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就国营企业等问题给某老师的一封信

韩东屏：就国营企业等问题给某老师的一封信
 
X老师：

您好！您和郑先生的长信收到了。谢谢您，我认为郑先生说得很对，我们确有点偏激，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嫌，这或许与留学生在海外的经历有些关系。经常听美国政客与记者对中国品头论足，大家都憋了一肚子火。我们中华民族受人欺侮太久，因此在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尊严问题上往往很敏感。这或许是郑先生所说的“爱国痴心”所致吧。

邓小平的三卷，我尚没读过。我一定遵嘱细读一下。从这一点上讲，我所发的许多言论，都是基于无知之上的，是片面的。就像我自己在最近写的一篇小短文中，批评美国一些政客记者对中国的许多评论是基于无知之上的。并提出二条解决的办法。其一认真地学习，使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所谈的对象；其二，则是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夹起嘴巴。这是应有的诚实态度：即承认自己的无知。也是藏拙之道，同时也避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看来我自己也应该实践一下自己所说的了。

关于美国民主制度上的一些问题，是应该写一些文章，既可以破除一些人的迷信，或许对开展这个方面的讨论也有好处。我国的政治制度，像任何政治制度一样，需要不断地完善，不断改进。这种改进和完善，应该是在全面地认识我们制度的优越之处与其落后之处的基础上，慢慢地自我完善。而决不应该是见异思迁，见了别人的制度，觉得似乎比自己的好，在没有对别人的制度完全认识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地学起来。那样的结果只会是邯郸学步者的下场。今日之苏联（当然苏联已不复存在）似乎就是这样的例子。而要真正全面地总结认识我们的社会制度，似乎不应只靠党中央，靠几个专家学者，而应该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场全面的辩论，让有代表性的各种言论都有争鸣的机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是什么？都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制度还有那些不足，应该怎样克服？用什么措施，而这些措施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问题似乎都应该进行比较广泛的，比较热烈的讨论后，才能找到比较好的答案。我们不应该太迷信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而应该相信更广大的群众。专家的意见只能算一家之言，而应该让更多人参加这种辩论。比方您信中所谈的股份制，已经谈论了多年，究竞其优越性在什么地方？这种优越性的出发假定是什么？就是说根据什么样的前提，我们认为股份制会发挥出优越性，这些前提是否是可靠的。其次我们要了解目前国营企业的困难是怎么造成的？股份制的所谓优越性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非常复杂和严肃的问题。其后果也将是不可逆转的。据说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十五大上推行股份制的实行。而其后果如何很难说。

国营企业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其发展速度在世界工业史上是无可比拟的。我没有对全国的情况作认真的研究，我的一位朋友在哈佛大学研究统计，他认为中国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的表现是史无前例的，他这只是从单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其工业革命，欧美其他各国到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其工业革命。他们的工业体系有二百年的发展过程。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把其工业化的进程大大缩短了，从一个老大落后的帝国，发展成超级大国用了四五十年的样子，其中还有几年的内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苏联在经济与科技方面的发展，在５０－６０年代，曾使美国惶恐得很。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原子弹、导弹、卫星等高科技用的时间则更短，其中尚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干扰，内部也有一些失误。历史的看，国营企业并非缺乏竞争能力。但国营企业为什么在过去表现出这些优越性呢？关键是工人当家作主。工人虽然没有真正参加企业的管理。但共产党的干部（早期的）确是把工人当主人看待的。我爸爸是一个不识字的工人，但他在工厂里从不担心会解雇，他有什么困难总可以向厂领导汇报，反映，并及时得到解决。１９５９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厂里派他们的厂医来给我治，我爸爸生病厂里派车送他去青岛市的大医院去治。过年过节，厂领导集体到工人家拜年。我爸爸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文化，但他有朴素的感情，工厂待他如主人，他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厂。１９５８、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年代，他把心扑在了工厂上，经常几个月不回家。包括我病得很重的时候，他不是不爱我，是因为他觉得工作离不开他，而他到我身边也不会解决问题，还不如让医生去努力去。后来我大了，亲眼见他着生病的身体去上班。他有气管炎，冬天一感冒，就呼吸困难，在他的晚年，每当下雪天，我们都劝他不要去上班了。但总是坚持去，在我的记忆中，他除了生病起不来，总是去上班，而且总是早去十五分钟，晚回来十五分钟。春节的时候厂里需要护厂，他身体不好，完全可以不去，但他一定要去。没有办法我主动提出来替他去。他仍然不同意。他说我可以陪他去，但不能代替他。像他这样的工人不是一个，而是一代人。爸爸跟我讲过，厂里的胡师傅，林师傅怎样全心全意的为厂里工作。我们县的工业产值，１９７６年是１９４９年的三十倍，我爸爸的那个厂从几十个人的小厂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的大厂。从五十年代生产做饭锅发展到七十年代生产大型的四轮驱动的矿山用拖拉机。厂里没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靠的多是工人攻关小组，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相结合。那时候的国营企业，包括在文革当中，能有这样的表现，靠的只是工人的主人翁的态度。

现在的国营企业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原因可能很多。但主要一点是不把工人当主人看待了。我们这些年只讲改革，只讲党政分开，讲打破铁饭碗，讲物质刺激，正好把国营企业的优势给当成了包袱，当成垃圾给扔掉了。他们忘记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是在完全不同的前提上操作的。党政分开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的优越之处本来就是党政合作，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劳动管理相结合。厂长也未必比党委书记高明，如果真的高明，那就让厂长作党委书记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搞党政分开，有哗众取宠之嫌，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造成许多理论上的混乱及管理上的混乱。这等于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和积累起来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全抛弃了。国内许多学者对政治思想工作，不屑一顾，好象都是骗人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有病人在病床上念毛主席语录来止痛，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实际困难。许多人对此怀疑，我对此也怀疑过。而今天的美国的医学界的权威已经从临床上证明，个人信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能治好某些顽症，是真正能止疼的。如果政治工作没有发挥作用，只能说明做政治工作的人本领太低，太无能。美国人的牧师，心理学家是干什么的？都是做思想工作的。改革开放把政治思想工作也给改掉了。为了否定文革，硬要把大庆、大寨这样的典型，把解放军这样的典型给否定掉。以致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遭受到严重信仰危机，十几年没有英雄出现，而见死不救，见利忘义的事却层出不穷。远的不必说，吴先生就是一例。

铁饭碗有没有弊端？有，有人出工不出力，照样拿工资，但那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人的问题应该靠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不应该以打破铁饭碗来解决。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教条主义者，是杀鸡取卵。因为铁饭碗正是国营企业－－“鸡”。正是这个铁饭碗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与资本主义的企业区别了开来。如果铁饭碗打破了，工人的生活没有保障，所谓工人当家作主人，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就失去了其优势，就失去了其立身之本。工人阶级也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工厂工作。让厂长有解雇工人的权力，那就是使厂长成为掌握工人生杀夺之权的“资本家”。谁给他这种权力？这种权力对厂长很必要，但对工人则有很坏的异化作用，分化作用。它使厂长与工人对立起来。是把国营企业转化成依靠资本主义管理机制的企业。国营企业的失利，跟这有没有关系呢？

关于物质奖励的作用问题，也有同样的片面性。政治挂帅，思想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讲得很多，那时还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认为这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极左”的东西，所以都一下子给批掉了。这些年我们讲了很多的物质奖励，效果如何呢？大家心中多少都有数。许多地方奖金是平分，甚至是没有奖金就不干活。提倡物质奖励的人以为，给工作出色的人以物质奖励，会鼓励工作出色的人继续努力，也让工作不努力的人见到了物质诱惑而去努力工作。如前郑州大学校长樊道远在一次教职工大会上讲，他“要给优秀教职工一笔很大的奖金，大到让其他人眼红”。这种话曾在教工中引起极大的不满。我们不能否认物质奖励在社会中的地位。但我们更不能否认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实政治挂帅，思想第一，并非林彪的发明和创造，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途中，在后来的许多困难处境中，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靠的恐怕不是物质奖励，许多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恐怕也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奖励。就像您老在一封信中说过的，您当年在共产党处在困难处境中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不是因为有机可投，也不是因为什么物质上的好处，而是因为您的信仰。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法解释为什么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离开他们的舒适优越的家庭条件，有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去投身革命，历经艰难曲折而心不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奋斗中已经建立起一种高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就是不为名利所动的“文化”。斯大林所谓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鸠山所谓“共产党人厉害啊！”恐怕就是指的这种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文化特点吧。当然我们不能强求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共产党人放弃这个高标准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了这个高标准，共产党则不成其为共产党，也就失去了其号召力。也就难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许多优秀工作者努力工作往往并不是为了物质上的奖励，只不过要得到大家的承认而已。“一张奖状”，领导上的几句表扬，同事的赞许，就足以使他们继续努力。我上边所说的我父亲那一辈老工人的努力工作，我在农村工作五年中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从十岁就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在生产队劳动，１７岁高中毕业后，则在生产队和队办企业里干了五年多。我没有理由认为我的那些同事中有人故意偷奸耍猾。有的人力气大一点，干活多一点，有的人力气小一点，干得少一点，有的人某一天身体或情绪不好，干得少一点，是常有的。需要大家互相体谅，人都有双眼，每人心中都有一杆称，尽管干多干少，工分差不多一样，但干得多的人自然受得大伙的尊敬与爱戴，说话影响力也大。干活少的人，如果是因努力不够，他就不能得到同事们的爱戴与尊敬，因为他少干了，则意味着别人得多干。他从表面上看好象得了一些小便宜，但他在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所以那些有力气的人决不会因为有人偷懒而自己也少干。他们会看不起那些故意少干的人。所以奖金对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并不能起多少作用。

奖金对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起不起作用呢？实际上也没起多大作用。许多人应该说已经尽了力。真正偷奸耍猾是极少数。即使对这些极少数的人奖金没也起多大的作用。相反奖金倒使许多人产生反感，使工人产生分化。而且往往使先进生产者由于感到孤独而日子不好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先进者原本不是为了物质奖励，他们实际上也只是尽了自己的职分，假如管理者为了调动落后者的积极性而采用物质刺激，就要在二者间制造一种隔阂。要知道社会主义的根本优越性就在于工农当家作主。要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自己干，对思想落后者，只能用思想工作，教育的方法。一旦放弃了这一点，则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失去了这一优越性，就没法跟私营企业竞争，就会使工人离心离德。比方说农村的分田单干，看来是很合理，实际上至少对二代人是很无情的，很不公平的。参加土地改革的那一代人，他们年青的时候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献给了集体的事业。是基于集体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信念上的，等他们老了，集体会养他们的老。还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这一代人，也是把集体当作了身家性命。把大半辈子献给了集体事业。可是某些人并不这样看，他们一个命令下来，中国农村来了个天翻地覆。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好像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政策好与不好，这对制订政策的领导干部个人的生活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而许多年老的农民，无儿无女的农民，处境就不一样了。我见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得不下地去耕自己的责任田，而且还得照样交公粮，得不到半点的照顾。这种人不多，但已足以让人心寒。比方说搞股份制吧，制订政策者本人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而无数的工人，特别是老工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制订政策的人做了调查研究没有？有什么具体妥善的解决与补救的办法没有？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工人和农民作出牺牲。这样做只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

关于国营企业亏损的问题，是否也应该做具体的分析？笼统地讲很容易让人感到国营企业就是不行，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的国营企业仍在赚钱？所以对国营企业的亏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搞清哪些是政策性亏损。如鞍钢在开放之后，生产的钢材大都被国家平价调走，他们生产的一些特种钢材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物价保留在原水平，而原材料，工人工资因物价上涨不得不提高，这样就必然要亏损，而同一个时期的中小型钢厂，价格由改革开放前３００元一吨，涨到了５０００元一吨。工厂里的钱花不完。我的亲戚在安阳一家中型钢厂工作。他们厂里的保险柜里装满了现金，工人发各种各样的福利，处级以上干部都盖了小洋楼。因此，象鞍钢这样的亏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亏损。而只是名义上的亏损。其次国营企业承担着巨大税收负担，而许多私营企业偷税漏税严重。其三国营企业还承担着许多社会义务，如厂办学校，厂办幼儿院，医院等。国营企业的退休金负担也很大。许多老工人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现在退休了，国营企业就应该把他们养起来。如果企业不养，负担就会转移到政府身上去。国家对这些企业应该在税收上给以照顾。这样的亏损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亏损。只是帐上的亏损。当然这不是说国营企业没有经营不善的情况。当然有，而且不少。如同有不少私营企业有经营不善，亏损的情况一样（我所在的美国麻州，每年就有上千家私营企业破产）。但股份制能否解决问题呢，很难说，至少应该先在点上试一下，然后再“一刀切下去”。农村改革的教训应该记取。只顾了眼前一点小利益，不顾长远大利益，是一切错误政策的痛病。农村改革的二个弊端已经很明显：计划生育失控；水田基本建设的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造成的我国农业生产危机已经很明显了。目前的问题，不是玩新花样的问题，而是先弄清楚国营企业的问题是“根”的问题，还是“标”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还没弄清楚。

“依靠工人阶级”不应该只是个口号，而应该落实到实际上去。实行股份制这样的大决策，让工人阶级讨论了没有？光让几个经济学家，权威坐在屋子里面，不下去研究国营企业的具体问题，让一批崇洋媚外，骨子里早已认定资本主义好的人来推行国营企业的改革，是断送社会主义，断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好的“灵丹妙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也是个依靠什么人的问题。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我们的企业和国家，还是依靠少数专家和智囊们来管理国家。我不是说专家和智囊没有他们的地位。专家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但在重大的改革问题上，特别是关系到国营企业的命运问题上，还是应该征求工人阶级的意见，组织工人群众参与讨论，让他们充分发挥意见。好的意见只能从实践中来。重视知识，并不是只重视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也不应该走到轻视工农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应该忘记工农大众中有许多智慧。就看我们领导人有无能力和胆量去发掘。

这些年，我们的党校，特别是地方的党校，都随着一切向“钱”看而转业，有的搞成企业管理学院，有的则干脆停办。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停止了。我们不必把我们自己跟西方比，但西方有些东西确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思想工作”（我指他们教会的传教士、心理学者，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的水平比我们高，主要是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人的水平高，都是很有学问的人。社会主义事业要成功，必须把各级党校办好，各级党委书记应该兼任党校校长，把办好党校作为第一重要任务。而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应该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作思想工作的方法。少赴几次宴，少喝几瓶酒，则社会主义事业有希望也。这封信写起来就不知道如何打住。一气写到了这里。实在不好意思，又要让您劳神去读了。还有许多问题，也只好下封信再谈了。

祝老师健康！

学生　韩东屏　敬上

５月１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