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池：读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读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昆明池

　　一、率先打破沉寂的惊世之作

   十七大可谓一次关乎党和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走向、前途与命运的历史性会议。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交锋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十七大的召开，会前各种“版本”的猜测被政治报告、党章修改、人事安排所证实之后，各种政治力量基本上全又进入对十七大定下的基本框架的思考、研究期，十七大会议期间及闭幕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左派、右派，几乎都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动作。最近，张宏良同志《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一文，可谓率先打破这种沉寂的惊世之作。张文刚刚见诸网络，立即引起热评。赞扬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恼怒者亦有之；情绪激昂称该文为千古绝唱，举世罕匹者有之，慎重思考后既肯定又批评者有之，如丧考妣，破口大骂，甚至直接以取张宏良性命相威胁者亦有之。我认为，从引起激烈评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这篇文章既击中深受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灵之痛，也击中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心腹之痛。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张文与那些四平八稳、无关痛痒的东西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我之所以说张文击中了深受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灵之痛，冬暖夏凉网友的评论为此作了注脚。他说，“张教授的文章写得太深刻了。我常常在想，毛主席太手软了，太慈悲了，才留下了后患。如文革中将某人保护起来，后来又留了出路。结果放虎归山，放蛇入洞，才有反攻倒算呀！可即便如此，那些昧心者仍然对毛主席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那是为什么呢？看了您的文章，总算明白了。这些反动文人和官人，吃了一点点小亏就如丧考妣，就把他们能使出来的造谣诽谤妖魔化等等一切手段全部用了出来。他们对毛主席和人民大众很恨，但他们却不怕。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之所以说张文击中了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心腹之痛，可以从一个叫“Triutotu”的丧心病狂的赤裸裸威胁中读出个中三昧。他写道：“你妈的，把流氓暴乱说成是革命，天天暴乱，你还能坐这里玩你博客吗，你理论混乱你想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想疯子举着火把到处点火一样害人害己。杀你一人安全一大伙。”如果说这段泼妇骂街还不能完全反映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话，另一评论则说得明明白白：“张宏良的大脑有问题，其实老邓和毛贼是一丘之貉，反邓就是反毛，反邓就是反马。我赞成！你是高玉宝、奥斯特洛夫斯基、丁玲一类的缺乏头脑的文字写手，是祸国殃民的文字小人婊子。”

    除了“Triutotu”们的流氓式谩骂、威胁外，对张文的评论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位“新浪网友”评论道：张教授是一个战士，会永远值得尊敬的，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文字，是一个真正的汉子。

　　金猴千钧棒网友则称：张宏良先生的文章，如此写来，才真称得上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分析的捕捉力，一语中的，思辨的穿透力，直切骨髓。在革命者，人民看来，这哪里是什么偏颇，这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哪里是什么偏激，这是百分之百的道大理巨。真正的偏颇，是无耻精英、无良文人对圣明，对真理，对正义的污蔑、诽谤、诋毁，真正的偏激，是对着无声圣明的叮咬，寂寞真理的撕扯，流血正义的狂吠！！！

　　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即使左派阵营中，不但有称张宏良同志为“小资狂热”的指责，也不乏对张文一些观点、论证、论据准确性的诘难。但这些似乎多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些研究的人们所提出，其中多无恶意。新马网友用“谊之既深，察之则严”八个字道出了大部诘难的本质意义。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网友来说，张文则是为他们对目前政治经济状况的不解进行了解疑释惑式的“启蒙”。古镜网友在评论中说，张宏良教授，这个“为什么”问的好。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

　　以鄙人孤陋之见，张宏良同志之所以以此文率先打破十七大闭幕之后的短暂沉寂，原因就在于他从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洞悉了与他过去执著的善良愿望根本相悖的东西：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个大前提下，所谓关注民生就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良，是一张到月球上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国家命运之所系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根本问题，决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仍然沉迷于那几句对民生问题的美妙承诺，就只能是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一位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知识分子，率先打破沉寂，向全党全国人民揭示中国目前一系列问题的深层原因，共同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与途径，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二、张文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救赎”与“暴力革命”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我们的任务不是以一种方式否定另一种方式，而是要通过认真研究解决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正确运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多有论述。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多为“暴力革命”。即使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革命暴力”仍然像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而“灵魂救赎”之说则基本没有提及。只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一系列把反动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与政策，并且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使用“灵魂救赎”一词，但我认为其改造方式与“灵魂救赎”并无本质区别。张文中“灵魂救赎”的提法只是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方式而已。

　　“革命暴力”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可谓比比皆是。特别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怎样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离不开革命暴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还需要不需要革命暴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列宁还指出，“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这里，无论是法国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还是列宁对于“国家与革命”的设想及其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权之后的革命实践，无一离开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

　　然而，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强调的“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还是主要形式？是贯穿无产阶级革命全过程的必需形式，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需形式之一，根据不同历史情况还可以采取如“灵魂救赎”一类的其他形式？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这里“全人类”包括不包括反动阶级？对他们应该怎样解放？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列宁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论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把“灵魂救赎”性质的革命方式丰富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来的，只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

　　正如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所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溥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溥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溥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

　　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不仅揭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与西方国家革命的革命方式的本质之不同，而且为毛泽东同志在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创立的“灵魂救赎”性的革命方式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张文说，“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这个结论是否完全准确、科学，另当别论。但该文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创立的“灵魂救赎”性的革命方式进行独到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在当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势力极为强大、极为猖獗的形势下，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巨大的革命勇气，绝对是不可想象的。网友wjs评论道：“文章对文革的评述，对76·10·6政变的评述、特别是对复辟后31年残酷报复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极具深刻见解的。在知识界，张的见解是至今见到的最真实而深刻的；在政界，这种见解应该被认为大逆不道，放在DJ时代，张氏的观点要被定为‘煽动、颠覆罪’，不被判刑也要象魏巍同志一样关到什么地方‘隔离审查’的。现在，张宏良同志毅然发表，表现了革命大无畏的气概，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宏良同志精神可嘉，功不可没！《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必是匡世之作！必将载入无产阶级革命史册!

　　2、由于无产阶级尚未对“灵魂救赎”式革命进行深入研究与把握，加上革命实践中“灵魂救赎”方式的泛化，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灵魂救赎”的革命方式，是由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率先提出并认真实践的，与暴力革命方式相比，无论其经受检验的革命实践广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度，二者都无法相提并论。对于“灵魂救赎”这种革命方式的把握，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处于具体政策的水平上。

　　在对待入侵之敌和敌对阶级反动武装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毫不留情使用“暴力”方式的同时，也先后提出了一定条件下的“非杀戮”原则。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说：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毛泽东同志这种一定条件下的“非杀戮”思想与政策，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不仅感化了许许多多反动军队士兵、军官，放下武器投降或起义转正，而且大大减少了我军的牺牲与消耗，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进程。

　　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面对“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但是，怎样去认识、用什么方式进行这个斗争？则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列举了三个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而“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谁胜谁负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在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原则仍然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日益巩固，毛泽东同志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领域逐步转移到了“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方式也逐步由“暴力”转变为“思想斗争”——即改造思想，也就是张宏良同志所说的“灵魂救赎”方式。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然而，任何斗争方式都是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灵魂救赎”的革命方式所需要的历史条件有哪些？对那些善于伪装的反动分子进行怎样的改造、监督与限制？我们应该有哪些防范措施？等等，我们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与探讨，更没有形成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斗争的理论认识，加上“思想改造”的无形化特质，在“灵魂救赎”方式的实践中，就难免出现随意性与盲目性，就极有可能给那些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善于“韬光养晦”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东山再起的条件。这些人一旦重新上台，就必然猖狂反扑，改变国家政权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置无产阶级于死地，为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惨痛教训，证明了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表述不虚：“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所以，正是由于我们尚未对“灵魂救赎”性革命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与把握，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灵魂救赎”方式的盲目泛化，最终导致“灵魂救赎”革命方式出现了实践中的严重悖论：“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3、认真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方式所赖以依据的历史条件、制定科学的防范措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使命。

　　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救赎”方式与“暴力革命”方式都是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必要形式，哪个时期以哪种方式为主、哪些方面应采用哪种方式，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于苏联、东欧和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马克思、列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不可能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一整套理论与政策。毛泽东同志虽然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随着他的逝世，资产阶级很快上台，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同样没有亲历。他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灵魂救赎”方式究竟在这个“复辟”进程中起着什么作用，他老人家同样也无从探究。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经典文献那里寻章摘句找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总结与思考。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既是毛泽东同志生前伟大遗愿，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当家作主人的必由之路。然而，要走好这条路，要比当年毛主席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二者的革命对象有着极大的不同。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敌人都在明处，我们所采取的革命方式，无论是“暴力手段”，还是“灵魂救赎”也都容易进行比较与选择。而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则要复杂得多，往往是好人坏人同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于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磨难的人们无不深信不疑。但是，也应看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慑于DJ淫威，思想上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能够判断是非曲直，而在行动中却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大有人在。即使那些挂着民营企业家旗号的实实在在的新生资本家中，也不乏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们之所以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也往往是在DJ的推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失去职业、丢掉饭碗而被逼上梁山的。即使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随着经济收入的分化和从事职业的变迁，加上这多年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政治思想状况也相当复杂。加上思想意识的无形化，如何判断革命对象，将是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第一难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无论是简单地采取“暴力手段”，还是实行“灵魂救赎”，都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革命方式的选择上，总体上将由夺取政权阶段的“暴力手段”为主、“灵魂救赎”为辅，转变为“灵魂救赎”为主、“暴力手段”为辅。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防范资产阶级反动分子蒙混过关，窃取国家权力，伺机复辟资本主义，自然就成了当前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认真研究与把握这两种革命方式各自所赖以依据的历史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制定科学的防范措施。

　　一位叫“jinhuizifu50”的网友，在对张文进行评论时，就明确提出“对反动派的残余分子（含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实行无后患的灵魂救赎”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这个看法很有见地。那么，实行无后患的“灵魂救赎”需要哪些条件呢？我认为大体必须具备这么几条：一是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中占有绝对优势，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十分巩固，并且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或称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派已经形成足够的心理震慑；二是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具有较为充足的实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围剿、渗透、颠覆、干涉能够战而胜之；三是对于掌权期间充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且屡教不改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作为特殊党员对待，必须开除党籍，永远不得重新入党，不得进入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四是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确保直接来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主体地位，各级党政机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并确保其拥有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否决权；五是实行由最基层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评议制度，由人民群众决定其升迁废黜；六是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水平；七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具有广泛的健全的组织体系，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八是由党章和宪法明确：在党和国家出现违背党的根本宗旨和国家宪法原则等重大问题时，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政权机构有权根据党章和宪法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一味地强调“灵魂救赎”，无疑是重复农夫和蛇的故事；如果基本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自然也用不着事事实行“暴力手段”，因为有了这些保障，我们就有能力防范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与复辟。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几条不成熟看法，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历史条件，需要制定哪些防范措施，有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共同努力去完成，这仅仅是引玉之砖而已。

　　三、饱尝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苦头的无产阶级更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认真对待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研究与反思。

　　本文前面已经述及，无论“灵魂救赎”方式，还是“暴力革命”方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方式。但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革命方式才能少受损失、确保成功，这如同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科学认识并准确把握社会革命规律一样，也必须认真对待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深入反思，强化对这两种革命方式的研究，找出其内在规律性，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张文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灵魂救赎”革命方式与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这一历史悲剧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解析，理应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关注。

　　对于张文，网友wjs称为“左派理论的一大贡献”。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准确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就在于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灵魂救赎”革命方式与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并对无产阶级革命疯狂反攻倒算这一历史悲剧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解析。通过这种解析，起码可以使人们从革命方式上对这一悲剧进行理性思考，并开始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尤其是防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反攻倒算、残酷屠杀的理论认识与制度建设。

　　应该说，“暴力革命”和“灵魂救赎”这两种方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原则性分歧。统观张文以及围绕对张文的评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革命需不需要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即革命的“暴力手段”能“暴力”到何种程度？二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如何把握，“灵魂救赎”方式适合于怎样的历史条件？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不需要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制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在这里一是用了“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提法。这说明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利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而这种“恐惧”，绝不可能像现在的“核威慑”那样只管吓人而不实用（不过，现在的核威慑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仅仅具有“威慑”作用，同样与核国家之间的核力量的相对均衡有关），它是以对反动派的坚决镇压来实现的。二是通过“责备（巴黎）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而强化了这种“恐惧”之必须。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与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暴力”并非意味着无原则的大屠杀，其实质仍然是以革命暴力制止反革命暴力。

　　通过暴力制止暴力，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首创。中国传统文化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许慎《说文解字》中对“武”字的解释是：“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楚庄王的意思就是：动用武力是为着平定天下，从而将武器收藏起来，不再打仗。所以，许慎说，武字从止从戈会意，表示制止干戈即“武”。其实张文所强调的也仅仅是面对资产阶级的抵抗与反扑，无产阶级必须正视如何通过使用“暴力”，形成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或称对反动派形成强大的心理震慑，以达以暴制暴的效果。

　　对于一些网友所指责的张文“用革命后是否实行屠杀政策混淆了四种革命的本质区别”之说，我认为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四种革命，即剥削阶级革命，一般劳动阶级（奴隶和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在未成熟时期和错误路线领导下的革命，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质的区别，但是即使根本对立的事物同样也有相通之处，同样可以从中总结出它们相似的规律性来。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之所在。如果用这四种革命具有质的区别，来否定它们之间有共通性，同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另外，关于对张文观点有布朗基主义的诘难，似乎也不能成立。因为张文仅仅提出了无产阶级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反攻倒算，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两种革命方式的关系问题，与布朗基主义的“暗杀政策”、“少数精英专政”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如何把握，“灵魂救赎”方式所适合的历史条件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列宁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较为丰富的革命实践，他们也没有较多的论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把“灵魂救赎”性质的革命方式丰富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来的，只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于“灵魂救赎”这种革命方式的把握，理论也远远落后于实践，基本上还是处于具体政策的水平上。而这恰恰反映了无产阶级建立并巩固自己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尚不能科学地选择革命方式的软肋。中国出现的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及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镇压，不能说与这个“软肋”没有直接关系。认真研究“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方式的关系，并灵活的、科学地用好这两种革命方式，应该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难道这不就是张宏良同志的一个重大贡献吗？

　　2、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左派必须尽快扭转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状况。

　　当前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而左派的状况则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形成核心，各自为战，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二是无原则争论太多，尽管真理越辩越明，但由于所辩问题多为枝节，加上一些敌对分子混迹其中，故意搅浑水，往往使论辩双方两败俱伤，而且影响革命团结，更重要的是干扰了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三是对现实进行无情揭露、批判的多，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的少，对新形势下具体应该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研究分析的更少。这种状况是难以担当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的。

　　怎样扭转当前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一，左派要形成核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左派起码要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力争共同行动，避免相互攻讦，求取最好效果。二是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斗争的主线，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等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斗争。不要纠缠枝节，不要蹚那些假左真右的人们搅的浑水。三是在继续加强对现实生活中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揭露与批判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研究与反思，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

　　3、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求同存异的风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特别是在当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既光荣神圣而又十分艰难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不仅需要坚忍不拔的不懈奋斗，更需要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风范。

　　遗憾的是，当前左派队伍中一些不良现象与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极不相称。突出表现为：不顾革命大局，相互攻击，对自己不满意或不理解的观点，动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甚至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们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但坚决反对不顾大局纠缠于枝节的“口水战”，尤其不能容许不负责任地人身攻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左派的社会形象，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影响力，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当然，这个“浑水”里面可能有右派们的故意捣乱，但我们只要对此保持一致、高度警惕，那些居心叵测者自然也就无隙可乘。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有没有宽广的胸怀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学梁山泊心胸狭隘的白衣秀士，不能搞“小圈子”。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的思想觉悟是分层次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分层次的。但是，凡是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皆为我们的同志，即使稍有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皆为我们的朋友。正确把握这些不同的“层次”，根据这些不同的“层次”需求，团结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以及其他一切劳动群众一道革命，这才是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加强革命团结，团结大多数共同奋斗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还必须具备高尚的风范和人格的魅力。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在人格锻造上则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完善自己，才能用自己高尚的共产主义的人格力量影响并改造全人类。这里，容人之量是最起码的要求。姑且以张宏良为例。统观近两年张宏良文章，字里行间无不充溢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他对最基层劳动大众的深厚阶级感情也是日月可鉴。可谓旗帜鲜明，嫉恶如仇。至于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张文中对胡温新政、胡锦涛新政所给予的期望，那只不过是根据人民的盼望所作的正面解读而已，不存在什么麻痹人民问题。另外，关于一些提法，如本文所说的“灵魂救赎”，有同志说这是佛家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但我认为，张文在这里只是借用，其本意则是在强调相对于“暴力革命”的另一种革命方式——即我们所习惯的“思想改造”而已。客观上，随着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借用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中就有许许多多来自佛家文化。如安乐世界、半路出家、辩才无碍、打成一片、大千世界、单刀直入、当头棒喝、顶礼膜拜、耳根清静、返璞归真、改头换面、功德无量、回头是岸等等，真是举不胜举。又如张文称毛泽东为一代大佛，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毛泽东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等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这是称颂毛泽东同志立志于解放全人类的宏阔胸怀的，与所谓的“佛”教毫无关系。至于张文表述方面的一些偏颇与疏漏，我看与其行文风格有关。充满激情的文章，往往容易在逻辑严密方面授人以柄。这里我想到漫画。漫画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本质真实”意义上的夸张使人对某个道理过目不忘。张宏良同志的文章，正是坚持其本质的真实而不拘泥于细节，以酣畅淋漓而不遮遮掩掩的文风，或揭露，或批判，或论辩，无不豪放恣肆，振聋发聩，几乎篇篇都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达到宣传真理、教育人民的目的。所以，只要文章主旨、基本观点属于本质真实，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我们宁可要这些有瑕疵的战斗檄文，也不愿读那些看似正确却了无新意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新老八股。我想，左派们如果能够紧紧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之下，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革命的主线，尽可能地减少无谓的争吵、诘难与挑剔，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大大前进一步。

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