论毛泽东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认识和抵制》，载《党史研究》，1981（1），65～71页；凌宇的《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的关系讨论综述》，载《党史研究》，1982（3），78～80页。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1930年10月7日的决定，这篇文章登在《实话》（上海）第2期（1930年12月9日），3～4页。毛泽东10月19日的信即《给湘东特委的信》，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157～158页。

　　由于上面的一些陈述可以被解释为毛泽东是向中央委员会报告那些他认为它愿意听到的东西，所以，仍然有余地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认为1930年秋毛泽东曾盲目期待过很快就要到来的、全面的革命高潮。但即使如此，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这一点也还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他完全和李立三一致，并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１５］

　　特别是在下述问题上，毛泽东与李立三的观点完全相同，即他们都认为外国人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中国革命。1930年至1931年间的冬季，李立三被莫斯科召去“受讯”期间，一个共产国际的调查人员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具有如此之多的独特性，以至于共产国际很难理解它，甚至很不理解它，因而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结果，李立三被曼努意斯基（Manuisky）谴责为“极端的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东，他在30年后宣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１６］

　　但在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和李立三采取同样的路线。李立三相当明显的企图是通过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冲突，来引发一场“世界革命战争”。不管苏联愿意与否，它必将卷入其中。［１７］毛泽东不可能同意这样一种战略观点，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将极大地取决于中国以外的因素，而不是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存在于中国的事实的严重性和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在1923年到1926年间，作为其社会学观点转变的必然结果，他认为，由于旧的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及其城市盟友的势力，所以，只有发动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消灭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势力”，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不论1930年夏天毛泽东的观点如何，1930年9月从长沙撤兵则是其思想向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革命战略转变的标志。在这一背景中，自他1927年登上井冈山并于1928年同朱德会师以来一直得到发展的军事战术，已成为其政治思想中当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叙述，正是到1931年，击败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之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１８］。1934年，一本名为《游击战》的小册子阐述了这些原则，它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有关游击战争原则的书。事实上，它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朱德、彭德怀和其他人写的，尽管书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和画像。［１９］这大概是第一次对毛泽东即将在遵义会议的争论中提出的游击战这一战略思想的系统阐述。遵义会议对于新的军事路线的提出和打开八年后毛泽东逐步掌握党内最高权力的大门都是决定性的一步。［２0］1936年12月，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系列讲演，详细地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回顾了他反对他的批评者的情形。最后，在1938年，他写了两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的游击战略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是《基础战术》，有些版本署的是他的名字。*

　　* 此书有些版本的扉页上有毛泽东的名字，其他版本则没有，因而，毛泽东为原作者是值得怀疑的。尽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编撰的《毛泽东著作、言论、文献目录》一书（1961年2月28日，北京版）把它列入其中，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把它归为毛泽东所著是不妥的。在该书英文版（Basic Tactics）的前言中，我已经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不同阶段作出了概略的说明。

　　军事战略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难胜此任。这里从战争与政治相互渗透的角度进行考察。毛泽东自己曾经全面地总结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２１］

　　当然，这一名言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在上段话之后的部分里所详细解释的那样，当时红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甚至在各个战区，都大大劣于国民党及其他白军，只有在战场上占有压倒优势的时候方可战斗。只有集中自己较大部分的主力进攻孤立的白军，才能取得这种战术上的优势，并“一个一个地歼灭敌人”。这一点虽然部分地取决于用兵技巧，但主要是依靠准确及时的情报。由于红军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情报。

　　共产党人发动农民的方法，不仅使她得到了有关敌人行动的情报，而且还取得了其他有利条件，诸如群众自愿作为后勤或辅助队伍等等。这虽然是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闻所未闻的，但就毛泽东的战术原则而论，却与孙子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孙子兵法·虚实》）

　　毛泽东晚年曾经自问从中国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其中最为常见的陈述之一，是他在1968年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在1927年开始战斗之前，他已经读了《三国演义》，在1936年到1938年间撰写关于军事战略的著作之前，他看了《孙子》。［２２］不管怎样，在这些著作中，他经常引用《孙子》和历史典籍以及诸如《三国演义》、《水浒》这类小说中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一个社会关系极为模糊的环境中，主要借助于军队而活动的、组织成分不断变化的共产党，依然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是怎样从理论上设法论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的呢？在此，问题的关键是主观因素决定人的阶级本性的作用，以及靠改造人的思想来改变人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毛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以一直回溯到1917年。这个时期，他对此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阐述见于1928年11月28日［２３］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由于力量尚小的红军大部分不是由工人，甚至不是由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所组成，而是由乡村的流浪汉或者游民分子所组成，因此产生了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说：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强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２４］

　　1930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２５］。

　　“客观力量”，毛泽东是特指白军，它是共产党人不能直接控制的力量。而“主观力量”是指红军，它是共产党人自己的力量，其行动和战略为共产党人所熟知。但毛泽东显然也在客观的历史环境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谈论客观因素，在人类通过“自觉的能动行为”来影响客观环境的能力的意义上谈论主观因素。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从1927年以来，毛泽东是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形成他的思想并从事革命工作的，这种环境强化了他思想中的这种因素。毛泽东视战争为“自觉的能动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对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文字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对于这一观点，他非常欣赏，以至于在1936年和1938年几乎以完全相同的语言重复它：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２６］

　　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我所谈到过的毛泽东的“军事浪漫主义”思想，反映了一个历经多年残酷战争的幸存者的经验。可是，只根据毛泽东的浪漫性格或者战斗生涯来解释毛泽东确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具有无限能力的思想就会过于简单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他强调主观力量也是在一个由许多根本对立的势力构成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的现实，把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领域内的思想与经历联系起来。正像毛泽东在上段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战斗的结局很少能预先确定，但它部分地要依靠主观力量，如战士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运用等等。同样，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是如此，远不像西欧甚至前俄罗斯帝国那样确定。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地看作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应代表，但前者更侧重维护农民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后者则维护地主的社会经济利益，这是个更重要的事实。另外，由于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因而这一画面又被极大地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列宁在论及20世纪殖民地问题时，已经创立了这样的命题，即在特定的社会里，阶级的行为可能会因团结一致反对外国的压迫而被修正。至于毛泽东，他对此不仅仅是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就确信一个适于完成民族目标的联盟可以成为现实；这一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能有效地改变除工人及其亲密盟友农民外的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态度。

　　尽管非常重视作为民族救亡条件的民族团结，在不同程度上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的特征，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决定执行与蒋介石结成新联盟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也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焦点，但它并非仅仅是从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尽管他相信客观的社会现实会因为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受到改造，但他仍然把参加革命活动作为改变人的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敏锐地意识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熟练地运用这一辩证法，的确是毛泽东的思想特征之一，也是其政治成功的秘诀之一。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就阐述了以革命斗争促进文化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去丢……”［２７］

　　在此后的整整20年间，农村一直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与文化革命试验的主要舞台。在农村社会变革这幕戏剧中，其关键性的行为当然是土地改革。对于各个社会集团特别是富农的不断变化的路线的细节，于此不再叙述［２８］。

　　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转变人的思想的方法，1933年至1934年的“查田运动”特别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这一运动也许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在1933年，他确实给这一运动留下了他本人的印迹。这场运动表面上的经济目标在于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执行，但事实上却只是为追求基本的政治目标提供了一个框架。毛泽东深信，由于地主和富农有着传统的声望，具备识字善言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财产结构在形式上作出怎样的变动，那些以前享有特权的分子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窃取到农民协会的权力。防止这类暗中复辟旧秩序的事情发生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发动农民群众，鼓励贫苦农民开展反对他们以前的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坚信，从今以后他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了。

　　“查田运动”与1946年至1948年和1950年以后的土地改革有许多类似的方面。例如，召开群众大会来鼓励农民“诉苦”，揭露地主以前的压迫行径，在某些场合，还要接着对最坏的地主处以死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威风，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农民自己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至少要像人一样站立起来。这样，毛泽东便在改变人们对于权威的态度的意义上着手实行了文化革命，并且运用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武器。在毛泽东的路线中，对这种做法的重视是贯彻始终的，但是，他运用这些方法的政治背景却随年代不同而不断变化。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策略上最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军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为了获得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便在最初的年代里实行了“诱敌深入”至根据地腹地的原则，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但是，这样的策略意味着共产党军队的坚定支持者们经常面临战争的危险与失败。而这逐渐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信誉，因为它不能保护它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的进攻战略”是对这一困境作出的反应，这个反应要求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威严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原则置于现实地估价军事可能性之上。这个战略导致了灾难，但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早期的策略在1934年就能奏效。但是，日本人迅速进军中国，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使共产党人能够冲破所处的窘境。另外，只有1935年至 1937年所形成的新局面，才使毛泽东又一次以自信的口吻讲话，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兴趣可言。1933年至1934年间，他曾经一度降为傀儡似的人物。而现在他在党内再次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一事实使他得以施展其新的雄辩术。但是，这种情况无疑产生于下述事实，即对于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有许多东西可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阐述革命的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时，便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事情。

　　使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使以往的敌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这一变化是同两党意愿格格不入的。对于第二次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论证呢？

　　1931年9月，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第一次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关于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可以被概括为“阶级对立”的口号。尽管这被理解为原则上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是，毛泽东有关具体斗争的社会学观点则仍为他在1926年所持的立场。1931年9月25日，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名的《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在号召他们杀掉其反动的最高指挥官并同工人、农民和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的鸟政府”之后，继续说道：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２９］

　　很清楚，对毛泽东说来，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在这封信中，“国民党军官”被看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地主阶级的奴才”，这同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著作中所说的一样。但国民党在国内“剥削和压榨群众”的反动作用仍是信中最突出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攻击集中于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恰好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相对应。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并真正地保护人民”，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国内的敌人，以便开展有效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1932年1月日本人进犯上海，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这样一来就使对外问题日趋成为政治战略的中心问题。1933年1月17日的声明是毛泽东关于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观点发生变化的标志。这个声明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群众抗日），决定与“任何武装力量”，即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准备和共产党人妥协的将领达成协议。［３０］尽管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制定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要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联合，但是，愿意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不是和蒋介石）妥协，毕竟标志着向1937年被建立起来的“上层统一战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34年7月15日，在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他再次呼吁“民族革命战争”，呼吁同愿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时努力打击“国民党卖国贼”。［３１］然而，在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地位上的同时，对于彻底地开展第二次统一战线工作，他比苏联领导人明显的有更多的保留。1935年8月1日呼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宣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从莫斯科发出的。

　　对于再次与蒋介石拥抱，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与斯大林不同，他们感到更令人作呕。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屠杀其战友的刽子手和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军队于12月重新集结在瓦窑堡时，毛泽东不仅准备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还要和资产阶级中与欧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因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部分人合作。但蒋介石，作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和豪绅、军阀、买办阶级的代表，是特别被排除在拟议中的统一战线之外的。［３２］

　　事实上，同这个“叛徒”的间接联系早在1935年就建立起来了。1936年4月，张学良同周恩来会谈，敦促共产党人停止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集中力量抗日，并答应利用他对蒋的影响说服蒋接受这样的停战。1936年5月5日，一封直接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发出了。后来，毛泽东称它是“放弃‘反蒋’口号”的标志。［３３］在这以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联系，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３４］特别是在1936年10月5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达成“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愿望。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位共产党的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共同签名的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表示，希望蒋介石改弦更张，以便后代想起他时不会当作亡国的罪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３５］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感情已经彻底改变了。12月12日，当蒋介石在西安成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时，共产党的高级与一般领导人所作出的本能反应是，相当一致地要审判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及其他最高领导人曾严肃地考虑过这样的对策。相反，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信，向他保证“丝毫不求报复南京”。［３６］据说，毛泽东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命令他不要杀蒋介石的专横的电报时大为光火，其原因并非因斯大林要夺走他到手的俘虏而使他感到沮丧，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怀疑他所具有的常识。［３７］

　　不管怎样，一旦着手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便显示出他们几乎是一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原因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不像列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策略手段的基础，它就是价值本身。

　　在没有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所达到的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相应要完成的任务来论证上述政策的正确性之前，毛泽东当然不能要求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作出那么重要的转变。正是在上面提到的 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概略地叙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直到1939—1940年间，它们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了确切的系统阐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就其成熟性和复杂性而言，在延安时期明显地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继续讨论他的这一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1937年萌发的哲学思想作出叙述，这种哲学思想在毛泽东整个思想中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

　　注释

　　［1］《毛泽东集》，第1卷，109页；translated in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205—206。

　　［2］《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translated in Fitzgerald，pp.9—15。

　　［3］参见《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55～257页。

　　［4］See S.Schram，PTMT，pp.316—317.

　　［5］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据推测是毛泽东写的。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1～14页。S.Schram在一篇文章中翻译了从这两封信中引用的话并分析了其含义。See S.Schram，“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 ‘deviation’in 1927”，CQ 27（April-June 1964），pp.55—66.

　　［6］《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8页。

　　［7］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7～298、299～300页。

　　［8］1928年11月的报告中的相应段落，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59页。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信也可以作参考，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37～45页。See also S.Schram，PTMT，pp.259—260.

　　［9］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3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1929年10月26日发出的。——编者注

　　［11］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84～85页。

　　［1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93页。

　　［13］Grigoriev，pp.369—373.

　　［14］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39页。

　　［15］李立三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作用的某些论述的简单概括，see S.Schram，Mao Tse-tung，pp.148—149。

　　［16］1962年1月30日的谈话。See S.Schram，Mao Tse-tung unrehearsed，p.172；也可以参见官方的刊物《北京周报》的译文，1978年第27期，14页。

　　［17］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的缘故而欲使苏联卷入战争的“企图”自然会激起苏联作者的极大愤慨；see，for example，Grigoriev，pp.365—367。

　　［1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04页。

　　［19］对这一著作部分内容的概括，参见陈伯群撰写的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载《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14～19页。上述关于原作者的材料是由中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包宪书（Pao Shih-hsiu）提供的。

　　［20］关于遵义会议，see Benjamin Yang，“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CQ 106（June 1986），pp.235—271；and Jerome Chen’s reply in CQ 111（September 1987）。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25页。

　　［22］参见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694页。

　　［23］ 原文似有误，《井冈山的斗争》写于1928年11月25日。——编者注

　　［24］《毛泽东集》，第2卷，37页；S.Schram，PTMT，pp.268—269。

　　［25］《毛泽东集》，第2卷，130页。

　　［26］《毛泽东集》，第6卷，98页；S.Schram，PTMT，pp.284—285。

　　［27］《毛泽东集》，第1卷，237～238页；S.Schram，PTMT，p.259。

　　［28］作为简要的总结，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1～193页。

　　［29］《毛泽东集》，第3卷，14～15页；S.Schram，PTMT，p.219。

　　［30］See Su-wei-ai Chung-kuo（Soviet China），pp.91—94，Moscow：Izdatel’stvo Inostrannykh Rabochikh，1934；参见《毛泽东集》，第3卷，183～185页。

　　［31］参见《毛泽东集》，第4卷，363～367页；S.Schram，PTMT，pp.220—222。

　　［32］参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2～169页。

　　［3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53、267页。关于1935—1936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谈判的情况，以及毛泽东愿意继续同蒋介石和解的情况，参见John 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Q 113（March 1988）。

　　［34］参见毛泽东于1936年后半年所写的大量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30～97页。

　　［35］参见上书，78～79、87～90页。

　　［36］参见上书，95～97页。

　　［37］有关事件的细节及更多的参考资料，see Lyman Van Slyk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hereafter CHOC），13，ch.12。上面的叙述是以1982年9月10日、23日在北京分别同胡华和李新的会谈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