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思玮：中国需要强国战略

中国需要强国战略

沈思玮

早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将国民财富解释为：“国家竞争力”，可见国民财富不是经济学家们的GDP，而是一国的综合国力。

自远古以来，无数的哲学家都指出：“节俭是一种美德”，而近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却不遗余力地鼓吹：“奢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是观之，经济学已误入歧途两百年矣。

一、东西方文化起源与近代中国的衰落

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苏格拉底的自由思想，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亚里斯多德（被尊为科学之父）的科学思想，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古希腊由于对于文化的自满以及对于科学的忽视，一次又一次地被野蛮民族所征服，就此走向近两千年的沉沦。西方世界也因此陷入了君主制、宗教迫害的双重灾难之中。

经历了数百年战乱以后，欧洲从古希腊文明中重新找回了民主、自由、科学、宪政的思想，步入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与古希腊文明不同的是，在大航海时代，欧洲社会对于科学给予空前的重视，并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其先驱人物弗兰西斯·培根以《新工具》重新奠定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随着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传播四方。与此同时，英国的清教徒革命使英国成了君主立宪国家。世界就此进入了欧洲主导的时代。

事实上，中国早在欧洲文化复兴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文化复兴，诸子百家流派纷呈。简要概括如下：

儒家：孔、孟为代表，以“仁”为核心，强调推己及人。以孟子“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为最高境界。

道家：老、庄为代表，以“有为有弗为，无为无弗为”为核心，强调“顺势而为”。以庄子“逍遥游”的自由为最高境界。

纵横家、兵家：鬼谷子、孙子为代表，以“兵者，诡道也”为核心，强调“上兵伐谋”，以孙子“自古知兵非好战”为最高境界。

法家：韩非子、商鞅为代表，强调“法、术、势”，以《商君书》为最高境界。

墨家：墨子为代表，强调“兼爱、非攻”，推崇民本与社会实践。重实践类似于西方的科学。

佛家：自南北朝传入我国，其核心为“虚空”，强调“有所知，有所不知，有所能，有所不能”，主张“无定见，无妄念”，以“自足、自觉”为最高境界。

从以上对比来看，东方文化无论从深度与广度都领先于西方文化，但近代东方却以落后而遭到西方的欺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与古希腊文明的衰落相似，东方社会的衰落在应用方面而非思想方面。在“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条件下，孟子的“王何必言利，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民”的不与民争利，尊重私人财产的“民本”思想变成了：民依附于官、士，官、士依附于王的层层依附关系，精华被阉割的儒家思想成为愚民的工具。法家与兵家的思想成为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玩弄权术的手段。于是，民众与科学同遭放逐，权力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追逐。“对于权力的垄断意味着对于一切的垄断”，信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企求，文化也从健康走向颓废，贞观以后中国文化持续衰落了两千年。以致，以日本这样自唐朝脱胎于中国文化的海岛小国，近现代竟然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国。不亦悲乎（养子欺凌亲子的悲哀）？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衰落由来已久，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自足，对于科学以及对于民众的漠视，与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异曲同工。

二、东方对西方的模仿与文化困境

从乾隆对英国使者的傲慢到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仅仅几十年时间。正如日本所遭遇的情况一样，中国这个睡狮终于不得不苏醒。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使得“百日维新”的先烈们成了民众眼中的“人血馒头”（伟大的悲壮啊！），几千年来官场的积习，使得“洋务运动”成了朝廷大员们的晋身阶梯。从民族自大走向民族自卑的中国成就了“甲午战争”日本“以弱胜强”的战争野心。而历次战争的赔款使得中国成为滋养盗贼的鱼肉，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振聋发聩地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睡狮终于苏醒。毫无疑问，“民主”与“科学”找对了中国落后的症结，但随后对于“科学”的忽略，注定了强国之路还很漫长。

近现代东西方社会的主要差异在于西方的“科学体系”以及东方的“玄学体系”，也是导致东方没落的根本原因。而东方的玄学体系则是由数千来统治阶级的长期强化而来，所谓皇帝“金口玉言”，实际上是士大夫阶层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编造的一种图腾。

“民主”与“科学”确实互为表里，民主是里，科学是表。但没有“科学”的“民主”显然不可能是好的民主。科学是什么呢？科学是斯宾塞的“经验主义”，是社会实践活动，是学者们在独立、执着、良知前提下一般的经验探索与思辨活动。

人类历史上有四种政治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贵族政治、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混合的制度。亚里斯多德认为：以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混合的制度为佳。因为纯粹民主政治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贵族会走向衰落，君主制度则很难避免暴政。实际上，当前世界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都是属于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混合的制度，差异非常小。但即使到目下之中国，“科学”精神非常缺乏。

西方的“科学”思想从亚里斯多德而来，经过培根奠定，到波伯证伪原理：“原理只能证伪不能证实”，再如萨谬尔森：“不能被证伪与证实的命题是无意义命题”等。反观目前之中国，如“房价长期上涨”就是无意义命题（长期是100年？30年？5年欤？）。再如某经济学家说“我敢打赌房价一定上涨”，那是信仰不是“科学”，“科学”抑或命题是论证出来的，不是打赌打出来的（经济学家不懂科学，多么可悲！）。现在中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学者”还少吗？

缺乏科学精神使得中国出现了十年的文革，发展的大好时机被错过，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讨论，是“科学”的一次回归。随后的“改革”与“开放”，引入了西方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另一次“科学”的洗礼，中国迎来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期，效法美国成了一种价值观，于是又陷入了绝对功利主义的陷阱。

三、西方文化的危机

科学与宗教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思想体系。科学其实也是一种信仰，认为人类的认知是无穷的，所有现在不能认知的自然，在未来都将被认知。而宗教则是认为人的认知是有限的，人必然被自然所主宰。其实这两者本质上没有分歧，一个重视终极的结果，一个重视现在的过程。

西方的科学体系是建立在人类的功利基础之上的，如果科学的发展总是能够按照人们所需要的那样快，并且地球有足够的原材料来支持这种发展，人类可以永生。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宗教――“科学教”。这是商业文化与绝对功利主义的思想前提。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将导致自然从有序到无序”，也就是不可能存在100%的循环经济，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终有用完的一天。再者，科学没有迹象，事实上也不可能总是适时出现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因为科学的发现是偶然的，于是人类必然面临着利益的冲突。打个比方：当你在火车卧铺上舒服地睡觉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舒服地在地上站了好长时间。怎么办？

回到亚当·斯密的时代中去吧！我们当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提高国家竞争力”，正如美国兰德研究所的结论：“未来二十年，世界各国的冲突将不会是宗教、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资源的冲突”。那么美国当前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然是指向这一目标，而中国那些乖乖地将美国奉为圭臬的经济学家们是不是在帮助美国达成其目标呢？

当然，我是从来不会把人想得这么不堪的，我想更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读书没读懂，被蒙蔽了，那么就请他们好好去读读书吧！学习是终身的嘛！不要苛责可怜而弱智的经济学家们。

四、当今世界格局

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以来，美国就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自由、民主、法制、科学的样板国家，美国200年来主张的自由经济思想深入人心，无疑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尽管如此，美国也有立国以后的对外扩张，以及对于土著居民的压迫。说明美国其实是一个战略立国的国家，谙熟“远交近攻”的兵家策略。

二战以后，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而扶持日本与德国的发展，引起了无数国家的羡慕与赞扬，而美国由于垄断了国际货币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却少为人所知。在日本、德国奇迹的效应下，拉美国家迫不及待地加入美国体系，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换来的是83年的拉美危机、92年的金融危机、97年的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金融危机。并导致拉美国家经济被美国所控制，于是，拉美国家走向全面反美。本质上，主导美国的“央格鲁――萨克逊”文化是投机立国的典范，发扬光大了大英帝国的强国战略。

1978年出台的“阻止穷国工业化以保持西方国家领先优势的‘布热金斯基原则’”，确立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使得国际原材料价格在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仅上涨了20%。

在拉美国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上佳表现，使“华盛顿共识”1990年出台，在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前提下，美国经济实现了向金融、信息、服务的转型，在1991年海湾战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条件下，美国经济泡沫达到高峰，实现了对于东亚等国的洗劫。与此同时，美国债台高筑，美元开始大幅度贬值，原材料开始大幅度走高。自2001年以来国际铜价上涨了400%。

无疑“华盛顿共识”是中国十多年来经济大幅增长的契机。但应该看到“华盛顿共识”本质是就近使用发展中国家资源，再通过金融掠夺的方式使这些国家陷入困境。

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情报局的联合操纵下，巴列维王朝在伊朗复辟。为了报答美国的大恩大德，巴列维王朝将伊朗的石油资源拱手相送，而置伊朗民众于绝对贫困。1979年，赫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在美国的支持下，伊拉克与伊朗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1991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昔日的美国的盟国伊拉克被美国痛打，科威特的原油就此装入美国的口袋。

九十年代后期，克林顿总统为1953年的事件向伊朗道歉，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立即宣布伊朗是“无赖国家”，并拒绝与伊朗的和解，必欲颠覆而后快。于是国际油价不断创出新高。美国本以为有伊拉克在手，国际油价的大幅度飚升只会损害别国利益，而不会损害了美国。可惜事与愿违，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再难挥洒自如。而油价的高涨使伊朗、俄罗斯的力量不断增强。美国不得不面临着自己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后果。

美国的扩张主义是当前西方文化的最大危机，而伊斯兰文化复兴阻断了美国扩张主义的步伐，使中国获得了调整的良好时机，但中国不能不做好准备。

五、中国的潜在危机

在资源有限的经济学世界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已经不可能。就象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熊来了谁跑得快？

笔者以为跑得最快的是俄罗斯与美国，跑得最慢的是中国。因为，俄罗斯是资源富余的国家，而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确保获得足够的资源。而中国每年25亿吨原煤的开采量，5亿千瓦的电力装机容量都可谓世界之最。而我们这么大的资源耗费是为了什么呢？增加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提高家庭的住房面积以提高能源耗费？为了GDP？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我国单单由煤炭燃烧所导致的污染就足以抵消GDP增长的一半，难道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毒死吗（太可怕了！）？

在“华盛顿共识”之下，中国被定位为一个低成本地区，世界加工业中心，中国将耗费巨大的资源，来获得GDP的增长，但中国很难获得利润。这还不算，美国虎视眈眈地瞅准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准备随时致命一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是致命一击的契机。

美国的一个智囊机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陷入绝对的贫困，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恶意。那么笔者的估计是：到2030年中国将会陷入内部资源耗尽，而外部资源无能力获得的悲惨处境。希望这仅仅是我们一种担忧，永远不要成为现实。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条件下，中国侥幸躲过了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随着2001年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仅2002年就上升了2000亿美元，等于以前外汇储备的总和，目前达到8700亿美元。表面上看，外汇储备的上升包括资本项目的流入，经常项目的顺差，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量的原材料高价进口，笔者的估计是中国经常项目基本不存在顺差，所有外汇储备的增长都是外资流入的结果。

在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下，中国货币供给急剧增加，信贷扩张，抑而不止。2003年以来的数次宏观调控，都是越控越热，今年第一季度新增投资已经占到全年计划投资的50%。钢铁、水泥、电解铝产能创出了天量的水平，产能闲置在40%的水平。而国内的房地产价格也远远超过了人们能承受的价格，经济泡沫化程度非常之高。笔者估计目前中国的泡沫经济程度大致上相当与日本1987年的水平。

在如此高的泡沫之下，如果现在不恰当应对，中国将面临比日本经济更为严重的后果。中日泡沫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日本在经济泡沫前后基尼系数（反映收入两极分化的经济指标）没有变化，但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中国可能陷入拉美化陷阱。笔者估计，如果目前情况得不到扭转，2010年中国将陷入金融危机之中。

六、中国的强国之路

在资源有限的经济学世界里，国民财富＝国家竞争力。中国当前唯一的追求应该就是：“强国”。中国的强国之路不是对外扩张，而是内部治理，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本质上东方文化是自足、自守的，而西方的文化是外向与扩张的。

实际上，从“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社会”、“先进性教育”、“八荣八耻”、“十一五规划”、“十六届五中全会”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与要求，奈何贯彻不下去。

如何贯彻下去呢？从中国的文化上找原因，政府官员们掩耳盗铃的作态该结束了。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的智慧从来不低于统治者，只是受制于传统文化沉默而已。鲁讯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事情不在前面解决，而非要在发生了再解决呢？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不重视人才，中国最大的欠缺是缺乏战略，中国最恶劣的事情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所以，中国需要向韩国学习以改造自己的文化。

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请从经济学家做起，经济学家至少应该建立学术档案制度，并接受公众的质疑，“公众人物接受社会监督”是西方保证科学公正性的最重要制度，媒体不要再去追捧那些明星“经济学家”了，好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规则是：“大人们需自律，小民需遵守规则”。如此则国家兴，否则国家将陷入动乱，几千年的历史无不如是。

我们遵守规则了，你们自律了吗？如果不能自律，全社会将没有人遵守规则。对谁有好处呢？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中国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