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截然不同的并购风波

两场截然不同的并购风波
 

　　近两个月来，由达能挑起的娃哈哈并购风波，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手握数十亿现金，意欲强行并购每年营业额数十亿、利润超过10亿、且还在快速增长的的娃哈哈非合资品牌的达能，在国内媒体赢得了一片同情，高调喊出“保卫娃哈哈”的娃哈哈品牌创始人宗庆后，随之陷入了愈来愈猛烈的口水。
　　
　　巧的是，仅仅是两年前，本次事件的主角——达能，也面临了一次并购风波：美国饮料巨头百事公司有意收购达能。消息传出后，整个法国上演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达能保卫战。上至总理，下至媒体、老百姓，都不约而同地力挺达能。让这一收购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仅仅两年后，曾经的猎物，变成了今天意欲强硬吞噬竞争者的大象。并竟在实施吞并的国家赢得了舆论界的广泛同情和声援。
　　当初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法国人自发起来保卫自己民族的品牌？而又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人保持了惊人的“冷静”？甚至手握道德大旗，四处讨伐“经济民族主义”？难道中国人比法国人更具有了国际化意识？知识界与媒体高调打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姿态后，传达出的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信息？
　　
　　达能保卫战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两年，而且起因仅仅是一个未经当事双方证实的江湖传言，但如果用“Pepsi take over Danone”作为关键词，通过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便可搜到几十万篇2005年的相关网页，百事并购能案当时所造成的冲击波由此可见一斑。
　　2005年，正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的达能，与正积极拓展业务范围的美国百事集团狭路相逢。7月初，法国著名商业杂志《挑战》披露说，百事集团准备斥资250亿至300亿欧元，以每股92至120欧元的价格收购达能。7月6日，百事方面出面否认了增持达能股份的报道，但语气暧昧，且未对收购的传闻作任何评论，对有无收购意图更是避而不谈。
　　7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让百事表态后、渐趋平静的舆论再次波澜。该报道说，百事可能已委托摩根斯坦利和瑞士UBS银行对公开出价收购达能的前景进行了评估。随后，美国《商业周刊》又以《百事能消化达能吗》为题，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和分析：“达能看上去很诱人。它在美国和亚洲的瓶装水业务发展迅猛，而且是全球最大的鲜奶制品生产商，而百事最近正在努力扩大它传统的软饮料和干食品的生产能力，达能正好能满足百事的需求。”报道援引曾为百事提供咨询服务和参与过1998年百事收购的Tropicana食品公司的圣巴巴拉顾问公司总裁贝弗马克的话说：“此项收购意义非凡。它非常非常适合百事的胃口。”
　　传闻似乎越来越逼近现实。
　　百事遭到围攻
　　百事收购达能的消息，曾给巴黎的股市注入一针强心剂，不到20天，达能的股票价格涨幅超过30%，股价最高达到96.25欧元，创下15年来的新高。因为达能股票的推动，巴黎股市7月19日创下了近3年来的最高点。而且正如法国中小企业部部长雷诺•迪特勒伊所言，达能是农业食品领域的一个国际性集团，国家不是达能的股东，不应干预私营企业的事情。达能生产的亦并非军火或高科技的敏感产品，政府只能劝阻百事不要公开收购。但是，法国的主流媒体、社会团体、前政府官员和议员站出来说“不”，且最终迫使政府承诺采取措施，阻止达能更换外国旗号。
　　7月14日是法国的巴士底日（即国庆日），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一番讲话颇耐人寻味。他暗示，必须警惕“外国资本控制法国企业的危险”。三天后，法国主流媒体《费加罗报》披露说，达能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的顾问迈克尔•卡尔扎罗尼致电包括《费加罗报》在内的巴黎主要媒体说：“希拉克的讲话非常重要。几家大公司正在成为并购的目标，如果哪家不小心，便可能落入外国资本手中。”《费加罗报》进一步报道说，弗兰克•里布上个星期已经向经济部长特里•布莱顿（Thierry Breton）公开表达过对百事可能收购达能的担心。
　　《费加罗报》等媒体的报道不仅让弗兰克•里布大大松了一口气，“飞回他西南部的老家舒心地渡过了一个周末”，而且为“达能保卫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20日至21日，法国政界、媒体和社团纷纷表态，对百事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7月20日，时任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发表讲话说：“达能集团是法国工业的一颗宝石，我们当然要捍卫法国的利益。”他已经向弗兰克•里布保证，政府会支持“保护达能的利益和阻止达能更换国籍”。当天，《共和报》、《费加罗报》、《回声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高度关注有关百事收购达能的传言。《共和报》直言了当地宣布：“我们都支持达能，为了保卫百事想要吞并的法国食品集团。”《费加罗报》则以《恶意收购：四个关键问题》为题，称百事为“入侵者”，质问政府“会动员何种手段来阻止百事公司或者任何其他入侵者”，而且极为煽情地说，达能现在面临的威胁“唤醒了一段糟糕的记忆——法国制铝工业的珍宝Pechiney从灵魂到实体的消失”。2003年，法国铝业巨头Pechiney被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收购。
　　第二天，总统希拉克出面表态：“我不想评论金融市场上的传言，但是，因为涉及一个像达能这样的法国大型公司的问题，我和政府一样，保持着特别的警惕和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尼古拉斯•萨科齐接受法国著名的《世界报》（Le Monde）采访时更是强硬地宣称，如果对达能的恶意收购确实存在的话，“公共部门应该与包括存款与信托金库〔Caisse
　　 des Dépots et Consignations〕在内主要股东一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和动员它们的影响力，以阻止对手的攻势”。法国社会党主席弗朗索瓦•霍兰德与萨科齐持的观点类似：“有必要动员公共与私人资源：银行、存款与信托金库、某些私人股东，以及各种协会。”霍兰德补充说：“需要让可能的购买者明白的是，它们不是受欢迎的。”
　　7月20日至21日法国朝野的口诛笔伐取得了效果，7月25日，百事一改20天前的暧昧态度，明确告知法国市场监督机构，他们目前不准备收购达能集团。受此影响，达能的股价应声下跌了7.5%。但法国人至少暂时保住了他们工业的宝石。“7月达能保卫战”获得了胜利。
　　法国人缘何保护达能？
　　一个未经当事双方证实的收购传言，之所以会引起法国社会的强烈反弹，固然与法国当时的政治与经济气候有关：
　　第一，自2003年10月以来，法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虽然2005年10月6日法国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发表的宏观经济预测报告宣布，2005年全年可新增就业岗位9.1万个，失业率可望降低到9.7%，但法国政府面临的就业压力仍然可想而知。而正如法国劳工部长让-路易斯•博洛（Jean-Louis Borloo）7月20日告诉法国私人电台欧洲1台的那样，法国有大量的农场主及中小企业依靠给达能供应初级产品过活，达能对法国的就业和经济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2005年正值法国新一轮总统和议会大选前夕，左翼的法国社会党和中偏右的人民运动联盟支持率旗鼓相当，当年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甚至显示，法国人对资本主义表现出了强烈敌意。伺机夺回政权的社会党，显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争取中下层民众与攻击主张推动法国的自由化和“美国式的野兽资本主义”、迅速参与全球化的萨科齐的机会。百事收购达能的传言无疑为社会党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作为防守的最佳方式，人民运动联盟亦只能主动扛起“保卫达能”的大旗。
　　第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正当法国朝野力保达能之时，一些法国媒体已经开始四处寻找可以拯救达能的欧洲“白衣骑士”，他们一致比较认可的是总部设在瑞士的雀巢。而事实上，除了总部设在欧洲大陆之外，雀巢未见得比百事更像一家“欧洲公司”，因为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欧盟法律规定的“共同体优惠”原则不适用雀巢；此外雀巢与达能存在严重的业务重叠，尤其是达能最重要的业务乳制品和矿泉水，一旦雀巢收购达能，很可能构成对欧洲乳制品和矿泉水业务的垄断。一位达能雇员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百事收购达能时的回答或许可以解开个中疑问：“谁都行，除了美国人。”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场合法的跨国商业收购引发一场全民族的品牌保卫战，与法国人强烈的民族品牌意识和文化特性密切相关。
　　法国商业报纸《回声报》7月20日的一篇报道评论说，法国人反对百事收购达能既有担心百事入主后会改变雇佣政策的成分，亦有担心会改变法国人消费习惯的因素，而且极富煽情地写道：“达能是法国的花朵之一，亦是法国人的骄傲之一；一个拥有近9万员工的乳品产业巨人，一个成功的企业；婴儿们是吃着bledina、喝着evian水成长，然后再吃着Lu蛋糕和达能酸奶长大的。”另一份著名的报纸《Le Journal de La Haute-Marne》则分析说，法国人反对百事收购达能折射出了“法国社会模式”与美国的“过度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法新社据此评论说，此番言论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不久法国人否决《欧盟宪法条约》时的情景，当时法国人之所以对条约说“不”，原因之一便是为了保护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和拒绝被许多人指责为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或者市场驱动政策的东西，充分反映了法国人对身份认同和全球化影响的担忧。
　　是非娃哈哈
　　与“7•20”达能保卫战相比，娃哈哈保卫战似乎只是一场少数人的战争。自达能意欲强行并购娃哈哈的消息公开化以来，国内主流媒体的言论，更多是在隐射、指责宗庆后违约和利用民族情绪破坏市场规则的文字，而宗庆后的“申辩”则被大多数评论家忽视了，甚至成为了他们攻击宗庆后的把柄。
　　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从4月初达能强购娃哈哈公开化至7月初双方纠纷进入司法程序，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和金融界、和讯、管理资源网等专业网站转载的近300篇报道中，超过一半是围绕《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注：宗曾多次申明，其只是娃哈哈与达能签署的众多合同的一个）展开的，100余篇评论文章中，重点讨论合同纠纷的亦接近50%，且超过一半的文章明确认定宗庆后违约和试图利用民族情绪、破坏游戏规则。如果做进一步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舆论的下述倾向：
　　一、合约被作为了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合约精神被简化为无条件遵守合约，即便合约违背了作为更高原则的国家法律和公正精神。“合约”和“合约精神”是被不少论者反复提及的一组概念，且由此判定宗庆后没有理由得到支持和保护。如南方某知名媒体5月中旬发表的一篇题为《宗庆后：披着狼皮的羊？》的文章说，从某种意义而言，资本方与经营者的角色冲突与混淆“非宗庆后一人所独有，而是在中国经济转型时代的创业者们所共有的某种特质：在突破过去的荒谬规则而获得成功的过程中，他们也深深地打下了蔑视一切规则的机会主义烙印，甚至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竞争下所重建起来的信用与规则体系”，进而推导出，宗庆后是一只蔑视一切规则、“披着狼皮的羊”，即违背了“狼道”（资本规则），试图掏空另一位合作伙伴的口袋，又违背了“羊道”（职业经理人规则），另立山头进行同业竞争。再如7月中旬北京某知名财经杂志刊发的一篇题为《从娃哈哈事件看中国企业信用》的文章。对中国商人缺乏“合约精神”表达了深沉的担忧，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尽管那份合约（达能与娃哈哈签署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存在诸多鄙陋，而且不受相关法律保护，尽管在法律空隙中，可以寻找到不少运作之道，从而保证打赢官司，但那是一个中国商人与一个法国商人之间的约定。对自己的约定承担责任，信守承诺，或许是中国商人最起码的自尊和良知。”
　　二、强硬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干预被普遍视为“破坏了市场规则”者，如6月中旬上海《东方早报》一篇题为《宗庆后的失误，还是由他自己埋单吧》的文章。通过表达的对法制精神的高度尊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达能与娃哈哈的）合同并不违反当时的中国法律，既然已经由合资各方签署，也就具备了相应的法律效力，因此不适合现在由中国政府部门出面干涉，强制废除或中止这项条款……我们不能用我们政府和法律的信誉去为一个企业家的失误埋单，娃哈哈这样一个商业品牌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我们一个泱泱大国政府和法律的信誉相比，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商业品牌仅有20年历史，还远远不足以如同茅台、宣纸等那样成为国家或地方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稍后，《广州日报》发表的《娃哈哈事件的理性解读》一文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且由此对两天前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批评一些国外报纸以娃哈哈作反面教材，抹黑中国的言论提出了质疑：“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其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三、以所谓的市场原则粗暴否定民族主义的合理性。持此论者的立论基础主要有二：1、达能与娃哈哈之争完全是企业的商业行为，甚至是黑吃黑，宗庆后所谓的保护民族产业、限制外资并购，不外乎是谋取私利、阻扰市场竞争的口实。《董事会》杂志6月发表的《警惕企业自身沦为市场规则的破坏者——从娃哈哈喊冤看市场秩序维护》一文便认为：“达能对娃哈哈提出并购要求，完全属于企业的商业行为，达能认为自己是按合同办事，从契约角度自当给予保护。娃哈哈自感从合同角度自己理亏，便以洋人设陷阱欺负国人为口实，拉上国人垫背，轻则不够厚道，重则违背法治精神，也不符合大企业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水准。”作者进一步认为，是否民族品牌与国人无关，国人应该关心的是企业是否形成了市场垄断，“任何有助于竞争的并购，有助于消费者享受高品质、低价位、高性价比的并购，不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参与并购，都会受到消费者欢迎”。2、娃哈哈所属的饮料行业没有保护的必要。
　　《金融时报》中文版专栏作家吴晓波以老交情但不得不说的口吻写道：“宗庆后之诉求颇有可商榷的地方。因为，自始至终，达能并无大错。当年协议白纸黑字，如果真的埋有‘机关’，也只好怪自己眼睛不亮，怎么可能有推倒重来的道理。而试图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推动其事，则更令人担忧和不应该了。饮料行业早就是一个完全竞争领域，国家政策并无保护之必要，一切愿卖愿买，按娃哈哈与达能的状况，不可能存在恶意并购的前提。在这样的领域里，也以‘民族大义’的名义呼吁保护自卫，则有点贻笑大方，视天下为无人了。”
　　围攻宗庆后
　　宗庆后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第四天，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Emmanuel Faber）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当时的一句话成了一些媒体灵感的源泉：“一个以民族品牌保护者自居的人，却被媒体发现在避税的处女岛另外注册了一个集团，并让其持美国护照的女儿担任法人代表。以这种方式操纵舆论，宗先生让每个人都觉得尴尬。”
　　随后，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调查宗庆后一家身世的帖子：宗庆后夫妇已经移民加拿大，女儿已是美国人，不仅宗庆后没有资格扛起“民族品牌”的大旗，而且他正在变成“汉奸”，因为他试图完全控制娃哈哈，而他完全控制娃哈哈之后，娃哈哈显然已不是民族的了。
　　传统媒体则将调查的方向，指向了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关系以及宗庆后的人品。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中旬见报的一篇以《“娃哈哈•达能恩怨”源头调查》为题的文章，以“‘达能抢购娃哈哈’事件继续升级”为由头，对宗庆后如何利用改制一步步实现娃哈哈“私有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娃哈哈牵手达能之前，已经在利用娃哈哈美食城操作娃哈哈集团的“国退民进”，当初宗庆后之所以同意达能介入，主要是为了求解哈哈美食城资金的燃眉之急，但是时至今日，因为达能的“逼宫”，反而中断了娃哈哈集团的私有化之路。
　　稍后，《第一财经日报》一篇题为《西部传说：娃哈哈贡献了什么》的文章又以宗庆后一句娃哈哈当初要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但遭到达能漠视为切入点，对娃哈哈的“西进运动”提出了质疑：“娃哈哈支援西部开发、支援三峡库区的动机便真的那么单纯吗？”作者以娃哈哈投资涪陵的项目为例，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娃哈哈是来搭三峡工程的顺风车捞钱的，虽然当初合同规定的承诺基本得到了兑现，但原来一些当地管理人员降职、“没招多少移民固定工人”、临时工没有社保亦是不争的事实。
　　其他如披露宗庆后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绿林习气浓厚的文章和报道也被竟相刊出。
　　中国人在干什么？
　　“百事收购达能风波”之后不久，达能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曾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透露过达能是如何看待外资收购行为及民众和政府的行为的。
　　《东方早报》：为什么法国人反对百事可乐恶意收购达能会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百事可乐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为市场行为，法国PernodRicard酿酒公司不也四处收购吗？
　　弗兰克•里布：我完全尊重市场机制，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官员将达能的决策中心留在法国也是一种合法化的关注。我们保持达能独立的理念，与我们通过并购和向海外输出商业模式壮大起来的事实是不相矛盾的，因为我们的成长是建立在我们能够开拓纯正的伙伴关系，并且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个性化特征。我个人很难发现其他公司会给我们股东带来什么。
　　里布的回答至少传达了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即使是像法国那样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亦是合法的、正当的。第二、合资不能丧失理念（品牌则为理念最好的载体）的独立性。第三、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是决定是否合资的先决条件。
　　比照里布的上述表态，国内一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以市场经济为由片面反对政府干预，以无论中资外资、只要能最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就是“好资”为由排斥国民要求保护民族品牌的诉求，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理性”呢？面对外资搭乘全球化快车步步进逼，中国又缺乏专门限制外资恶意并购的法律的现实，我们拿什么来保护民族品牌？难道国人真的愿意接受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描述的、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和提供技术，发展中国家无名无分地提供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的国际经济秩序吗？
　　非典型症状的媒体导向
　　记者注意到，有关本次风波的多数评论文章和调查报道问世之时，达能和娃哈哈已分别通过媒体见面会、做客网络聊天室、发表声明等形式披露了各自所谓的真相、出示了各自所谓的证据、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一些法律、经济专家亦出面表达了对合同纠纷、商标归属、可能涉及的法律、民族品牌等问题的看法。
　　按照宗庆后及娃哈哈部分管理人员和“挺宗派”（姑且以此统称支持宗庆后及呼吁保护民族品牌的人）披露的信息，宗庆后和娃哈哈至少未见得处在规则和法律的劣势。
　　但随后的报道，媒体似乎更愿意相信达能的说法，引用的材料、数据和观点主要源自达能的声明和记者会答案。5月底，某财经杂志以娃哈哈与达能纠纷为视点，发表了一篇反对利用公众和政府作筹码（抽象地说，作者反对拿公众和政府谋取一己之利是正确的）的文章。该文从合资之初的控制权、合资公司管理、非合资公司的投资、40亿元购买价格、娃哈哈在达能集团中的重要性、品牌商标和达能给宗庆后雪中送炭等多个方面，主要采用达能方面提供的说法，“证明”了宗庆后理亏，真正受“委屈”的是达能。
　　一再出现的类似现象，让记者实在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而对此，宗庆后7月9日作客央视二套《对话》节目给出的说法是：“媒体都是他（达能）雇的公关公司（活动的结果），发表的文章都是在攻击我们。”
　　在这一节目中，宗倾后还披露了另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他（范易谋）单方发表言论就拿了两份合同，并没有把具体的内容拿出来，就拿了这个合资合同当中我们不能生产经营与合资公司有竞争的产品（的部分内容）。第二个是商标使用权是在他这里，就拿了这两条东西。他以为是有理的，那你仔细把合同拿出来看看，把整个过程拿出来看看，把他所谓的董事会的决议拿出来看看，包括他后面所签订的修正的协议拿出来看看。”
　　记者之所以惊异，是因为如果宗庆后所说属实，那么国内媒体和评论家们赖以得出结论的资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此一来，此前一些掷地有声的观点，到底说明了什么？而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这些媒体在没有充分了解事实和掌握全面的证据，便急急忙忙给出了结论？
　　媒体在搅浑水？
　　达能与娃哈哈之间的并购与反并购之争，在一些媒体的推动下，从一个商业范畴演化成了对宗庆后及其家人的研究。
　　调查这些本无可厚非，但记者发现，这些调查和研究最终的结论指向，几乎无一例外是以“揭露”宗庆后一家的“外国人”身份来否定娃哈哈品牌的民族性，以调查宗庆后试图侵吞国有资产、打探宗庆后的个人作风来消解宗庆后保护娃哈哈品牌的正当性，以挖掘娃哈哈的“不良业绩”来否定各地政府和民众声援宗庆后的合理性。
　　这让记者不由得不怀疑这些调查的目的，其实是在搅浑水。因为前者与后者，从法律层面根本就是两回事。
　　这里也不妨提及一件发生在达能身上的旧事。
　　2001年1月，达能公司一份有关削减欧洲饼干业务，从而可能导致大规模裁员的管理研究报告被泄露给了媒体，引起了法国全社会的强烈反弹。工人罢工，媒体声讨，政客谴责，消费者抵制，股东质疑公司经营策略，达能在法国的销售成绩受到严重而持久的冲击。
　　但是4年过后，当传出百事准备收购达能的时候，不久前仍在口口声声要抵制达能的人突然转向，誓言力挺达能。法国民众、媒体和社团180度的转弯。令《费加罗报》的记者大感意外：“前不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异口同声地号召打击达能公司，抵制达能的产品，但是，同样是这批人，现在却带头掀起了保卫达能独立性的浪潮。他们一方面谴责公司野蛮地谋取暴利，另一方面又坚决阻止更有活力的外国竞争者的收购行动。这的确令人惊异。”
　　一家曾经被他们坚决抵制的公司，当面临被外国资本吞噬的危险时，法国人选择了摈弃前嫌，一致对外。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反对本国公司的不道德行为是一码事，保护民族品牌不被外国资本拿走是另一码事，二者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
　　知识界的价值迷乱
　　在本次风波中，无论是发表声明，抑或接受媒体采访，范易谋经常会提到一句快成口头禅的话：“娃哈哈是中国最成功的品牌之一。像其他的商业机构一样，它的所有人可能改变，它的管理团队可能改变。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娃哈哈这个品牌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民。”
　　范易谋此番言论，无疑是一张争取“民意”的政治牌，亦反映出他对达能与娃哈哈之争所包含的民族意义是有充分认识的。反倒是国内的一些力挺达能的势力，在尽力弱化争论的民族意义，将争论简化为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甚至黑吃黑的商业闹剧。
　　外资并购究竟是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简单考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通行做法即可说明问题。仅就我们所知，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很早就开始了外资并购审查和反垄断立法，以防止外资通过并购控制国内行业、实施垄断进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如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美国国会和政府多次对中国的商业收购层层设限，动辄动用否决权；就在达能与娃哈哈争执不下的时候，印度政府正在审查达能与一家印度公司的合资企业试图成立新合资公司案，印度官方给出的说法是，达能计划成立的新合资公司同达能与印度Wadia家族共同控股的Britannia存在同业竞争，因而要么达能斥巨资解散现存的企业，要么停建新公司。由此观之，通过立法限制外资恶意并购已是国际潮流，绝非一般的商业行为那么简单。
　　那么，国内一些人为什么会显得如此“宽容”，以所谓的市场原则否定外资并购中的民族意义呢？
　　萨义德曾经对殖民主义语境下的学术写作深感困惑：太教条的一般概括或太实证的具体描述所产生的曲解与不准确。前者一言以蔽之地论证形形色色的文本都贯穿了“欧洲优越论”和“种族主义”的主导思想，如此就会“在令人不可接受的一般描写的层面上写出粗糙的论战”；后者将写出“原子论式的细密分析”，却迷失了这个领域中“一般线索的全部轨迹”。
　　事实上，面对源自西方的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处境更加尴尬和危险：强势的西方普世主义话语体系一波接一波滚滚而来，尚未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看清楚，另一波浪潮又迎面袭来，因而发展中国家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到的往往是破碎的、被抽掉“良心”——民族本位与国家利益——的知识。一些人所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洋奴”和新生代无条件认同西方文化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而解决之道，目前除了不断自我提醒，似乎别无良策。
　　我们无意反对全球化，因为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凌志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一书所言：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不是你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只是想提醒：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本位与国家利益没有弱化，而是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讲一个饼干吃掉政府的故事：1996年澳大利亚大选，饼干和浴室设备居然成了霍华德领导的保守党与基廷领导的工党辩论的重要话题，因为大选前夕，澳大利亚著名的阿诺特饼干公司和冷冻喔喔饼干以及著名的斯皮多浴室设备公司被出售给了美国人，而上述三家公司一直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澳大利亚民族的标志。最后，指责基廷政府丢失了澳大利亚在全球化市场中民族标志的霍华德赢得了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