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主导与制约——《矛盾原理》之五

韩德强：主导与制约

《矛盾原理》之五

分析了动与静、有与无的关系后，我们已经揭示了无处不在的矛盾，理解了万事万物是怎样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由于相互联系和绝对运动，整个世界其实就构成一个漫无边际的、高度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超级系统，其中任何一相对独立的事物都与周围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可能被孤立起来，静止下来。

更进一步，我们也已经揭示了简单事物逐级演化为复杂事物的过程、逻辑和条件。在研究了原子、分子的形成后，我们曾经有两个初步结论：一、事物的性质取决于该事物的结构，而不取决于构成该事物的基本单位。二、事物的结构越复杂，则各组成部分的联系越密切，各部分越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但事物的尺度越大，外在影响越大。在研究了核酸、细胞、动植物进化、人的形成后，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两个结论：三、事物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吸收物质和能量的过程，是一个越来越偏离热平衡态的过程，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相反，事物从复杂解体为简单，则是一个释放物质和能量的过程，是回归热平衡态的过程，是一个负反馈过程，是一个化有为无的过程。四、从简单到复杂，事物有以下几种状态：基本粒子态，原子、分子态，微生物态，动植物态，人态，人类社会态。基本粒子态对应着核物理运动，原子、分子态对应着物理和化学运动，细菌态、动植物态、人态，对应着生命运动和思维运动，人类社会态对应着社会运动。

现在，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简单事物和复杂事物的关系。

可以看到，简单事物形成复杂事物后，简单事物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了复杂事物的组成部分。例如，单细胞生命由多种复杂分子和简单分子形成。这些分子既相对独立：各有不同的原子组成，各有不同的化学键，每个原子的内层电子及质子、中子仍一如既往地运动；但又相互作用：分子可能变成离子，相互交换伙伴，发生化学反应；化学键的形状可能因相互影响而改变；分子不能再作自由的布朗运动，而以一定的方式相互吸引、排斥，响应来自环境的信息或指令而协调运动，例如朝着富有营养的环境蠕动。正是这些以一定数量、方式相互作用的分子群，对外表现出生命的特征，能够吸取外界的物质和能量而成长、能够自我繁殖、适应环境。

多么令人惊奇！一群毫无生机的分子，相互间发生关系后，突然间变得有生命起来：会挪动，会成长，会死亡，会繁殖。这群分子放弃了自由主义，努力从环境中摄取营养，成为这架分子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谁在协调它们的行动？谁在控制着分子间的反应？由于认识所限，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单细胞生命内分子的协调机制。但是，这种协调机制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这一协调机制就是生命的本质。有了这一协调机制，这群分子就有了生命，没有这一协调机制，就没有生命。生命由无生命的分子组成，受分子制约，却主导着分子的运动。

这里出现了一对关键概念：主导和制约。这对概念是理解复杂事物的要害。我们在前面已经展示了一个矛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为矛盾着的双方；反过来说，任何矛盾着的双方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事物（或过程，参见第一节）。矛盾双方力量总是不平衡的，其中一方力量较强，我们称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主要矛盾；另一方力量较弱，我们称之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或次要矛盾[1]。两方力量完全平衡的情形只是不稳定的特殊情形，在此忽略不计。我们将强方对弱方的作用称为主导，将弱方对强方的作用称为制约。对应于《道德经》体系，强方即阳，弱方即阴。阳对应的作用为主导，阴对阳的作用为制约。在日常语言中，有许多词汇表达主导作用，依主导程度强弱可分为：主宰、统治、支配、控制等。也有许多词汇表达制约作用，依制约作用强弱可分为：束缚、限制、约束、牵制等。（词性强弱可能有不同理解）主导和制约还可以被统一概括为作用或影响。

这样，我们可以画出如下图示，表达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

矛盾的相互作用

注：1、词性强弱可有不同理解，在此只是示意。

2、平衡区指双方力量相对平衡，难分伯仲，相互主导，相互制约。在非生物界，此区域意味着静止和平衡。在生物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由于存在着大量的正反馈机制，因此该区域变化最多，最不稳定。例如，战争中的拉锯战时期，经济竞争中的价格战时期，或政治斗争中的权力交替时期。争夺期结束，一方胜出，主导另一方，稳定的秩序得以建立。

在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上，当强方极强时，弱方则必极弱；反之，当弱方不太弱时，强方必不太强。故，主宰对应着牵制，统治对应着约束，控制对应着限制，支配对应着束缚。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图传神地表达出了矛盾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物极必反、相互转换的关系。

从矛盾无限可分原理中可以逻辑地推论，任何事物都是可分解的复杂事物。特别地，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动植物到人类社会，人类所要认识的事物绝大部分是已知有复杂结构的事物。有了主导和制约概念，我们可以轻松地认识到，事物的性质不但是由事物的结构决定的，更是由居于结构高层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例如，构成动植物的基本单位，细胞，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复杂结构的事物。

“现代的有核细胞就是由这样一些原核细胞生物凑到一起一步步形成的。光合作用的最初发明者蓝绿藻，跟原始菌细胞结成伙伴关系，构成了植物的叶绿体；它们的后裔在植物细胞之内还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的运动，有着自己的DNA和RNA，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复制。其他一些在膜中有着氧化酶的微生物是ATP（腺甘三磷酸）的制造者，它们与发酵微生物一起，成了后来的线粒体。此后它们删除了部分基因，但保留了个体的基因组，它们只能被视为共生物。与M.paradoxa（一种居住在澳大利亚白蚁的消化道深处的微生物，能提供分解木屑的酶）身上的附着者相似的螺旋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核细胞的纤毛。那些伸出微管，让染色体在其上排列成行，进行有丝分裂的中心粒，一样是些独立的生物；在它们不忙于有丝分裂时，它们成了纤毛所附的基体。还有另外一些小生物，尚未得到清楚的描述，但胞质基因的存在。”[2]

也就是说，一个有核细胞竟然是一个多种微生物凑合成、相互寄生、相互冲突又相互协调的生态系统！更进一步，每个微生物又都是复杂的世界：有DNA或RNA，有蛋白质，能自我复制，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再进一步，DNA或RNA由几十个乃至数万个核苷酸组成，这些核苷酸按一定顺序排列，形成核酸的一级结构。更进一步，每个核苷酸又由碱基、戊糖和磷酸分子组成。其中，每个分子都由不同原子组成，原子间存在复杂轨道的电子云。又其中，每个原子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结构的小世界。

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从简单到复杂的六个层次：原子层次、小分子层次、核苷酸层次（以及氨基酸）、核酸层次（以及蛋白质）、微生物层次、细胞层次。显然，从科学的意义上讲，细胞的结构应该是包括上述五个层次（或更多）的结构。这是一个令人产生不愉快联想的金字塔结构：一个细胞控制着数个微生物，数个微生物控制着十几个核酸，十几个核酸控制着数千或数万个核苷酸，数万个核苷酸控制着十几万个小分子，十几万个小分子上百万个原子，上百万个原子控制着数亿个电子、质子和中子。

根据前面的分类，控制是一种主导形式，表示着矛盾中的强势方。那么，为什么是细胞主导核酸，而不是核酸主导细胞呢？其实，两种情形都有。在生长型或稳定型的细胞中，细胞主导核酸，使核酸们协调工作，服务于细胞的生存和繁衍。如果相反，核酸主导细胞，则核酸们将各自为政，细胞必将解体或死亡。也就是说，在生长型或稳定型的细胞中，是细胞主导核酸；在衰亡型或解体型的细胞中，则核酸对细胞的制约作用逐渐增强，直至主导细胞，致使细胞死亡。同样的道理，在生长型或稳定型细胞中，是核酸主导核苷酸，核苷酸只能制约核酸，使之不能为所欲为；核苷酸主导碱基对、戊糖、和磷酸分子，后者制约着核苷酸；磷酸分子主导着3个H⁺和一个PO₄^-3，后者又对磷酸分子构成制约。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出现水解酶等外部力量，或者细胞吸收不到新的物质和能量，则制约作用将增强到超过主导作用，则磷酸分子将解体为离子；核苷酸将解体为碱基对、戊糖和磷酸；核酸将解体为核苷酸，细胞将解体为核苷酸。

为方便起见，以下我们着重分析生长型和稳定型细胞的内部各层矛盾。在这种细胞内，每个层次之间都存在主导和制约关系，则细胞的主导作用将逐级传递至原子层次，而原子的制约作用将逐级传递至细胞层次。如果数亿个原子不受细胞主导，按照另一种信号协调行动，即受另一个信号源主导，显然，该细胞将不复存在；新的原子组织形式将出现，新的物质将形成。在新的物质中，可能只有两个层次，即信号源和原子。信号源直接主导原子，原子直接制约信号源。但是，一种能够直接主导数亿个原子协调行动的信号源，其主导作用将非常强烈，而单个原子对信号源的制约作用则将极为微弱。显然，这种物质很难设想。然而，正是由于细胞与原子间存在多层结构，所以，无论细胞对单个原子的主导作用，还是单个原子对细胞的制约作用，都十分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单个原子来说，它所感受的是分子对它的主导作用，它所制约的是分子的行动和性质。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和性质时，实际上不需要考虑原子的存在，例如，不存在一门“原子生物学”，尽管原子是细胞存在的“最深厚的基础”。

照此推理，单个小分子对细胞的制约虽然强于原子，但仍远弱于核苷酸、核酸、微生物各层次，是不是也不需要考虑其存在呢？是不是也不需要“小分子生物学”呢？事实上，的确还没有这样的“小分子生物学”。我们知道，分子生物学主要研究蛋白质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而不是研究氨基酸、核苷酸的结构和功能，更不是研究侧链基团或碱基对的结构和功能。在细胞结构中，蛋白质和核酸位于第三层次。由于第二层次，即细胞内微生物层次，其结构已模糊，其功能已弱化，因此，第三层次亦可看作第二层次，即直接制约细胞整体功能的层次。因此，分子生物学的命名其实并不准确[3]。

显然，核酸和蛋白质结构的研究会使人们深入了解细胞的成长、代谢、复制、异变、衰亡及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的过程和规律。但是，必须承认，细胞还有更低层的分子、原子结构。当我们停留在核酸、蛋白质层次上研究细胞时，实际上默认了这一层次的活动主导着核苷酸、氨基酸层次的分子的分解、化合，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这些更低层的小分子的活动。按照同样的逻辑，由于细胞在人体结构中处于低层位置[4]，为什么研究人体疾病一定要到细胞层次呢？

这正是分子生物学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分子生物学自称是生物学的前沿，标志着对生物体的描述从现象层进入规律层。按此逻辑，研究核苷酸、氨基酸层次，进而研究碱基对和侧链基团层次与生命的关系，更进而研究原子与生命的关系，应当是分子生物学进展的方向，是将对生物体的描述从现象层进入到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本质层。但是，可以预料，越到小分子、原子层次，与生命现象的关系越微弱，越远离生命的本质。因为生命现象的本质并不在其基本构成单位上，而在于其整体性，在于各层次的相互关系上。离开结构和层次，离开各层次间和各层次内部的相互关系，就没有生命。

因此，一方面是分子生物学不断取得进展，能够测定核酸的一级结构、二级结构，能够搞清楚光合作用的化学过程；另一方面却是，医学在常见的人类疾病面前继续束手无策。对此，刘易斯·托马斯，这位自称是“生物学观察员”的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在35多年前针对美国和世界医学界的现状发表的评论依然熠熠生辉，令人感叹：

    实际上，医疗方面有着三个水平的非常不同的技术……。

1．首先，有一大部分技术可以称为“非技术”。……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一般说来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这就是“护理”、“维持”这类字眼所指的事。……这些病包括难以驾驭的癌症、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火、多发性硬化、中风和晚期肝硬变。人们可以想出至少二十种主要疾病需要这种支持疗法，因为对这些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我本人要将大量的所谓精神病和大部分癌症包括进这一类。这类非技术费用很高，而且一直越来越高。……

2．比非技术高一个水平的是某种技术，最好称之为“半拉子技术”。这就是发生既成事实之后非作不可的一些事情。……近年来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还有同样令人瞩目的人工器官的发明。……实际上，这个水平的技术本质上既是高度发达的，同时又是非常原始的。……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肾炎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引起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导致肾小球的坏死。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清楚，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行施干预，阻止这一过程或使之向相反方面转化。当我们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了解时，肾脏移植术就没有多大用处，也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后勤学、费用和伦理学等巨大问题了。……

3．第三类技术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于公众似乎最少注意的技术……。这是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最好的例子是用于白喉、百日咳和小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实际上能有效对付的疾病远没有公众相信能治的那么多[5]。

遗憾的是，35年过去了，国际医学界（西医）不但没有摆脱“半拉子技术”，反而在“半拉子技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致医疗费用进一步膨胀。（待查资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医学界“非技术”和“半拉子技术”的新进展亦步亦趋，甚至东施效颦。医院不但重新成为“城市老爷部”，甚至成为“大城市大老爷部”。医院里充斥着从西方进口的检查、治疗设备，也学会了移植心脏和肾，但是对这些慢性病的发病机理仍知之甚少。结果当然是，检查和治疗费用急剧上涨，但疾病却迁延不愈，反复发作，常常只不过是缓解了疼痛，延缓了病程。

事实上，分子生物学的逻辑缺陷只不过是西方医学逻辑缺陷的进一步发展。西医的人体哲学将人体看成是一架精密复杂的机器，每个元器件相互独立，可拆卸、可装配。一旦机器出故障，肯定是其中某个零部件发生了问题，进而是构成零部件的材料发生了问题。如此一层层追踪下去，就会将发病的原因归结为细胞的病变，核酸的病变，基因的缺陷。应该承认，这种思维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合理性来源于低层矛盾对高层矛盾的制约。西方医学的最重大的突破和成就正在于此。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中国社会将疾病与人的思想和情绪活动密切联系，而且西方社会也将疾病与人的道德、宗教状态相联系。从矛盾论的角度看，这种医学观恰恰是把人看成是整体，认识到思想意识是人体最高层次的矛盾，主导着人体各层次各系统的活动，因而是深刻的、富有潜力的。由个人思想和情绪波动形成的疾病，例如精神病，长期抑郁造成的消化系统疾病和某些癌症，长期精神紧张造成的内分泌混乱或心脏病等，其发病机理是独特的，至今尚未被中西医真正认识，因而缺乏有效的治疗。然而，毕竟人体有多层矛盾在起作用，低层矛盾，如细胞层、组织层、器官层、系统层，都可能接受外来影响，使人体产生疾病。其中，病毒就是最重要的外来影响。西医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信任，并不是西医能够解决由上述内源性（来自人体高层矛盾）疾病，而是因为西医成功地认识了传染病的发病机理，并加以有效治疗。但是，外源性（来自低层矛盾）疾病毕竟也只是人体疾病源的一部分。事实上，即使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时，也不是100%的接触病菌者都得病。病毒必须与人体的免疫系统作斗争，取得主导权后，才能使人体致病。

因此，西医在传染性、外源性疾病上的有效性，其实只是反映了人体的低层矛盾对高层矛盾的制约作用。相反，中医特别强调人体的高层矛盾对低层矛盾的主导作用，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内源性疾病，如精神病、慢性病，并且特别适合于身体的保健和调理，但由于相对忽视外源性疾病，故在治疗传染病和外伤上缺乏吸引力。身为中国人，我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中西医各自的长处和缺陷，分别不同疾病找中医或西医诊治，真是一种幸运！不过，中医对人体的高层矛盾如何主导低层矛盾的具体机制并不清晰，其治疗机制亦晦昧不明，其疗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医师水平的高低。西医则干脆缺乏这一视野，一味地在细胞、核酸、基因上找病因，恐怕离生命和疾病的真相反而越来越远[6]。因此可以说，由于缺乏全面的矛盾论世界观，中西医还没有真正结合起来，医学还远未到科学的水平。

更进一步，西医的逻辑缺陷其实就来自牛顿的静止世界观，因而是西方学术的共同缺陷。无论是研究社会，还是研究人体，其学科都越分越细，其研究对象都越来越狭隘，结果就丧失了整体感。当基因专家将犯罪和愚蠢都归结为基因时，当弗洛伊德将潜意识或本我当成决定人的行为的力量时，当社会学家探索治理腐败的法律机制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这些问题其实是社会整体问题在局部的表现。对于统治者（即社会矛盾的主导者）来说，他们的臣民们丧失整体感，从自身，即社会的每一个局部寻找贫穷或犯罪的根源，从本我寻找自私自利的根源，这当然是最好的。这样，无论统治者如何剥削压迫、巧取豪夺，导致两极分化、瘟疫流行、洪水泛滥、治安恶化，人们都会从自身、从每个局部找原因，而不会怪罪于统治者。问题在局部、在个人、在细胞、在原子的思维，固然有利于那些局部问题的解决，但却容易忘记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放弃对局部问题的整体根源的追究，其实是西方学术化的“莫谈国事”。反过来，注意整体与局部联系的思维，容易将那些来自的局部问题当成整体问题来看，例如前述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即如此。“莫谈国事”和“只谈国事”，就是在对复杂事物的认识中，或者过于强调低层矛盾的制约作用，或过于强调高层矛盾的主导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当今世界两极分化、分崩离析的认识论原因，非“莫谈国事”型的牛顿型学术思维和政治思维莫属。

通过以上对细胞结构，进而人体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由于矛盾的无限可分性，任何事物都是具有结构的复杂事物；由于矛盾的无限可合性，任何事物又都可理解为具有相对稳定的外部性状的简单事物。因此，复杂和简单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以人的尺度来理解，基本粒子、原子核、原子、分子、小分子、核苷酸、核酸、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大脑、思维、人、家庭、村社、乡、县、省、国家、全球，是从简单事物到复杂事物的一个序列（进入生命态后，序列就变得非常丰富，序列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这里所列只是其中一个序列）。其中每一个更加复杂的事物，都来自简单事物，包含简单事物，受简单事物制约，但却主导简单事物，包容简单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协调简单事物。从而，复杂事物不是简单事物的任意集合，而是一个整体，表现出特定的性状和功能。由于复杂事物包含着多层简单事物，我们把复杂事物称为高层矛盾，把简单事物称为低层矛盾。上述表达即可传化为，事物由多层矛盾组成，其中高层矛盾来源于低层矛盾，受低层矛盾制约，却主导低层矛盾，协调低层矛盾。

前面已有结论，事物的性质即事物的特殊性，取决于该事物的结构。在此可进一步推论，事物的性质取决于该事物结构的最高层次，即最高层矛盾。

考虑到分类与概括的必要，我们还可以引入高级矛盾和低级矛盾的区别。世界的矛盾形态从低级矛盾到高级矛盾依次可分类为物理矛盾、化学矛盾、生命矛盾、思维矛盾和社会矛盾，其中每一级矛盾又都可以分为许多层次的矛盾。低级矛盾与高级矛盾的关系可与低层矛盾与高层矛盾的关系相对应，即高级矛盾来源于低级矛盾，受低级矛盾制约，却主导低级矛盾，协调低级矛盾。此后，当我们谈高层矛盾与低层矛盾时，常常是指同一级别的矛盾中的不同层次[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