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们的谎言与后果

美国总统们的谎言与后果

卡尔•坎农 陈锴 译　

    从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至尼克松，美国的总统似乎都会说谎，而乔治•沃克•布什似乎不在此列。
     1944年，美国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曾问他的朋友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富兰克林•罗斯福究竟是怎样的人？” 当时，已获民主党副总统提名的杜鲁门虽然与罗斯福没有深交，但是凭他与罗斯福相处的时日还是做出了一个简洁的判断。
    杜鲁门当时的回答是：“罗斯福是个会说谎的家伙。”
    的确，罗斯福总统的最大谎言便是隐瞒了自己的健康状况。罗斯福的健康迅速恶化时，他的医生乃至出入白宫的人都察觉到了，却又无能为力。当时，盟国正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打算穿越太平洋进攻日本，而时任盟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每天最多工作4个小时，有时候只能工作 l—2个小时。1944年3月28日，罗斯福总统的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瑞恩博士给他做出了诊断：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心力衰竭和急性支气管炎。布瑞恩事后与海军医学杂志的编辑加勃•赫尔曼谈及罗斯福总统的健康情况时，用“非常糟糕”一词来加以形容。
    然而，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对罗斯福的印象却截然不同：他们觉得罗斯福总统依然精力充沛、充满自信，一边准备击垮希特勒和日本，一边准备史无前例地延续其第四届总统任期。杜鲁门也参与了这个骗局，这位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在人们眼中始终是位坦诚正直的人。1944年8月 18日，杜鲁门在白宫与罗斯福共进午餐之后对记者说：罗斯福看上去气色不错，“他在午餐时吃的东西比我还要多”。
    可是，杜鲁门在参议员办公室里私下讲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杜鲁门曾向其军事助理哈里•沃恩透露：“我真没想到罗斯福已经虚弱到了这样的地步。” 杜鲁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发现罗斯福在给咖啡加奶时，几乎把奶都洒在了咖啡杯之外的碟子上。温斯顿•丘吉尔在1943年就曾亲眼目睹罗斯福病势沉重的样子，但是他并未对美国政府的骗局提出任何异议，毕竟罗斯福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1943年，同盟国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协商对纳粹德国开辟新的战线，丘吉尔强调必须对同盟国的计划严格保密。为此，丘吉尔曾对斯大林说：“在战时，真相实在是太宝贵了，甚至不惜要用谎言来加以保护。”
    普林斯顿大学的史学教授肖恩•威伦茨认为：“丘吉尔在战争中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保守秘密。威伦茨教授在2007年夏在讨论白宫隐瞒事实的道德动机和益处时补充指出：总统说谎的原因有很多。理查德•尼克松说谎是为了挽回其劣行造成的影响，保住其总统职位；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推行一项旨在拯救世界的政策，同时又意识到通过政治渠道难以推行该政策，因此不得不在《租借法案》等问题上对美国公众进行误导。诚实未必能造就优秀的总统……公众遵循的判断标准在于总统说谎究竟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出于个人利益。”
    威伦茨对该问题的兴趣并不仅限于学术范畴。1998年12月，威伦茨在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慷慨陈词，批评该委员会在弹劾克林顿总统时所援引的条款，其中最严重的一条便是克林顿在宣誓后说谎。威伦茨指出，美国的制宪元勋们在制定弹劾条款时，不是为了惩戒个人行为。而克林顿的违法行为恰恰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官方行为。因此，威伦茨对国会宣称：“作为一位史学家，我确信弹劾克林顿总统对美国的司法机构与法治造成的危害将远胜于克林顿总统被指控犯有的罪行。” 最初克林顿打算说真话，并希望借此保全其政治生命。然而，克林顿的支持者事后发现说真话并不合时宜，因此他们转而主张利用伪证将公众的视线转向纯粹的个人行为。
    小布什总统在第二届任期内也同样面临诚信危机。小布什虽然没有其前任那样粗俗的癖好，但他也无法借口保护私生活来回避公众提出的问题。公众之所以对小布什提出质疑，不是因为其在个人生活上闪烁其辞，而是他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决策（即美国参战的决定）上犹豫不决。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怀疑小布什总统下令出兵伊拉克的真正原因与其公开阐述的理由并不一致。据2005年4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小布什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蓄意欺骗美国公众”。据2006年5月美国广播公司与《华盛顿邮报》的调查显示：46%的接受调查者认为，小布什政府曾经就伊拉克问题发布了“貌似真相的言论”，52%的接受调查者则认为小布什政府“蓄意误导了美国公众”。
    小布什的拥戴者认为媒体诱导公众对小布什产生了误解。正是在媒体的怂恿下，大量反对小布什的言论通过网络、电台、出版公司流向美国公众，以至于有许多人开始怀疑小布什的诚信。小布什在美国历史上的功过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说了谎话，而取决于他是否意识到了真相。
    总统为何要说谎呢？他们说谎的频率是否比其他人要高？无意说谎的影响是否与蓄意说谎造成的影响一样大？人们应该如何看待无视现实的总统？如果总统无视现实，是否等同于说谎？如果总统不说谎，那么他们是否还能有效地行使权力？换言之，他们在某些情形之下是否非说谎不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总统究竟会在怎样的情形之下说谎呢？公众又如何得知总统是否正在滥用这项特权？
    第一个问题也许最容易回答：总统也是人，所以他们会说谎。
    阿拉巴马大学的查尔斯•福特教授认为：“说谎既是人的天性，也是动物的本能。只不过，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说谎，而且总是在说真话更有利的情况下说谎。”
    西方文明始终劝诫人们不要说谎。美国的首位总统传记作家梅森•威姆斯率先将圣经中的第9条诫律应用于总统。威姆斯牧师不仅开创了总统崇尚诚实的文化，而且将总统的诚实品格追溯至赞扬乔治•华盛顿的樱桃树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早已无法证实了。此后，美国学童的成长便在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以6岁时就不说谎（也不会说谎）的华盛顿总统作为榜样。据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当店员时，曾经为了找给顾客的几美分而步行数英里。在林肯竞选总统时，“诚实的亚伯” 这一呢称的确对其助益非不小。当时，林肯的竞选对手史蒂芬•道格拉斯曾将他贬斥为“两面派”，而林肯却回应道：“我把自己的脸面留给了观众。如果你觉得我还有另一张面具，那么现在我戴上这张面具了么？” 对此，马克•吐温不动声色地指出，美国人对总统的要求过高了，几乎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因此，他认为：“我可不像乔治•华盛顿，因为我有更高的原则性标准。华盛顿不能说谎，而我会说谎，可我不愿意说谎。”
    总统之所以支吾搪塞，究其原因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出于病态、礼貌、家长作风、权宜之计、羞耻、自我促进、不安全感、利已主义、自我陶醉，甚至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总统还要肩负大多数人无需承担的责任，例如维护国家的安全。高超的治国之术也包括“投其所好，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不过这可不是讲述事实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在战时或者国内出现危机时。
    人们说谎的动机各有不同。从亚里斯多德到尼布，哲学家总在道德与谎言之间进行取舍。无论“善意的谎言”是否出于便利或宽恕，“辩解” 虽然只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却能使人们的行为更加合理。在危机中产生的谎言、告诉说谎者的谎言、家长为了保护子女而说的谎言，乃至为了社会利益而说的谎言都属于“高尚的谎言”。曾获总统学者称号的理查德•史密斯指出：依据美国宪法的限制，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无法批准购买刘易斯安纳土地的议案。在总统办公室，杰斐逊总统曾发誓捍卫美国宪法。可是他最终还是动用数百万美元将美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甚至不惜违背自己的誓言。史密斯补充道：“尼克松访问中国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为了成功地登上总统山，尼克松不惜为了国家利益而转变外交政策，并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
    无论总统本人说了无伤大雅的谎话，或者以总统的名义说了谎话，都会给他带来麻烦。1981年，里根总统历经艰险终于使国会授权向沙特阿拉怕出售装载早期预警系统的飞机。当记者问白宫助理迈克尔•迪弗里根总统对此有何反应时，他称里根总统当时惊叹道“感谢上帝！”。据知情人回忆，当时里根在办公室里说：“我的感觉就像是丢出了一个菠萝。”
    信口雌黄是善意谎话的近亲，虽然有害，却不恶毒。人们对总统（及总统候选人）最为苛刻的态度便是将其看作爱吹牛的家伙。态度稍好一些的人则认为：总统的职位要求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血统或成就，以便与选民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要告诉选民：“我是你们中的一员。” 1840年，威廉•哈里森在竞选中称自己是出生在农舍里的乡下孩子，而且用印第安战争的往事让与会的公众为之倾倒。其实，这位辉格党候选人出生于殖民时代的精英家族。哈里森的父亲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曾在弗吉尼亚州担任过三届州长。哈里森本人则是一位职业军人，喜欢读经典著作，过着悠闲的生活。
    为了在取悦显贵的同时争取普通公众，约翰•肯尼迪总统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在接受《时代》杂志休•西迪的采访时说，他1分钟能阅读 1200个单词（这是他凭空捏造的）；林登•约翰逊在对驻韩美军发表演说时，曾吹嘘其高曾祖父战死于阿拉莫，而其高曾舅舅则在圣杰森托奋战，不过没有战死；克林顿曾说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听说过衣阿华州的领导人秘密会议（其实这些会议是克林顿在研究生院读书时才召开的）；阿尔•戈尔曾对一位民众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母亲为了哄他睡觉，便给他唱一首名为《寻找工会标签》的小曲。其实，这首曲子谱写于1975年，当时戈尔已经27岁了；罗纳德•里根的谎话则更加离谱，他曾多次在总统办公室对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和纳粹追捕者西蒙•成森塔尔说，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通信兵团，曾经拍摄了美军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场面。虽然，里根曾经协助过美军的摄影师和通讯记者进行过拍摄，但是他从未在欧洲服过役；在过去的10余年里，笔者对白宫各位总统的吹嘘早已了然于胸了。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克林顿在接受《得梅因纪事报》的采访时说，他是美国唯一一位在就任之前就熟知农业的总统，他这么说遗漏了像华盛顿、杰斐逊、杜鲁门和卡特这些纯粹出身于农场主的总统，以及出身于衣阿华州农场的赫伯特•胡佛。
    小布什总统也吹牛。2002年1月，他在访问西维吉尼亚期间，忍不住与该州立法机关的发言人鲍伯•契斯拉起了家常，因为他们都育有双胞胎。当时，小布什说：“我既参加过战争，也育有双胞胎。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去打战。” 这话听起来挺有趣，其实小布什既没有参加战争，也没有在越南服过役。
    当候选人在竞选中竭力向选民许愿时，他们首先放弃的往往就是真相。人们对此类现象早就司空见惯了。1932年竞选结束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匹兹堡曾向人们许诺：他将把“政府运作” 开支削减25%，以此来平衡美国的联邦预算。但他并没兑现自己的承诺。4年之后，罗斯福准备到西宾夕法尼亚进行一次竞选旅行。当时，他曾经询问其演讲稿撰写人山姆•罗斯曼，如果有人要他兑现诺言，自己该说些什么。罗斯曼的回答是：“否认您去过匹兹堡。”
    罗斯曼的妙语颇为有趣。有人理直气壮地要求总统的言论绝对忠实于真相，而有人则乐于接受现实：总统及其身边的语言大师并不全然信赖其人事关系。人们应该对谎言有所区分。有些谎言，例如竞选中的谎言是相对无害的：虽然它们会辱没竞选对手的声名或者彰显自己，但其负面影响并不大。为了推动或保护一项政策或总统法案而设下的骗局，常常被人们称为“政府的谎言”。这些谎言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和判断，例如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谎言便做出了严苛的判定。在那动乱的10多年里，谎言不仅导致了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可耻地收场和一位总统的黯然下台，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和媒体对总统谎言的容忍程度。
    在这双重创伤的危害达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之前，美国公众对其领袖的信任便已经不堪消磨了。白宫的前任通讯记者大卫•怀斯后来成了一位调查记者，并于197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谎言政治》的书，书中广泛收集了美国公众对总统谎言的不满。怀斯在书中写道：“时至1972年，谎言政治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在需要信任的地方，偏偏遍布猜疑；美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人需要信心，却总是被怀疑和疑虑所笼罩。”水门事件与白宫磁带泄露事件便是明证。在磁带泄露事件中，林登•约翰逊总统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通话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所谓美国海军的舰船在东京湾遭到北越巡逻艇攻击的事件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只不过是为了给美军大批进驻越南制造合适的借口。1975年西贡陷落时，在一项名为“最近10年，美国领导人是否一直在对公众说谎？”的民意测验中，69%美国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在信任遭受广泛的侵蚀时，西塞拉•博克也针对谎言写了一本名为《大众与私生活的道德选择》的书，博克的父亲是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同纳尔•缨尔达尔，她的母亲阿尔娃•缪尔达尔曾在哈佛医学院担任哲学教授。博克写的这本书出版于1978年，为那些审核说谎的道德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人提供了一种标准。博克认为：谎言难以被确证，谎言（包括无伤大雅的谎言和某些极端情况，例如对谋杀嫌疑犯谎称不知道受害人的去处）助长了人们对说真话的漠视。博克的这本书跳出了其研究的有关医疗安慰剂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去研究那些无处不在的说谎政客。她不但对信任衰退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还呼吁政治机构、公司和教育机构鼓励人们说真话，以此与公众产生共鸣。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包括那些以托辞出名的候选人），对人们的诚信期许也做出了回应：他们不但许诺自己不说谎，还指责其竞选对手说谎。1968年，尼克松宣称自己为和平候选人，此后他当选了美国总统。约翰逊有关越南战争的谎言与尼克松形成了信用上的差距，就连此后担任白宫通信主管的赫伯特•克莱因也认为：“真相将变成尼克松政府的标志。” 可是，尼克松离开白宫时，一条新的口头禅便随之进入了词典：总统究竟知道些什么，他又是何时知道的呢？杰拉尔德•福特在宣誓继任总统之后，将真相视为“将政府合为一体的粘合剂”。吉米•卡特则比福特更加坚定，并且明确他对美国公众做出了承诺：“我永远不会说谎。我永远不会发布使人误解的声明。我绝对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
    在许多措施的推动之下，卡特政府的确比其前任政府更加开明、透明和诚信。尽管卡特对诚信做出了清教徒式的誓言，但是也遭遇了麻烦。史蒂夫•布里尔有关“吉米、卡特可悲的谎言” 的名言便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卡特曾对观众说：“如果您对我存有疑问或者想给我忠告，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佐治亚州普莱恩斯市吉米卡特收……我会读每一封信，并且把信读完。” 其实，卡特不可能这么做：这些邮件转寄到了卡特设在亚特兰的竞选总部。
    除了在竞选中夸大其词，卡特对说真话的承诺难以持久。托马斯•斯蒂恩•艾略特在卡特执政4年之后指出：“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美国的选民也不例外。在美国选民的眼中，卡特启示性的沟通方式（例如，他看女人的眼神多半充满欲望，或者只是哀叹美国的“信用危机”）使他成了一位处于劣势、缺乏执行力的政治代言人，或者令美国选民觉得卡特无法胜任。西伊利诺伊大学的史学教授乔治•霍普金斯指出：所有总统都会出于简单的理由而说谎。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反而不会选他们。最近，霍普金斯曾对笔者说：“问题并不在于总统，而在于选民。选民应该反躬自省。”
    因此，卡特在不经意间便被里根所取代了。里根不但指责卡特改变了当初的誓言，而且将事实扭曲成有趣的故事。曾经流传着一个里根在高中橄榄球比赛中的逸事：在一次橄榄球赛中，来自门多塔高中的对手向裁判抱怨狄克逊高中的里根犯规却未被判罚。事后，裁判为此询问了里根，里根回答道：“我说了真话。裁判依此判罚，但是狄克逊高中却因此输了那场比赛。”里根的传记作者罗•坎农曾经调查过此事。他发现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当里根在橄榄球队时，狄克逊高中仅有一次负于门多塔高中，比分为24：0。乔治梅森大学研究总统谎言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费富纳也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想借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诚实，甚至不惜说谎。”
    还有一个令里根声名狼藉的事例：1986年11月，里根向美国公众宣称，其政府从未与伊朗进行武器或“其他形式的交易” 以换取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可是3个星期后，里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的口气却软了下来：“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用武器与霍梅尼交换人质。”在这次广播讲话的3个月之后，里根在总统办公室的一次演讲中不得不承认：“数月之前，我曾经宣称并未用武器交换人质。从我的良心和本意来说，这依然是事实；可是从事实和证据来看，美国的确用武器与伊朗交换了人质。” 当里根的总统地位因伊朗门事件（向伊朗出售武器换人质的丑闻）而面临危机时，当时尚未当选总统的老布什则坚称自己与此事无关。特别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曾经用4年调查了老布什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托词，并指出老布什的托词是站不住脚的。沃尔什公布了1992年大选前3天的文件，证明老布什不仅出席了有关伊朗门事件的关键会议，还批准了该项计划。
    在克林顿总统的谎言、公众的政治观点以及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的伪证骗局的影响下，美国公众需要在2000年的大选中选出一位新总统。因此，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一位相对诚实的政客。西塞拉•博克在其著作的1999年新版序言中写道：“无论我们的这个时代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接受的谎言绝对比过去的要多。” 约翰•麦凯恩在竞选汽车上贴上了“实话实说快车”i 并且在集会结束时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会向美国公众说真话，哪怕是坏消息”。在那次大选中，小布什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小布什与戈尔的第三次辩论中，小布什认为美国需要“能够说真话的总统”。这一举措并未出自偶然；小布什与切尼的竞选阵营将诚信作为10月辩论的重点。
    当时，戈尔在竞选中采用了克林顿式的夸大其辞，而小布什则用丹•奎尔式的幽默表演予以回击。此后，小布什凭借诚信的名声当选总统，虽然投票支持他的美国选民并不都赞同其政策，有的选民甚至对他的智慧心存疑虑。在“9•11”事件发生前2个月，民意动态集团曾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69%的美国人接受了测验，其中21%的受测者支持小布什，因为他们认为小布什持保守立场，的确“诚实并值得信赖”，但是20%的受测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那么小布什又是如何从一个说真话的人变成了头号说谎者？如今，他已成了一个笑柄。美国的自由派纷纷口无遮拦地挖苦小布什，例如：戴维•科恩的《乔治•W•布什的谎言》、阿尔•弗兰肯的《谎言和说谎者》、尤金•亚雷茨基的《我们为何作战》、迈克尔•穆尔的《华氏9.11》，此外还包括无数的网站。美国的主流媒体（包括全国性顶级报纸、《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对小布什的讽刺也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敌意。此外还包括一些有关伊拉克的态度鲜明的著述，例如托马斯•里克斯的《惨败》、彼得•加尔布雷恩的《伊拉克的终结》、以及鲍勃•伍德沃德的《否认之国》第3卷。
    有人批评小布什没有对美国公众讲真话，而这种说法令小布什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困惑，其中包括两位在理念和人品方面均令笔者十分尊敬的总统助理。小布什的前任演讲稿撰写人迈克尔•格尔森认为：小布什“总是忍不住要讲真话”。尤其是在他迫不得已要发表演讲时，他便无法掩饰自己的厌倦之情；白宫的战略策划主任彼得•魏纳则指出：有人指责小布什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说谎”，这种说法实在荒谬，而指责小布什的人实在是大错特错。
    尽管如此，小布什还是有以下的说谎记录：
     2006年，小布什在其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是这个时代推广自由的典范。他宣称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1945年的20多个增至当前的 122个。可是，他却没有注意到，提供上述统计数字的机构并未将伊拉克和阿富汗列为民主国家。
    小布什总统曾明确指出：在过去的两年半里，美国制造了46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不过，他并未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在他执政的最初两年半时间内，美国失去了260万个就业机会。
     2003年3月，小布什坚称在美国出兵伊拉克而牵头组建的联军中，参与国家的数量多于其父于1991年组建的盟军中的国家数量。托马斯•里克斯在《大败局》一书中揭穿了他的谎言。里克斯指出：小布什的大多数伙伴国（除了英国）并非心甘情愿。波兰人虽然参战，但是却依然心怀不满；意大利人不肯派遣军力参与巡逻；日本人则根本不愿参加巡逻，甚至不愿守护自己的营地，而是委托丹麦士兵代行其守卫职责。
    伊拉克的流亡人士艾哈迈德•沙拉比曾竭尽所能地鼓动美国出兵伊拉克，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对他并无好感。2004年6月，小布什曾被问及沙拉比的情况，他却表现得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小布什回答道：“沙拉比？我与他简短交谈过。我在发表国情咨文时与他见过面。当时，他站在围绳的后面，或许是与其他领导人一道来的吧。不过，我并未与他详谈。” 事实上，当小布什发表2004年国情咨文时，沙拉比并未站在围绳后面。他是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特邀嘉宾”，其座位被白宫安排在劳拉的身后。
     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后，布什宣称“民主党人会与共和党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军队”而民主党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哈里．•里德会“像我一样关心美国的安全”。小布什的这些言论与其数天前在竞选中的言辞截然相反。当时，小布什指出；对于伊拉克问题，如果民主党人的理念占了上风，那么“恐怖分子将会获胜，而美国则会落败”。小布什于2006年11月 8日在白宫声称，竞选时的言论不能当真。可是，形势的发展或许恰恰相反：小布什在得克萨斯说了真话，而在白宫却言不由衷。
    就在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小布什郑重地承认：一周前，他在白宫接受3位通讯记者采访时，对方曾问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否会留任，而小布什却在回答时撒了谎。当时，他声称拉姆斯菲尔德将会留任。事实证明，小布什在白宫东厅说的是真话：早在选举前，他就决定解除拉姆斯菲尔德的职务。当记者询问此事时，他的心里却在盘算拉姆斯菲尔德的继任人选。小布什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首先，他在竞选临近时坚称自己并未对战争强加自己的主观臆断。此后，他立即又加入了克林顿式的解释：他的言辞是恳切的，因为他还没有与拉姆斯菲尔德摊牌，也没有与罗伯特•盖茨进行私人会谈。
    要不是美国当年为了增加其在越南的驻军而透露真相，美国总统很少在重大的军事行动中说真话。西塞拉•博克曾引用过以下例子来说明说谎也可能是出于合理的动机：二战期间，美国政府曾精心地传递假情报，以掩盖诺曼底登陆的细节；此外，博克还引用了丘吉尔对斯大林说的“用谎言来保护真相”的例子。依据博克对“家长式谎言”的定义，与上述例子相类似的谎言便不再是谎言了。家长平时保持好形象便可以令子女相信父母平时并没有争吵打闹。同样，总统如果保持适当的姿态便能令全体公民相信国家安全正处于有力的保护之下。1941年12月9日（即日军偷袭珍珠港2天之后），罗斯福总统在一次对美国公众的广播讲话中指出：“美国已经面临全面战争，这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 但是罗斯福却以缺少“足够的信息”为由，没有公布美国在夏威夷遭受的损失。
    对于上述情况，即使是态度认真的评论员在评论美国的社会生活时，也很少对总统行使撒谎权提出质疑。但是，2003年11月小布什不仅出人意料地访问了伊拉克，而且小布什及其助理还以保护总统及其访问的部队的安全为由，隐瞒了小布什制定的感恩节计划，此举令美国的媒体倍感失望。回顾历史上的越南战争，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与伊拉克相关的事件，或者要求小布什总统说出真相。
    在《当总统说谎》 一书中，自由派政治新闻记者埃里克•奥尔特曼强调了战时总司令说谎造成的影响。奥尔特曼认为：战时总统或许可以通过撒谎来逃脱责任，或者在他们觉得必要时说谎。但是纵观美国的历史，却不难看出有时总统说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奥尔特曼在书中进一步指出：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谎言，扭曲了他在雅尔塔对斯大林做出的承诺，不仅引发了之后的冷战，而且还令西方世界对东欧的未来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从而增加了苏联对美国动机的疑虑。此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公开否认弗兰西斯•鲍尔斯驾驶U—2间谍飞机飞越苏联的事实。此举不但加剧了苏联对美国的疑虑，还使美国的可信度受损，最终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接下来，约翰•肯尼迪及其白宫团队在1962年做出强硬姿态的假象反而引发了越南战争：虽然林登•约翰逊十分提防其政治敌手罗伯特•肯尼迪，但是约翰逊却不得不延续冒险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态度的老套政策，其实约翰•肯尼迪为了争取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古巴撤除导弹，也从土耳其撤走了一部分北约导弹。
    奥尔特曼是一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而笔者却不然，但是奥尔特曼的修正主义论述依然是值得认真借鉴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奥尔特曼不仅对战时担任总司令的总统均进行了切实的研究，无论其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还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还通过伊拉克战争揭示了总统仅凭表面现象就做出决断的危险。性，哪怕总统坚信自己说的是实话。笔者的话虽不足以证明历史，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话却是值得深思的。艾森豪威尔辞去总统之职后，将其政府对U-2事件制造的谎言视为其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遗憾之一。艾森豪威尔曾对记者大卫•柯莱斯洛说：“我没有想到美国将会为这一谎言付出如此之高的代价。如果能够从头再来的话，我们一定会闭口不言的。”
    但是，总统却难以抵御说谎带来的短期收益。肯尼迪政府的一位官员曾要求政府拥有对公众撒谎的权力。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这位官员便以肯尼迪的健康状况为由，开始行使这种“权力”。作为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谎称约翰•肯尼迪患感冒，从而取消了肯尼迪前往芝加哥的行程。当报刊的封面故事捏造了肯尼迪1962年10月的新闻时，塞林格却对人们的质疑装傻充愣。无独有偶，白宫对小布什在感恩节访问伊拉克做出了欺骗性声明，但人们就此对斯科特•麦克莱伦提出质疑时，他竟然装作被吓了一跳。当记者问及大卫•怀斯的看法时，怀斯的答复是：“我认为总统的这次访问的确振奋了士气。但问题在于，政府说谎难道只是为了保护镁光灯下的高层之旅？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政府说谎是很严重的事情，甚至会最终损害政府与总统的可信度。”怀斯是有先见之明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评论总统的诚信，但是  期望过于单纯。当小布什及其助理在掩饰感恩节计划时，他们只带了一个小规模的记者团去伊拉克，而当肘笔者是白宫记者协会的会长。当他们回国时，笔者并没有提出抗议，理由是避免极端的安全压力。其实，小布什虽然在得州克劳福德与父母一同进餐，却没有将此次行程透露给他们。另一方面，如果小布什去伊拉克是一种标志，或许白宫不惊动公众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最近的几位美国总统看上去总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哪怕他们说的是谎话。如果从他们动机来看，他们倒不失为演技派演员。鲍勃•克里就曾把克林顿描绘成“与众不同的说谎者”，其中不乏钦佩之情。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意忽视医生的建议，对于自己不断恶化的健康采取了似是而非的推诿，他对推诿倒是颇有造诣。罗纳德•里根曾做过演员，因此他更善于通过捷径透露出更多的真相。里根的助理虽未涉足演艺，却也能对其理念了然于心。迈克•迪弗在其回忆录《一位与众不同的鼓手：我与罗纳德•里根相处的30年》 中声称：“他从未听说里根撒谎，而且他相信里根不会这么做。在整个伊朗门事件期间，里根坚信自己没有做错，他并没有对美国公众说谎。”
    小布什的助理也说过类似的话。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对小布什最为严苛的评论家也持类似的观点。《乔治•沃克•布什的谎言》的作者戴维•科恩与笔者相识已久，笔者曾请他考虑过以下假定：
    a）小布什把自己视为说真话的人；
    b）虽然小布什总统发布的声明是不真实的，但小布什在发布这些声明时却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c）当小布什的言词与事实存在出入，但在测谎仪面前他依然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并且他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
    在笔者眼中，科恩的书读起来就像是对小布什的抨击，特别对他的诚信提出质疑，从而凸显其统治的保守倾向。例如，小布什任命约翰 阿什克罗夫特为首席检察官，小布什虽然在就职时呼唤礼貌与民族团结，但是在阿什克罗夫特的超保守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和解政策却因此遭到了破坏。科恩对事实十分谨慎，而且还警告小布什不要像其他政客那样为了兜售其政策而“夸大事实”。对于上述三条假设，科恩并未提出太多质疑。
    科恩继而指出：“小布什还在撒谎吗？小布什总是恣意地无视真相，从道德上说这无异于说谎。他并没有尽力维护事实真相。虽然他在陈述某事时说的是真话，但是如果不再接受新的信息或者不能纠正错误，那么真话也会变成谎言。”
    无论小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是出于何种意图，恐怕他至今也未曾检讨其过分的言辞。在发动军事行动前2天，小布什阐述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美国与其他国家搜集的情报，伊拉克政权已经拥有并隐藏了某种最为致命的武器。”小布什在2003年1月 28日的国情咨文中声称：美国的情报机构估计萨达姆拥有超过3万枚可以携带化学武器的弹头，事实上核查人员只发现了16枚弹头。2003年5月，即美军入侵伊拉克后2个月后，小布什竟然草率地宣告：“我们已经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3年之内，美军在伊拉克找到了500枝装载芥子气或沙林神经毒气的火箭弹和炮弹，其中部分的杀伤力已经减退，并被零星地掩埋在伊拉克的暗堡里。美军未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伊拉克拥有正常运行的核武器计划。在《否定之国》一书中，伍德沃德引述了2003年12月11日他与小布什为时5分钟18秒的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小布什承认的确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小布什及其政府高官在此后的声明中只能简单地重复之前的观点。可是在其他场合，他们却否认自己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哪怕是被拍摄下来也死撑到底。例如，小布什曾于2002年5月被问及对本•拉登的通缉令，他却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再重复一遍。我真的并不在乎他。”2004年10月13日，在小布什与约翰•克里进行的最终辩论中，两人之间出现了以下的交锋：
    克里：“布什总统曾宣称必须捉住本•拉登，无论其生死。可是6个月之后，有人问布什“本•拉登在哪里”，总统却回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怎么在意他。我对此不太关心。”
    小布什：“唉，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在意本•拉登。你这么说真有点夸大其词。”
    美国广播公司曾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前2个星期采访过小布什。在采访中，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问小布什：对于伊拉克的政治争论，小布什打算如何在坚持到底与紧急撤军之间做出抉择。小布什的回答是：“嘿，听我说，乔治，我们可从未打算坚持到底……” 自由派博客作家很快就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张有关小布什的有趣混合画，并不断重复小布什的回答。白宫的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于2003年7月 18日坦言：“美国总统并不负责核查事实。”小布什对伊拉克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情报机关的报告，而当时这些报告则指出萨达姆的代理人正在非洲四处寻找浓缩铀。
    虽然没有人指望总统能说真话，但是人们希望发动战争的总统能够在列举开战理由时，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人们对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假使拥有说谎的权力，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学历为工商管理硕士的总统为什么就不能更好地驾驭事实呢？
    关于小布什的行为，存在着3种普遍的理论解释：这位总统在做出决定时，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不想获得足够的信息；在归依宗教之后，小布什的内心虽然获得了安宁，却也变得更加执着；对那些向政府提出不同建议或提供不同信息的助理，小布什并未将其视为团队的一份子，他所要求的绝对忠诚实际上排斥了领导人所必需的妥协。
    小布什在白宫的几位助理（无论前任或现任）则认为：人们指责小布什身边的人不敢告诉他坏消息或者反面意见，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迈克尔•格尔森曾说：“总统从未逼迫过我。” 白宫的前新闻秘书阿里•弗莱舍也持相同的观点。2003年7月2日，小布什因辱骂伊拉克的叛乱者而声名狼藉。弗莱舍在与小布什一同走出罗斯福厅时，曾尖锐地指出小布什发布的这一声明可能会触怒那些在伊拉克服役的军人的母亲。弗莱舍认为：“我觉得向总统提出反对意见并没有那么难，其实就像带球上篮那么容易。”
    小布什时常被伊拉克战争弄得手足无措。那些书写这段历史的批评家并不像小布什的支持者那样振振有词地为小布什进行辩解，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迫使小布什说出伊拉克问题的实情。批评家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其中包括2003年小布什对布瑞特•休特说自己并不读报纸。不过休特并没有轻信。此后，劳拉•布什与杰•雷诺交谈时反驳了丈夫的话。有关这一谎言，小布什还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他这么做是希望人们相信他不读报纸的专栏和社论。他曾对笔者和其他新闻工作者说：他之所以不读专栏和社论，是为了能“保持乐观”。
    乐观与错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2004年，小布什为了争取重新当选，曾去波音设在宾夕法尼亚州雷德利公园的飞机工厂，为导弹防御系统作宣传。针对那些试图敲诈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暴君，小布什指出：“如果他们发射导弹，我们就能击落它。” 从目前美国的技术水平来看，小布什的话显然有些异想天开，也不符合美国的实际军事水平。在2000年的选举中，数名死刑犯被赦免死刑引发了美国公众对死刑的反思，而小布什的主张却颇为含糊。小布什认为：“在得克萨斯，凡被执行死刑的犯人都是罪有应得。”或许，小布什真的这么想。可是他在奥斯汀（得克萨斯州首府）批准执行的死刑数量要比美国现代史上的其他州长还要多。得克萨斯州尚未完善的司法无法保护贫困的被告，虽然对定罪后的上诉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却没有对执行部门或初审法庭裁决的假释委员会评估进行约束。事实上，小布什的主张几乎出自经验主义，却并不在意实际情况。2006年9月6日，小布什充满自信的演讲便是一个明证。当时，他在白宫东厅声称：“我们应该确切地证实关塔那摩位于关塔那摩湾。”
    小布什的这种乐观理念贯穿其伊拉克政策的始终，并且引发了负面后果。彼得•加尔布雷思在一本批评伊拉克战争的新书中指出：“对于伊拉克问题，小布什总统及其资深顾问在进行战略分析时显得有些一厢情愿。”2003年5月，小布什在林肯号航母上“任务完成”横幅的映衬之下，宣告“伊拉克已经自由了，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如今，这一宣告却令他颇为难堪。差不多4年之后，每天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仍在增加。伊拉克依然困于内战之忧，而美军却陷入了情势不明的冲突之中。伍德沃德在其书中的最后一段写道：“小布什的策略就是否认到底。尽管他的言辞与观点颇为乐观，但是他并未向美国公众坦言伊拉克的现状。”
    布什的助理对伍德沃德的观点深感不满。那么小布什为什么拒绝承认并改正其言辞上的差错？为什么他不能向美国公众坦承自己的失误呢？对此，这些助理却显得支支吾吾或者转而用陈词滥调来搪塞。当人们指责小布什未能检讨自己的过失时，弗莱舍却指出：“只有愚蠢的政客才会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总是向前看的。这就是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也是失败者与胜利者的不同之处，更是吉米•卡特与小布什的区别。”在小布什的2006年国情咨文中，他对伊拉克战争批评者的回应与弗莱舍如出一辙：“事后聪明不算是智慧，事后的猜测也不能被称为策略。”
    乐观主义一旦泛滥，不但不能被视为一种策略，就连事后聪明也不如。小布什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并未制定替代计划。对此，格尔森认为：“白宫的工作人员并未发现问题。如果说出了真相，那么没有找到武器的事实势必会令人们倍受冲击。在做出决策时，总统必须超越信仰。”
    目前，中期选举已经结束，有些人推测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问题有时过于坦白，有时又过于教条。政府自欺欺人引发的负面后果是不可逆转的。托马斯•里克斯在《惨败》一书中指出：在美军入侵伊拉克的第一天，许多美军指挥官竞相率军直奔巴格达，却在伊拉克遗留了数千吨的常规武器。美军既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守护这些武器，又不能加以处理，只得谎称伊拉克隐藏着非常危险的生物武器。里克斯认为：“其实，美军通常会绕过暗堡，反倒让伊拉克的叛乱分子趁机武装自己。”
    后人当然只会羡慕成功者，而不是去寻求真相。如果诺曼底登陆失败，那么人们便不会将富兰克林•罗斯福视为一位英勇的战时总统，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悲剧性人物：为了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而私下隐瞒自己的健康情况，从而延长了战争并令美国陷入危局。如果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仍未投降，那么后人也许会把杜鲁门称作屠夫。如果美军在伊拉克找到了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还会有人质疑小布什的诚信吗？大概不会了。对总统来说，谎言的后果远比真相更加重要。对此，小布什自然是清楚的，他也再三表示希望获得历史的正面评价。目前，小布什不仅要勉为其难地发布声明，还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肯尼迪总统并没有对美国公众说明原苏联为什么会从古巴撤出导弹，但是他能够依据其掌握的真相在谈判中迫使原苏联妥协。当小布什的理念与伊拉克的现状发生冲突时，他似乎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状。在一位总统所能说的所有谎言之中，最为危险的莫过于他对自己说谎。
    （《环球视野》摘自第9期、第10期《国外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