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是非谁管得　吹尽狂沙始到金——评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身后是非谁管得　吹尽狂沙始到金——评袁良骏先生的《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01
【作 者】涂绍钧

  刚刚拜读《粤海风》2001年第5期所载袁良骏先生的大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又悉该文为《中华读书报》转载。平心而论，这篇棱角分明、笔锋犀利的文章，若出 自一位对丁玲无甚研究、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之手，并不足为怪。因为时下对包括鲁迅在 内的革命文艺家进行酷评，甚至对他们的思想、作品、人格加以全面颠覆的文章比比皆 是。奇怪的是，袁先生却是“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这不仅仅是自诩，新时期 以来，他确曾耗费大量心血，编辑出版、发表过上百万字的丁玲研究资料和丁玲研究文 章。也许，诚如袁先生所言，他所作的这些研究工作，是“出于教学的需要，也出于对 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然而，这篇所谓对评论对象充满“同情和敬意 ”的文章，却把本来非常清楚的事实，倏地化作团团迷雾，甚至化作莫须有的污点。
  袁先生在他的这篇长文开头写道，他以前所做的丁玲研究，只是记下了对丁玲的“印 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且看他的另外一部 分“印象和了解”是些什么吧。
  　　　　丁玲真的“只对了一半”?
  袁文第一部分，以“丁玲和周扬”这个题目，陈述他们之间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解的 恩怨”。耐人寻味的是，袁文对丁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一事，作了这样的述评：“周扬 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 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也是他生命史上辉煌 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紧接着又写 道：“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 扬一手遮天，蒙蔽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 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进而作者断言：“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 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既 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 ’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
  这里袁先生的意思很明确，丁玲的挨整，不应只怨恨周扬，还应该把怨恨投向“决策 者”——党中央和毛主席。否则，你丁玲就是“不无天真”，就“只对了一半”。果真 如此吗?就笔者所知丁玲并不“天真”，也并不“只对了一半”。
  那还是1979年春天，笔者奉命赴京采写一位老革命家的传记。4月20日午后，我和林伯 渠同志的女儿秉元同志去拜访刚刚从和平里文化部招待所搬到友谊宾馆东北区的丁玲夫 妇。采访进行了约两个多小时，临结束时，我作为她家乡的后辈，害怕触及这位久历磨 难的老作家心灵的创伤，只是从周立波“文革”期间那么大年纪还拉到县里游斗说起， 不经意地说了句“您这么多年，受苦了”。她当时漠然一笑：“他还比我好一点，我是 双开，就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反右时，我们当时就明白，我的问题，是毛主席点了头 的，就像《十五贯》里的况钟，朱笔一点。但是我心里没有什么怨言，根据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作出那样的决定，我有什么想不通呢?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复杂的人物， 他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就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情况，结合外国的经验，把中国革命搞成功 了，是伟大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正确地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摘自笔者1979年4月20日采访日记)。此后，她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当年看到《文 艺报》上《再批判》的编者按语，就知道那不是周扬手下那几个笔杆子的文风，他们没 有那么大的气魄。除了毛主席谁有这么大的气魄?我的案算是铁定了。我心里明白，主 席不点头，周扬那几个人是打我不倒的”。特别是她在回忆录《风雪人间》中，更是清 楚地写道：“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 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认为只有他了解我，如 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这里所指的“他”是谁?当然是毛主席。是曾经赠她 《临江仙》，夸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的毛主席；是曾经在她的历史问题结论上最后一锤定音：“……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 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毛主席。试问，丁玲对毛主席有这样一番 撕肝裂肺的“天问”，难道还不够吗?
  事实证明，丁玲非“天真”，她深知长达二十余年的灾难，决不仅仅是周扬“一手遮 天”造成的。那么，她为什么不怨恨党中央、毛主席?无需考证，也无需揣测，丁玲自 己曾作过明确的回答。1980年12月7日，丁玲应中国记协的邀请，参加了一次茶会。会 上，有一位外国记者问她：“共产党执政以来你老挨整受苦，你为什么还相信共产党? ”丁玲答：“不是共产党错了，是一些人错了，一些思想错了。”又有记者问：“对毛 主席的看法，与过去三十年的看法相比有何变化?”丁玲答：“每个人都可能有变化， 由于环境、条件不一样。我与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比较接近，当时革命条件非常艰苦。 毛主席引导大家抗日，大家都佩服他。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 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 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劳很大，我现在仍 然是这种看法。如果没有他的领导，国家的胜利就会迟一点，当然不是说不会胜利。‘

文革’十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少，可以讨论，以教育后代”(见 《丁玲文集》第六卷《答外国驻京记者问》)。
  丁玲在国内如是说，在国外亦如是说。1981年10月31日，丁玲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 写作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 人是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 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一 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见《丁玲文集》第五卷，《我的生平与创作》)。此外，她还在1981年11月6日在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找我。我跟他说， 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 我革命的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份”》，《丁玲文集》第五卷419页)。丁玲这些讲话，无疑 是坦诚的，是她的肺腑之言，也算是掷地有声。在曾经遭受过如丁玲一样劫难的幸存者 中，也决非丁玲一人对自己的遭遇持这种态度。党、政、军及文艺界都有这样的典型， 如黄克诚、曾志、陈涌、刘绍棠等等，莫不如此。他(她)们的胸怀，才是真正共产党人 的胸怀，他(她)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完美的人格 力量。如果说丁玲在外国人面前不骂共产党，不骂毛主席，是一个中国人民族气节的体 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那么，遭到西方一些人的非议和嘲弄，那是很正常的 。问题在于她却因此还要不断遭到来自国内的那些先生们的诋毁和责难，死后也不能免 。大约在某些先生看来，丁玲不该那么匆匆离去，只有她才最有资格加入王若望、刘宾 雁们的营垒。亡命天涯，去专业地骂，那才叫“功德圆满”，才不至于“只对了一半” 。可惜，丁玲无此造化，终于走了，给这个世界留下永恒的缺憾。
  　　　　丁玲“有变节行为”吗?
  袁先生在叙述丁玲和周扬的“恩怨”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花絮：“抱着‘和为贵’， ‘消释前嫌’的美好愿望，丁玲迫切地希望和周扬握手言欢。她回到北京后不久，便和 陈明，还有老朋友甘露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主动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 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周扬并不买丁玲的帐，热脸碰到冷屁股，周扬仍把丁玲视为‘异 类’，仍有极大戒心。周扬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惟独不向丁玲道 歉。周扬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那一天是1979年5月9日。丁玲刚从山西返京，落实政策之事还茫无头绪。此次主动会 见周扬，据当事人之一陈明同志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决不是像袁良骏所说，‘希望 和周扬握手言欢’，希望周扬当面向她道歉。根本没有这一希望和要求。当时只有一个 目的，我们得知一两天内，周扬将率团出访日本。周扬到了日本，一些关心丁玲的日本 学者一定会向他问起丁玲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去看他，就是让他在外国友人面前便于交 待，对文坛有利。仅此而已。至于落实政策的事，我们依靠党组织，相信党组织”。是 的，正如袁文所说，周扬不仅没有当面向丁玲道歉，更没有表示愿意协助组织尽快落实 丁玲的政策。相反，直到这年10月，中组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建议中国作协恢复丁玲的 党籍，恢复其行政级别，以党员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周扬仍顶着说：“对没有改正 的右派，不能这么做”(见黎辛《我也说说“不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 995年1期)。对此袁文指出：“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 …对丁玲的不和解，不宽恕，不道歉，是周扬‘奴隶总管’心态的一次回光返照，是他 宗派主义的最后一记杀手锏，是解放派周扬没有割尽的最后一节整人的尾巴。”周扬之 所以这么做，是想证明：“我整别人错了，但整丁玲没错，因为她有历史问题。”作者

这一论断，也许没有错。1978年周扬就对丁的女儿说过：“你母亲的疑点可以排除，污 点不能去掉”(见杨桂欣编《观察丁玲》第380页)。周扬这里说的“疑点”，是指当年 陆定一曾指控丁玲从南京到陕北，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参看李之琏《我参与“ 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4年总第14期)；其“污点”是 指丁玲在南京囚禁期间有自首变节行为。在周扬看来，丁玲死了也应当背上这个“污点 ”。
  我们可以看到，袁先生对周扬的宗派主义大张挞伐的同时，对他整人时采取双重标准 ，不一视同仁的作派也表示了不认同。他写道：“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 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 剧作家田汉不也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吗?为什么周扬等人却要用‘铮铮硬骨’大加 赞扬和悼念呢?相形之下，何其自相矛盾。”
  袁先生这一段文字批判了周扬的宗派主义，同时也给读者以误导：仿佛丁玲和田汉一 样，也有什么“变节行为”(尽管作者在“变节行为”上加了引号，而这一比较方法本 身说明，这个引号是多余的)!
  丁玲有“变节行为”吗(田汉是否有“变节行为”不是本文讨论范畴)?无独有偶，去年 第7期《百年潮》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的署名文章 ，认为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是丁玲本身的历史问题引起的。部分丁玲研 究学者和首都文艺界人士于去年8月3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对这篇存在着严重错误 的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有关部门对此事也进行了严肃查处。《百年潮》2001 年第1期发表该刊记者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陈明访谈录》时，在《编者 按》中表明：“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读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于本刊2000年第7期发表 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提出了批评。中国丁玲研究会的一些学者还为 此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这些批评意见是中肯的，使我们感到了读者对本刊的关心，也使 我们看到了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之处。”
  那么，袁先生所指的丁玲“变节行为”和《百年潮》杂志“一波三折”文章所指的“ 历史问题”是什么呢?这便是1943年8月丁玲在延安审干整风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补充 交待的她在南京囚禁期间，为应付敌人而写的一张条子。有人就是利用这张条子，在此 后几十年中，屡屡发难，层层加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丁玲自己在《魍魉世界 》第十一章《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中对此事作了详细回忆，在此不再赘述。
  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到底有无问题?第一，在延安整风之前的1939年，延安便有了丁 玲曾在南京“自首”的传言，它首先出自康生之口。丁玲知道后，要求中央予以澄清。 毛主席让丁玲找中组部，中组部长陈云同志呈请任弼时同志指导核查此事。1940年10月 4日，陈云、李富春签署了《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等经过的结论》明确指 出：“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被禁于南京三年内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 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 的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丁玲 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曾回忆说，陈云同志当面对她说，最 后一句话是结论送审时毛主席所加——笔者)。”第二，刘白羽同志作为当时的中国作 协党组副书记，在参与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案全过 程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因《百年潮》的文章牵涉到了他，所以他在去年中国丁玲研究 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特意委托丁宁同志转告与会同志：1958年的“具 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 ，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 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 。”第三，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书记处同意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 的通知》，更是明确指出：“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1940年以来，党组织进 行过多次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 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1943 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1933年10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 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 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露 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 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 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 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丁玲的所谓“变节行为”，无论是中央组织部的两次结论还是有关当 事人的证词，都作了彻底否定。特别是1984年的结论，是经中央批准的拨乱反正的历史 结论。对此，“丁玲研究专家”袁先生自然不会不清楚。
  　　　　丁玲“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吗?
  袁先生的这篇文章摆出不偏不倚的面孔，作者在批评周扬的同时，总是不忘对丁玲也 痛打五十大板。比方他在文章中讲到：由于周扬自始至终对丁玲采取了排斥异已的宗派 主义态度，“当然极大地激怒了丁玲。一方面，她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说明自己囚禁南 京期间，并无变节行为；一方面，她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 的角逐，新的搏斗，丁玲所做的，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串连(应作‘串联’ ——笔者)朋友，组织力量；二、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 青年作者；三、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四、 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毫无疑问，丁玲这些举措，同样充 满了宗派色彩，并不值得赞许。”接着，又不无公正地写道：“但由于这些都是周扬的 宗派主义所诱发，也就无可厚非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以来，丁玲不满周扬们在她落实政策问题上设置障碍，向中央反映情况，完全是 一个党员的权利。至于文章所说的“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 的角逐，新的搏斗”，则完全是袁先生的捏造。作为和晚年丁玲有过频繁交往的袁先生 ，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这位已不可能动口为自己辩诬的老前辈，读来不能不使人齿冷。
  关于“串连(联)朋友，组织力量，”作者没有具体点名。我们从丁玲晚年的文章或书 信中了解到，她复出后，的确看望过叶圣陶、王会悟、张天翼、楼适夷等一批给过她关 心、支持和帮助的老朋友，也看望过巴金、冰心、周立波等老作家。劫后余生，老友相 聚，乃人之常情。这里，笔者还要为袁先生补充一句：丁玲重返文坛后，还结识了不少 新朋友。正如袁先生所言，您自己就是最先到她下榻的友谊宾馆的访问者之一。并且“ 一来二往”，您“这位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便和丁玲这位文坛前辈有了较多接触”。 至于是否“组织”了什么“力量”，这“力量”发挥了什么作用，袁先生心里明白。我 希望他拿出具体证据来，这样的学术成果也许更有说服力。
  关于创办《中国》杂志，是丁玲搞起“自己的舆论阵地……”。这纯系恶语中伤。丁 玲在《中国》刊号和创刊周年《编者的话》中，已将这份刊物的性质、宗旨说得清清楚 楚。“……我们的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刊物的撰稿人将包括五湖四 海，老中青。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作家能把自己的丰富经验和写作经历，积极介绍出来， 帮助读者，帮助青年，在创作上少走弯路健康成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容纳多 种风格流派，它是老中青作家的阵地，尤其是青年作家和要成为作家的青年成长的土壤 。《中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扶植严肃地对待社会人生，在任何艰苦环境都不放弃诚 挚的艺术追求的青年作家和文学青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丁玲作为该刊创办人 和主编之一，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更充分体现‘五湖四海’的办刊宗旨 ，她提议聘请叶圣陶、冰心、胡风当顾问。叶圣陶很快应允，周扬迟迟未联系上。”丁 玲找到作协秘书长张僖，得知周扬已患脑软化症，成了“植物人”，此事遂未果(参见 王增如《无奈的涅槃》，载《雨花》2001年第5期)。在具体编务工作中，她不 仅向一大批包括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在内的文坛宿将约稿，更是注重刊发青年作者的作 品。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中国》杂志上，筹经费，跑编制，物 色编辑，审阅稿件，事无巨细，不敢稍有懈怠。那时作家白桦因为《苦恋》受了批评， 丁玲为了团结他，激励他振作精神，向他约稿。并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还希 望你源源不断地寄文章来，并且替我留心有没有别人的，你的朋友的，或辗转来的好稿 子。我这里不是以人划线的，请大家放心。也会展开讨论或批评，但决不准抡棍子，也 不准瞎捧。要搞大团结，不搞小圈子，广交朋友，不搞关系。我已经八十岁了，没有什 么争头，名利于我如浮云，好恶也不在乎，只有一条心，要为党做点事，尽管知道困难 ，甚至困难重重，但只要真正无私心，坦率诚恳，我相信帮助我的人还是会多的”(见 《丁玲文集》第十卷《致白桦》)。这难道不是一位耄耋之年的老文艺工作者真情的袒 露?字里行间能读出“宗派”来么?此外，笔者试图找到袁文中所列罪名的证据，重新翻 阅了《中国》杂志合订本，里面怎么也找不到一篇针对或影射周扬的文章。丁玲除了两 段《编者的话》外，生前只在《中国》发表一篇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其回忆录《魍 魉世界》是丁玲逝世后发表的)。这篇作品写的是一位青年企业家，更和“宗派主义” 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这又是令 人难以容忍的捏造。1984年6月14日至20日，由厦门大学发起，召开了“全国首次丁玲 创作讨论会”，邀请了老作家楼适夷、徐霞村、蒋锡金、魏巍、马烽、陈登科、骆宾基 、秦兆阳等及一批大专院校中青年学者与会。其时丁玲正在鼓浪屿疗养，应邀出席了会 议开幕式闭幕式，礼节性地作了简短发言。1985年9月，由辽宁师大中文系教授陆文采 先生发起，联络五省市20余名丁玲研究者，在大连举行了“丁玲创作研究座谈会”。丁 玲因病未能应邀与会，只给陆文采写了一封几百字的短信，转与会同志。她在信中说： “我曾是被打入另册的人。我在社会上曾非常孤立但却又拥有多数善良人的感情；我常 常在一些仇恨的眼光中挣扎，但却又基本上是在爱情中生长。我是一个贡献很少，而获 得却很多的人。我曾有过慨叹，叹息自己生不逢辰。但却又实实在在满怀激情，幸福地 感到压在双肩上的责任。我常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压迫的感觉，如果没有必要的挣扎 ，那种轻松有什么价值呢?人有过痛苦，要蔑视它，痛定思痛，要排除它，决不能为痛 苦所影响而迷失方向……要像战士那样，坚守阵地，即使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 下去……我不知道在这次会上你们将谈些什么，我一直勉励自己，听到好话不骄傲，听 到批评也应从各方面考虑，虚心学习才是。我以为凡事都要向远处看，而站得高，才能 看得远，没有个人顾虑，才能得益。”这是丁玲去世前五个多月写给丁玲研究者们的信 。袁先生参加过这次大连会议，会议组织者向与会同志念了这封信。信中除了一位老作 家“倔强不屈的个性，洁美的心灵，坦荡的胸襟，心底无私的情愫”(陆文采：《我所 认识的丁玲同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私货?人们研究丁玲，也并非始于80年代，早在 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袁先生自己所编的《丁玲研究资料》、《丁玲研究五十年》 二书，便是证明之一。而且，美、日、英、法、俄等十多个国家都有她的研究者。难道 ，包括袁先生自己在内的这支不小的丁玲研究学术力量，是由于丁玲“支持”、“拉帮 结伙”才出现的?
  本来，在厦门大学和大连的丁玲学术研究会期间，由庄钟庆、陆文采、颜雄、彭漱芬 等学者建议，筹组丁玲研究会。据庄钟庆先生回忆，在厦门会议期间，丁玲没有同意他 们的建议。第二年的大连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丁玲作品研究会筹备小组”。完全是与 会研究者们自发组织的，丁玲没有到会，也未表态支持。而丁玲研究会的正式成立，是 在1986年6月丁玲去世三个多月后在长沙举行的“丁玲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研讨会”期间 。与会者选举严家炎(北大中文系主任)为会长、庄钟庆(厦门大学教授)、陆文采(辽宁 师大教授)、袁良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正(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 编审)为副会长。后因袁良骏先生坚辞不受，1989年5月西安第二次理事会上补选原中共 常德市委副书记(现湖南省副省长)庞道沐同志为副会长。而文化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 丁玲研究会”，是1990年6月。民政部注册登记则到了1991年12月，离丁玲去世整整五 年多了!试问，无论是原会长严家炎先生，还是现会长张炯先生，包括那几位副会长， 哪一位不是堂堂正正的学者，他们是一群“宗派”势力的结合吗?况且，中国丁玲研究 会自成立以来，召开过数次全国或国际性丁玲学术研讨会，其论文均选编出版，其中， 有哪一篇是宣扬宗派主义倾向的文章?因此，笔者以为，袁先生对丁玲研究会所下的定 论，不仅是对丁玲在天之灵的污辱，也是对该会三百多名中外会员的亵渎。
  关于“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不知袁先生从何说起。 大家知道，丁玲1979年初重返文坛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到她1986年3月逝世，仅 仅七年多一点。其间还多次出访，创办刊物。在这十分有限的时间里，她不顾年迈体弱 ，勤奋写作，以其多病之躯留下了90多万字的新作，哪来闲情逸致“关注‘周扬派’的 动态”，“伺机出击”?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对于周扬的宗派主义，丁玲和所有正直 的文艺工作者一样，的确是憎恨的。但是，丁玲对此是堂堂正正的反对，光明正大的反 对。如她在1979年11月8日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即席发言，就重点对文艺 界的宗派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当时，不仅受到广大与会作家的拥护，也得到中央的认 可——丁玲这次讲话录音，旋即被整理为《讲一点心里话》，发表于同年12月2日《红 旗》杂志第12期。
  1983年3月16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文，惊动了中央，并受到严厉批评。对此，丁玲绝没有像作家王蒙所说：“当她的 对手××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 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见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她从来不是那种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的小人。她对周扬的那些理论没有什么兴趣，从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或讲话“伺 隙出击”。但是，对当时有的人一边阔论“人道主义”，一边意欲继续置革命同志于死 地的虚伪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她在1983年12月2日《致陈学昭》信中写道：“几天前读 《人民日报》上的《还想秋后算账吗》一篇短文，引起我无限的感慨和愤怒。你的文章 ，你的为人，你的一生的命运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能不想到：一个人要被了解是如 此之难。我们在半个多世纪里，甚至八十多年来，经过各种浪涛颠簸，九死一生，死而 复生，为什么还不能为人所容?现在我们的年龄，都到了某些人诅咒的将‘火化’的时 候，居然还有少数人违抗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违犯宪法的规定，企图保存‘文化大革 命’中诬陷迫害我们的档案材料，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想干什么呢?还想秋后算账!还想 置革命同志于死地。对这种人，我们要讲人道主义?讲人性论?和嗜血的人拉手?不能， 不能”(见《丁玲文集》第10卷)。丁玲这番感慨并非空穴来风，直到她去世十多年后， 有人家里还私藏着“档案材料”。前述《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其材料 来源之一就是本应归档或销毁的私人收藏材料。
  丁玲一生厌恶宗派主义，深受宗派主义之害。她曾被诬为和陈企霞搞小集团，和冯雪 峰搞小宗派。这些谣言都在历史事实面前破产了。没想到在她死后，她和朋友的正常往 来，她创办《中国》杂志，甚至她生前没有见到的“中国丁玲研究会”，都成了她“搞 宗派”的“证据”。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也谈丁玲、沈从文的历史恩怨
  袁先生的这篇长文，陈述的第二大内容是丁玲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自《诗刊》1980 年第3期发表《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以来，所谓“丁、沈文坛公案”，已热热闹闹地 炒了20多年。袁文在“丁玲和沈从文”这一部分的开头写道：“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 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就是让人 望而生畏的强者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丁玲与沈从文都是二十年代起步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各自的辉煌。而 且，他们同是湘西人，在追求文学之路的初期，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三人共同办过刊 物，确曾有过一段诚挚的友谊。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陪丁玲辗转宁沪，全力营救。胡 也频牺牲时，身上穿的是沈从文脱给他的海虎绒袍子。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送丁 玲及其幼子返回常德。后来，丁玲走上了革命之路，沈从文则在胡适的提携下登上了大 学讲台——走上了他的绅士之路。虽说两人政治上已分道扬镳，但朋友间的友谊仍存。 不久，丁玲身陷囹圄，沈从文虽依然悠闲地教书写作，但当他知道丁玲已失踪，也发表 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见1933年6月4日《独立评 论》和1933年6月12日《大公报》)两篇短文，并参与上海进步文化人的联名抗议。尔后 ，社会上传说丁玲已死，他便开始创作小说《三个女性》和《记丁玲女士》两部作品。 丁玲在幽禁中，恐遭敌人毒手，曾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她回忆说：“在信里，拜托他 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 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 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 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 透露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此信是 否转到沈从文手中，现已无从考证。丁玲在回忆中说：“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 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均见丁玲《魍魉世界·谣言杀人》)。而那时的沈从文，正在 北平准备度蜜月，创作他的传世之作《边城》和纪念“亡友”的《记丁玲女士》(参见 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即使丁玲给他的信未收 到，但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组织的“丁、潘救营委员会”委托丁的朋友、李达夫人王 会悟女士写信给沈从文，托其南下，将丁玲的母亲接来上海共商营救事宜的信他是收到 了的，可是却被沈从文回信拒绝。1988年，《沈从文传略》在上海《文学报》发表，《 沈从文传》亦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参与营救丁玲的当事人楼适夷同志看 到《文学报》后，即致信陈明同志(此信原件现存陈明同志处，系未刊稿——笔者)：
  陈明同志：
  ……今天阅3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报》第三版上凌宇《丁玲失踪事件前后》(沈从 文传略之二)，写沈从文对丁玲被捕后的态度与行动，与我当时在参加营救中所知完全 不同。我所知的情况，都与丁玲讲过，她完全相信我的话，对沈是有意见的，并托我找 来在丁被捕后沈所写《记丁玲》一书，认为沈所记歪曲甚多。有机会要予以澄清的。现 在沈的传略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丁玲要澄清的愿望已无法实现。我们应该考 虑措施。
  我对丁玲的证言只是我的孤证，但王会悟同志尚健在，她应该是比我更有权威的知情 人。她给沈从文写信，托其南下共商营救事宜，被复信拒绝，情态十分冷淡，根据胡适 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探问，否认丁的被捕，并表示与丁已经没有共同言语，不打算参与其 事。不知此事你们向会悟同志问过否?
  剪报附上。
  敬礼!
  适夷　3.28/88
  除了楼适夷同志的这封信，我们还可以在《魍魉世界》附录《楼适夷同志谈丁、潘营 救委员会》中，读到大致相同的内容：“丁玲、潘梓年同志被捕后，成立了一个丁、潘 营救委员会，有柳亚子，郁达夫、田汉等同志。我是做主持工作的。……我们还在王会 悟(李达不在家)家里商量，准备把丁玲同志的母亲从湖南家中接出来，让丁玲同志的母 亲出面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把女儿要出来，又考虑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公开陪着丁玲同志 的母亲去找国民党政府，所以这件事没有成功。我们找了沈从文，请他帮忙，沈从文说 他找了胡适，胡适问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否认抓了丁玲这件事，沈相信了，说他 这几年和丁玲没关系，不能帮忙”(根据1983年5月3日楼适夷谈话录音整理，见《丁玲 文集》第八卷162页)。笔者1988年6月曾经和陈明同志一同去建国门外永安里探访王会 悟同志，也听过王会悟同志谈沈从文的讲话录音。老太太讲得很激动，未了用她的嘉兴 口音骂了一句：“沈从文混蛋!”现在，所有当事人多已作古，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字 资料和录音资料中究其真伪。尽管如此，是不是如袁文所说“有了这条裂痕，再要回复 当年的情谊确乎不可能了”呢?笔者以为并不完全如此。双方虽说有了这样的“芥蒂” ，但是友谊决没有完全破裂。如1936年初，“由于日本人入侵华北形势吃紧，他(沈从 文)送幼子龙朱去苏州张兆和家。因事前得知丁玲还活在人间，现被软禁在南京的苜蓿 园，他路过南京时，便携妇将雏去看望”(见《沈从文年表简编》)。当时，他见丁玲一 家数口蛰住在这荒野外，生活委实拮据，曾主动劝她去外边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 他说他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可以请他帮忙。自然，丁玲谢绝了这番好意 (参见《魍魉世界·春暖待花开》)。
  随后，丁玲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不久，因北平沦陷，沈从文亦辗转 云南，在西南联大教书写作。天各一方，无从通问。但是到了1949年6月8日，丁玲奉命 从沈阳赴北平筹备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当她得知沈从文因受到左翼文坛的严厉批判而陷 入“灵魂的迷乱”，在极度紧张和恐惧中，试图用小刀划破血管自杀(后被家人发现送 医院抢救)，便于6月10日去沙滩中老胡同看了他。此事可在丁玲1949年6月11日致陈明 信中找到佐证。丁玲在信中写道：“陈明：我8号下午到达北平，住东总布胡同二十二 号，这里有甘露、企霞，生活一切自然好……见到一些人，但我不能四处拜访人，因此 还有些人未见到。今天准备上香山，明天回来。昨天去看了表哥(即余嘉锡，时任辅仁 大学教授——陈明注)和沈从文”(见《丁玲文集》第十卷356页)。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上发表的沈从文的凤凰老乡、曾任中 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刘祖春同志的那篇长文《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他在文 章中写道：
  ……从文一家人和北京解放前后来看望从文的亲朋好友都无法帮助解除从文心中的疑 惧。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解放军来看望从文，劝慰他，从文认为他们年青，不是负责 的。谁能负责呢?从文一家人都想起那个从文最信任的人，然而这个人最后托人带来口 信，要从文去见她。这就是丁玲。
  大约是三月上旬一天，从文带着虎雏到北池子中段面对路东骑河楼那个大铁门去见丁 玲。从文去找丁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还是想弄清楚心中那个不太明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到底对他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样把他看作“ 反动派”。
  从文带着微笑，走进铁门内那间充满阳光的二楼。从文原以为丁玲与他有多年友谊， 能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几句真心话，说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个底，让他放心。 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 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是个倔强的人，只 好默默的带着小儿子走出那个铁门。
  显然，这段文字是刘祖春同志听来的故事。无论是听从文所说还是听他的儿子虎雏所 说或是别的什么人所说，都是一段天方夜谭!第一，这段文字中所指的3月，肯定是1949 年3月(因为1950年2—12月，沈从文已入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而此时恰恰丁玲不 在北平。她1948年12月出席布达佩斯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后，1949年1月中旬才取道 苏联回到哈尔滨，不久到沈阳，和陈明同住在“鲁艺”。2月，在沈阳“鲁艺”写作《 欧行散记》，3月，在沈阳参加东北文艺座谈会，4月，随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 团赴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5月，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访问。6月初才从苏 联回到沈阳(参见王增如编《丁玲年谱》)，载《丁玲纪念集》)。北京和平解放是1949 年1月31日，2月3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刘文所指的“北京解放前后”那段时 间，丁玲的行踪有明确的记载，6月8日下午才奉命抵达北平。6月的北平，还用穿棉军 装吗?第二，丁玲抵北平后，住地和办公地址均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当时称文协)机 关，1951年虽迁居多福巷16号，但作协办公地址一直未变。她从未在北池子骑河楼那个 “大铁门”内工作过，当年与丁玲共事的还有不少人健在，可以为证。
  更令人费解的是，刘祖春同志还写道：“从文终于意识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非事出无 因，《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有某种一致性……强加在他头上的政治压 力终于帮助这个五溪蛮的后裔自然而然作出天性中最佳的选择，在1949年3月9日决心以 自杀来自白于人世……”而实际情况却是：“当年沈从文自杀之日，丁玲远在沈阳。那 时她和沈先生没有任何联系，并且一点也不知道沈先生的情况”(见陈明《澄清几件事 ——关于刘祖春同志<忧伤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几段文字》，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 3期)。
  1949年6月10日第一次看望沈从文半个月后，陈明也从沈阳调到北京。不久，丁玲便约 了作家何其芳和陈明一道再去沈从文家看望。“并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见 糜华菱《沈从文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就在丁玲和何其芳与他谈 过之后的9月8日，沈从文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陆解放后 ，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 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生存了无意义”。二是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 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了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 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是望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 排他从事工艺美术史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 四是希望能劝劝他的妻子留在北平做事，不要离开他，不致家庭毁灭。言辞恳切，仍然 是对老友的肺腑之言(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不久，沈从文虽仍在辅仁大学 继续兼课，但工作则由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安排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从事 文物编目和鉴定工作。这其中是否由丁玲向有关方面打过招呼?沈从文、丁玲研究者们 ，尚可进一步考证。
  更为清楚的事实是，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致丁玲信，他写道：
  丁玲：
  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据《沈从文年表简编》云：沈从文1951年 10月赴四川参加土改，1952年3月返回北京——笔者)，五月中旬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 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 ，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知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件寄天安门 内历史博物馆陈列组，我还在那里作事。你如有钱，望为借一百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 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致可以分二次还你。
  从文　八月十八日
  可见，此时丁玲、沈从文之间友谊的清泉并未干涸。正如后来沈从文对来访的周健强 女士所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一直要好。解放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没 有去巴她，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意(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 在》，载《人物》1990年第5期)。关于这封信中所述二事，笔者问过陈明同志，他说， 钱当时就如数派人送给了沈从文。关于那篇文章，即有的研究者提到的小说《老同志》 ，是沈从文以在中央革大学习期间认识的那位行伍出身的老炊事员为模特儿创作的。先 寄给一家报纸未发，后寄给丁玲，是稿子不合时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未发表，亦待考证 。总之，文章是写好了，并非如有的书中写的那样，沈从文认为手中的一支笔已经过时 ，“思前想后的结果，他将写成的文稿揉成了一团。这篇文章的生命，终于结束在它的 摇篮里”(见凌宇《沈从文传》428页)。至于沈从文决定改行，不再写小说而致力于工 艺美术研究，他自己曾有清楚的说明，与丁玲实在没有什么联系。1988年春，笔者受中 共常德地委负责同志派遣，前往北京协助陈明同志整理丁玲书信、手稿及国内外作家、 友人信函等资料，并逐一编目。沈从文的小说《老同志》，即夹在1952年8月18日致丁 玲信中，此批信件系“文革”中抄走后退还的物件之一，可谓历尽沧桑，尘封已久。丁 玲复出文坛以后根本无暇处理那一包包为尘埃所裹的珍品。笔者记得沈的文稿系用极细 的篮色钢笔字竖写在几张横格笔记本纸上，字迹清秀工整。后悔当时未复印下来。其后 ，陈明同志家中曾发生一场小小的不愉快的变故，沈从文致丁玲的那两封信及小说《老 同志》原稿遂不知所终。提及此事，陈明同志极为懊恼，追悔莫及。
  袁文在陈述丁、沈历史恩怨时，突然来了一段弦外之音：“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 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是这样吗?我不 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丁玲“整”过谁?袁先生花了大量篇幅所谴责的，是丁玲那篇 “痛骂沈从文的章”——《也频与革命》。他认为此文“全然不顾当年老朋友的深情厚 谊，出口伤人，不留丝毫余地，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十足表现了她的 盛气凌人，唯我独‘革’”。总之，仅此一端，便足以使丁玲遗臭万年。
  《也频与革命》这篇文章，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引发的。1979年8月，丁玲还住在友谊宾 馆，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和他的丈夫中岛长文夫妇来访。日本友人从拎包里取出沈从 文早年写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本书给丁玲看，丁玲接过来看时，才知道这 书是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初版的普及本翻印的。她翻了翻说：“ 我还不知道有这两本书，沈从文从没有向我提起过。”中岛碧女士便将这两本书赠送给 丁玲，同时，也对书中一些问题提出疑问，如沈从文在书中关于沈从文、丁玲、胡也频 “同住”的说法，是怎么回事等等。丁玲当时一一做了解答。不久，又有美国学者艾勒 先生到木樨地寓所访问，也向丁玲提及这本书中类似问题。显然，国外汉学家们把沈从 文《记丁玲》当成了研究丁玲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种情况下，丁玲尽管忙，还是很认真地把这部书看完。她看得很仔细，在两书上 所作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原来，丁玲193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后，社 会上一时传闻丁玲已死，沈从文便开始写作这部怀念友人的作品。它最早以《记丁玲女 士》为题，从1933年10月9日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到12月18日载完。1934年9月， 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第10种，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记丁 玲》。由于当时国民党图书检查机关检查严格，该书只出了前面半部，而且还删掉了一 些文字。至1939年9月，方以《记丁玲续集》为题，由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出版后半部的 单行本，并再次受到图书检查机关大量删改。
  历经近50年风雨沧桑之后，丁玲第一次读到老朋友写的这本关于她和胡也频的书，实 在生气。她不能忍受沈从文对她和胡也频的歪曲。不久，《诗刊》刊发胡也频三首诗， 并向丁玲约稿，于是，她便写了《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介绍也频与革命的关系，也 捎带敲打了沈从文几句。丁玲此举，在当时几乎掀起轩然大波，受到或明或暗的各种谴 责。
  那么，丁玲认为《记丁玲》一书中对她和胡也频有哪些失实或歪曲的描写?笔者近日将 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上所作部分眉批和旁注(打印稿——笔者)，对照新 出版的《记丁玲》(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沈夫人张兆和校阅)，摘录几处供读者阅评。需 说明的是，笔者采用的是1992年版《记丁玲》的页码。
  《记丁玲》第45—46页：
  她的爸爸是个很有公子风度的人物……生平极其爱马……把马牵到城外去，见有什么 陌生人对于马匹加了些称赞……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 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在他看来皆以为事极平常，毫 不稀奇。
  丁批：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 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
  《记丁玲》第46页：
  她的母亲当时对于丈夫的行为，当然不会同意，但他们夫妇之间，感情极好，却不因 为这类事情，有过一次反目。某一次这个公子把马赠给路人以后……她问里边的主人： “大少爷，你那宝马呢”?“宝马还是宝马”!“又生翅膀飞了”……那一方面便带了忸 怩害羞的神气，只是微笑，什么也不说。
  丁批：这是作小说，他怎么知道的?
  《记丁玲》第57页：
  回上海一年左右，那身材美丽个性特强的王女士，在肺病中死去了，丁玲女士当时大 致也同家中讲了和。愿意接受家中的帮助，得到了家中办小学教育的母亲一点接济……
  丁批：我从未与家中及母亲有不和事，我母亲是完全支持我的。
  《记丁玲》第65页：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 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 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记丁玲》第91页：
  譬如两人的书想卖去时，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去，两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发表时 ，海军学生的则常常被退还。(第76页：我所知道的，则是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 以前，常常需那个女作家修正)。
  丁批：胡也频的稿子，我从未改过。也频牺牲后，为需要钱，我出了一个集子，字数 不多，编进了他的两篇小说《一个人的诞生》还有(一篇)不记得了。未署他的名字，是 因为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关系未署。
  《记丁玲》第82—83页：
  别人如何我不清楚，就丁玲看来，她的感情生活是需要在熟悉环境中休息，方能把生 命发展得完美无疵的。海军学生一死，她便不能再过一天稍好的日子了。
  丁批：岂有此理!
  《记丁玲》第83页：
  我总觉得从生理方面的特长，她征服了海军学生……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起 ，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批：混蛋!
  《记丁玲》第124页：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问题的女人，不只是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同时还是个熟读法国 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 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 ，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爱情一方面见得 “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见得“无害于事”。
  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人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记丁玲》第144—145页：
  其时恰当普罗文学遭受禁止……我们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寻出路，因此就成了问题。 感谢胡适之与徐志摩先生，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的忙。我们有些书皆由他们手中转到 书店去的。至于他们给我们的勇气，则似乎比给我们的帮助更可感谢的。
  丁批：真是无耻。胡适之、徐志摩确曾帮过沈从文的忙。从文是投靠的。此段事实非 说明不可!
  《记丁玲》第148页：
  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 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 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的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左翼文学”在是时 已经是个不时髦的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捡取这样一个过了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 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丁批：胡说!这时左联刚成立。只有你觉得是希奇的。也频既不告诉你，可见认为同你 不必再谈什么了!
  《记丁玲》第150页：
  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商人所支配的各杂 志，皆不愿再接收这种作家的作品，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的文章不能 卖出。
  丁批：可笑!只有你菲薄左联。
  《记丁玲》第162页：
  且共党(原版如此，现版改为××——笔者)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与军事发展不能相互 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 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形式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
  丁批：表现他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记丁玲》第165页：
  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 仰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 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
  丁批：他好像预感到胡也频被捕，发此狗屁言论。
  《记丁玲》第174页：
  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 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
  丁批：你谈这些干什么，表现你的政治才识吗?
  《记丁玲》第193页：
  海军学生又不过一个文学作家……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 的热情，并非出于理知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 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 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胡涂罢了。
  丁批：以小人之心!
  ………
  笔者从丁玲127条批注中，仅录十数条，大约已经够了。像书中“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 国的情形，还是那末少，那末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 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 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件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 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见《记丁玲》第164页)这样的段落 ，丁玲尚未一一批注。正如她在《也频与革命》中所说：“类似这样的胡言乱语，连篇 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而且显示了作者十分自得于自己对革命者 的歪曲和嘲弄。”
  从上述批注中，我们不难看出，丁玲对《记丁玲》这本书的意见，大致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该书有违真实，不少内容纯系虚构，夸张臆断，“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二是讨厌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丁玲描写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的 轻佻女人，把胡也频写成了一个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才，嘲笑他的转向革命 ；三是不能容忍沈从文对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歪曲和嘲弄态度。所以 ，她在《也频与革命》这篇短文中，正如袁先生所云，给沈从文扣了“三顶大帽子”， 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 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老太太的话说得比较重，但并非没有分寸。她没有给沈扣 政治帽子。她深知这位老朋友的为人，对他的弱点的概括既很尖刻，也不失为入木三分 。
  值得留意的是，《记丁玲女士》这篇长文在1934年《国闻周报》上连载时，沈从文曾 在致编者函中称：“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 。在方法上，有时既象小说，又象传记，且象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 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 革命种种因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转引自《干涸的清泉 》)。沈从文自己都承认“在方法上，有时既象小说”，而且“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 ，那么，其中“推断”的“小说”成分，能否保证“所记多可征信”?如若“推断”有 悖真实，丁玲说它是“编得拙劣”的“小说”，亦不无道理。《也频与革命》的发表， 的确“大大惹恼了沈从文”。他在给香港一位女士的私人信件中说，丁玲之所以对《记 丁玲》一书不满，是嫌这本书“举得她不够高，有损于她的伟大形象，如此而已”(《 致周健强》，见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11期第82页)。但当美国汉学家艾勒访问沈从 文时，他还是冷静地说：“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得有不一 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见陈明：《丁玲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载《新文学史料 》1991年第1期)。
  沈从文写《记丁玲》时，丁玲决不是什么“让人望而生畏的强者”。她身陷囹圄、命 系危卵，哪里有什么“强者”之气?写《也频与革命》时，丁玲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改 正，也谈不上是什么“强者”。问题不在于双方的地位怎么样，而在于沈的《记丁玲》 是否歪曲了事实、伤害了丁玲。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丁玲动了肝火，也扯不上是什么 以强凌弱。事实上丁玲在初次看到《记丁玲》时，确实很生气。后来，她还是留有余地 ，很体谅那位老朋友。1980年1月，她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说，对于《记丁玲》，“我的 确想写一篇文章逐点加以改正”。“可是我真正觉得他近三十年来还是倒霉的……我的 文章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者有点不人道。我是以一种恻隐之心强制住我的秃笔的。 最近在给《诗刊》写了一篇短文《也频与革命》，稍稍点了一点，说这篇《记丁玲》是 一篇坏小说。不过其中另有几点，仍将在某一天说清楚”(见《丁玲文集》第十卷)。19 85年6月，她在致姚明强的信中也讲了类似的意思：“我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 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 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为人的第一本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 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 论文稿，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即指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同志所撰《丁玲与<记丁玲>》一文 ，近三万字，至今亦未发表——笔者)，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 ，宽厚一些好了……”(见《丁玲文集》第十卷)。
  这些都说明，丁玲十分了解沈从文的为人，并且也从心底里原谅了沈从文的不是之处 。1997年初夏，笔者曾陪陈明同志寻访湘西凤凰县城沈从文故居和沈从文墓地。在沈从 文故居陈列室留言薄上，陈明同志郑重地写下了“怀念沈老”四个大字。笔者以为至少 在丁玲这边，无论生者还是死者，与沈从文并无“不解的恩怨”。
  　　　　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曾“大被同眠”吗?
  随着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在《国联周报》连载，以及后来《记丁玲》与《记丁玲 续集》的出版，有关沈从文、丁玲、胡也频间的“桃色新闻”便开始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记丁玲》二书70年代由香港重印以后，一些国外丁玲研究者就书中几次提及的三人 “同住”问题，多次向丁玲来信或面询。在我们的汉语中，“同住”和“同居”这两个 词有着明确区别。或是翻译成外文，意思有些相近，或是受了有关传言影响，在国外学 者的有关文章中对这一传言虽有所提及，但基本上仅限于“同住”之类说法。想不到袁 先生的文章中，谈及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的友谊及有关传言时，竟这样写道：“丁玲 结识沈从文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而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 。传言三人情深而浪漫，往往百无避忌，大被同眠……”
  尽管袁先生说过“传言难免夸张”，而这“情深浪漫”、“百无避忌”的“大被同眠 ”之说，袁先生并未注明出处。是转述别人的“传言”，还是袁先生自己杜撰出来的? 这就只有袁先生心里清楚了。若不幸是后者，那就不免有点令人费解——当今文坛，靓 女们乐于“用身体写作”，某些评论家对“做爱”文学屡屡堂皇加冕，都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而袁先生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竟对名声赫然的已故文坛前辈们的私生活，编 造出如此花絮，以求卖点，这不能不使笔者同样“陷入深深的困惑”。
  那么，三个人“同住”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丁玲是“名誉受损”者，她在她几篇文章 和致友人书信中，都对这个问题作了如实说明：
  ……那时我们倚文为生，卖稿不易，收入不平衡，更不稳定……也想模仿当时上海的 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于是“红黑 出版社”和《红黑月刊》都办起来了。我们拿借来的钱在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租了一栋 三层楼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今年我路过上海时去看，房子依旧，只是街名改为淡水路， 门牌号也改了。楼下做出版处，雇用了一个干事秘书之类的人，用了一两个月，他大约 看出这个出版社的前途涉茫，就辞职不干了。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 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 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伙做饭。这就是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社会上传说我死 了以后，在《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同住”。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机会读到。直 到去年由一位在我国教书的日本专家送我两本，我才读到。她告诉我这本书已在香港重 版，是现今欧洲、美国、日本研究丁玲的最重要的资料，她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上述所 谓“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颇不乏人。我只得在这里附带说明一 下，也是对好心的读者一个答复。我们在萨坡赛路没有住到一年，沈从文搬去吴淞中国 公学，我们也搬了家，出版社就关门了。(见《丁玲写作生涯》第214—215页)
  到此，所谓三人“同住”的谣传，读者心中大约都有了底。那么，袁先生所指的三人 “情深浪漫”、“百无避忌”的“传言”源于何处呢?凌宇先生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 他在《沈从文传》中披露，对丁、胡、沈三人的“文坛艳闻”，最早源于30年代初的上 海滩一些小报，如《雷雨》创刊号所载《丁玲小传》就写道：“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 女士的日记》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 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 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 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也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 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 或被封禁(转引自(沈从文传)第238页)。
  当时，沈从文虽去武汉大学教书，听到这些谣言后，也很生气。他在《记胡也频》一 书中写道：“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 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见《沈从文文集》第九 卷，《记胡也频》)。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秘密押解南京特务机关软禁。由于丁玲 失踪，社会上传说纷纭，有的说丁玲已被杀，有的说丁玲已自首。有一个叫张铁生的燕 京大学学生，在报上造谣说“丁玲还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对此极 为愤恨，便写了《丁玲女士失踪》一文在6月12日《大公报》上发表。不料招来了张铁 生的攻击和谩骂，进而编造极为下流的谣言，对沈从文和丁玲进行诽谤，语言污秽，不 堪入目。张铁生此举，“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党员鼓励 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 歉，事情才算作罢”(参见凌宇《沈从文传》第292—293页)。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先生为弄清传闻真相，曾当面问过沈从文。他在书中记述此 事：“1984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 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的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 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那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对此，凌宇先生谈了他的看法：“一贯被丁玲看作‘轻弱’、‘动摇’、‘胆小’ 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使在当时， 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见《沈从文传》第241页)。
  笔者孤陋寡闻，“大被同眠”的提法是第一次从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的。古人讲“道 德文章”。袁先生此举实在大大背离了“道德文章”。
  丁玲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如瞿秋白所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自从她踏 着自己的亲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加入共产党以后，无论是在群魔乱舞的魍魉世界，还是 在沉冤莫白的风雪人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浪头从“左”边打来， 她成了右派，浪头从右边打来，她成了“左”派。直到去见马克思那天为止，也没有学 会跟风赶浪，没有学会变来变去。如此性格的人，死后仍要遭到责难，这便是丁玲的宿 命。
  袁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为丁玲说过公道话。丁玲逝世不久，他在纪念文章《丁玲同志 印象》中写道：“在很多问题上，我觉得她并不‘左’，比如，坚持文艺反映现实，坚 持作家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作品的健康情操，坚持文艺的民族特色……所有这些，怎么 能叫‘左’呢?而在事实上，有些人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给她扣上了‘左’的帽 子，这和五七年打‘右派’时的手法又有多少差别呢?”他还说：“丁玲是不折不扣地 站在鲁迅一边的。她的客厅的东墙上，正有一个鲁迅诗的‘斗方’，是一位有名的书法 家写的，但是，除了思想上的一致，她不搞宗派活动。”(见《丁玲纪念集》第374页) 把《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和十多年前的文章相比较，人们不难看出前后的巨大反 差。是发现了什么新材料，促使袁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巨大转折，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 因，使袁先生摆出了另一副面孔?笔者以为，研究丁玲，首先要学习丁玲的为人，有坚 定的理想，不随风摇摆，真诚做人，真诚为文。否则，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丁玲的。
 

吹尽狂沙始到金——再评袁良骏先生《丁玲：不解的恩怨与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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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涂绍钧

      拜读袁良骏先生杂感《热风冷眼学术随笔的“三忌”》(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2 日文艺周刊)，不能不令人击节叫好。袁先生这篇短文，切中了当前学术随笔繁荣景象 中存在着的某些时弊，提出了自己对学术随笔写作的一些真知灼见。他在文章中提出： “为保征学术随笔的健康繁荣”，“必须克服以下‘三忌’”：“一、忌信口开河。某 些作者认为学术随笔就是胡诌八扯，爱说啥就说啥，爱怎说就怎说，可以不受任何学术 规范的约束。”“二、忌亵渎伟人。近年来有一种靠骂名人出名的不良风气，这也污染 了学术随笔。比如对鲁迅，有些作者便任意贬损，十分刻薄。”“三、忌浅尝辄止。学 术随笔依然是学术，还是要讲究科学性，还是要讲究学术规范。比如，史实要准确，考 证要扎实，不要不懂装懂，等等。”
    笔者以为，袁先生这些意见，可谓耿耿诤言，是时下学术随笔“热风”中的另一种声 音，实属难能可贵，也一定会得到广大严肃学人的认同。然而，“观其言，察其行”， 同样是这位声名显著的学者，其学术随笔实践却与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凸现出“让人 扼腕”的强烈反差，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如袁先生的随笔《丁玲：不解的恩怨和 谜团》(载《粤海风》2001年第5期)一文，便是对革命作家丁玲恶意贬损的例证。该文 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读者的不满。笔者曾不揣冒昧，写了一篇《丁玲：“谜团”还是迷 雾》的长文，就教于袁先生。拙作前五部分，以《身后是非谁管得》为题于《文艺理论 与批评》2001年第1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4期 转发。该文主要是针对袁先生大文前两节“丁玲和周扬”、“丁玲和沈从文”中涉及的 一些史实进行必要的辨正，列了“丁玲真的‘只对了一半’”、“丁玲有‘变节行为’ 吗”、“丁玲‘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吗”、“也谈丁玲、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丁 玲、胡也频、沈从文曾‘大被同眠’吗”五个小标题提出质疑。拙文发表后，曾接到一 些热心读者的来信和电话，表示认同。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黎辛老先生在信中说 ：“袁文早在《粤海风》见题目，想是一般为丁玲说话又说不出什么名堂的稿，没有看 。想不到这位奔走丁玲处多年的人竟说丁玲有历史问题，搞宗派，与‘大被同眠’。比 徐庆全(原《百年潮》杂志编辑部主任、发表贬损丁玲、有严重导向错误《丁玲历史问 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的作者——笔者)还全面，比周扬大胆，且有创造，您批得详 又稳。”其实，文章的个人得失并不重要，关键是如袁先生所说，是否讲究了“学术规 范”，是否做到了“史实准确，考证扎实”，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笔者实在无意指责袁先生言行不一。但不管是谁的文章，一经发表，便成了公众读物 ，便会引起读者的思考和联想。在人们心目中，袁先生自然不是那种“信口开河”、“ 浅尝辄止”的轻狂之辈，也不是想靠“亵渎伟人”，“骂名人出名”的人，因为先生早 已在学界名声赫然了。或许在袁先生来看，丁玲当然不属于“伟人”之列，充其量是个 故去了的名人罢了，贬损一通也无关紧要，也冒犯不到哪儿去。其实，丁玲即使是一般 老百姓，一个无名之辈，无论生前死后，人格也应受到尊重的，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 白，流短飞长，实在不算怎么高明。本文即针对袁先生“谜团”文章的第三个大题目“ 丁玲和当代文坛”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再与袁先生商榷。

    　　　　一　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

    如果说“丁玲和周扬”、“丁玲和沈从文”历史恩怨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热 度已退居其次；那么，关于“丁玲和当代文坛”的议论或论争，仍在热闹地进行，褒贬 毁誉，各执其词。袁先生这篇长文，无论布局谋篇，还是遣词用句，是为集贬损丁玲各 种“宏论”之大成，损你没商量。但他的那些指责，往往断章取义，或是无中生有，或 是有中说无，又往往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如袁文在论述“丁玲和当代文坛”时开头这样写道：
    ……她以什么样的脚步和姿态进入当代文坛呢?丁玲首先发表的，是这样两个小作品： 《“牛棚”小品》和《杜晚香》。两文都可以说是她在北大荒劳改期间的生活和思想纪 实……一个暴露，一个歌颂，尽管角度不同，功力不同，但都是动人的真情文字，都不 辜负读者对她的厚望。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丁玲不难成为众星拱之的文坛泰斗。
    然而，丁玲改变了路向，巡视中国文坛，丁玲最有资格写《“牛棚”小品》一类控诉 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让人不可理解也无比失望的是，《“牛棚” 小品》之后，丁玲再也不写这类文字了，《“牛棚”小品》成了绝响……
    其实，这并非袁先生的“新”论，而是一段对自己“宏论”的再一次重新炒作。且看 他1993年3月在“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是怎么说的：
    丁玲复出后，她以《“牛棚”小品》那样的血泪文字控诉了“文化革命”的滔天罪行 ，给阔别已久的、对她寄予厚望的读者们一个美好的希冀：“庾信文章老更成”，让丁 玲同志写出更多的《“牛棚”小品》，更好地控诉极“左”路线的罪恶吧：人们翘首以 待……
    但是，丁玲愈来愈让人们失望，她的血泪控诉以《“牛棚”小品》始，几乎也以《“ 牛棚”小品》终，她的“控诉”已经终结，剩下的仅有怀人忆旧的歌功颂德了……而丁 玲，不是最有条件，最有资格写出最美好、最生动、最感人的血泪控诉吗?
    然而丁玲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写了!丁玲的晚年，与早年的丁玲、延安的丁玲判 若两人，她的棱角、锋芒、勇气统统不见了，她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不 ，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她发明了一句名言：她受的那些苦难，屈辱都不值 得再提，那都是“娘打孩子”，即使打错了，打疼了，甚至打死了，“孩子”都不应怪 罪、埋怨“娘”!丁玲完全错了，谁是“娘”?极“左”路线是“娘”吗?真是认贼作父 、认贼作娘!(《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第 280页)
    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丁玲真的是“认贼作娘”了吗?就在袁先生在这样一次严肃的丁 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当着100多位中外学者宣读他的这段“新”论时，与会学者 杨桂欣同志即给大会主席递交了一张要求发言的小条子。当袁先生结束发言之后，在大 会主席的允许下，杨桂欣同志当场向袁先生的发言提出质疑：“丁玲在何时何地，在哪 一篇文章中发明了这么一句名言(即指娘打孩子——笔者)?在我的印象里，这句所谓的 名言的发明权属于另一位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丁玲不但没有‘发明’它，而且从来没 有引述它，更没有肯定它”。这时，袁先生当众解释说，他所引用的那句“名言”，是 根据丁玲1985年4月在西安的讲话。杨桂欣同志发言未完，厦门大学教授、中国丁玲研 究会副会长庄钟庆先生翻开手头带着的《丁玲文集》第八卷，摆在杨桂欣同志面前。丁 玲这篇题为《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的讲话，曾经在天津《文艺》双月刊1986年第二期 发表。全文近万言，其中不仅没有袁良骏先生强加给丁玲的那些话语，而且连让人那样 臆测和引申的文字也没有。笔者亦是此次会议的亲历者，这一有力的辩驳，曾给当时的 会场带来一阵窃窃私语。会后，袁先生再次对杨桂欣同志解释说：他所引用的丁玲在西 安的讲话，是根据西北大学学生给他的记录稿，问杨要不要看，如果要看，回北京后一 定寄他。杨桂欣同志当然没有理由谢绝袁先生的好意。可是后来杨桂欣同志在他的《惊 异于袁良骏先生对丁玲晚年的“新”论——“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侧忆》中回忆 说：“三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见到袁良骏先生说了要给我一份他手头持有的‘独家资 料’——西北大学学生对丁玲在西安讲话的记录。为此，我也有那么一点的遗憾，但， 这是稍纵即逝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像这种所谓记录稿，即使有，甚至 私自印行，广为散发，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人吃这种所谓记录稿的苦头，难道还不 够大和多吗?”同时也严肃指出：“作为一名学者，一位研究丁玲并有专著出版的专家 ，在进一步研究丁玲的进程中，撰述和发言，不根据研究对象丁玲的著作本身，而偏要 以所谓学生的记录稿为本，给丁玲罗织一番，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风呢?”尽管 袁先生的这番发言遭到当场驳斥，但在有的人那里还是产生了反响。与会的一名香港学 者在香港《争鸣》杂志1993年5月号发表题为《极“左”路线是娘吗?——“丁玲文学创 作国际研讨会”纪实》一文，对会议作了歪曲的报道，对丁玲的评价亦极为偏颇：“… …从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可以看出丁玲对中共的维护，她并不恨极‘左’路线， ‘革命’把她的坚强意志消磨殆尽，变成了‘愚忠’，再不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 时代的脉膊齐跳动，这实在是丁玲的悲剧，也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悲剧。”从标题到 文章主旨，与袁先生大文如出一辙。
    更为有趣的是，袁先生的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时，曾致信论文集选编小组有关同志， 主动提出删去关于“娘打孩子”那一段。然而当他得悉杨桂欣同志根据会议上驳斥他的 内容写成《惊异于袁良骏先生对于丁玲晚年的“新”论》一文，忽又致信会议论文集选 编小组有关同志，要求恢复自己主动提出删去的文字。最后，会议论文集选编小组尊重 了袁先生的选择。如此花絮，足见袁先生亦为性情中人，有着真正“固执”的个人风格 。
    诚然，丁玲复出文坛以后，对曾给予过她帮助、关心、爱护、影响的鲁迅、瞿秋白、 宋庆龄、向警予、茅盾、史沫特莱、冯雪峰、潘汉年、宣侠父等人，留下了一篇篇深情 的怀念文章。这些文章，无论是史料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 喜爱，文艺理论界不少学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在袁先生看来，她“詈骂”沈从文， “不得人心”、“有失大家风范”；她怀念师长、故旧，又是“歌功颂德”，叫丁玲如 何是好呢?再说，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就真的“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 写”控诉极“左”路线的文字，《“牛棚”小品》果真“成了绝响”么?
    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对此，笔者实在有点替袁良骏先生难堪。有了他这一番对丁玲 的污辱和责难，有了他这一番“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丁玲便真的“成了一个平庸的 歌功颂德者”，袁先生则成了一位力主反“左”的英雄么?诚然，他这一番对于丁玲在 《“牛棚”小品》之外的声讨，可能蒙蔽一部分不知详情的读者，煽动一部分人对丁玲 的鄙薄；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谎言必须揭穿!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丁玲的《“牛棚”小品》完稿于1979年3月19日，很快被《十月》 杂志当年第2期发表。随即产生强烈反响，并获得《十月》文学奖。当时，正值“伤痕 文学”热席卷神州文坛，她接到北大荒一位农工战友的一封来信，大意是说“历经劫难 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挥汗流血，重振山河，为什么时下一些刊物上有的文学作品还在 往我们的伤口上抹盐巴”?这不能不使丁玲对“伤痕文学”来一番深深地思考。按说， 她是“伤痕”最深者之一，要不要写“伤痕”，怎样写“伤痕”?的确是个问题。经过 深思熟虑，后来她在回答人们的提问时这样说：“……写伤痕小说，有的人赞成，有的 人不赞成，这有什么赞成不赞成呢?社会里有那个事你就可以写嘛。但这里面有一个问 题，就是要注意别写得哭哭啼啼的，别把政治性当作口号去说教……”(《答＜开卷＞记 者问》，载《丁玲论创作》第393页)。她还认为当时有的作品格调过于低沉，故事凄凄 惨惨，固然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也可能使人气馁，意志消沉，觉得前途渺茫。“我 想要写出这种伤心，但不要使人灰心，使人怜悯，不要倾泻无余，而要留几缕情丝，令 人回想”(《＜“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载《丁玲论创作》第124页)。
    于是，在《“牛棚”小品》之后，她开始断断续续写作长篇回忆录《风雪人间》。因 为中途住院、出访、办刊物，同时要完成另一部回忆录《魍魉世界》和长篇小说《在严 寒的日子里》，天不假时，结果三部作品都未及完成便匆匆走了。但从已成书的《风雪 人间》内容看，她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寂居北京，经王震同意，接纳她追踪陈明 一起到北大荒落户写起，一直写到1970“文化大革命”中从“牛棚”放出来，去21队强 制劳动那段最凄苦的日子。上卷《到北大荒去》19篇；下卷《“牛棚”小品》13篇，包 括陈明同志所编《附录》(1969年丁玲的日记片断、1969年陈明的日记片断、1955年至1 979年有关丁玲重要记事及陈明同志所撰《三访汤原》、《追叙夜审丁玲》、《记入狱 》)6篇，全书共12.5万字。书稿中个别篇章，丁玲生前曾在《人民文学》、《作品》等 刊物发表。丁玲逝世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华人世界》杂志全文刊出。 同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风雪人间》和《魍魉 世界》两部回忆录合编成一册出版。1991年收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丁玲文集》第 八卷。
    上述情况，作为“丁玲研究专家”的袁先生清楚不清楚呢?他完全清楚。事实是：袁先 在他自己的专著《丁玲研究五十年》(1991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书末，附有《丁玲晚 年著作目录》；袁先生根据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的《风雪人间》单行本，将 《到北大荒去》、《“牛棚”小品》上、下两卷32篇标题尽列其中，无一遗漏。这算不 算“铁证如山”?笔者愚钝，以为对人尽皆知的事实，一再矢口否认，一再出尔反尔， 若学问做到这个份上，与胡搅蛮缠何异?
    也许，在袁先生看来，这是一部不够水准的回忆录。尽管为其列了篇目，仍可不屑一 顾，不予承认。你不承认不等于这部作品不存在——它不仅存在，而且感动过无数读者 !
    一位中国读者如是说：
    ……丁玲不念旧恶，恢宏豁达，难道她真的没有痛苦吗?不，她心灵上的创伤是很深很 深的。去年，我读了她的散文《远方来信》，我流了眼泪。隔一段时间我见到丁玲，我 告诉她我读了这篇文章，我说：“丁玲!你受苦了……”(刘白羽《丁玲在继续前进》)
    一位外国读者如是说：
    原以为生活经历了风和浪之后，感情便穿上了盔甲；然而，最近读丁玲的遗作《风雪 人间》，泪线却完全失去控制。
    《风雪人间》里，丁玲以真挚朴实的笔触记述了她在黑龙江北大荒那十二年艰苦生活 的遭遇。在那天寒地冻的环境里，丁玲的肉体与精神饱受超乎他人想象的折磨与凌辱。 深深深深地感动我的，是她那种不为磨难所屈服的坚韧精神，还有，受尽折磨而对人性 依然不丧失信心的那份豁达。
    全文感情，波澜起伏，字字句句，犹如千斤棒子，直捣读者心窝，令人觉得痛不可挡 ，而痛至极点时，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掉。(新加坡作家尤今女士《心茧》，见尤今所著 《玲珑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风雪人间》让已届古稀之年的老作家刘白羽流泪了，让感情 “穿上了盔甲”的尤今女士流泪了，也让丁玲的无数读者流泪了。笔者是10多年前，第 一次在《华人世界》读到这部浸透血泪的文学回忆录的。当读到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 将要离开寂居的北京，去西郊万安公墓凭吊她的母亲时，在母亲坟前那一番刻骨入髓的 内心独白；读到她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的“远方来信”击倒，独自 错迷在鸡舍旁那间冰冷小屋的悲凉场景；读到她被关进“牛棚”后，不能与近在咫尺的 丈夫见面，只能乘看守出去打饭的机会，猛然跃上坑头，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 用一件悬挂在窗棂上的旧衣服遮掩着自己的面孔，悄悄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四面搜寻， 搜寻在晨光中打扫操场的那个瘦小的身躯，搜寻那双毛皮帽子下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的 细节；读到她被遣送21队强制劳动，65岁的老人了，还得每天挑数十担猪潲，与一个比 她还大10岁的老头喂养60多头猪，却悄悄鼓励自己，“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炼出一块厚厚 的茧子，来承担80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 神上的痛苦”这般撼人肺腑的话语；读到她与一群女知青一起住宿，不许抽烟，不许午 睡，不许睡觉打鼾……为了驱赶白天劳累过度而袭来的睡意，她只好在知青们的嘻闹声 中，在她们学唱“样板戏”的喧哗声中，独自搓着细细的麻绳，来医治自己打鼾这一“ 不治之症”的这类情节，笔者当时确曾是读得泪眼模糊……
    难道，这部用血泪凝成的回忆录，不是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控诉吗?诚然，从反右到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作家决非丁玲一人，其中不少人以不同的文学样式，写出了在 那漫漫蹉跎岁月中各自不同的辛酸。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左”的错误的控诉，也是对 后人的一种警示：这样的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因此，它们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历史责 任感的强烈体现。但在当时众多“伤痕文学”作品中，以《风雪人间》这种纯纪实的长 篇文学回忆录形式问世的作品，并不多见。当然，全书32篇，虽如有的评论家所说，在 思想艺术水平上也有个参差不齐的问题，但若干篇什都可称“伤痕文学”作品中的上乘 之作，“它们的谋篇布局、人物和场景的描写，还有语言的艺术光泽”，“都是高手们 才能营造出来的艺术珍品”(杨桂欣《丁玲评传》第408页)。
    正如袁先生称《“牛棚”小品》是“控诉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 ，但它到了王蒙笔下，“却也让极政治化的人觉得肉麻”。对同一部作品，往往出现截 然不同的看法，并非稀奇。但笔者以为，事实胜于雄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纪实文 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丁玲这部显示她晚年文学功力的重要作品，其主要的特点在于它 的真实，在于它的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次重版，说明 它拥有读者。并不是由某几个或某一群人“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自从《风雪 人间》问世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它都有过公允的评论(可惜，我们的袁先生却视而 不见)。
    ——《风雪人间》记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丁玲同志的不幸遭遇……这也是中国文坛上 的一曲悲歌。它使许多善良的人下泪，赢得许多同情者的欷嘘叹息。但是它又不同于“ 伤痕文学”，因为它不是对党发牢骚泄不满，也不是埋怨党这个错了那个不对。而是相 信党终归是正确的。丁玲同志想把这段历史的苦难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作为教训来记 取的。(胡青坡、叶颖《在困难中显示伟大——读＜风雪人间＞和＜魍魉世界＞》，载《丁 玲研究》第310页)
    ——读了《风雪人间》，使人们既感受到寒冷彻骨的北大荒风雪，更体验到人间的温 馨；既看到魑魅魍魉年代被扭曲的灵魂，更洞悉了作家那颗火热而博大的爱心。作家努 力透过人情世态，着意发掘人类心灵的美，像淡淡的流水，潺潺地渗入读者的审美的心 灵世界，激发了人们追求生活希望的勇气。(陈福郎《＜风雪人间＞的美感效应》，载《 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298页)
    ——《风雪人间》由于是写丁玲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的生活的遭际，特别是写她 去北大荒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受的打击和折磨，这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也是写哀情 多于豪情。就哀情来讲，有夫妻别离的悲痛，有孤身寂居的哀伤，有暂时不被儿女理解 的心碎，有身受折磨时的痛苦……然而，流露在作品中的许多哀情，同样没有淹没豪情 。……(华济时《性格清彻·音调宣畅——丁玲两部遗作的风格》，载《丁玲研究》第3 55页)
    够了，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还有一部“血泪淋漓”的“对‘文革’极‘左 ’路线的血泪控诉”——《风雪人间》(引号中系袁文针对《“牛棚”小品》的话语)!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丁玲这部撼人心魄的遗著，袁先生可以不为所动，但作 为“一名新时期丁玲研究专家”，果真不曾翻阅，是不是要算自己所作的这门学问的一 个小小缺失?也许，在袁先生今后的大作中，不再有那腔无名怒火，不再有那番咬牙切 齿的诅咒——丁玲在《“牛棚”小品》之外，“没有写，不再写，永远不想写”出“揭 发、控诉祸国殃民、将中国引向历史倒退的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而变成了 “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者”，“极‘左’路线的辩护士”!
    否则，难免会有读者呼吁：中国的“3.15”，还应该加上一项非加不可的内容……

    　　　　二　在读书问题上，丁玲“完全歪曲了鲁迅”?

    袁文在论及“丁玲和当代文坛”时，系统地指责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愈来愈严重地 给人们一个‘左’的印象”时，归纳了这样四条：“首先，丁玲把歌颂与揭露机械地对 立了起来，似乎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写伤痕，一写阴暗面，便违背了‘歌颂’之旨 ”。“其次，在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时，丁玲也陷入了片面性”。“第三，在作家和政 治的关系问题上，丁玲也走向了极端”。“第四，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 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笔者以为，这一番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 概括，决非一位真正的丁玲研究学者以外的人士所能为之。这就是久历磨难，背负着深 深的心灵创伤重返文坛的丁玲么?为什么袁先生笔下的丁玲与现实中的丁玲，与众多读 者、研究者心目中的丁玲，与党中央已为其盖棺定论的丁玲，相距是如此之遥?难道， 这也应了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时比人和猿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如果要对袁先生上述四条逐一辨正，那么，任何一条都是一篇大文章。这类文章，大约 会有人写，而且能写得论据确凿。
    这里，笔者只想指出两点。第一，袁先生的上述四点，亦不是他自己的“新”论。198 6年6月6日至13日，“丁玲创作60周年学术讨论会”分两段在丁玲家乡常德和长沙召开 。袁先生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丁玲与中国新文学》第356 页，198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第二部分“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基本估价” 中，概括了五点，其内容与上述四点完全相同。只是袁先生当时大概考虑到丁玲刚刚去 世三个月，尸骨未寒，遣词用句稍稍平和一些，不像他后来那些文章，那么怒发冲冠， 那么咬牙切齿。第二，袁先生还说：“……她甚至说，作家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 会’。尤其不妥的是，她把鲁迅在特定条件下说的‘反话’——‘不读或少读中国书’ ，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这就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这句话源于鲁迅《华盖集·青 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当时说：“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而在这句话的“附注”中，说了这么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 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文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见《鲁 迅全集》第三卷第12页——笔者)这段文章，也是15年前他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基本 估价第五条中可以找到的内容。这就是说，在读书问题上，丁玲把鲁迅的“反话”当成 了“正话”“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
    在读书问题上，丁玲“完全歪曲了鲁迅”吗?
    这实实在在又是一顶沉重的大帽子!——丁玲的原话怎么说的?白纸黑字印在好几本书 上，还是让读者评判吧!
    问：……对于如何加强艺术修养，您有什么想法?
    答：文学修养，主要靠读书，要读好书。现在我们的书出得太杂了，青年们不知道应 该读什么，有许多时间浪费了。另外，有的报纸、刊物上一些茶余饭后的东西太多了， 意思不大，读了对文学修养没有什么好处。我过去相信鲁迅的话，不读线装书。当然不 能说凡是线装书都不能读，而是那里面封建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过多地读旧诗词， 人的愁就来了，没有愁也发愁了，这个愁不是自己的，是外加的。我过去读反映现实生 活的书、读现代的翻译小说比较多，觉得里面的情绪比旧诗、词中的情绪健康些。总之 ，现在是杂书太多，青年人不易选择。搞理论批评的、搞编辑的，应当指导他们读书… …(丁玲《答＜延河＞记者问》，载《丁玲论创作》第521页，原载《延河》1982年第11期 )
    这是一段答记者问。丁玲这段原话中，显然没有要人家“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句子 ，更没有对这句话“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相反，开宗明义所回答的是：“加强文学 修养，主要靠读书，要读好书。”被袁先生抓住“辫子”大加抨击的是：“我过去相信 鲁迅的话，不读线装书”这一句。姑且不论丁玲是在回答提问时的随口便答，事先有无 文字准备，《延河》的同志可以为证。就这句话本身而言，第一，并没有肯定她“过去 相信”“不读线装书”是对的，第二，她没有继续主张“不读线装书”的意思，而是马 上补充说：“当然不能说凡是线装书都不能读。”此外，这里要注意的是，丁玲是讲“ 我过去”对鲁迅那句话的理解，这“过去”过去了多久呢?如果是在她太年轻的时候， 没有读懂或者误解了鲁迅的原意，自是不足为奇的。笔者查得，丁玲开始读鲁迅的书是 19岁。因为当她“在社会上走了几年，碰了一些壁，才觉得鲁迅的作品对我是极大的安 慰，我开始理解中国人民的痛苦从何而来，我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那时我19岁。我把 鲁迅的作品全找来看，尽管我很穷，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但还是要买他写的书”(丁玲 《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论创作》第96页)。可见丁玲当时在主要的方面 是读懂了鲁迅的。正如现在一个19岁的年轻人，真正能读懂鲁迅的有多少?袁先生做了 多年文研所鲁迅研究室主任，自然比一般人知道得更清楚。仅仅抓住丁玲那一句话作文 章，是否犯了学问之大忌——有断章取义之嫌?
    笔者不需重复丁玲在《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鲁迅先生于我》等文中对鲁迅 先生所怀的那份敬仰、感激的真挚感情；也不说鲁迅先生曾称赞过“丁玲女士才是唯一 的无产阶级作家”，不说鲁迅先生当年误信谣传丁玲已遇害时有过的惋痛：“瑶瑟凝尘 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不说鲁迅先生曾在丁玲身处逆境时，给过她多少关爱，多 少帮助……还是回到丁玲是否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这个问题上来。
    记得1993年《光明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与丁玲》一文中，陈明同志曾向采访他的张 素华等同志提到1948年丁玲在西柏坡给过他一封长信，信中转述了毛主席曾两次重复对 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来看的，不是几年来看的，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发 展、是停滞、是倒退、是好、是坏。”(此信收入《丁玲文集》第十卷，338页)几十年 间，丁玲是怎样看待读书问题的?她几十年的言行，“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吗?
    早在1950年初春，丁玲应《大众文艺》星期讲演会组织者的邀请，作了一次《谈文学 修养》的讲话。她在“谈学习”部分首先指出：“无论如何，你要是不读书而想成为一 个诗人或文学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主张青年人“多读书”。她主张读些什么呢? 一是认为“从中国旧文学里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有人说从中国旧文学里学不到什 么东西，是不对的。古代的章回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这些作品 里表现人物的方法确实生动得很”。接着，她举了《红楼梦》里一处描写林黛玉的细节 和《三国演义》里描写阿斗这个人物的细节，随手拈来，如数家珍。之后，她说：“我 们的文学遗产里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们描写的人物跟活的一样；他们描写的 故事情节和画的一样，短短几行就写出一个生动的人物……”二是认为“除了从古书里 学习以外，我们更要多读现代同时代人的书。别人的作品即使全部不好，只要有一段好 ，一个人物写得好，都是可以学习的”。三是还主张读外国书，学习外国的作品，读托 尔斯泰和俄罗斯其他伟大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苏联的作品。同时，也指出不要死学， 不是抄袭。西洋有一句俗话：“第一个形容女人像花的是天才，第二个仍然这样比喻便 是蠢才”。(《丁玲文集》第六卷)
    在已出版的《丁玲文集》十卷本中，丁玲对读书问题的阐述，不乏其例，足以说明丁 玲一直是主张读书的。此外，她还谈过另一个读书的话题。尽管这个话题现在有些人不 愿意听了，但丁玲讲过，也是事实。1982年4月27日，北京语言学院一位留学生问她： “……给您带来最大的影响的是什么书?”丁玲回答说：“很多人问我，哪一本书对我 影响最大?小时候我读的书比较杂，什么书都看。中国的文学书我喜欢读，但不定就对 我影响最大。我自己喜欢读的书，也经常向别人宣传的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我 过去没有很好地读这些书。在延安读过这些书，未引起大的兴趣，我那时的兴趣在文学 写作上。在十年动荡年代，我在监狱里读马恩全集……我从他们的话里学哲学，学社会 学，也学经济学……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将是最大。”(丁玲《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的 一次谈话》，载《丁玲论创作》)丁玲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而且是单独囚禁，没有别的 书让她读，这就给了她一个系统地学马列、毛主席著作的机会。这件事，她在刚刚放出 秦城监狱，被遣送到长治市郊嶂头村不久，刚刚和儿子蒋祖林取得联系，就给儿子、儿 媳写了一封六千来字的长信，其中有三千字是谈她在狱中学马列、毛著的情况和感悟， 称“这些书，真真是最完整的社会史、革命史、党史，更是一部最崇高的、优美的英雄 史……”(蒋祖林《从母亲的一封信说起》，载《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颗耀眼的巨星—— 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文集》)。当时是1975年7月，丁玲头上还戴着“右派”、“叛 徒”两顶大帽子。在一般人看来，有什么必要和儿子谈什么在狱中学马列之类的事情? 笔者以为，因为那些书的确使她激动，使她受益非浅，使她觉得自己“高了几寸”。她 所希望的，是她的这番感悟，能被孩子们理解，并能仿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读书方法上，她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1998年8月21日，原中国 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员苗得雨同志(现山东省文联顾问)在《今晚报》上发表了 《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据苗得雨同志介绍，这是历经反右、“文革” 等一系列运动之后，从一本不知怎么幸存下来的日记本中“原文誊出的”，“真是不亚 于一份宝贵的出土文物，让人喜出望外又喜出望外”。他的第二期同学，中国作协副主 席邓友梅同志读到这篇文章，也是激动不已，立即写了一封题为《难忘丁玲谈读书—— 邓友梅致苗得雨》的公开信，发表在1998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在信中说： “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经 过四十多年风刀霜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 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 ，学界何幸!”一年多后，也是因丁玲一案打成右派的原文讲所一期学员徐光耀同志(河 北省文联主席)，因为准备写回忆录，在一包尘封已久的自设“档案”里，翻出了一本 小册子，系1957年中国作协文讲所打印的《清除丁玲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影响参考资料 》，其中有一篇是《读书问题及其他》(另一篇是《漫谈“左联”点滴》)。这篇文章跟 苗得雨记录的是同一内容，即1954年1月29日丁玲与学员李涌、羽扬在学员宿舍的“聊 天”似的谈话。听者也是闻讯而来，并不是预先组织。只是苗得雨同志所记，是根据自 己当天日记誊出，而后者则是根据当天一位速记员所记整理，篇幅自然比前者长一些。 两相对照，内容大体一致。徐光耀同志发现此文，亦大为惊喜，不久把它发表在《长城 》2000年第2期上。他在《关于丁玲遗作的说明》中说：“这个小范围的‘聊天’，面 对的又是一群天真纯洁的青年，才使她敞开心扉，婉转又直率地表达了她对文学的看法 ，所谈切身感受，是‘掏心窝子的话’，但锋芒所指，却是教条主义的核心……我今天 74岁，展读此文，仍有茅塞顿开，恍然有悟之感。”
    丁玲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有这番“聊天”的?又是什么原因使邓友梅们至今如此激动不 已如此拍案叫绝?我们从邓友梅、徐光耀的推介文字里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50年代初 ，一切是学苏联，一边倒。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 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作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学员们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 ，无论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主题 思想、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论述辞汇也多用苏式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 变成了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而且，还规定按这套规矩写论文。这样学习行吗?于 是学员们把学习中的困惑反映给所领导，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因为这套模式是领 导认定的，有政治含意的，所以大家作好了挨丁玲批评的准备。结果则大出所料，丁玲 竟对他们说：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 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的动人的地 方倒忘了!
    看书要沉到(书里面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 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久了，在脑 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上述摘录，仅是她谈读书方法的主要观点，全篇内容，读者可以参看原文。也许，在 已经远离那个时代背景的当代读者看来，丁玲这些讲话，并非什么惊世骇俗之说。实际 上远不是这样，邓友梅在致苗得雨信中说：“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 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有的同学被错划为右派，原因 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此外，邓友梅还发出如此感叹：“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 们同学中就没有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 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不知袁先生对邓友梅这番感言有何感想。
    也许，正是由于丁玲热情坦直，快言快语，死后也还要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如前面一 段答记者问中，她对古典诗词的看法似乎有点片面，当然也毫无遗漏地遭到袁先生的否 定。其实，笔者以为，她之所以不主张过多地读那些给人添愁的旧诗词，一是与她的性 格有关，二是她那位早夭的挚友王虹剑，就是因为过于偏爱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就格外 多愁善感，或许给过她影响。最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了一份毛主席当年写 给李纳等谈如何读词的遗墨。他以范仲淹的《苏幕遮》和《渔家傲》为例说：“词有婉 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又说：“ 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 情是复杂的，有所偏袒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 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 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2001年8月2日《文学报》)照如此说来，丁玲不 喜欢婉约派那苍凉的清凄哀怨，那无尽的缕缕愁绪，并不为怪，如果笼统地划为反对读 “线装书”之列，亦属牵强附会。
    考察丁玲几十年来关于读书的言论，她是否“完全歪曲了鲁迅”?笔者以为读者应该有 了答案。那么，她到底错在哪里?在袁先生看来，她千不该万不该说的，是那句“作家 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会’”。仅仅这句话，她就应该继续付出遭“损”的代价。
    她是这样说的吗?
    ——前几天，有人说我读了很多的书，说我博学。天晓得!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 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我以为我只读了一本 书——社会，即所谓人生，我只读了这本书。把我的全部精神、身体、心灵化了下去， 几十年的时间，学了那么一点点东西。(《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丁玲文集 》第四卷第340页)
    这是丁玲的原话，是1981年7月5日纪念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的一段。类似的话，还在其它几个场合讲过，对一位业余作者也讲过。她的这个观点， 其实50年代初就有了，“有人问我没有念几年书，没有丰富的农村生活，怎么能够写出 这些书来?……但你翻开我的历史看看，并不是这样的。我快五十岁了，经过一些酸苦 ，有一点经历，从自己生活中淘出一些东西，用生命换来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东西； 是吃过亏，倒过霉，赔过生命，赔过一些东西，才得到那么一点东西”(徐光耀同志“ 发掘”本《读书问题及其他》，载《长城》2000年第2期)。
    这是丁玲在误导“作家只需读一本书”吗?难道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不应该读懂社会 —人生“这本书”吗?丁玲的上述讲话，岂又仅仅是在谈读书呢?——袁先生这样理解并 驳斥丁玲这段话，真令人大吃一惊，这是袁先生的文章么?
    诚然，丁玲四岁丧父，家道中落，中学没念完便出去闯世界，生活赋予她的，只能上 高尔基式的“我的大学”，因此，她算不上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型作家。这一点，她 自己也承认。但是，她凭自己的禀赋，更是凭自己的刻苦自学，凭她那番一般作家不曾 有过的人生经历，她到底成功了——无可争议地走进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永恒殿 堂。尽管有人不断对她进行诋毁和否定，仍然还是有读者读她的书，有国内外学者研究 她的作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
    丁玲是否歪曲过鲁迅?在此，笔者还想借用袁先生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予以说明：“丁玲 是不折不扣地站在鲁迅一边的。她的客厅的东墙上，正有一个鲁迅诗的‘斗方’，是一 位有名的书法家写的，但是，除了思想上的一致，她不搞宗派活动。”(袁良骏《丁玲 同志印象记》载《丁玲纪念集》第374页)
    当然，时代在前进，人的思想也会随之进步。这是袁先生15年前说的，在先生看来， 这观点显然已经过时。所以，15年以后的今天，袁先生才有了这篇《谜》文。但是，不 管再过15年有人又会怎么说，丁玲一生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她不仅没有对鲁 迅有过任何歪曲，相反，她曾经是一位鲁迅旗帜下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是一位真正的 鲁迅精神的传人!

    　　　　三　《歌德之歌》错在哪里

    袁先生的大文在论及“丁玲和当代文坛”这部分中，着墨最多是针对丁玲的长诗《歌 德之歌》的攻讦。他所抨击的丁玲晚年“左”的文艺思想，亦是由此诗说开去。有意思 的是，他在文中引用的他对丁玲《歌德之歌》不满的一段对话，也是从他15年前的《丁 玲同志印象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漏。
    1981年6月，我去大连参加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撰稿会，途经木樨地，顺便 去看望丁玲同志，想不到他们也正要动身去北大荒。只吃了一根冰棍，我们便一道下楼 。在电梯上，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
    ——“袁良骏，我写了首长诗，你看到了吗?”
    “不仅看到了，还有点意见。”
    “是吗?什么意见?”
    “题目不好。用《献给党之歌》不是很好吗?‘歌德’这个字眼，已经让人给糟蹋了。 ”
    “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
    “群众不理解。”
    “不理解也要这样写。”
    《歌德之歌》1981年7月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袁先生6月份便“不仅看到了”，而 且还能对丁玲面陈“意见”，这说明丁玲对研究她的袁先生的信赖，未发表的手稿便让 他先看了。其实，丁玲、陈明重访北大荒，离京日期是1981年7月15日，同行者还有河 北作家谷峪、美国华裔学者梅仪慈女士等人(《丁玲年谱》)，并不是袁先生所说的“6 月”。显然是袁先生记错了，毫无套近乎的意思。只是九泉之下的丁玲万万不能想到的 是：同样是这样一段对话，同样是针对她的一首诗，15年之前和15年之后，在同一位学 者口中，竟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
    ——15年前，袁先生曾接着电梯上的那番对话这样说：“下楼了，我也默然了。首先 我自己便‘不理解’起来：为什么群众不理解‘也要这样写’呢?丁玲同志不是很强调 文艺大众化吗?为什么却不管‘群众不理解’呢?……后来，我明白了。我所说的‘群众 ’，丁玲同志并不认为能代表大多数。反言之，反对使用‘歌德’字样的群众，她并不 认为是有觉悟的群众。显然，丁玲同志又固执起来了。多么难以改变的固执呀!”(《丁 玲同志印象记》)
    读者不难看出，在上述这段对话及对话之后的陈述中，袁先生很清楚表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歌德之歌》这个题目不好；二是认为丁玲不听取“群众”意见的态度不妥，太 固执；三是他“明白了”，两人所指的“群众”是不同的。笔者以为，这些看法还算比 较客观，也并无什么恶意。
    ——15年后，袁先生在这篇《谜》文中又是怎么说的呢?“造成丁玲断然刹车(刹车， 即指丁玲‘不再写’控诉‘左’倾路线的文章——笔者)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并不了然 ，然而，人们读到了丁玲的长诗《歌德之歌》，问题也便迎刃而解……这首长诗，囊括 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所谓‘歌德’，即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 。毫无疑问，这完全正确。然而，艺术作品的衡量价值，关键并非‘正确’……从这个 角度看，丁玲这首长诗便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既散 文化，又概念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态’，枯燥而直露，毫无诗的想象与含蕴，是一 些标语口号的堆砌。这首长诗的发表和对沈从文的詈骂，大倒读者的胃口，丁玲形象在 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袁先生这样说还嫌不够，进而亮出底牌：“这样一种标语口号 化倾向，亦即文艺教条主义倾向，愈来愈严重地流露到丁玲的文艺思想中，愈来愈严重 地破坏了她的艺术敏感。也愈来愈严重地给人们一个‘左’的印象。”
    袁先生这番“宏论”，自然比15年前进步了许多。第一，他对这篇长诗的题目仿佛又 没有了意见，肯定“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这完全正确”。第二，除了 这一条肯定，其余呢?全给否定了，从这首长诗的形式到内容，否定得那么坚决、尖刻 、不留情面。再过15年，在袁先生笔下，丁玲的《歌德之歌》，又将是什么样子，不敢 妄加臆断——只是目下，如果这两篇文章都收入袁先生同一本丁玲研究专著中(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先生将作如何感想，读者将作如何感想?
    最最耐人寻味的是，袁先生在他这篇长文结尾时说：“在丁玲仙逝几乎15年之后，作 为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我仍然没有弄明白‘会有人理解’这句话，我仍然不明 白这些‘理解者’是谁?这些‘理解者’为什么对丁玲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量?……可是， 丁玲去得太快了。她没有回答我的疑问。”
    同样都是白纸黑字，15年前，袁先生说：“我明白了。”可15年后，忽又说：“我仍 然不明白。”袁先生郁积在胸的“谜团”由谁作答?笔者只好仰天长啸：丁玲!魂兮归来 ……
    《歌德之歌》到底是怎样的一首诗?它错在哪里?究竟是错在题目，还是错在内容?
    《歌德之歌》是丁玲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真情实感，以一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的真情 实感，献给党的60周年生日的一支颂歌，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
    袁先生不是面陈丁玲：“歌德”这个字眼不好、“群众不理解”么?为什么丁玲偏又不 听袁先生意见，将题目改成《献给党之歌》之类，并坚持“不理解也更这样写，会有人 理解”呢?说句实在话，笔者真不知袁先生对这个当年“明白了”而现在却“仍不明白 ”的问题到底明白不明白。笔者只知道，丁玲写这首诗之前，即1979年2月，《新文学 史料》发表了华裔美国记者赵浩生先生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的长文(此文原载香港 《七十年代》月刊1978年9月号——笔者)。周扬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 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 ；“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周扬这种说法，丁玲很不以为然，当着周扬的面，于1979年11月8日，在中国作协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给予了公开驳斥，可谓大义凛然，振聋发聩(《讲一点心里话 》，载《丁玲文集》第四卷第358-359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思想空前活 跃。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颁发，更加统一了全党的 认识，人们都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把自己的国家建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在文艺 界，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暴露文学以及一大批“伤痕文学”继续产生着“轰动效 应”。文艺界思想比较活跃，也比较混乱，你歌颂光明吧，说你是“歌德派”；你坚持 写工农兵呢，见鬼去吧，“文学就是写我自己”……而丁玲呢?你周扬说我是“暴露黑 暗派”，我偏不是!从延安时代开始，我丁玲一直就是“歌德派”!笔者以为，丁玲之所 以将自己歌颂中国革命、歌颂党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定名为《歌德之歌》，也许就是这 个含义，并非受其他什么人的“影响”。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丁玲逝世多年以后，“第 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8月在丁玲度过了八年窑洞岁月的延安举行， 丁玲生前的战友和伴侣陈明同志抱病选编的《我在霞村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 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赶在会议开幕之际献给与会中外学者和广大读者， 也就是想让丁玲作品作证，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女性作家，在 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所走过的艰辛道路和她复杂的心路历程”(陈明《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延安作品集·后记》)。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即便是当年丁玲的《“三八节” 有感》、《在医院中》、《我们需要杂文》等文，只能说明丁玲一直是一位真正关注社 会的作家，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决不是周扬所说的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 代表。
    笔者以为，这样理解丁玲之所以坚持不改《歌德之歌》的题目，亦并非完全是主观臆 断。丁玲在这首长诗动笔之前两个多月，即1981年4月7日，她在厦门大学六千人大会上 ，所作题为《文学创作的准备》的文学报告中曾说：
    ……人们对这个(写什么)问题争论不已，这个说只能写我自己，那个说只能写工农兵 。实际是把这些问题割裂开了，没有结合起来加以认识。这跟过去有人争论，他是写光 明的，你是写黑暗的一个样。什么才算是黑暗?什么才算光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充满 光明的，但也有不太光明的东西，有落后的一面。要写光明，没有黑暗衬托是不行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张志新就是我们的光明，她那样坚强，反对“四人帮”那一套，刀割 在脖子上也不怕。割喉管、压迫张志新就是我们的黑暗，光明是靠黑暗显示出来的。我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歌德派。是的，我是赞成歌人民之德的!歌社会主义之 德的。“歌德派”如果不是“歌”人民之“德”，而是骗人，讲假话，嘴里说“歌德” ，骂别人“缺德”，而自己反而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挂羊头卖狗肉，那我是坚决反对 的!要揭发这些假“歌德派”。我们一定要“歌”社会主义的“德”，“歌”我们共产 党的“德”!为什么不歌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丁玲论创作》第463页)
    这段话，能不能算作丁玲《歌德之歌》的题解呢?反之，如果将《歌德之歌》的题目改 成《献给党之歌》，则不能体现丁玲独特的艺术个性，不，袁先生所指的“固执”的丁 玲风格!
    诚然，丁玲自己说过：“至于诗，我实在是外行。”(《丁玲文集》第六卷第530页)但 诗人朱子奇说：“丁玲是有诗才的。”诗人严辰也曾这样评论：“丁玲虽然一生只写过 四首诗，但她是诗人。她的小说，她的散文，都是诗。”一位老教授说：丁玲的四首诗 ，“都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极高艺术价值的好诗”，是从心里迸发出来的爱，是深情地献 给爱人、革命，献给党、领袖的好诗”(宋建元《丁玲评传》469页)。这大约不完全是 溢美之词，大家更没有把《歌德之歌》从她的四首诗作中作为“政治表态”、“标语口 号”予以剔除。
    我们再具体谈谈丁玲的这首长诗《歌德之歌》。全诗464行，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浓缩了中国近70年历史进程。单从诗的构架上讲，可谓气势恢宏。因 为这70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得上翻天覆地的70年。全诗共分11节，对以孙中山为首 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们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壮举，对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大潮 ，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北伐战争，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对南昌起义以来的工农武装 斗争，对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年抗战，以 及推翻蒋家王朝的解放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反右 ”、“文革”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对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后，人民 再次获得新生的喜悦，都作了形象的描写。从全诗内容来看，既有对推动历史前进的进 步力量的真诚颂扬，也有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屠杀革命者的无比憎恨；既有对党和人民 的热情讴歌，也有对极“左”路线的强烈控诉……诗中所写，几乎全是载入历史史册的 重大事件，重要史实，根本无需像袁先生所奚落的那样，由丁玲来一番“政治表态”。 这首诗的体裁、内容，决定了它的风格。大凡政治抒情诗，不可能是小桥流水，不可能 是风花雪月。它是诗人激情的喷涌，它是诗人为这时代的欢呼，也是诗人为国家前途命 运的忧郁……
    这首诗，是不是真的如袁先生所说，是将“歌德”与“揭露”机械地对立了起来呢?也 不是这样的。在全诗464行中，直接控诉“左”倾路线的就达72行，比例是不小的。诗 人不仅控诉了“左”倾路线在“文革”中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还对红军时期 几乎把革命断送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反思，并且提醒人们“提高警惕，牢记教训”。因 为那些不是牺牲在和敌人搏斗的战场上，而是被错杀在自己同志枪口下的冤魂中，大都 是为革命流血奋战的勇士，也有她当年熟悉的左联战友。丁玲曾经说过：“想不写伤痕 是不行的，但要写得气壮山河，不光是同情，悲痛，还要乐观，要有力量。作家是有自 觉的人，不能光是叹气，诉苦，还要引导。”(《答＜开卷＞记者问》)你听：“祖国啊/ 你蒙难十年/美丽的土地被凌辱/庄严的旗帜被污染/你的儿女被蹂躏/你的荣誉被践踏/ 谁能忍得住眼中的热泪/谁能压得住心头的怒火/我们怀念着过去/我们企望着将来/我们 至死，也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活，为着实现我们的誓言/总有一天，火山要爆发/熔 岩将淹没大地上的垃圾/共产党永远是不能被摧毁的”(《丁玲文集》第三卷《歌德之歌 》)难道，这仅仅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吗?
    另外，丁玲这首长篇政治抒情诗首发在《光明日报》上，袁先生所指的“群众不理解 ”，是来自《光明日报》读者来信的统计，还是他那个圈内的几位大家的“意见”?袁 先生在他的几篇大文中虽都说得振振有词，却也都含糊其词。笔者以为，如果把这“意 见”来源说得更明白一点，也许读者会更加信服。
    由《歌德之歌》而引发的袁先生对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责难，还有两点：
    第一，“她一再宣扬‘作家是政治化的个人’”(这里，袁先生把丁玲的话改动了，应 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笔者)。不错，丁玲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但似乎没有如 袁先生所说的“一再宣扬”。这句话，曾经频频遭到指责，不，是频频遭到遣责。这并 非出自袁先生一人之口，而是有如一排浪头打来，铺天盖地。这句话的源头在哪里呢?1 980年8月丁玲在庐山疗养期间，适逢全国高等院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在庐山召开。8月7日 ，她应邀在这个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讲话。这一个半小时的讲 话，笔者未见到全文的整理稿，只有题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的一篇一千多字的摘 要，发表在同年《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第3期，后收入《丁玲论创作》和《丁玲文集》 第六卷。这句话是在什么语境中“蹦”出来的呢?
    ……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 军》，而不写别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 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有的作家说他可以不要政治 ，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就有理想，就有感情，这都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吧?当然也有 另外的政治，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
    笔者曾有幸听过丁玲生前几次讲话，她从来都是不用讲话稿的。她不是所谓“身居要 津”的人物，有一帮秘书为她起草讲话稿。她的讲话或答记者问之类，都是临场发挥， 因为她讲的那些内容，无疑都是烂熟于心，可以娓娓道来的。大约，这不会是某人或某 几个人的印象。听过她演讲的人，可说成千上万。这次在庐山的讲话，是否是照本宣称 ?看样子也不是。即便如此，上面所引的这段发言，也无多少辫子可抓。袁先生说：“ 这样说来，谁又不是‘政治化的个人’呢?”但这里说的，毕竟是指作家而言。她说“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无非是强调我们的作品要讲社会效果，而前提是由梁信的创作实 践有感而发。稍稍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文学艺术 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就文学作品而言，不管作家的主 观意图如何，作品的客观效果，总会反映一定的社会倾向。“你是个作家，就有志向， 有理想”，“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为”，“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 西呢”?1981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 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能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 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 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丁玲的那番讲话的内涵，与小平同 志的讲话没有冲突；就是拿到今天与江泽民同志今年《七一讲话》中所再次强调的“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 相对照，有什么冲突，有什么不一致呢?由此可见，丁玲旨在强调文艺作品要强调社会 效果的讲话，并非是袁先生所说的丁玲晚年文艺思想的“走火入魔”。正是因为丁玲说 了这句话，便成了她挥之不去的“左”的铁证之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不得不由笔 者想起鲁迅先生60多年前说过的那番话：“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 ’。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 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弄得迷离惝恍。”(《且介亭杂文二集·“题 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5页)当然，袁先生的这里“摘”下的一“句 ”，并非是一朵绣得鲜丽令人赞叹的玫瑰，而是一朵该诅咒的“左”得可怕的“罂粟花 ”；亦并不为“吹嘘”，是为“附会”乃尔。可见中国文人无论“断章”还是“摘句” 之功夫，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及至当代，稍稍发扬光大而已。
    第二，“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 盾”。诚然，丁玲关于文艺政治标准、艺术标准的讲话，她以一位老作家高度的责任感 ，曾多次论及。在此，笔者不能一一列举。仅就袁先生所举《谈写作》和《延边之行谈 创作》为例，让读者了解一下丁玲是如何“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的。首先，必须严肃 指出的是，袁先生为了批驳丁玲在此问题的“自相矛盾”，竟不择手段地将这次讲话时 间倒置，用以达到其攻击丁玲“改口”。事实上，《延边之行谈创作》是1981年8月10 日，丁玲在延边新闻出版局和朝鲜族作家的谈话，发表于1982年《金达莱》文学丛刊第 1期，在先；而《谈写作》是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 1982年6月17日和2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在后。两次讲话时差将近一年。当然 ，作为一般读者，大约不会留意此类细枝末节，充其量只是看看热闹罢了。而袁先生此 种瞒天过海的小小术谋，是否也算有失学者风度?其次，重要的是丁玲在两次讲话中到 底有无“自相矛盾”之处?还是让读者来评判：
    ——毛主席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政治第一， 艺术第二，艺术可以不好，只要政治正确。我以为不能这样理解。对于作品应有很严格 的政治要求，而这个作品又是用最高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艺术性不高，政治思 想再好，也是宣传品，是教科书。毛主席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 艺术，但艺术总是和政治有关的。一个作品艺术性很高，完全与政治无关，与人民生活 无关，能吸引人看，虽也无害，但对人类也没有益处，用艺术掩盖了政治的贫乏，这种 作品比那种艺术性低，政治性也低的作品，作用可能更加不好。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 不对。(1981年8月10日《延边之行谈创作》，《丁玲文集》第六卷327页)
    ——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的解释是很固定的，实际也是僵化，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的问题，就文学讲当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 作是艺术第一。事实上假如一个作品没艺术性，光政治性，第一是做到了，第二就没有 了，那还算什么文学作品呢?起码要有艺术性，要迷住读者，什么人都想读你的，老少 皆宜，有广泛的读者。假如你的作品只有一小部分人喜欢，广大的读者不喜欢，你得想 办法。没有艺术性能打动读者吗?但是不能否定与政治有关。哪个作品不是有高度的政 治性它才富有艺术生命?作品的艺术生命是跟着政治思想来的。我们就是这样辩证地来 看问题。《红楼梦》比《金瓶梅》好，《金瓶梅》里边写人情的东西还是写得好的，写 了些拍马吹牛的人，现在还有现实意义。《金瓶梅》写的是社会，《红楼梦》只写了一 个大观园，范围还没它大。为什么《红楼梦》影响比较大呢?就是因为《红楼梦》里有 比较高的政治思想，它是反对那个社会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那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思想性就是政治意义。(1982年5月21《谈写作》，《丁玲文集》第六卷383-384页)
    上述两段讲话，即使不麻烦袁先生将时间错位，丁玲关于文艺作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 准的阐述，有何本质的不同?袁先生指责说：“小孩子都明白，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 是第二，怎么‘第一’‘第二’都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呢?这究竟是曲解还是 诡辩?”笔者以为，真要把这个问题说透彻，说得人口服心服，丁玲这种解释，以及这 种解释的一致性，已经很不容易了。特别是她所举的《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例子， 便能够精辟地说明问题。假设这个问题让袁先生去阐述，不是即席讲话，而是精心准备 后去宣读自己的高见——即便是先生思想再解放，甚至有“舍得一身剐”勇气，能将这 个“第一”，“第二”的问题完全颠倒过来吗?所以袁先生用纯粹“摘句”的技法(姑且 不说有意将时空倒转)，简单地扣人“自相矛盾”、“曲解”、“诡辩”的帽子，实在 不见得怎么高明。究竟怎样认识丁玲晚年的文艺思想或是丁玲与当代文学?恕笔者又在 堂堂鲁迅研究学者袁先生面前班门弄斧，恐怕还是应参考鲁迅先生“论文”的意见比较 合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 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才较为确凿，要 不然，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 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思想，大致并无不同。”(《且介亭杂 文二集·“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30页)
    大约，鲁迅先生之所以至少目前还未被完全摧毁，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中折射出来的 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历史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的光辉，不是某些人 妄想扑灭得了的。它不仅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也将继续显示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比如 上述关于“论文”的意见，一千年以后，你也未必能推翻它。有如“断章取义”一词， 源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礼记·中庸》截取《诗·大雅·抑》的注疏，自《中庸》至 当代，历时两千余年，该词仍为贬义。那么，鲁迅先生对不“顾及全篇”、不“顾及全 人”、不“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近乎说梦”的“论文”方法的批评，能过时么 ?笔者以为，鲁迅先生之所以主张“论文”时要“顾及作者全人”，无疑是深知中国的 文人，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癖好，若此类“说梦”文章一多，素以“道德文章 ”并重的读者自然会朝作者的道德即人品方面予以揣摩。读得久了，作者自然也会在读 者心目中掉下价来。
    袁先生对丁玲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歌德之歌》以及由此说开去的两个话题的评论，是 否“顾及”了所论作品的“全篇”，“顾及”了作者的“全人”，“顾及”了作者当时 “所处的社会状态”?先生大抵心中有数。至于是否是“说梦”，仍然得由读者去评判 。

    　　　　四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

    在国人呼唤诚信的今天，言行一致，更应是一个学者的为人、为文之道。因为读者注 重你的学术言论的同时，更会注重你的实践。笔者以为，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某些人 可以任意转弄的“魔方”，丁玲亦不是可以随意捏捻的一尊泥人。我想，关于丁玲其人 及其作品的研讨，特别是对她晚年文艺思想或丁玲和当代文坛的研讨甚至论争，远远不 会结束。实事求是地讲，袁先生之于丁玲研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卓有成就的学 者之一，特别是80年代初他的《褒贬毁誉之间》等文，曾经获得人们的喝采。丁玲刚刚 去世时他的纪念文章《丁玲同志印象记》中说：“在很多问题上，我觉得她并不‘左’ ，比如，坚持文艺反映现实，坚持作家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作品的健康情操，坚持文艺 的民族特色……所有这些，怎么能叫‘左’呢?而在事实上，有些人正是攻其一点，不 及其余地给她扣上了‘左’的帽子，这和五七年打‘右派’时的手法又有多少差别呢? ”然而辞世若干年之后的丁玲，在袁先生的笔下，却“变成了一个十分平庸的歌功颂德 者”，“极‘左’路线的维护者、辩护士”!袁先生的丁玲研究文章，一篇比一篇深入 ，一篇比一篇进步。这不能不令笔者想起中央电视台那个有趣的新闻专题节目，想起钱 塘江潮涌起的那份雄奇和壮观，想起那些赶潮的人们的那份激情和投入。然而，大潮过 后，钱塘江水依然汩汩流淌……
    话虽这么说，袁先生与当年那些打丁玲右派，后来又打她“左”派的人还是有明显区 别的。那些变来变去的打手及其传人们，他们玩弄的是政治术谋，是一帮欲置丁玲于死 地而后快，连她死后也要让她的灵魂不得安宁，并盘算着自己如何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而袁先生的屡屡“改口”，充其量不过是为了保住一个学者、一个正人君子的清白名声 而已。然而，即便是如此，笔者还是得提醒一下袁先生，不要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关 于丁玲评价的另外一番话：“我总觉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再轻易给人扣上 ‘左’或‘右’的帽子。丁玲在这个问题上‘左’，就批评她的这个‘左’，而她在另 外的问题上不‘左’，就不要一古脑儿说她‘左’。”(《丁玲同志印象记》)笔者以为 ，这才是一种向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但是这种批评，最好 是不用“摘句”的方式，而是“顾及全篇”“顾及作者全人”、以及她“所处的社会状 态”；否则，又会“近乎说梦”，让人驳斥起来不需费什么工夫。
    2001年“三八节”那天，《南方周末》发表了林贤治先生《左右说丁玲》的文章。他 在“作者题记”中说：“丁玲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学才能而为政治所吞噬的作家，一个 未及完成却因意外打击而几乎碎裂的作家，一个忠实于文学事业并为之苦苦挣扎奋斗的 作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她的写作事业，以及她的坎坷一生?……我们在经受了十年劫 难之后走到了今天，已经学会了宽容，可以不再计较强暴、伪善、卑劣和无耻，却不想 放过一个弱势者，一个长期受怀疑、受歧视，以致备受打击的人。那是不公正的。只要 了解了这位女性作家的受难史、抗争史和创造史，我们将会为曾经对她作过的右或者左 的责难而感到难堪……”不知袁先生以为如何。
    这并不是说，丁玲需要怜悯。她一辈子生性倔强，从未希求过任何怜悯。丁玲也不是 神，是神也该请下神坛。金无足赤，丁玲也会有缺点。但是，她到底对在哪里，到底错 在哪里，作为一位正直的丁玲研究学者，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读者。如果对一些已经 了然的东西再来一番云山雾罩，何来是非可言?尽管钱塘江潮年年有，丁玲还是丁玲。 九泉之下的丁玲，永将依然故我，不会因潮起潮落而变来变去……
 
   
   

【原载】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03

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作者：袁良骏  主题类号：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文献号 】1-428
【原文出处】《粤海风》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39～43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
【 作 者 】袁良骏
【作者简介】袁良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
【 正 文 】
1979年春，离开文坛25年的丁玲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北京。当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出于教学需要，也出于对这位命运多舛的老作家的同情和敬意，我到她暂时下榻的友谊宾馆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嗣后，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约，我着手编著《丁玲著作年表》、《丁玲研究资料》，并陆续发表、出版。其间，发掘丁玲未结集文章80余篇，仿鲁迅《集外集》体例，编成《丁玲集外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来二去，我这位并不年轻的“青年教师”便和丁玲这位文坛前辈有了较多接触。直至1986年丁玲病逝，七八年间，我对她有了一些强烈的印象和粗浅的了解。丁玲逝世后，除出版《丁玲研究五十年》之外，我先后发表了《丁玲同志印象记》、《丁沈失和之我知我见》等文，记下了这些印象和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将记下这些印象和了解的另外一部分。
丁玲和周扬
从延安时代起，丁玲和周扬便是革命文艺界的两大首脑：丁玲是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主席是吴玉章），周扬则是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也是从那时起，这两大首脑便开始分庭抗礼了。1942年4月初，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遭到了一些高级干部的批评。在心情郁闷之中，她写了一篇借题发挥的悼文：《风雨中忆肖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丁玲集外文选》第129页
这段话，明褒雪峰，暗贬周扬，明眼人一看便知。对周扬的这些坏印象，当然不自延安始，而是植根于三十年代，植根于周扬在领导“左联”时的所作所为，植根于“两个口号”论争。丁玲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两个口号”论争等事她并未亲炙。然而，她1936年逃离南京后，曾在上海稍事逗留。营救她、接待她、安排她转赴延安的，正是冯雪峰。可以肯定，关于“左联”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丁玲和周扬在延安的历史碰撞，实际上，正是“左联”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种矛盾表面上有所缓和，但骨子里仍在发展。特别是1948年丁玲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并在对苏联东欧的访问中大受欢迎时，周扬的内心是很不平衡的。这也就深深埋下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思想因子。1954年，机会来了，周扬假手文联、作协主席团向丁玲开刀，说丁玲主持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投降。次年，更把丁玲打成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正当丁玲据理力争、向上级机关申诉时，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很自然，丁玲、冯雪峰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分子，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则成了文艺界最大的右派集团。“文艺总管”周扬利用手中的权力，借“反右斗争”之机，狠下杀手，一举铲除了自己在文艺界的心腹之患，也报了“四条汉子”之类的一箭之仇。1957年，是周扬的全盛期，是他生命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而这一页，恰恰是用丁玲、冯雪峰及其拥戴者们的血泪凝成的。
丁玲对周扬的怨恨之深可想而知。但丁玲绝对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她能够含辛茹苦活下来，能够忍受25年的非人岁月，这绝对是一桩人间奇迹。任何人间奇迹的出现都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丁玲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应该说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信赖。丁玲一直认为，往死里整她和冯雪峰，这绝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意愿，而是周扬一手遮天，蒙蔽党中央、毛主席的结果。因此，丁玲不埋怨党中央、毛主席，而是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党中央、毛主席身上。
丁玲不无天真的是，她只对了一半。“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就是一场可怕而错误的自相残杀。到底有几个“右派”？不都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吗？即使“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不也都是当年反蒋拥共的好朋友吗？既然决策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错了敌友，覆巢之下无完卵，像任何领域的“反右斗争”一样，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也绝对不会是周扬等人一手遮天的结果。一个单位划几个“右派”是有百分比的，何需一手遮天？文艺界不划你丁玲、冯雪峰划谁？
然而，丁玲的“天真”毕竟是好事，它使她忍辱含垢，多活了几十年！如果没有这份“天真”，她绝对捱不到改革开放，早已葬身在北大荒的漫天风雪中了。但她的这份“天真”也给她的晚年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使她在奇迹般地回到文坛之后，又很快成了聚讼纷纭、褒贬不一的人物。
丁玲复出时，周扬早已恢复了名誉，而重新成了文艺界的精神领袖。周扬整了一辈子人，从三十年代整到五十年代，可以说罪孽深重。然而，周扬和别人都难以想象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竟被扣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大帽子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历史开了周扬一个大大的玩笑！然而，这十年的“反革命两面派”生涯，却是周扬的无价之宝。十年中，他反思了自己，反思了革命，他认识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扩大化带给党、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他认识到了“异化”威胁着革命。反思的结果，使他复出后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从而使他又成了文艺界解放思想的带头人。
对周扬的挨整和反思，丁玲一开始就缺乏思想准备，心情是复杂的。将心比心，丁玲知道，周扬的“反革命两面派”也和自己的“右派分子”一样，都是莫须有的，冤枉的。因此，他在挨整之后有那样的反思，也并非不合逻辑。然而，在文艺界称王称霸数十年、整人无数的周扬会痛改前非吗？丁玲内心深处又不能不疑虑和打鼓的。不过，抱着“和为贵”、“消释前嫌”的美好愿望，丁玲迫切地希望和周扬握手言欢。她回到北京不久（5月9日），便和丈夫陈明，还有老朋友甘露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夏衍，主动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周扬并不买丁玲的账，热脸碰到冷屁股，周扬仍把丁玲视为“异类”，仍有极大戒心。周扬对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惟独不向丁玲道歉。周扬坚持认为：丁玲是变节分子！
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即使50年前，二三十岁的青年女作家丁玲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桑沧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剧作家田汉不也有那么一点“变节行为”吗？为什么周扬等人却要用“铮铮硬骨”大加赞扬和悼念呢？相形之下，何其自相矛盾！对丁玲的不和解、不宽宥、不道歉，是周扬“奴隶总管”心态的一次回光返照，是他宗派主义的最后一记杀手锏，是解放派周扬没有割尽的最后一节整人派的尾巴！周扬有意要保留这一节尾巴，还是要证明：我整别人错了，但整丁玲没错，因为她有历史问题。
周扬的这一态度，当然极大地激怒了丁玲。一方面，她向党中央上书陈词，说明自己被囚南京期间并无“变节行为”；一方面，她召集了自己全部的复仇情绪，和周扬展开了一次新的角逐、新的搏斗，丁玲所做的，大概是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串连朋友，组织力量；二，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青年作家；三，积极支持、筹组“丁玲研究会”，组建一支支持自己的学术力量；四，关注“周扬派”的动态，伺隙乘虚，以便随时出击。毫无疑问，丁玲的这些举措，同样充满了宗派色彩，并不值得赞许。但由于这些都是周扬的宗派主义所诱发，也就无可厚非了。人们总是同情无辜的弱者。“反右”时丁玲是弱者，新时期丁玲依然是弱者。“文革”的硝烟散尽之后，周扬再次挑起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斗争，理当受到历史的谴责和惩罚。惩罚下来了，周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想不通的周扬一蹶不振，中风不语，以至成为植物人。遗憾的是，惩罚的内容，却不是他的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而是他的“异化”学说。但无论如何，丁玲、周扬之间的历史恩怨也就不了了之了。
丁玲和沈从文
假如说，在和周扬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始终是值得同情的弱者；那么，在和沈从文的历史恩怨中，丁玲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强者了！
丁玲结识沈从文在1925年的北平，丁玲与胡也频一见钟情，而沈从文已经是胡也频的好朋友。传言三人情深而浪漫，往往百无避忌，大被同眠。传言难免夸张，但三人友情深厚却是事实。1927年后他们同到上海，创立“红黑社”，出版《红黑》和《人间杂志》，而三人又在小说创作上你追我赶，一时成为文坛佳话。即使在胡也频加入“左联”后，倾向“新月派”的沈从文仍然和他亲如手足。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事业，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正是他，陪丁玲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送交丁玲的母亲抚养。待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大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又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一个与自己政见截然不同的朋友，能够为自己倾注这样多努力和情感，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让人遗憾而不可理解的是，丁玲竟然和沈从文反目了！
对此，我懵然不知。一天，我拿着《记丁玲》正、续集上抄录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的片断去拜访丁玲，希望将它们收入正在编集的《丁玲集外文选》，不料却遭到了丁玲的断然拒绝：
袁良骏，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
说着，丁玲到书房拿出一本香港版的《记丁玲》，并打开给我看。我一看，好多空白处都批上了红字。她又说：“这书是一位日本朋友刚送我的，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
时隔不久，丁玲果然写了一篇“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全然不顾当年老朋友的深情厚谊，出口伤人，不留丝毫余地，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而她扣给沈从文的三顶大帽子，又十足表现了她的盛气凌人，惟我独“革”。当时，一位朋友对我说：“你不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权，整起周扬来，也绝不会比周扬整她差！”是这样吗？我不能不陷入深深的困惑。
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曾向丁玲发出这样的疑问“您和沈从文的关系是怎样疏远的？”丁玲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我相信这个解释的真实性。为了远祸，不敢去看望丁玲的母亲（还有他和丁玲一起送去的那个孩子！），不敢保释丁玲出狱，这都符合沈从文的性格，这都不可能不使丁玲伤心。有了这条裂痕，再要回复当年的情谊确乎不可能了。然而，这不足以构成丁玲公开大骂沈从文的理由。丁玲必须考虑到当年的“白色恐怖”，必须设身处地多为老朋友想一想。既然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很快发表了营救声明，说明开始他并不是袖手旁观。后来不敢出面保释，不敢看望丁玲母亲、孩子，说明他确乎是畏难却步了。这只能说明沈从文的软弱，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但还不能说明沈从文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丁玲完全有理由当面斥责沈从文，这就是传统的“友直”。但还要有“友谅”才是。沈从文出面保释丁玲，会不会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会不会把他也逮进去？沈从文为了朋友不应计较这些，应把生死置之度外。然而丁玲却必须考虑这一切，特别在若干年之后，特别在革命胜利之后，特别在沈从文解放后经历了多年的打击、磨难之后，丁玲应该宽容大度，“君子不念旧恶”，放老朋友一马。因此，尽管丁玲自以为理直气壮，她那样公开大骂沈从文也是不得人心的，有失大家风范的。何况，那三顶大帽子，沈从文如何戴得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充其量是一个“观潮派”。他尽管对也频的走向革命不理解、惋惜、褒贬失当，但还不能说是恶意指责或诅咒革命。不理解革命的人很多，为什么对沈从文作不切实际的苛求呢？为什么那样红口白牙地恶语相向呢？
至于硬要说《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更是无法成立了。这两本书，加上那本《记胡也频》，都是纪实性作品，所记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创作、情感都是真实的，都是沈从文的所见所闻，怎么能贬之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呢？十分不能服人的是，丁玲一口咬定《记丁玲》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但却毫无论证，未能举出任何实例，读者如何相信？以收入书中的丁玲致沈从文的8封信为例，沈从文生前一直保存着原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又怎能说是“编造”？不是“编造”的另一证明是，沈从文在书中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他惋惜胡也频幼稚，盲目卷进政治斗争漩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他贬抑鲁迅和“左联”，认为他们争文坛正统，浪费宝贵精力；他讨厌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如此等等，不管对错，都是沈从文的真实态度，真实情感。惟其是真实的，它才有价值。沈从文的这几本书，具有不可或缺的三十年代文坛回忆录的性质，绝不是“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丁玲同志不同意书中对胡也频、对鲁迅、对“左联”的态度，完全可以正面批驳其悖谬，而不可以“小说”目之。丁玲也肯定不同意书中所写她当年与冯雪峰的“感情散步”以及她与冯达的同居。但这是青年时代的往事，有什么大不了？丁玲晚年对这些事讳莫如深，有一次把一位追根问底的美国学者毫不客气地轰了出来，这种做法和心态，绝对不能说是妥当和健康的。
据说，丁玲的文章和态度大大惹恼了沈从文，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先生这样做也同样是感情用事了。既然它们是真实的，无论丁玲怎么说，都一定要收入全集。否则，这也不收，那也不收，还叫《全集》吗？还有《全集》吗？
丁玲和当代文坛
周扬的捷足先登并不影响丁玲复出的震憾力，奇迹毕竟是奇迹。一时间，丁玲成为热门话题，访问者、研究者、景仰者络绎不绝，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竞相约稿，以发表、出版丁玲著作为荣。对丁玲来说，形势一片大好！丁玲如何面对这大好形势？她以什么样的脚步和姿态进入当代文坛呢？
丁玲首先发表的，是这样两个小作品：《“牛棚”小品》和《杜晚香》。两文都可以说是她在北大荒劳改期间的生活和思想记实。前者血泪淋漓，记下了自己在“牛棚”囚禁期间的苦难和屈辱，不屈和坚强，是对“文革”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杜晚香》是一篇报告文学，记下了北大荒一位纯朴善良、一心为公的劳动妇女，是对劳动人民的热情颂歌。一个暴露，一个歌颂，尽管角度不同，功力不同，但都是动人的真情文字，都不辜负读者对她的厚望。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丁玲不难成为众星拱之的文坛泰斗。
然而，丁玲改变了路向。巡视中国文坛，丁玲最有资格写《“牛棚”小品》一类控诉极左路线、揭示人性扭曲的血泪文字。让人不可理解也无比失望的是，《“牛棚”小品》之后，丁玲再也不写这类文字了，《“牛棚”小品》成了绝响！难道这一篇“小品”就道尽了丁玲25年的苦难、道尽了极左路线的罪恶、倒尽了丁玲以及和她类似的千千万万受难者的苦水吗？显然不是。造成丁玲断然刹车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并不了然，然而，人们读到了丁玲的长诗《“歌德”之歌》，问题也便迎刃而解。这首长诗，共11节，近500行，从辛亥革命写到“三中全会”召开，囊括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它也可以叫做“中国革命之歌”。所谓“歌德”，即歌中国革命之德，歌中国共产党之德。毫无疑问，这完全正确。然而，艺术作品的衡量价值，关键并非“正确”，而是要有讴歌这种“正确”的感人的艺术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丁玲这首长诗便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既散文化，又概念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态”，枯燥而直露，毫无诗的想象与含蕴，是一些标语口号的堆砌。这首长诗的发表和对沈从文的詈骂，大倒读者的胃口，丁玲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人们纳闷：这是丁玲吗？这是挨了一辈子整的丁玲吗？这是《“牛棚”小品》的作者丁玲吗？
这当然是丁玲。这样一种标语口号化倾向，亦即文艺教条主义倾向，愈来愈严重地流露到丁玲的文艺思想中，愈来愈严重地破坏了她的艺术敏感，也愈来愈严重地给了人们一个“左”的印象。
首先，丁玲把“歌德”与揭露机械地对立了起来，似乎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写伤痕，一写阴暗面，便违背了“歌德”之旨。按照这种逻辑，丁玲写在延安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否都要否定？《“牛棚”小品》是否也要不得？丁玲25年的血泪换来的却是这样一种浅薄的认识，人们怎么接受得了？“极左路线”几乎把中国引向了崩溃，它是困扰革命多年的毒瘤。对它的揭露正是对党和革命的忠诚，怎能把它和“歌德”对立起来？
其次，在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时，丁玲也陷入了片面性。丁玲一再把创作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为仅仅是深入生活的过程。作品不成功，惟一的原因便是生活不够。她甚至说，作家只需读一本书，这便是“社会”（见《答〈延河〉记者问》等文）。尤其不妥的是，她把鲁迅在特定条件下说的“反话”——“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不加分析地大加肯定，这就完全歪曲了鲁迅的原意。
第三，在作家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丁玲也走向了极端。她一再宣扬：“作家是政治化的个人”。如此说来，谁又不是“政治化的个人”呢？这样强调政治对作家的制约是何用意？这是不是一种走火入魔？
第四，在对文艺的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关系的理解上，丁玲也陷入了严重的自相矛盾。本来，她在《谈写作》等文中说得很好：“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问题，就文学讲当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作是艺术第一。”然而，音犹在耳，丁玲却改口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但艺术总是与政治有关的”（《延边之行谈创作》）。小孩子都明白，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怎么“第一”、“第二”都是“指作品要有最高的艺术”呢？这究竟是曲解还是诡辩？
丁玲的这些创作与理论，在她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之间筑起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似乎丁玲并不顾及此点，她关心的是另外一些因素。比如，当我当面向她表示我对《“歌德”之歌》的不满时，发生了这样有趣的对话：
丁：袁良骏，我写了一首长诗，你看到了吗？
袁：不仅看到了，还有点意见。
丁：是吗？什么意见？
袁：题目不好。用《献给党之歌》不是很好吗？“歌德”这个字眼，已经让人给糟蹋了。
丁：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
袁：群众不理解。
丁：不理解也要这样写。会有人理解。
我默然了！丁玲同志不是很尊重群众，很强调群众观点吗？为什么又这样置群众于不顾呢？“会有人理解”，这是什么“人”呢？是群众的对立面吗？他们代表群众的意愿否？……在我头脑中留下了一系列的问号。
至今，在丁玲仙逝几乎15年之后，作为一名新时期的丁玲研究专家，我仍然没有弄明白“会有人理解”这句话，我仍然不明白这些“理解者”是谁？这些“理解者”为什么对丁玲有这样大的影响力量？
但是，无论如何，无视群众总不能被认可：任何人，站在群众对立面也不值得尊敬。可是，丁玲去得太快了。她没能回答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