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汇改新政”打压中国

IMF“汇改新政”的缺与憾

2007年7月13日 香港《经济导报》2007年第27期张锐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修订和颁布的一部最新法律文件—《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下称《新决定》）取代沿用了三十年之久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下称《旧决定》）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共同关注。这部旨在监督成员国汇率运动的专项法规不仅招徕了两种完全相左的声音，而且其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也被打上了诸多疑问。

三十年的首次改革

按照《旧决定》的基本规定，IMF有权监督指导其成员的汇率政策，而且对成员国的审查监督每年进行(俗称第四条款磋商)；成员国中任何一国是否是故意操纵汇率以牟取出口优势应由IMF来辨明界定。《旧决定》明确指出，如果成员方拒不履行IMF的裁决，IMF可以取消其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资格，乃至经 85%的投票权表决逐出IMF。

的确，IMF经常性的汇率监督职能对于维护全球金融的稳定与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著成员国经济状况的改变与各国币值不同程度的变化，全球经济出现了新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存在日益加剧可能。因此，在受到主要成员国的强烈要求和直接压力下，IMF启动了对原有法律框架的修改程序。

作为IMF近30年来首次大幅调整汇率监督措施的重要产物—《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主要发生了三方面的变化：（1）对于汇率操纵国的认定，不再以是否故意为前提，只要IMF认为其政策造成了“基本汇率失调”或“经常账户长期巨额赤字或盈余”的后果，就可以认定其操纵货币汇率；（2）成员国避免采用会给其他国家造成问题的汇率机制，即所谓的“第四原则”；（3）在考虑汇率操控问题时既考虑一个国家的经常账，也审查一国的资本账，而IMF过去只是侧重于与经常账。

与《旧决定》相比，《新决定》无疑扩充和强化了IMF的权威性，如在原有的法律框架中，IMF在执行汇率监督政策时，一般会尊重和关注成员国的国情及国内政策，并且在实际监督中，IMF在汇率水平问题上态度灵活，更多地尊重东道国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人。但是，今天的IMF似乎显得不可一世和面目狰狞。的确，IMF汇率监督的改革完全必要，但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成员国的长期稳定共赢，而不是成为国与国之间可能互压的新工具，特别是在汇率监督框架方面，更不能侵犯成员的经济主权，甚至悖离相关国际法。

备受争议的“第四原则”

在IMF《新决定》添加的所有新内容中，“第四原则”条款恐怕是最具争议性的。该原则开宗明义地要求成员国确保其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不稳定”，并在成员国执行外汇政策时，对哪些政策可为国际社会接受，哪些不可接受给出了明确的指导。

目前，IMF针对成员国汇率问题的三大原则是：首先，会员国要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或是国际货币体系来获得在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优势；其次，会员国在必要时可以干预汇市，但仅限于应对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无序波动；第三，成员国在干预汇率时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第四原则”相比现有的三大条款更有前瞻的味道，即现有的三大原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不能影响外部其他国家的意思，但更多是短期内可以看得到的，而新加的条款则可以是基于对未来的判断，有更大的诠释空间。

贬损IMF的公信力

在《新决定》正式面世之前，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其中的许多内容安排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异议，但IMF仍然我行我素并最终使其在执行董事会上得以顺利通过。这种结果再一次凸现了IMF投票权结构的偏颇与失重。目前，美国在IMF持有近20％投票份额，西方七国累计近50％的投票权，而中国等发展国家分别不到3％的投票权。显然，《新决定》主要是由拥有大量投票权的少数发达国家直接推动而成。

IMF对于发达国家要求的迁就甚至偏爱无疑会让自己的形象受到极大的折损。一方面，由于对一些重要问题和基本概念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对政策的评估和政策建议的认同出现较大差异，特别是如果使用不严谨、非公认的概念和方法，IMF的信誉和监督作用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新决定下实施的监督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承受更多的压力，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大，没有体现各国事实上对“系统性稳定”影响力的差别，监督的公平性未能体现。而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对全球“系统性稳定”有关键影响的，主要是发行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

还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疑虑是，是否应由IMF来行使证实一个国家汇率失调的职责。这种疑虑连同其他因素的作用会进一步冲淡IMF的地位。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往往得不到IMF的有效庇护，因此，发展中国国家与IMF的距离似乎越拉越远。同时，对于金融危机的救治，IMF的所能释放的能量已经大不如前。出于对IMF影响力的的怀疑，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试图摆脱对其的迷恋与依赖，IMF由此出现了被日益边缘化的趋势。显然，对于IMF而言，《新决定》不但不能成为树立自己权威的工具，相反可能进一步稀释自身的公信力。

中国遭遇“暗指”

尽管IMF总裁拉托在《新决定》通过之后反覆宣称该法规的调整并非旨在对某一个国家施加压力，而是与拥有经常账赤字及盈余的国家有关，但其很难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倒是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表态显得极端地透明。保尔森表示，IMF对成员国汇率监管政策的变动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更灵活的汇率政策，而且准许IMF因地制宜地监督，将有助于协助我们同中国一道取得更大成功。

美国力推IMF强化汇率监管功能，首要的目标就是针对亚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对美国有著巨大贸易顺差的经济体。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人民币的严重低估，因此，在美国国内，要求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进行制裁的声音不绝于耳。

应当承认，提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是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手段之一。但是，汇率并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唯一工具。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尽管人民币汇率不断创出新高，可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顺差还在不断放大。由此不难看出，导致美国大量逆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只在中国方面。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只能将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汇率大幅度无序调整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会加剧外部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