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

超越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双重困境

——公民精神与第三方力量

内容摘要：近些年来，面对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双重困境，越来越多的知识民众和其精英分子代表对中国的政府、市场和公民的关系进行反思，不仅敢于发表对政府治理和市场问题的看法，而且不断增强话语权，迫使当代中国政府不得不转型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市场行为不断规矩和检点以求得生存，这就是公民精神的觉醒和冲击。

关键词：政府失败 市场失灵  公民精神

社会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以市场失灵的问题表现出来，一方面以政府失败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社会都必须发生的事情。但是最近这些年来，一些社会问题和事件却是以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对政府解决市场问题能力信任问题，越来越多的民众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对政府施加压力，对市场失灵行为进行纠正，形成了超越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力量，而且是决定性的力量，这就是公民精神的觉醒。

一、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双重困境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市场神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大萧条中破灭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神话开始流行，在经历了70年代的“滞涨”之后，政府神话也破灭了。于是后来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和布莱尔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相反，中国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先破灭的是“政府神话”，计划模式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下已经逐步退出了舞台，但是市场模式仍然不很完善。近些年，市场化的结果和层出不穷问题和事件，引对人们对市场的作用和政府改革的方向进行了反思，人们感觉到面临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

这种双重困境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市场失灵总是政府失败中找到明显的原因，或者在政府失败中找不到明显的原因，但是跟政府密切相关。二是政府失败中总是能找到市场失灵的影响。三是单从政府途径解决市场问题，或者市场途径解决政府问题往往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这类双重困境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政府社会政策象征化。现在压中国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高等教育，这些问题老百姓反映了很多年，如房地产调控，每次看高层的表态，似乎态度很坚决，政策也很具体，措施很具体，而不知道政府根本没有把安居作为政策目标，而是怕房地产大起大落，产生金融危机，危机统治，所以这些政策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干扰下，政策要么没有解决，要么有些象征性的解决。当社会出现新的问题时，这些政策问题被自然搁置了。近些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基层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财力受到削弱，而省市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求和政绩的驱动，把城市建设作为着力点，出现了过度投入，只有从土地上做文章生财，一些官员从开发商寻租中，既得到个人的政绩，又得到经济上的“好处”。有些公共政策的内容是象征性，他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其初始用意也不过是让目标群体认为他们的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后者已经解决，从而减轻政府的压力或者激发某种精神。（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些人似乎仿佛看到了希望，而另外一些人干脆麻木了。

二是公共事件的频繁化。这些年，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是国人一次一次的震惊之后，变的麻木和习以为常了。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近两年的安全生产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齐齐哈尔假药事件、欣氟事件，等等，这些事件遍及社会问题各个领域，包括公共公民权利、企业经营、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各个领域，政府治理政策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这些事情表面上从政府治理政策上找到原因，有的从市场失灵上找到原因。人们要问，非典不是战胜了吗？他跟市场失灵扯不上关系？非典事件是胜利了，但是的代价是惨重的，它使中国政府治理政策问题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扯下来了，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如此不堪一击，公共部门的关系如此的碎片化，政府的信息公开如此讳莫如深，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此的经不起考验。最后以一场政治运动的方式结束了非典。这个事件的背后有许多市场失灵的地方，从事件的原因到事件的过程和终结。市场对消费行为负的外部性影响毫无办法，不管果子狸是不是元凶，而发达地区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消费方式是是整个事件的元凶，不顾自然生态、不顾对消费方式的毒化的行为是市场失灵在非典原因的经济学原因之一。在非典过程中，白醋卖出50元，100元一瓶的事情并非罕见，板蓝根20-30元一包，市场在国难当头怎么就变如此疯狂。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是这样，只要一有灾难，一部分资产阶级是要制造麻烦的。

三是地方官僚和资产阶级利益一致化。强烈的发展取向和效率至上，首先在政府价值选择上就出现了偏差。除了经济、效率外，公平这个公共行政的第三根精神支柱倾斜了。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成为官员政绩评价的核心指标，GDP和财政收入、城市建设面貌，成为晋升的砝码，经济增长也成为官员根本利益所在，也成为资产阶级与地方官僚合作的第一驱动，而官员自身权利缺乏有效监督，可以用来权钱交易，让资产阶级寻租，双方共同侵蚀公共利益成为第二驱动。房地产产业调控实际上越调越复杂，价格越调越高，有些人认为房地产价格会大幅下降，没有中央明确的价格调节作为目标，没有打破地方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链条，这些都是十分幼稚的看法。

四是社会改革问题的选择化。人们发觉这些年的改革与老百姓的期望的方向和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出现了政策病理（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第94页）。人们发觉政府没有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而是解决了错误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原来的问题。垄断企业的改革还没有根本性动作，每次改革被垄断企业反而俘获，成为提价的机会。燃油税等许多涉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出现难产。而还有许多政策问题根本进入不了议程，不是对政府自身利益妨碍就是不符合统治阶层精英的价值偏好。

二、  公民精神的觉醒与冲击

一个好政府必须有他所代表的好公民，不能培育公民精神甚至阻碍公民精神形成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好政府。哈特认为公民要具有四个崇高的品质精神（乔治弗里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第40-41页）。一是能够对立国的宪法文件作出深刻理解和对政府的政策作出哲学的价值判断。二是这些价值不是因为大多数人接受才信仰，而是因为它涉及“天赋人权”这些根本的原则，所以人们坚信不移。三是公民能够担当自己的道德责任，当政体的价值受到损害时公民必须行动起来，奋起反抗，不仅仅反对腐败和渎职，而且对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承担责任。四是具有良好的操守，能够容忍和宽容，维持法律规则和道德的最低要求。

在中国公民精神的觉醒与几个因素有莫大的关联。

1．与政府的失败带来的痛苦密切相关。解放初，群众对政府高度信任，对老一辈民众精英的价值观高度认可，没有自己的对立精神和价值判断。但是没有几年，大家就受3年自然灾害的教训，变的冷静了许多。接下来的几年，经济发展得到了初步的恢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开始蔓延，人民群众开始感觉到被剥夺感，高层的斗争使老百姓得到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不满发泄了出来。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也在蔓延，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导致了“官倒”和许多寻租爆发户，这是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重要灾害，人民群众感觉到失望、惊醒、愤怒，后来的事情就是学潮和高层反腐败的重权出击。这教育了许多善良天真的老百姓，政府和市场都是不可以盲从的。在最近几年的重大事件中，百姓对政府只是观其言、察其行而行事，保持了很大的距离。如非典期间，群众抢购食品药物，恰恰是觉醒，而不是迷信。不然，政府对农业和生态问题的问题仍然自欺欺人。

2．与西方民主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影响密切相关。开放给统治阶层带来经济发展以证明统治合法性的机会，也带来西方民主思潮的大量传播，高校的西方民主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群众中西方民主思想认识也更加客观，尽管受到种种批判，受到现实中的各种限制，但是只要是合理和有用的东西，只要有合适条件，最终会在中国传染，形成决定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一个统治阶层可以永远欺骗某一些人，也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不可能永远都欺骗所有的人。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采用而且是实质性采用其内容，包括基本的形式。最近几年，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涌入，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它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实质是对民主和自由的亵渎，它实际剥夺了许多人的权利和自由，导致群众广泛不满并以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抗争。形成了各种初步形态的利益联合体，这样政府的手脚也不能自由了，政策在群众和既得利益阶层中两头都不得罪，也是这几年中国面临双重失败困境的原因所在。但是新自由主义使百姓得到政府失败的理论依据，对治理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的工具有了了解。

3．与网络和新闻传媒的大众化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和网络不仅使人们能够发现问题、聚焦问题，而且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态度，甚至发出对政府的威胁。互连网使新闻管制和信息交流的控制显的力不从心。这样公民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进行社团组织和力量积聚，把公民精神的进行传播和转化成现实力量。

4．与民众知识分子的扩容和话语权增强密切相关。当代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壮大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一些知识分子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庸俗的辩护者，一些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还有一部分民众成长起来的精英分子，他们还在为百姓争夺话语权。

公民精神觉醒的长远影响看还很难预料，但在近期政府和市场失败的冲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舆论和政治态度冲击高层，直接危及统治的民意基础,通过对高层施加压力，以纠正政策失败来医治市场失灵。对涉及面广、缺乏有效惩罚市场失灵行为的双重困境，民众及其知识代表，通过各种媒介甚至会议论坛进行公开的讨论，公开结论市场失灵存在的政策失败原因，要求从宏观上解决问题，如果高层无动于衷，就会积累能量，进一步增加声讨的深度和力度，使高层最终形成政策议程，尽管能否解决是另外一回事。典型的是房地产问题，随着全体国民，特别是无房的公民对地方政府与开放上的利益一致的勾结无可奈何时，只有向高层政策诉求，才能使在政策上产生矫正效果。

二是直接用行为冲击地方政府和惩罚市场主体。对基层政府监管不力导致的市场行为失灵，公民采取的措施一般双向冲击，对政府进行直接上访、示威，对企业进行理性的非理性制裁。使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失职责任风险。矿难造成的民众的激烈行为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媒体公开声讨是市政府不得不完善安全生产的监管和赔偿政策，同时打击和摧毁不守规矩的企业。在医药事件中，民众则以方面声讨政府监管，致使部分监管人员问责，同时使企业的产品遭到消费者的无情抛弃，使企业直接倒闭。齐齐哈尔假药事件直接是企业走向衰败，欣弗事件导致企业陷入生存危机，企业负责人以死谢罪。

三是放弃政府和市场的选择，转向自己构建相互合作网络。对于那些长期无法解决的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困境，公众转而构建自己的合作平台，拒绝向市场的垄断主体合作，也对政府的政策有效性和能力产生极度不信任。通过其中一些具有公益精神的代表组织开展合作，政府的政策和政府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如果长期存在并扩大这种合作网络，而又出现合作失败，公民的反抗精神就会唤醒，政府统治的风险将增强。超过临界点，政府可能会因社会危机而更迭，用再造政府直接解决供给和分配问题。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是常用的做法。

三、几点结论

如果有人认为，公民精神的觉醒很快能促使中国许多的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能从公民精神的觉醒和现有的发展趋势作出初步的几点结论：一是公民精神的觉醒是初步的，小面积的，而且在一些精英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干扰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麻醉下，话语权受到制约，唤醒民众更加困难，仍然需要对广大农民和工人以及个体劳动者进行广泛的启蒙教育，这一任务是成长起来的民众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二是公民精神的觉醒和力量的形成是两回事，面对统治阶层坚强的暴力后盾，和官僚资产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强大经济和理论实力，处于弱势的公民力量的形成，依赖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组合，处于占大多数弱势集团的形成和统治阶层的愚蠢和官僚资产阶级贪婪带来的灾难的加深创造的机会。三是任何低估公民精神的长远影响和最终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力量都是愚蠢的，尽管有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但他的队伍会越来越大，力量会越来越多，因为时间越久，人们越会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民主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关系问题，认识真理和价值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东西跟他们的长久福利和幸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