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国企改制与圈地运动——有些“小腐败”实际上已经不小了

有些“小腐败”实际上已经不小了

邵道生

让数千万“4050代”工人无工可干的国企改制
 

在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中指出：要“坚决纠正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不落实中央有关政策规定，造成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的确，在过去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造成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是大量的、严重的，所造成的影响、危害将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显现出来。

（一）指出造成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根本不是国企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凡是对批判那种以卖光国企作为国企改革指导思想的，凡是指出国企改制中出现严重的国资流失、腐败严重的，凡是对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中造成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凡是对……有些人就是暴跳如雷，就一概扣上一顶最为廉价的政治帽子：“你们是在反对国企改革”、“你们是在反对改革开放”、“你们是在否定大好形势”等等。

其实，这是个“伪问题”，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黔驴技穷的一种表现。

想一想，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余年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成果举世瞩目，谁还能说不要改革开放？此外，老国企的弊端都一五一十地摆在桌面上，不改革怎么行？所以，现在拿出这个命题一点意义都没有。因而，大多数人所要反对的只是导致国资大量流失、损害广大职工利益的“国企改制”，若“国企改制”于国于民都有利，反它干吗？！所以，关键是怎样进行国企改革？以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国企改革？怎样在国企改革中不去损害广大职工的利益？怎样防止在国企改革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几百万、成千万“4050代”工人成为“下岗工人”?

在以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的利益” 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所谓“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在我国的社会结构中一下子产生了几百万、成千万的所谓“4050代” 的“下岗工人”，他们从过去温饱有基本保障、工作无担忧的地位一下跌落到没有工作、没有生活基本保障的“弱势群体”……

研究贫富差距的专家J.加尔布雷思指出，经济为“好社会”之本。对个人自由最彻底的剥夺莫过于一贫如洗，对个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囊中羞涩。的确是这样，当几百万、成千万“下岗工人”连基本的工作权都被剥夺了的话，公民的“个人自由”就只能成为理论家们文章中的装饰品了。

关键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让几百万、成千万的“4050代工人”说下岗就下岗？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他们鼓吹的“代价论”中口口声声地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说得很果断，也很轻松，但是，有一点他们没有说清楚的，即为什么这种“改革”必须要损害“一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尤其是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改革的目标”必须要去损害“3000万老工人的利益”，要让“4050代工人”去“享受”这种“代价”？而且，更没有说清楚在我们这个国家中谁有权、谁有资格去损害“3000万老工人的利益”？

其实，认认真真学习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你就会明白，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谁都无权这样做，3000万老工人的利益，一个阶层的利益，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被扔到了一边，这是什么性质？这叫违宪、违法，它损害的是3000万老工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基本的工作权。

而且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然而中国作为强国圪立在世界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谁的贡献？我认为，其中在相当一部分是由“3000万老工人”作出的。有的人说得对：“三千万老工人曾经是共和国建设的主力，他们已经把青春送给了祖国。在低收入低消费的年代，他们以对党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在党的教育下，不计报酬只讲奉献。”只要你能尊重历史，“3000万老工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国民经济高积累时期，他们工资低，福利低，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为共和国的强大作出了最为无私的贡献，这就是我对这一代人的评价。的确，在如今相当一部分国企中存在生产效率低，冗员多，生产发展不快等问题，但是，这笔“帐”能记到“3000万老工人”的头上吗？绝不应该，因为这是体制所为，是管理者所为，若硬要算这笔“帐”的话，就应该将帐算到体制和管理者的头上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一个有效的激励社会发展的机制，但是，“效率优先”不等于不要“公平原则”，不等于可以随随便便将几百万、成千万的“4050代工人”说下岗就下岗， 西方研究“效率”与“公平”的专家阿瑟·奥肯指出：“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这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并对低收入的人进行补偿性援助。”但是，在改制后的企业又是怎样进行这种“补偿性援助”的呢？石飞先生在《人民网》发表了一篇将工人“改革”为“编外”为哪般？》文章，披露了改制后的一种“怪现象”：某垄断行业下属一家业务正红、效益颇佳的200人工厂，其主管部门突然责令停产，大部分职工在一次性“补偿”和“买断”之后被解除了劳动关系，仅留下几十背景特殊者。一周后，另立门户，重新开张。他们虚拟了一个劳务中介机构，把清退出门的技工再行介绍进来，同时又补充了一部分新工人。这些“出了门又进门”的老工人和刚入门的新工人，都被列为“编外劳务工”。这对于那些老工人来说，尤其不可思议，人还是原来的人，活还是原来的活，咋就因为“一出一进”，身份就“变”成了“编外劳务工”，工资福利待遇天壤之悬。一个编内员工，月薪近3000元，加上不菲的月奖、季奖、年终奖、项目奖等等，一年纯货币性收入多达五六万元；享受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各项社会保险；发放春、夏、冬3套服装，价值合计3000多元；而一个与之同岗位、同工种、同工龄的“编外劳务工”，月工资仅有800多元，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各类奖金、各种福利品则一概没有。

只要你认真研究国企改制后的由老板当家后的企业，上述现象决不是“个例”。一些“民营企业家”们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产品的竞争力，企业的生产也许可能会“发展”，然而它却严重地损害了广大职工的利益，增加了职工对“民营企业家”的“仇恨”，亦增加了对社会的“怨恨”。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社会公正，看不到任何一点社会公平，看不到任何一点社会良心，看到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理论的现代版。

（三）我们不能重犯彭德怀批判李德的那种“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寒”的错误

改制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复杂工程，从市场经济规律来说，谁的利益都不应该受到损害，尤其是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更不应该受到损害，因而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文件指出：“国有企业改制方案和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其中，职工安置方案需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改制。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要按照有关政策处理好改制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改制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医疗费和挪用的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企业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等要按有关规定予以解决。改制后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按时足额交纳社会保险费，及时为职工接续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关系。”

应该说，国家在维护广大职工（尤其是老职工）权益上，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但是，在过去的所谓改制中有多少企业是按照上述精神进行的？差不多都是在权力的干预下强制性就将工人下岗了。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到基层转了一转就发现，当前一些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一些企业随意解除劳动合同,随意裁员。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忽视对职工权益的维护，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不经职代会审议通过,不按规定发放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因而在这次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方案，必须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议案来。

说明什么？说明过去的非国有企业的改制，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很是严重的，不经过“提交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劫贫济富”式的改制实在太多了。IP210.26.57. ★网友说得很是语重心长：“企业的下岗职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想起了彭德怀自述中记载的李德错误的指挥军事，把共产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军队，给消耗掉，他说：‘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寒’。我们欠下了一笔历史帐，一笔真正的民心帐啊。”我们决不能重犯当年李德的错误！

让农民无地可耕的“圈地运动”

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中指出：“坚决纠正征用土地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严肃查处违反规定乱批乱占耕地，以及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用等问题……”

的确，在中国腐败的泛滥中让农民无地可耕的“圈地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圈地运动”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发生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些“小腐败”，然而它的累积、它的叠加，它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它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却不是用“小腐败”可以遮掩得住的。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腐败的国民党？

土地和圈地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敏感词。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敏感词” 涉及到“农民利益问题”，涉及到“中国的农民问题”，毕竟在中国的人口农民占多数，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农业人口占主要的农业大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多的是农民，所以“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还是中国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即便会掉脑袋也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跑？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这两个字，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共产主义理论恐怕一时还弄不明白，但是跟共产党跑，跟共产党干革命，就会有土地，生活就会有着落，就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生存问题，这一点农民是非常清楚的。需知，过去几千年统治者没有一个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腐败的国民党呢？却帮着腐败官员，帮着大地主加快了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没了土地怎能生存？农民就绝望了，说当时的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点都不过分，“土地革命”，共产党不仅在革命过程中提出了，在解放区还真的实施了，农民看到了希望，怎么能不铁了心地跟共产党跑？！

“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快地得了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能得了农民，得了农民的心，就是将“土地”给了农民。“人民公社运动”为什么会遭到彻底的失败？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乌托帮，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了回来，结果呢？温饱问题又重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突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为什么那样得农民的心？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最最简单地说，就在于共产党从“人民公社”将收回了的“土地”而且又将它重新“还”给了农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空前高涨了起来……

所以，中国有许多社会问题说复杂就特别地复杂，说简单也就特别地简单。以中国农民问题来说，追根溯源，就是“土地”两字，“土地问题”解决得好，可以说是基本无碍；解决得不好，就容易出乱子，社会也就不会太平。

（二）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圈地运动”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将这个成为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土地问题”彻底忘掉了。于是，就发生了当今所谓的“圈地运动”。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这个“圈地运动”的实质，就是让许多农民重新失去了土地。有没有根据？有。

温家宝在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1996年到2003年，全国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7年之内净减少1亿亩。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约有4000万失地农民，关于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滞后，土地征用补偿安置费偏低，是造成农民失地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

高国希教授在上海市社联学术年会（2004年度）上的关于《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讲演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现在我国有3000万城郊农民成为“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据统计，一九八七年至二○○一年，大陆非农建设占用两千三百九十四万六千亩耕地，至少三千四百万农民因征地失去或减少土地。

（三）农民被损害利益究竟到哪里去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作了如下的保守估计：“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8000亿元代价的话，那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而这两年农民的失去土地的势头更猛、更烈，农民的损失当然也就更猛、更烈。

国土资源部一位官员指出，由于目前国有土地资产机制不完善，通过市场配置比例不高、划拨土地大量非法入市和随意减免地价挤占国有土地收益等原因，我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近100亿元。(《21世纪经济导报》2004年12月22日)

有经济学家说，城市要发展，工业要发展，而发展就要土地，就要付出代价，难道不应该？而我说，这是典型的似是而非。错误有五：一是城市、工业的确要发展，然而发展需要科学的计划，如此大规模的、盲目的圈地早就失去了发展功能。二是发展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难道必须由本来生活就处于生活温饱线的农民承担吗？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歧视农民、不将农民当公民的阶层偏见；三是若是发展是为了社会、为了人民，倒也像是个理由，然而现在的发展呢？为了“父母官”的所谓的政绩，为了他们的面子，更有一部分是以发展为名，大搞腐败，如今的圈地成了迅速成为富豪的代名词。四是有不少地方的圈地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断其农民继续生存方式进行的，因而造成了大量“社会游民”的产生、社会矛盾激化、失地农民的反社会情绪增加和整个社会两极分化趋于严重，难道这种代价也是必须付出的？！五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就根本不应该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作出了无私奉献的农民，以这样野蛮的、近似于掠夺式的、不公平的、不公正的圈地方式去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带有血腥味的，是一些地方“父母官”忘本的表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得非常好：“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很少，要求的也很少……”

土地不仅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命根子，也是13亿中国人民生存的命根子。要记住韩俊先生提供给我们向这样一个数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耕地0.18公顷，每公顷耕地養活5.5人。2000年人均耕地減少到0.105公顷左右，每公顷要养活9.6人。我国耕地供养人口数，远远大於世界平均值，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來越大。因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來保护我們的民生之本。”所以，土地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如今社会掀起的土地监管风暴。

但愿我们的社会将这场针对“圈地运动”的土地监管风暴持续地、长久地括下去！

但愿我们的社会将这场土地监管风暴与反腐败风暴联在一起，将那些肆无忌惮大搞“圈地运动”的腐败分子统统揪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监管风暴！

因为只有这样的反腐败，中国的“反腐败”才能彻底，才能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