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有权威”

“中央要有权威”
 
    “中央要有权威”这句话是邓小平1988年9月12日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讲的。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有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他说“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
    这个讲话快20年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调控房价三年了，中央发了好几个文件，特别是今年，文件、讲话、开会接连不停，但房价不降反涨。医药几次公告降价，但是换个牌子价格又涨上来。现在的猪肉价格问题也是如此。学校乱收费好多年了，屡禁不止。公务员违反纪律的处罚规定出来有一段时间了，调查“山西黑砖窑案”中，纪委的人还在上班时间打牌。花费巨资治污到现在多少年了，实际是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罐装水成了“支柱产业”。土地数量红线一退再退，据新任部长说有80%的违规土地的违规主体是政府。就拿总理亲自领导的国务院来说，每年审计都发现巨额违规占用财政资金，一些部委屡审屡犯、年年上榜。中央机关都尚且如此，中央还能有权威吗？现在的实际情况象邓小平说的，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
    中央缺乏权威，还表现在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不敢斗争，对错误思想不敢批判。党反腐败，张维迎就讲“腐败是次优”，茅于轼说：“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党提出改革原则是共同富裕，不能两极分化，厉以宁则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邓小平指出“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而茅于轼却说“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中产阶级。”一个个与党唱反调，而党却不批判，官员思想混乱，改革一走上邪路，怎么会不产生腐败？
    特别是去年“西山会议”充满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策划，暴露之后，中央不敢批判处理。今年谢韬的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说中国共产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提出或者“改弦更张”，或者就“自我毁灭”，问“胡锦涛作何选择？”但是，党对这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猖狂到了极点的言行，却一声也不吱声，不批驳，不处理，而且对于人民对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不仅未于支持，反而有时还限制，显得非常地软弱。这就无怪这些人继续主张西化，官员们不把中央的纪律和禁令放在眼里。
    2007年07月12日《检察日报》说“从中央纪委《八项禁令》到“两高”惩治十种新型受贿犯罪行为的《意见》，40天里两个“重磅级”反腐败文件出台，再显党和国家反腐决心和力度。”从处理一小些“重磅级”的人物看，不谓没有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是这二十多年来，中央反腐的文件、讲话无计其数，不说越反越腐，也是效果不大。中央这次不花大气力，搞大行动，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则积重难反。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几位至于负责人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把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行。…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这样做，是不是“独裁”，不民主？这要看具体情况。象上面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人民要求办的事情，处理那些不听中央、
国务院的话的人，就是为民作主，中央不作主，人民选你们当领导干什么？不如让你下来种红薯。对于人民要求办的事情，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了，几次打招呼都不办的，不论官大关官小，都要处理。该调的调，该纪律处分的要处分，造成重大损失该追究刑法责任的，要坚决判刑，决不姑息养奸。我们不是经常讲要改革吗? 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核心就是责任制。
    中央要有权威，不要怕处理了大小诸侯，会天下大乱，没有的事，相反，除去了绊脚石，中国以后的事情好办得多，改革的路就畅通，不出岔子。“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真正有德才的，不都是当官的，也不一定是领导，有多少有德有才的人，被昏官、贪官压制住了，被许多群带官儿排斥了。清除了这些人，官场干净，政令畅通，老百姓个日子就好过。
    朱容基说中国是“吃饭财政”，我说是“养官财政”，过去一个办公室几个干部的部门，现在变成了几幢高楼上百的官员，光领导就比过去的干部多。“精兵简政”喊了几十年，结果是官越来越多，政越来越繁，成了“人多不洗碗，鸭多不生蛋”。现在养这些官用的钱，比改革前全国的产值还多。这事儿真正需要改革了。政治改革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就从精兵简政入手；就从中央纪委《八项禁令》着手。把昏官、贪官、群带官、拿钱不干事的官清除了，政自然就非减不可，上下找人办事都容易了。
    邓小平很早就讲“从中央的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查一下《邓小平选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邓小平死后，不怎么讲了。现在的情况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严重了，鼓吹者、煽动者仍然是邓小平讲的“都是成名的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而党则更软弱、更放任了，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斗争，对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的人不支持，思想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组织上、工作上怎么能不自由化？坏人怎会不猖狂。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态。”
    中央必须要有权威！否则说多少话都没有用，办什么事都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