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转换》中的十月革命问题

《路标转换》中的十月革命问题

俄罗斯学者笔谈：“十月革命：道路与选择”3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Л．С．列奥诺娃

  康晏如译  吴恩远校

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20世纪20年代初，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股被称之为“路标转换派”的社会政治思潮。《路标转换》文集于l921年在布拉格出版。

    文章的作者都是相对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和教授：Ю．В．克柳奇尼科夫、Н．В．乌丝特里亚洛夫、С．С．卢基扬诺夫、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С．С．恰霍金、Ю．Н．波捷欣等。①

    革命与政权问题是路标转换派关注的核心问题和出发点。路标转换派思想的本质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承认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希望生活能迫使布尔什维克走上合理建设国家的道路。《路标转换》是一部纲领性的文件，反映了这一整个社会阶层的观点，从更宽泛的层面上表达了路标转换派对1917年革命和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等问题的看法。

    路标转换派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考虑到俄罗斯在1917年面临的具体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才能够重新统一国家和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的胜利只会加速无政府主义进程，从而导致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路标转换派尖锐地指责了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伎俩，他们用“政治神秘主义”替换了现实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Н．В．乌丝特里亚洛夫写道：“近年来严酷的经历明确地表现出，在所有推动革命的政治集团中，只有布尔什维主义能够成立真正有效的俄罗斯政府，尽管其自身也存在一些严重的毛病……”②根据路标转换派的观点，保留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性，使其免于被分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所在。“从苏维埃政权保存了俄罗斯那一刻起”，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强调，“它就被证明是合理的，不论个别反对苏维埃的指责多么有力”。③“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将被抛向史前阶段，陷入无政府和强盗横行的泥潭”。④

    С．С．卢基扬诺夫在《革命与政权》一文中提出了十月革命的推动力量问题，强调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他写道，推动革命的新的社会力量不是个别阶级，而正是“群众”，首先是农民、军人和工人，“这些群众在1917年夺取政权的行为是真正的革命”。⑤

    他阐述了促使群众倒向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条件，认为当时存在的一系列情况，保证了新的社会代表能够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上层。

    有必要让群众理解和支持“不论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长远目标、理想，还是近期具体的任务”。⑥正是由于实行了旨在满足工人物质需求的政府措施，工人才有可能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工人中间具有吸引力，“世界皆兄弟、真理、正义……”等易于被工人理解的思想的传播，使工人声望提高，成了“人类未来幸福的创造者”。⑦

    路标转换派认为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中看到了深厚的人民性特征。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种能够被人民大众所理解并把政权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权建设模式。

路标转换派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还体现在，旧的统治阶级消失了，消除人民社会经济分化的改革开始实施，人民能够受到广泛的教育，新的知识分子在工人和农民中产生。群众的独立性得到发展并被吸收参与“国家管理和建设的事务中”，变成了“俄罗斯命运的掌握者”。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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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转换派高度评价了苏维埃政权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政策：“在俄罗斯的剧院中上演着尤日内、叶尔莫洛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达维多夫等人的经典作品。在任何一个小的城市都有一个苏维埃政权资助的四十人组成的剧团，在以前，这样规模的剧团在首都是非常奢侈的……埃尔米塔什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美术馆中的所有珍宝都被小心的保存下来……”①

    卢基扬诺夫指出，“从人民中产生的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以其独特的形式与专政和中央集权相协调”，“每个村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每个城市具有由司法、财政和教育委员部等组成的一整套小规模的国家机构。谈及共产主义专政时不能否认，人民群众通过这样的地方体制与政权相靠近并在这些委员部门工作，以此来管理俄罗斯。这就像尼古拉一世说的那样，俄罗斯由科长管理，然而，沙皇时期的科长并非来自人民大众”。②

    卢基扬诺夫强调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群众的政治意识发生的变化：“尽管最初无产阶级和农民坚决否定国家，但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当前的条件下国家和国家政权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诚然，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俄国公民真正出现了，并与俄罗斯国家紧密相连。”③

    波捷欣在《物理学与俄国革命中的形而上学》一文中，指出“人民的政治意识在迅速增长”，他写道：“在数不清的村级、乡级、县级和其他级别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国营农场、执行委员会和工会中，人民学会了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如何独立思考和行动”。④

    卢基扬诺夫提出了人民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关系这一问题后，证明了二者关系的牢固性。他指出，苏维埃政权比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都具有对人民更大的吸引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与无政府势力的斗争中表现软弱无力，削弱了自身在群众中的威信。卢基扬诺夫认为，正因为人民与政权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他们才能平静承受生活的艰辛，革命才能免于任何复辟的威胁而得到保障。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以强大红军为代表的有力支柱”，红军取得了胜利，这与人民对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想要证明，群众中的农民更喜欢‘反革命’政权而非苏维埃政权，那么红军与白色运动斗争时所取得的胜利将无法解释。这个‘反革命’政权是由那些将军们和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它的祸根就在于把社会中陈旧腐朽的成分作为自己的依靠”。⑤

    卢基扬诺夫对俄国自由主义者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低估了国家的力量在于政权与人民的联系这一因素。他说，那种认为政权是被“一小撮坏蛋”所攫取，而且依靠买来的外国枪支而勉强支撑的论断是天真的。他批评了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因为政权尚不稳固所以在全国进行镇压行动的论断。卢基扬诺夫认为，正是由于群众对政权的支持镇压行动才得以组织，“要知道只靠一些言论和买来的枪支来进行镇压行动是远远不够的”。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也认为，“尽管存在镇压，但是苏维埃政权不是因此才得以巩固”。⑥

    路标转换派结论的本质是，苏维埃政权“尽管有它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但是群众还是接受了它，人民在此刻把苏维埃政权体制与其粗鲁的代表加以区别。人民与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语言，甚至可以是同志般的。人民的不满、地方起义和与苏维埃政权的争执都像是家庭内部事务……但是人民不会允许任何其他力量在俄罗斯取代苏维埃政权……”⑦

路标转换派阐明了旧秩序不可能在俄罗斯复辟的原因。武装干涉消失了，白色运动已成过去。农村不再“支持为争取议会制而进行的变革”，因为“得益于苏维埃体制，农村取得了胜利”，“从斯科罗帕茨基到邓尼金，农民经历了难忘的教训”。⑧路标转换派对那些预言苏维埃俄国将要迅速灭亡的移民加以谴责。他们认为：恰恰相反，移民的这些政治活动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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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将不可避免：“从土壤中被连根拔起的植物必然枯萎……如果不加强与祖国的联系，所有移民的这些言论要不了几年就会消亡”。①

    路标转换派把苏维埃政权与议会制度进行比较后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不应该从思想上按照西欧的模式来规划俄国的未来。如果共产主义理论完全不适合以农民为主体的俄国，那么议会制理论未必更适合俄国……就连政治盲人也清楚，‘苏维埃主义’是更符合俄国条件的人民政权形式。今天苏维埃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只是俄国在正确历史道路上的一个曲折”。②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坚定地宣称，“与议会制相比苏维埃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消灭了经济剥削”。③布尔什维克反对议会制的行动(解散立宪会议)反映了群众的情绪，群众并不想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路标转换派强调，关于布尔什维克粗暴压制人民政治意愿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写道，“我完全不明白，如果说俄国人民受到苏维埃政权的‘奴役’，那么如何确信人民希望的就是那种在俄罗斯一年都无法存续和人民根本不支持的‘民主’制度……苏维埃政权的长久性本身就证明了其人民性，证明了这个严酷的专政的历史合理性。”④

    路标转换派认为在革命的特定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苏维埃体制是严厉的，经常是无情的。但是要知道，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在社会革命党野蛮的政治暗杀行为之前，即在沃洛达尔斯基、米尔巴赫伯爵、乌里茨基等人被暗杀等一系列活动，直到针对列宁的两次未遂的暗杀行动，苏维埃政权一直在迎合那些知识分子的意愿。”⑤“而这类知识分子利用了最开始就赋予他们的全部自由的最大限度，从法律上证明其推翻现行国家制度的合理。有哪一个政府对此能够忍受?苏维埃政府在等待了很长时间后，最终不得不得出结论，他们只想利用自由与苏维埃政权斗争，与这类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是无望的。于是不再赋予他们自由。一般来说，革命都会长时间的在采取镇压行动或者保持安定的政策之间摇摆。但国内战争开始后，当这些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抱敌视态度之时，安定的氛围就消失了，开始了不加限制的镇压行动。”⑥

    这些说法决不意味着路标转换派认为红色恐怖是没有错误的。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写道，“镇压活动是苏维埃政权所犯的严重错误。它不能以志愿兵(即内战时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队——译者注)和英国人的暴行为借口证明自己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些人是旧世界的代表，不能对苏维埃政权发号施令。苏维埃的使命是创建新的文明，怎能以令人恐惧的行为开始?……镇压活动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使苏维埃政权很难以令人无可怀疑的权力融入欧洲大家庭……镇压引起了恐慌和抗议，并为白色恐怖的合法性打下了基础……”⑦

    路标转换派对待国内恐怖事件的态度具有代表性。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的说法是：“不能称之为红色恐怖，而应当说是俄国国内战争的恐怖——不论是红色还是白色的，没有区别”。他注意到白色恐怖的特点、规模和力度：“我逃离了可以说是比较强烈的红色恐怖，却撞上了另外的恐怖。我气愤于没有自由，看到人民受奴役，哪怕是那些效忠于地主的农民也被送到特别法庭，共产主义专政与之相比都相形见绌……”⑧

    路标转换派在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各方面的现实后，注意到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代初所实行的新策略。路标转换派的一位思想家乌丝特里亚洛夫阐述了自己对这个新策略主要原则的看法：“原来指望尽快建成的共产主义没有成功……世界革命被‘延后了’，只在一个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应该向世界资本主义学习，因为俄罗斯无法战胜资本主义。俄罗斯不能再被当成“试验田”和点亮世界的火把。火把几乎要烧尽了，世界仍未被点亮……俄罗斯应强盛，否则世界革命唯一的中心就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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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产阶级’政权最终意识到仅靠暴力的共产主义是软弱的，这样，在避免破坏自己经济制度的同时，开始做出让步，向生活妥协。苏维埃政权在保留原有目标、对外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口号和强化政治专政的同时，开始实行国民经济复苏所必要的措施，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是‘资本主义’的”。①对于国内市场关系被允许存在这个事实，路标转换派把这评价为苏维埃俄国在向更自由的政治模式过渡。

    路标转换派看到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灵活性和作为政治家的列宁的政策的灵活性。乌丝特里亚洛夫写道：“列宁在做出这些让步的时候当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同时毫无疑问，他的观点正在发生演化，即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开始实行那些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权必然会实行的政策。为了拯救苏维埃，莫斯科正在放弃原来的共产主义，就是说从其目的看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或者说‘策略性’上的放弃，但事实的确如此”。②А．В．博布里谢夫一普希金指出，“列宁最初的行为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一共产主义狂徒。现在这种看法开始消失。如果革命一定会导致经济崩溃和破坏社会秩序，那么正在发生的取代革命的变化将消除这些情况的发生”。③    路标转换派预测了俄罗斯的发展前景，确信苏维埃政权这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是：“放弃了对共产主义传统的看法”，这些旧的观点正在逐渐被克服。④同时，他们坚决批驳了那种希望在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援助下推翻苏维埃政权，或者是通过起义和反对革命政权的饥荒暴动来推翻苏维埃的观点。外国人和移民应该明白，“国家并未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身处革命之外”。⑤不论是起义还是暴动都不会胜利，“因为它们所发动的革命不能取得什么富有意义的成果，只是毫无意义的不断的骚动……”⑥乌丝特里亚洛夫写道，“正如热月政变，它使革命的主旨蜕变了，它也改变了革命的动因”。⑦

    路标转换派在自己的文章中阐明了支持苏维埃政权和与之合作的必要性。

恰霍金在《投降》一文中写道，“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当然会很轻松，但是这是对祖国犯罪。应该加入到支持俄罗斯的行列，拯救俄罗斯，减轻她在前进、和平和富裕道路上的困难”。⑧他还说道：“当前我们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爱国主义责任在于：放弃军事斗争，不仅如此，更应该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目的在于继续破坏和瓦解我们祖国的斗争。不论谁执掌政权，只要他能促进祖国团结和巩固的进程，就应该得到有思想的和爱国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⑨恰霍金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持冷漠的旁观者立场，他写道，“……国家正在衰弱，并正在一步步朝下滑，我们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国家的灵魂，没有权利置身度外，静待危机如何结束：痊愈或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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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责是用爱心帮助生病的祖国医治伤口。显然，知识分子越快投入到俄罗斯文化和经济的复兴中，国家恢复得就越快。”①

    在这部文集中还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条件下活动的方向、特点和总的观念，及其进行的有利于俄罗斯的工作。

恰霍金写道：“目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学说对我们来说仍旧是乌托邦，过于超前了，但是如果它想要以某种方式渗入实际生活中，它可以也应该改变；而我们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能促成这一改变”。②恰霍金提出两个知识分子应该重视和尽力去解决的任务，即促进和发展对人民大众的教育和积极参与国家经济的恢复。恰霍金指出了在苏维埃俄国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性，认为这些政党的创建“不是依据财产资格”，而是根据劳动的性质：“除了农民之外，很有可能再成立工人的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主要政党。俄罗斯政府的任务将是协调这三方的利益和行为，以他们为基础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目前我们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国内政策的任务就是为这一进程做准备，促进它的正常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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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标转换派的布尔什维主义模式的趋向是自由化的改革，这是一种乌托邦。接下来布尔什维主义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专政，国家开始实行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何路标转换派的政治思想没有实现?在一系列的原因中应该注意到他们的强国主义思想具有迷惑性。这一思想的贯穿削弱了路标转换派的政治视野，很难看到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思想在其中发展的趋势。

    路标转换派的意识形态在产生之初就充满了危机。它包含了相互矛盾的、有时是互不相容的概念：一方面是对革命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对革命的排斥；一方面为布尔什维克有关世界革命的思想做辩护，另一方面又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民族利益；试图把激进主义与逐渐改变苏维埃政权性质的策略结合起来。

    在20世纪20年代末，路标转换派的计划被视为企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工业党”和“劳动农民党”案件，他们被定为有罪，他们的活动被划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阴谋。

    20年代末以前，路标转换派的运动出现分化。一部分路标转换派回到苏联，选择与苏维埃政权合作。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命运悲惨。

    30年代，国外的路标转换派开始向右转。在他们的思想中始终未改变的只有对苏联强力政权充分的辩护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