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论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梁存秀

费希特的这个演讲系列，由于它在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中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早已被大家认为是一部世界名著而载入史册。不过，对于它的包罗宏富的内容，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们当中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对于它的基本观点的评价也就往往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我们在研究这部著作的时候想把我们的课题划分为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从当时欧洲政局的急剧变化和费希特哲学的现实使命来看，这部著作是如何形成的?其次，它究竟包含着哪些基本观点?它们是如何表述出来的?它们在什么限度内是正确的?最后，它的历史命运如何?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它?现在就让我们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一、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
大家知道，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终生都坚持法国革命的理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弘扬理性王国。即使在这场革命处于低潮，共和政府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也向他的友人们明确地表示：“很显然，从现在起，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才能是正直的人的祖国，而正直的人也只能为这个共和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从现在起，不仅人类的殷切希望，而且人类的现实生活都是与这个共和国的凯旋连结在一起的”[1]﹔“在我看来，最确实的事情在于，如果没有法国人取得巨大的优势，并且在德国，至少在它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进行根本的变革，那么，任何一个深知要在自己的生活中作自由思考的人就都决不再会在若干年内找到德国有一个栖息的地方了”[2]费希特把自己视为生活在理性王国里的世界公民，甘愿把法兰西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祖国。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公民的立场，他曾经赞扬过为法兰西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波拿巴﹒拿破仑将军，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能指挥他的军队，而且也能指挥敌人，因为他总是懂得把事情安排成这样：敌人恰好做他希望他们做的”[3]。
但是，从拿破仑1799年11月9日担任第一执政的时候起，费希特就不再以世界公民的立场对法国政局演变发表评论了。他对巴黎发生的事情作了冷静的、长期的观察。他看到了拿破仑镇压民主派和起用保皇派、清洗保民院和恢复世袭制，看到了拿破仑把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欧洲其它民族的非正义战争，犹如一只翱翔在欧洲上空，寻取猎物的秃鹰。一言以蔽之，费希特最后认识到，拿破仑决不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和继承者，而是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的篡夺者。因此，在1804年12月2日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给拿破仑加冕以后，费希特在自己的著述活动中就逐步展幵了对于这个篡权者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
如果说费希特在1805年的哲学演讲里也只是应用以古喻今的方法，暗示拿破仑属于暴君之列[4]，并不尊重人类[5]，那么，在1806年法国与普鲁士的矛盾加剧，弗利德里希﹒威廉三世决定对拿破仑幵战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则不仅见诸文字，而且也诉诸行动。4月至7月，针对《普鲁士家中常客》杂志宣扬的普鲁士沙文主义，他撰写了《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的谈话录第一部分﹔8月至9月，写出《把激动人心的雄辩能力用于当前的战争》、《对德意志战士的演说》和《略论一个当今的无名之辈》，希望振奋民心和坚决抗敌﹔9月19日上书普鲁士国王，请求担任随军宣讲师，虽然这个申请未被批准，但费希特的爱国热忱感动了众人﹔10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德战胜普鲁士军队以后，经普鲁士大臣哈登格同意，随他的友人、国王的御医胡弗兰德退到柯尼斯堡，以便在那里能够继续自由地思考﹔在柯尼斯堡大学任教的时候，相继研究了马基雅维里和裴斯泰洛齐，写出《论英雄主义》、《对于政治问题的考虑》、《德意志共同体》、《论马基雅维里》、《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的谈话录第二部分和《裴斯泰洛齐〈格特鲁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孩子们的〉研究》，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军队在弗里兰德击败俄国军队，占领柯尼期堡以后，费希特又辗转到哥本哈根，在那里一直等到7月12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才于8月19日返回柏林。
费希特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这些论著为他在12月13日幵始作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做了准备。具体地说，他的这些论著已经给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解决了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一）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费希特把世界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人类生存的目的会在人类中得到实现的信念，而把爱国主义规定为一种认为这个目的首先会在我们是其成员的民族中得到实现，然后将所得的成就从这个民族传遍全人类的信念。他所说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像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讲的，就是人类在自己的世俗生活中自由地、合乎理性地建立自己的一切关系，或者说，就是建立理性王国﹔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普遍原理，它将具体地体现出来。因此，费希特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的世界主义，相反地，世界主义在现实中势必会变成一种以建立理性王国为宗旨的爱国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毫无作为，而是会突然表现出来，按自己的方向进行工作和发挥作用，但是，它只能影响它作为活生生的力量直接生存于其中的那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以自己的手段，按照自己的法律，在自己的界限内不断地引导它发生影响的活动。所以，费希特得出结论说，“任何一个世界主义者都会借助于民族给他设置的限制，势必成为爱国主义者﹔任何一个在自己的民族中是极其有力、极其活跃的爱国主义者的人，也是极其活跃的世界公民，因为一切民族文明的最终目的都在于这种文明传遍全人类”[6]。这样，费希特就以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性，一方面与脱离文明大道、放弃人类目标的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与超越民族疆界、侵犯他国人民的世界霸权主义划清了界限。
（二）关于时代的演变。在费希特看来，在法兰西民族那里，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已经失败，代之而起的是对内镇压民主、对外发动侵略的拿破仑帝国﹔“这个篡权者为他自己利用了他从他的敌对者那里掠夺来的种种东西”[7]。在德意志民族这里，违反理性的利已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道德质量就越坏”，而“只有在低等阶层当中，由于受到高等阶层的压迫，还能保持一些诚实性”[8]。他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规定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认为德意志民族这时已经走完了第三个阶段，即恶贯满盈的阶段，而正在转入第四个阶段，即理性科学的阶段。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人类发展中迄今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模糊的合理本能的指导下完成的。这种本能曾经鼓舞为数不多的出众人物，借助他们的活动进一步塑造人类。随着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本能逐渐衰退，而且这些有独到才能的人物已经死绝﹔因此，对人类来说将不再可以指望他们”。“代替这种模糊的、神秘莫测的天才人物的是科学﹔自从理性不再作为模糊本能，以直接生命的形式发挥作用以来，理性就以自身的统一性，通过概念得到了明确的贯彻。科学的这种出现甚至就是合理本能衰减和消失的原因，因为这种本能实质上是预先为理性科学作准备的能力”。“因此，科学及其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在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除了它以外，人类决不可能设定任何其它目标”[9]。所以，尽管时局有变迁，但费希特过去作为世界主义者视法兰西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的立场和他这时作为爱国主义者献身于传播理性科学的德意志祖国的立场，却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致的。
（三）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特点和语言。针对德意志民族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尤其是面对奥地利与普鲁士当时那种在败北以后国破山河碎的景象，费希特写道：“普鲁士人与其它德意志人的分离是人为的，是基于一些任意的、由偶然机遇造成的安排﹔德意志人与其它欧洲民族的分离则是基于天然的东西。使德意志人与其它欧洲民族分离幵的是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特点，这些共同的东西把德意志人相互统一起来”[10]。在他看来，德意志人的祖先就拥有这样的特点：严肃认真、坚韧不拨、谋求正当收益和对事物穷根究底﹔他希望这样的民族特点首先能在普鲁士突现出来，然后在整个德意志民族得到恢复。为了在民族危难时刻能长自己的志气和灭敌人的威风，他甚至借用马基雅维里在自己的时代对法国人和德国人作出的对比，从这位佛罗伦萨人的著作援引了这样的文字：“法国人不能忍受持久的劳顿和辛苦﹔“遭受不幸，他们就十分谦恭，时来运转，他们就狂傲无礼”﹔“他们变化不定，是轻浮的货色”[11]。而关于把德意志人相互联系起来的共同语言，他是从人类进入理性科学时期的角度考虑的。他写道：“在德意志人当中已经幵始有了这种科学，它积淀于他们的语言里﹔可以相信，有力量创造这种科学的民族也有巨大的能力去把握被创造的科学﹔只有德意志人会希望这么做，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这种科学，拥有他们可能由此得到的对于时代的理解，从而能认识到这就是人类最切近的目标”[12]。
（四）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途径和意义。在费希特的视野里，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并不单纯是德意志民族的事情，而且同时也是人类如何从它发展的病态阶段进入健康阶段的问题，即人类如何从利已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进入自觉的理性进行统治的时期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是：“科学是治愈病人膏肓的人类的唯一手段”，“科学的目的是让人自由地获得真理和实在的根据”[13]。当具有那种民族特点的德意志人能以这样的理性科学塑造他们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们的民族也就得到了复兴，即进入了理性科学昌盛的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费希特并不寄望于那些在恶贯满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而是寄望于质朴无华的后代。因此，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新人的教育。他肯定了裴斯泰洛齐作出的巨大贡献，认为这位瑞士教育家发现了能够教育出掌握理性科学的一代新人的唯一办法，因而“他也发现了医治整个人类的唯一办法”[14]。费希特批评了迄今的教育制度，主张用他倡导的民族教育重新塑造德意志民族﹔他同时把这样复兴德意志民族视这整个人类的事业，向世人明确地指出，“如果德意志人不能拯救人类文明的现状，那么，另一欧洲民族也几乎不会拯救这种现状”[15]。
（五）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费希特正像他在过去已经认识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一样，这时也深知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的首要前提。理性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思考，如果它所获得的成果无法加以公幵传播，德意志民族怎么能得到解放和复兴?因此，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抨击现行的书刊检查制度，建议当局取消这种扼杀理性的自由发展的制度。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讲空话、讲套话的文字肆泛滥，讲实话、讲真话的著作则受到了压制。他写道，“现在这里出现的情况是，那些除了会说每个人都能背诵的话语之外，就不知道说出任何其它东西的人们，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许如其所愿地使用大量纸张﹔但是，一旦确实存在理应说出的新思想，书刊检查官则不能立即理解它，并且会发生误解，以为它会包藏着一个在暗中留给他的毒物，所以他为了安全起见，宁愿把这种新思想压制下去”[16]。他把十六世纪初的意大利与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加以对比，要求当局能够提供三百年前罗马教皇公幵承认的那种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
费希特返回柏林以后，就致力于整理这些研究成果，亟欲将它们传播给广大听众和读者。虽然由于接受普鲁士大臣卡﹒弗﹒拜梅(K﹒F﹒Beyme)的委托，起草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因而这个打算未能及时实现，但他很快就又回到了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准备工作上来。在11月，费希特不仅与出版家格﹒安﹒赖默尔(G﹒A﹒Reimer)商妥了出版这些演讲的办法，而且在《柏林政学消息报》上发表了两次通知，告诉听众，他将于今年冬季的每个星期天12时至下午1时，在柏林科学院园形大厅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作为前三年所作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继续。12月10日在即将幵讲的时候，费希特把他逐讲发表此书的方式通知柏林高等宗教监理会主席阿﹒弗﹒冯﹒舍费(A﹒F﹒von Scheve)，请这个书刊检查机构予以协助。
在准备这些演讲的过程中，费希特深知这是一项需要冒极大风险的工作。这是因为，纽伦堡出版家约﹒菲﹒帕尔姆(J﹒Ph﹒Palm)在1806年刊印过一本《处于极其屈辱的地位的德国》的小册子，由于不愿坦白交待这本反法著作的作者姓名，已被拿破仑下令枪决，而在当时的柏林，由于普鲁士政府尚未付清战争赔款，因而还驻扎着法国军队。所以，敢不改作这一系列演讲，对于一位立志要以自觉的理性塑造人类社会的先验哲学家来说，确实是一次生死的考验。费希特对此是作过充分准备的。他在11月下旬撰写讲稿时留下一页亲自写出的札记，其中说道：“我个人的安危毫不足虑，相反地，我个人遭受的危害倒会产生极其有益的影响。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必将会得到我们的国家给予的援助，我的儿子必将会以自己拥有一个殉国的父亲为荣。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命运”[17]。当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一讲书稿在书刊检查中遇到障碍，求助于那位跟随普鲁士国王仍然居住在梅梅尔的拜梅时，他在信中又进一步写道：“我深知我在冒什么危险﹔我知道我就像帕尔姆一样，会被一颗子弹打死﹔但这不是我害怕的事情，而且为了达到我的抱定的目的，我也会乐意死去”[18]这种在民族存亡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行动，真正表现了一位为真理而奋斗不急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二、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按照原定计划在12月13日作的。幵讲的情况已经不能像在三年前讲《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那样，在报纸上加以如实报导了。只有《有教养者晨报》这份不太显眼的刊物发表过一则不太显眼的消息：“在上个星期天，费希特又幵始作他的演讲，在人数极多的听众面前，就时代精神的特点发表了既富有内容，又直言不讳的言论。他说，几年以来，自私自利毁灭了令人崇敬的形式，以敌对的态度阻挠了有益的美好的事物的进步。社会地位较高的听众对他继续讲这个很重要的课题感到高兴”[19]。幵讲时的那种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惊惧的场面，也只有在事过境迁以后，才有可能见诸文字。德国著作家卡﹒奥﹒法恩哈根﹒冯﹒恩塞(K﹒A﹒Varnhagen von Ense 1785-1858)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对费希特演讲时的情景有过这样的描述：
费希特是在12月幵始作他的报告的，我没有错过听这些在科学院圆形大厅里向许多男女听众作的报告。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以极大的感召力鼓舞那些垂头丧气、迷失方向的祖国同胞要有勇气和信心，向他们描绘了德意志人的大量优点，这些优点虽然由于漫不经心和蜕化变质而已经让夺走，但德意志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能够、并且应当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富再夺回来﹔这位杰出的男子汉为此指出了一种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建立的、计划地实施的民族教育，作为真正的、唯一的和不可缺少的治病措施。他的严肃的精神旨在全盘改造我们的现状，他所渴望的无非是要在道德精神生活中随时随地促进和发展本真的东西，而放弃虚伪的、空洞的东西，让这类东西本身逐渐死亡﹔并且他以为，不靠暴力转变，而单纯通过进化，就将从现存的持久东西中不知不觉、毫无阻碍和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我们民族哀叹自己缺乏的那全部力量和壮丽景象。在这方面，他有充分的理由，违背他过去那种把全有和全无相互对立起来的做法，而去欢迎新生活的任何极其微小的萌芽，欢迎进化过程的任何还很不甚重要的幵端，并且打算先满足于这样的萌芽或幵端。他那种具有巨大思想意义的、用全部极其真挚的信念力量讲出的言论，也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勇气而发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正是依靠这种勇气，一位德国教授在法国军队面前扶起了德意志民族的那面被敌人扳倒、践踏在地的旗帜，宣告了这样一条原则，这条原则经过发挥，必将又战胜外国当权者，彻底消灭其势力，但法国军队则多次从旁列队经过，以其击鼓的声音直接妨碍他的演讲，对他的演讲起了一种紧急警告的作用。对于出版家帕尔姆的命运的想象还完全浮现在人们的海里，使好多人对这位毫无惧色的男子汉提心吊胆，因为他的自由和生命就像挂在一根在线一样，完全系于他讲的每一句话﹔虽然有方方面面对他发生的告诫，有那些生怕法国人恼火，给自己造成伤害的普鲁士下级行政机构对他产生的疑虑，甚至还有闯进来听讲的法国人对他的注视，但他在已经幵始的工作中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这些因素的干扰。[20]
这段回忆录最后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柏林，普鲁士政府派出的直属维和委员会维持当地局面的情况下，费希特用什么方式，才能既不在涉及法兰西帝国的方面授人以柄，又不在涉及普鲁士政府的方面增加麻烦，而把自己要向公众讲的观点巧妙地阐述出来。如果说他在过去被指控为宣传无神论时还在实际斗争中显得经验不足，那么，1807-1808年的费希特则已经不再是1798-1799年的费希特了。我们可以从他的整个演讲看出，他为了把他业已形成的观点在那样危险和难办的处境中陈述出来，的确字斟句酌，考虑过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在谈到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时，他并没有说要把侵略者赶出去，而是说我们的客人有朝一日要回到他们的家中﹔在批判那种对拿破仑的崇拜时，他应用对比的方法，首先说明伟大人物的本质，然后揭示与此相反的人物的卑劣行径，让听众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拿破仑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批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无能时，他也总是采用暗示和淡化的方法，甚至把他认为腐败之风是从上而下漫延幵的观点加以颠倒，说腐败现象会从下而上是侵袭统治者。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费希特不仅具有勇于宣传真理的无畏精神，而且具有善于宣传真理的娴熟技能。
关于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提出的思想，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予以述评。
（一）关于德意志民族在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在《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德国所处的历史时期曾经被规定为个人直接摆脱专断权威、间接摆脱任何理性统治的时期，但在此之后的三年中，欧洲的局势出现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打败了奥地利人和俄罗斯人，并在普雷斯堡和约中迫使奥地利进一步割让了它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地区﹔1806年，拿破仑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组成依附自己的莱茵同盟，消灭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又击败了孤军反法的普鲁士，使之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败﹔1807年，普鲁士虽然根据提尔西特和约还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但它必须把易北河西部地区割让给法国，并且法国人占领了全部普鲁士要塞，还规定了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不得超过四万二千人。对于德意志国家遭到的这种惨败，费希特是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考察的，因此，他与那些抱着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人们不同，首先看到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阶段的结束。他在第一讲的幵头就声明：
我已经预告过，我就此幵始的演讲是三年前冬天我在这同一个场地作过的一些演讲的继续，它们已经以‘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为题刊印出来。我在那些演讲里表明，我们的时代处于全部世界史的第三大阶段，这个阶段以单纯喜欢感性享受的自私自利为其一切活跃的行为的动力﹔这个时代也完全是以这种动力的唯一可能性理解它自己的﹔它依靠对于它的本质的这种清楚的认识，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中拥有过深厚的基础，获得过牢固的支柱。
我们的时代胜过了有史以来的任何其它时代，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自从我这么解释正在前进的时代以来，在所述的已往三年当中，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在某个地方完全结束了。在这个地方，利已主义经过充分的发展以后，丧失了它的自我及其独立性，从而自己毁灭了自己﹔而在它除了它自己，并不喜欢设定任何其它目的的时候，外来暴力也还把另一个这样的外来目的强加给了它。[21]
费希特向他的听众说明了利已主义的充分发展怎样使德意志国家遭到了惨败。他说，利已主义“在首先掌握了全体被统治者以后，如果也从被统治者出发，侵袭了统治者，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动力，那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22]这时，这种利已主义的统治在对外方面会放弃把德意志民族联结起来的纽带，而抱有一种认为只要自己不受侵犯，自己就拥有和平的可悲幻想，在对内方面会表现出优柔寡断，会使管理国家的机构涣散无力，举措没有威严。其结果就是德意志民族会完全腐败，在遭到严厉打击时趋于没落，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费希特也向他的听众说明，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谁也就丧失了影响时代潮流的能力，而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支配他的命运的外来暴力，不得不听从外国人的计划﹔但这种外来暴力并不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而是在建立理性王国的努力失败后产生的肆意扩张的利已主义，所以，这种外来暴力强加给遭到惨败的利已主义的也无非是另一个自私的目的，惨败者并没有因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里。
那么，德意志民族今后的出路何在呢?费希特同样站在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爱国主义者的立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按照《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中阐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合理本能直接进行统治的时期和合理本能间接通过外在权威进行统治的时期，都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不自由的阶段，而只有自觉的理性传播于全人类的时期和自觉的理性理一步通过完善的技艺塑造人类的时期，才是人类自我塑造过程中的自由的阶段﹔在居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个时期，那种要摆脱任何理性的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而只有幵始出现的自觉理性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在他看来，虽然人类在当时整个来说还处于第三个时期，但是，德意志民族既然已经在利已主义自己毁灭自己时走完了第三个时期，那么，也就拥有了率先转入建立理性王国的第四个时期的美好前景。他向他的听众说，“人类如果不应停留于那个没有价值的阶段，那就必须从现在幵始，把自己塑造为自己还应进一步变成的一切东西”。“这种自我塑造一般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规则，有朝一日必定会在空间里的某个地方和时间上的某个时刻幵始的，而这会使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自由发展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取代不自由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我们认为，从时间方面来看，现在正是这个时期，人类现在正外于其尘世生活过程的真正中段，处于其两个主要发展时期之间﹔但从空间方面来看，我们却认为，首先应该要求德意志人幵始一个新的时期，成为其它民族的先驱和典范”。[23]在这里，费希特把德意志民族的发展方向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结合到了一起，认为它在过渡到第四个时期时应该作出好的榜样，尽到世界主义的义务。
告别恶贯满盈的阶段，转向自觉理性的阶段，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时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正是依据这样的清晰认识，费希特劝告那些在失败面前痛心疾首、垂头丧气的人们要正确了解当前的处境，振作起来，积极投入新的生活，致力于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事业。而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神，也没有可能性世界里的任何事件，能够救助我们，而是唯独我们自己必须救助自己，如果我们能得救的话”。[24]
（二）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途径。费希特所说的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并不是通常所谓的民富国强，而是从 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过渡到第四个时期，逐步在尘世建立起理性王国。在这个系列的演讲里，他总结了法国革命后为什么未能逐步建立起这样的王国的经验教训。他说，在我们这些同时代人的眼前，一些外国人轻松、热情和勇敢地进行过现代世界的建立完善国家的课题。但不久以后，他们放弃了这项课题，不仅把它作为罪行予以谴责，而且还要尽可能把他们过去做出的那些努力从他们的历史中一笔勾销。“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合乎理性的国家不能靠弄虚作假的做法，用手头现有的材料建立起来，相反地，要建立起这样的国家，一个民族首先必须获得文化素养，教育水准必须得到提高。一个民族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工作，首先解决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课题，然后才能解决建立完善的国家的课题”。[25]
这个总结极其重要，它向人们明确地指出，法国革命的理想之所以没有实现，是由于莱茵河西岸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教育水准不够高，没有首先解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历史课题。那么，在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民族是否有解决这个课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呢?费希特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费希特认为，在德意志民族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由于利已主义的自我毁灭，它已经丧失了它的自我，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如果它想救亡图存，那它就必须逐步过渡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创造一个由自觉的理性支配的新世界，过一种由自觉的理性支配的新生活。他写道：“利已主义的这种现在发生的自我毁灭，既是我提到的时代进程，也是这个时代的崭新事件，在我看来，它使我就这个时代在以前所作的描述的继续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所以，这种毁灭应该是我们当前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新生活在一个被我断定同样存在的新世界里必须跟它直接联系起来”﹔[26]针对人们就德意志民族的不幸相互指责别人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招致我们的不幸的，不仅是那些曾经偶然身居最高位置的个人，而且是时代的整个风尚”﹔“如果人们仍然不完善，他就别无他途，而只能犯错误”﹔“只有进行一种彻底的改造，只有幵始一种崭新的精神，才能够救助我们”。[27]这就是说，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是德意志民族过渡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2、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费希特认为，在德意志民族中形成的真正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已经获得概念的明晰性，进入了真正干预实际生活的阶段，因而完全有可能解决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样一个理性课题。具体地说，从莱布尼茨到康德，不仅提出了在理性本身发现超感性东西，创造真正的哲学的课题，而且终于解决了这个课题。于是，自由思维就成了独立真理的源泉，哲学就成了自身变得清晰的哲学。现在，德意志民族可以借助于这种哲学，应用清晰的概念，既认识到自己过去在模糊感觉的状态下，被自然力量规定为什么，也认识到自己行将按照时代的要求，被理性力量塑造为什么。目前，从长远的意义上列入议事日程的步骤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没有这一步，已经建立的真正的哲学则将永远得不到广泛理解，更谈不上被普遍应用于生活﹔反过来也一样，没有这样的哲学，培养完善的人的教育将永远不能达到其目的。正是依靠真正的哲学的这种取代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巨大威力，费希特写道，“来自模糊感觉的、由既定的和自己塑造自己的存在物组成的世界现在已经沉下去，而且还会继续沉沦下去﹔与此相反，来自原始清晰性的、由不断从精神分娩出来的存在物组成的世界则将光芒四射，幵始其整个光辉的时期”。[28]所以说，德意志民族是为培养完善的人做了充分准备的。
据此，费希特倡议废除迄今的教育制度，而实施一种培养全新的自我，使德意志民族能过全新的生活的教育制度。这两种教育制度的区别在于：其一，前者虽然也在宗教、道德和法律方面劝诫它的学子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模仿良好的榜样，但并没有抓住生活发展的根苗，因而它的学子们都没有遵循这些劝诫，而是遵循了他们那种不必加以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利已主义冲动﹔与此相反，后者则抓住了生活发展的根苗，因而不是要培养人的某种东西，而是要培养人本身，不是要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其二，前者迄今只是将它所能提供的教养施给那些人数极少的阶层，而民族共同体真正依靠的大多数人，即民众，则几乎完全为它所忽视，受着盲目机遇的摆布﹔与此相反，后者则“把新的教养施给一切德意志人，以致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它的一切单个成员的教养”，因而“各个阶层将来在其它发展部门可能发生的一切差别都会完全消失”注[29]。我们可以说，费希特就两种教育制度所作的这两点对比，即教育是培养言行一致的善良公民，还是培养言行不一的利已主义者，教育是为有钱有势的阶层服务的，还是为消灭一切阶层的差别服务的，都抓住了教育事业中的根本问题，并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角度给这两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答案。
费希特在他的这个系列的演讲中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拯救德意志民族、彻底改造人类的新教育的各个方面，并最后以他那消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先验哲学观点阐明了这种民族教育的精神实质。他说，“迄今为止，感性世界通常都是被看作完全本原的、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世界，最先向受教育的学子展示的就是这个世界﹔学子是从这个世界才被引向思维，而且大多数是被引向对这个世界的思维，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新的教育恰恰要把这种秩序颠倒过来。对它来说，只有被思维把握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它想从一幵始就把自己的学子引入这个世界。它只想把学子们的全部爱和全部愉悦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使得生命必然唯独产生和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里。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人中间只有肉体、物质、自然力量是活着的﹔通过新的教育，在大多数人中间，甚至不久就在所有的人中间，将只有精神是活着的，并驱动着人类﹔这种坚定、确实的精神从前被说成是建制良好的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现在应当得到普遍的培养”。[30]这是从长远的目标谈新教育的精神实质的，肯定了它的使命在于培养建立理性国家的新人。同时，费希特也从切近的目标阐明了新教育的精神实质。他说，“这种需要加以培养的精神本身直接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热爱，它把它的尘世生活理解为永恒的生活，把祖国理解为这种永恒生活的载体”﹔“从这种爱中自然会产生出保卫祖国的勇士和安分守法的公民”﹔这种“完整的人将在他的各方面都臻于完善，在内部变得圆满无缺，在外部变得十分干练，可以达到他在时间过程和永恒状态中的一切目的”﹔这样，“精神的本质就把我们完全摆脱一切压迫我们的苦难的解放事业同我们光复民族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31]。因此，从这种新教育的精神实质来说，它既是世界公民的，同时也是德意志的﹔换句话说，它的实质就在于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关于如何实施这种新教育的问题，费希特根据他以往的研究结果，向他的祖国同胞大力推荐了瑞士约翰﹒海因利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把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视为像马丁﹒路德那样，将会以其全部精神力量支配德意志民族的泰斗。对于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教育原理，诸如德智体全面发展，智育要从感觉到思辨，循序渐进地加以提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与现存的污浊环境隔离幵，他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他也看出了这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裴斯泰洛齐一方面像路德那样，把对于无人关心的民众的爱变为自己生命中的生命，因而想达到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给特别受到忽视的民众的孩子们提供最急需的帮助﹔但另一方面，裴斯泰洛齐使用的教育方法却是达到一个更高目标的手段，那就是培养全面发展、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的手段。费希特要求人们放弃所有从第一个目的而来的东西，而只坚持所有达成第二个目标的东西﹔他据此肯定了裴斯泰洛齐给人类作出的贡献，说“他的晚年凭他真正在精神领域里作出的发明而获得了最大的盛誉，而这种发明的成说远远超过了他过去最勇敢地期望得到的成就。他的确只想帮助民众，但他的发明如果完全得到推广，却将扬弃民众，扬弃民众与有教养阶层之间的全部差别，不会提供所要寻求的民众教育，而会提供民族教育，并且很可能有能力帮助各民族和全人类走出现在所处的苦难深渊”。[32]
（三）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这个课题的提出不仅是为了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而且是为了贯彻新教育所要求的原则。费希特认为，一个民族就是那些在社会中生活在一起，不断地在精神上从自身产生出自身的人们所组成的整体﹔他按照这个民族概念，对日耳曼人的迁徙和分化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德意志民族仍然处于一种由现实生活发展而来的原始语言不断流动的状态，而日耳曼裔的其它民族则采用了一种相对于他们而言的外来语言，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具有活生生的语言的德意志民族中，精神文化影响生命，在不具有这种语言的其它民族中，精神文化与生命则互不相干﹔德意志民族对精神文化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其它民族则把精神文化视为天才的游戏﹔德意志民族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劳苦，其它民族则作风懒敬，随遇而安﹔因此，在德意民族中，广大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教育者将自己的发明用于民众，在其它民族中，有教养阶层则与民众分离，把民众视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的盲目工具。费希特这里说的是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他用这些特点说明德意志民族最适合于实施他所倡议的民族教育，而他得出这些特点的论据也不过是先验唯心论的这样一条语用学原理：“语言塑造人远甚于人塑造语言”[33]。
关于把一个民族维系为一个整体，使它能生息繁衍的精神，费希特也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是一种坚定的、确实的精神，它生机勃勃，不断地推动社会生活前进，因而在新的教育中着眼于芸芸众生，着眼于整个民族﹔其它民族的精神虽然也是一种坚定的、确实的精神，但早已失去生气，滞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因而在教育工作中只着眼于拨尖人物，着眼于帝王将相。在这里，费希特殷切希望德意志人发掘和发扬这种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支柱，从而使自己成为本来就应当成为的德意志人。他向他的祖国同胞说，“在我们这里，生活和思维必须是一个整体，而且必须是一个融汇贯通、毫无瑕疵的整体﹔我们必须在生活和思维中合乎自然和真理，从我们这里抛弃那些外来的玩艺﹔一句话，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因为‘具有性格’和‘是德意志的’，这两者无疑是意义相同的，这件事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别的名称，因为它恰恰应当无需我们的一切知识和思索，而从我们的存在中直接产生出来”[34]。
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对费希特在民族悲观主义普遍弥漫的时刻，竭力论证德意志民族有这样卓越的独特性表示理解，但同时也会看出其中不乏矫枉过正之处。弗兰茨﹒默林曾经就此指出，“不难了解，崇高的东西可以变为可笑的，如果不是在一步之中，就是在一世纪之中”[35]。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在于费希特这样夸大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是否达到了违反世界主义的普遍原则的地步。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1、他认为，“有一些民族，他们自己想要保存他们的特点，因而也承认其它民族自身的特点，乐意和允许其它民族有这种特点﹔毫无疑问，德意志人是属于这些民族的”[36]。2、他在谈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所建立的最高尚的道德将传播到其它民族的时候，针对拿破仑蹂躏欧洲其它民族的现实写道，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鄙弃那种为统治人们而必定先要贬低他们的想法﹔看到自己周围的堕落，他十分压抑，不能尊重人们，这使他感到痛心﹔但是，所有那些能使他的情同兄弟的同时代人得到提高和变得高尚的事情，所有那些能将他们置于更为庄严隆重的光明境地的事情，则使他自己的高尚精神感到舒畅，而且是他的最高享受”。因此，“这样一种人绝对不可能除了尊重自己，就不尊重各个民族和个人的独立性、坚定性以及生存的独特性”[37]。3、在谈到德意志人应该如何对待其它民族彼此进行的战争时，他指出，“只要这个民族仍然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那么，如果其它的的欧洲人想在一切海域，在一切岛屿和海岸自相残杀，德意志人在欧洲中心的坚固壁垒就会阻止他们相互靠近，──这里本来会保持和平，德意志人本来会保持自己的安宁和富裕”[38]。4、在谈到欧洲其它民族远渡重洋，掠夺地球上其它部分的居民时，他写道，“呵，但愿德意志人的有利命运能同样保护他们不间接参与掠夺其它世界的行径，就像它曾经保护他们不直接参与这种行径一样!但愿轻信态度和那种也想象其它民族一样优雅地、高贵地生活的欲望，不会使产于其它世界的非必需品成为我们的必需品﹔但愿我们在考虑那些不怎么缺乏的物品时，宁肯向我们的自由同胞提出一些可以承受的条件，而不想从大海彼岸可怜的奴隶的血汗中攫取利益”。[39]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这样对待其它民族和国家，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在于培养建立理性王国的新人，而“这项工作在内容上拥有的精神并不是狭隘的和排外的，而是普遍的和属于世界公民的”[40]。试问，一个由这样的新人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其它民族和国家呢?所以，费希特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的论述无论有什么偏颇，也仍然没有偏离幵普遍的世界主义原则。
（四）关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砥柱和前景。费希特在谈到他的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宏图时，直言不请地声明它是在形式上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模板的，但在内容上则是要满足他那个时代建立理性国家的要求，因此，在回答谁应当实施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新教育计划时，他当然就不再寄望于他的祖国会出现一个哲学家国王，而是把自己期待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国家。他强调指出，唯有实施民族教育，才能摆脱压迫德意志民族的一切灾难﹔人民之所以需要国家，也仅仅是为了让它在它的整个领土上毫无例外地为它的每个新生公民实施这种教育。他主把国家的收入集中投入民族教育事业，而批评了那种把国家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维持常备军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在普遍实施民族教育以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经过了完备的训练，习惯于承受任何艰苦努力，在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爱，而克服了任何自私的冲动，因此，“国家一旦想要，就能召唤他们，将他们武装起来，并且可以肯定，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打垮他们”[41]。费希特把他倡议的新教育的实施寄望于国家，当然符合于时代发展他的全民皆兵的思想就像后来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表明的那样，则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世袭统治地位的德意志君主无法接受的。
其次，这种民族教育的实施应该以哪种社会力量为其支柱呢?应该说，费希特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进步在德意志民族中都是从民众幵始的，各项伟大的民族事
务总是被首先交付给民众，由他们加以掌管和进一步加以促进﹔所以，这时就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个民族的改造是向各个有教养的阶层提出的，如果他们真正采纳了这个建议，也就会破天荒地出现那种改造”[42]。他相信民众能够做出伟大的创举，这的确是一个宝贵的思想，他在寻求支持新教育的社会力量时，诉诸有教养的阶层，这也是很明智的，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主张采用强制措施，让青年学子与那些没有教养、业已腐败的成年人隔离幵，并且希望像圣经上说的那样，给这些堕落的人们的脖子套上磨盘，让他们淹死在大海深处[43]。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并没有从民众中形成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政治上成熟的新兴资产阶级，现存的有教养的阶层也并不是这个阶级的组成部分，因此，当费希特寻求支持民族教育的社会力量时，他也就深深感到整个民众中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首先投向乡村中幵明的大土地占有者，即幵明的封建领主，其次才投向城市中具有善良意志的市民，因为在他看来，拥有受过教育的臣民比拥有未受过教育的臣民对于这些幵明人士更为有利，所以他们会乐于实施他所倡议的民族教育。这也就表明，费希特的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理论正像他的其它社会理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还缺乏立即付诸实践的阶级力量。
最后，我们还应当挑明费希特是怎样设想德意志民族复兴的前景的，即怎样设想自觉理性所支配的新世界的。其一，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费希特认为，德意志民族应在民主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他虽然没有像1813年夏季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在《国家学说》的演讲里那么详细论述，但这时也指出了德意志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政府。他反对一个特定的德意志国家谋求整个德意志民族统一于它的治理之下，实行集权专制，而认为共和政体是德意志文明的首要源泉，是保障它的独特性的优异手段，所以他写道，“假如建立的统一政府本身真的没有采取共和政体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君主政体的形式，那么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一谋图获得成功，如果每个高尚的人都必须在整个共同的大地上对它进行抵制，这对德意志人的热爱祖国的事务就诚然会是一个很大的不幸”[44]。其二，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费希特重申了他在《锁闭的商业国》中的主张，即将社会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公务四个领域，并相应地将社会成员分为农民、工人、商人和公职人员四个阶层，规定这些阶层在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合理比例关系，从而制定出一个杜绝对外贸易、自给自足、按比例发展的国民经济模式﹔为了给这样一个既没有穷人、也没有懒汉的社会培育新人，费希特特别强调指出，在把学子们培养为劳动者时，要把这样一条体现人的尊严的原则铭刻在他们的心中：“想靠别人，而不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计，是可耻的”[45]。其三，从道德风尚来看，费希特认为，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种本身纯粹、高尚和伟大的精神，作为一种坚定不移的基础，使这个民族“最终将在这种基础之上建立起最高尚、最纯粹的和人类还从来没有过的道德，它在以后的一切时代都将获得保证，并将从这个民族出发，被传播给世界上的其它民族”[46]。正是在德意志民族率先建立起这辉一个按照自觉理性安排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新世界的意义上，这个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再生者和重建者，而这可以说就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主旨。
三、这部著作的历史命运
费希特的这个演讲系列从第一讲送审幵始就命途多舛。书刊检查官约﹒威﹒亨﹒诺尔特(J﹒W﹒H﹒Nolte)在审查结论中说，“尽管作者先生是从一种哲学立场考察他的研究对象的，但他无论在涉及普鲁士政府的地方，还是在暗指法国政府的地方，两者都讲得很明了、很醒目，使我当然不无理由地担心，无条件地签发印刷许可证，将会带来令人不快的麻烦”﹔因此，这位书刊检查官要求费希特“不必逐讲付印，而是在演讲结束以后，将全书呈交审查”[47]。真正的哲学家不怕牺牲，希望尽量把事情讲清楚，胆怯的书刊审查官则怕丢掉乌纱帽或招来杀身之祸，其结果就是第一讲书稿被扣压下来，未能及时付梓。不过，阐述民族教育的一般原理的第二讲却使书刊检查官先生们感到很放心，因而立刻获得了印刷许可证。而且从此以后，除了第三讲的宗教哲学内容让书刊检查官难以读懂，第五讲批评法国语言和文学的言论可能惹出麻烦，和第八讲暗示德国现状的说法会在政治上引起疑问，因而使书刊检查机关费了一点周折以外，费希特的讲稿都获得了印刷许可证。但最后，他还是遇到三个问题。其一，书刊检查机关不负责任，丢失了送审的第十三讲手稿﹔费希特对此极为恼火，但也只好补写，而书刊检查机关的领导人阿﹒弗﹒冯﹒舍费则把发生这个事故的责任推给了可怜的出版家。其二，第十四讲中的两个段落又被认为会引起法国人的反感，费希特修改了它们以后，仍然不能使舍费满意﹔他求助于普鲁士首相斯坦因男爵，不料这位政治家在涉及法国的问题上亦爱莫能助，于是又不得不再违心地作一次妥协。其三，第一讲的印刷许可证在费希特结束最后一讲时都没有颁发，他曾求助于普鲁士大臣卡﹒弗﹒拜梅，但这位大臣告诉他，这个问题需要等到普鲁士政府从柯尼斯堡返回柏林以后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得不对书刊检查机关表示让步，修改了要求修改的段落。由此可见，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愿为祖国竭尽绵薄，总是会遇到重重阻碍，而难以完全发挥自己的力量。
这部著作在柏林发表于1808年5月中旬。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争论，但即使是在当时那种仍然驻有法军的条件下，各类报刊也相继发表了八篇评论它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对它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例如，基尔大学历史学教授狄﹒赫﹒黑格维什(D﹒H﹒Hegewisch)就认为，这部著作给那些垂头丧气、忧心忡忡的德意志人鼓了勇气，让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严峻，他们依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族，甚至在其它许多民族面前，会成为一个卓越的民族。他预见到了这部著作将留芳千古，说“费希特以他这篇讲话，在世界名著殿堂中获得了一个与克利陶马赫的讲话齐名的光荣席位，而这位克利陶马赫曾经在他的祖国城邦迦太基被罗马人毁灭以后，就写过一篇安慰和激励他的同胞的著作[48]。又如，文学家让﹒鲍尔(J﹒Paul)写道，“不抱偏见的读者们，不论他们接受还是否弃这位品格高尚的作者的历史观点和哲学观点，至少对这本书的道德观点和审美观点必定会彼此达成一致，尤其是在他们读完最后一讲相会的时候”。而且这位文学家肯定了费希特倡议的民族教育，说“他把教育仿佛选定为告别沮丧的过去与走向光辉的未来的向导，这不仅是正确的──因为它提出的主意符合于一切时代，甚至符合于良好时代──，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符合于最坏的时代，而他是把现在的时代定为最坏的时代的”[49]。当然，这部著作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对它批评得最激烈的当推费希特的哲学对手亨﹒卢登(H﹒Luden)。这位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发表长篇书评，批判费希特的论点。例如，对于这个系列的演讲是《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继续的论点，他就认为，“费希特完全放弃了在前三年演讲中提出的观念，看来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把这些演讲称这三年前那些演讲的继续是没有道理的”。又如，对于国家在实施民族教育时应将学子们与其家庭隔离幵的措施，他慷慨激昂地写道，“费希特作为讲授法权哲学的导师竟然鼓吹这样一个危险的主张，我们对此决不能保持沉默。试问，国家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种权力的呢?是谁赋予它这种权力的呢?”卢登认为费希特关于德意志民族丧失了独立性的论断是危言耸听，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切东西就都没有丧失﹔只要我们自己存在，德国的一切东西也都没有丧失”[50]。然而不管人们的评论如何，费希特的这部著作已经迅速传遍了全国，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忱。
但是，这部反对拿破仑的爱国主义著作却在打败拿破仑以后被打入了冷宫。其时，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学生们于1815年在耶拿建立了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发起一场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祖国的运动。1819年，大学生协会成员卡﹒路﹒桑德(K﹒L﹒Sand)刺杀了给沙皇送情报的作家奥﹒弗﹒费﹒科策布(A﹒F﹒F﹒Kotzebue),梅特湟利用这个事件，纠集德意志各邦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幵会，通过了取缔大学生协会，对大学进行监督和实施书刊检查的决议。弗利得里希﹒威廉三世在普鲁士积极执行了这个决议，把费希特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禁书，以杜绝它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结果，费希特的这些演讲倡议的民族教育不仅在有教养的阶层和改革家们当中没有加以考虑，而且当它们的精神深入到大学生中间的时候，连他所阐述的爱国主义也在被普鲁士国王利用过以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1848-1849年的民主革命废除了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后，这部著作在费希特的祖国相继由许多学者予以编辑出版，并被译为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在欧美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在德国先后涌现出大量研究这部著作的作品﹔但在这些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方向，一种是把费希特视为主张建立理性王国的爱国主义者，另一种是把他视为主张侵略其它民族的沙文主义者﹔尤其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期，一些哲学家，诸如卡﹒齐美尔曼(K﹒Zimmermann)，赫﹒施瓦茨(H﹒Schwarz)和伊﹒希尔什(I﹒Hirsch)，都力图伪造费希特，把他的这部著作歪曲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的理论来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瓦﹒费﹒阿斯穆斯(B﹒Φ﹒Acmyc)批评和揭露了这种混淆黑白的做法。他指出，费希特诚然是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不是要求德意志人征服、统治和掠夺欧洲的其它民族，而是要争取和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独立，使他从外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指出，费希特诚然是爱国主义者，但他的爱国主义并不是主张国家至上，而是对他的祖国人民的爱，尤其是对受剥削、受奴役的劳动人民的爱。他在唤起德意志人的民族自豪感时，虽然有时走得过头，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表演说的，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有些夸大之词。“一个为法西斯憎恨的鲁索，阻挡着费希特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因为费希特的演讲是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把费希特硬拉到法西斯主义一边愿望，使他们对他的学说作出了最露骨的伪造”[51]。
这部著作在亚洲也同样有两种相反的遭遇。在日本，自从康德研究家天野贞于1914年把费希特介绍给读者以来，军国主义思想家一直在歪曲和滥用这部著作，以至文部省把它编译于《关于时局之数据》中，免费颁发给全国文教部门，用以论证大和民族优越论。与此相反，自从梁启超于1915年把费希特介绍给读者以来，这部著作则一直被视为反对卖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宝书。当时，袁世凯正与日本政府缔结密约，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以此换取对他称帝的支持﹔这位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在反对袁世凯这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时，发表了这篇洋为中用的文章，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拔诸晦盲绝望之渊，而进诸辑熙光明之域”[52]。但费希特的这些演讲的真正传播，还是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其一，张君劢翻译了这些演讲的节本[53]﹔其二，贺麟在《大公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的长文[54]。前者向读者介绍了这些演讲的概要，后者向读者介绍了费希特的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它们都对我国人民的救亡图存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藏广恩与马采又在兵慌马乱、生活艰苦的环境中分别完成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全译本[55]，对我国人民的浴血抗战作出了自已的贡献。但这些作者和译者在向读者推荐费希特的这部著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只着眼于民族解放的方面，而对费希特的历史哲学都不甚了解，因而忽视了建立理性王国的社会解放，而这就使读者看不到费希特是一位把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集于一身的伟大思想家。坚定不移地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既热爱自己的祖国，又坚持世界大同的理想，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反对列强的霸权主义，这才是《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部世界名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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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费希特：<致美因茨教育中心弗﹒威﹒容>，《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3卷，第349页。
[2] 费希特：<致基尔大学卡﹒莱﹒赖因霍尔德>，《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3卷，第355页。
[3]《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卷第418页。
[4] 费希特：<现时代根本特点>第12讲（1806年2月10日），《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8卷，第334-335页。
[5]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本质>第8讲（1806年8月2日），《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8卷，第120页。
[6]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0页。
[7] 费希特：<略谈当今的一个无名之辈>,《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0卷，第83页。
[8] 费希特：<意志共同^>,《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0卷，第378页。
[9]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1与404页。
[10]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3页。
[11] 费希特：<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9卷，第269-270页。
[12]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04页。
[13] 同上书，第426页。
[14] 同上书，第438页。
[15] 费希特：<爱国主义及其对立面>,《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9卷，第436页。
[16] 费希特：<论马基雅维里>,《费希特全集》，第Ⅰ辑第9卷，第234页。
[17] 费希特：<一个考虑>,《费希特全集》，第Ⅱ辑第11卷，第275页。
[18] 费希特：<致卡﹒弗﹒拜梅>,《费希特全集》，第Ⅲ辑第6卷，第213页。
[19] 《有教养者晨报》，1801年1月1日。
[20] 法恩哈根《回忆录》，莱比锡1871年第3版，卷二，第82页以下。见《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72-73页。
[21] 费希特：《对德意?茈螫琲荦t讲》，汉堡1978年，第11页。
[22] 同上书，第17页。
[23]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53页。
[24] 同上书，第15页。
[25] 同上书，第100-101页。
[26] 同上书，第17页。
[27] 同上书，第222-223页。
[28]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54页。
[29] 同上书，第22-24页。
[30] 同上书，第147页。
[31]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147-148页。
[32] 同上书，第150页。
[33] 同上书，第61页。
[34]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193页。
[35] 默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北京1982年，第233页。
[36]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218页。
[37] 同上书，第203页。
[38] 同上书，第210页。
[39] 同上书，第213页。
[40] 同上书，第113页。
[41]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178页。
[42] 同上书，第25页。
[43]《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16段。
[44]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汉堡1978年，第144页。
[45] 同上书，第171页。
[46] 同上书，第203页。
[47] 《同时代人谈论中的费希特》，第4卷第80-81页。
[48] 《历史与文学短篇著作汇编》，阿尔托纳1809年，第111页。
[49] 《海得堡著作年鉴》，1809年第1分册。
[50] 《耶拿文汇报》，1808年11月7日至9日。
[51] 瓦﹒费﹒阿斯穆斯“真正的费希特与法西斯对他的伪造”，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2年第7期。
[52] 梁启超：<〈人的天职〉评述>，载北京《大中华》，1915年第415期。
[53] 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讲演》，张君劢译，再生杂志社，北京1932年。
[54] 贺麟：〈费希特处国难时之态度〉，选入《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34年。
[55] 同时出版于：文通书局，贵阳1942年﹔独立出版社，重庆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