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腐败利益集团”是改革健康发展的大敌

　　（一）说到底改革最终的问题还是利益的走向问题。

　　“利益”问题，尤其是“利益”的流向问题，是任何社会执政者必须考虑的大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它只是向“极少数人”走，社会就不会和谐，就不会稳定，就会出问题、出乱子，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改朝换代”。

　　改革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是革除弊端、发展生产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革除弊端”，是改革的前提，“发展生产”是成功的基础，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则是改革的过程和结果。

　　在迄今为止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提高，举世瞩目，就这意义上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总体性成功。

　　但是，改革的成功并非意味着没有问题，决非意味万事大吉。譬如，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重新调整和分配问题上，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完善的、科学的处置，因而滋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出现、下岗工人生活的贫困化、农民收入的停滞不前、腐败现象的泛滥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利益”的走向出了问题，是对“利益”处置得不均、不公、不科学引起的。

　　我从来都不认为改革是中国腐败的发展、泛滥之因，恰好相反，中国社会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走改革发展之路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但是，20余年研究中国腐败的实践告诉我，中国腐败的发展、泛滥与那些打着改革旗号的“坏改革”、“假改革”、“伪改革”、“打着羊头买狗肉的改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农村要不要改革？当然要改革，但是“农村的圈地运动”这类“改革”却是“坏改革”，一下子将4000万农民变成了“三无农民”能这样改革吗？国企要不要改革？当然要改革，但是它却是问题多多的“问题改革”，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将数千万“3040代工人”变成了失业工人，能这样改革吗？教育、医疗、房产要不要改革？当然要改革，然而这类改革却使“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居然成了压在广大百姓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能这样改革吗？……

　　所以，改革不能良锈不分、好坏不分、真假不分。

　　什么原因？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食利于民”、“与民争利”还是“还利于民”、 “为民谋利”？所以，改革必须重视“利益”的走向问题，必须重视因改革而产生的“利益”究竟是谁在“享受”着的问题。

　　（二）一种危险的倾向：经过一些“改革”，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

　　《人民网》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导加薪是事业单位改革的灵丹妙药？”的文章，一些网友发表了如下感言：“只要一改革，就是领导利益最大化，就是群众利益最小化”，“领导在改革中致富，群众在市场竞争中挣扎。”话虽有点“极端”，然而这种“倾向”却是存在的。不信？那就用以下几个数据来说话。

　　数据一：在厉以宁、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下，以卖光为特色的中小企业的所谓“国企改制”一下子产生了3000余万的4050代下岗工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一下子产生了4000万的“三无农民”，二者一“合计”，就是7000万，若是每个家庭以3人为计算单位，那就是2亿1千万，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令人人高兴的吉祥数字”。

　　数据二：“据杨宜勇的推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 “据统计，20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明显快于低收入家庭。”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倍，而2003年这个数据是3.23倍。

　　数据三：《CCTV2004中国经济年度报告》的网络问卷调查中，问到“2004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经济政策”时，选“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和“农民增收1号文件”，分列第一、第二。然而，令人们深思的是，尽管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超常规增长，但却并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拉大的趋势。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也就是说，不同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证明了同样的趋势，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也表明，2004年前11个月，高、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为5.8比1，与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也在扩大。

　　数据四：波士顿咨询公司10月17日发表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有二个数字值得重视：一是“在中国大陆，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2005年比2004年增长18％，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另一个数字是关于基尼系数的，尽管在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上表现有差距，但所有的数字均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值0.4，最高的基尼系数估算值达到了0.5。

　　“基尼系数”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指标？它是专门描述财富差距“集中度”（即笔者所说的“利”的走向）的一个国际公认的指数，它指1%的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的比重，低于0.3属于均等，高于0.4则属差距过大，超过0.45属差距过大，若基尼系数为0.5，则说明1%的人口占有了50%的社会财富——1980年是0.3左右，1988年是0.382，1994年是0.434，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1998年比1980年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等6部委1997年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表明，占调查户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资产。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40个收入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的国家与地区之一。

　　以上三个数据表明，当今改革中的一个值得注意倾向是：经过一些“改革”，一些“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一些“强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最小化”。

　　（三）“改革”后相当一部分的“利益”流向了二类人群。

　　应该说，在当今相当一部分领导中，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理论上是认识了，然而在实际的处置上却是另一回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利益”的天平倾斜于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倾斜于社会中处于“少数地位”的“特殊阶层”。这样说有没有根据？有。显然，社会的这个“利益”的走向决不是一个好兆头，它至少说明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利益流向”是不合理的、不不公平的，说明了“贫富差别”的扩大，说明在剧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因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动荡。

　　那么，“改革”后的“利益”流向了什么样的“强势群体”呢？依笔者的研究，那就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层”和“与民争利”的“权势群”，而这两个人群的“大联合”就是如今俗称的“既得利益集团”。

　　什么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层”？指的是靠权力，靠贪污贿赂，靠官商勾结，靠偷税漏税，靠走私贩毒，靠贩卖人口、贩卖文物，靠的是机会不平等……总之，这是一批靠“趁共产党还没有醒时狠狠地捞了一大把的人”，他们的“富”是坑了国家，是有更多的人走向了贫穷，是为富不仁的“富”。著名的贪官成克杰、胡长青，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赖昌星和湛江走私案的石油走私大王、沈阳腐败案中的慕绥新等，他们的财富少则是百万、千万，多则是亿万，（甚至是几十亿、上百亿）。这样的人是一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腐败分子、寄生虫、剥削者，是社会的蛀虫，是这批人抢占了社会利益的最高点。这类人人数少、能量大；特别精通当代“关系学”：金钱网、权力网、人情网、家族网；有厚厚的权力保护层；胆大心黑，藐视一切法律、道德；生活方式极其腐朽，道德行为极其堕落。对这类暴富群体，法纪没有用了，党纪没有用了，政纪没有用了，一切规章制度都没有用了。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研究，仅90年代后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说明了，当今我们的社会在“利益”的走向方面确实出了问题。

　　什么是“与民争利”的“权势群”？这是一批在“利”的问题上的“小打小捞者”，他们属于社会中的“先富起来的人”，但还不是腐败分子，但也决不是勤劳致富者。怎么富？靠权力，靠不正之风，靠所谓的“政策优势”——自己制订政策，自己先富起来，是发生在“特殊职业群体”身上的既得利益者。譬如，一些“特殊职业群体”，例如管水的水霸，管电的电霸，管房的房霸，管路的路霸，管教育的学霸……各行各业都有“霸”，实施的是职业垄断、行业垄断，不讲职业道德，不遵行规行距，实施“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侵占。这是一批社会中的“利益优先者”，面极广，几乎各行各业都参与进去，都争相“竞赛”，打的都是改革的幌子，尽量以合法面貌出现，具有集团性、垄断性，不择手段，不仁不义，但是对社会、对人民的危害更是直接。何谓党风不好？究其实质，就是“少数人”利用权力优势在隐含于社会热点的利益重新调整时向自己、自己所属的集团倾斜。如在一度流行的“当兵热”、 “上大学热”、 “从政热”、 “出国热”、 “经商热”、 “炒股热”、 “下海热”、 “房地产热”、 “金融热”等社会狂潮中，“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首先是一批有权的权力者和与权力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

　　（四）当前社会应该做的是：抑制“暴富群体”和“权势群”的“暴富”，让改革的成果让全社会成员共同享受。

　　也许有一部分的人会说，我们的社会不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的确，我们的确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可以说是“国策”，但是要看怎么富。若是劳动致富、科学致富，如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工程师，像已经站在信息产业制高点的CEO，像巩俐、伏明霞这样的大牌文艺界、体育界、影视界的明星……对这样的人，人们什么话都没的说，他们靠的是本人才能、本领致富，能说什么？他们在自己富的时候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国家积累了财富，也为他人的富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所以他们的“先富”是应该的。然而在“先富起来”的人中还有一群“暴富者”，正像于祖尧先生在《暴富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部分“暴富群体”——即“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起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他们“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寄生在社会经济机体上的毒瘤；“暴富群体”对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坏性作用；“暴富群体”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增长；“暴富群体”是侵吞公有资产、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蛀虫；“暴富群体”的暴富行为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的风气，我们的社会决不允许像“暴富群体”这类“先富起来的人”。

　　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当今社会在“利益”的走向问题上产生的错误倾向性问题，要采取种种法律措施（主要是反腐败）亳不留情地惩治那些违犯法纪“食利于民”的“暴富层”，通过“劫富济贫”（如对“暴富群体”实施高额税收政策和制订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的手段做到“还利于民”；通过整顿党的作风和社会的不正之风的措施去扭转“权势群”的“与民争利”倾向，当官的将“为人民服务”牢记心中，那么“为民谋利”就会落到实处。

　　总之，如果我们的社会解决了当今社会出现的“食利于民”、“与民争利”的倾向，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 “还利于民”、“为民谋利”，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稳定了，就会和谐了，人民就会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改革中去，现代化的进程就会以更加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而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利益观。

　　（五）广大的弱势群体决不是改革的反对者

　　这几年来，尽管一些“主流经济精英”抵制、贬损对改革的反思，甚至将“反对改革”的屎盆子往反思者的头上扣过去，有的甚至还声称“广大的弱势群体是改革的反对者”，但是，以中国互联网为先锋，对改革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改革反思的热浪，矛头直刺“主流经济精英”种种错误理论要害，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改变了社会舆论的重心，有的甚至还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动摇了“主流经济精英”们昔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话语权”，有的高挂“免战牌”，早几年的“英姿飒爽”完全不见综影，剩下的便是狼狈不堪的了，应该说，这几年对改革的反思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为什么这些“坏改革”、“假改革”、“伪改革”、“打着羊头买狗肉的改革”能一下子铺开来、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呢？我想主要还是“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谁都试图抢占利益的最高点，而“有权的腐败分子”和“有钱的不法奸商”利用的权力优势和金钱优势所结成的“腐败利益集团”，则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原有制度中的一些弊端，祭出了谁都不敢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雇佣”了一批唯利是图的“主流经济精英”作“舆论吹鼓手”，结果呢？这个“腐败利益集团”最大程度地侵吞了改革成果，成为前几年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百姓呢？有的成为“绝对贫困者”，有的则成为“相对贫困者”，腐败亦趁机发展蔓延起来，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拦路虎，譬如，应该说，这几年来的改革反思是很有成效的，2006年的反腐败就是在整个社会取得了以下这几个对改革的“共识”而开展的：（1）改革必须进行下去，绝对不能动摇；（2）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健康的改革，必须彻底抛弃那些“坏改革”、“假改革”、“伪改革”、“打着羊头买狗肉的改革”；（3）改革的成果必须让广大人民共享，要切切实实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4）要深化改革就不能仅仅听西方自由经济丢流派武装起来的“主流经济精英”独家的；（5）坚决的、彻底的反腐败是保证改革健康进行的基础，而高效率的、健康的反腐败也只有在深化改革中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