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五）：以孝为本　全面发展

孔子（五）：以孝为本  全面发展

                  杨连旭

                2007年2月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曾参啊！我的思想是用一个基本观点贯彻始终的（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是）。”

子出，门人问（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便问曾子）曰：“何谓也（这是什么意思）？”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师的思想，就是忠恕罢了）。”

由此可见，孔子的理论有两个内容组成，即忠和恕。

                           （一）

忠，从中从心，中是无偏差，心是内心。所以，所谓忠就是发自内心、由衷的无偏差。在孔子的仁论中，忠又有孝、义和信三个内容，即忠孝、忠义和忠信。

孔子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也就是说，孝乃第一忠，是“仁”的根本所在。

那么，什么是孝呢？

《论语·为政》记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不违礼）。”
    那么，什么是无违呢？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活着时按礼侍奉；死之后按礼安葬、按礼纪念）”（《论语·为政》）。

由此可见，孔子对孝有两个标准，即对老人生前的无违和死后的无违。
    所谓生前的无违，就是 “生，事之以礼”。

怎样才是“生，事之以礼”呢？

1．《论语·为政》记载：孟武伯问孝。子曰：“关心父母的健康（父母唯其疾之忧）。”    

2. 《论语·为政》记载：子游问孝。子曰：“现在的孝顺，只是能赡养老人。即使是犬马，都会得到饲养。不敬重，有何区别（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3.《论语·为政》记载：子夏问孝。子曰：“和颜悦色很难。有事情，子女都去做；有酒肉，老人随便吃；这样就是孝了吗（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也就是说。孔子的“生，事之以礼”绝不仅仅是应付差事和对老人物质生活的关心和满足，更是要发自内心、关心和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

所谓死后的无违就复杂了。孔子绝不仅仅满足于“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样的简单应付差事，他还要求无改呢！

什么是无改，怎样才是无改呢？

《论语·学而》记载：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时世时看其志向，父亲死后看其行动，三年内不改父亲的规矩习惯，可以说是孝啦）。”

这简直就是荒唐致极的嘛！秦二世胡亥果然是三年无改父道，算是尽孝了，可也却亡国了，不仅没得到赞美，反而让司马迁着实嘲讽一通，留下千古骂名。     

那么，孔子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标准呢？

所谓无违，就是能养、能敬、能葬、能祭。这似乎好理解，就是为了让人老有所养，是爱人，这是文明进步的结果。

其实，问题也并不尽如此。孔子提出无违和无改这两个孝的标准，那可是非同小可：

一是、养儿防老，促进生育，文明社会。

古中国地广人稀、生产以人力为主。所以，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是立国之本，是生产力第一要素，自然十分重视人口的增加。

增加人口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生产率。可生儿育女不仅很艰苦，而且抚养成人还要付出很大。这样，国家就采取奖励和强制生育的政策。

仅是如此，作用还毕竟有限，尤其是有违民意、易引起反弹。所以，孔子提出了孝道，以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的理念刺激自愿生育，同时实现了老有所养的社会文明。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正是在养儿防老、延续香火的理念刺激下，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至今虽然有观点认为已是中国人满为患了，可也没人能否认支撑当今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还是物美价廉的人口优势。

西欧则不然。因为那里适合早期人类发展的空间有限，一旦人多就必须向外殖民。所以，哪里自然也就没有多生多育的动力，自然也就没有产生孝道伦理的条件。

二是、积累经验，汲取教训，减少失误。

古代社会不仅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缓慢，而且教育范围极其狭隘、各种知识主要是经验的积累和口传心授的传播。

这样，一般人是年龄越大、经历就越多、见识就越广，经验就越丰富，知识就越广博。所以，得到老人的指导、学到老人的知识，就能积累经验，汲取教训，减少失误。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可是要想得到老人的指导、学到老人的知识，就必须首先得到老人的好感和赏识。所以，中华文明就有了尊老敬贤的美德，孔子特别强调了“敬”。

在哪个时代，社会变化节奏迟缓，积一生经验教训留下的父道，那是行之有效的，是不好轻易改变的。所以，孔子才说，三年不改父道可谓孝。

三是、由近及远，从小到大，等级和谐。

爱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来自繁衍的本能，来自生产的艰辛，来自生存的需要。

动物为繁衍延续种族就必须生产和养育后代。生产过程的艰辛决定了必然要珍惜和呵护后代，这就产生了爱。

看看动物世界中，雄野狼忍饥挨饿奔跑百里猎获食物后马上就跑回家，等候的母狼则不顾一切地从雄狼口中夺过食物喂给小狼后，就知道了什么是世上第一爱！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东西。唯有父母的爱才是本能的爱、纯洁的爱、无私的爱、高尚的爱、奋不顾身的爱、自我牺牲的爱。

动物本能的爱原本是没有回报的爱，一旦幼仔长大即被逐出家。但是人类为了生存形成了群居社会，为了发展又必须鼓励生育。这样，就产生了养老、敬老、葬老和祭老的需要。

不仅如此，团结就是力量。在自然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独立是无法生存的，每个人的生存必须依靠他人的生存，只有相互团结才能相互生存。这样，就必须关心他人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爱人。

客观环境决定，爱人是以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作用大小远近为依据，从近到远、由小到大的。第一的就是父母，而后是兄弟姊妹，再后是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然后是同事领导。

一般的，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仁者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离开了亲情之爱，仁者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无本之末。只有先父父、子子，才能有君君、臣臣。

所以，孔子才把“孝弟”列为是“仁”的根本所在。

                          （二）

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其实，还应该加上，工作靠领导。

反过来，也应该是：父母靠儿女，朋友靠朋友，领导靠同志。

与父母本能的爱不同，朋友靠朋友，工作靠领导，领导靠同志是相互的、回报的。更何况，父母也要靠儿女了呢！所以，靠朋友、靠领导、靠同志就必须有回报，就要如毛主席所强调，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由亲生爱，所以亲爱；由爱生情，所以爱情；由情生义，所以情义；由义生信，所以信义。义是本应如此的公正。关心就必然生爱，爱护就必然有情，帮助就必然成亲，互相就必须有义，有义就必须要忠义，忠义就必须忠信。

《孟子·离娄上》中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

《论语·颜渊》记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业而不犯错误，对人恭敬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君子担心什么没有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博爱。

宗亲关系的扩展，义的概念也必然随之扩展，有博爱就必须有广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诺言符合义，才能兑现）”(《论语·述而》)。

信近于义，信是义的结果。义是应有的公道，人人认可的公理；信从人言，应该如此就必须如此，这就是信。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人无信誉，不知能干什么？就象大车没有车轴，小车没有车轴，怎么能启动）”（《论语·为政》）？

父母给予的是爱，子女回报的是孝。朋友给予的是情，朋友回报的是义。下属给予的是义，领导回报的是信。领导给予的是爱，下属回报的是忠。这就是忠孝、忠义、忠信，就是忠诚。

爱是情，情是亲，相爱必定相亲，相爱相亲必定有情有义，有情有义必然有诚有信。

否则，无情必定无义，无义必然无信，无信必定无报，无报必然无靠。人人无靠必定是社会乱套，社会乱套必然是个人独立，人人独立必定无法生存。

所以，见利忘义，社会大忌。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三）

恕，从如从心，如是顺从。

《左传·隐公十一年》：“按照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就拿来送给别人。别人不再来朝见，不也应该吗（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解释：“爱人的人，自己想成功时先帮别人成功，自己想得到时先帮别人得到。推己及人，可算实行仁的方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才是爱，这才是仁，这就是爱人！自己不想做的就不强迫别人做，自己想做成的就先帮别人做成，自己想得到的就先帮别人得到。

只有爱人，才能这样推己及人。

像这样推己及人的“恕”，“仁”不是很简单的嘛。所以，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来了）”（《论语·卫灵公》）。

那么，在日常中又该怎样爱人，怎样忠恕呢？

《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此可见，在孔子那里，“为仁”主要是通过“复礼”。所谓的“礼”，就是内心的爱人体现出的外在行为的固定化程序化，就是“仁”外化形式的固定化程序化，就是忠恕的习俗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形成的社会意志。

正是因为礼是仁的外化，所以，

1．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义为内涵、依礼行事、说话谦逊、做事守信，这就是君子啊）”（《论语•卫灵公》）！

2．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尧曰》)。

所以，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关于“礼”，孔子没有专门的论述，可在他之前已经有了论述。

《左传·隐公十一年》：君子谓：“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秩序、使后代有利的大法。许国违背法度而庄公讨伐他们，服罪了就宽恕他们，揣度自己德行而决定事情，衡量自己的力量而办理事务，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要让忧虑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左传·隐公十一年》：师服曰：“取名表示一定的意义，意义产生礼仪，礼仪是政事的骨干，政事端正百姓，所以政事没有失误百姓就服从；相反就发生动乱（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左传·文公二年》：“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

《左传·昭公七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由此可见，孔子之前的社会是非常重礼的。

自西周推行周礼以来，君臣关系是由礼来调整；父子、夫妇、兄弟、亲属关系是由礼来规范；国家的大政方针是由礼来派生，刑罚、刑狱等也是由礼来决定。因此，礼是国家的大法、君主臣民的行为准则，也是统治者个人修身养性、行事做人的基本准则。正所谓：

“礼，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所以，孔子之前的社会是非常重礼的。那时的所谓礼，就是法律和道德的统称。中华传统文明的一个显著的政治和法治的特点就是：

礼法合一，德法一致，理大于法，合理的必定是合法的，一旦合理不合法，就要法外开恩，就地赦免，刀下留人，以理服人，心悦诚服。

这就是我中华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长期稳定和谐的根源。

而今社会之所以不和谐，就是由于置社会公德于不顾，无视法律永远滞后于道德发展的事实，引进了什么“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所谓“法律不禁止就无罪”、“谁主张谁举证”和“疑罪从无”等一系列外来的歪理邪说，从而为各种各样有悖人伦、损人利己的不合理行为敞开了合法的大门，大行其道。

那么，礼又是怎样规范、如何应用，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呢？

                           （四）

关于“礼”的起源，《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也就是说，礼起源于对父母养育之恩回报的规范。

关于“礼”的内容，孔子说的很简单。《论语·颜渊》记载：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也就是说，礼的核心就是卖什么的就要吆喝什么、干什么的就要有什么样，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爱民如子、忠君报国、尊老爱幼。

关于“礼”的应用，《论语·学而》记载：孔子的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法的运用，以和为贵。这是最美好的传统，适用于一切事情。但仅知道‘和为贵’是不行的，违反礼法而讲‘和’是绝对不行的）。

完整的“礼”论，还是出自小孔子235岁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那么，什么是“礼”呢？荀子定义道：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

为什么要有“礼”呢？荀子解释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

这就阐明了孔子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意义。

不仅如此，荀子还专门作了《礼论》：

“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回答说：人生来就有欲望；如果想要什么而不能得到，就不能没有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没有个标准限度，就不能不发生争夺；一发生争夺就会有祸乱，一有祸乱就会陷入困境。古代的圣王厌恶那祸乱，所以制定了礼义来确定人们的名分，以此来调养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决不会由于物资的原因而不得满足，物资决不会因为人们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资和欲望两者在互相制约中增长。这就是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故礼者，养也（所以礼这种东西，是调养人们欲望的）。”

《荀子·礼论》强调：“礼有三个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长是政治的根本。没有天地，怎么生存？没有祖先，种族从哪里产生？没有君长，怎么能使天下太平？这三样即使部分地缺失了，也不会有安宁的人民。所以礼，上事奉天，下事奉地，尊重祖先而推崇君长。这是礼的三个根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荀子·礼论》指出：“天下遵循礼的国家治理得好，不遵循礼的国家混乱；遵循礼的国家安定，不遵循礼的国家危险；遵循礼的国家存在，不遵循礼的国家灭亡。礼的这些作用小人是不能估量到的（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

                        （五）

有观点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

这是错误的！

通常人们以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恢复周礼，并由此断言孔子是主张复辟倒退、维护奴隶制度。所以，很批猛斗。

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可怨死他老人家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是，《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根本就没有说是“克己复周礼”嘛。

不仅如此，孔子还是无视宗法血亲、封建等级制，倡导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呢。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学习礼乐而后再做官的人，是原来没有爵禄的平民；先当了官然后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如果要先用人才，那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论语·先进》）。 

与通常社会印象相反，孔子虽然也很注重礼，可并不是专注礼的形式和表象。

《论语·八佾》记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这个问题十分重大！礼仪，与其隆重，不如节俭；丧事，与其奢侈，不如悲戚（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所以，孔子更注重的是礼的内涵和实际。

子曰：“对于不仁的人，礼法有何用？音乐有何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能够依靠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依靠礼让治理国家,那么要礼有什么用）”（《论语·里仁》）？”

是孔子把重“礼”轻“仁”的社会传统改革成为了重“仁”轻“礼”。仅就“仁”和“礼”出现的频数而论，有专家统计，在《左传》中“仁”为39次，“礼”是517次；在《国语》为“仁”是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

可在《论语》中，“仁”是109次，“礼”仅75次。其中《论语》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仅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就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

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形成鲜明的对照是，《论语》中孔子弟子只有“林放问礼之本”一次。

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

不仅如此，无论是仁、义、礼，还是忠、孝、信，孔子绝不主张机械教条，而是强调和实行守经达权、坚持根本、灵活处事。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对于天下，无亲厚，无疏薄，一切按道义行事）”（《论语·里仁》）。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斗甚疾（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跟蒲人打得很激烈）。蒲人惧，谓孔子（蒲人害怕了，对孔子）曰：“如果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苟毋适卫，吾出子）。”

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这才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就到了卫国（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子贡曰：“盟约可以违背吗（盟可负邪）？”

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不仅如此，他老人家还在《论语子路》中强调：“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孟子·离娄上》更是明确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由此可见，圣贤们从来都是大礼不拘小节，绝不墨守成规、冥顽不化。倒是后世那些迂腐的酸儒、自以为是的卫道士们食古不化、随机不变、机械教条，败坏了先哲们的门风和声誉。

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礼，绝不是臣对君、子对父的所谓“君叫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必亡”。

孔子认为，君父才是君臣父子关系中的矛盾主要方面。因为天下第一情、世上第一爱来自于君长对臣幼，故在君臣父子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上”的第一推动力：

1．“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2．“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3．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子路》）。

归根结底，还是如孟子所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对此，早在孔子之前的公元前573年，鲁国的里革就有了深刻地论述。

                          （六）

《国语·鲁语上·里革论君之过》记载：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晋国人杀了晋厉公，鲁国防守边境的官员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朝廷，鲁成公正好在朝堂上）。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臣子杀了他的国君，是谁的过错）？”

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这是国君的过错。统治民众的人，他的威严是极大的。丧失威严以至于被杀，他的过错一定太多了）。

“而且做国君的，应该治理民众并纠正民众的邪恶。倘若国君放纵自己的私心邪念而放弃了治理民众的事情，民众中间发生的邪恶没有人去了解，就会使邪恶越来越多。倘若用邪恶的办法治理民众，政事就会败坏而不能挽救。施行仁政又不肯专一到底，就不能支配民众。民众到了灭亡的地步也不去体恤，这样还要国君做什么（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

“夏桀出逃到南巢，商纣王死在朝歌，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周幽王在戏山身亡，都是由于过错太多失掉威严的缘故。国君就好比养育民众的川泽。君行而民从，好坏都由国君决定，民众怎么能无故弑君呢（桀奔男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每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 

由此可见，所谓“君叫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必亡”，什么“子不言父过”等等陈词滥调，绝不是先哲们的本意，不过是君父们为自己利益而鼓吹、宣扬和灌输的愚忠蠢孝和盲从。

统治者、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总是希望和要求人民、群众和员工把以国为家、以单位为家和以厂为家，像对待家一样、为国尽忠、为单位尽职、为工厂尽力，像对待父母一样，对自己尽孝。

这也未尝不可，也是必须的要求。

否则，人民不爱国，不从统治者号令，统治者就无法统治，国将不国；群众不爱单位，不服领导，领导者无从领导，单位就快散伙；员工不爱工厂，消极怠工，工厂就会倒闭，厂主就要败家。

但是，人民能否爱国、听从统治者号令，群众能否爱单位、服从领导的领导，员工能否爱工厂、尽心尽力，这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艺术、领导者的领导方法和工厂主的管理水平。

事实上，无论是爱国还是爱家，不管是以厂为家、还是以什么为家，首先和第一的必须是国要像国、家要像家，厂也要像家，单位也要有个家的样子，人民才能以国为家，员工才能以厂为家、群众才可能以单位为家。

否则，统治者只是单方面要求人民爱国、以国为家，自己却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领导人只是单方面要求群众以单位为家，自己却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人民群众就只能把国和单位看做是你家却不是他家，国怎样、单位如何，是你的事，与他无关。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如鸦片战争时英军入侵广州，百姓却冷眼观战那样的现象，就会出现抗日战争时期的民谣：“宁要倭子鬼，不要汤面饺（汤恩伯）”。

这正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小干部看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