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寒：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探索

奠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探索

宗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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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视野编者按：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之际，宗寒同志撰写的这篇纪念文章，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所谓的“经济精英”们，在大肆鼓吹西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时代对外闭关锁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云云。这些舆论，纯属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的一种别有用心的造谣和诬蔑。多年来，群众都普遍认为，这些“经济精英”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如果不带偏见，如果认真地读一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选》、十三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众多的毛主席著作，就不难发现，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深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在实践上，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极其辉煌的成就。如果说连毛泽东都“不懂经济”，那么请问，是谁提出了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是谁领导建设了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一千多所国立大学？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又是哪个时代建立的？中国的那些所谓“经济精英”们，根本就不懂国情，严重脱离实际。他们读了几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或到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就以为自己手里有了“真经”，于是就大吹大擂，尾巴翘到天上，不知天高地厚了，妄图把毛泽东时代从一穷二白起家、艰苦创业打下的工农业等国民经济的雄厚基础一笔抹杀，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大门。然而，这些年来，人们对这些“经济精英”们已经有所了解，他们除了鼓吹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货色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本事。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一帮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小贩”和“搬运工”而已。甚至可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有着西方大国和平演变中国政治背景的“经济精英”！
    本刊曾经发表过一些批驳“经济精英”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毛泽东时代对外闭关锁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等谬论的文章，今天转载的宗寒的文章，还有郭根山的《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曲折及其理论分析》、董一冰的《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论析》等3篇文章，他们以新的视角和翔实的资料，从几个侧面揭穿了“经济精英”们谬论的画皮，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这3篇文章，是值得我们阅读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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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已50年了。今天，我们重读这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次创造性地进行了极为深刻剖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深深感到它的思想深邃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超过半个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中国变化之大，面貌之新，为世所瞩目。我国发展变化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着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的性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是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及其不断发展完善，带来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面貌的巨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在“三大改造”时期奠定和建立起来的。这些年来人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肯定者有之，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者也不乏其人。历史是不该忘记的，也不应任意涂抹。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应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告诉我们的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和基本方法，对这一重要发展阶段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里着重从人们议论较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些剖析。应当指出，中国民族资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客观形势决定的，而不是由哪个领导人事先设计出一个框子，迫使资本家这么做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客观形势使然。决定中国民族资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因素有四：
    第一，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建国初期，中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强大的国营经济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活动和发展方向起决定性的影响。原料、市场掌握在国营经济手里，资本主义企业离开它就无法进行经营活动。接受加工订货的企业，在经济上已经丧失独立性；公私合营企业在资金上、生产发展方向上要受国营企业的制约。财政金融国营以及农产品统购统销又进一步切断了资本主义的资本来源和与农村的联系。这是导致中国民族资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道路，使城市资本家无法插手农村经济活动，没有很大活动余地，这是民族资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条件。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具有软弱性。中国民族资本在经济上和政治性都是十分软弱的。民族资本绝大多数规模狭小，生产分散，技术落后，资金短绌，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极低。民族资本工业主要是小型轻工业，缺乏重工业，本身不能形成为一个独立工业体系。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很大，要占全部资本的80％以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导致它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由于软弱妥协，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运动，终究是失败的。在政治上，它提不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治国大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政府的政策。他们并不都甘心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却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能力和需要，又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国际形势。建国时，中国是在被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开展建设的。1950年6月爆发朝鲜战争，1951年5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禁运。当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除了极少数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外，完全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只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有来往，援助中国。中国民族资本缺乏资本和技术，没有国际资本的支持更难以发展起来。他们在国内连一个大的建设项目也无力进行，更不用说大规模地扩大再生产了。不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是促使中国民族资本顺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条件。
    第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不是像对官僚资本那样，采取没收、强制转化为国有的方针，而是针对民族资本的特点，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并通过说服教育、和平改造的方式，由低到高地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每一步都顺其自然，统筹兼顾，正确引导。在正确对待民族资本的同时，正确地慎重地对待人：尊重民族资本家，看到他们积极性的一面；吸收他们参政，在政治上给以应有的地位；组织他们学习，使之从理论和实践上认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在工作上、职位上和生活上给以照顾和安排，等等，这些都成为民族资本顺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变革。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对我们党这一阶段工作的准确概括和科学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整体上看，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是周到细致的，因而进展是比较顺利的，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搞早了”，“搞糟了”。
    诚然，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改造有不同的认识，但对客观事物只能按照它的本来面貌进行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按照上面的预定程序和事先安排进行的，而是由客观形势的要求和需要，一步一步地完成的。它既不来自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也不来自某个圣贤的先知先觉，而是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商业由国营经济加工订货，到与国营经济合营，到全行业合营，反映了面临困难的民族资本的要求，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过渡得很自然，可以说不这么办不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从加工订货到公私合营，从一个个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合营，能进行得这么快。至于我们党曾经提出10－15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那只是一种设想，实际上当时只能提出这样大致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像做工程设计那样提出一个具体实施改造的步骤和方案。中国国土那么大，情况那么复杂，革命和建设发展得那么快，许多新的情况难以掌握和预料，既缺乏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循，只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而这样的探索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后来总结道：“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事情做得非常好”。（同上书，第136页）“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实现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制度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毋庸讳言，社会主义改造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教训和失误。但经验是主要的，失误教训是在前进中产生的，难以完全避免的。经验和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两极分化；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出发，正确处理我国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改革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需要，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在处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切身利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国情。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培养干部，坚持不断总结经验，推广成功经验，及时纠正失误。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失误是局部的，第二位的。主要是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这一点很快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注意。毛泽东曾经指出，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只要不违法，“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条件的回顾》上卷第434页）这实际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适当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惜这个构想未能付诸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实践证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我们理论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但究竟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和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如此，对待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如此。从工商业来说，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好，但倒过来否定公有制为主体，企图实行私有化，断送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更不可行。对待农业的改造也是如此。过去，我们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忽视农村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这不妥。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必须十分重视农村家庭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客观地位，长期实行双重经营的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一家一户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实在太薄弱，如果一直依靠一家一户的个体，在二三亩土地上搞农业，而不跳出这个圈子，在有条件、有现实要求的地方，采取不同的形式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力，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是很难的，农村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组织起来双层经营力量大，集体经济能办更多更大的事。邓小平同志说：“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年谱》（下），第1349页）我国一些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农村如江苏华西、河南南街等，已经提供了靠集体扩大生产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例子。我们应从实际出发，在实行家庭经营为主的同时，在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因势利导，引导、帮助和扶持农村集体经济更快发展。应当牢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决不能忽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任何忽视和动摇都违背我国国情。但更不能忽视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动摇公有制为主体，放任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发展，让非公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了，也不会有中国的独立自主、民族复兴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这是真理。
    类似的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有时是极为痛苦的实践，才能达到共同认识，并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根本，我们时刻不应忘记。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8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