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暴富后尴尬的村落

一夜暴富后尴尬的村落

2001年我曾在新闻单位工作，当时按照领导的要求我就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专门做过一次调查，从当地分门别类的选择了部分先进村，总结并向社会推广他们的经验。其中有个村是当地的老先进，镇上领导对村班子推崇倍至，我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的确发现这个村的支部书记精明强干，在我所接触的村干部中，他应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尤其是在做群众工作中他确有一套。他在村里当干部二十多年以来，这个村无论是社会稳定还是经济发展，都走在周围各村的前面。采访比较顺利，只是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新修的一条高速路途经该村。我知道在此之前，沿这条高速路很多村庄因占地赔付款的分配问题，不同程度的引发了干群矛盾，当时，一些群众正在为此到省市县上访，有几个村班子为此已经垮台。我向采访对象提出这一问题，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言下之意不无忧虑。事情过去半年之后，他们的这一忧虑不幸成为现实。2002年初，由群众上访反映高速路占地赔付款分配不公为发端，该村隐藏多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短时间集中暴露了出来，干群矛盾僵持不下，最后公检法介入，停止了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支部书记被“双规”。几十年先进村熠熠生辉的光环，就这样被突如其来的一笔财富击碎。
土里刨食，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多年来鲁北地区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存状态，人多地少，广种薄收，一年下来，不计工日，刨除土地承包费、种子、化肥、农药、雇佣机械和农业税费，按官方统计数字，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就是2800元左右。即使是近年来纷纷外出的打工经商者，赚的也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集体经济大都无从谈起，集体事业多数是负债经营。平日里，他们各人忙各人的，习惯了“一个门户一个天”，集体这个概念也许只有在村干部缴公粮、敛税费、催河工时才被记起。村落就是那么个经济环境，也正是在那种经济环境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遵循着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大家相安无事。几乎一夜之间，数十万、上百万的耕地占用补偿款拨下来，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过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一大堆钱，干部“眼红”、群众“红眼”，过惯了苦日子的村落再也难以维持平衡。
巨款来了，怎么分配？干群各怀心腹事，都有自己的一本“小九九”。围绕具体怎么个分法，一时间干部和群众斗、干部和干部斗、群众和群众斗，村落失去了宁静而进入“战国”时期，短时间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对突如其来的“外财”，把自身最基本的丑陋表现出来，撕下一直掩饰的温温尔雅和谦恭卑微，展现的是最现实的心理状态。
干部和群众斗。对于村干部来说，手中无钱就无权。除个人私利外，没有足够的可支配资金，要上项目、壮大集体经济，给群众办事、兴办各项公共事业难上加难，尽可能多地把资金留在集体，自己花着方便，是他们当然的意愿，他们不愿意看到好不容易到手的一笔资金“撒了芝麻盐”、被“分光吃净”；对于群众来说，土地是他们自己和后代子孙的命根子，没了土地，他们也就失去起码的生活保障，他们当然希望把这部分钱分到自己手中。况且村级财务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钱放在村干部手里，在他们看来“老虎看孩子——不托依”。
干部和干部斗。村干部本来是个“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村里有了钱，村干部的身价陡增，也就骤然增加了对“好汉子”们的吸引力、煽动起了他们夺权的野心。那些“在野”的能人们为达到“从政”的目的，开始搜罗“当政者”过去被人们忽视的一些毛病和过错，利用群众失衡的心态，进行组织和串联，要求查账、组织上访，尽力把水搅浑，以便扳倒村干部取而代之。过去一向被视为鸡肋的“村官”，成了谁都想啃一口的“香饽饽”；过去拿自己民主权力不当回事的，开始掂出“手中一票”的分量。再就是微妙的村“两委”关系。巨额资金的到来，无疑是为本来就难以协调的“两委”关系增加了新的变数，谁是“一把手”、谁是“一支笔”、谁“说了算”？这些具体而十分关键的问题很自然的摆到了桌面上，双方明里暗里较劲，有时还会把上级领导牵扯进来。对于那些心术不正的村干部，这笔财富是恨不得一口吞下去的“肥肉”，对于清正廉洁的村干部，这笔财富则成了“烫手的山芋”。
群众和群众斗。不管哪种形式的耕地占用，都是占用一条线或一大片，不可能牵扯到村里每一个户的耕地。补偿费下来，是只分给有牵扯的户，还是全村“利益均沾”？我国耕地属于“村集体所有”，按说村内应该人人有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被占用土地的户，不同意拿出钱来平分；没有被占用土地的农户同意平分，却不想匀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给被占用土地的户。还有一个更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在鲁北地区，几乎每个村都存在由原来生产队演化而来的村民小组，且各村民小组间由于历史原因人均占有耕地一般都很不平衡，全村平均分配补偿费，必然牵扯土地重新划分的问题，从而触动不同村民组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场群众之间的争执在所难免。
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说武功平平的林家拿着“葵花宝典”，象抱着硕大金块招摇过市的乞丐，必将引来各路高手的争夺，不说这部武功秘籍，最后恐怕连林家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个比喻用在一夜暴富的集体身上再合适不过。过惯了苦日子、穷日子，象买彩票中头奖的乍富贫儿，不仅会引来众多窥探的目光，连自己都会不知所措；不仅传统的社会平衡被打破，闹来闹去最终会让人们硕果仅存的一些集体观念、集体意识丧失殆尽。
从调查情况看，这方面资金的分配方式，大多是村集体留一部分、其余的按人头平均分配给群众，少数是全部分给群众，没有集体全部留下的。从表面上看，似乎集体留一部分、剩下的按人头平均分配给群众这种方式照顾到了有关各方的利益，但集体留下的那部分对群众来说总是块心病。从现实情况看，的确有几个出问题的村，村干部经不住突如其来的巨额资金的诱惑，一朝“钱”在手，便把“事”来办，惟恐“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突击还债、突击花钱、突击请客送礼、突击往自己兜里掖。有的村干部还由此染上了一身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们吃了上顿不管下顿、吃了今天不管明天，没等群众回过神来，留在集体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群众便上访、便组织“倒阁”，便要求查账。这时候，那些村干部们已经吃肥了，他们不怕丢官，村里的财务管理本来就是“一把条子、一把钱”的糊涂账，很难查出个“子丑卯酉”来。旧官下台、新官上任，缺乏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很难保证他不步前任之后尘。于是，本来是个好端端的村，由此而可能陷入无休止的纷争和动荡。
人们往往把农村人口素质低的原因归结到经济落后上。不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必要的物质文明就很难谈得上精神文明。但是，一夜可以暴富，但不可能一夜之间提高人口素质。西谚说：“三代出不了一个贵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这样一个村，大笔补偿金下来后，除分一部分给村民外，集体留下一部分，此后村民每年的“三提五统”由集体统一支付，集体还承担了村民的电费。对于村民来说这原本是件好事，但村民们对此并不领情，反正用电由集体当“冤大头”，不用白不用，生产生活能用电的一律用电，该村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电气化，连冬季取暖都取消了煤炉，用上了电炉。村里有拖拉机的户，冬天晚上怕机体冷却明天不好发动，在拖拉机的身子下面放一电炉，整晚上的烘烤着。据村干部介绍，这个不足500人的小村，集体光为村民支付电费最多的一个月就达20000余元。当然，导致这一情况的发生，与管理不严有关，但是，不能不说人的素质低下是主要原因。群众素质，没有随着暴富而迅速提高，人性中一些丑陋的东西，反而在金钱的诱惑下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城建、水利、公路、园区开发占用耕地逐年增加，上述问题不是特例而是相当普遍，一夜暴富使得农村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集中暴露，集中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村干部和群众座谈，经常听他们说：过去穷，但穷得舒坦自在、能够安居乐业，现在富了，却富出了毛病。此外，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意外之财不发家”，从调查情况看，在鲁北地区数十年来类似一夜暴富的例子很多，但是真正靠这部分资金上项目、搞经营、扩大再生产从而“步入发展快车道”的村很少见，更多的村是短时间内盖了楼、买了摩托车和各种电器，迅速提高了生活质量，人们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勤劳和上进，不光变懒，而且染上了一些打牌赌博的坏毛病。靠出卖资源起家，不思发展，最后难免坐吃山空，其结局不堪设想。
提起农民，我通常用的词有一大堆，比如“勤劳、勇敢、淳朴、善良、通情达理”等等。实事求是的讲，这些只是农民的一个积极的侧面，农民（当然包括那些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的一部分）身上还有很多消极的东西，为人们所避讳，但也确实存在。比较突出的，如一盘散沙、缺乏团队精神和团结共事意识等等。通过一夜暴富的事例，我们能够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直处在小农经济状态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无不深深地打着小农经济的烙印。一方面，人多地少，恶劣的自然环境把人们聚拢在了一起；另一方面，长期在小农经济的环境中“进化”，人的本性中充满“自我中心意识”，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相互排拒联合与合作。从积极的方面说，人们崇尚“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办，靠天靠地靠祖宗，不是好汉”；从消极的方面说，人们又崇尚“万事不求人”，认为“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甚至“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人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村落里，宗族、姻亲、左邻右舍、街里街坊彼此“打头碰脸”、“低头不见抬头见”。平常生活中，大家会按照远近亲疏、遵循辈份，彼此礼让，重情重意，哪家儿娶女嫁盖屋打墙的事情，或者有个三灾八难，也能够相互照应；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谁家遇到自己“搬不动”的事情，那些亲支近派们也会来帮忙。但是，他们认为“合伙的买卖做不得”，如果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必定会斤斤计较，从而滋生猜忌和不安全感，让他们在具体利益联合的基础上团结共事非常困难。在大公社期间，国家曾经用政治和行政的手段硬把他们捏在一起，但是在大集体吃大锅饭，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大唿隆和出工不出力。大集体此路不通，改革开放后农村还是得分田到户，一切回到原点。散，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在一个村落里，尽管人挨人、户靠户，但是人与人、户与户各自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封闭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封闭性来源于数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道家崇尚“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儒家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于老百姓而言，也就只能“独善其身”了；这种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封闭性还来源于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在一个村落里人口高度密集，生存竞争激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观念相当普遍。也正是在这种散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村社会各种复杂关系的平衡。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再看为什么人们要强调“亲兄弟明算帐”、“生意场上无父子”，感叹“买卖好做、伙计难处”，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人们能够共患难——出于道义人们能够对处于弱势的群体伸出援手；却不能同富贵——象上文所述的“一夜暴富”后，矛盾四起、各种利益纠缠不清便是最好的注脚。在一个村子里，大家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见了面叔叔大爷的叫着，但是这些却掩盖不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户与户之间的鸿沟。
一夜暴富，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暴露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并不是说村集体靠逐步积累而富裕起来就万事大吉。近几年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就是，一些村社会问题尖锐、干群矛盾激化，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富。当地有几个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村，近年来先后陷入混乱状态。这些村都是靠发展村办企业起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靠村里“一把手”个人的“本事”起家，集体经济由小到大，象滚雪球一样逐步积累起了一定的家业。日子好过了，问题就来了。看到众多的个体户发达起来，让那些致富带头人们再为群众无私奉献也难，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不向集体伸手不甘心，伸手又“三猫瞪着六只眼”盯着他，时间一长，干群矛盾就来了。其结果是，干部伤心，群众灰心，一有风吹草动，指不定哪位“好汉”起来振臂一呼，矛盾就会激化，这样以来谁还有心再去谈什么发展。这些富村不乱则已，只要乱开头，问题就比一般村复杂得多、也难收拾得多。
公社解体后，如何把日益松散的村落社会、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凝聚起来，大幅度提高群众的社会化和组织化程度，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热门问题。农村要全面走向小康社会，不能靠“单干”、不能让一家一户各走各的；农村经济要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习惯了“一个门户一个天”的农民，就必须参与分工、必须联合和合作。对于这一点人们不会有太大的异议。问题是，目前在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农民普遍的心理状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分工、联合和合作这些概念；作为利益整体中的一员，他们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村落这个集体，目前在农民心目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现象是镜子，此起彼伏的矛盾和冲突，可以折射农村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分析一些比较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有助于我们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有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在这方面，类似某些村的一夜暴富带来的尴尬，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一夜暴富给村落造成的尴尬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村情和民情是十分复杂的，而复杂的村情和民情正是我们改良农村社会必须正视的基础。
农村生产经营组织化、社会化、集约化低下是当前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关键、最突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而人们当前又往往把这一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上。经济基础是重要的，但是，村情民情如此，仅有物质条件是不够的。集体财产难以把村落社会凝聚在一起，相反，它还可能在村落内部滋生猜忌、纷争和怨恨。推进农民的联合与合作，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基础。当然，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现有的村情民情的形成是村落千百年来逐步演化的结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对农村利益关系的调整都必须顾及这个起码的现实。我们常说想问题办事情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应当看到，所谓群众意愿不光都是积极的，有些还是消极的、落后的，尽管我们不能去支持那些消极落后的东西，但是在能够彻底改造它之前，农村的实际、农民的现实状况我们还必须真正去面对。放手让群众自己在生产经营中去寻求联合与合作当然效率低下，但是如果不顾村情民情、不顾客观实际用行政手段硬去撮合，人为地施加外力硬去改变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急功近利地去加速改革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行不通，而且会适得其反。
发展市场经济，最好还是采取市场手段。如何发挥利益驱动的作用，引导农民参与产业分工，激发农民内在的合作诉求和合作自觉，让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自律，这才是需要各级政府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