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信仰危机与三农问题

农民信仰危机与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对于三农问题的症结，存在诸多因素，其根本因素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2004年以来连续四年中央四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均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推进农村发展，协调城乡差距的宏观政策，足见三农问题之重要，中央之重视。但在重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我认为，目前农民的信仰状况不容乐观，可以说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对于农民精神世界也就是农民信仰的构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灵魂。

　　目前农民信仰危机的体现

　　一是孝道的沦丧。目前很多地方，农村的老人都是与儿女分开居住。在多子女的家庭，一般是成家一个儿子就分一次家。有学者认为这种分家制度是新成家子女对父母和大家庭的一个赤裸裸的变相掠夺的过程。他们结婚后组成的新的核心家庭最初的财产积累主要是通过分家从父母和大家庭那里分得的，而我们在农村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除了负担父母基本的口粮外，其它的什么也没有了，甚至有些地方的少数农民连让父母活命的口粮都不愿意负担。这就促使农村的老人只能过着孤独悲苦的生活。 
　　二是对财富的追求缺少正确的伦理观念，由于没有致富的渠道，不可否认一些落后地区的女孩子到经济发达的城市从事着性工作，在以往这是丢人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社会舆论变了风向了，这些发了财的人家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竟然到了影响到村民生育观念的地步，村民认为生育男孩还不如生育女孩，女孩能挣钱，而男孩在落后的农村成了乡村小混混，也许到父母年迈都不务正业。
　　三是宗教活动比较活跃，但迷信成分有所复活，甚至存在邪教活动的空间。即农民信仰普遍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农民也主要是为了求得身体健康，因此信教者老弱病残比较多，事实上这给有些邪教势力提供了空间，往往打了强身健体的幌子，而从事非法的活动，而其直接原因往往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极度不健全，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只好诉诸于宗教。
　　四是精神生活困乏，面对社会转型，缺少基本致富技能的农民沉迷于赌博和色情活动等，例如前些年，地下六合彩像飓风一样，席卷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很多人的血汗钱被卷了个精光。在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下，地下六合彩又开始转移阵地，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也出现了六合彩重灾区。而同时在河南省固始县段集乡传统的庙会和旅游文化节期间，竟有人公开跳脱衣舞，影响恶劣，全国焦点访谈也有此深入报道，可见事态之严重。虽然政府对该类犯罪的打击不断，确仍有蔓延之势。

　　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重建农民信仰

　　虽然说是农民信仰危机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三农问题，但是农民信仰危机却在当前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绊脚石。首先，在信仰恶化的地区，党对农村的宣传政策落不到实处，甚至基层乡镇政府亦丧失了基本的施政道德，各项利好的政策无法深入人心，无法团结处于弱势的农民兄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次，中央政府的补贴资金到农户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不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金，而因为消费欲望与赌博成风而用到了别处；再次，信仰的混乱造成了原本原子化的农民，更加无法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合作组织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之信仰的恶化是贫穷和乡村治理缺乏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在国家对三农问题如此重视的当今，如果我们不把握好这样的契机，扭转乡村信仰恶化，文化衰败的的情形，而肤浅的一味投入资金，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必将会更加使三农问题的解决走向反面。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信仰危机的严重性，唯有从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共同用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重建农民信仰需多管齐下

　　重建信仰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个人的观点一旦形成，若不是经过长久的宣传和现实状况的真实刺激，是很难逆转的，在这场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政府仍然必需占据主导地位，从政府自身改革中，探索新时期农民思想教育的新思路，必需要有充分的智慧，利用好国家政策，在当前好的政策条件下，扩大农民的参与度，促进形成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和谐局面。
　　一是基层政府亟待加强，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处于面对农民的第一线，更需强化。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县乡财政能力的薄弱，造成了政府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具备了逐利的性质，由于缺乏资金来源，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被大大的弱化，可以说严重的地方，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处于失控状态，思想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这也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有“黑煤窑”的存在，基层政府盲目招商引资而农民却不得利。是到了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一味的机构精简，简单的搞一刀切，造成有经验乡村治理人才的缺乏和年轻人乡村治理能力薄弱，必需通过更合理的方式来调整基层政府的结构，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
　　二是对于基层政府的考核制度应当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在改革开发初期，也确实实现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目前在中国整体的三农问题主要矛盾的背景下，更要建立合理化的社会发展考试指标体系，将基层政府从过去纷繁的经济指标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转变政府工作的重心，强化服务职能，将服务的职能从口头上落实到实处，方能改变农民对政府的看法，提高基层政府在农民群体中的影响力，也就缩小了其它思潮介入的空间。
　　三是转变行政理念，真正做到政务公开。不得不说目前政务公开更多的地方停留在口头上，该公开的不公开，无关紧要的事务天天挂在墙上，这是政府能力虚弱的表现，也是有些地方领导暗箱操作，腐败的结果，严重影响政府形象，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觉得政府很虚伪，因此加强农民群众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落实下来，这既是增强农民积极性和处理农村事务的好方法，也是转变政府作风，降低基层政府因为政府不公开带来的腐败风险。
　　四是加强农民文化建设，多从农民内部挖掘资源，不搞形象工程。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指引下，各地政府也加强了对农村的文化建设的力度，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列入“送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科技下乡”“万村体育工程”等等各项活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活动，是一时的效应，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和实质化的效果，我们也看到送到农村的篮球架闲置，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地方放，都摆到了学校的操场上，农家书屋的书也是送进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没有更新，也没有人浏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官员的官僚气太浓，不深入基层，不主动去了解群中就是没有从农民的内心深处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只图搞活动求得一时的新闻效应，向上级交待一个工作。所以作为政府应当在农民群众中发现对宣传精神有益的实例加以升华，用农民自己的故事来创新农村文化宣传的新内容。
　　五是推动农民文化组织的发展，对于农民中自发形成的文娱团体和相关组织要积极引导，给予支持，扩大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进来，自发的形成更多的良好的文化团体，如：秧歌队、老年健身协会、读书会等给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更多的创造自主的空间，政府在这之中要少台前露面，多幕后引导，培养农民文艺骨干，用农民自己来影响自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我认为农村信仰危机来源于中国制度的转型，而解开此症结的良方仍然是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在中国这个传统的政府主导性社会中，唯有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提升农民在政府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信仰危机，达到基层政府于农民群众和谐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任务，让三农不再是问题。

　　（本文在阅读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赵晓峰老师的《信仰危机与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恶化》 一文后有所启发，并写了本文，其中信仰危机的体现中引用赵老师的部分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