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新作《我的精神自传》出版

钱理群新作《我的精神自传》出版

钱理群

　　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北京大学 钱理群教授
　　五年精心写就
　　《我的精神自传》
　　审视自我学术生命流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
　　定价：35.00元
　　
　　
　　
　　
　　作者介绍：
　　钱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先生自北大出身，后来回到北大讲坛，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人民的命运，积极开发现代中国优秀的精神思想资源，以自体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大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在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中，名列首位。
　　钱先生的专著和主编作品，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欢迎，销量极大。在出版界中，他与钱钟书先生并列为最具有市场生命力的当代中国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重版10次以上；《与鲁迅相遇》《话说周氏兄弟》都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他和吴福辉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发行量最大的学科教材，已达数十万册；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总销量超过三百万册，是近年基础教育界最受欢迎的语文读物。
　　
　　本书介绍
　　1．内容提要：
　　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该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我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部：我的精神自传。
　　2．目录
　　第一部：我的回顾与反思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 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 对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 对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 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 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 最后的话题
　　第二部：我的精神自传
　　一、历史的中间物
　　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幸存者
　　四、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真的知识阶级，批判的知识分子
　　六、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漂泊者与坚守者
　　 3．部分段落试读
　　（1）我属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当时我又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长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学就毕业了；但七十年代末又来读研究生。我的同学比我年龄要小七八岁，十多岁，而我的老师，例如谢冕、孙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艺理论的，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李思孝。考试时，他来监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学读过的一篇课文：《永不掉队》，讲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大学教授当了战士，战争结束后，他当年的团长又来做了他的学生，都是社会的激烈动荡时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变化。我出现在学术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们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学者，而且因为和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沾了他们的光，很长时期都被称作“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说自己没有中年，从“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跳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决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学术研究，就带有跨代的特点，它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至文学观、学术观的基础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学术训练，在学术眼光、观念与方法上都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就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学术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评：从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过于激进，是所谓“新潮学者”；从八十年代（更不用说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了）眼光看，我历史包袱过重，不能与时俱进，过于保守了。我自己却经常感到历史的尴尬，不过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吧。
　　（2）１９８９年当“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我却“想着另一个也许有些‘超前’的问题：知识分子真的掌了权，实现了‘专家治国’，又怎样呢？”我的这一隐忧来自历史，也来自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观察与理解。文章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劣根性“，希望引起警惕：“一曰‘酋长思想’。即唯我独尊、独革，不容忍异己、异端，以滥用权力、锻炼人罪为乐。好独断，喜‘定于一’，不习惯、不允许多元、自由发展”；“二曰‘二元论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百分之百错误。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把不同意见，不同选择极端化，只承认‘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不懂得、不接受‘对立物相互渗透、补充’的观念”；“三曰‘噬杀’倾向。周作人说，不珍惜人的生命，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遗传病，帝王将相，学者流氓，无不传染得很深，‘将来中国亡之根即在于此’。——周作人将‘知识分子’与‘帝王’、‘流氓’混为一谈，自然是对知识分子的大不敬；但我以为这正说明他对知识分子的病症看得很准，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涅对共产主义运动既赞赏又疑惧的态度，正是他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反映，而这都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本性，以至人的本性：既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人类）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海涅在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最初思考。以后人们将不断地回到这个命题上来”。——最后一句话实际上说的是我自己正回到历史原点的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前述“历史中间物”的内在矛盾与自我反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续。而且应该说，思想与情感的振荡是更为激烈的。一方面，我仍然无法摆脱自己内心深处对堂吉诃德精神的迷恋，因为那是我的天性使然，在这个意义上，海涅所感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以至“魔力”，对我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我更不能不面对海涅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观的拒绝，当然不能变成对历史与现实的错误的回避与否认。特别是这样的错误还被某些人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继续、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推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语境下，我只能有一个选择：将我的主要思考与言说，集中于对堂吉诃德精神的负面所造成的思想迷误的反省，对“在哪里，因为什么落入陷阱”的检讨，也就是要将海涅的追问继续下去。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某些逻辑、理念的批判。
　　（4）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人的语言也变成施暴的力量”，所谓“大批判，大辩论”就是对不同意见者施行语言专政，这是为“实际解决”开路的。“但没有人对此有任何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我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的中国，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但是在本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狂热之中，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在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
　　（5）我对北大的反省则集中在“北大失精神”这一点上：“教育精神价值失落，这正是当前北大（也许是中国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蔡元培提倡的构成了北大生命线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失落：“今天有些教育者把教育对象，特别是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严加防范，千方百计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秩序，‘思想者’变成了‘有问题者’岂非咄咄怪事？”其二是蔡元培力主的“所谓大学者”，实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的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失落，北大成了蔡元培所批判的“养成资格之所”，“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北大的教育变成了“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依附于市场的实用主义的商业化教育”。这样，对北大教育，以至整个中国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点、原点上，即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把北大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的这些文章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发表，引起了几乎是爆炸性的反应，广大校友与师生，以及社会上许多人对北大校庆活动的政治化与商业化早已不满，对我所强调的反省精神就自然引起强烈共鸣，于是争相传看，学生还将我写的一篇纪念蔡元培校长的文章《校园中的永恒》在校园里广为张贴，再加上我参与组织的《蔡元培》话剧的上演，更将人们对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怀念推向高潮。在校方某些人看来，这都和他们过不去，于是，也与我“过不去”：悍然禁止我这样一个在职的教授在学校作公开学术演讲，这在北大校史上也是罕见的。我写信给校长，提出抗议，校长却无力干涉。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在学校评选“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之机，学生们将我选为１９９９年“十佳”之首，以示对我的支持。
　　（6）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我没有介入这场论战，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样的命名，特别是对“新左派”的命名是不准确的，而由此进行的排队与非此即彼的站队、划线，就更让我反感，从年轻时候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反右，红专辩论，反修学习，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不断“站队”，没想到到了“新时期”，还要继续“站队”，这真可谓几十年不变的“中国特色”。尽管自觉地退避三舍，但仍逃脱不了，忽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同盟者”，忽而又成了双方讨伐的对象，弄得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仔细想想，这大概是与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立场有关，我因此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为鲁迅所说的“蝙蝠”，是“毫无立场”，即无以归类的。而蝙蝠，如鲁迅所说，是常常被作为“骑墙的象征”而被“大家”所讨厌的。
　　（7）可悲的是，我这样的模糊化、复杂化的立场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姑且这么说），都把我的思想简单化与片面化了。我成了争论一方的代言人，另一方的假想敌，其实都是违背我的意愿，强加于我的。而反应的强烈程度更是出乎我的意外。反对者甚至借助于权力的力量对我进行封杀，非将我逐出他们所霸占教育领地。在前文所提到的２０００年大批判中，中学教育界的某些权威人士是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的：利益确实是会让人疯狂的。但权力的介入并不能阻止我将自己的关注视野由学术扩展到中小学教育。
　　（8）这些曾经有着浪漫主义的豪勇的跋涉者，成了真正的精神流浪汉，他们哀叹“我们得到了没有期待的，失去了我们期待的”，并且回答不出“我是谁？我到哪里去？”于是心灵深处又响起“归去”的呼唤。
　　我当然没有忘记，向年轻人讲述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教训，这正是我在前述对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精神的反思中已经总结过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熟悉遇到的就是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而最容易发生的又是两种倾向：或者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包打天下，把农民当作救济、施恩的对象，这是一种英雄主义、贵族主义的态度；或者将农民理想化，将农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美化，把自己置于被改造的地位，这是我们一再提及的民粹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