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由你：信仰的路子为什么越走越窄？

信不由你：信仰的路子为什么越走越窄？

作者  苏  杜

日期  2007年10月7日

     现在，太平盛世，河清海晏，又有宪法保护，按说，信仰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宽，怎么会是越走越窄？但是，当你拜读了“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中国需要一场信仰的复兴吗》的名文，就不仅觉得信仰的路子不单是越走越窄，简直是死路一条，走投无路。不信，且往下看。

     自问自答，徐先生劈头便说：“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可能是最没有信仰的。”为什么呢？徐先生接着分析道：“当然仪式不见得少，中国人历来对赵公元帅的礼拜最勤，对关公的作揖最多，但这算是信仰吗？其实，不管有多少野狐禅，信的是钱，仰的是利而已。”且不说中国人是不是对赵、关二公礼揖最勤，为什么对此二公礼揖最勤，不对他们礼揖最勤，对别的什么公礼揖最勤行不行，徐先生一句“信钱仰利算是信仰吗”，就将这条道给封死了。

     不过，这还是按国情标准来衡量，按照“国际惯例”，信仰的路子简直就是死路一条。徐先生说：“今天，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法国人克雷蒙梭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心肝；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头脑。’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而30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可见，现在的人是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言简意赅，老少咸罪，肝脑涂地，一个不拉。

     徐先生这里的“多半”“往往”“尤其”是怎样得来的，我们暂且不说，但不信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一般国人倒是略知一二。有位大家都知道的“老同志”，1978年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谈话时就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了，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他大概就是不怎么相信什么社会主义的一位。毛的“前秘书”李锐，中国人大前副校长谢韬，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杜导正，这些“老同志”，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信仰社会主义的。至于说“30岁以下的，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也应该是一种事实，但这不正是“人奶教育”要取得的素质和已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吗？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这一些也就不说它了，我们应当相信“知名学者”的统计。但我想要问的是：凭什么两三人洋人的几句“名言”，中国人就不能信社会主义了？凭什么根据他们的“名言”，国人就得“肝脑涂地”，连信的权力与自由也给剥夺了？徐先生唯洋话是信，唯洋论是仰，这是徐先生的信仰，但凭什么要国人都得以你的信仰为信仰，否则就咒之曰“偏执得既无心肝又无头脑”，比之以法西斯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步伐”？徐先生的名文与引来的名言，说了一点，也不过就是，对社会主义，信，由不得你；对他的名文与名言，不信，也由不得你。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徐先生是“知名学者”，这对洋“知名学者”的礼揖最勤，且唯一的最勤，比起“无名愚者”的礼揖“野狐禅”最勤，谁更可笑一些呢？

    不错，毛泽东确实说过“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且，也确实有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志士仁人，不惧“盲目”“狂热”“偏执”“走火入魔”“青面獠牙”之类的诬蔑，用自己的汗水与生命在实践着。不过，在“年轻人中间最为热烈地讨论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有没有合法性” 时，“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有条件沉醉于物质享受的人群中”， 是用不着这样的口号的，更用不着这样的牺牲的，那其中自有着更巧妙的招数，比如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修养，“真话不全说”的韬晦，忠心拥护到完全取代的庙算，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手段，完全可以将苦与死留给别人，尤其是留给“知名学者”“学者”“准学者”之外的人。这些之外的人，保持他们的现状，很有必要，北大的“著名经济学家”不是早就指出过吗？他们的用处，就在这里。

     “知名学者”“学者”“准学者”总是在责备国人“最无信仰” “缺乏信仰”，浩叹“思想解放的任务仍然艰巨”，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是一切都要按“市场规律”办吗？你的货不真，用了伤人，吃了死人，就怪不得国人不买你的账。你可以将牛头砍下来，但要硬按着它喝水，其难也欤，骂之以“偏执”，定之以 “疯狂”，比之以“法西斯”，都无济于事。在包揽了话语权的强者面前，无声的弱者也有无声的武器，那就是“不信”。鲁迅说，这是弱者远害的堑壕，也是令他们散而为沙的毒素。这堑壕，是话语强者为无声弱者掘就的，这毒素，也是他们给他们注入的。在信与不信上，国人的确更多地依赖于“感性”而不是“理性”，因为流汗流血的“感性”比什么儒、佛、道、教的“理性”都更为管用。“知名学者”“学者”“准学者”，企图再用儒、佛、道、教以及什么别的“洋狐禅” 去换取“无知愚者”的对他们信而不疑的“诚信”，恐怕再也难以实现了。没有希望的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这个民族中的这些他们。

附：

关于附文的一点说明

     鲁迅说：“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各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但我没有鲁迅的意思。我之将不少对面的文章附后，目的只是，即使我未免于断章取义，也无伤于知名学者的名气与本义。大家比较去。

徐友渔：中国需要一场信仰的复兴吗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9-29

徐友渔 知名学者

相比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国人可能是最没有信仰的。当然仪式不见得最少，中国人历来对赵公元帅的礼拜最勤，对关公的作揖最多，但这算是信仰吗？其实，不管有多少野狐禅，信的是钱，仰的是利而已。

今天，中国人的信仰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法国人克雷蒙梭有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心肝；30岁之后还信社会主义，说明他没有头脑。”在我们这里，信社会主义主义的多半是远远超过30岁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称为“老同志”的人，而30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信社会主义，什么主义也不信。可见，现在的人是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

 但是，缺乏信仰似乎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具有的特征，而且是令人不安的特征。因为，中国人不久前刚经历过极度有信仰，信仰得走火入魔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66至1976年称为“信仰的时代”，一个信仰偏执得既没有心肝，也没有头脑的时代。从那个时代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信仰的坚定程度和无处不在：“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XXX”、“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事实上，当代信仰的缺失不过是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反动，1966至1976年的虚假、盲目、狂热透支了中国人长时期的信仰。

一位研究文革的外国学者辛格（Martin Singer）说：“对大多数中国青年学生而言，文革代表了一种伤害性的失去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中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很有价值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

另一位汉学家石文安（Anne 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说:“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旧信仰的丧失是好是坏？人们莫衷一是，见仁见智。有人看重旧信仰中虚伪、强制，“以理杀人”的一面，对于“躲避崇高”发出由衷的赞叹；有人高举信仰的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道德的溃败，坚守理想的高地。前一种人对历史的经验有深切体会，但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宁当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种痞子心态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信念和主流价值？后一种人只管信仰和理想的有无，不看它们的具体内容，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他们来说，法西斯时代的统一意志和统一步伐也是一种理想境界。

古往今来，信仰不过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文化、心理样态的正常表现，但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反常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我们谈及信仰时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我们曾经有过分虚幻的信仰，所以现在有令人忧虑的虚无；我们曾经有对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极度蔑视，这导致了目前向另一个极端的反弹。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文革中最高领袖的指示是：“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结束后，年轻人中间讨论得最为热烈的问题是：个人利益、个人前途有没有合法性？当中国现代化的征程重新启动时，我们曾经需要对传统理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拨乱反正。但是，我们不应该永远以那个反常的年代为参照，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矫枉必须过正”。

 不论作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说当今中国商业力量扩张、物欲膨胀，是不过分的。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能与这种力量和欲望相抗衡的信仰的作用，是很难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并发出呼吁：我们应该找回失去的信仰、归回失去的精神家园，我们不能满足于人目前这种只是由利害结成的人际关系！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那因为不满现状而臆想出来伊甸园，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哪一个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曾经经历的信仰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时代，是学生斗争老师校长，子女揭发家长的时代。不错，那个时代提倡雷锋精神，“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但后来人有所不知的是，还有“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笼统地反对物欲是偏颇的。那些已经发财还只想进一步发财的人固然很鄙俗，但那些为温饱问题所困的人顽强的物质追求却令人同情，对后一种人而言，物质追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解决信仰问题之前要解决生存问题。

值得注意和令人欣慰的是，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有条件沉醉于物质享受的人群中，已经有不少人把信仰放在个人生活的首位。我见过一些社会学调查报告，知道当前中国各地都有一些老板或白领是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信奉道教、儒教，以及我们不那么熟悉的其他宗教，这些社会学调查报告还指出，有宗教信仰的人士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工作时，诚信度往往高于一般人。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国有一个信仰的复兴运动，但可以期望人们会自生自发地追寻和坚守信仰。这样的信仰者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只会是少数，但他们像商海中的孤岛，像物欲沙漠中星星点点般的绿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之所在，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