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考察

关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考察

　　尹吉甫
　　
　　计划经济现在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可能已没有多少人懂得计划经济了，我相信今天的所谓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已不懂得计划经济为何物，至于一般人，可能就更不知道了。但奇怪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却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拿计划经济说事，但在我们谈论计划经济之前，先应对计划经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计划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因此，要了解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了解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现在实际上已陷入了困境，如果按邓的标准，现在的改革开放已经走上了邪路，坦率地说，用邓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改革开放已经失败了【1】，我们不必讳言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驼鸟政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强烈的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的呼声。但反思改革开放，就要从它的历史起点――计划经济说起，改革开放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改革开放又是如何起源的？所有这一切都和计划经济有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而不是出自于某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天才脑袋。历史学家的任务，正是阐明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破除某些宣传家给我们灌输的无所不能的伟光正概念。

　　一、计划经济之源起

　　计划经济起源于苏联，因此计划经济模式又称为苏联模式，或称之为斯大林模式。因此，讨论计划经济的起源，就要从苏联的历史说起，讲苏联的历史，又要从沙俄说起。沙俄这个国家，用列宁的说法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不过中国人一般只体认到沙俄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俄、苏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体认到沙俄封建性的一面，他们用欧洲的标准来衡量，所看到的沙俄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在他们看来，这是沙俄国家的主要方面。因此，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国家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紧迫任务。当然中国也是如此。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非是出自于国家安全的表层原因，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是出自于整个民族的内在冲动。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是实现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历史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虽然现代化并不等于工业化，但工业化却等于现代化。而工业化与现代化，是一切现代民族都必须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追求工业化这个不可动摇的终极目标上，任何人都无权作出选择，这是历史的宿命。
　　既然追求工业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目标，那么，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原始积累，社会主义一样也有原始积累，像布哈林那样否认社会主义也有原始积累是不诚实的，不是科学的态度。原始积累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工业化，是工业化决定了原始积累的存在。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建国初期，周恩来曾说过，准备拿出六十亿斤小米办航空，这六十亿斤小米就是原始积累。于是，如何筹措工业化的启动资金，就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第一道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是掠夺殖民地，战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可以依靠外资来实现原始积累，如所谓“亚洲四小龙”，大抵皆是如此。但对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中国来说，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于是，要搞工业化，却没有殖民地可供掠夺，也没有外资可供利用，就成了苏联搞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国也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眼光向内，利用本国的农业与资源积累工业化的启动资金，主要依靠收集本国的农业剩余来发展工业，实现原始积累。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始积累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当时的苏联理论家们将之称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
　　这一套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比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有其极端的特殊性。最早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苏联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此人是联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与布哈林同为党内两大理论家之一，早期是亲密的战友，同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曾合著过《共产主义ABC》，后来因在工业化问题上产生尖锐的分歧而分道扬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最早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以及实现原始积累的途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在既没有殖民地可供掠夺，也没有外资可供利用的情况下，只有把小生产当作殖民地来进行原始积累。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　而是拿得更多的东西”。【2】由于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剩余，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收集农业剩余。最简单的方法是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又称“余粮收集制”。但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手段，偶一为之可以，不能在和平时期长期使用，也不能直接向农民增加“明税”，因为这会引起农民的反抗。“军事共主义”既不可行，也不能靠直接加税，这就要另谋出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用增加“暗税”的方法，运用价格机制来提取农村剩余，同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即人为地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业品的价格，用扭曲价格机制的方法来转移农村剩余，实现原始积累，这一套方法又称为“剪刀差”。由于要使用价格机制来转移农村剩余，价格机制就被人为地扭曲了，价格信号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不能作为市场调节的杠杆，于是传统的市场经济在这里就根本行不通，只能由国家计划来代替市场以实现资源配给的任务，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计划经济，由国家通过计划来把收集起来的农业剩余有目的地投向工业领域，以构建国家的工业基础。这就是计划经济的起点，计划经济就是因此而出现的。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基点是人为地扭曲价格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将其著作称为《新经济学》。
　　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由国家来有计划地调配资源也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是由于各种投资期极长、投资极大的基础工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很长期间内是不见得有什么效益的，在这里就不能指望市场，于是，在这些方面就要由国家来发挥资源配给的作用，以构建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一般也有一个由国家来兴办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因此，计划经济出现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用以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任务。是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相适应的，是为了完成原始积累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种原始积累并不合乎道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大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现实途径，甚至于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这种原始积累就应停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认为， 在原始积累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要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所取代。

　　二、计划经济的基本模式

　　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理论时，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推导，因此不可能预见到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实践中会遇到何种问题。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实践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农民的消极反抗。农民反抗原始积累的武器就是不买高价工业品，不卖低价粮，这就是苏联1927－1928年的粮食危机，面对着农民的消极反抗，斯大林最初祭出的武器是进行镇压，动用刑法第107条，采取“非常措施”，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去“征粮”，实质是抢粮，农民的回答是更进一步的消极反抗，干脆少种粮或不种粮，只种够吃的。最后，斯大林找到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斯大林看来，要防止农民不肯卖低价粮，更不能允许他们在低价强购的情况下减少粮食生产，唯一的办法，是把农民像军队那样组织起来，在国家计划下进行生产，使农产品可以像工业品一样可以任由国家调拨【3】。于是，在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农业集体化就势在必行。农业集体化的目的，是为了把农民完全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以便于国家抽取农村剩余。同时为了压制农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就在所难免。
　　斯大林用集体农庄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得国家对农产品可以象工业品一样实行计划调拨，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农民的消极反抗，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在实践中的最大难题，也是关键所在。这算是斯大林对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的最大贡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承认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要说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是农民的集中营，这并不为过，由于农业集体化消除了农民对原始积累进行消极反抗的能力，因此苏联的农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这一切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的，但我们要指出，这一切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甚至于是不合乎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只是斯大林为了给这种血腥的原始积累寻找政治和道义上的合法性，才给之披上了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而自由主义者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来攻击社会主义，哈耶克正是从这里开始攻击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只是哈耶克完全攻击错了目标，他攻击的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并不是社会主义。要说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往奴役之路”，完全正确（这一点后来还要讨论），哈耶克论证的一点没错，但要说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那是堂吉诃德的风车，因此这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实际上是在同风车作战。其实自由主义者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点，但自由主义者们为了维护这位伟大的堂吉诃德的伟光正形象，故意将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然后将脏水泼在社会主义的身上。
　　这种原始积累是面向全体民众的，是由国家来直接占有全体工家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因此不但农民要参加原始积累，城市居民也不例外，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话说就是“工人阶级有意识地对需求进行自我限制”。因此，在原始积累的条件下，就要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国家仅仅只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只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不包括住房、养老等部分，这些全都被国家拿去作为积累以用于投资，用当时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就是“先生产后生活”。虽然如此，由于城市集中了社会主要的剩余产品，因此城市的生活水平自然会比农村高一些，所以，为了保证把这种差异控制在最低水平，使其不对原始积累造成损害，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以将城市的生活水平限制在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于是就有了票证制度。票证制度也是计划经济的一大特色之一。为什么有了货币之后还要有票证？从理论上讲，票证是一种完全不必要的东西，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证是原始积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措施，票证的功能是对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国家配给，以限制城市的生活水平在原始积累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从而把城市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把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以保证原始积累的最大化。
　　通过以上措施，国家就将尽可能多的社会剩余财富集中起来，用于投资各种工业，以构建国家的工业基础。由于是国家投资，因此国家兴办的工业必然是国营经济，同时，为了保证国家计划的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起科层体制，以管理资源的分配，于是各种专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就随之应运而生。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加各种专业的经济管理部门，就构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体系，这也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大重要特征。同时，这一切还意味着在经济领域实行高度的国家垄断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

　　三、计划经济的动力机制

　　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实质上是一场彻底的自我剥夺，是全体人民将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一切财富全部贡献出来，以便让国家用来构建工业基础。形象地说，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就是“勒紧裤带干革命，饿着肚子搞建设”，是要求全体人民作无偿奉献的，可是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中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空间，不但没有个人利益，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老实说，自私是人类的天性，由于完全没有个人利益，因此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就缺乏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试问没有内在动力的的经济体制怎样运行？可是在原始积累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不但要运行，还要尽可能快地运行，能跑就一定不能走，能快跑就不能慢跑，能作百米冲刺就不能普通快跑，原始积累的最大化也是要体现在经济机制的运行效率上的。既然缺乏内在动力，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外部施加一个动力机制，用外部动力机制来取代内在的动力机制，用这个外部的动力机制来驱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并保证计划经济体制能以最快的速度运行。
　　这种动力机制由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一个方面是精神激励。通过精神激励来激发全体人民去战天斗地，改造山河。所谓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面对高山大河，大喝一声“我来了”，正是精神激励的生动写照。还有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种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虽然不是科学的口号，却是精神激励的有效手段。这种精神激励在中、苏两国的原始积累时期都是非常显著的现象，在中国尤其明显，中国的精神激励机制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这是毛吸取苏联教训的一部分），甚至于有人称之为精神原子弹。在极其困难的原始积累时期，正是这种精神原子弹激发出了全体人民的干劲和热情，这是“激情燃烧的时代”，正是在激情的燃烧之下，我们的人民用血水和汗水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中国。钱穆曾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应有一种温情。面对我们的人民所作的牺牲、奉献，我们没有任何讥笑和指责的理由，我们不仅应有一种温情，尤应肃然起敬、顶礼膜拜，轻率地指责前人，不仅是浅薄，更是无知。
　　这种精神激励也不是能随便产生并加以运用的，它的前提是革命所产生的热情，只有伟大的革命才能产生的伟大的热情，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精神激励的作用，这也是革命能推动历史发展的表现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的确可以起到历史发展加速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阶级斗争。精神激励的作用再大，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在原始积累的全过程中都吃这一套。对于这一点，解决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作为一根鞭子来使用，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中，通过使全社会保持紧张状态来鞭策社会前进。如果有人对原始积累有疑问或跑累了、想休息一下，这原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原始积累的条件下这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指望精神激励能解决，解决的方法只能依靠阶级斗争。苏联历史上的所谓“沙赫特案件”，是最典型的用阶级斗争来驱动社会前进的例子【4】。于是，在原始积累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就不可避免，也可以说，阶级斗争扩大化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无法免除的代价。虽然阶级斗争这根鞭子一味地使用，会伤及自身，造成过于严重的后果，给我们的社会留下很深的创伤。然而，阶级斗争却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原始积累的必要内容之一。但需要明白的是，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用当时的口号讲，叫做“抓革命，促生产”。对比中苏的历史，中、苏在原始积累时期都大量使用了阶级斗争工具，但苏联显然更多地是依赖阶级斗争工具。
　　这样，阶级斗争与精神原子弹就构成了原始积累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表象。一方面是不停地搞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搞文化大革命，在缺乏个人利益的原始积累阶段，确实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另一方面，则是用精神原子弹来激励全体人民去战天斗地、改造山河，陈永贵的大寨、焦裕禄的兰考、林县的红旗渠，大庆的王进喜，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在毛泽东时代，由于阶级斗争和精神原子弹的双重作用，使得人人奉献、天下为公，故亦称英雄时代。当陈永贵领着大寨的农民在虎头山上拚命苦干的时候，当焦裕禄在兰考的风沙里鞠躬尽瘁的时候，当林县的农民面对着悬崖峭壁视死如归的时候，当铁人王进喜在严寒中跳进泥浆池用自己的身体来调配泥浆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前途、在为了自己的明天而胼手胝足、不仅流汗而且流血地拚命苦干。只有一个奋发向上的民族才能有这样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有这样无私的自我奉献精神。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这一切了。九十年代拍电视剧《红旗渠的故事》，下去体验生活的编导们，眼望着悬崖峭壁上的红旗渠，几乎无法想像六十年代的农民怎么会有那样的勇气。不要忘记，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六亿人民，不斗行吗？”。可是要想与天斗、与地斗，首先就得与人斗，不与人斗，又怎能与天斗、与地斗。

　　四、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概括而言，在原始积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动力机制，就成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具体表现，在经济层面，就是计划经济，具体体现为高度的国家垄断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在社会层面，就是阶级斗争和精神原子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就是通过一次彻底的自我剥夺，由国家来直接占有全体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由国家来进行分配以发展工业，从而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计划经济是完成原始积累的具体途径，阶级斗争与精神激励则是为保障这一自我剥夺的原始积累能够进行的必要手段。
　　因此，如果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即使不是斯大林，换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来执政，历史也不会有所改变，也不会走一条别的什么道路，因为斯大林所实行的，也正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主张的超级工业化道路【5】。工业化是历史的命令，是时代的召唤，每一个有志于“逐鹿世界”的伟大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工业化的浪潮中去。而一个有志于“逐鹿世界”的大国，尤其是后起大国的工业化，又必然是优先重工业化，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斯大林模式的整套政策设计也就是合理的展开。
　　从中国的情况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这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斯大林模式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已经了解到苏联模式的许多问题，提出要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都试图吸取苏联的教训，既实现工业化又避免苏联的问题。毛泽东有《论十大关系》，其中相当的内容是对苏联工业化经验教训的总结【6】，周恩来和陈云主张“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7】，为此制定了“农轻重”的方针，要缩小剪刀差而不是扩大剪刀差。然而，实践证明，我们并未能完全避免苏联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未能完全避免苏联所出现的问题。例如剪刀差，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不要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而是要缩小剪刀差，然而事实却事与愿违，国家却仍然不得不奉行剪刀差政策，通过价格政策来提取农村剩余。在当时，农民的主要劳动成果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的生活一直都相当贫困，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农村中还有大量的所谓“超支户”，什么叫“超支”，就是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任何收入，算起来还要欠国家的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因为国家要提取农村剩余以进行原始积累，是国家为提取农村剩余而有意安排的结果。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有些人什么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了。他举了时任河北省副省长薛迅的名字，说薛迅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无论如何也要反对。为什么会有人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因为这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而这种原始积累的主要内容就是剥夺农民，所以会有人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党外也会有类似的观点，这就是粱漱溟。毛与粱的关系是相当深的，毛突然大发雷霆地批梁，十分突兀，相当不合情理，其真实的原因，也应是原始积累有不得不为之势，不得不杀鸡给猴看，以避免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清除原始积累的阻力，于是粱与薛就被拉出来作了靶子【8】，这大概也可算是吸取苏联教训吧。在农业集体化方面，毛也比斯大林做得巧妙，他主要是靠群众运动和政治宣传，就完成了农业集体化的目标，而斯大林则主要依靠专政手段和暴力工具的使用，由此造成了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即使在那些确实认真吸取了苏联教训的地方，也远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轻工业。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轻工业一直相当发达，也很重视轻工业的积累作用，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中国官员这样评价苏联：“军事工业不及美国，重工业不及美国、日本、西德，轻工业不及我国”。然而，中国轻工业的高度发达并未使我们免于这种自我剥夺、要求人民勒紧裤带的原始积累。
　　可以这样说，对于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来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韩非，而斯大林则是秦始皇。而站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面的布哈林，虽然有其“片面的深刻”，但基本上是书生之见。有学者认为，布哈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没有战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只能从道义上抨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却提不出替代方案来，而没有替代方案，“原始积累”在换个好听一点的名词之后还是会照干不误，甚至会更加变本加厉。布哈林甚至不能正面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诘问：是工业化速度重要还是向农民让步重要？【9】这并不是说，布哈林是完全错了，而是说，在原始积累阶段，布哈林是错的，而对的则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完全否认原始积累的存在，因而他的主张解决不了当时苏联工业化的现实问题。斯大林指责布哈林主张的是“印花布”工业化，并没有冤枉布哈林。若按布哈林主张的“均衡发展”，就必须缩减各种非生产性开支，而这里首先就是军费和军事工业以及各种投资极大、投资期极长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而优先发展轻工业，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来发展重工业，基本上这并不错，但在尚未建立起足以使国家自立的工业体系之前，这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反动而有害的空想。对任何一个有“逐鹿世界”雄心的伟大民族而言，这种“印花布”工业化都是不可接受的。例如钢铁工业是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的瓶颈，而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极大的努力，这意味着规模极大的投资，而这种投资在很长时期内不见得有什么效益，当年毛主席的理想是一亿吨钢，我们花了四十年才达到。还有像航空航天这样的国家战略产业，其目的并不在于盈利，而在于维持生产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欧洲空中客车25年才有盈利，中国的“两弹一星”也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经济效益。而缩减军费和限制发展军事工业更需要有一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正常实现也是得益于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所留下的外交成就，才能使我国成功地利用了冷战后期大约10年左右的和平时期，也正因有这个基础，邓小平才能要求“军队要忍耐”。“商业原则”、“均衡发展”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适用的，对于后发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工业化来说，在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和特定情形下，“片面发展”是绝对必需的，也是值得追求的。布哈林所主张的那种“均衡发展”，只有在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国家已经建立了足以自立的工业体系之后才有其现实的意义，只有在这时，布哈林才是对的。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布哈林的主张有某种思想渊源的原因所在。

　　五、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非常手段，是为进行原始积累而采取的特殊措施。这种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部分地源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叙述，但更多地出于斯大林的有意歪曲，是斯大林为了给血腥的原始积累披上合法的道义外衣而有意利用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历史叙述的结果。
　　由于计划经济是为了原始积累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原始积累的任务一旦完成，就应改弦更张，从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转到正常的社会主义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普氏认为，当原始积累的任务完成之后，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规律就应为社会主义的积累规律所取代。也就是说，要由特殊时期的计划经济转成和平时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由非常时期转至和平时期，由依靠阶级斗争和精神激励转至依靠正常的物质激励，由依靠革命所产生的热情转到依靠个人利益，从而恢复社会的内在活力，由社会的内在动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句话，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片面发展路线转到布哈林的均衡发展路线，由特殊的战时体制转至和平时期的正常体制。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10】。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之后，普遍出现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普遍的改革趋势并非偶然，而是原始积累完成或初步完成之后的一种必然。
　　因此可以说，在完成或初步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就必然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种内在的冲动，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如原始积累是历史的必然一样。但问题在于这一整套专为原始积累而设计的制度，在原始积累完成以后，是要用价值规律进行合理化改进还是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而且这个问题还由于人们往往把计划经济本身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而复杂化了。自经典作家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是把经济的计划性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的，但这种经济的计划性与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于是，理论与现实的问题就纠缠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时候，也是有其特殊性的，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
　　从理论上讲，原始积累时期一完成就应进行改革开放。中国是在“文革”一结束就开始搞改革开放。对比之下，苏联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从理论上讲，苏联应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进行改革，至迟应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可是苏联的全面改革却是迟至八十年代才开始，并且最终失败。因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是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缺乏这种条件，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
　　 首先，计划体制本身有其调节的余地，在它的最大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以前，人们是不会感到有对之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的。因为即使在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以后，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可以通过其自身的调节来适应原始积累完成以后的新阶段。计划经济可以少搞一点自我剥夺、少搞一点阶级斗争甚至于不搞阶级斗争，少来一点精神激励而更多地依靠和平阶段的物质利益，特别是对计划体制进行合理化改进。在采取这些调节措施以后，计划体制照样可以继续下去，并且可以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直到计划体制本身走到尽头为止。可是到这时再进行改革就已经太迟了。
　　其次，苏联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很快就陷入了同美国的冷战之中，这使得苏联不仅没有机会去搞改革，反而不得不更加强化计划经济体制。计划体制是通过自我剥夺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原始积累阶段，这与战时经济是相通的，实际上计划经济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战时经济、战时体制，具有战时性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时状态。可是，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因陷入冷战而不得不继续强化计划经济，使国家继续保持着一种战时状态，直到它解体为止。在全部苏联的历史中，它不是处于战争之中就是处于备战状态。因此，苏联的失败与解体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如此长期地处于战时状态之中。如此长期的战时状态，必将耗尽国家和社会的元气。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需要使得苏联的改革缺乏必要的国际环境。
　　由此可见，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以后就必须要进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必然性却未必一定能落实于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这还要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从理论上推导，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至少需具备三个客观条件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
　　首先是物质条件。必须是国家已经完成或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建立起了足以使国家自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体系。只有具备了这个足以使国家自立的工业基础之后，才能开始实行布哈林所主张的那种“均衡发展”。
　　其次国际条件。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要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就必须降低各种非生产性开支，这一点是布哈林已经论述过的，而在非生产性开支中，军费和军事工业以及与军工有关的重工业首当其冲，而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三是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比较特殊，但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社会条件的存在，使得计划体制本身难以正常地运行下去，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由于这个特殊社会条件，改革不是用商业原则和价值规律来改进计划体制，而是对为适应原始积累而建立的计划体制进行根本变革，用市场体制来从根本上代替计划体制。
　　从这三个条件来分析，苏联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后两个条件则是完全不具备，因而苏联在其全部历史中实际上从未进行市场化改革，赫鲁晓夫、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对计划体制进行合理化改进，以挖掘计划体制的潜力。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没有进入经济领域，他搞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把苏联改垮了。
　　中国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市场化改革，是因为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对于前面的二个条件，这里不作更多的论述，主要集中论述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一些特殊因素，正是由于这些特殊因素的存在，中国才因此具备了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条件。所以中国的改革才最终走上了市场化道路，而不是象苏联早年的改革一样，用科学手段来改进计划体制，使之趋向合理化。而如果没有这些特殊因素的话，则中国不一定能避免类似于苏联解体的结局。这个特殊因素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文革”使中国具备了前述的第三个条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桥梁，是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之间的过渡点。在“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的话，便不会发生“文革”一结束，改革开放就立即开始这种情况。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远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力之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破坏了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能来得及进行自我调节之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把维持计划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社会动力机制给彻底破坏了。由于社会动力机制被彻底破坏，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改革开放也就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传统的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动力机制已完全失效。如前所述，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动力机制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精神原子弹。可是在“文革”中，这两样都被发挥到了极限。当十年“文革”终于结束时，这两件武器都失去了作用。阶级斗争固然是搞不下去了，精神原子弹也失去了作用。而失去了这两样武器，原始积累就再也无法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也无法正常运行，因为计划经济是要靠这两样东西来强制驱动的。于是就只能改弦更张，另谋出路，回到正常的以物质利益为社会的内在动力的正常轨道上来。
　　当“文革”结束时，我们已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基本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起点太低，苏联多少还有一点工业基础，而我们几乎没有，我们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开始搞工业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苏联人那样干得出色，所以，虽然我们进行了三十年的原始积累，但也只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而已，工业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还需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高度来继续推进工业化。这就需要农业为更大规模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如果农业不能在已有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剩余，则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无从谈起。可是，经过长达三十年的原始积累，农民已十分贫困，在原有的积累体制下已不可能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剩余产品，同时，在经过了三十年的原始积累后，社会的元气几乎耗尽，全体人民都已疲惫不堪，原有的社会动力机制再也无法驱动社会前进与经济体制的运行，这一点在农村特别严重，具体表现为农民严重地缺乏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这种情况严重地制约着经济发展，使进一步的工业化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推动工业化，则必须首先要让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比从前更多的剩余以用于工业化。可是，所有传统的手段都已不能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停止自我剥夺的原始积累，停止这种实质上是要农民作无偿奉献的原始积累。简单地说，以前搞原始积累，用的是竭泽而渔的办法，全体人民除留下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外，其它的统统要收上去。但人民在作了三十年的无偿奉献后（这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人民有理由要求得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惠，国家也没有理由要人民继续作无偿的奉献。一句话，以前是竭泽而渔，现在要放水养鱼。国家要想得更多的鱼，就先得放水养鱼。于是，顺理成章地，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从农业开始了。后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见到了的：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了，大包干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也停止了，为国家作了多年无偿奉献的农民一下子得到了实惠，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的农民对于改革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提高，国家也能从农民手里得到更多的剩余产品，进一步的工业化也得以顺利展开。而一旦在农业领域恢复了物质刺激，则在其它所有领域恢复物质刺激也就是迟早的事，当整个社会回到以物质刺激、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内在动力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也就成为必然，商业原则得到普遍的奉行，整个的改革开放也就从此打开了局面，合乎规律地展开了。

　　六、对原始积累的历史评价

　　原始积累是一个非常残酷而血腥的过程，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是掠夺别人，是用别人的鲜血来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这种原始积累不但是血腥的而且是肮脏的。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则是用自己的鲜血，它虽然也是同样地血腥，但却是崇高的，是正义的、是干净的。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原始积累时代，因而免不了要付出代价，要流血流汗。对此，我们应以尊敬崇高的心情来对待，而不应轻贱蔑视，更不应对此深揭狠批，深恶痛绝。因为这值得自豪，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鲜血，这鲜血使我们崇高伟大，使我们纯洁无瑕。这鲜血使我们没欠下别人的血债，使我们没有变得肮脏下流、卑鄙无耻，我们的每一滴血都是干净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在他们的每一个毛孔里，每一滴血都是肮脏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如同伊甸园般美好的进程，不是田园牧歌般的诗意，而是一个非常血腥而且残酷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之中，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流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现代化，既然我们已被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就再没有回头的可能了，这叫做“现代化的陷阱”。既然现代化免不了要流血，流自己的血总比流别人的血好。在血腥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是唯一正义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上唯一正义的经济发展。因此，在价值判断上，我们必须彻底地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理解和衡量毛泽东时代，重新理解和衡量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我们必须明白，毛泽东时代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不过是原始积累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应受到谴责而是应受到尊敬，不是应受到批判而是应受到礼赞。退一万步讲，如果说这一切也都是罪恶的话，那也不是毛泽东的罪恶，而是原始积累的罪恶。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这该死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历史，更不应归罪于个人。可是，当你必须搞工业化，而且无可选择（你不搞工业化就会被开除球籍）的时候，你也没有权利去责备这血腥的原始积累，尤其这原始积累虽然血腥，但却是崇高、伟大、纯洁的时候。

　　七、从历史角度反思改革开放

　　现在改革开放已陷入困境，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改革开放的处境都很不妙。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曾是一面倒的大好形势，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改革话语的合法性作了最强有力的注解，也曾是改革开放政治合法性的强有力支持。可是今天农村却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用李昌平的话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1】而城市的改革一开始就不顺利，到后来更演变成了一场垄断精英瓜分国有财产的盛宴，大量的企业破产，无数的工人下岗，等到郎咸平风暴过后，皇帝的新衣被彻底揭穿了，曾经神圣无比、具有无上权威、是中国政治正确性唯一标尺的改革话语，一下子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改革话语合法性的丧失，也就是改革开放作为政治实践合法性的丧失。但改革开放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从上述对计划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得出一部分的结论来。
　　首先是改革开放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终止原始积累，国家仍然在提取农村剩余，只是为了提取更多的农村剩余而改变了方式，用增加生产的方法来谋求更多的农村剩余，但提取农村剩余以用于工业积累这一原始积累的本质并未改变。这种做法在八十年代还可说是情有可原，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已有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完全不需要农村剩余来补贴工业的情况下，还继续奉行就十分的荒谬。正是由于原始积累通道的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导致了九十年代后农村逐渐走向衰败，而官僚资本出现后这条原始积累通道更成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一条合法途径，这是出现李昌平所言情况的客观原因。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讲，当工业已发展到足以自立，能依靠自身的积累来发展的时候，就应当机立断，彻底斩断原始积累，以避免资本来掠夺农村财富。不仅如此，还应更进一步，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实现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可是，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政策却是背道而弛的，而且，九十年代还是官僚资本形成并极度膨胀的时期，巨大的官僚资本成了一架威力无比的吸血机器，不仅抽干了城市的财富，也抽干了农村的财富。而且，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对官僚资本抽血的抵御能力要低得多，所以农村才会出现如此危险的局面。我们只是到了最近才开始考虑停止提取农村剩余，中央正在准备全免农业税，这是早该在九十年代初实行的政策，却拖到了现在，从理论上讲，现在才做这件事，晚了十五年左右，至于以工业来反哺农业，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面对这种局面，看来只有祈祷了，祈祷历史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弥补这十五年的失误。
　　其次，是对城市职工的所谓历史欠帐。在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只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工人的劳动剩余大部分被国家拿走了，在工人的工资中是不包括住房、养老等项内容的。实际上，国家当时是和工人订了一个契约，国家暂时只付给工人基本生活费用，其余的先由国家拿走，以后工人的养老、住房等由国家负责。但城市改革一开始国家就没有打算偿还这笔历史欠帐，除了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提高工资对工人有微弱的补偿外，实际上在垄断精英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合谋之下，国家根本就没有补偿的打算，说得刻薄一点，城市改革一开始，国家就准备赖帐，准备单方面毁约，而让垄断精英来独吞国有财产，用秦晖的话说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饭锅”，把子弟们一脚踢出去，秦晖管这叫做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中国的城市改革，实际上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斯托雷平式的道路。而且直到今天，国家也没有任何进行补偿的打算，看来垄断精英们是下决心要赖帐到底。在这样的情形下，完全不能指望事情能够解决。我不相信赖帐能一直赖下去，更不相信赖帐能解决问题，《无间道》说：“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现在不主动还，将来就会被迫还，被迫还会出现如何的结果，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针对现在严峻的形势，一些敏锐的学者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12】。另一些学者则称：“这场改革发生翻船绝非戏言”【13】。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大体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进程，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场改革开放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在历史的规定性之下自然出现并成长的。在文革结束时，历史条件已规定了中国只能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而不能走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对计划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造的道路。在毛的手里，市场化改革的三个条件已全部具备，历史发展的方向已被规定了，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跟着走”而已。具体来说，改革开放路线之形成，是在文革结束后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汇集起来的短期政策之综合，当然，这里面不乏政治权谋等等，但这只是历史的表象而非本质。因此，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是缺乏设计的，更没有前瞻性的眼光，这种短期政策的负面效应累积起来，就导致了今天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