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奎:从七大看毛泽东对大工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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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不够了解”之质疑——从七大看毛泽东对大工业的了解
李洪奎
七大期间,毛泽东发表了近20万字的报告和讲话,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建、哲学等各个方面,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一个亮点。本文选择其中涉及他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了解的有关史实予以考察,以证实学术界有研究者所提出的关于“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性质的不够了解,……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毛泽东于此表现得较突出”的观点,是与客观的历史事实相悖的。
一、七大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己有深刻了解
所谓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其性质即是超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其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生产效率高和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予以无情排挤,其作用关乎民族国家之兴亡。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讲,“大工业”的内涵与“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内涵相等。
所谓“了解”,是指人对于某事物或某问题知道得比较清楚。所谓“深刻了解”,是指人对于某事物或某问题不仅知道得比较清楚而且认识到该事物或该问题的本质。笔者说七大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已有深刻了解,就是说他对此问题不仅知道得比较清楚而且已经认识到该问题的本质。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否如此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了解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主要的是通过以下四种渠道:即在新式学校中学习、向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师长学习、从书报杂志中学习和向现实社会学习。正是通过这些渠道,使他这样一个从闭塞山区中走出的农家子弟逐步地对西方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有了了解。其具体的表现是:1919年7月,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中专门设有“西方大事述评”和“世界杂评”栏目。在这些栏目中,他报道和评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时事,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罢工的情况,揭露了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在该刊创刊号上,他报道和评论了英、法、美、意、德等国的地铁、电车、汽车、航务、电报、银行等行业的员工罢工的情况。指出,西方国家是“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毛泽东的这种报道和评论,一方面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的同情,另一方面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生产和发展的情况已有所了解。1919年9月,在由他草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也列有大工业方面的问题。诸如在“实业问题”部分中的“纱厂及布厂多设问题”、“国民工厂设立问题”;在“交通问题”部分中的“铁路改良问题”、“海陆电线添设问题”、“航业扩张问题”等。这表明,大工业问题是青年毛泽东当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发展中国的大工业是在他的视野和思虑之内的。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从理论上有了系统而深刻的了解,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读过《共产党宣言》并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际。正是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等问题作了系统而精辟的理论叙述。例如,该书在讲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该书在讲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性质时指出:“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凭毛泽东的智商,人们是没有理由怀疑他读不懂这本书的。这表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深刻了解在其青年时代即已获得解决。
《共产党宣言》中所深刻叙述的不仅有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方面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因此,读了该书的毛泽东所获得的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有关理论的系统而深刻的了解,他同时获得的还有一种新的世界观,知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当中即包括大工业生产、工业化社会是其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的道理。该书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他说自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种不动摇,是既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动摇,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大工业生产和工业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这一真理的不动摇。毛泽东从其青年时代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愿,投身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到其中年时代明确批评民粹派思想,提出一系列有关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想,再到其晚年时代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的这—一脉相承的思想发展历程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同时也说明,他关于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想是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的。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有了深刻了解更实证的表现是,他将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大革命时期,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正确分析,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5年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其中,关于无产阶级他明确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作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一论说,在高度肯定大工业以及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蕴含了论说者的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的深刻了解,因为大工业与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该文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敌人”、“领导力量”、“最接近的朋友”和“可能”的“朋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根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新道路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提出,则正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有着正确的了解基础之上的。
上述史实表明,七大之前无论是从纯理论的方面看,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面看,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已经有了不肤浅的了解是毋庸置疑的。
二、七大上毛泽东对大工业重要作用问题的思想认识
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有正确认识是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有深刻了解的表现之一,对大工业本身重要作用问题有正确认识也是其表现之一。七大上,毛泽东不仅对于前者的思想认识的视野更加开阔、论述更加丰富,而且对于后者的思想认识也有多方面的展开。
首先,关于大工业对于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作用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敢于如此地欺负中国,就是由于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七大上,他批评了国统区的工业生产破产;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的要求;并说明了我们党“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他重视国际援助,特别是“苏援”和“美援”,希望以此获得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七大上,他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他满怀信心地说,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其次,关于大工业对于夺取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作用问题。七大前,毛泽东就已经有在东北发展大局面的思想,已经认识到我们党要夺取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拥有大工业。七大召开之际,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处于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国家命运面临两种前途,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确保中国的光明前途,七大上,毛泽东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争取东北战略思想,他不下五次讲到东北问题。其中,5月31日提出: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现在我们的胜利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没有工业,一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6月 10日,他再次强调: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他希望能够从组织人事上做好争取东北的准备,建议:“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这些史实充分地反映出了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以及他对大工业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第三,关于大工业对于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作用问题。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了工业是中国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同年8月在致秦邦宪的信中,他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七大上他强调,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富强;新民主主义国家若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若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若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第四,关于大工业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问题。毛泽东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七大前,他对空想社会主义已多次地表示过不赞同的态度,并认为抗战胜利后就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条件是不具备的。七大上,他对民粹派思想继续予以了多次批评,要求全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指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批评党内有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这方面是太急了”;说明“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他支持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共所提倡的新民主主义的这种资本主义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评价,主张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前提下使其有广大的发展。他主张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这表明,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对发展大工业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的作用问题有着清醒认识。
第五,关于大工业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作用问题。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需要全国产业的发展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但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需要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便利,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即要彻底消灭党内错误思想,不仅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各项制度建设,而且需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只有多管齐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上述史实表明,毛泽东在1944年的一次讲话中所说的关于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的思想,是有着丰富的思想认识事实作为其根据的。
三、七大上毛泽东对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思想认识
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既然对大工业的作用问题有深刻了解,那末他必然要关心中国的大工业的发展问题,关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这是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他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及其性质有深刻了解的一种更深层和更确凿的表现。七大上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认识主要有:
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是大规模地发展中国大工业的前提条件。七大上他说明,要大规模地发展中国工业首先需要完成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完成这一革命的过程中,他认为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农民的问题。七大上,他除了重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之外,还说明了将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以及农民对于发展中国工业的重要作用等问题。他精辟地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需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确定中共首要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大工业。1944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共产党能否学会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能否解决经济问题、能否建立新式工业,关系其生死存亡即有无“存在之必要”。七大上他又明确地提出,要用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作标准来衡量中国一切政党的历史作用。根据这一思想,中共首要的根本任务只能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现代工业,以造福于中国人民。
重视文化教育、科学、科技人才和个性创造精神的发挥对于发展中国大工业的作用。七大前,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多次地说明过文化教育、自然科学、科技人员和个性创造精神的发挥对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边区工业的建立和新中国的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七大上他更明确地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正是解除残酷束缚中国人民个性发展和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重视学习对于促进中国大工业发展的作用。1944年,他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七大上,他检讨了过去由于没有知识而出现过的进城以后打烂机器的教训;要求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鉴于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不完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还没有知识”,因此他提出,“我们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
实行改革政策促进中国大工业的发展。在抗战末期,毛泽东从中国人民普遍希望在战后能够实现和平与改善民生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上愿与其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在战后共同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七大上,他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了专门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他要求对土地制度实行改革,解放农民,以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他提出,只要国民党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党就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1946年1月,我们党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在该草案的“财政经济改革”部分中,我们党专门就促成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党的真诚愿望和建议并不被蒋介石所接受。
实行开放政策促进中国大工业的发展。他这方面的思想到七大时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在七大之前他已经说明了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国早已不能闭关;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是利用外资的前提条件;对于外资他持积极的欢迎的态度;主张重视华侨的投资和与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的贸易,其中特别重视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认为外资应主要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七大上,他对如下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说明:其一,关于利用外资的前提条件问题,他又补充两点,即一切外国投资必须服从中国法令和有益中国经济;其二,关于利用外资的问题,他继续表明了肯定与欢迎的态度;其三,关于战后新中国经济建设所能吸纳的外资的容纳量问题,他认为战后的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新中国经济建设所能吸纳的外资将是非常广大的;其四,关于利用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大工业的战略作用问题,他认为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其五,关于在开放过程中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问题,他主张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其六,关于一个开放的中国及其在战后复兴与世界人民的利害关系问题,他说明,一个实行开放政策的中国及其在战后复兴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事。
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有政治上的保障。在社会制度的保障方面,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就包含这一思想,七大上他重申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思想。在领导权的保障方面,七大上他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必须坚持由中共领导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有些人所主张的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划清了界限。在前进方向的保障方面,七大上他提出要用“两个环子”即整风(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来推动党的事业前进。
上述史实表明,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七大上,毛泽东从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角度出发,对于上述诸方面问题在促进和保障中国大工业的发展、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中所具有的作用,是有着清醒而正确的思想认识的。也就是说,他对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有着清醒而正确的思想认识的;虽然由于受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的不同和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他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中所具有的作用的认识,有一些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和系统程度,但是他的这些理论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大工业、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无疑却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手段的极宝贵的思想。
(《环球视野》摘自《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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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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