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郎朗.贝多芬.毛泽东.文化大革命

傅聪.郎朗.贝多芬.毛泽东.文化大革命(1-4)

为什么郎朗比傅聪更能演绎好贝多芬

早年看过傅聪的父亲傅雷介绍贝多芬的文章，当时觉得很感动，可是现在我认为傅雷并没有真正理解贝多芬，他并非贝多芬的知音，傅雷把贝多芬理解为一个折磨自己，而又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人。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对圣人的通常误解：通过禁欲、通过自我虐待就可以让自己变得神圣。

要想变得神圣，唯有变得富有创造性，所谓创造就是与大自然神秘力量接通。一个自我虐待的人不可能富有创造性。米开郎基罗在描画教堂壁画的那段时期，几乎是不吃不睡，难道他是在折磨自己吗？不是，他正处于创造的狂喜之中，这种狂喜能带来一些超越生理的奇迹，这种奇迹被没有创造性的人误认为是自我折磨，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米开朗基罗的那种狂喜，他们没有那个体验。

米开朗基罗其实是很放纵的，他不是放纵于通常的生理欲望，而是放纵于神圣的创造性的活动之中，当然，这种放纵会耗费很大的身体和精神的能量，但这种耗废会迅速得到加倍的补充，这就是创造的奥秘，放纵于通常的生理欲望，只能让你感到越来越虚弱，但如果你放纵于真正的创造性活动中，你会感到越来越有力量。一个真正乐于助人的人不是因为想要变成圣人而去为人民服务，而是因为他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越是创造，越是帮助他人，他越是感到充实，感到有力量。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其实就是虚弱的人，他越是吝啬，越是索取，结果越是感到虚弱，他认为这种虚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索取得不够，于是他就加倍地去索取，结果他得到的就是加倍的虚弱。

傅聪的天赋并不亚于郎郎，但是当傅聪早年表现出很强创造性的时候，他的父亲傅雷却认为那样太伤身伤神，要求他要克制，其实这已经很严重地扼制了傅聪的才气。傅聪、傅雷依然是传统腐朽儒家思想的牺牲品。儒家强调的中庸之道是反自然的，而真正的中庸恰恰就是自然，大自然本身就是和谐的。当你很具有创造性的时候，怎么能去克制呢，当你感到想要休息的时候，你怎么能强迫自己去创造呢？

严格地说，创造既不是放纵也不是克制，而是一种自然无我的境界，让大自然神秘的创造力来主宰一切——“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德经》）”。有人说郎朗的动作和表情太夸张作做，其实相反，郎朗的表现非常自然，相比之下，有许多的钢琴家都很不自然。郎朗很自然地表现了生命的力量和风采，所以郎朗的确是“天生的贝多芬演绎者”。

贝多芬的确是古典音乐的头一号，贝多芬钢琴艺术的最高挑战并非奏鸣曲和协奏曲，而是用钢琴来演绎贝多芬的交响曲。谈到贝多芬的交响曲，我想起歌德无法忍受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歌德认为太放纵了，歌德跟康德一样都是中庸之道的奉行者。其实歌德的艺术性、创造性是低于贝多芬的，将自己全身心溶入于那种神圣的创造性中，这怎么能叫“放纵”？丑陋的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才是放纵的，他们竟然把色情和暴力带入艺术！真正的艺术能让人远离色情和暴力，因为真正的艺术给人一种神秘的满足。真正的创造性、真正的艺术的确能让人的生理欲望变淡了。历史上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圣人的确在生理上与常人不同，因为他们知道一种神秘的狂喜。那些缺乏创造性的人不知道这种狂喜，所以他们认为那是禁欲，所以他们教导说只要禁欲就能变得神圣，但人类几千年来的禁欲文化并没有让人变得神圣，而是让人变得疯狂。二十世纪的放纵文化，正是人类几千年来禁欲文化的反弹，从前人们认为压抑生理欲望是神圣的，现在人们认为放纵生理欲望是神圣的——其实两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丑陋的。

有心的人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能感觉到放纵吗？他能感动得流泪、感动得心花怒放，感觉灵魂受洗，这里难道有丝毫色情和暴力的放纵吗？

艺术的最高奥妙就是能让人全然地投入于大自然的创造性的生命律动之中，以至于达到“无我”的“人天合一”的共产主义境界。——如果这叫做“放纵”的话，那么就尽情地去放纵吧！！！！！！！！！

忠告郎朗：弹好贝多芬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我一直感觉贝多芬和毛泽东是相通的，傅雷的儿子傅聪也这样认为，下面是一段傅聪的言论：

贝多芬的作品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他觉得自己代表一种力量，他的「我」字写得很大，「人」字也写得很大，是大写的「人」。他的理想是全人类都变成这么「大」，他希望所有人都从黑暗中解放出来，他的《命运交响曲》是代表人类的解放。如果贝多芬搞政治一定也是弄一个天翻地覆，与毛泽东不相伯仲。毛泽东也是这样，他的「大」字很大，「人」字同样是大写的「人」。毛泽东的字很狂，很有气概。而且诗写得很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了不起，了不起的大诗人。可惜……世界是这样的：真正的狮子只有几个，狮子是非常弧独的，大部份的是羔羊，还有一批豺狼；可怜的狮子总是被豺狼绊倒，豺狼本事，所有羔羊都偏向豺狼，狮子是无助的。贝多芬若是政治家，恐怕也非常可怕。毛泽东很有宇宙感，心头高，理想大，当不成政治家就一定是大艺术家。他的「咏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看了很感动。他总希望所有人都变成像他这样的一只狮子 ━━「天翻地覆慨而慷」。可是他不可能，周围的人都庸俗，没有人了解他。他是很悲惨的，对中国人所造成的祸害也很大，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傅聪的以上言论很有意思，我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我赞同傅聪说贝多芬和毛泽东是相通的。中国文化界、音乐界一旦遗弃了毛泽东的精神，就必然是“叫热情的贝多芬走开，让忧郁的肖邦大行其道”。肖邦的作品并非都是忧郁的，也有积极向上的，这类健康的作品主要产生于肖邦关心政治，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那段时期。

我希望郎朗能看看上面那段傅聪的那段言论，然后我想问郎朗几个问题：

1、狮子果真总是被豺狼绊倒，而且永远爬不起来吗？

2、果真所有羔羊都偏向豺狼吗？

3、是否傅聪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豺狼——希望把狮子绊倒，希望所有羔羊都偏向自己？

4、到底是谁给世界带来祸害？是狮子，还是豺狼？

5、当狮子与祸害同时存在的时候，到底是狮子带来了祸害，还是先有祸害，所以需要狮子出现？——换句话说，毛泽东出世之前是否天下太平，是否因为毛泽东出世之后才天下大乱？

6、真正的狮子都希望所有的羔羊、豺狼都变成狮子，是否因为狮子是过来人，狮子也曾经是羔羊、豺狼，所以狮子深知：所有的羔羊、豺狼都有成为狮子的潜力，都有成为狮子的内在需求，所以释迦牟尼说：众生平等，人的本性就是佛，所以人人皆可成佛，而且人人终将成佛？

以上问题对郎朗也许难了点，因为现在郎朗的人生阅历有限。但我相信郎朗最终一定能很好地回答以上问题，因为郎朗终究是个“大器”，终究是个“大气”的人。虽然说“大器晚成”，但并不意味着年少的时候一定默默无闻。小郎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大气”倾向：当年小郎朗被逼问——“是回沈阳还是吃药跳楼？”——小郎朗最终的回答是：我即不回沈阳，也不自杀，因为我没有错！

同样，晚年毛泽东面临相似的逼问：社会主义新中国要么回到过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就自杀。毛泽东的回答也是如此：“我没有错！中国人民没有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错！！！”

另外提醒一下郎朗：不要过于责怪你父亲的严厉，你可知道《圣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亚伯拉罕为了表明自己对上帝的忠心，决定把自己的儿子以撒杀死当作祭物献给上帝，上帝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诚意就阻止了亚伯拉罕杀害儿子，而让亚伯拉罕用一只羔羊来代替以撒作为祭物。当然，这是一个邪恶的故事，但如果我们这个故事的邪恶外衣（宗教鸦片）拿掉，我们可以还原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亚伯拉罕是一个没有固定家园的流浪汉，他的生活很艰难，到处被人歧视、被人排斥。但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坚强、很有理想的人，他不断地跟命运抗争，当然他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是一个坚强的人，所以他对儿子的教育也是严厉的。有一次，他对儿子严厉到几乎要儿子死的地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亚伯拉罕在逼迫儿子以撒，以撒很痛苦地挣扎着，亚伯拉罕看到儿子的痛苦，自己的心里也痛苦地流着泪，但是亚伯拉罕依然逼迫着以撒，亚伯拉罕并不是忠于什么上帝，而是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人活着没有自由和尊严，那还不如死掉！看着儿子的痛苦，亚伯拉罕几乎忍不住要放弃逼迫了，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以撒顽强地抵抗着，突然间，有一鼓能量在以撒心里爆发，一个人如果与困难斗争的时候不动摇，不放弃，那么总是可以激发出自己的生命潜能，于是一个崭新的以撒诞生了，一个更加坚强的以撒诞生了，过去那个相对脆弱的以撒的确死去了，那只死去的羔羊正是象征着以撒过去的脆弱——这是一个壮美的场景：亚伯拉罕和以撒杀死了“脆弱”，把“脆弱”当成了祭物献给他们心中真正的神——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坚强，一个忠于理想、忠于自由和尊严的人，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其实，宗教就是代表着人的脆弱，所有的人间奇迹都是人自己创造的，但宗教却说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个无耻的家伙，只要谁成功了，他就说这是他的功劳。中国有句古话：天助自助者。既然是自助，那为什么还要一个迷信一个“天神”呢？所以中国人真正破除“天神”迷信的时代，正是毛泽东时代。

回想过去，郎朗父子其实可以发现：过去的种种艰难困苦，无非是帮助自己激发潜能的工具，人只要真诚、只要不放弃理想，就可以把灾难可以变成祝福的前奏。同样，近代中国的苦难，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能否变成祝福的前奏？——这就要看现在的中国人是否真诚、是否有理想，是否能继续为自由和尊严奋斗！我相信中国真正的主流从来都是真诚的、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从来就在为自由和尊严奋斗着。

请问郎朗：你在弹奏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你是否想起了自己，想起了父亲？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可以说就是在述说“以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整个曲子主要表现一位纯真快乐的少年，充满了青春的朝气，这首曲子的深度就在于：这是一个英雄的少年，虽然还没有那么成熟，虽然还有些稚气，但其中已经暗含着未来坚强英雄的种子，所以不是那种肤浅的稚嫩。其中第二乐章描述了一位慈爱而严厉的父亲（亚伯拉罕）和天真无邪的少年（以撒）的深情对话。但整个曲子还没有发展到以撒和亚伯拉罕面临生死考验的激烈对话。打个比方，第四钢琴协奏曲就好比在描述小郎朗童年快乐练琴的生活，不时有父亲慈爱和严厉的督导，不时地能有些收获，在钢琴比赛中获奖，但还没有讲到郎爸爸以死逼迫郎朗的场景。所以说，第四钢琴协奏曲还不是贝多芬的标志性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才是贝多芬的标志性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展现了一位成熟的英雄，一头希望世界大同的狮子，很大气，但同时又很有真诚和大慈大悲的情感，请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人间最动人、最能抚慰人心的慈爱旋律之一。如果能弹好第五钢琴协奏曲，那么贝多芬的所有作品都不在话下了。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所展现的英雄，那么你自然会想起毛泽东这样的人，这是一个最切近的例子。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不能理解毛泽东，那么你一定不能理解贝多芬。

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搞艺术应该远离肮脏的政治。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把人变成权力和资本的奴隶，因为所谓“远离政治”依然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正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政治态度，因为资本主义很害怕艺术家和年轻人关心政治，因为艺术家和年轻人相对比较真诚，比较有理想，相对来说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有，政治无所谓肮脏不肮脏，之所以有坏人，正是因为有好人，所以才会有坏人千方百计地要对付好人，正是因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要从事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事业，所以才招来几千年顽固腐朽的文化势力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坏人坏事很多，但好人好事也不少，所以文革会表现得很激烈，如果没有人去阻止坏人坏事，文革会很平静。如果腐朽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斗争，造成了许多灾难，那么责任在谁呢？是责怪腐朽文化，还是责怪先进的文化？是责怪顽固不化的豺狼，还是责怪那些真诚的、有理想的狮子？

所以，我鼓励搞艺术的人，多多关心政治，人活在世上，不可能远离政治，关键是怎么如何对待，如何处世，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家没有几个，大部分所谓的艺术家，其实只是被权力和资本玩弄、娱乐的人。

本文提到的钢琴家傅聪，就一直关心政治，所以现在音乐界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不如傅聪的，至于说傅聪的政治态度是否正确，我希望音乐界能展开大讨论。不管怎样，傅聪是爱国的，是比较真诚的，傅聪的音乐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挣扎”——傅聪的挣扎的确是真诚的，傅聪很真诚地希望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解除那个无法面对、无法摆脱的隐痛。我给傅聪的建议是：你再真诚一点，勇敢一点，去清醒地面对一切，真诚和勇敢最终一定能让人得到解脱。

西方音乐之所以能发展到贝多芬这座高峰，就是因为“真诚”，从巴赫、莫扎特到贝多芬，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真诚”，正是“真诚”使西方音乐从相对脆弱一点的巴赫、莫扎特发展到了勇猛慈爱的贝多芬。同样，西方文明、西方艺术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堕落和迷惘之后，如何找到出路，依然要靠“真诚”。

2007.9.7

写给郎朗：通过“暴风雨”钢琴奏鸣曲来理解贝多芬是与中国文化与毛泽东相通的

有人问贝多芬第17钢琴奏鸣曲表现了什么，贝多芬回答说：去看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贝多芬的第17“暴风雨”钢琴奏鸣曲由此得名。虽然贝多芬已经给出了指示，但是，至今为止，我仍然还没有看到有谁对“暴风雨”钢琴奏鸣曲作出较好的解释，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我认为“暴风雨”钢琴奏鸣曲所表现的内容可以用莎士比亚《暴风雨》的这句台词来概括——“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

整个乐曲第一乐章主要是“刚”的，第二乐章主要是“柔”的，第三乐章最奇妙，是“刚柔相济”的。第三乐章妙就妙在体现了大海的那种“力量”与“仁慈”的辩证统一。第三乐章的波浪式音符正好很象海水波浪。基点网（http://www.mydcentre.com）正好有苏联两大钢琴家李赫特和吉利尔斯弹奏的“暴风雨”第三乐章，其中李赫特偏向于表现“力量”的一面，而吉利尔斯偏向于表现于“慈爱”的一面。其实，这个第三乐章，弹得快点，就有“激情”的味道；弹慢一点，就有“柔情”的味道，真地是很“妙”。

“暴风雨”的确是典型的贝多芬作品。贝多芬音乐的风格和内容，其核心精神正是这句话：“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

所以说贝多芬被误解得很厉害，一提到贝多芬，人们总是想起那个“怒发冲冠”的形象，贝多芬柔情慈爱的一面被忽视了。其实贝多芬的音乐不只是在力量和气势上超越了巴赫和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包含悲壮、柔情、慈爱等各种因素，贝多芬的音乐是全面地、整体地超越了巴赫和莫扎特。

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这句话对贝多芬来说，并不是一个哲学道理，一个“口头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科学”的道理，是贝多芬的亲身体验：大自然似乎很凶残，让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耳聋了，似乎贝多芬是最不幸的音乐家，但结果似乎贝多芬成了最幸运的音乐家——西方音乐最伟大的作品出自这位聋子之手。其实不应该用“幸运”这个词，因为并不存在一位对人类进行赏罚审判的上帝，奇迹的发生来自于贝多芬本人的努力，来自于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来自于贝多芬对自然生命的深深信任，正是这一切让贝多芬内在的生命潜力爆发了。

所以，贝多芬能够理解发生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的事情（详见上文《忠告郎朗：弹好贝多芬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亚伯拉罕用死亡来逼迫以撒，最后的结果不但是以撒发生了生命的蜕变，亚伯拉罕自己也发生了生命的蜕变，就好象郎爸爸用死逼迫郎朗，其结果是父子俩同时经历了一次生命的升华。亚伯拉罕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祖宗，这些宗教之间破害生命的战争现在仍然继续着。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已经表明了耶稣十字架的真正含义：在苦难中与命运搏斗，把“脆弱”钉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摩西、穆罕默德、耶稣都经历了同一件事情，他们并非生来就是圣人，他们原本都是很平凡的人，只是通过人生的磨练而达到了某种较高的人生境界，而人类的脆弱就在于：人们普遍无法忍受说这些圣人曾经跟自己一样是平凡人，因为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而这些圣人在普通人的眼里是高不可攀的，一种倾向于安逸的惰性驱使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圣人天生就是圣人，所以宗教产生了。其实这些宗教所包含的一些道理，完全可以去除宗教的外衣，给予一种科学的解释。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到底表明了什么？——借用一句科学性的中国古话来说，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这句话让我想起老子在《道德经》中喜欢用“大海”来形容天地生命的本质（“道”）和圣人（成道者）的境界。《易经》有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文化的确很伟大，中国古人对大自然很有深的信任和认识，并且认为人性的最高价值就在于能跟大自然同一，人可以达成象天地、大海那样博大的人格境界——力量和仁慈的统一。而这一切都是科学性的，而非宗教性的，《易经（周易）》是一本科学性的书，已经抛弃了殷商文化的鬼神崇拜。

对于自然生命的本质，道家、儒家称之为“道”，佛家称之“佛性”，所谓“成道”、“成佛”，就是去体认这个自然生命的本质，跟这个本质融为一体。中国文化的这些观点其实不是宗教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应该说是科学性的——因为这些观点主要是在描述一种实践体验，可以说是描述一种科学实验。因为“体验”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中国文化的儒道佛三家无非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个“科学实践”，所以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儒道佛合一的。明朝皇帝朱见深画过一幅画，叫“一团和气”图，画的内容就是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三个人抱在一起，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幅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儒道佛合一的观点，而且也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可贵精神：爱好和平和谐，开放性、包容性很强——佛法本是印度的，却被中国文化吸收了。

儒道佛三家的根本精神、根本观点就在这三句话里：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儒家）；神仙本是凡人作，只是凡人心不坚（道家）；众生平等，人的本性就是佛，人人皆可成佛（佛家）。这个根本观点正是实践性的、科学性的，但是人的脆弱很难忍受这样的观点，人的脆弱很难设想一个普通人的人性竟然有如此高的尊严和价值，所以儒道佛三家也各自有了宗教形式。

提到中国文化，有一个词现在我很不愿意使用，那就是：“人天合一”。这个词现在到处被乱用，有些反对、诋毁毛泽东的人似乎特别喜欢使用这个词，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远不如毛泽东懂得什么是“人天合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体验到“人天合一”的，就是象贝多芬、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们敢于跟命运抗争，敢于跟天地作斗争，敢于“大闹天宫”，敢于说“人定胜天”，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人性脆弱的一面，认识到了大自然的本质，认识到了自身的生命本质，认识到“人天原本就是合一的”，大自然的灾难是个假象，其作用就是用来克服另一个假象——人的脆弱，人通常的“自我”就是一个脆弱的小我，抛弃了这个假象，就可以发现：原来人的深层本性跟大自然的本性是相通的，都是那么博大而美好的。所以说——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那些不敢跟命运抗争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句话。听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我感觉贝多芬已经有了这样的驾式：几乎要把上帝绑架起来，命令上帝给人类赐福。贝多芬很有《圣经》中雅各的劲头，《圣经》说雅各“与人与神斗，都得了胜”。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上帝”这个谎言还有必要存在吗？《圣经》中雅各的故事最明显地揭示出：“上帝”是一个谎言。同样，中国有一段著名的古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这句话也是一个谎言，并不存在这种对某些人特别恩宠的“天”。有些人吃了一点小苦，有了一点小收获，就动不动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奴性，还是“不磨不成佛”这句话比较好。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就是表达“不磨不成佛”的道理，毛泽东有一句招致许多非议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些非议毛泽东的人也许还是基督徒，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这句话正好表明毛泽东跟《圣经》中雅各一样：“与人与神斗，都得了胜”。

贝多芬音乐很强烈地传达出一个讯息：人的自信与自尊的极大觉醒，已经隐约可以看到这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在贝多芬之后出现马克思，在马克思之后出现列宁，这是顺理成章的。伟大的列宁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如果贝多芬知道列宁的话，他一定会说：我的“英雄”交响曲的原来是应该献给列宁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那些真正有理想、有爱心的人总是会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比如说中国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宋庆龄为什么会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正因为宋庆龄比一般的基督徒（包括蒋介石）更理解《圣经》中包含的真理，她知道：把这个真理包裹上一层宗教谎言的外衣，正是对这个真理的最大亵渎。

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这句话也是对一种高尚人格的描述。西藏有一些这样的雕像：一个愤怒的金刚头上长着一个慈善的菩萨头——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像。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愤怒中透出慈悲，这就是菩萨。摩西因为犹太人的脆弱而愤怒，因为真正的慈悲不会维护脆弱，因为人正由于脆弱而痛苦，不克服脆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和自由。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执着不就是“摩西精神”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不就是摩西的“出埃及记”吗？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摩西的头上长着两只角。中国的龙也是头上长两只角，孔子赞叹老子：犹如龙也。从摩西跟中国的圣人、菩萨的诸多相通之处，我猜想：东西方文化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龙”在基督教看来是邪恶的象征，正如毛泽东被指责为法西斯。前段时间，不少敌视毛泽东的人，对中国的“龙”大加指责，这并不是偶然的。其实，中国的“龙”就是力量和仁慈的合一，就是象征着自然生命的本质。但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又有“降龙”的说法呢？本文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好象《圣经》中说雅各“与人与神斗，都得了胜”。

郎朗作为“龙的传人”，现在被某些有眼光的西方人誉为“天生的贝多芬演绎者”。同样很有眼光的傅聪认为贝多芬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是文化大革命。而郎朗当年恰恰被指责为“精神头象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最近有一种因缘巧合，以上种种线索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些线索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的续篇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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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的精神头正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头，毛泽东的确比法西斯还“坏”

上文《写给郎朗：通过“暴风雨”钢琴奏鸣曲来理解贝多芬是与中国文化与毛泽东相通的》提到——

郎朗作为“龙的传人”，现在被某些有眼光的西方人誉为“天生的贝多芬演绎者”。同样很有眼光的傅聪认为贝多芬和毛泽东是相通的。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是文化大革命。而郎朗当年恰恰被指责为“精神头象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最近有一种因缘巧合，以上种种线索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对我的触动很大——这些线索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确存在法西斯暴行，这是公认的，但那些法西斯难道都是象郎朗这样的吗？北京的那位小有名气的钢琴教师指责郎朗“精神头象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似乎这位教师很痛恨文革中的法西斯暴行，好象他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如此残酷地打击郎朗这样的纯真少年，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法西斯暴行吗？所以，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猜测：就算这位钢琴教师自己在文革中受到过法西斯的迫害，那么他跟迫害他的人本质上也是同一类的，这就好象虽然美帝国主义和德、意、日法西斯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它们之间能和平相处吗？德、意、日法西斯如果真地在二战中胜利了，那么新的世界大战就会在它们三个国家之间进行。那位钢琴教师明明自己有法西斯气质，却反过来说郎朗有法西斯气质。这恰恰说明：郎朗的那种健康的、热情奔放的精神头，不但不是法西斯气质，反而是一种能抵制法西斯的好气质，所以才特别能招致那位法西斯钢琴教师的厌恶。这就好象美帝国主义者最憎恨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共产主义者。这就好象希特勒最憎恨的人竟然是马克思，希特勒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认为马克思是邪恶的，他希特勒才是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坏人会真正承认自己是坏人。真不知道马克思邪恶在什么地方，马克思希望所有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能得到解放，而且认为没有什么救世主，人只能自己救自己。但那些自相残杀的资本主义者偏偏最恨真正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者，难道是共产主义苏联发起了二战吗？苏联斯大林仅仅因为不想任人宰割，采取了正当防卫，就被说成是邪恶的、破坏世界和平的独裁者。难道苏联解体之后，苏联自废武功之后，世界比以前更和平了吗？为什么斯大林这么遭人憎恨呢？原因就是：斯大林证实了希特勒的担忧，正是斯大林领导的共产主义苏联成为了德国法西斯的克星，而法西斯主义正是最高境界的资本主义；不但如此，斯大林还迅速让苏联强大起来并有力地支持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大国——中国。所以斯大林被资本主义世界看成是头号恶魔，所以，资本主义者赫鲁孝夫对斯大林的憎恨远远超过对希特勒的憎恨。赫鲁孝夫似乎忘记了自己有多少同胞和亲人被希特勒杀害，赫鲁孝夫也许根本不恨希特勒，从赫鲁孝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看，似乎希特勒的一切罪行都是斯大林指使的，似乎希特勒只是一只值得同情的替罪羊而已，所以原谅希特勒而憎恨斯大林，正体现出一种“宽容和博爱”。如果希特勒知道斯大林被普遍视为邪恶的人，那么他一定会这样对全球新老资本主义者说：

“你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吧，我早就说过马克思代表着犹太人的邪恶，哪个国家要是有马克思主义，哪个国家就要倒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德国为什么败得那么惨？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们不要为祖国而战，说什么工人没有祖国，工人不应该为资本家卖命，这难道不是在教导忘恩负义吗？难道不正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吗？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自己那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无耻地迎合那些懒惰的贱民，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吗？所以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头号敌人，而且为了对付共产主义苏联，我们德国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本人也是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你们终于觉醒了吧，知道马克思、斯大林不是好东西了吧。但是我的冤案却仍然没有得到平反；你们看好了，只要我希特勒依然被认为是邪恶的，那么你们注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你们注定无法阻止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布满全球！”

所以说，郎朗被指责为“精神头象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这完全是一个“黑白颠倒”。我看郎朗的那种精神头就是毛泽东那样的精神头，而毛泽东正是在文革中制住法西斯的关键人物。正式的文件认定文革中法西斯是林彪和四人帮，而粉碎林彪集团、压制四人帮的工作正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

但是社会上有不少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满怀仇恨地说：毛泽东比法西斯还坏。这是赤裸裸地表达仇恨。而象傅聪这样的人要“文明”一点，“姿态”高一点，更有“宽容和博爱”的精神，他们没有直接说毛泽东比法西斯更坏，而是肯定毛泽东有伟大的人格，只是好人办坏事，而且是很大的坏事，他说：“毛泽东对中国人所造成的祸害很大，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傅聪曾经这样说：

“周恩来我受不了，毛泽东放火他去救火。人家说他好人，为什么没有在放火之前站出来说几句话？文化大革命他站在老毛身旁一起投票。他明知道老头子发疯了要闯祸了，为什么不及时劝阻？毛泽东有句话：「忠臣比奸臣有时更要坏。」这话是有道理的。”

傅聪在这句话中已经掩饰不住那种仇恨的感情了，只是傅聪不愿意识到自己恨毛泽东，这种恨被他压抑了，所以这种恨就会借周恩来来发泄一下。傅聪为什么压抑自己对毛泽东仇恨？因为那是一种脆弱的表现，而不是一种胜利者的表现，所以傅聪要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强者姿态来怜悯毛泽东，他说：

“周围的人都庸俗，没有人了解他（毛泽东）。他是很悲惨的，很惨，很凄凉，晚景更凄凉。他自己知道一无所有 ━━ 一埸空。”

傅聪对此还解释说：

“所以一般人不大了解我，说我这人怎会这样的对毛泽东？我父母都是毛泽东的牺牲品，我自己也是毛泽东的牺牲品，一辈子做「放逐者」。国家之痛，杀父母之仇，可以说是家仇国恨。可是，唉！都是两回事情，一个人不能以个人的遭遇来判断事情，要有历史感，还要以抽象的宇宙、空间、时间与广度来衡量这人，而不是以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

其实，傅聪越是要这样掩饰，越说明他对毛泽东的仇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很强烈的恨。因为傅聪认为父母和自己都是毛泽东的牺牲品。毛泽东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曾经是救国救民的救世主，现在变成是祸国殃民的害世主。

不能说接受过旧文化影响的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精英意识、救世主心态，但是自从毛泽东经历了他与工人农民之间的相互教育之后，可以说是彻底抛弃了精英意识，达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而绝没有救世主心态。所以，准确地说，跟毛泽东一样伟大的周恩来不是忠于毛泽东，而是忠于人民。

傅聪同情晚年毛泽东的那些话，给人的感觉是：应该被同情的不是毛泽东，而正是傅聪自己。晚年毛泽东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虽然自己能够跳出火坑，但是还有许多在火坑里的人需要帮助，而自己死期将近，已经无法给予太多帮助了。毛泽东年青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庄子语）。然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达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子语）”的境界，所以毛泽东后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到死。所以晚年毛泽东不可能有这样的痛苦：因为得不到别人的认可而感到孤独、空虚。有这种痛苦的人正是傅聪自己，这种痛苦就是一种脆弱的自卑感，希特勒正因为是个自卑的弱者，所以他才有强烈的权力欲，所以他才特别想在他人面前显示自己是强者，特别希望别人崇拜自己、认可自己。所以说应该被同情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傅聪自己。傅聪才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人了解他，他会感觉很凄惨。这样的人肯定是希望别人崇拜自己的，只是他们很可能不会承认——因为有贼心没贼胆，他们不象希特勒那样既有贼心也有贼胆，所以只好不承认。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指责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很简单，就是出于一种嫉妒。毛泽东当然是很讨厌个人崇拜的，但是在那个特定时期，他如果拒绝老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爱，那就太残忍了，太不负责了的。所以说，毛泽东暂时容忍个人崇拜，这恰恰是毛泽东高于那些清高之士的地方。而毛泽东教导的重点正是：要老百姓自信自强，破除所有对“神佛仙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迷信和崇拜。所以说毛泽东容许老百姓崇拜自己就是一个策略：先允许你崇拜我，然后我教你怎么破除崇拜，使你能够把一切什么“神仙、圣人、大官、大资本家、大知识分子”都不放在眼里，最后达到把我毛泽东也不放眼里——如果你永远崇拜我毛泽东，那就是对我的最大背叛、最大侮辱。这里的“不放在眼里”，不是说不要友爱了，而是强调要一种“没有畏惧和依赖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毛泽东说：神洲六亿尽舜尧。所以说：在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毛泽东不但不是一个障碍，而是发挥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世上“黑白颠倒”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斗争是很有戏剧性的——都是“内院起火”。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出了赫鲁孝夫、林彪这样的人，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斯大林、毛泽东比法西斯还坏。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平静，美国有卓别林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拍电影揭发资本主义残害人性的本质，爱因斯坦更是指责美国向日本扔原子弹，爱因斯坦因为那两颗原子弹而抱恨终生，他的意思很明显：原来我以为是在帮助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来对付法西斯，结果我上当了，原来双方都是法西斯。难道不是吗？美国在眼看苏联付出巨大代价就要胜利的时候，决定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就是要以最少的代价来争夺最大的胜利果实。于是美国纵容日本轰炸珍珠港，并由此参战，并且在日本即将要投降的时候，在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向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法西斯淫威。

资本主义的欧洲也不平静，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崇拜毛泽东，跟政府叫板。为什么？想一想贝多芬的苦闷吧：原来希望拿破仑是真正的英雄，结果仍然是一位病夫。西方的政治家大都是病态的、自卑的、破坏性的，所以有一本书叫《病夫治国》。而毛泽东正好相反，他在相貌、身高、才华等各个方面都不可能有自卑感，而且他的创造性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任何创造都要破坏腐朽的东西，所以毛泽东这样的人容易被误解为破坏性的人，其实他就好象上文提到的那句话——“海水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所以，西方的优秀知识分子一了解到毛泽东，他们顿时就感到自己盼望以久的真英雄终于出现了。其实中国有许多优秀知识分子最初对毛泽东也是这个态度，但是后来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经历了一个从爱到怕到恨的“叶公好龙”的过程。这虽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仔细想想，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同情的遗憾。

就拿傅聪的父亲傅雷来说吧。傅雷是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傅雷家书》的真诚曾经很让我感动，因为这份真诚，《傅雷家书》很值得世世代代传下去。为了回报傅雷的真诚，我现在要很直言地评价傅雷。从《傅雷家书》看，傅雷并非毛泽东的牺牲品，而仍然是传统腐朽文化的牺牲品。尽管傅雷知道批评封建礼教，但是他本人正是被迫吃着封建礼教的毒素长大的，可以说中毒很深，他继续向儿子宣扬什么忏悔、忍耐、克制、乐天安命这一类腐朽的东西，正如傅雷的父亲曾经扼杀傅雷的创造性，现在傅雷也不自觉地扼杀着傅聪的创造性，这就是鲁迅《狂人日记》所传达的悲剧：人类一代又一代很无奈地成为“私有制吃人文化”的祭肉。对于贝多芬和莫扎特，傅雷更喜欢莫扎特，他的理由是：跟命运抗争是没有出路的，最后还是要和解，还是要归于中国文化的中庸和谐。这是典型的“东郭先生式”的脆弱，傅雷并不理解真正的“中庸和谐”，他远不如毛泽东、鲁迅那么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精华。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有这么一段：“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传达了这样的中国文化精神：用整个生命去追求真善美的狂热精神。中国自古就不缺乏凡高式的狂热，比如说禅宗二祖慧可，他最后的确有“中庸和谐”的境界，但是别忘了这是他用“舍身求法”的狂热换来的——有一个著名的“慧可断臂”的故事。如果慧可一动不动地处于“禅定”中，这并不是一种石头般的静止，而是好象变成了光——光因为动得太快了，太“狂热”了，所以看起来是不动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庸和谐”——非常有创造性，非常有活力，非常“狂热”的境界。中国文化的腐朽糟粕，就是忘记了那种与死亡搏斗的“狂热”精神，以为忍耐、克制、退让就可以带来和谐。所以傅雷一度认为共产党动武是“以暴制暴”，手段不好。共产党不动武，难道眼真真让国民党、让日本法西斯杀光吗？与敌人斗争讲究“兵不厌乍”，难道就是不道德，不择手段吗？所以，傅雷就是典型的东郭先生，他所宣扬的忍让、和解，“人天合一”，其实就是向魔鬼投降，与魔鬼合一共舞。如果傅雷这样的人是中国人的脊梁，那么中华民族早就在地球上消失了。果然，后来傅雷很不正当地自杀了——这种自杀是对自然生命的背叛，是一种脆弱的表现，跟希特勒的自杀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实死亡是生命的另一个名字，生命包含了死亡，人一出生就注定是要死的。所谓“与死神搏斗”其实就是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没有什么不好，对死亡的恐惧才是不好的。大自然有灾难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对灾难屈服了，自己不努力接受挑战、克服困难，反而自虐式地乞求天神，请求莫须有的上帝饶恕自己那种莫须有的原罪，那才是不好的。所以中国“龙”文化的奥秘就是：只有“降龙”的人才能“成龙”——只有战胜了对死亡（生命）的恐惧，战胜了根本的脆弱，才能得到、体验到真正的生命——这也正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精神：一定要战胜命运，而最根本的命运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死亡跟生命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死亡的压力，如果一个人不会死，那么他的生命将毫无活力，他将会“死”气沉沉。所以，在还没有到必须死的情况下去选择自杀，那并不是不怕死，那是背叛生命也是背叛死亡。正确的态度是这样的：在通常情况下，就是要好好活着，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必须去争取活着；但是当死亡无可避免必须来到的时候，我就要欢迎它，要清醒地对面它，要仔细地品尝它，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大餐——简言之就是：准备死，争取活。这就是战胜命运、战胜死神的正确态度，只有这种态度、这种精神头，才能使一个人活得很健康，很有活力，很有创造性——这才真正叫“活着”——这是一个神圣的游戏：跟死神玩“捉迷藏”，千方百计躲避死神的追踪，实在藏不住的时候，还要拍一下死神的肩膀，吓吓它，死神被吓得一回头，于是大家彼此哈哈大笑。这就是参透生死的“禅”的精神，而“禅”正是中国文化精髓的精髓——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根源。“准备死，争取活”——红军长征就是靠着这个六字精神头取得胜利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能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真正的“人天合一”，什么是真正的“和谐”。长征精神就是能够指引人类走向解放，走向共产主义的精神。

谈到“准备死，争取活”，我自然就想到郎爸爸逼迫小郎朗的故事。郎爸爸问：你是选择回沈阳，还是吃药跳楼？小郎朗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把药拿过来，这说明小郎朗是个很有尊严的人，宁可死也不背叛生命的尊严，但这终究还是一种脆弱的表现，所以他的生命尊严立刻让他爆发出第二个反应：我既不回沈阳，也不去死，我为什么要死？我没有错！——这才是真正符合生命尊严的勇气——这不正是“准备死，争取活”的精神头吗？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最终导致郎朗展现出了这种精神头？就是那件事情——小郎朗被那位法西斯式的钢琴教师说成是“精神头象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很巧啊，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头也是“准备死，争取活”，毛泽东作为中国脊梁的代表，宁死不走反人性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去争取胜利。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探讨傅雷的自杀。傅雷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家里被搜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仅凭这两幅照片就给傅雷定罪，那肯定是不对的。但傅雷和当时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包括那些优秀的党员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就在于：尽管他们很真诚地欢迎新文化、欢迎新社会，尽管他们很真诚的想改造自己，但还是无法摆脱内心深处对旧文化、旧社会的留恋。新中国要面临一个几千年的文化大变革，这个变革实在是太大了，肯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肯定是要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的。知识分子要克服几千年的文化惯性，必然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挣扎过程，就好象孤身一人要突破千军万马的包围。毛泽东、鲁迅都坦言了自己曾经的那个痛苦过程，要成功突围是很不容易的，象毛泽东、鲁迅这样成功突围的人并不多，象傅雷这样最终失败的人是很多的。傅雷显然对自己灵魂的剖析还是不够深入的，他没有意识到、认识到他在内心深处、潜意识深处是留恋旧文化、旧社会的，他对旧文化、旧社会吃人本质的认识也不深刻。看看他培养出来的傅聪，旧文化的印迹很深。傅聪自己说：肖邦就是我的命运，肖邦的精神是跟李后主相通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了，他竟然对李后主那么情有独钟，这难道不就是在留恋旧中国吗？我不是说肖邦和李后主不值得人欣赏，但是你在那个兴奋的、热情的年代里，竟然那么沉迷于李后主的情感，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不过，傅雷、傅聪还是感觉到了毛泽东的那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毛泽东所代表的新文化和他们留恋的旧文化一直在他们的灵魂中较量着，最后因为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行径，终于还是让傅雷、傅聪偏向了旧文化。傅雷对毛泽东丧失信心，并不意味着他有意地偏向了蒋介石，偏向了资本主义，其实他是有意偏向了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正是东郭先生的祖宗啊，而东郭先生正是狼的帮凶，聪明的狼不急着吃东郭先生，而是很“慈善”地先把东郭先生当成一条好狗养起来，因为狼需要东郭先生去教育羔羊要温顺、听话，东郭先生正是吃人文化的维护者，正如毛泽东批评梁漱溟：你是杀人不见血！如果毛泽东真是封建暴君，那么梁漱溟早就脑袋搬家了，但是他现在还在美国象傅聪那样表达他对毛泽东的“宽容”。伯夷和叔齐几千年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太深了。伯夷和叔齐其实是很脆弱的人，最让人恶心的地方就是：他们最初是吃官饭的，后来不想吃官饭了，但是他们连基本的自食其力的能力都没有，竟然最后饿死了，我看他们不象是自杀，如果要自杀，为什么不痛快点？慢慢饿死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说：东郭先生一定是要作寄生虫的，一定是要靠狼养活的，离开了狼，他就活不下去，周武王跟毛泽东比起来，也可以说是狼。就算伯夷和叔齐是自杀的，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们那么反对暴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自杀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实施暴力，这就是对生命的犯罪。伯夷和叔齐很可能有这种天真的想法：想用自杀来劝说、感化世人。所以他们没有立刻自杀，而是逐步自杀的，先摆出一个自杀的姿态，但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世人并没有被他们感化，所以，最后他们彻底绝望了，并且有点恼羞成怒，于是自杀了。如果伯夷和叔齐是真正仁慈的人，那么既然知道自杀并不能感化世人，那么就应该好好活下去，继续劝说世人。其实他们是心虚了，知道自己彻底被击败了，他们最内在的生命告诉他们：你们错了。所以他们不能象小郎朗那样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我就不死！”但他们已经没有勇气来承认自己错了，所以他们很可能会“慈爱”地说：愿上帝宽恕这些可怜的人类。其实他们心底里埋藏着对人类的恨：人类是天生就有罪的贱种，而且人类还背叛了我的好意，我一定要在末日来审判来惩罚所有背叛我的人！我在这里用基督教的语言来描述伯夷和叔齐，就是要揭示：基督教的腐朽性早就包含在中国文化的糟粕里面了，作为《圣经》最后一章的《启示录》，充满了狭隘的愤怒和暴力，终于压抑不住了，终于丢开了“博爱”的假面具，表达了一种最大、最根本的邪恶：反人类、反生命——宣告人类生来就有罪，人类应该自我毁灭，如果一个人认同人类有罪、自己有罪，知道忏悔，并且进行自我虐待、自我毁灭，彻底背叛自己的生命，那么就可以进入天堂。这样的天堂难道不就是地狱吗？这种邪恶难道不是或多或少地包含在所有宗教之内吗？看看傅聪这句话吧：

“世界是这样的：真正的狮子只有几个，狮子是非常孤独的，大部份的是羔羊，还有一批豺狼；可怜的狮子总是被豺狼绊倒，豺狼本事，所有羔羊都偏向豺狼，狮子是无助的。”

傅聪的这句话是反人类的，充满了对人类的鄙视，他的口气就好象他是超出狮子、豺狼、羔羊之上的某种不是人的东西；其实他不过是豺狼手下的一条狗而已！

傅聪曾说自己弹琴的时候，就好象在“传教”。东郭先生的内心深处，总是认为自己是高于人类的救世主；但他们总是在表面上装出谦卑——准确地说，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在装，他们是自欺欺人，他们没有勇气照射自己灵魂的阴暗面，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救世主心态——他们是有贼心没贼胆。

所以说，象傅雷、傅聪这样的东郭先生，虽然似乎那样仁慈，然而却是凶暴的。而象毛泽东这样的人就象大海，虽然似乎那样凶暴，然而却是仁慈的。

总之，傅雷的自杀是不正当的，不管怎么解释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傅雷背叛了生命，是个懦夫。傅雷并非有意偏向于法西斯、资本主义，但他的这种行为在事实上就是在帮助狼，帮助法西斯，帮助资本主义。傅雷的这种自杀跟希特勒的自杀本质上是一样的；无非一个是东郭先生自杀，一个是狼自杀。东郭先生跟狼的区别就是：一个虐待自己，一个虐待他人——心理学已经揭示出：这两种虐待没有本质的区别。

不过，正因为傅雷失败了，正因为如此为他是脆弱的，而且很真诚地挣扎过，所以，傅雷是需要被同情的，特别是那种真诚，是不容亵渎的，傅雷的真诚正是某种生命尊严的体现。

那么象希特勒、蒋介石、林彪、江青这样的人是否值得同情？他们脆弱吗？他们有真诚吗？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的续篇详细探讨。这里顺便提一下：只有象毛泽东这样的人是最不需要被同情的，因为象毛泽东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强者，他已经拥有了内在的真正尊严和幸福，就算全世界人一致赞扬他一万年，也丝毫不能增加他内在的尊严和幸福；就算全世界人一致咒骂他一万年，也丝毫不能减少他内在的尊严和幸福。所以毛泽东是不值得同情的，他不希求任何人为他辩护，而任何的辱骂、指责对他来说不是某种伤害，反而是一种营养——毛泽东当然是最希望鲁迅这样的战士来指责他，因为这是一种善意的帮助；至于大小苍蝇们的辱骂，只能博得他哈哈一笑，放松放松精神。毛泽东这样的人被视为罪人、坏人，这是不奇怪的。人们通常说：坏人是要遭天谴的。所以说，几千年来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对“天”的背叛。而毛泽东就是敢于向“天”叫板，敢于说“与天奋斗”、“人定胜天”。难怪念念不忘“人天合一”的东郭先生会认为毛泽东是邪恶的，但东郭先生又无法抗拒毛泽东的那种特殊的魅力——这就是“叶公好龙”，东郭先生不理解：毛泽东正因为“降龙”而“成龙”——这才是真正的“人天合一”。东郭先生的确会害怕毛泽东，因为东郭先生认为死亡是悲惨的，而毛泽东却认为死亡并不悲惨，“害怕死亡”才是悲惨，毛泽东竟然这样说：就算地球毁灭了，宇宙依然存在，生命依然存在；对于世界末日，宗教认为是悲观的，而我认为应该乐观，人类灭亡了，会有一种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诞生。

那些奉行法西斯主义的狼常常说：人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强弱之分。狼喜欢别人说自己坏，喜欢别人恨自己。狼并非真正认为自己坏，只是他的善恶标准是这样的：强者就是好人，弱者就是坏人。所以你说他坏，你恨他，他会感到很光荣。但我想问问狼，问问希特勒：你能比毛泽东更“坏”吗？你们敢于亵渎你们心中的上帝吗？这是一个权力心理学：为了能让全人类成为你的奴才，你必须成为高于人类的上帝的首席奴才。马克思早已揭示：上帝是一个谎言，上帝无非是“资本（私有财产）”的神圣化的形象；其实是人创造了资本，是人创造了上帝——其实并无高于人类的上帝，关键是人类自己跪着。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因为大家都要抢那个“宝座”——资本的首席奴才。所以毛泽东是宁死不走反人性的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毛泽东绝对不会亵渎大地、亵渎人类，所以毛泽东一定要亵渎“资本”这个上帝，一定要“缚住苍龙”，所以说毛泽东的确比法西斯还“坏”。而且，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和失败，毛泽东始终是乐观的，绝不会有狼和东郭先生那样的反人类的态度，因为虽然人类曾经跪着，但是对命运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类迟早会成熟起来，坚强地站起来。应该指责人类过去的奴性和脆弱，否则人类不能进化；但是不应该指责人类从未停止过的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使人类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