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强：现代工业初始资本来源的历史性考察

现代工业初始资本来源的历史性考察

关永强*

二元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框架。它萌芽于重农学派的思想中，魁奈的《经济表》把全体国民分为农业耕种阶级、征税者阶级和工商业阶级三个部分，认为三者中只有从事农业才创造价值，而手工业则属于“不生产阶级”。但是到了现代发展经济学，农业和工业这二元的地位被整个颠倒了过来，刘易斯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是从发达国家输入的较小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和庞大的传统经济部门，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然而，工业部门究竟是如何从魁奈时期的手工业和“不生产阶级”，变成了刘易斯时期的现代机器大工业和经济发展引擎呢？或者说，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大机器工业部门的初始资金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不了解现代二元结构的产生，就谈不上对二元模型的应用；只有真正弄清楚上述问题，我们才能够理解二元经济的实质和发达国家工业资金积累的奥秘。

对此，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学提供了各种解答，农业资本积累说、长途贸易起源说、新教伦理说、原工业说、金融制度说，甚至罗马法、希腊精神等等，不一而足。归结成一句话：工业革命和现代大机器生产起源于欧洲的内部，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这构成了欧洲中心论的基石，由此衍发出去，一方面，欧洲的发展成为了历史的“常态”，一切的落后国家都应该进行自身的反省；另一方面，殖民活动也取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侵略你的同时还为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是没有我们侵略你还得落后着。

事实果真如此吗？马克思和后来的中心依附论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马克思论述了殖民地掠夺对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贡献问题，艾里克·威廉斯也分析了奴隶制度和垄断贸易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作用。显然，没有殖民地的资金和奴隶劳动，现代工业部门是无从得以巩固和在全球扩张的。近年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出殖民地在现代工业部门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只是助产士，而是母体。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指出是美洲的金银矿使得欧洲买到了搭上“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彭慕兰的《大分流》则强调了海外殖民地是使得东西方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正是在殖民地侵略的过程中才得以产生的。

上述分析，究竟谁是谁非，以下我们就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现代工业部门产生的初始资金来源角度，进行一次历史性的考察。

英国：海外殖民地为现代工业的建立提供初始资金和市场

英国手工业的水平原本处于欧洲下游，主要作为大陆国家的谷物、羊毛、金属和皮革供应者。直到15世纪，随着国外技工移民的迁入，英国的乡村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才开始发生并带来了毛纺织业产量的增加。然而根据莱文（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的研究，英格兰农村纺织业中一对夫妇收入之和尚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通过纺织和农业兼业则可以提前结婚，但是早婚、高出生率和人口过剩反过来又压低了工资和延长了劳动时间，因此很多原工业化的情形都可以用内卷化（Involution）来解释，原工业化“不是未来工业发展的预兆，而是一个死结”。

经过国际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英国的乡村原工业所实行的包买商和家内生产制，与当时中国和后来日本的家庭手工业是一样的。而且英国主要的十大原工业化地区中只有四个（约克郡、兰开夏、特伦特和西米德兰地区）后来实现了现代工业化，而另外六个地区（东盎格利亚、英格兰西部、西南部、韦斯特摩兰、威尔士边界和南部地区）都失败了，其中失败的西英格兰和东盎格利亚还分别是原来排名第一和第二大的乡村原工业区。可见，原工业并不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萌芽，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和中国一样处于“内卷”状态之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英国摆脱了内卷化的命运而产生出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亚当·斯密的这段叙述中发现一点线索：

 “自从美洲发现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大有改进，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麦和俄国，在农业和制造业两方面全都大有发展……殖民地贸易为欧洲的制造品而不是为它的天然产品开辟了一个新市场…殖民地贸易主要是由于鼓励欧洲的制造业，从而间接地鼓励了它的农业”。（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杨敬年译，P242, P670，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首先，殖民地贸易的巨额利润为英国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提供了资金。地理大发现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15世纪末欧洲的白银储量仅有7000吨，而美洲在1545－1800年间共计出产了13.3万吨白银。为了争夺这一利润，英国政府大力扩张海军，终于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实现了对美洲大陆直接的殖民统治，随后又颁布了航海条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条约打击了欧洲的其他竞争对手，巩固了第一殖民大国的地位。

海外贸易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国内各行业的资金积累率，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英国商人能够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资金，具备了投资的能力；同时他们又熟悉市场需求，敢于投资高效率的机器工业生产。英国早期的毛纺厂基本都是由商人创立的，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的外贸商人和船主大量投资开矿、冶金和制造业，瓦特的资助者博尔顿就出身于伯明翰的大玩具商人家庭，安东尼·培根贩运黑奴赚取的7.6万英镑成为了他后来创办冶铁业的资金来源，阿克赖特和陶瓷大王韦奇伍德等也都从商人处贷款开办工厂。

其次，殖民地市场的巨大需求促进了英国现代工业企业的技术革新和规模扩张，终于战胜和替代了原工业经济。

为了防止殖民地对本国制造业的竞争，英国通过《大家畜法》、《毛纺织品法》、鼓励海军用树脂补给、《羊毛法令》、《冶铁法令》等法案的颁布，压制了殖民地幼稚工业的发展，保证了英国制造业对殖民地市场的垄断供应。

“西印度群岛…18世纪必须进口的商品却包罗万象：羊毛制品、亚麻布、丝绸、铁、黄铜、铜、皮革、玻璃…药品…火药…油、绳索、…蜡烛…烟斗…剑、手枪、…伯明翰的服饰杂货、各种家用百货……一切生活用品，几乎是所有消费品…都是不列颠制造的”。（斯塔夫利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迟越等译，P82，商务印书馆1993年。）

“在巴西所有的庄园，奴隶主及其奴隶穿戴的…90%是英国货，英国…还为巴西生产大于锄头的所有日用品以及从大头针到昂贵衣物的几乎所有奢侈品和实用品…英国向巴西提供蒸汽机船和帆船，为巴西筑路铺地，整修街道，向城市提供煤气、照明服务，在巴西修铁路、开矿山、开银行……”。（爱德华多·加利亚诺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王玖等译，P203-20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和高额利润，使得新式纺织工厂规模不断扩张，1771年阿克赖特创办的克罗姆福德纱厂到1779年已经有几千个锭子并雇佣了300个工人，1780年建立的曼彻斯特工厂甚至可以容纳500名工人，这些都是前述原工业经济下所不能想象的。殖民地对铁和铜器的需求同样刺激了英国金属工业的发展，伯明翰由于为殖民地提供产品而成为工业的中心，1760年的一些报告中认为伯明翰五金器具的年生产总额60万镑中有50万镑是为了出口；为了满足美洲需要的铁钉，英国在1775年前后每年需要用10,000吨铁，雇用10,000名工人。

与此同时，为了鼓励技术革新和扩大国内生产能力，英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抑制对国外棉纺织等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同时在1624年修改了“专利权”的法律含义，把早期的政府授予专门制造或出售某种商品的垄断权，改为对工业生产程序的发明人为期14年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原工业迅速衰落了。手工纺纱最先受到机器的排挤，19世纪初手工织布也被机器取代了，19世纪中叶花边纺织、织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在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兼业工人丧失了生活的来源，被迫迁入城市做工。由此可见，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从原工业自身发展出来的，而是海外市场扩张和政府一系列内外政策的直接结果，它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原工业化的尸体之上的。

最后，殖民地支撑了欧洲常备军规模的不断膨胀，激励了航海和船舶制造业的扩张，从而也间接地为大机器的规模生产提供了市场需求和动力。

士兵人数的不断增加带动了着装和武器的单一化、标准化消费，使得纺织、制革和五金业习惯于提供相同类型、质量和颜色的产品，对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军舰和商船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后勤服务部门、港口设备、仓库和造船业，这些都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英国的铸铁枪炮替代了昂贵的铜质枪炮而迅速在欧洲普及，对私掠船巡逻和海上贸易保护以及大量私人武装的需要，也造成了对冶铁的巨大需求。

冶铁业的发展带动了对煤矿开采的需求，从而又引发了用蒸汽机排水的迫切需要，利润的刺激使得很多工程师都致力于蒸汽机的改良应用，瓦特的发明于是应运而生。纺织、冶金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又引起了对运输工具改进的需要，英国的现代工业由此得以基本实现。由此可见，英国现代大机器工业企业并不是原工业部门自身发展的产物，其初始资金最根本的来源是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可以说没有海外殖民地，就不会有英国现代工业的诞生。

德国和日本：赎买政策形成的现代工业初始资金

与英国不同，一些后起的发达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在现代化之初，并没能拥有殖民地海外资源优势，它们的现代工业初始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封建贵族身份和土地的赎买。

工业革命以前，德国的原工业由于国内关卡林立和国际上英法等国的排挤，发展不甚理想。1780年代，莱茵兰地区模仿英法建立了第一批机器工厂，但由于容克地主和贵族阶层占据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工业化在此后的五十多年间并未能在德意志主要邦国内推广。直到1807年9月，施泰因任普鲁士首相后，开始推行全面的改革，宣布从1810年起废止一切人身隶属关系并禁止创设新的人身隶属关系，解除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封建限制和择业、择居的限制。1810年哈登贝格继任首相后，将废止改为赎买，规定对尚未取得所有权的世袭使用的农民地产，须将全部田产的1/3割让给主人之后方可将田庄转为自身财产；对非世袭农民地产，庄园主有权割去一半并入自己的庄园；劳役等义务以两年为期协商解决偿付问题。1816年对调整敕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将有资格赎买田庄和封建义务的农户限制在1763年前已经登记在册且有牛马耕作的农民范围内。

在1816至1848年间，容克地主通过赎买政策中得到了1,533,050德亩土地和18,544,766塔勒的现金，以及每年1,599,992塔勒的货币贡赋和每年260,069设菲尔黑麦；1850-1865年间，容克地主再次获得了113,071德亩土地和19,697,483塔勒的现金，以及每年3,89,0136塔勒的货币贡赋和每年55,522设菲尔黑麦。这笔巨额的资金在赎买容克阶级封建地位的同时，也改变了容克们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多的容克地主开始资产阶级化，一方面大力扩张庄园土地，购买农机农具和化肥，改良土壤，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另一方面还大量举办乡村辅助工业、食品工业和奢侈品工业，在普鲁士乡村到处可见食品加工厂、甜菜糖厂、磨坊、锯木厂、采矿场和砖瓦厂等现代工厂组织，麦片厂和大磨坊成为主要的农村工业，烧酒业也成为容克们的重要经济支柱，经营普鲁士马铃薯酒使得很多容克地主发财并转变成为了工业企业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工业终于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工厂和大企业不断兼并和排挤包买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厂，并由此迎来了1850-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高潮，到俾斯麦时期，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进一步融合并完成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过程。

日本在德川江户时代，桐生、丹后、摄河泉和尾浓等地区的原工业，也经历了一个与中国长三角地区类似的由发展兴盛而后衰落的过程。商人阶层虽然日益富有，但“并没有要求声望应该建立在财富或经济成功之上，而是甘当忠实而勤劳的下属”（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直到明治改革时期，政府给予大名和公卿以“华族”身份，废除大名与家臣的主从关系，幕府直属的家臣、各藩的藩士及一般武士改称“士族”。对于士族阶层，明治政府先是规定其收入“家禄”以库存米支付，后又下令以现金支付，并要求家禄不满百石者献出俸禄，政府发给产业资金。1876年8月，明治政府正式命令所有领取俸禄的人一律献出俸禄，政府一次性发给“金禄公债”，从发行后第六年起以抽签方式30年内偿还。这笔秩禄公债共计约1. 73亿日元，大部分转化成为日本产业化的启动资金。

1884年的调查表明，金禄公债中约80%脱离武士之手转移到商人、高利贷者手中并成为资本，进而流入铁路和棉纺等近代工业。通过秩禄公债的赎买政策，日本的封建贵族阶级和德国一样顺利地完成了向资本家角色的转化。1876-1878年日本成立了148家国立银行，资金总额3946.11万元，其中74%（2921.11万元）源于华族和士族的秩禄公债；明治早期，华、士族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而企业精英中华族和士族出身的占到了23%；明治十年到十五年之间东京地区新创建的91家公司的401名发起人中，华族和士族156人，占到了43%。很多武士和官僚转变成了现代经济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如五代友厚、涩泽荣一、山边竹生、岩崎弥太郎、益田孝和中上川彦次郎等等。这些士族商人相对于旧式商人更富有冒险、开拓进取精神和灵活应变的能力，主要经营商业、纺织、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化工和制药等新兴行业，他们既在民间开展经济活动，又和政府官员保持密切联系，三井、三菱等会社都是以政商发家的，日本的大企业财团也几乎无一不是借助于政府的支持而得以壮大的。由于较早接触和了解西方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他们还积极宣传和创建公司制度，在工商界中担当了社团领导和组织者的角色。

由上可见，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启动过程中，海外殖民地和政府赎买构成了现代工业初始资本的两大主要来源。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主要是在海外殖民地资源与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大机器工业和规模生产，而稍后的德国和日本建立现代工业企业的初始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和贵族身份的赎买。

但是这两种方式在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协调作用。在英国，海外殖民地巨额利润在产生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王室和贵族参与其中，海外贸易股份公司的股东中贵族平均占到了41.4%，正是这种高额利润潜移默化地赎买了贵族们的政治特权，使得从封建贵族到现代资产阶级的身份过渡得以顺利完成，保证了后来“光荣革命”的实现；同样，没有贸易保护政策，英国的制造业根本无从发展，没有政府和议会适时的支持和专利权证书，阿克莱特也无法在对抗原工业者的过程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而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创始人”。

在德国和日本，虽然在它们建立大机器工业之初时没能拥有海外殖民地，但是一经军事力量成熟，它们就立即加入到了海外掠夺中：甲午战争赔款的2.3亿两白银和《辛丑条约》9.8亿两白银的7％，都构成了日本现代工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日本还在朝鲜和我国的东北、台湾等殖民地成功地模仿了英国的经验，通过国际贸易有力地支持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也是军事力量保障了德国的统一和对外扩张，普法战争中获得的50亿金法郎和阿尔萨斯、洛林矿区，《辛丑条约》中获得中国9.8亿两白银中的20%对德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正是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中心－依附关系或者国际二元结构，支撑着发达国家实现了国内二元经济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