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政府权威损害论的批判

徐亮：政府权威损害论的批判

2007.9.2

这些年以来，呼吁加强政策的操作性问题的文章也有强化的趋势。有相当多的学者纷纷在呼吁政府政策部门在政策的制订上应当同时出台配套的措施。在迟迟没有出台配套措施，使各位学者失望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执政能力下降和中央政府权威损害的问题，当然是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进行的研究。恩格斯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权威》。后来者们也开始了他们所谓的论权威。

1、将政府的操作能力假定为不成熟乃至缺乏管理能力，是现当代中国政治学领域可笑的假设之一。非典事件表明了政府的强大控制力量，可以说是对党强大能力的检验。对于这样的能力进行怀疑，不过证明了害怕追究真正政府责任的实质。

2、但是同时，学术界在讨论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和对地方控制的权威失去效力的问题，对行政效率的探索已经越来越具有学术的性质。例如，目前高房价、教育高收费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于是有人站出来说，这是市场不听市长的结果，是市场对行政权力瓦解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政府权威下降的结果。

这种矛盾的出现实际上隐藏了不为所知的问题。根据笔者对官僚体制的理解，官僚体制的强大控制力量出现在那些不需要费力气就可以博取好名声的领域，或者某些政策已经使官僚体制面临摧毁性危机的关键时刻。

因此根本的问题所在是：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如果当代社会出现了威胁自身存在性和合法性的真正危机，那么所谓政策之后的操作领域、法律关系之后的执行领域、思想之后实践领域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政策没有操作性或者说对策缺乏面对可操作性、深思熟虑的性质，根本原因是某些官僚将政策作为玩具，作为对待在经济结构分配格局中受到伤害群众的一种安慰剂罢了。如果他还具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在未来世界写作历史的过程中更多地使人误会为政府仍然站在人民立场的那种谬论而已。

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官员在权力结构中成为获得利益的群体，因此其在利益面前有很多表现。而这些表现往往体现为一些具体的做法上：

1、政策冲动。政策制订了，但是漏洞很多，显得没有任何诚意，缺乏政府应当具有的公信力，比如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个房价征求意见，但是很快就取消了，可以说是早出晚撤。

2、事实取消。政策制订了。但是其他的增补、条例又在事实上把这种权力取消了。也就是说在高级的法律中规定了这种权利，却在更加微小的细则中将这种权利附加了很多苛刻的条件，因而客观上根本无法实行。

3、放置取消。政策制订了，就放起来，没有任何配套的措施和举动，当作不存在，不宣传，也不执行，甚至完全是和实践相反的过程。有人说，这是政策的制订者不了解问题的过程，恰恰相反，是他们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和直接面对问题的核心。

4、孤立取消。政策制订了，根本就没有在整体的体系中去考虑问题，而是孤立去单纯考虑表面的现象以及就这些表明现象出台一些无关痛痒的政策。

5、比较无效。政策制订了，但是其他的法律是和它冲突的。而按照法的关系和原则，却是以依照旧的法律的准则为依据的，因此这种政策不过是废话，

6、惩罚无效。政策制订了，但是无关大旨，不去解决问题的要害，而是都是一些意见，没有任何效力，对违反规定的惩罚所造成的成本远远不够抵消腐败的成本。

7、法不责众。政策制订了，大家约好了都不执行，中央政府拿我们也没有办法。或者说拿一些夸大的后果去要挟中央政府，哭出声，装可怜，摆条件，提要求，勤活动。

8、偷梁换柱。给中央政府一些虚假的数据，让他们制订出与真实不符的政策，也是官僚们常见的手段之一。官僚的聪明才智，已经完全运用到了如何娴熟地欺上瞒下的地步。

等等。

因此，所谓的政策的操作性问题实际不过是一个障眼法，无论市场抗拒行政权力的说法，还是政府失灵的说法都是在推卸问题的实质，是在推卸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因此笔者说，所谓操作性的问题，是一些政府高官根本上就不想给人民以利益，根本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造成的，也是根本上在对抗胡锦涛同志所开创的调整利益分配、照顾到多数群众的伟大政策。某些学者片面地鼓吹什么实践决定一切，什么决策行为科学化，要么是无知，或者就是避重就轻，是一种转移视线的障眼法而已。

政府责任归位，拿出面对事实的勇气来，抛弃那种虚假的“诚意”真正地去解决民生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权力平衡，所谓利益结构的兼顾，所谓全面性，不过是丧失了人民群众巨大支撑以后必然出现的让步妥协。既然事情已经包含了妥协的因素，那么政策也就牺牲了可操作性。难道你听说过，在豺狼和绵羊之间搞平衡的人，能够照顾到绵羊的利益。他所能够做的，不过是告诉绵羊说：“就让它吃一条腿吧，不然狼就饿死了”，转过来告诉豺狼说：“少吃点，吃它一条腿或两三条腿就截止了吧，不让绵羊死了为限度”。在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去平衡、利益互相冲突的两大对立群体关系中搞平衡，不过就是这种结局。

网上有人对最近阿根廷对中国商品反倾销的事件评论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正常，中国将百姓的大部分钱利用房价、医疗、教育剥削搜刮干净了，国内消费始终处在极低的状态，大量商品只能出口去冲击其它国家商品，不产生矛盾才怪，如果政府还是一味鼓励出口不刺激国内消费，那坏的情况还在背后。内部矛盾也会不断加深，普通百姓更本享受不到发展的好处。国内欺软，工人的工资向下压，搞的民怨沸腾。国外怕硬，用低价出卖战略资源来讨好，出口的煤价比国内的煤价还要低，甚至以血饲狼，卖给中国的宿敌小日本。反过来，人家还不领情，说你倾销，要打反倾销的官司。两头不赚好，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评论显得偏激，但是总体上看，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和某些部门权力的反常化——对群众反抗的镇压权威强化，而对外国资本的斗争权威虚弱化。一种组织的力量来自那里，他就会在那里软弱。因此，当经济命脉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里的时候，这样的官员及其雇佣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就是外国“资本家的乏走狗”。

 拥护胡锦涛同志的政策，拥护中央政府的人民政策，首先看这些政府官员有没有诚心、真正想去解决问题。同时，也可以从它想不想让自己真正有力量，想不想让自己有权威这一点上看到、感觉到！政府权威的是否虚弱或强大，不是结果，而是政府诚意的一种外在表现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