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家传真：驳《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编者按：这是翟玉忠先生和华军先生批驳章东生《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的两篇文章。中华文明认知结构经过千年儒化，儒家灭纪废典，国人日读误书，最后产生思维锁定（Lockin；比如秦汉法律制度、治国理念一体，经过儒学洗脑，强秦成了暴政，强劲汉却成了盛世）,导致像章先生这样卧薪苦读、求索真理之士亦入歧途，诚可悲也！

翟玉忠：驳《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比起那些身穿长袍、盘腿打坐，满嘴仁政、自命信息时代圣人的“新儒家”们，章东生先生的批评文章更令笔者关注。

　　章东生，1972年生，安徽池州人，少时家贫，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外出谋生，现在杭州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十多年来，青云之志不坠。心怀天下，苦学不已，自称爱好儒学。

　　看到“润民儒学大讲堂”主席陆声俊先生寄来的章东生先生简历，我感动了。比起今天那些自命的东西方圣人，他没有收到中国老爷们赏钱，也不知道如何在齐鲁摇头摆尾地作秀招财。他看了我翟玉忠的许多文章，筋骨疲惫，在脏乱建筑工地刺眼的灯光下思考了许久，才写出这些批评意见，我必须认真答复才对。

　　章东生对新法家的批判大致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关于理论，二是关于历史，三是关于未来主张。关于历史，如法家会将一个国家变成军国主义国家之类，似乎是不需要批驳的，如果秦是军国主义国家，西汉也是吗？西周也是吗？因为前者是法家政治的巅峰期，而后者是法家政治的发展期。西汉的黄老政治说到底还是法家政治。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三翻五次地强调，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书》前国人却像章先生一样忘记了。《史记》还特意将法家与道家人物一起作传，指出黄老与法家同体，法家哲学基础就是道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详论曰：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篇，叫作《申子》。”（原文：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候，昭候用为相。内修政孝，外应诸候，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原文：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原文：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至于未来主张，“新法家反对西方的民主，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全民民主，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原则”之类，需要作专门文章说明。因为新法家不反对西方民主，只是说不能将西方民主神圣化和神秘化。新法家不仅把监督看作是一种权利，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义务；新法家提醒国人要考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其中两个方面最主要，一是全民监督，二是社会功勋制；新法家主张国家应有最高领袖，但原型仍是西方的总统制，即权力受到制衡又有强大威权的国家首脑。

　　笔者认为最值得关注部分还是章东生对新法家的理论，更明确地说是对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批判，他将之归结为四点：1.法制思想，2.功勋制，3.人情论，4.全民监督。这大体是对的，但如果将次序变换一下，就显得更有条理：1.法制思想，2.人情论，3.功勋制，4.全民监督。这里法制思想是指“道生法，法生德”，人情论是道家自然主义人性观，社会功勋制和全民监督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两大支柱。

　　问题是章先生的写作不是特别有条理。所以笔者只能总结一下他对新法家理论的批判要点：

　　首先章先生认为秦律没有可操作性。比如说“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者，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者，罚战甲二件”这一条，假如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一个盲人倒霉地站在一百步之内也要受罚吗？这样的法律岂不太残酷？章先生，法家的法治原则很重要的一条是“简令谨诛，必尽其罚”，这句话出自《韩非子•扬权第八》，意为简明法令，谨慎诛罚，该罚的都一定要罚。法家是反对滥加刑罚的。从出土的秦律中我们能看出来，什么条件下当事人负有连带责任，什么条件下不负有连带责任，条文是很详尽的，目的就是为防止滥杀无辜。

　　秦国实行法家政治后，到底是成了大监狱还是成了“道不拾遗”的圣世，自古就有两种见解，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史学家斑固，后者是信黄老法家的司马迁。我想自我辩解的是，这个“道不拾遗”不是我强加给秦国的，而是司马迁。按照常理，假如秦国实行了法家政治就成了大监狱，那秦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力，相当严谨的司马迁当不会信口雌黄。

　　事实上在儒家内部，对秦政赞赏有加的也大有人在，哪怕这些人都要在最后愚腐地指出秦国少道德导师儒或打仗实行“兵不厌诈”之类的缺点。李白的老师赵蕤在《长短经•臣行第十》中引西汉大儒刘向的的话说：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像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像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原文：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历史上荀子、刘向那样承认秦国强大存在制度基础的人很多，这也是笔者研究法家的出发点。小时侯上学，我们就受秦国是残酷政治的影响，后来思维产生锁定效应（LockIn），长大后很难再改变。陕西一位工程师曾打电话给我说：“翟先生，一次偶然机会看了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又去参观秦时的历史遗迹，才悟到小时候读的书是假的，真感谢你们新法家啊！”

　　章先生，你针对秦国说：“无论是东方哲人还是西方哲人均都指出‘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都仅仅是权术，而不能称为法’。”事实上秦国是讲礼义的，司马迁不是说法家“皆原于道德之意”吗？出土的大型秦墓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法家讲“以法生德，以德固法”的辩证思想，这和儒家相信以圣人为榜样，“以德生德”，甚至“以德生法”的治国理念不同。

　　章先生对新法家的另批评是功勋制，说功勋制一要首先进入政治体制，二在现代社会没有可操作性。你说：“功勋制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政治体制，不进入体制也就无法建立功勋。我不客气地说，翟玉忠先生所有的论说都是为了影响当政者，以图自己能进入政界一展抱负。但你并没有功勋，仅仅以言论就想能进入政界，你的主张与你的行为是不是背道而驰。”

　　一个普通的士兵，一个普通的农民都能获得社会功勋参政（武爵武任，粟爵粟任），怎么能说得到功勋的前提是必须首先进入政治体制呢？战国时代是一个“布衣驰骛”的时代，就是说普通人参政的机会多了，有大展鸿途的机会了。

　　说到自己，我以前是体制内的，但很多年前就出来了，成了体制外的脑力打工仔，时髦的话叫公共知识分子——游戏春江，冷暖自知，哪里想到过货卖帝王家呢？

　　至少已经有几个朋友找到我，私下劝我：先生这些东西皆治国法器，历代法家反官僚多自伤，先生当苦坐书斋以自保。

　　由是喜欢读《韩非子•问田》，上面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当时堂谿公要韩非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以免如吴起一样被肢解，商鞅一样被车裂，韩非回答说：

　　“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原文：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除了错误地将社会功勋制单纯地理解为军功制（主要还是事功），在实践层面，章先生同许多人一样有疑问？如果大家读读出土的秦律，可能就会被当时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精细而折服。在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些是关于仓库管理的，仓库管理的效果显然很容易确定。比如以下条文：

　　仓房门闩不紧密的，可以容下手指或用以撬动的器具，成例应罚一甲。（原文：實官戶關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貲一甲。）

　　仓房门扇不紧密，谷物能从里面漏出，成例应罚一甲。（原文：實官戶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貲一甲。）

　　空仓里有草垫，垫下有粮食一石以上，成例应罚一甲，并罚负责监管的令史一盾。（原文：空倉中有薦，薦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貲一甲，令史監者一盾。）

　　仓里有多少鼠洞就应论处及申斥？成例，有鼠洞三个以上应罚一盾，两个以下应申斥。鼷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原文：倉鼠穴幾可（何）而當論及誶？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貲一盾，二以下誶。鼷穴三當一鼠穴。）

　　前不久，一位小学教师找到我，说新法家主张社会功勋制好。她告诉我，上学期暑初开学时，校长说只要一个班卫生、体育、纪律、学习成绩综合考评第一，班主任就自然获“优”。等到这个学期结束时，这位老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自己班综合考评成绩第一，但结果校长却将“优”给了自己的小情人和一位老教师，原因是那位老教师要退休了，需要“优”！显然，在这位老师的心中，社会功勋制并非难以理解。

　　秦汉律中不同职业的评判标准有极大的不同，边防军人、养牛的人、管理漆园的人的评价体系迥异。在当今这个复杂社会，私营企业家作了事功，当然要获得社会功勋的，据史记，秦始皇时代的私营企业家受国家褒奖的人不在少数。至于办报人，我想那些买CNN节目的办报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获得社会功勋的，凭一个没有经过实验的“科学论文”获奖的科技工作者越少越好——儒家书斋清谈“治黄策”的风气在中国学术界何时方能结束？

　　谈到人情论，章先生认为：“孔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以取义。’在这样一个以道德信仰比命重的人面前，你的人情论就失去效应，苛法根本没有用。”就如前面讲到的，法家主张舍生取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更大的公利，而不是一己之私利，这是法家尚公思想的核心所在。法家讲人皆趋利避害，目的是将人的私利引向社会整体利益——不是单靠道德榜样的力量，主要是靠法律；不是靠死去的楷模，而是靠活着的法律！

　　现在新儒家讲“性善论在政治上以三重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人意的合法性互相制衡。”问题是这些合法性根本就无法衡量，那些学术骗子自称现代圣人，可他们对儒家的理解远远不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室主任李申先生深刻（读他的《简明儒学史》如饮甘露），李申不当圣人，说自己的儒学研究者，你说怎么办？按新儒家自己的主张，新圣人自然可以加入到国家政治精英集团之中，这是什么逻辑——他们还比不上夏侯胜，连儒家经典都不认真学，读了一天《论语》、两天《尚书》、三天《春秋》，就穿着长袍马甲，胡乱往西方学术上靠，又回头自称国学家！

　　章先生通过陈胜起义的例子，指出：“一个大国从上级到底层，信息的传递必然有大量的选择性丢失，尤其在政体按人性趋利避害原则建立时，下级按机会成本自算，只能是上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上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谓报喜不报忧，最上层得到的多是失真的信息。”至于秦二世如何背叛法家、自我麻醉的事，还是读读《史记》好些，上面记载得很详细；这里主要涉及全民监督，这个制度关键的一点就是通过“周官相监”，让那些今天“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官员不再敢骗人——我当过调查记者，深知那些底层官员，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不愿意为上层贪官隐瞒真相，当然，在儒家亲亲相隐，官官相护的体制下就另当别论了。

　　章先生还担心全民监督和重其轻者会导致人们互相诬陷和犯罪率激增，政府工作量加大，无法运转。重其轻者刑事政策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初期犯罪率会增加，但很快会使犯罪率减少，全民监督也包括对诬陷的监督，这方面法律我们在秦律中能看到详细条文。

　　最近易宪容先生写了篇关于股市内幕文章（易宪容，《内幕交易时代》，载《环球财经》，2007年第6期），提到美国是如何治理内幕交易的，他主要总结了两点，一是处罚严厉，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内幕交易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最多可监禁25年或处以罚款；二是证监会可以将内幕交易民事罚款的10%奖励给举报者，以此来强化市场监管机制的广泛性——美国人不可能在理论上讲清楚什么是全民监督和重其轻者，但他在实践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法律才能治理好股市——特别是在经历上个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之后。

　　顺便说一下，大萧条期间美国从中国学到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农业政策，他们不懂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却从王安石的“新政”中学到了常平仓政策，并应用到美国自己的“新政”中。二战中，宋美龄女士到美国为抗日战争寻求支持，罗斯福总统亲自告诉她，美国农业政策来自中国常平仓。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在日记（1943年2月25日）中写道：“蒋夫人告诉我她对农业是多么地感兴趣，她已经听总统讲，我们的农业计划部分根据的是中国哲学。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本书，‘孔子的经济原理’得到‘常平仓’概念的。”华莱士指的是《孔子的经济原理》一书记述的宋朝法家代表人物王安石的常平仓政策。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外国人拿去用了，我们自己却不知道，这是中国学人的耻辱啊！大学问家，敦煌学家姜亮夫老先生曾经说过：“连先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而被外国人强占去，这是我们的耻辱。一个读书人应该知耻，耻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自己的东西被人抓走了还不晓得。”（姜亮夫，《敦煌学概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9月）

　　章先生，您反对新法家努力挖掘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不能连外国人在现代还应用并证明有效的东西也反对，儒家不是最讲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吗？读书人不能不理解自己的文明，中国知识分子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积累的自卑感什么时候才能最终消除，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的历史何时才能结束，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当努力啊！

　　作此文，与章东生先生共勉。

华军：评章东生《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章东生先生口若悬河真是雄辩的材料，在下认为，儒家在夸夸其谈方面真是有几千年的功底。

　　他引证说：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都仅仅是权术，而不能称为法。事实上，法家反对的是德生法、德生德的人治，主张道生法、法生德的法制；问题还在于章先生认为法家是不讲道德的，这样霸道的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别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法家是非常讲道德的，从几千年前《黄帝书》（《黄帝四经》）开始讲“道”的时候，道跟德就已经紧密的关联在一起了。关于秦律中处罚见死不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章先生所说的80岁老人，15岁孩子和柔弱妇女也要受罚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呢？一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又会“见”死不救呢？真是笑话！章先生这种辩论方法简直是强词夺理，信口雌黄！

　　章先生还说一人犯法十人受诛太残酷了，我觉得说的对，但是十人犯法，只有一个受罚这就失公正了，比如说一个省委书记，因为贪污了1亿公款而被送进监狱，事情就应该这么简单吗？最起码他的老婆会不知道他们的花园洋房，他们奔驰轿车，他们儿子搞房地产的几千万流动资金从哪儿来的吗？他儿子本身更清楚吧！我想除了不用大脑（有的人可能用臀部吧）思考问题的人之外，都会明白吧？钱是省委书记一个人贪的，而他盗用国家的钱自己享乐的包括他的妻儿，他们就不应该受到惩罚吗？儒家讲仁义道德又讲亲亲相隐，也知道贪污是违法的是不道德的，但又要为亲人隐瞒罪刑，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法家的德是讲天下为公的，是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儒家的德是讲为自已和亲人谋利的。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儒家的仁义道德是那么的虚伪、空洞！当国家危亡的时候，儒家的仁义道德又是那样的软弱无能！

　　章先生还认为，法家讲功勋制就是没有功勋的人就不能进入政界，在下认为章先生又一次误解了法家。不错，科举制和功勋制一样能使布衣之士参政，问题是功勋制的标准是政治标准与能力标准的统一，而儒家科举的标准是知识记诵，中国历史因此造就了太多的伪君子和清谈家——同时在下还想问一个章先生，知不知道商鞅本人在受到秦孝公录用的时候是没有功勋的。没有功勋就没爵位，就只是个工作人员，所以人们才会努力去建立功勋，包括像商鞅和萧何那样用谋略知识建立事功！

　　关于秦始皇北击凶奴以后，修长城而取守势，在下认为这正是华夏族的伟大之处，秦始皇大帝的伟大之处，国家的统一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才能集中力量做大事，但如果不及时的停止战争，国家由于人口、交通能力、生产能力、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等原因，而无力支持持久的战争，而像蒙古帝国、法兰西帝国、第三帝国一样崩溃！欧洲没有实现统一就是因为这个！

　　儒家提及秦始皇必骂焚书坑儒一事！持续了几千年而被千百倍的放大，也是儒家的杰作，在下想问章先生几个问题，秦始皇焚的书是什么书？科学技术的书他烧了吗？坑的是什么儒（其实是方士——大家可以看一下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是这么写的）？先不说这些个方士为什么被坑杀，就人数来说历史上四百人以上被杀的案子太多了，为什么只有秦始皇让儒家恨之入骨念念不忘？朱元璋在蓝玉一案中就杀了两万人，才过了五百年好象就被儒家忘记了？关于焚书坑儒事件大家可以多看看其它文章，在下不想浪费时间了！

　　章先生称赞美国的民主相似于“孔孟”的仁义理论，那为什么美国还会在战略上合围中国，还要到别人的领土上大动干戈呢——什么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能挺起腰板儿对洋大人说“不”！

　　夸周武王伐殷，只把纣王一人铲除，不连累无辜，箕子还加官进爵，纣的儿子受封，小布什的政治智慧，跟我们古人相比较，不知要差几个等级，这个在下赞同，周朝是中华原文明进入成熟的时期，中华人从黄帝时起就是以此政策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国家统一的，这跟儒家有什么关系？大家都知道儒家理论全出自孔门！不知道章先生知道不知道，如果不是太史公出生在没有被儒化的时代，他的父亲是法家刀笔吏的话，伟大的黄帝就不会存在于我们历史中，因为黄帝是中华法家文明的开创者，儒家无法从史书上否定他就把关于他的著作扔进垃圾堆，如果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汉墓中出土了《黄帝四经》，我们对中华原文明的认识不知道还会被儒家骗多少年！

　　但是章先生所称赞的周武王伐殷的故事是不是还差了一点事情，儒家经典上说的武王伐纣没有死人就得了天下，这是多么令人可笑的事情啊！从理论上这不可能，从历史的考证上我们也知道这完全是胡编乱造。

　　《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一文，大体说来，章先生是将儒家重复千年的谎言面不红心不跳地再重复了一遍，脸皮嘴皮功夫深厚，佩服！佩服！

　　附：章东生《新法家的错误————评翟玉忠思想》

　　法家自建立以来就把儒家作为批评的对象（不论是古代还是在当代），以翟玉忠为代表的新法家更是把新、旧儒家作为批评的对象。我作为儒家思想的爱好者不得不指出法家的这个毛病和缺点（不论是新；旧法家）。

　　新法家的主要理论资源：1，法制思想；2，功勋制；3，人情论；4，全民监督。

　　我从第一点说起，新法家说秦律中“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者，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者，罚战甲二件”。假如一个强盗杀人越货时在一百米内看见的人有：1，80岁的老人（不论男女）看见了能制止吗？2，15岁以下的儿童看见了能制止吗？3，一个柔弱的妇女能制止吗？4，一个瞎子能制止吗？5，在一百米内有被墙挡住视线既看不见又听不着的人遇上，按律他也要受处罚吗？6，一个手脚均残的人看见了他能制止吗？在这里，老人、儿童、妇女、瞎子、聋子、残疾人他们均都无法制止强盗，但按秦律他们都得处罚，你说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太严苛？这个只见法不见人的法律能推行吗？这个法律在社会上强制推行，国家社会是不是时时处处都在恐怖当中，而人人自危？人们早就批评秦律；一人犯法，十人受诛。十人犯法，百人受诛。百人犯法，千人受诛。社会是一个大监狱。至于你说的“道不拾遗”，毛泽东效法秦始皇，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也没有做到，天天阶级斗争，到处抓工人阶级中的强盗和贫下中农中的强盗，抓不到就栽赃到“黑五类”的身上，抓到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成了黑五类。但那样的社会有谁向往？

　　无论是东方哲人还是西方哲人均都指出“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都仅仅是权术，而不能称为法”。

　　法律处罚见死不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涉及到制止人在能力上能与强盗一博，否则无法办到。秦法的背景是针对战场上相博的军人而制定，在战场上相斗的军人，体力能力都相差无几，否则无法相争。在一个特殊情况下的律条，移到治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执行，其后果的残酷不言而喻。

　　新法家的第二个主张是功勋制（包括事功和军功）：没有建立功勋的人不能当政，无论他的资历有多深，思想有多好，名气有多大都不行。功勋制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政治体制，不进入体制也就无法建立功勋。我不客气地说，翟玉忠先生所有的论说都是为了影响当政者，以图自己能进入政界一展抱负。但你并没有功勋，仅仅以言论就想能进入政界，你的主张与你的行为是不是背道而驰。

　　在功勋制这一点上，你们批评科举制。说这违反了功勋制，其实你们忘了科举制就是为了选拔没有功勋的人进入政界。一旦进入政界就有了按事功提拔的资格。

　　没有功勋就不能提拔，那谁有资格得到提拔？那就是按世袭或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提拔，就象当今政坛是世袭裙带的天下一样。

　　当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如果仅仅有功勋才能进入政界，那些学者，那些为发展经济而奋斗的私营企业家，那些为公权力而努力的维权人士，那些为公平而呼吁的办报人，那些科技工作者…..还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人，都被你硬生生地挡在政界的大门外，你能挡的住吗？

　　其实这一点还不危险，危险的是你以军事功勋立国的体制。人们为了加官进爵，必然举国狂吹军国主义。法家的思想是一个强霸天下的思想，不是一国之内的思想。试想，你用强霸去统一台湾，或许说的过去。但你用强霸去统一日本，统一东南亚各国，统一美国你能统一得了吗？

　　法家自诩为超越了人性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以人情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他们说儒家只见人性善，以道德的夸夸其谈来抵抗人性的自私，而无法用人性恶，来规范政治权力的存在。你们以人有趋利避害之心，用法来规范天下，认为人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去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就不做。

　　孔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以取义。”在这样一个以道德信仰比命重的人面前，你的人情论就失去效应，苛法根本没有用。

　　性恶论，人人是恶的互相伤害，社会怎么建立？那就只有上帝来指导社会，来管束社会了。可儒家不这样，主张“君轻”“民贵”以民为本，今天叫民主管理政治，这又哪点不好？

　　性善论在政治上以三重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人意的合法性互相制衡。困难在于今天人民说的政权的合法性该怎么帮共产党转移，儒家主张的三重合法性以赋予全民选举的合理要求，只不过中国的掌权者不愿全民选举，这不是儒家的错，而是掌权者不愿按儒家思想治国的错。历史上儒家以天道来制衡统治者，使他不敢作恶；以历史即祖宗基业来制衡，使他不愿做作恶。一旦所有这些方案失败，就赋予人民有革命的权力，孟子曰；“不闻诛纣,但闻诛一独夫耳。”人确实有趋利避害之心，但关键的问题是谁让人们必须趋利避害。在一个家庭中，人有趋利避害之必要吗？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有趋利避害之必要吗？

　　“抱法处势，虽中才可也，儒家需要百年一遇的圣王”，理论的漂亮不能代表实践的成功。人有趋利避害之心，必然首先计算机会成本。在法家专制统治下，人们必然反抗。例如陈胜起义，第一个跑来镇压的官员没有战胜陈胜，按秦律要处死，按机会成本他不是加入造反派，就是撒谎蒙蔽上一级，这就给陈胜他们壮大的机会。造反派越壮大，牵涉的秦官员就越多，这些官员肯定相互捆绑在一起，一起蒙蔽朝庭，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造反酿成不可收拾状态。陈胜领头造反不到10年，强大的秦朝就灭亡了。一个大国从上级到底层，信息的传递必然有大量的选择性丢失，尤其在政体按人性趋利避害原则建立时，下级按机会成本自算，只能是上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上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谓报喜不报忧，最上层得到的多是失真的信息。按法家理论治国的政治家，除非有洞察秋毫的能力和控制一切的气魄，否则就被别人糊弄。秦二世灭亡，齐桓公接班人无所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不也照被人赶下台。也就是说法家需要真正的圣君，这个圣君是千年一遇的人，同时肯定是混世魔王。

　　相对于法家的圣王，依儒家理论治国的人，不仅不需要圣王，一个3岁儿童、一个弱冠青年就可以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登基的皇帝大概占1/3。这些皇帝一没被推翻；二在他能亲政时，政治权就归还于他，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合法的统治者，必须同时满足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太难太难。依儒家理论治国的王朝，基本上保证了二百年以上的基业，在朝期间没有一任被自己体制内的人推翻。16岁的康熙打败鳌拜，同样年龄的崇祯打败魏忠贤，他俩当时的能力，你以为真能超过他们的对手吗？

　　王朝的灭亡，我们只能另找其他原因。中国改朝换代都是农民起义结束的。也就是说王朝的后期，都是人口膨胀时期。膨胀的人口与自然物质的供给，形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这时加上大面积、长时间的天灾，王朝就束手无策，这时任何治国理论也束手无策。明陕西发生大面积的天灾，王朝并不是不救济，而是受制于当时的交通，从远处调粮救济很难到达老百姓手中。

　　我们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秦律实际执行的情况。一个强盗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大多数是在偏避的地方。这时目击者必然离的不远，假设没有出手制止，这时他就要考虑怎么脱离受罚关系，甚至不惜嫁祸给他人。正如毛泽东时代，热烈拥护毛泽东的人被打倒，经常是出于这种被人嫁祸的情况一样。

　　人人监督，第一，需要执行者。官僚为自己利益着想，有时就不执行。第二，人人监督，监督的都是熟人。有时监督人得过且过的胡诌，被监督人就要受到极大的刑罚，他怎么面对第二次博弈？这样只能把敌对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秦律中“有人偷摘别人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受这么大的处罚，这样做；一是政府工作量太大，简值无法运转。二是原告与被告如果是熟人，被告回家后必定设法报复原告。于是社会就进入恶性循环的相互戕害状态。社会是多次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这样简单的统治方法，注定不会成功。中国人抛弃法家，不是中国人没有智慧，而是痛定思痛后的坚决选择，不愿走回头路。

　　二历史事实的陈述

　　军功制不在于他有力量统一各国，而在于他统一了各国以后怎么办？

　　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历史，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天下主义，各家各派以天下太平为立论基础。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衰落，用什么理论重新统一天下，规范天下秩序，是儒、墨、道、法各家各派立论的前提。儒家以仁义道德榜样来规范天下，其缺点是必须对方失德，然后才能打击对方（儒家必须论证出兵诸侯的合法性），在列国竞争的情况下，一般不敢失德。是以各诸侯间，都认为儒家迂腐，掣肘了他们的相互兼并。墨家以平民主义来规范天下，反对战争。但他忘记了统治者和官僚利益（所谓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道家以自然主义来规范天下，退回到“小国寡民”。但他忘记人已超越了自然主义，人有集成更大社会组织的天性（增加经济的产出以提高生活质量）。法家以君主权威，即全国单一霸权来规范天下，但他忘了社会的复杂性。

　　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是天下主义的主张。西方民族国家时代则不然，其治国理论均感大而不当，在近代被抛弃，因此被分解成今天的各西欧国家。中国人首先选择了国民党的国家民族主义，但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天下主义，再穷再落后都要兼济天下，是以国民党的理论不能与中国人的天性契合。共产主义正好是天下主义，以解救全人类为己任，当然吸引了很多中国人。

　　中国人被共产主义折磨的死去活来，到冷战结束全球共产主义破产，后现代全球化时代必然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主义。一百年来中国引进各种西方治国理论，并没有让中国强大、人心安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典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新道家、新法家、新儒家、新墨家，加上西方来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新右派（自由主义），成为中国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政治流派。

　　上面我已指出古典各派的缺失，现简单指出新左派与新右派的缺失。新左派只见工农不见资本，要知道现在是复杂的社会，阶层太多，不可能以工农阶层利益去代替其他阶层利益。自从国家进入丰裕时代后，人的消费主要转向心理消费，而不是单纯物质消费。这时表面上还是物质，但这时的物质已是心理物质，也就是消费款式。这时谁也无法计划。新右派的缺失，在于现代天下是在各独立国家存在的前提下规范天下，是以不能只看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忘了各独立国家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当代中国的理论必须兼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又要有世界的普遍意义（在道义上能立住脚）；能保证个人的自由又需要国家集体的强大（以应对世界的竞争）；既要继承历史文化，又要别开生面，中国是唯一没有衰败的国度。即便强大如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一旦衰落了，历史留给他们爬起来的机会总是太小。中国跌倒一次又完全可以重新站起来。中国不仅有强大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拥有了当代的技术文明资源。在所有的理论中，我看只有新儒家能担当重任。

　　在战国时代，各独立诸侯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就是统一以填补周天子的权威。谁的理论能帮助统一，谁的理论就好。法家的功勋制适应这一潮流国家全盘军事化。任何人以军功晋级，但这一理论的最大缺失是一旦天下统一后，军功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天下一统后你到那里去建立军功？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汉时朝臣不准法家进入政治体制，原因就在这里。在一个统一的天下，每个人再去建立军功，势必导致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且在当时，还有大量的分封诸王存在，各诸王手下之人要建功立业，就是各诸王战争。套用共产党的一句话“难得的政治和谐局面就被破坏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本来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消除各反对派的势力，一方面要完成社会人口的恢复，经济的重新繁荣。但这一苛法治国思想无法摒弃。秦始皇焚书坑儒，把议论他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儒生一网打尽，从此再也无人为他议论合法性了。第三方面，下面各级官僚为了升官，必定要不断建立功勋为自己加码（任何专制没有下一级人员的支持是无法专制的，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人专制的事，必然是某一集团的专制，如工农专制；官僚专制；贵族专制；奴隶主专制；资产阶级专制）在国内不能建立功勋就往外发展，蒙恬去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奇怪的是秦人把匈奴打的这么惨，还要修长城干什么？既然修长城，肯定在军事上不如别人，只好防御。但在匈奴全面击溃没有能力与自己相争时，还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实让人费解。汉修长城了吗？唐修长城了吗？这一矛盾的现象在秦始皇身上同时上演，这只能从功勋制上去找原因。原来各级官僚要升官，就必须不断建立功勋。秦不仅建立浩大无用的长城，更建立奢侈的阿房宫和旷古绝今的秦陵。人们的精力就这样被敲诈，无事生非就是这一思想的指导。我不知道秦始皇的伟大在哪里？在政治战略上，用蒋庆先生的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来说，第一，以道伐无道才能符合天意，但秦以暴政消灭别国，各国人民怨恨在心，当时就留传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没有天意的合法性。第二，大量地驱使人民去干无任何价值的公共物品，为此人民流离失所，秦没有民心民意的合法性。第三，焚书坑儒把文化传承的合法性铲除，在继承人问题上赵高勾结李斯以胡亥代替扶苏，秦二世又失去历史继承的合法性，是以秦二世没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陈胜，吴广打着扶苏的旗号造反时，秦二世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的支持，只好风雨飘摇。

　　翟玉忠先生恭赞军功制思想，他完全忘记了当代的现实。当代是各独立国家共同参与建立国际规范，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而不是以军事力量诉诸武力去征服的时代。美国的强大，在一个弱小的伊拉克面前，却深陷泥潭（伊拉克只有2000万人口，世界是60亿人口，你怎么去征服）。美国以道义力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去感召和影响他国，虽在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但要付钱。如所在国不准许他驻军，他只得撤走。

　　美国的民主相似于“孔孟”的仁义理论。大国以仁义力量去影响各国，而不专以武力征服，以道伐无道，虽70里可以王天下。美国无法安定伊拉克，其最大的战略错误是把伊拉克复兴党连根拔除（党政军要员全部清除），无中生有地去建立民主，其困难可想而知。你看我们伟大的周武王伐殷，只把纣王一人铲除，不连累无辜，箕子还加官进爵，纣的儿子受封，小布什的政治智慧，跟我们古人相比较，不知要差几个等级。

　　三末来的展望

　　说实在的话，功勋制是一政府管理体制，而不是政治体制，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官员，升迁不可能没有一点功劳，仅凭长官喜好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个功勋制一旦从政府管理体制上升到政治体制，势必天下混乱。在国际上必然走向军国制。军人为了升官，只有狂吹军国主义，否则他的军功从哪里而来？当代更不是古代那种简单经济的农业立国，而是由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农大众等诸多阶层、甚至上万种产业组成。这个复杂的局面，无法用事功制这种简单划一的方法来指导。事功制必然是社会国家一切围绕政府转，我国受政府全能主义的安排之害还少吗？当今的一切混乱，不正是“全能政府”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吗？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四次政治制度的选择：世袭制、功勋制、察举制、科举制。

　　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史称封建制。其弊病在于分封的诸侯王有自己的领地，而且分封后世袭，周天子无权再过问。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认了。一、二代受封的诸侯王，还能感激周天子，维护周朝的权威。到后来，必然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分封的前提是，周天子必须有足够分封的土地，诸侯王要有不断受封的好处，才能维护他的权威。战国时代，中原大地已经开发完了，分封制也就走到尽头。到这时诸王无地可分，只能相互兼并，周天子的权威也就徒有其名。必然需要新的治理理论。

　　分久必合，国家怎么重新统一，也就成了各家论战的主题。要统一，就需要有个强大的中央。前面说过，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管理，都有功勋制内容。法家把功勋制提高到政治制度，这就极大地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谁用法家思想治国，谁就迅速强大。但法家思想：一、没有天、人认同的成分，无法系统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二、当天下一统后，其军功事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于这两个先天的不足，功勋制在历史上主导的时间非常短。韩非子系统地完成了法家理论，法家也就走入了死胡同，“秦二世而完”。

　　秦朝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而是通过周朝受封，有几百年的历史，这句话应该理解成：秦用法家“二世而完”。

　　汉用察举，推荐制，其理论的依据是周朝的“亲亲”原则和“举贤”原则，这个制度的主要“毛病”在于有资格推荐的人只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而不是全体人民。如果是全体人民的话，推荐那就是全民选举了。在有产阶级和有名望地位的人推荐时，由于受到他们视线的阻碍，所推荐的人基本上是他们那一阶层的人，而不会是无所不包的天下贤能。察举制最后演变成某一阶层的特权，及裙带关系的天下。晋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充分说明这个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社会分成了两个互不统属的阶层。

　　隋唐开始转入科举制，武则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行匿名科举制。科举制按个人的才学进入政治体制，基本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即某一阶层的特权。科举制基本上考取儒家经典，儒家以道德和天下一体主义为思想根本，这不仅转化了社会风气，也保证了天下稳定。唐以后，中国分裂时间越来越短，社会总是快速统一。

　　功勋制继承了分封制的世袭制，但把世袭限制在最高领袖一家。察举制继承了功勋制的郡县制。科举制完善了郡县制选拔人才的标准。

　　科举制是社会稳定的体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体制，操脱了一党一派的私利。科举制作为政治体制，在现代有两大缺点：一是科举制不是动员的产物，而是程序的产物，现代政党制则是动员的产物；二是科举制是整体主义的产物，不是个人和党派私利的产物，而现代民主制是“一党一派一观点”的私利产物。各党派各观点互相竞争，谁上台就实行谁的主张，民主制以几年一任的方法，来调节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民主制采用的是“皇帝”轮流坐庄的任期制，其所实行的民主都是局部利益，是“一党一派一观点”的私利产物，不可能保证整体利益。

　　新法家反对西方的民主，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全民民主，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原则。在现代这个社会，这个无法运行。选举制是“收买”体制，你投我的票，我对你的要求给予回报，这就要求社会分成各个利益集团。在一党之下没有选举的必要，反正一党会解决全体人们的需要。民主是多数决定领导人，但你宣传一个领袖，当选的领袖为了继续当选，必然打压持不同意件者，领袖必然以非法手段：1、把不同意见者赶出政治体制；2、控制政治家进入政界的渠道，也就是把持人事权；3、思想言论控制。不让有人挑战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有70%是他圈点的人；毛泽东依靠体制选举，把政敌一个个清除，成为“一言堂”体制。朝鲜在活生生地表演你的思想，朝鲜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一个政党（朝鲜劳动党），一个领袖（金正日），全民选举（朝鲜有99%的投票率）比任何国家投票率都高。我想你也不认同朝鲜的体制吧？但你有什么好的方案能避免此种情况呢？或者你要说儒家不也是一个主义吗？但儒家不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党和个人，都可以是儒者，都可以践行儒家理念，在竞争中看谁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