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视野

——农业经济主导下的历史进程

东方评议

观察从秦代开始的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有诸多相同的特征会在不同的朝代演绎。比如王朝的周期性更迭（3、4百年必然发生）、黄宗羲定律（累积莫返）、腐败由弱到强的演进等现象。这种不同朝代重复演绎某些共同特征的现象，可以认为是事物的一种复制。无论自然界或者是社会领域，凡出现这种复制现象，总是能够被一种哲理解释：事物运行的过程和结果表现出“复制”特征，其原因必然是下述两种可能中的一种：一是外在的稳定条件成为一种规制所致。比如水流经同样的河岸只能出现同样的转弯；火车在固定的轨道上行走只能到达铁轨铺到的城市；气温达到零下温度河水就会结冰，等等。二是事物运作遵循统一的内在规律所致。比如空气动力原理是不同飞机起飞的内因；不同用途汽油的燃烧都是满足了该种汽油的燃烧条件，等等。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存在“复制”现象，就证明一个道理：“在上述两种可能性中最少存在一种发挥着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机制的表现的是强是弱，那是由复制结果的规律性是否明确来表达的。

为认识历史现象，我们提出一种简洁的方法——就是“将整个封建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王朝的兴衰过程中抽离共同特征，然后将主要的共同特征放进由政治、文化、经济组成的三维坐标框架中进行分析，进而构筑一种自洽逻辑解释问题。

一、第一维坐标——农业经济：人地关系主导的发展周期

其一，人地耦合关系形成的三个决定性机制——

考察历史上人口数量和土地耕种面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有三个重要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第一，人口数量对国民经济的决定机制】——

假定每个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精力和体力限度内平均可耕种的最大土地面积为K。则任何年度的农产品都存在产出上限数量P，其数值正比于劳动者数量的乘积M，可用等式P=K·M表示。在上述等式中，当土地的数量是无限制供给的时候，人口数量就成为农业经济的主要控制因素。这种情况下，强国往往就是人口大国的同义语。只有在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才能拥有雄厚的国家财政，也才能养的起军队。

【第二，自然条件对固有耕地面积的决定机制】——

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耕地，而中国疆域内适于耕作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川陕、黄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主要产粮区远离边疆，所以各王朝版图的变化对农产品数量的变化影响较小。而且，中国大陆的西部是沙漠、北部是草场，这些地域划入或划出版图，对可耕种面积的增减影响并不明显。这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是以几大固有产粮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这个自然条件的决定性表现为可耕地面积存在上限。有资料显示，西汉末年中国有可耕地8.27亿亩（百科全书数据），到明洪武26年有地8.57亿亩（百科全书数据）。也就是说近两千年年间，中国的土地几乎没有增加。这个现象说明——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疆域内存在一个最大的农田耕作面积，我们称之为固有耕地面积，这个面积依据不同的史料记载大约是8～9亿亩。

形成固有耕地面积的原因是——在古代技术条件的支持下，自然地理条件是在古代耕地数量的第一限制条件。主要产粮区的土地处于平原地区，开发比较容易（比如利于水利建设）。易开发土地利用饱和后，新增土地面积只能从那些较难开发的资源中寻找。而这些土地变为良田的投入成本较大，在固有的耕作技术条件下会存在一个阀限——投入开垦土地的回报不足以维持其再生产需要的下限时，开垦土地将不能持续。

【第三，技术进步对农产品总量的决定机制】——

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产品数量的决定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耕地面积增加受控于技术进步——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今天中国18亿亩土地的保有量是古代社会的2倍多，这应该是一种潜在的土地资源。在人口不过亿的两千年历史演进中，这样的资源拥有量完全可以保证每个中国人丰衣足食地生活下去。为什么古代人常常处于无法温饱的状态而不作开发呢？问题的解释是——今天18亿亩土地（农业学大寨时代超过这个数量）的保有量，是现代农业技术支持的结果。如果回到古代没有地下水利用技术，没有现代水利工程和农业机械，没有化肥生产和施用技术，可耕地面积将只能维持8、9亿亩的水平。新增耕地面积是一个严重依赖技术进步的增加项，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一个指标。有效的新增土地面积，几乎都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二是单产提高速度受控于技术进步——在遗传学、生物学知识不发达的古代，提高产量的技术进步也不会或者很少会影响到一个王朝的生产力。单产数值的提高，除了既有土地的产量提高增加农产品总量之外，还可使得土地开发效率有所提高。因为产量提高意味着新增土地对开发投入的回报效率提高，由此扩充了潜在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一些荒地可能由于这样的原因而成为耕地。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单产数在很长一个时代，都徘徊在140斤左右。到明代开始增加到接近200斤，清代达到了近400斤的水平。而可耕种土地面积也是随着这个增加量而增加的。

其二，人地耦合关系的理论表述——

古代中国的土地数量与人口的关系有两种状态：一是人口数量较少时，比如大多数王朝初建时期，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可耕种土地处于剩余状态，农产品总量受制于农业人口的数量。秦、汉时代都曾经实行过受田制，就是由国家将掌握的剩余土地按照一定数量（百亩）交给农户耕种。二是，当耕种面积达到固有耕地面积之后，人口的继续增长就不再带来农产品数量的增长，因为可耕土地已经被全部有效利用了。

所谓人地耦合关系是指——人口数量和土地耕种面积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对应关系。在固有土地数量没有开发完成的前一种状态，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剩余土地的开发利用，土地利用率逐渐提高，人口数量与耕种面积同步增长造成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在固有土地开发完成的后一种状态，人口的增长将不再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时，人口数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整体经济由此开始进入停滞期。当人口数量增加到突破了社会控制能力的临界点之后，土地无法附载的人口将会以战争的方式予以消灭，由此维护了一种以可耕土地数量为内在因素的人口数量的波动。两千年来，土地和人口所处的这种动态平衡，就是人地耦合关系。

我们将农产品数量受制于人力资源的前一种人地关系称做宽松耦合。而将耕地面积决定农产品数量的后一种情况称作人地关系的紧张耦合。这种一张一弛的耦合关系，就是中国朝代更迭的内在机制，是治乱周期存在的主要构成条件和促变因素。

其三，人地耦合关系决定的王朝兴衰周期——

由人地耦合关系决定的王朝兴衰，可以描述为一个四阶段的周期：

【第一阶段，屯蒙初起】——

一个朝代灭亡，往往要经历一个群雄并起的割据局面。经过大大小小几十、数百次战争的洗礼，一支具有军事、文化、经济、政治实力的军队会逐渐成为强势的统治集团。然后由这个强势的集团建立中央政权，逐渐扫清宇内割据势力。通过战争方式确立一个新王朝的历史演进方式，会产生一个直接结果——人口被大量地消灭。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个朝代初期的时候，人口数量的统计值都严重地少于上一个朝代的末期。此时，统治集团为了发展经济，大都实行了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的政策。这个时代处于宽松的人地耦合状态。

【第二阶段，大有中天】——

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人口繁衍速度会加快，就会进入人地耦合关系由宽松向紧张过渡的临界状态。此时，由于固有耕地的利用率达到了最大值，农产品的产出往往大于人口的需求。特别是遭遇丰年，会出现谷贱伤农的说法。这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大幅度地增加，社会经济处于繁荣期。之后的一段时间，财富不断积累使得王朝进入了鼎盛期。中国完整演绎的王朝都有这样的繁荣期，如汉之文景、唐之开元、明之仁宣，清之康乾，都是这样一个相对富足的阶段。这个时期一般是朝代建立的50～100年。如果当政的皇帝没有在声色犬马中过早地殒命，来得及作些象样的政绩，就会形成千古盛世的故事（比如开元盛世）。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步进展，收入颇丰的盛世景象，往往助长人们奢靡的消费心态。特别是新王朝的官员，收入和积累有了明显增加，就会开工庄园之类的建设，由此开始形成了对手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经济繁荣的景象会扩展到手工业、娱乐业，社会的承平景象进一步延伸。而国家财政处于最宽裕的阶段。由此也导致为了完善统治系统开支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第三阶段，大过式微】——

社会繁荣会产生一个附产品——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对人口增加的速度问题，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唐武德初到唐开元末期的120年间，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逼近了6000万的水平。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生理、文化、经济、制度条件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规范的增长速度。这预示着所有王朝只要经历3、4百年时间，人口数量都可以增加4～6倍。

从每个农户的角度看，一个5口之家经历3、4百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数量会达到20～30人。当初可以维持一家温饱的土地数量，将被人口数量摊薄。按照古代社会的生活图景，所谓温饱就是指农家——五十岁的人可以穿绸，七十岁的人吃肉，其余家庭成员粗茶淡饭吃饱。随着人口增加，每户可利用的土地数量会有一定的增加，但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增加量是十分有限的。对于中国人“人丁兴旺”的文化追求而言，多生意味着多福。这样的人口增长事态，导致人地耦合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固有土地数量均摊下来，每个人的活命田数量接近了无法维持生活的状态。脆弱的经济导致每个农户积累的剩余不足以应付自然灾害和疾病。一旦发生天灾和疾病，就会出现大量的出卖土地的农民。这时，社会的繁荣景象将不再延续，一个社会将出现盛衰的明显拐点。

一个王朝盛衰的起点是出现粮价主导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信号，是时代行将结束的重要标志。这种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有四：

第一，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这个基本物资短缺，由此推动物价的持续上升。这个上升过程有一个持续加速的过程。

第二，是由于人均耕地的减少会导致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的出现。当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比例失衡的时候，正是一个社会进入衰退状态的时候。

第三，权贵集团人口数量的膨胀。包括皇亲国戚、官僚贵族、巨商豪富，他们超量的物资消耗，将导致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物资的涨价。这时的非农业人口看作是通过市场方式，专为贵族，富人提供服务的从业者。

第四，农业生产者由于生产资料的人均数值减少，而导致劳动价格的降低。特别是土地兼并之后，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成为劳动力，使得劳动价格一再降低。农业劳动者中最好的情况是自耕农们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弥补了由于人均产出粮食减少导致的收入减少。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人口增加较少的家庭，绝大多数正常生育的家庭将会处于劳动价格下降的状态。

通货膨胀将直接导致多种结果，核心的结果有二：其一，由于物质短缺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家财政日渐困难，这是每个王朝税收无序增加的根本原因。由此加速了农民是贫困化，农民沦为赤贫人口将为推翻旧王朝准备必要的人力条件。其二是腐败盛行。官员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利用权力变现维持生活，由此导致政治的黑暗。

如果按照人均4亩土地可得温饱的需要计算，中国8亿亩土地可以养活2亿人。为什么历史上只能养活6000～8000万人左右，要是人口数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产生社会动荡以至动乱呢？答案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从废除井田制，以及汉代的永业田制度之后，基本上就是自由主义经济。这种经济模式背后的分配制度，是导致供养人口效率低下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贵族和富人们酒肉臭的消费方式，是导致路有冻死鬼的原因。与自由主义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相对照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土地面积、单产都与清朝相当的条件下，按照毛泽东的票据供应措施，曾经养活了6亿多人口，这又是“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最优资源配置方式的一个具体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那些论证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本就是一堆垃圾，而无法称之为学术。

当农产品产出紧缺的时候，土地也会随着物价的涨升而成为稀缺资源，这导致土地开始以各种方式兼并。土地兼并有一个规律——在王朝初期往往地价昂贵，流转也不快。随着农民人口的增加，物价的上涨使得农民陷入了越贫困，抵御自然能力越差的境地。每遇自然灾害，这些人就会拿唯一的土地换钱维持自己的眼前生活。同时兼并后的土地，提供了雇农耕种的模式，又成为了土地出卖方出卖土地的一个心理依托。这时土地兼并过程将加快，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农业无产阶级的出现（流民）。

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客观存在，直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分配不均导致了资源效率的低下。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又导致了新的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又导致赤贫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这种恶性循环，就是自由主义必然的结果。

【第四个阶段，济既坏灭】——

农产品总量的限制条件，决定了当时技术条件下，土地所能附载的人口数量存在上限。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固有土地面积约8～9亿亩，可以养活的人口数量上限在6～8千万人之间。当一个朝代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了6千万以上，社会的正常秩序将无法维持，战乱将如期而来。战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流民遍地。这些流民是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而消灭人口的战乱之所以会出现，直接的动因是人的潜意识中，存在着对过剩人口的仇视。明末起义军的张宪宗就公开认为自己所负的天意就是杀人。

这个条件一直延续到明末有了改观，因为明末战争发生的时候，人口达到了一亿两千万。也就是说一直延续到宋朝末年的这个规律有了大的变化。这是不是说人地耦合关系失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由于几个原因导致了人口的成倍增长：其一，朱元璋屠杀功臣导致统治集团繁衍速度降低。人口繁育是一个自然规律，遵循时间为轴的指数增长律。贵族们丰衣足食、妻妾成群的相同条件下，繁衍速度会严重依赖于初始值，朱元璋大杀功臣的作用就是降低了初始值。再有朱棣夺位导致了又一次清洗，功臣集团的人口数量严重减少。朱家王朝财政消耗增长速度降低，导致王朝覆灭的通货膨胀减慢。历史上通认的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建文帝臣强主弱的政治威胁。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朱元璋在内心感觉到了功臣集团的庞大的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屠杀功臣就成了延续朱家王朝统治寿命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与朱元璋的节俭行为有着一致的内在原因。其次，资本主义萌芽初起，使得统治集团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有所偏离。第三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粮食市场，使得粮食的利用效率提高。第四，耕作技术有了一个进展。但这些社会进步因素依然没有触及核心问题，人地紧张耦合的状态有所缓解，但是无法消除。当人口增加到一亿两千万的时候，动乱还是如期地发生了。

这些从明朝开始的措施，在清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重要的发展有四个方面：一是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耕地面积有了增加。比较著名的几次移民是——粤、闽等地向台湾各岛屿移民；闯关东进入东北；走西口，进入河套地区；陕西人民移居新疆。还有就是清朝的时候引进了高产作物玉米、番薯。这些作物适于山地耕种。所以。导致了农民大量地向山区迁徙。比如秦岭、大巴山区、湘西、赣南山区等土地开发。这些迁徙开发了大量土地，使得人地关系得以缓解。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清朝土地的资料，估算的清朝土地数量9～14亿亩（不同学者不同见解）。总之，土地数量是增加了。二是耕作技术有了进步。平均亩产达到了400斤左近，相当于原来亩产的两倍。三是，清朝版图相对于前期明朝要大，统计的人口数量将这部分疆域内的人口计算在内增加了总人口数量。第四，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口粮食。

这时就有了一个疑问——即使按照最大估算值14亿亩土地的规模，就能养活当时的4亿人吗？按照8亿亩土地养活6千万人的水平同比例推算，14亿亩土地最多养活一亿人左右，再加上亩产提高了2倍也就是2亿人左右。为什么太平天国是在四亿人以上的时代才开始发动的呢？确切的原因是——清朝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西方工业革命不仅造就来了坚船利炮，还造就了强大的运输体系。在马可波罗向西方介绍中国之后的这一百多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形成了巨大的广告效应，使得中国产品，特别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国内的这些产业随着西方人的强大运输体系的形成而壮大。由此，使得中国的一大批手工业匠人组织成了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西方的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西方的现代化，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可以说，康乾盛世实际上就是一个依托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盛世。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使得官僚体系对农业经济的依赖减少。官僚体系不再单一地靠盘剥农民维持，这使得贫困化的演进速度降低。这相当于是维持了一个相对平均化的粮食供给制度。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清朝的人口问题——按照14亿亩土地，单产400斤计算，4亿5千万人计算，则人均占有粮食1400斤。即使是按照9亿亩土地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800斤的粮食拥有量。这样的粮食产量养活当时的中国人是绰绰有余的。就是按照8亿亩土地400斤的产量计算，养活四亿人也是可以的。只要减轻两极分化的程度，中国的土地资源养活当时的人口数量的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清末民初以及日本侵略，相对于其它几个朝代更替过程中人口巨幅减少的现实，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减少。是因为五千万人的人口损失规模，对于战争而言是一个大数，但相对于当时四亿人口的总数也是一个较小的比例，这是中国人口没有再次从零起步的主要原因。再者，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有了不同于历史上的饥饿时代，有了初起的工业文明。因而人口增加导致的人对人、人对社会的极端仇视情绪并不强烈。而且清末民初的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都是先进文化对旧文化的战争，而不是少数民族落后文化对中原文明的侵扰。尤其是当时中华民族有了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思潮，使得文明和正义占据了上风，有组织的屠杀成为了历史。而国民党的败退，甚至可以看作是其军纪不整、肆意屠杀的一种历史罪业的报应。所以，说共产党的军队是当时新文化的代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其四，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一般解释——

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实际上也是一种经济危机，只是这种危机与工业化之后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有了明显的差别：

a）周期的性质不同——朝代更迭是一个分配制度与自然条件相结合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的危机则是由纯粹的分配机制导致的危机。

b）周期的长度不同——相较于工业社会经济危机数年、十数年的演进历程，农业社会的经济危机往往需要3、4百年为周期。

c）危机危害的惨烈程度不同——相较于资本主义限于经济损失的危机，这是一场数百、上千万人的身家性命以及巨大战争破坏的损失。

由于其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危机，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缺乏明确计划性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阶段特征相类似。由此造成了中国盛衰交替的历史进程，每当到达一个强盛点，财富就会流失。对此，斯密也有过同样的看法——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有一种沉重的遗憾，如果没有这种周期性的危机，中国的财富将甲天下。假如马克思主义的阳光早几千年照耀东方，今天的中国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发达国家。认识了这个规律，中国社会就此走出周期律的制约将不再是梦想。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就不必遗憾于马克思未及研究“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往事。因为，这个问题作这样的解释，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自外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独立系统，其运行过程所遵循的规律，已然内涵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中了。所以小亚细亚模式，不是一个例外中的例外。

 三、第三维坐标——封建文化：导致统治合理性流失

所谓统治的合理性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同。仔细分析命题可知，认同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认同，也就是利益认同——接受统治的前提是被统治的人们对这种统治存在经济上的预期和实惠。也就是人们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为了过上好日子才能认同一种统治。分析“经济认同”可以知道，两极分化是经济认同的负极，而绝对的平等是其正极。当社会的分配秩序停滞在两个极端的时候，都是存在问题的时候。处于负极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没有经济预期，甚至存在负的经济预期。这就是不认同状态。经济不认同状态将导致反对、暴动、冲突。而处于正极的状态，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消失。这两极状态都不是经济发展的合理状态，科学的经济认同是这样一条定律——避免两极分化前提下的差异化，而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建立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包括三个子项：政治方法、政治过程与政治结果的认同。所谓政治方法的认同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手段的认同，一般而言，认同仁政反对暴政；认同民主反对独裁。政治过程的认同就是统治方法从实施到终止的这个时间段内统治者言行、步骤、策略、文化、宣传等特征的认同。这个认同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表现在不能规范地进行描述，是一种严重依托于个人素质、人格风范、处事规则的因素。因而这里面既包含对统治效率的认同，也可能包含是对统治特征的认同。比如，具有逢凶化吉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会被人为是天命所归而获得公众认同（曹操天命在我，其耐我何的狂妄就是多次逢凶化吉之后的自信）。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雪》在重庆的轰动，对民心，特别是文化人的人心征服，可能要远远地胜过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政治结果的认同就是对统治者政绩的认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结果如战争胜负、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社会正义、官吏清廉等都是一种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被当时代的民众充分认同甚至神化，就是因为其具有百战不殆的战绩。而清朝政府之所以不被认同最后被推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甲午海战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北京。俄国之所以爆发十月革命，日俄战争失败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三是文化认同，其核心就是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又可以包括民族认同、风俗认同、血缘认同等内容。文化的先进性，本质上也是文化认同的内容之一。

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认同，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存在着相互的影响。其中文化认同是其它两种认同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其它两种认同最终又要通过文化认同的方式予以表达。这里专门分析三者相互关系表现出的两个重要特征：

【特征一：文化作为统治合理性的表达】——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专制性，从秦始皇开始就不许异端邪说。文字亦能获罪，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文字狱案例。从技术角度看，专制文化的起因在于两个条件——历史悠久与史实记录完整。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往往是没有这样类似条件或者历史包袱导致的结果，因而可以建立一种简单的政治体制。而相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形成的惨烈记忆，大都转变成了一种政治智慧，使得政治的复杂程度大于西方民族的操作系统，所以西方制度在五四精神（泛指辛亥革命前一直到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引进是以失败告终的。孙中山学习华盛顿甚至超越华盛顿的禅让之举，没有带来中华民族的民主和进步，而是带来了旧文化的复辟。护国战争之后有导致了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的局面。对此，蒋介石在《中国革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是失败了，实际上共产党也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将其称为旧民主，这里“旧”的含义就是照搬西方民主的等义语。此后国共之间的内战，也是这次民主实践的结果。

继续我们的话题，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帝王基业如何才能万世传承”成为大多数统治者一个魂梦萦绕的核心议题。任何人如果怀揣这样的问题探询历史，都会得出一种相同的认识——历史上的所有动乱源，都源自于思想的纷乱。中国历史演进中诸多的范例，给这种判断提供的史实支持——社会动乱的产生与酝酿，几乎都会经历一个思潮汹涌的前奏期。榜议丛生导致朝代灭亡，这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用规范的语言描述就是——社会动乱与文化表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民众对统治者政治、经济认同结果最终会用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表达。由于时代局限，当时的人们不能清晰地理解“榜议丛生”实际上是经济、政治不被认同的表现，也就不能懂得解决统治合理性流失问题的科学方法。面对这种局面，封建统治者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都是抑制言论，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民国的莫谈国事都是纠治统治合理性流失的方法和企图。

从文化与统治合理性的关系，人们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追求政治稳定，必须建立主流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官方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统治合理性的核心内容——价值认同。这里的价值，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其内容也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要获得大众的文化认同，文化本身也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问题是——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客观上没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这就有可能产生思想、文化与现实的某种偏离。对这种偏离往往产生两种评价：一是认为离经叛道，予以钳制。封建统治者大多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在统治者看来，钳制言论就是对社会变乱的第一个环节进行了有效控制。而这种形式的控制就是文化的专制。为了求得千秋万岁的王朝统治，避免文化、文化人的离经叛道，是一个低成本的、有效的方法。所以，文化的专制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逆用。甚至可以说，文化专制实际是一种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的形式化表达，是平息社会变乱经验的历史传承，是一种被各种文化信息刻画的权术技巧，还是一种古代智慧的有效表达。二是认为应该予以宽容，任其发展。这就可能为新生的科学理论提供生长的机会。可惜的是中国文化成熟的太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免疫系统，这就预示着发展的可能性较小了。

将文化专制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这依然是一个惯性延续着的传统做法，历代统治者都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开科取士、还是设置言官，都是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采取的措施。问题核心在于——从韩非提出焚书坑儒（李斯实行），中国的专制文化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因为文化专制而逃脱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基业千秋万代的梦想，总是被3、4百年颠复一个王朝的铁的节奏所打破。这就说明——依靠文化专制不可能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问，为什么专制文化不能使皇权传承千秋万世呢？答案是——文化认同不是王朝更迭的唯一原因。所以文化专制，只是一个从局部理解问题、得出结论的做法。也就是说，这种钳制言论的做法是一个治标不能治本的做法。统治合理性的完全式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三维统一体。统治的合法性源于文化的认同、政治认同和利益关系的认同，单靠文化的钳制不能获得文化的认同。

相反，文化专制却可能是一个王朝的政治认同豁然倒塌的重要技术前提。这个观点的形象描述是——专制文化氛围好象是一个戏园，维护单一的文化好比是用强力抑制了杂音。这种做法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一个特定的条件下，保证所有观众专注于戏台一个方向。但这种状态也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状态，只要有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也会引起全场观众关注点的瞬间转向。如果我们将这种关注看作是对一个政权的政治认同，转向着意味着背叛。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说出千条万条，但这种猝然的政治认同坍塌是重要的原因。所以靠强力维持一个低熵态的肃静空间，这在统治者看来最稳定的状态。但这却是一个最危险的状态，这在自然界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低熵态，这种状态是孤立的、无法长久的，是需要付出很大能量维持的一种状态。由于这种维持成本越来越高，总有付不起的一天，那时就必将发生突然性的认同流失。

相反，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在表达的基础上形成主流意见，依据主流意见制定施政纲领，这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之一，也是民主的全部要义。各种意见可以共存的状态就是多点支持的社会，这反而是一个高熵态的、稳定的社会形态。这个过程关键的是建立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和利益认同，建立了这些认同之后，文化认同就容易的多。而建立文化认同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强势竞争的过程。这就好比野草，在野外竞争环境中形成的生命力要优越于在人工环境中生长的庄稼。马克思主义只要是科学，就应该具有野草的生命力，可以战胜任何伪饰下的庄稼，如果被别的什么学说战败了，就不能说是科学，那么坚持这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定信心，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成为一种主流思想。

王朝更迭可以看作是政治认同的流失，这个过程的反复导致了文化专制主义。而文化专制将熄灭民族的创造性，也就提不出有创意的新得文化版本，旧有的文化系统上无法长出新的政治制度，必然复制旧的王朝，这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形成的一个死循环。文化传承和延续没有一次大的类似文艺复兴一样的改良，中国社会将在总体上延续旧有制度，换汤不换药而已。好在五四运动是一次大的文化改良运动，中国才走出了这个文化规制。但是这个规制离开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的身上依然延续着传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怎么办呢？留待仁人志士们指教。

【其二，文化作为经济、政治认同的基础】——

中国社会管理的范围如此之广，导致了官僚体系层级过多，这是组织制度设置的必然，由此建立等级观念原本无可厚非。如果等级观念仅仅限于社会组织，并且仅仅成为一种职业分工，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其向着文化的方向扩展进而成为文化基因，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当等级制观念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时，甚至将非官员的普通社会成员、职业分工也划出了“三教九流”的不同成分，这是中国社会的特色，这个特色本身就是一种“吃人”文化。森严等级获得文化的解释和支持，成为儒家学说的人际伦理关系，是儒家文化的糟粕，是奴隶制留给文化的一抹黑暗的彩色。其对社会的影响是——文化成为一种绳索，将全社会所有的人捆绑在预设的等级框架之内，成为分配、消费、身份、人格的标志。而等级的框架导致了人群的经济利益分化必然产生。这时，文化就是维护等级存在的前提。

等级制的社会效用，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当社会成员是公平的时候，就好比一根平躺在水面的标尺，每一个截面都承受着相同的压力，这个状态的最稳定的。但如果将标尺竖起来，就会产生一个效应——为了让上面的一节浮出水平面，就会又很多节沉入水下。如果沉入水下的深度代表下层民众的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指数，那么，这个标尺的刻度越多，需要沉入水面的深度越深。这样的社会就必然存在经济认同、政治认同的难度。中国的地域面积广大，是等级众多的（比如九品中正制）基础，代表着社会框架强制的两极分化倾向。这可以看作是由文化制造的经济分级，等级制的消费消除了社会财富分配的随机性，形成了下层消费永远处于贫困状态的现实。也固定了消费者的数量和族群，下层消费者进行上层消费品的消费被认为是僭越，最少会被认为是道德上的不安分者而被排斥。儒家学说所建立的长幼尊卑的制度，内涵分配方式、家庭关系、社会组织方式等规范。不能解放人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人性的，这已经被五四时期的学者批判的鞭斥。这种等级制的标尺过高，是阻塞组织信息传递的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这样的标高促使人们不再想着依靠协商、信息联系、讲道理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揭竿而起的起义。这样的反抗有着激烈和重大的毁坏，这是下层百姓沉入水地太长、太深的缘故。反抗的激烈程度，大概会正比于这个标高。也就是等级的分级越多，就代表着文化性的分化程度越强烈。这就必然导致经济认同的消失。

当执政者不能占有文化的制高点，使得其统治的合理性得不到民众的认同时，就是合理性流失。由于普通民众的社会性使然，也拥有相当程度的文化理性追求。统治者的价值（包括表达的价值与践行的价值）不具有先进性，就造成统治者理性价值表达的障碍和民众对其认同的障碍。当文化价值不被大众认同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榜议丛生。所有封建王朝的统治末期，都是榜议丛生的时代。执政集团的利益化，会直接产生对义理的排斥作用——由此导致贪婪、享乐、物欲横流。所谓义理就是一种对个人欲望的制约，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过程，就是对理性的追逐过程。

 
四、现象透视——历代王朝共同特征通解

这里我们试用三维坐标的分析方法给出几种历史现象的解释(限于篇幅，只列分析结论)。这里的历史现象不指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事件。

【解释一：王朝覆灭】——

正常情况下，每三百年左右就会更换一个朝代（汉、唐、宋、明、清等），再加上秦、隋、元、民国四个短命王朝，从秦到民国已有了十多次王朝更迭的经历。我们试着解释这个现象。

王朝更迭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宿命，是中国哲学体系中有生必有灭观念的一种社会表现形式。翻阅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常被其中强烈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所感染。照这种观点看来，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某种必然性在发挥着作用。但是这种必然性是什么呢？其中没有答案。而实际上，这种规定性就是自然资源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历史演进规律的客观存在，是历史现象一致性的内因，而自然环境的外在作用是农业社会发展结果一致性的外因。除去民族融合产生的动乱外，其它朝代历史的演进，无一例外地受制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有了三维坐标的认识方法，再看王朝更迭之所以发生，理解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玄妙的感觉，更不会去崇拜不可知的天意，而会将其看作是一个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客观规律演进的结果。

穿过现象本身来分析历史演进，结论性的描述是——旧朝代的统治合理性流失了，就会产生一场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社会动乱，最后形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由此推翻一个旧王朝，又由于文化和统治经验的沿用，继续复制一个新王朝。新王朝针对旧王朝的弊政，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达到繁荣状态（可能出现盛世）。但不管新王朝强大到何种程度，就是一个伟大的盛世，依旧免不了走向衰退的命运。衰退到一定的程度，国家重新陷入战争形态——由此形成一种治乱循环的结果。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著名谈话，让现代人习惯地将这种周期性的治乱循环称作“黄炎培周期律（率）”。

治乱相间的历史，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的富裕程度上徘徊，而没有聚集起向上冲击的能量。因而没有创造出更加高级的文明形态。究其原因是黄炎培周期律象一个铁制的紧箍，束缚了中国文明前景的脚步。这里将王朝覆灭现象进行三维坐标的系统分析可知：

经济因素——农业经济的人地关系发展到紧约束状态，由于土地无法附载人口，出现了相对剩余人口，这些人就是俗称的流民。这些流民的概念我们无法真实地想象，往往联想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农民工。由于经济因素是基本作用因素，由此导致的结果在封建时代的分配体制下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纵观数千年历史，只有毛泽东时代懂得了解决方法。票证供应、发展工业、计划生育，这些创举都具有历史意义，都是可以与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甚至儒学的价值相比较。这些被毛泽东自称为秦始皇式的作为，是真正能够将中国带离治乱循环的伟大创造。仅描述其历史影响，这些举措可能远远地大于前面列举的几项文明形式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跳脱历史周期律的有意识的尝试，而后者仅仅是一种历史遗迹。

政治因素：单是流民的出现，还不足于使得一个王朝灭亡。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有了善治，形成强大的社会控制力，社会也会稳定到一个动态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从秦到清发生动乱时点的人口数量（数据略）一直在增加，这是社会控制能力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增长的一种标志。产生动乱是治安恶化与控制能力两个因素动态平衡的结果。用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关系——发达国家警察与黑社会的高效率对恃。警察可以看作的社会稳定的能力，而黑社会本质上就可以看作是流民形态的一种高级化和组织化。因为，黑社会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强烈两极分化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由于发达国家极强的社会控制能力，导致动乱（包括骚乱）与治理之间进行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交互升级。这种不断升级会产生一个结果是——任何新的针对社会不公性质的反抗行为，只要处于酝酿阶段，都是稚嫩的，其动摇社会的能力、自身的组织程度、策略的运用程度与既有的社会治理能力（升级到了很高水平）相抗衡，其水平处于初级的、个体的（或小集团）的无效形式。西方国家法律体系严密而高效，是由于其社会形态的需求造就的一种现实。这种高效法律将不公平社会客观存在的斗争扭曲成了贫民窟与富人区并存的社会。而这种社会维持稳定的技术手段除了高效的法制以外，就是维持一定的让所有穷人活下去的公共制度。这种存在扭曲的社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不和谐现象。当西方资产阶级政权不断地干涉别人的人权的时候，需要的是首先关心自身的人权状态——社会不公平导致的社会撕裂。在任何意义上说，不公平就是一种最大的人权侵害。可见选举民主这种形式不能导致真正的公平——有人认为选举民主能够保证大众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与现实不符的论证。还有人认为中国只要向这些国家一样建立严密的法制体系，就会达到法制社会的理想境界。这其实也是一种幻想——没有类似的现实条件，没有教习相长警匪决斗环境，条文堆砌往往不可能产生法制社会，而是流于理想化。所以真正理想意义上的善治，大概就是象贞观之治一类的“人治”，而不是法制。这里的“人治”是指对人的思想进行治理——灌输积极向上的文化，教化民众。这是最有效率和最实用，也最廉价的治理方式，“八荣八耻”该是这样一类形式的善治理念吧。问题是封建社会的治理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掉链子，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根本原因是——社会控制能力在持续地衰退，而不是增加，没有表现出今天发达国家一样的教习相长的社会控制能力。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控制能力持续地衰减的四个原因中，利益机制对组织机制的替代是影响最大的原因。所有社会成员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地方诸侯、权臣首要维护自身利益也不列外，最终的结果就是出现割据形式的社会分裂。社会控制能力衰弱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职业风气表现的垂暮昏暗。用明朝灭亡的历史说明这个问题——整个明王朝对付李自成的农民军（流寇），无论是国家的军队、财力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最终却由于没人真正救援北京而灭亡。这个结果的形成，是由于利益机制替代组织机制导致的结果。而利益机制替代组织机制的过程基本正比于人口的数量，也就是说腐败程度正是比于人口数量的。

文化因素：即使人地关系紧张、社会控制力下降这两个条件具备，一个王朝灭亡也不容易，还有最后一个指标——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流失。一个王朝统治的合理性，在于顺天应人，在于符合基本是文化与道德规范，在于文化价值的认同。一个王朝的灭亡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统治合理性的逐渐地流失。统治合理性流失的标志就是对朝廷的不慢言论开始广泛流传，这些留言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社会人群拥有共同感受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王朝往往会兴起文字狱。民国政府末年“莫谈国事”的警察执法，就是走到了这个阶段的标志。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草头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俱足三个因素之后，一个王朝就走上了不归路。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黄炎培总结的个朝代灭亡的景是—精神松懈、惰性发作，人才竭蹶。这种认识方法依然是现象性的，比如“人才竭蹶”就只是一个现象。社会控制能力衰减与统治合理性的流失（政治、经济、文化的不认同），导致了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反抗与不合作的路径。黄炎培从文化的角度关注问题，依然没有跳脱贾谊《过秦论》的视角。对此问题的回答，毛泽东的想法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伟大思想家与一个文化人之间的区别。

【解释二：王朝复制】——

前面我们谈到了王朝复制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导致了文化进步的不足，而文化进步的不足就无法支持一个王朝进行统治模式的革命。更进一步地解释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进行论述——

中国社会的管理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存在着二元分裂现象。儒家学说与现实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上的非调和性。之所以存在形式分裂的管理文化，重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作为一个适用于社会治理的学说，偏重于良心、道德这个层次的内容。而现实统治过程中实用的操作理论却无法从儒家思想中获得规范的支持，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好看的形式，没有继续深入地演化为好用的工具。这个观点可以从当今的现实中看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主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具体到经济问题需要有经济学作为支持，社会管理需要社会学进行支持，自然科学也需要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家们予以支持，总之，形成了一个哲学为统领的知识结构。由此才能科学地进行社会管理。而儒家思想显然只能算是一个宏观哲学，而不具有专门科学的品性。也就是说，其不具有能够从客观规律上认知社会的能力，没有提供认识社会运行规律的方法与工具。因此，人们也不可能依靠学习儒学，就如拥有了现代管理学、现代经济学知识一样，来分析和判断事物的运行规律，提出符合自然规律的见解。更不能依据儒家经典中获得的知识，建立一套涵盖良心、道德、规章、法律的全系统制度。所以，儒家文化与社会管理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现象。儒家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没有进入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管理文化，是前科学时代的文化，这就是文化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被固定了两千年，一直到五四前后人们才从这种固定的形式中走出来。

从另一个方面看，封建王朝实际用于统治的软件系统是与儒家文化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基本源自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积累。从外在特征看有点类似法家的理论，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内用法家”的统治方法。这些方法用现代眼光看——实际上都不是成系统的知识，比如维护一个王朝运作的规制、机构、礼仪等都都不是成形的知识。所谓“不成形的知识”是指这些知识都没有形成类似《十三经注疏》一样的经典教材，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规范。这一类文化号称“帝王术”，是帝王处理事务的方法、控制臣属的技巧、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之术。之所以没有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体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专制文化将其看作是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的禁区，任何人如果写出类似《君主论》的文章，都会北砍头。这些学问类似于教授造反技巧。由于没有历史传承，就不可能形成知识的系统积累。在这样的基础上，每一次朝代更替，都会造成零点上起步积累统治经验的结果。所以聪明的政治家往往会使用前朝旧臣，目的是借鉴、熟悉、继承这些知识。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突显的问题，是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的，这种结论是独立于儒学以及其它诸子学说自然发展的。比如——周的分封制导致战国群雄割据，秦始皇统一之后就实行郡县制。再比如——秦始皇的急功近利、劳民伤财、严刑峻法被汉所借鉴，就有了黄老哲学、萧规曹随。甚至汉代分封与郡县制并存格局也是对秦始皇郡县制的校正。还有，汉、晋外戚专权到其后各代的后宫不许干政，明朝太监专权到清朝的禁止太监干政等等。这样的实用治理方法，都是通过历史经验总结得出结论的。而从历史实践中学习治国经验就是唯一的传承方法，一部《资治通鉴》成了帝王术的传承载体。但这样的借鉴就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可能形成理论指导实践的认识跨越。这就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自然发展的社会治理经验，到唐朝已经达到了高峰，《贞观政要》记录的内容此后再无超越性的实践，这就是封建文化的极限。也就是说——自然发展形成的统治知识，没有可能形成系统的、逻辑化的理论形态，是一种直觉基础上的简单陈述，或者就是现象描述。

这里的问题是——封建社会的实用管理方法与儒学内容没有多少直接的相关性，为什么历两千多年都将儒家学说奉为治国思想呢？答案是——儒学主要是以文化形态存在的。在社会治理需要的四层次制度构成中，儒家文化可以发挥统摄良心和道德的作用。而规章和法律的部分，则主要是历朝沿袭旧制，作小的改造自行设置的。

从品味上看，我们曾经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世人文化、学人文化、圣人文化、天人文化。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属于圣人文化的范畴，具有极高历史价值。从形式上看，这个文化系统内涵丰富、逻辑高深、体系庞杂。其繁复与广博的说理系统具有某种终极真理的品味，用汉字作为载体进行的表述，是难以被后人超越的。所谓终极真理的品味，就是其表述的道理可以穿越时空，为今天的人们所认同。因为作为一种文化，张扬了天道、人性，是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关照。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道德的自然属性。与此相比较，不成系统、没有拔高到理论层次的帝王之术，只能属于世人文化的水平，是搭建在儒家大厦下面的茅草屋。其具体内容都与现实相关，终极真理的意蕴也就淡了很多。而且由于其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了随机多变的品性。也就是说帝王统治的特征往往与帝王的人格相联系。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当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时候，人们怀疑的是与这个朝代相联系的统治制度。

从适用的角度看，当一个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流失的时候，人们会将失去合理性的统治与圣人之道相对照，成为批判性言论的合理性资源。这种形式的对旧王朝的批判，也无法超越性地针对儒家文化系统。由此，儒学文化的这个系统就具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朝代更替，推翻的是那间制度的茅草屋，而无法企及儒家文化的大楼。由于推翻旧制的合理性资源来自儒家文化，新王朝的建立就又一次将儒家文化作为了其制度建设的基础。同时，就王朝那些偏离了理性的政策终止后，帝王术、朝廷规制等内容作为技术型的基础依然保留。而这样建立起来的新王朝，就是在原有的文化系统上复制。这就是文化作为规制条件迫使农民起义总是推翻一个旧王朝，又复制一个新的王朝的主要原因。

【解释三：吏治腐败】——

腐败形成的核心原因是——随着人口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如期来临，社会财富分配的数额，开始变得不足以维持各级官员从事社会活动的需求。这个现象随王朝建立时间成正比地发展，造成这个正比关系的机制是——官员作为社会活动的核心，对“吃穿用住乐”顶极水平的追求具有充分自由，这会导致官员消费能力的逐渐升级。当国家财政的收入超过鼎盛期之后，官员的社会活动和消费即使维持原有的水平，也会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开支庞大。何况这些官员一个个都有了消费奢靡、人口众多的庞大家庭，其开支的绝对数量必然逐渐增加。所以，官员的贪污腐败程度应该是一个与通货膨胀显著相关的问题。官员消费水平的提升与通货膨胀对其收入影响，要求其必须在清与浊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入乡随俗的态度，腐败从微量逐渐增加为巨量的过程。其演变会遵循一个四步走模式——其一是在制度的边缘进行操作，然后形成风气。其二是参与这种操作的人多了，这些文人官员们就会编造一种说辞，将这种制度边缘的操作合理化，其三是以被合理化的这个操作边界为基础，往制度的深处进行边缘化操作，然后通过文化解释进行进一步的合理化。其四直至制度彻底瓦解为止。

“对黄炎培周期律的成因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历史上的分析大多将朝代更迭归罪于前朝皇帝，也就是认为其属于纯粹政治性的原因。而五四以后，大多认为是专制文化的结果。仔细分析问题可以发现，对这个问题作如上解释都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实际上，在政治活动中，怎样抑制参与者个人的利益诉求侵蚀组织机制，这是一种需要用科学理性完善的制度。这个制度不发达，使得中国历史成为一部“人治”史（非理想状态）。统治者集团依靠个人修养维持的清明政治，会受到四步曲的破坏。一是官员个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利于官场活动而建立官员之间的风险保障，这个保障机制叫做官官相护。二是这种风险保障机制向着集团化方向发展，形成利益机制，这就是买官卖官。三是利益机制的集群式发作，这个时候往往形成极为黑暗的政治现实，官员的极度贪婪使得社会运作处于脆弱状态，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弱化。这就是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的外在特征往往是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盛行，同时也会禁忌丛生。腐化能够向高级阶段发展，其背后往往有着文化合理化解释作为支撑。

理性开始为利益左右，文人开始为利益代言，义利关系就彻底颠倒。这个现象与今天的“理性经济人说”、“腐败润滑剂说”有点类似。推崇自私化的理论能被社会接受，实际上是政治由清到浊临界转化的一个标记。它说明人们开始对不惜用战争形式来达成理性追求渐渐淡忘，甚至产生了背叛的欲望。所有的人也都从激情四溢的政治理想追求中摆脱出来，变得十分现实和势利。这种现实就为“以利制义”的说法提供了生长和扩散的条件，成为腐败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腐败之所以难治，在于利益对于自然人而言也是一种欲望，其诱惑力与鸦片对烟鬼的作用相似，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释放。

腐败现象形成的源头在于吏治，吏治的腐败象苹果的核心、象植物的茎腐化一样，是从根本上腐坏。随着追逐利益的声势扩大，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个治世都是从小事作起的，一个乱世也是从点滴开始的，这里没有任何侥幸可言。吏治的腐败源于人性对权力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一种潜在本能。权力的排它性从一开始就是人性自私的一种表达，一旦在这个层次上没有了文化性的制约，官员自身腐败还是小事，它会向全社会张扬一种反理性的文化。雷锋叔叔走失，焦裕禄们罢官，就是腐败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结果。

将“自私”表达为“合理”是腐败的起步，当其成为时尚不被舆论谴责的时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接着“理论”就会为利益辩护，这是社会将丧失道德制约的一个危机点。而一旦有了理论大伞的关照，腐败就有了越来越猖獗的底气。这种时候，反理性文化盛行，欲望将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地表达，这就是“形成风气”的完成式。腐败形成风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著名清官，也就是说出现清官是腐败成风的一个旁证。因为官场基本清廉的时候，廉吏并不有什么特出的价值。当官场黑暗的时候，廉吏往往能够表现的石破天惊、出类拔萃的气概。在黑暗的官场中清官之所以能够出现、存在，那是一种理性的需要——皇帝需要用此标志其统治合理性。官员们需要一个招牌，用此树立正义的形象。所以历史上凡出现清官的朝代——比如包拯、海瑞大都是腐败已经蔓延的时代。

腐败从本质上说，不是人们不读圣贤书，不知礼义廉耻的结果，而是物价涨升的结果。这是人地耦合关系通过利益关系作用于社会管理系统的一个直接的通道。

【解释四， 四个短命王朝】

秦朝、隋朝、元朝、民国这些朝代，从目前的认知角度看，除了都是短命王朝以外，不再具有任何相似性，甚至“民国”是共和体制，与前面的王朝体制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在一般认识中，都没有仍将这些王朝进行类比。但用三维坐标的方法进行解析却可以认定——这些王朝覆灭的原因没有例外，都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因素相似演进导致的结果。只不过其演进过程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人为加速了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所有的正确政治措施都是为了延缓治乱周期的运行。这是一个用理性对抗自然规律的过程，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和谐共振。这个成败之间的选择，最少说明了一个哲理——人的能动性可以作为自然演进规律的干涉因素，人定可以胜天。

从经济上说，四个短命王朝都有横征暴敛的共同特征。虽然这种横征暴敛的原因各有不同，但结果相同，都使民众处于了极度贫困状态。造成了民众对其统治的经济不认同。从文化上说，民国政府是共和体制实行的初期，秦朝是大一统国家体制形成的初期——两者具有用新体制治理社会的共同性，经验不足、政治理论发展不足是其共有的问题。元朝则具有落后民族文化对先进民族文化的统治特征，这些都是文化认同流失的基础。从政治上看，这些王朝都具有暴政的特征。统治合理性流失的聚焦时间较短，其原因是政治措施加速了经济分化社会控制能力衰减。

虽然，民国政府属于共和性质，在国家形态上与前期的封建王朝有了诸多不同。但文化系统、经济结构和形式、社会组织、乃至管理文化却没有随着共和的来临而即时地进行革命，文化的改变依然较小。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造和冲击，但从其效果上看，这样的运动只能说是解决了发展方向的问题，依然没有动摇中国文化固有的内核。由此决定了民国政府在现代政治形式下，依然具有完整的封建特征。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样的政府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是可以用同样的理论范式描述的。国民政府可以看作是被这个循环铁律推上祭台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国民政府之所以28年就倒塌，社会基础是重要的原因——人口能量一直没有得到彻底释放，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注定了是一个短命的朝代。其短命历史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依然具有相当借鉴意义。因为中国社会离开这样的历史仅仅几十年，文化、政治等模式依然藕断丝连地延续着民国时代的内核，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文化、政治的纠葛，关于民国兴旺衰落历史的研究尚没有得出科学系统的结论。所以，一个新形式的政治体制——共和体制（民国、人民共和国）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历史中仅仅也才有不到百年。积累治理经验的任务依然艰巨。

【解释五，黄宗羲循环】——

中国社会的历朝历代大都经历了减税——税赋增加，然后再减税——再增加的“积累莫返”的困境。这个原因的本质就是——随着人口增加引发的、持续增加的通货膨胀。由此使得财政支出大增，最后只能由税收的增加补足。类似汉朝减税（三十税一）的行为一般发生在盛世期间。这时财政会有所赢余，其后又会增加税收。增增减减的结果是——税收增加幅度永远大于减少幅度。

限于篇幅只谈这五个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这样系统地分析，有兴趣者可以自己试试。

五、历史的启迪

中国悠久的农业史，能够为我们提供那些有意义的启迪呢？

“经济”是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建立社会成员的利益认同的基础。这是统治合理性的唯一可选路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从技术的角度看问题，各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总是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抛弃在经济体系之外，由此导致了社会动乱。今天的三农问题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看，只不过今天的经济体系应该将工农业作为统一的经济对象来看待。不难发现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经济对象目前还不能完全覆盖13亿人口，城市失业率处于上升状态，而农村的失业率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土地资源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人口的失业已经不可能依靠农业经济的发展得以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进行快速的城市化，这应该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含义。这个发展的效果如何，有一个简单的评价办法就是——农民从事农业所得，应该与城镇居民、城市其它产业所得相当。只有建立了这样一种基本评价标准，才能保证城乡发展的均衡，也才能消解潜性失业农民，使得业的发展走进集约化、商品化、产业化、技术化的路径。

现在已经进入实施状态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弥合二元体制分裂的社会，建立覆盖全民的经济发展体系，让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是有效的前期工作。是避免将一部分人抛离经济循环的基础措施。有效地转移人口，应该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经济发展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一个具体环节。时至今日，治乱周期依然没有远离，我们还在一条并不遥远的小道上徘徊。今天的农民工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上流民，只不过今天的他们不是走鸡斗狗、耍把式卖艺、打长工、当家奴了。而是进了血汗工厂去打工，甚至拼着性命为了每月千把元的工资去挖煤，这是又一个形式的人口过剩标志。今天看到某权威机构说——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口过剩了，甚至于未来两年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如果为了维护劳动者权益这样说，还是可以认同的。如果是从学术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就需要叫真——注定是错误的结论。农村土地已经养活不了目前的人口，城市又有着多种多样的政策、利益条件而不能接受他们，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

从产品的角度看，农业经济的决定性条件只有三项——土地保有面积、单产水平（种子）、耕作技术。中国社会能不能有效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取决于这三项基本条件的改善情况。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关键的问题是形成有效的生产体系（产供销）。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有一个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吃不饱。这本来应该是又一次人口大爆炸，是要引发社会动荡的危机，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善治（社会控制能力空前），使得危机平稳度过。有人将那个时代的吃饭问题归咎于天灾或者人祸，实际上是缺乏智慧的谬论，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理解的胡诌。

实际上，中国人地耦合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由于清以后的人口剧增，使得这个问题一直处于临界的爆发状态，其表现是爆发频度高，幅度相对低。这是一种更加短周期动荡的格局。由于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使得国民党政府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垮台了。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共产党骄傲地告诉世界，我们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共产党真的认识到了人地关系问题，开始进行粮食配给、实行计划生育。联想到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建设，使得农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当时平均亩产条件下，这样作是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唯一有效方法。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做法无疑是有效和科学的，正是这些做法避免了中国社会再次沉入治乱循环的危机。

有人曾经预言——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依据当时中国现实条件作出的科学预言。但是，当着个问题提交到共产党、毛泽东手上的时候，问题由于行政的高效率还是完美地予以解决了，虽然可能有着玉米窝头、凭票供应的记忆，但这是当时最有效率的分配发生。这个方式说明的问题是——共产党、毛泽东政府是有效率的政府。同时也说明按人头分配产品的方式是最优效率的方式，如果按照两千年来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将由于朱门酒肉臭的原因，再次引发路有冻死骨式的变乱。

所以，站在历史的高点看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人的努力。没有这段泽被东亚惠及万代的历史，中国将会沉浸在动乱中许久不能自拔。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着某种巧合：假如没有58年人口与供给之间的危机，就没有随后进行的票证供应，就没有计划生育，今天中国将会养活17～18亿人口，这个时候任何正确的政策都档不住又一次社会动乱的来临，中国人将仍然在饥饿的边缘徘徊。这些措施起到了过渡作用，提供了时间机遇，使得袁隆平们应运而生。由于有了高产稻，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终于有了最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