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东亚复兴演变为美国的“亚洲红利”

美国的“亚洲红利”
　
2007-07-06
　
刘军红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10年复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亚洲美元”，为美国维护美元地位赢得机遇。
　　7月2日，时值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东亚历经“危机与制度创新”，再次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带。前不久，世界银行也发表报告盛赞“东亚复兴”。
　
　　但与10年前相比，东亚复兴衍生了两个新矛盾。一则，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清迈倡议)，亚洲金融合作先于地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但至今并未建立起有效的资金运用体系，亚洲资金仍只能回流美国寻找商机；二则，10年来，作为世界级经济强国，日本虽极力主导东亚秩序，搞日元圈战略，但在汇兑政策上，日元与东亚货币背道而驰，进入历史性贬值期，使东亚货币体系找不到“定海针”。这两大矛盾使东亚复兴演变为美国的“亚洲红利”。
　
　“亚洲美元”投资无门
　
　　随着亚洲摆脱危机，经济复兴，贸易扩张，“亚洲美元”势如潮涌。截至2006年底，以贸易盈余为主的东亚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超过3300亿美元；而在石油涨价下，大规模的中东“石油美元”挤入东亚；同时，在日本的零利率下，东京又放出超过4000亿美元的“日元套利资金”。在此基础上，世界短期资本流入东亚，东亚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超过3万亿美元。东亚出现巨大规模的“亚洲美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到来以及美国的“利息锁国政策”，在欧洲，曾出现强大势力的“欧洲美元”，形成了“欧洲美元债券市场”，演变为左右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今，东亚虽形成了巨额“亚洲美元”，但东亚地区缺乏当年欧洲的债券市场和融资渠道，难以形成本地的金融能量。“亚洲美元”投资无门，只能大规模回归美国，成为世界性难题。
　
利用金融危机 美捞取“亚洲红利”
　
　　如果说“欧洲美元”的形成，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诱因，那么“亚洲美元”的膨胀，则产生于全球化释放的“劳动红利”。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苏冷战结束，全球市场统一，东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以往被意识形态隔绝、封闭的劳动市场大解放，低成本劳动大军吸引海外资本潮涌东亚。东亚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产品直销日欧美，遂成“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的援助计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投资出口导向模式”，东亚的劳动成本再次成为美国的红利。第一，1997年8月到12月，在IMF主导、日美配合下，泰国、印尼和韩国总共接受外来援助1077亿美元。而IMF主导的援助对东亚各国提出了苛刻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改革条件，即要求受援国必须紧缩金融，收缩财政，使东亚被迫暂停“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路线”；第二，IMF要求受援国走贸易、资本自由化道路，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并按美国标准改革企业治理模式，导致美国资本抢先回归东亚，占据地区低成本优势，形成投资新潮流；第三，在东亚接受IMF主导的援助之时，恰值美国IT泡沫鼎盛期，美国的消费市场又成为东亚廉价产品的吸收器。由此，美国率先获得了东亚“劳动红利”。
　
“亚洲美元”支撑 “强势美元”
　
　　在东亚经济复兴过程中，东亚的低成本产品，经“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大规模输往美国市场，产生了“进口物价平抑国内通胀”的效果，使美国得以在石油涨价、不动产热浪滚滚的形势下，仍能维护物价稳而不升，经济持续繁荣。这可谓美国的“东亚红利”。
　
　　在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体制和灵活而博大的金融体系下，东亚“劳动红利”衍生的“亚洲美元”全面回流美国市场，又经美国金融资本操作，投资于全球最有利的地区，从而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世界资金循环圈，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动态均衡的关键支撑。
　
　　而“亚洲美元”的回流，因大多投资于美国的国债和股票，直接给纽约金融资本市场带来了低成本效应，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其结果导致美国长期利率持续低迷，为企业展开长期项目投资和跨国兼并，维护美国对外干涉能力，提供了宽松的金融条件。
　
　　在此背景下，始终谋求挑战美元地位的日本，为与东亚各国竞争美国市场，不得不暂时放弃“强势日元战略”，借助欧元，顺势展开历史性货币大贬值政策。其结果客观上支撑了“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
　
　　由此，金融危机后，东亚的10年复兴，不仅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劳动红利”和“亚洲美元”，更为美国阻止日元圈，维护美元地位赢得了历史性机遇期。
　
　　(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