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读书》新的十年有新时代的烙印

黄平谈《读书》全文

　　近日，一套六本的“《读书》精选”丛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丛书以专题的形式，选编了10年来《读书》杂志的相关文章。就汪晖、黄平执掌《读书》10年来的相关问题，以及学界、读者、作者等对于《读书》的各种意见，本报记者采访了《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之一的黄平。

　　黄平：任何一本杂志都有时代烙印

　　转变是时代要求

　　新京报：在1979年到1986年的陈原-范用时代，《读书》是以《读书无禁区》发出压抑之后的呐喊，1986年到1996年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就像一个“各花入各眼”的百花园，人们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钟爱，到你和汪晖执掌《读书》的1996年，“人文精神大讨论”进入尾声，“读书精选”的前言里面也写到了，《读书》风格的转变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它是一种必然吗？

　　黄平：事后来看，与我们当初接手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陈翰伯、陈原、范用先生当初大概也没有想到，《读书》在上世纪80年代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是出版界的前辈和泰斗，执掌过商务印书馆、国家出版局，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份给知识分子读的小刊物，但也没有想到《读书》客观上成了思想解放的产物也促进了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与其他杂志一样，是时代产物，即使是当事人，你事先无法设计和预测。事后你可以说，它引起了关注也好，争论也好，产生了什么作用也好，只能是事后总结——而且更应该是旁人后人来总结而不是当事人自己说。

　　汪晖和我当时可以说是临时或者说比较突然地来《读书》杂志做编辑的，三联的老总董秀玉女士当时说找我们帮帮忙，我们当时也没想到要帮这么长时间的忙，我甚至想的无非是一年两年，居然一下子就过了10年。现在10年刚过，我们俩现在也还没有撒手，在这种情况下，也谈不上总结，无非就是10年来在《读书》上的一些文章按照专题把它编出来。因为很多读者来找我们，说哪几期没看到，哪几期丢了。这也是编这套文集的一个考虑，也考虑到应该有个“精选”之类。至于说风格，时代本身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我个人不大喜欢“必然”这两个字，历史发展总是有人们努力在其中，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作者、读者、编者等多种合力的结果，而不是像地质变化、潮涨潮落那样有一个自然规律。

　　新京报：你们在本书序言里面说道，上世纪90年代，像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知识也开始分化，整个社会也开始分化，这也会导致学者们在学术领域做得更专业，更艰深吗？
黄平：分化是跟明显的，专业化也越来越厉害。但《读书》不是一个专业性杂志，在时代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一个社会应该有比较综合或不那么专业化，能用比较明白的方式直接讨论思想问题和文化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分散到入政治学、法学等里面去讨论。当然，这些专业学科是基本的，没有这些，综合讨论展不开，但是，高度专业化讨论有一个缺点，就是只有本圈子内的人才愿意看，也才看得懂，作为社会，它有一些公共话题，如全球化、道德和文化的重建，等等，所以也需要有综合性的杂志和其他平台来讨论。

　　学究气太重不是初衷

　　新京报：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但是，一部分读者认为，这些年来的《读书》学究气太重，学院气息太浓，范用先生也说《读书》上的一些文章自己看不懂了，你怎么看？

　　黄平：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当然愿意并努力使它继续是保持着中国悠久的人文传统的、文字比较流畅的、直接面我们的文化与思想问题的非专业性刊物。即使是有些比较艰深、学术性很强的文章，如果没有一定的感召力，别人是不会读的。从读者数量来说，这10年来《读书》的订户是上升的。范用等前辈严厉批评我们，那是对《读书》的爱护，而且，对前辈，我们永远只能是高山仰止，他们的学问功底、文字功底和编辑经验，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晦涩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还是时代的问题。一些文章即使有一些专业、生僻的词汇和不顺畅的表达（甚至我们都不喜欢的文风，我在编辑后记中也写过，甚至呼吁、抱怨过，一些稿子拿到手先丢下，丢下又拿上来，就是嫌文字不够好，让作者们不断改的时候也是很多的，甚至为此还得罪过一些作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时代也许有一些需要哪怕是暂时用专门的术语、词汇表达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10几亿中国人连续近30年的时间里，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于环境、个人生活、思维与交往方式等全方位的剧烈变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有很多问题可能是传统的人文传统---中国优美的文言文传统乃至五四以来白话文的传统，包括一些前辈写的优美的散文传统---所没有面对也没有处理过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比如关于东亚金融风暴的讨论，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关于苏东问题的讨论，有些人物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有些概念“像虚拟资本”是90年代才出现的，我们到《读书》参与编辑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我们这里接着有了长江大洪水，到1990年代末期，下岗、三农、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从金融风暴一直到“911”，全球化以这种形式来展开，有些问题本身是新的，作者要完全吃透了再消化，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是需要时间的。老实说，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不仅读者不满意，编者也不满意，可能作者也不满意。但是问题本身是重要的——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不在于我们想它通俗还是想它晦涩。第二个原因，我们希望把《读书》办得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和中国语言美学意义上的表达。但是说实话，这个很难，也越来越难了。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撩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表示那么好，外文更够戗，这种情况下，他们来写，我们来编，你可以想象，我也相信，有些作者在《读书》发表了文章，自己也很不满意。第三个原因其实也是时代的问题，80年代，《读书》也刊登过一些翻译很拗口的文章，三联也出版过一些翻译不怎么顺的书，当然译者后来又修订了。但是，有些著作的原文就是很晦涩的，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也的洛阳纸贵。商务重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德国能读懂的人也很少。但是，这些书在80年代一下可以发行几十万册。根本不是因为它写得好，而是它所涉及的问题与时代切合。它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时代所关心的，所以年青人读不懂也要读。其实哪个大变革的时代都有这个问题，社会变迁在前，文字上语言上怎么反映这个变化，对读书人来说是个挑战，不只是语言表达方式，更是对问题本身的理解，需要新的思想和文字，新东西一开始一定的“夹生”的。

　　拓展学科领域是有意为之

　　新京报：从事实判断来说，你们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你们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1996-97年，中国面临着那么多新的问题，这要求我们的走出“象牙之塔”。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读书》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者，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使一个综合性的杂志，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甚至更集中到只讨论中国历史，那就不是《读书》了。1980年代有很多很有影响的杂志，现在不那么引人关注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的冲击使有很深学理的杂志包括《历史研究》、《哲学研究》越来越没有市场，不像80年代那样有影响了，但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们太专业了。国内有那么多的专业化杂志，后面还有专业化群体、学会，《读书》要不要走不分散的道路，还是要把它打开？如果没有必要的面，所谓思想的深刻性也是很难的。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这也不用编辑自己讲了，也不用去看过去10年的全部《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这六本集子，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我们讨论考古问题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来信，怎么讨论起考古问题来了，是不是要逃避现实？其实，考古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实质性进步，也是中国学者能拿出东西的领域，而很多人平时是不会去看考古学报的。而考古学的一个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过去几千年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如果《读书》还叫一个人文的刊物，连考古学也容忍不了是说不过去的。另外，我们96097年一来有几次圆桌，其中也有讨论三农问题的，有讨论大众文化、亚洲问题、国际局势的，客观的把《读书》与其他杂志相比，它与现实的紧密性和当下性应该是不弱的，甚至是可以说相当强。

　　《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像甘阳、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王绍光等人的文章刊登过多，《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自由主义阵营”的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自由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何况中国的自由主义与其他很多主义一样是极不成熟的，还没有形成什么学派和阵营。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客观上，甘阳等人的文章很少。我们觉得，80年代的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一，这个杂志至少没有正式拒绝任何管它是什么派别和阵营的文章，这从这6本集子中就可以看到，至于有些朋友后来不愿意给你投稿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杂志总会不断变换作者和读者。如果有人说不喜欢现在的《读书》了，那也很正常，就像我和汪晖也会哪一天不喜欢再办了，这个是客观的过程。

　　另一方面，你提到的那些人中包括崔之元，他199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制度创新的文章，在此之前的1994年，崔之元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过一篇警惕自发私有化的文章，从此崔就被说成是一个反对改革，或者反对市场化的形象，《读书》就再也没发他的文章。等我和汪晖发了他这篇谈制度创新的文章，就成了不得了的事了。他的文章为什么不能发？一家之言也应该发，文章写来有一定道理，哪怕是我们编辑不同意，也可以发。《读书》发了很多文章我们也都不同意。另外，这10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像温铁军，虽然他不是年青人，但他以前从没给《读书》写稿。陆学艺也是这样，老人新作者，也还有一些新人是所谓“无名小卒”。

　　过去给《读书》写稿的大多是文史学界的名流，也有部分像崔之元这样当时比较年轻的人。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新京报：无论是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是沈昌文先生，他们本身是搞出版出生的，你和汪晖都是学者来做编辑，你们有自己的学术底色和学术观点，这可能会影响你们对一些文章的学术观点的判断和取舍，这与作为《读书》编辑所需要的包容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同意这一点。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有沈昌文先生，都是一些资深前辈，我们难以比肩。像陈原先生本身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不只是狭义上的编辑，他们至少是思想者，是知识分子，对问题有自己明确的判断，不能说他们只有编辑的那一面，我们是所谓“学者”。如果我们有不如他们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功底不够，也有知识领域的盲点，而与我们是否在做学术研究无关。

　　另外，任何一个刊物只要是人在办，都会有这些人的特色，我和汪晖办这个杂志，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前辈如范用先生和广大读者作者都可以严厉批评，但是，要求我们俩办得跟陈翰伯、陈原、范用一样是不可能的，风格一样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读书》现在跟80年代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和80年代的中国也不一样了，不一样是正常的，我们俩做主编有我们的特色，这还用说吗？哪个编辑没有自己的特点呢？没有特点的刊物就好吗？我们觉得编辑《读书》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那当然也有我们的特点。其实任何一个刊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对文章也有自己的取舍，这没有什么奇怪。

　　新京报：《读书》有一个趋势比较明显，像朱学勤等学者的文章现在很少刊登了。

　　黄平：至少我和汪晖刚接手的时候刊发他们的文章并不少，有些朋友的文章是来稿必发，来稿先发。 至于个别朋友开始写后来不写了，开始写得多后来写得少了，这不是个真问题。这里有个作者-编者的互相选择在里面，作为编辑，我们只看文章，作为作者，要考虑自己的角度。总之，我们不应该让技术问题变成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变成情绪问题。

　　我们没想过培养学术明星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在《读书》成名。虽然你刚才说也有“新人”是在你们编《读书》时成名，但数量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是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像秋风等比较有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像哈贝马斯、吉登斯来社科院场面还是很热烈，但他们到《读书》来座谈，也没有什么轰动，艾科在欧洲有几百个闪光灯跟着，他前一阵 <读书 >座谈参与人数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这也是制度性的要求。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在《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新京报：我记得去年有几个学者搞了一个联合声明，认为《读书》后面的编辑者语有公权私用的嫌疑，

　　黄平：编辑者语有时我写，有时汪晖写。我觉得用不着因为《读书》是一个公共媒体、公共刊物，就不允许编辑有自己的主张（包括个性和自己的见解）。《读书》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应该百家争鸣，因为如此，编辑也不需要隐藏什么。不能因为它的公共属性，你们主编就不能有自己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家没有主编特色的刊物，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

　　新京报：1999年第一期，《读书》发表过一篇甘阳的文章，《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第二段有诸如“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中国知识界的集体智力低能症”这样的提法，但文章本身没有提出足够和有说服力的论证，遇到这样过于激烈，近似网络酷评的言论，编辑是否应该处理一下？

　　黄平：文章发表后一些读者对此有异议。甘阳当时在境外批评国内的知识界，我们也都在他的批评之列。如果我们大家的智力不低，就不用生气。我觉得甘阳这篇文章，有其尖锐性和个性，我们对其特色有所保留，没有什么不好。标准的语言，科学的论证，那是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需要。《读书》发表很多散文和小品，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用是否符合“标准”来衡量。我觉得他那篇文章对我们很有冲击性，我们是不是智力低下？这是大家应该反省的，而不是在文字上追究他是不是过激。他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自由主义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这个问题是他文章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写出关于自由主义的好文章，就可以说明自己不是智力底下了。

　　新京报：作为媒体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一般都会处理，这是基本原则。

　　黄平：《读书》可能和报纸不一样，我们的一个原则是，尽量不删作者的文章。有时是编辑嫌文章长了，才删掉一些句子，但编辑们因此心中也充满了愧疚。看看《读书》10年来发表这么多文章，其中有一句“中国知识界的集体智力低能症”，没什么大不了吧？有人说一两句重话其实是好事，中国知识界真的那么脆弱？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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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刊登部分：

黄平：《读书》新的十年有新时代的烙印
 
作者：张弘  来源：新京报
 
 

　　《读书》精选六卷本出版，主编之一接受专访谈“《读书》新十年”

　　由汪晖、黄平执掌的《读书》，近年来一直是知识界争论的热点，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平台，它的思想倾向、文风、作者群的改变将无一例外地成为公众话题。作为刊物掌舵人，无疑是形成刊物变化的原因之一。

　　在“《读书》精选”丛书出版之际，带着众多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黄平。为，今天的《读书》更当下、更现实。

　　有些问题用美的文字处理不了

　　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

　　新京报：一部分读者认为，这些年来的《读书》学究气太重，学院气息太浓，范用先生也说《读书》上的一些文章自己看不懂了，你怎么看？

　　黄平：这当然不是我们的初衷。即使是有些比较艰深、学术性很强的文章，如果没有一定的感召力，别人是不会读的。范用等前辈批评我们，那是对《读书》的爱护，他们的学问功底、文字功底和编辑经验，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晦涩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还是时代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原有的很美的文字处理不了的。

　　新京报：为什么处理不了？

　　黄平：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于环境、个人生活、思维与交往方式等全方位的巨变，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有些文章也许很晦涩，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太重要了。作者要完全吃透了再消化，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是需要时间的。老实说，有些文章发表出来，不仅读者不满意，编者也不满意，可能作者也不满意。

　　第二个原因，我们希望把《读书》办成有中国文化底蕴和中国语言美学意义上的杂志。但是说实话，这越来越难了。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撂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表示不那么好，外文更够戗。

　　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

　　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读书》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新京报：从事实判断来说，你们执掌的《读书》引发的讨论也好，专题也好，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两个时代都扩大了，这是你们既定的计划吗？

　　黄平：计划谈不上。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需要。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这一方面是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代、当下，不关心我们的左邻右舍，缺乏世界眼光，那么我们这个清高其实是假的，真正思想上的勇气是敢于面对当下的任何尖锐挑战，至于你的回应是不是那么正确，能否被别人接受，那是另外的问题。《读书》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者，背后有那么庞大的知识群体为你写稿，它更应该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挑战、领域和冲突。所以，至少可以说，有所拓宽，是我们的考虑。

　　新京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新问题，新知识，新观点，但可能带来了另外一种效应。

　　比如过于分散，没有重点了。

　　黄平：第一，《读书》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不是专业性的；第二，它又是思想、文化类的。在这两个定位下，是否应该一定有一个不分散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比如，你可以集中到文史哲，甚至文史哲里面只讨论史，甚至更集中到只讨论中国历史，那就不是《读书》了。国内有那么多的专业化杂志，后面还有专业化群体、学会，《读书》要不要走不分散的道路，还是要把它打开？如果没有必要的面，所谓思想的深刻性也是很难的。

　　新京报：一些批评认为，《读书》没有抓住当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

　　黄平：怎么批评都行，不过有些批评者可能是没有认真读《读书》，这也不用自己讲了，也不用去看过去10年的全部《读书》，只要客观地看看这六本集子，我觉得应该很清楚，它对当代、当下甚至部分超前问题的警觉、讨论和尖锐性是有的。我们讨论考古问题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来信，怎么讨论起考古问题来了，是不是要逃避现实？

　　其实，考古学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实质性进步，也是中国学者能拿出东西的领域，而很多人平时是不会去看考古学报的。而考古学的一个发现，可能会改变我们过去几千年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如果《读书》还叫一个人文的刊物，连考古学也容忍不了是说不过去的。

　　《读书》的包容性有自己的特点

　　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认为，像甘阳、崔之元、韩毓海、旷新年、王绍光等人的文章刊登过多，《读书》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黄平：如果一些朋友把《读书》定位或者预期为某一方阵营刊物，那么《读书》可能会让他们失望。我们希望它是百家的，而不是一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听一些、发表一些不是这个阵营里面的人的文章，对于完善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在不同意你的人的论辩中形成和完善的。我们觉得，80年代的共识被打破以后，变迁的一个结果就是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杂志要作为时代的反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一，这个杂志至少没有正式拒绝任何管它是什么派别和阵营的文章，从这6本集子中就可以看到。

　　另外，这10年来，我们有意为之的就是开辟一些新领域，找到一些新作者，像温铁军，虽然他不是年轻人，但他以前从没给《读书》写稿。

　　陆学艺也是这样，老人新作者，也还有一些新人是所谓“无名小卒”。对我们来说，《读书》应该有多种声音。

　　新京报：无论是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是沈昌文先生，他们本身是搞出版出身的，你和汪晖都是学者来做编辑，你们有自己的学术底色和学术观点，这可能会影响你们对一些文章的学术观点的判断和取舍，这与作为《读书》编辑所需要的包容性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你怎么看？

　　黄平：我不同意这一点。

　　陈翰伯、陈原、范用还有沈昌文先生，都是一些资深前辈，我们难以比肩。像陈原先生本身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不只是狭义上的编辑，他们至少是思想者，是知识分子，对问题有自己明确的判断，不能说他们只有编辑的那一面，我们是所谓“学者”。如果我们有不如他们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功底不够，也有知识领域的盲点，而与我们是否在做学术研究无关。

　　另外，任何一个刊物只要是人在办，都会有这些人的特色，我和汪晖办这个杂志，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前辈如范用先生和广大读者作者都可以严厉批评，但是，要求我们俩办得跟陈翰伯、陈原、范用一样是不可能的，风格一样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读书》现在跟80年代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和80年代的中国也不一样了，不一样是正常的，我们俩做主编有我们的特色，哪个编辑没有自己的特点呢？其实任何一个刊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对文章也有自己的取舍，这没有什么奇怪。

　　主编的特色就是刊物的特色

　　《读书》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应该百家争鸣，因为如此，编辑也不需要隐藏什么。不能因为它的公共属性，你们主编就不能有自己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家没有主编特色的刊物。

　　新京报：在你和汪晖接手《读书》之前，几乎所有中生代学者都在《读书》上发表文章，很多人在《读书》成名。虽然你刚才说也有“新人”是在你们编《读书》时成名，但数量大大减少了，个中原因何在？

　　黄平：这首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现在成名的是歌星、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而不是思想者。不仅在《读书》成名的思想者少了，在任何地方成名的思想者都少了。当年李泽厚一篇文章《孔子再评价》在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今天他一篇文章的影响至少无法和电视明星相比。

　　现在这个时代的聚焦点不在思想上，甚至不在文化上。这也是大众文化普及了，媒体形式多了造成的文化现实。

　　新京报：但是，像秋风等比较有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几乎没有在《读书》上亮相……

　　黄平：少数几个人说明不了问题。他们的影响和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也无法相比。

　　像哈贝马斯、吉登斯来社科院场面还是很热烈，但他们到《读书》来座谈，也没有什么轰动，艾柯在欧洲有几百个闪光灯跟着，他前一阵在《读书》座谈时参与人数很有限，如果是像篮球明星乔丹来了，那场面肯定火爆。这是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学者成名不应该靠公共媒体而应该靠专业，这也是制度性的要求。有些人给《读书》写文章不像当年那么认真了，因为不能作为“学术成果”，不能拿去评职称等等。另外，我们在主观上也没有想过要制造“明星”，没有想要让谁在这里或通过这里成名。客观上有人在《读书》成名，但那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结果。

　　新京报：我记得前几年有学者提出，《读书》后面的编辑手记有公权私用的嫌疑，你认为呢？

　　黄平：编辑手记有时我写，有时汪晖写。我觉得用不着因为《读书》是一个公共媒体、公共刊物，就不允许编辑什么主张包括个性和自己的见解都不能有。《读书》不是一个同人刊物，应该百家争鸣，因为如此，编辑也不需要隐藏什么。不能因为它的公共属性，你们主编就不能有自己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家没有主编特色的刊物，这样的要求是过分的。

　　《读书》的三个时代

　　自创刊以来，《读书》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至今，汪晖、黄平。相对而言，前两任主编陈原与沈昌文在形式上更为注重专栏，在作者选择上更关注老一辈作者，在学科领域上更关注文学。

　　在陈原、范用时代，《读书》以《读书无禁区》发出了压抑之后的呐喊，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专栏方面，董鼎山开设了“纽约航讯”、“纽约通讯”、“西窗漫笔”等专栏介绍美国文学。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类文章比例相当大。

　　在沈昌文任职的十年里，《读书》就像一个“各花入各眼”的百花园，人们总能在里面找到自己中意的花朵。这时的《读书》延续了注重文学的特色，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冯亦代在“西书拾锦”专栏发表了81篇文章；吴岳添的“远眺巴黎”写了58篇关于法国文学的文章；李长声的“日知漫录”、“东瀛孤灯”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俄罗斯文学则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此外，诗歌有王佐良的“读诗随笔”；音乐有辛丰年的“门外读乐”，李皖的“听者有心”；美术有尹吉男的“独自扣门”；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经济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思想有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等。

　　这一时期，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引介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

　　从1996年至今，汪晖、黄平执掌的《读书》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关注的学科领域大大拓宽。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一类文章增多，关注的重点包括三农问题、全球化、亚洲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