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

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

刘书林

　　欢迎来到直播现场。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四期于2007年4月7日19:30—21:30在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一教学大楼1—206教室举行，主题为“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主讲人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书林。

　　嘉宾来到现场，访谈即将开始。

　　主持人：老师们、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四期的讲座。首先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晚上讲座的嘉宾和领导们。他们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书林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张国仪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学普及办主任陈杰珍同志，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潮光同志。今天晚上还有新闻界的朋友们光临我们的讲座，南方网在这里进行现场网络直播。今天晚上同时开通了大学城和石牌校区一共四个大课室，近一千名的同学在同时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对于这些嘉宾、领导、朋友们、同志们、老师们的光临，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现在我们先请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张国仪同志致辞。请大家欢迎。

　　张国仪：尊敬的刘教授、尊敬的陈书记，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高品位公益性讲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启动了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这个系列一般是一个月举办一场，主要邀请我国一些学者型的高层领导、有影响的学术热点专家、以及海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演讲。演讲的内容以学术的前沿理论问题、当前的重大时政热点，以及海外最新学术资讯为主要内容。这个论坛开展以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的哲学家汝信，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教授，美国加州路德大学哲学系陈向教授等等专家学者。他们都在我们这个学术论坛上做过十分精彩的演讲，听众主要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社科理论工作者、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这样一些群体。这是第一个系列。

　　岭南大讲坛的第二个系列是公众论坛，这是一个面向社会、服务大众的论坛，主要是请省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就公众关心的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面向广大市民群众进行的带有社科普及性质的一些公开演讲。这个系列去年是安排在中山图书馆，深受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今年因为中山图书馆装修，就改在了广州市署前路越秀区图书馆四楼报告厅开讲。这个论坛听众反应也很热烈，场面十分火爆。这个系列一般是每周举办一期。

　　岭南大讲坛的第三个系列是地市论坛，这个论坛目前已经在全省多个地级市成功举办，也得到了各地级市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今年，我们在成功举办岭南大讲坛以上三个系列的基础上，又准备启动岭南大讲坛的第四个系列——巡回论坛。第一场论坛将于明天在中山市正式启动。这个系列论坛主要邀请一些擅长给普通老百姓授课的专家学者做巡回讲授，我们初步设计了合格公民素质教育等系列讲座，力求让基层的群众，特别是企业的打工一族了解个人怎样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实现多彩的人生价值。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强这些系列论坛的品牌建设，让岭南大讲坛覆盖到全省的各个地方，丰富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达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大局、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四期，很荣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刘书林教授给我们做演讲。刘书林教授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先后担任过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德育”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研究生培养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党委副书记、院教学委员会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院两课教学部副主任、政治学系副主任、高校理论战线思想理论导刊等刊物的编委。刘教授的一些主要著作和文章，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的主要著作《当代中国人权状况报告》，就获得了中央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奖。他今天晚上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我相信刘教授今晚的演讲，也将会得到在座各位热烈的反响。

　　最后我代表作为主办单位的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对刘教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华南师范大学作为承办单位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热情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书记。下面我们有请刘书林教授演讲。

　　刘书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得到岭南大讲坛组织者和各位领导同志的信任，也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能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主题的交流。

　　我想抓住这样三个要点，围绕价值观来谈，这就是理想、价值和胸怀。在我们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每一个青年学子都面临着成才的任务，怎样才能成为适合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才，需要我们全面素质的发展。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要全面协调、持久发展，和过去单纯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那种发展观有了提升，有了不同，也有了新的要求。我们只有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发展，才能像十六大报告要求的那样，成为几种不同的人才。第一个层次，是成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我想这不仅仅是指我们；第二个层次是成为千百万的专业人才，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第三个层次，最高层次，还希望我们成为一大批拔尖创新的人才。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不想进入这个行列的，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成功人才，要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由于进入了新的时代，对“素质”的新的内涵还没有足够的推敲和研究，所以说在现有的工具书和宣传当中，你还看不到一个理想的关于“素质”的概念。

　　刘书林：我想抓住这样三个要点，围绕价值观来谈，这就是理想、价值和胸怀。

　　刘书林：我给大家贡献一个概念。我认为所谓人才素质，是指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这一部分人的修养，既不要排斥先天的成分，又不要排斥后天的成分。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后天的作用，我们也不排斥五十年代人们所理解的，认为素质是先天形成的那一部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就是今天我们对于素质来源的认识。这是一个铺垫，是对这个概念的一个铺垫。

　　那么素质的本题是什么？我认为是稳定的、潜在的、长期起作用的基本品质、基本能力、基本观念，谈得上一个人品质的东西、能力的东西、观念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素质。我们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探讨素质的内涵，来探讨我们青年人才素质的结构。在这个本体前面，我加了稳定的、潜在的、长期起作用的，我试图以这三个定义来表达素质的特征。要创造一个概念，必须要揭示这个事物的本质，必须表述这个事物的基本特征，必须有审美的价值。如果这个概念不完善的话，也请老师、同学们指出来，我进行补充。

　　青年应当具有的素质结构，我认为有六个方面。首先是要有合格的政治素质。一个人的政治素质不合格，很难成才，所以说要有合格的政治素质。然后要有科学的思想素质，要有全面的文化、科学素质，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较强的工作能力素质。具备这些条件，就是适应二十一世纪、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全面成功的人才。

　　理想是我们要重点掌握和把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为青年提供人生的方向和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它起什么作用呢？起着为我们青年的人生提供方向、提供动力这样的作用。青年阶段也是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最热烈的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个话青年脱口而出，但是放在中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可能要思考一段时间，因为他追求理想没有青年人这么热烈。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活着没劲”，“活得很累”，这样的人全是在理想方面出了问题。理想不明确，会影响到青年人的成长，那么有了理想，就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就会促进人的成长，促进人有正确的价值观。

刘书林：理想是我们要重点掌握和把握的。

　　刘书林：在这些年里，理想方面出的问题我认为是比较突出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年代里，理想方面会出现问题呢？我找了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十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子垮了九个，人们的思想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第二个原因，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断的冲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冲击，这也不可忽视，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准备不充分造成混乱，除了这些副作用，内在的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市场经济说一切东西都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在市场上等价交换，随着它的力量无限扩张，就出现了一些难题，比如说什么都可以出售。劳动力可以不可以出售，最初我们认为劳动力不可以出售，后来我们也有了劳动力市场，这就说明劳动力是可以出售的，这个难题就解决了。现在还有一些难题，并不一定好解决的，比如说什么都能出售、什么都可以卖，卖淫可以吗？可以嫖娼吗？当然不行，我们要扫黄打非，但是也有不服气的，根据市场的规则为什么要抓要打击呢，你抓了以后经济还可以发展吗？也有不同的认识。市场经济它的长期运作，就是让你在很多问题上搞不清楚。

　　市场经济的规则讲究投入和产出，我把钱投入到这个方面赚钱，我就继续往这个方面走，如果我不在这个方面赚钱，我就把钱收回往有钱可以赚的地方投，这是完全正常、完全应该的。投入和产出的逻辑，说到底是一种短期效益的观点，不能照顾社会发展的长远，往这里投资赚钱了，但是要造成严重的社会污染，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值得不值得选择，这一点光靠市场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有政府的导向、必须有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引，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说教育，教育它是投资能够赚钱的东西吗？用投入产出的观点来办教育，能够办好吗？华南师范大学我简单地看了一下，设备远远超过了美国大学的水平。

　　我在美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哈佛大学做了八个月的访问学者，做了一个课题。起码哈佛大学就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楼、这么好的教室，多媒体的设备也没有你们的好。教育你说我们这个学校，办得这么好，设备这么好，我们的金钱是自己赚来的吗？不是的，是政府给安排的，光靠赚是赚不了这么多钱来办大学的。如果说大学赚钱我就办，不赚钱我就不办，这样怎么能行？教育在十年八年根本看不到效益，那难道你就可以做出随意的判断吗？不可能的。

　　还有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现实，这个复杂的现实其中有很多的理论难点我们没有解决。这也影响了人们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呢？比如说一个很大的理论难点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我们党正在探讨，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剥削？这就是难题，有没有剥削？

　　我们谁说有了？正式的文件那里说有了？你的根据在哪里呢？你调查研究了吗？谁调查研究得出了结论了呢？党中央有这样明确的说法吗？没有！没有剥削！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说我们国家没有剥削，我们现在你们觉得有剥削的现象，在我们国家那不叫剥削，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在我们这里不叫剥削，那叫劳动者，那不叫剥削者，是正常的经营，不是剥削行为。有道理没有？有道理。

　　江泽民同志就说过一些私营企业者属于劳动者的范围。也有道理啊，那到底是有没有剥削？不清楚，至今不清楚！不清楚怎么办？目前我们临时的一个办法，是回避，不要提这个事了。在十六大以前，党章的总章部分有这样几句话，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小平同志一大理论贡献，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写在党章里。十六大就把这一段完全删掉了，十六大之后的党章你是读不到这几句话的。为什么删掉呢？是小平同志讲错了吗？肯定不是。没有讲错为什么删掉？我个人分析，这没有见到官方的说法，我个人分析，因为这几句话里有“剥削”两个字，而剥削这个概念，我们没有搞清楚，所以说就把这一段话先拿掉，等搞清楚了再请回来。我估计是这样，当然这个估计不见得对。

　　这是不是难点？剥削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共产党就是靠这个东西来划阶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今我们搞得不太清楚，那不太清楚为什么不好好搞一搞？下功夫了，江泽民同志在位的时候，从见到的文章，起码他下了四次功夫、鼓了四次勇气，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讲课的老师也是遇到了难题，政治经济学遇到剥削的问题时怎么讲？这都是问题。不是老师没有讲好，不是我们学生不爱学，是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难处，一时不好解决，这是不利于我们，或者说冲击我们的理想的四个要素。

　　成年人对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有很多成年人也搞不清楚了。有一个老的权威歌词作者，叫严肃，让他给3.15晚会写一个歌配合一下，他非常认真，写了一首歌，叫《雾里看花》，九十年代流传的，那个花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说是雾里看花呢？有很多的变化现象让他看不清楚了。为什么看不清楚了？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涛飞云走变幻莫测的季节，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发出呼声，借我一双慧眼，我要把这一切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成年人看不清楚好办，成年人有一大特点，成年人的自我克制、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强，他能顾全大局，不给社会造成混乱。

　　青年人不行，是直爽、诚实，是追求理想，有什么说什么，但是青年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成年人相比比较差，有什么就憋不住，理想问题上出现问题就受不了，怎么办？就发泄。过去说这个人是劳动模范，今天说这个人是废物；过去说这个人是投机倒把，今天说这个人是能人；过去这样做是对的，今天这样做是错的；过去这样做是错的，今天这样做是对的。因此青年人心理压力不断的增加，一旦闹乱了，别说是改革开放搞不成了，连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发展都成为了泡影。

　　青年人憋得很难受，心理压力怎么宣泄，我觉得一部分人就找到了渠道，这就是唱流行歌曲。这是我在承德避暑山庄拍下的照片，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干什么？非常虔诚地拜佛，这里有没有理想？我觉得有。用流行歌曲来宣泄自己内心苦闷的歌手，第一个代表，就是北京摇滚乐歌手崔健，他的代表作就是《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什么时候跟着我走，我是一无所有”。很多中老年人听不懂，现在年轻人缺吃缺穿还是缺玩了，怎么还是一无所有。那么崔健缺什么？崔健最要好的朋友写了一本书，三十来万字，书名就是《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这本书写得很不好，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每一页都有农村骂人的脏话，不堪入耳的话，每一句话都故意塞上一两个脏词，骂得都不符合语法。你说这个书写得不好，也有优点，就是把崔健为什么要创作和演唱《一无所有》这首歌的动机基本讲清楚了，我把他的话改造得好听一点，给你们汇报。

　　青年人缺的不是吃的玩的，是理想信念、是精神支柱，一旦失去对理想的认识，他们多么苦恼。如果是崔健一个人有这种反映，我们可以不理睬，这种极端主义分子什么时候都有。但是可不是这样，崔健的巡回演出，无论在全国巡回演唱到哪里，哪里的青年人都是一片共鸣。只要第一遍演唱完了，出现的情况就是扯标语的、点蜡烛的、扔帽子的、戴口罩的，什么都有，乱成一团。那一年崔健在北京青年文化宫演唱，就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小姑娘冲上去搂着崔健就啃了一口，崔健受不了，一下子就倒在舞台上，过了几秒钟，打了一个盹开始唱第二段，唱几句滚一下，唱几句滚一下，这样就把第二段唱完了。很多老年人看到电视上崔健的演唱会直播，不太明白怎么现在还兴这么唱歌。

现场听众反响热烈。

　　刘书林：不久，又出现一个以流行歌曲宣泄内心理想苦闷的人物，当年的包装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刘欢。刘欢这个人宣泄的代表作是什么呢？《心中的太阳》。歌名你们不熟悉，但是歌词肯定熟悉，“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第二段，“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哪个更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歌词是什么意思？他能不知道吗？那太阳和月亮哪个亮都不知道，不可能的。如果不可能，我真得要反问一句，你为什么把这个叫大树，那个叫小树。八十年代就是一种发泄风，年轻一代起着复杂的变化，理想信念出现了混乱。

　　九十年代出现了怀旧歌曲，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不多谈。二十一世纪初，周杰伦的歌曲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也不多说。我曾经专门买了一个碟听听周杰伦的歌唱什么，我听了半天，怎么还没有开始唱呢？是不是盘有问题啊？我儿子告诉我，说唱完了！他唱的歌就是让你听不懂，但是他的歌是有意思的。这些流行歌曲值得思考。

　　中国古书《尚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诗言志，歌咏言”，写一首诗就说出了我的志向，我唱一首歌就唱出了我的心里话。如果这六个字是有道理的，青年流行歌曲值得研究，它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是存在问题的，并不是不存在问题。今天的问题，也并不是不存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周围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充满了理想对我们各位理想行为的规定性，那么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就是跟社会主义闹别扭，就是不接受的，能顺利发展吗？你能顺利的在这个环境里发展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无论成年人怎样，但是我觉得有希望的青年人，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有对自己价值的正确估计和选择，这是一个前提。胡锦涛同志说，坚定理想信念怎么坚定呢？他告诉我们，要运用辩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分析的理性基础上，一句话就是得掌握科学的理论，你才能理解科学的理想。这是一个问题。

　　人生价值观受世界观的指导，人生价值观具有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征，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实现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成功。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解决好这么几个问题。第一，要解决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在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青年价值观出现变化最复杂、最多的这么一个问题，今天新的现实下，怎么看待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他人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个人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我们强调集体主义，要按照集体主义的原则来摆这个关系，有一些人就觉得集体主义过时了，没有必要了。那些认为集体主义过时的人，我想就是对集体主义的三重内涵把握不准。集体主义我们学过哲学，我们都有基础，我们知道集体主义有三重内涵。第一重是以集体的利益为重。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这个以前谈得较少，最近才开始多起来。第三重内涵，追求个人和集体的不断完善。这谈得更少，很多人不知道。北京有一个老头说出了另外一番话，说集体主义是不合理的，在中国价值观只有个人主义才是合理的。这不是乱讲吗，美国人现在都不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他把自己的价值观修饰了一下，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人家美国人自称自己坚持的价值观是合理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加上了合理的定语，这本身就说明个人主义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严重的弊病，怎么社会主义拿过来当宝贝呢？市场经济再改革，它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不可能是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拿过来当做自己的宝贝。这是不对的。

　　刘书林：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发展事业的实现结合起来、联系起来才能成功。

　　刘书林：这些年对集体主义的冲击很多，集体主义有人说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是不对的，怎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呢？集体主义是公有制的产物，是公有制占主体的产物，那个体制问题，那个计划体制的问题，只不过是公有制的一个皮毛。今天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皮毛，又换成市场经济体制了，皮毛是可以换的，实质是不可以换的，可以调整，不能改换。我们没有变，我们的基础没有改变，不能说皮毛变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就变了，皮毛和本质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当然皮毛也很重要，现在人们都是在皮毛上下功夫，到美容店里清洗、美容，把头发从直的弄成弯的、明明是黑的弄成其他颜色等等，但是如果你患了心脏病，你是顾自己的生命，还是顾这些皮毛，你还有心去美容美发吗？你就可以看出什么是根本了，肯定是顾自己的性命，不会在性命危险的时候还顾着皮毛。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所有制是问题的实质，经济体制是所有制的皮毛，不能说改换了皮毛就说本质改变了。

　　还有说个人的利益简单相加就等于集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不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相加嘛，每个人的利益满足了，集体的利益不就满足了。这是有人的推论，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起点是着眼于个人，集体主义的起点是集体，和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不管一样不一样，道理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利益满足了，集体利益不就满足了吗，从个人讲起集体主义有什么不对？我提一个问题，在一个集体里每一个个人利益简单相加，是不是等于集体的利益？看起来是，实际上根本不是。北京市海淀区假定六十万人，他们追求的个人利益相加在一起，是不是等于海淀区人民的集体利益呢？好像是，实际上根本不是。为什么？因为这六十万人每个个人追求的利益方向是不一致的。有劳动守法的好人，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不守法的，坑蒙盗骗的、制假贩假的等等，什么人没有，他们的利益和我们一样吗？追求的利益方向都不一样，怎么相加？用抵消的办法来相加吗？也不对啊。有人说你是说少数人，那个不能算正当利益，对了，不能算正当利益的不能加在集体利益里，我们只能够考虑那些正当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它就是集体的利益。

　　但是问题还有了，你判断一个利益是正当还是不正当，根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利益是叫正当的？什么样的利益叫不正当？标准在哪里？没有标准吧？标准还得回到集体主义的原则上来，符合集体主义原则的才叫正当的，不符合集体主义原则的不是正当的。比如说我今天早晨我从首都机场上飞机，现在机场的检查让大家携带电脑的必须将电脑拿出来，放在那个盒子里单独检查，这是现在机场安检的一个新规定。我这个电脑就拿出来放在那个盒子里，检查过后一个小伙子着急，他为了着急拿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箱子，也不顾别人的东西放在上面安全不安全，顺手就把箱子一拉，我的电话就甩在地上了。他要尽快拿走自己的东西，这个利益是不是正当的？是正当的。但是不管对别人造成的损失，这是不是正当的？这是不正当的。谁来判断呢？我问那个青年人，你怎么这样？这个电脑要摔坏了，我的讲课都不行了，我的课件都在里面，你拿东西要小心，我说这个传送带上不只是你个人的东西，还有别人的东西，你在拿自己东西图自己方便时，要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你怎么这么干呢？那个小伙子很不讲道理，说你别跟我扯这个，就走了。你说谁有道理？到底是根据集体主义原则来判定，有正当的利益来衡量人的得失是对的，还是就是强调个人本身，从个人出发能得出正确结论？还是得回到集体主义原则上，判断一个人的追求是不是合理的，一个人得到的自由和权利是不是合理的，必须看他对于社会、集体、他人是不是以损害为前提，如果是损害社会、集体、他人的利益，那就不是正当利益。

　　有一些时髦的人说个人主义好像是很时兴，集体主义很陈旧了，你还得看合理不合理了？还得看他有没有社会效果？还得看这个社会容忍不容忍？这是需要考虑的。现在由于发生了种种变化，思想教育中的一些失误，造成社会风气不太好。是什么风气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大家想自己的利益想得越来越多，想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越来越少，这种倾向出现了。一句话，个人主义的倾向出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这个天平已经不平了，个人这边很重，集体和他人这边已经很轻了。这种不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效果，什么社会效果，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能维持。不用说别的，你排队都排不起来，我这里看了多少次了，这是我们中国人整个民族整体素质比较偏低的方面，不太遵守公共秩序，排队都不会排。

　　我到一个邮局汇款，前面排了几个人，我就站在后面，一会儿我后面又站了几个人，开始没有发生什么事。等我排到第二名的时候，眼看着该我办手续时，问题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女孩，突然半个膀子一下子就插在我和第一个人中间，夏天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不妥当的。我跟后面的人说对不起啊，退一退。这不要紧，这个女孩得寸进尺一下子就进来了，严严实实塞在我和前面那个人中间，这真是难受，不好处理啊。我一看是加塞的，我就说了她两句，“你看，大家都在排队呢，你怎么不排呢，如果都像你这样那怎么办”？她毫无反应，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声音一样。但是遇到我这样的人，我的个性就是我讲话对方必须有反应，如果我讲话对方没有反应，我还得继续往下讲。我就又说了她一句，我说如果你是因为有什么急事，来不及排队的话，也应该跟大家打个招呼才合适啊。我觉得这个话也没有什么不文明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果然这个女孩有反应了，我见到她缓缓地转过脸来，说了我这样一句深刻的话，她说，“你有病啊”。你加塞，问我有病没有病干嘛，真是别扭，我一个下午都没有把这句话消化好，到晚上睡觉都没有消化好，但是我知道带着一口气睡觉对健康不好，我就对我的老婆说了这件事，我老婆一听就乐了，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这个社会加个塞哪里不是这样啊，再说了，人家谁还去管这个事，你可倒好，不但管了人家，还管了人家两次，你不是有病吗？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说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认为有必要遵守社会公共秩序的，都是有病的，不遵守这些秩序的，和认为根本没有遵守这个秩序的人，才是健康的。你要这样的结论能够站得住，你说社会的秩序和风气能好吗？大家能满意吗？让你遇到这个事怎么办？谁遭遇到这个事，谁心里不痛快，这能成为和谐社会吗？更谈不上了。你要知道这种事可不是小事，这种事也不是一般的影响。

　　我1989年到苏联去过，苏联那时候很乱，但是人家苏联老百姓排队，没有警察、没有保安，没有任何人维持秩序，每个人自己排得非常好。我们去买冰激凌，那时候不太好买，折合中国的人民币多少钱？一毛三分钱，非常便宜。拿到中国来，非13块钱不可。那里一毛三分钱，但是不是经常可以买到，它是短缺经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冰激凌了，一来冰激凌大家就上去呼啦啦地排队。那时大学生告诉我们，赶快，来冰激凌了，去排队，大家就赶紧去排队了，队伍很长，我们排了很长时间，才买到冰激凌。但是在我们排队期间，没有看到一个加塞的。有的织毛衣，有的看报纸，就是不加塞，也有后面的人认识前面的人，打个招呼，老老实实站在后面的队伍。请问这个，中国人能够做到吗？

　　中国人上公共汽车、到一些机构办事、买火车票，不管干什么事，需要排队的时候能够自己排好吗？排不好。为什么排不好？大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都把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摆在第二位，这怎么能排好队呢？原因是什么？缺少现代生产力的训练，缺少现代生活的训练。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接触现代生活、现代生产力，时间比他们还短一些，和这种现代生活相适应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现在正在养成。而有人却给我们告诉一个错误的逻辑和错误的规则，让我们把个人摆在高高的，集体摆在低低的。在北京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天桥上、电线杆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纸条，上面有手机号码，汉字“办证、刻章”等等，一句话，就是假的证、假的章，什么都是假的，他都可以办，花三百块钱，就可以买到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一样的，钢印盖得好好的。

　　在北京火车站、汽车站，人多的地方，还有人站在那里，你在经过的时候喊一句“发票发票，要发票吗？”，这一本发票花一两百块钱买回去，做什么？做假，自己根本没有买东西，填上一千块钱，到财务报一千块钱出来，无中生有，坑害国家、扰乱秩序，这不都是顾自己吗？顾自己不顾别人，才有制假贩假，顾自己不顾别人才有假冒伪劣，才会有三角债的形成，这些经济发展的致命毛病，不都是价值观倾斜上导引出来的吗？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行，不解决这个问题连诚信都没有。

　　我到美国去了那么长时间，发现一个现象，美国互联网设备和运用程度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咱们的普及程度、他们的普及程度都是一样的，咱们用的设备和他们的设备是一样的，某种意义上，美国教授用的笔记本电脑还没有我这个好，大老个、笨家伙，我这个非常先进。但是，要说互联网在本国之内起的作用，那就差别大了，美国人的政务、商务、社会事务、个人的购物活动，全是在网上进行的，方便极了，效率提高得快极了，买什么都是在网上。我才去时不敢在网上买，我住在房东家里，他说你在网上买啊，我说怎么敢在网上买啊，他说大家都在网上买啊，你怎么不敢，我说我在网上买，我把银行帐户打上去，如果该扣我四块钱，扣我八十块钱，我找谁去？他说对啊，没有机构管这个，我说是啊。再一个，他把我的钱扣了，不给我东西，我找谁去，哪一个部门管这个事？他说也没有人管。我说再问一个，交了钱给我东西了，这个东西在运输过程中挤坏了、变形了，有毛病了，我找谁去，他说对啊，也没有人管。我说对啊，这些根本的问题不解决，怎么在网上买东西，美国人怎么这么放心大胆，钱太多了吗？他说是啊，这些问题都是根本性的问题，美国人从来没有人思考这些问题。我说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原因很简单，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从来没有听见过说交了钱不给东西、从来没有听说应交的少实际扣的多、从来没有听说过东西在运输过程中弄坏了，所以大家在网上大量买东西。但是中国人敢在网上这么普遍的买东西吗？有，极少。同样和美国先进的技术设备，你都用不起来，派不上用场呢，不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是人的素质跟不上，没有诚信的氛围，大家对于外界不相信，大家为什么对外界不相信呢？就是有一部分人主张顾自己不顾别人，本质就是这样。

　　那么没有诚信，耽误了很多事，拖了我们的后腿，使我们的现代化迈不动步伐，放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硬是没有用。互联网在中国干什么？顶多发发电子邮件、聊聊天、看看信息，别的用途就很不够了。光有科学技术能行吗？不提高人的素质能行吗？不成的。我认为中国人95％以上都是讲诚信的，但是为什么还没有诚信呢？诚信这个东西非常极端，只有百分之百的人都讲，社会才会有诚信的环境，有一小部分人不讲，诚信就要破灭，必须都讲才会有，那是不可能的，哪能说一个社会百分之百的人都讲诚信呢？当然，美国人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讲诚信，可能讲诚信的人还不如我们多呢，但是美国为什么就有诚信呢？是因为美国对那一部分不讲诚信的人，它的法律、制度、措施严格地保证，让他们不讲也得讲，不讲诚信我让你绝对没有好结果。

　　那一部分不想讲诚信的人，也不得不讲了。而我们国家对那一部分不讲诚信的人，就缺少这样的立法措施和手段来制约他。什么时候大家齐心协力把这部分补上，中国人绝对比美国人更讲诚信，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得解决，你得认为讲诚信是合理的，不要颠倒了，认为尔虞我诈是合理的。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不仅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你干一件事时要想到别人，你伤害别人没有，这种集体主义最基本的逻辑应该建立起来，这个价值观就不可能倾斜了。

　　价值观上应该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应该确立人生价值的标准，标准是一个导向，不要弄错了。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恩格斯描写资本主义的世界观：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谁有钱谁就有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的结论就是两句话，他论证了资本并不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物质财富是劳动创造的。根据马克思观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标准有了根本的变化，提出了最新的口号“劳动光荣”，有人说劳动光荣是传统口号，传统口号是因为我们喊了几十年了，其实在世界历史上，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这是新口号。

　　在我们新世纪有人要引导我们向“钱”看，“谁受穷谁狗熊，谁发财谁英雄”，我们国家恐怕不能这样判定问题。这么判定问题就把金钱当做标准，莫说我们国家还有分配不公的现象，就算是没有分配不公的现象，以金钱为标准也会导致一部分人丧失人性。

　　那么另外把金钱当做标准，还会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有人说伤害谁了？它首先是伤害我了。我有一段很穷，我读博士时最穷，人家的工资调整了我没有调整，穷得叮当响，这没有问题，但是我儿子受不住，我儿子到北京读四年级，那是1988年。老师提问，家里没有彩电的举手？四个人举手了，我儿子也举手了。老师再问家里没有电冰箱的举手？只有他一个人老是举手。这个老师是做社科院的调查问卷。

　　我儿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过了几天，围着我转，吭哧的要说话又说不出来。我问什么事，我儿子说爸爸他们给我起外号，我说起了什么外号，他说是叫刘大穷光蛋。我说光荣啊，没有什么，让他们喊去好了，他说放学、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二三都喊这个口号，再喊这个口号，我就跟他们拼了。我说别，不就是因为我们家少一点电器吗，过去爸爸很穷，现在博士毕业了，正常参加工作了，再过不几年的时间这些东西咱们都可以拿回家，型号绝对比他们先进，放心，让他们喊去就行了，只要你学习好、为人好，这一点他们永远赶不上你，不用在乎这些事。

　　我儿子很委屈，他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说你妈妈是不是不务正业呢？他说不是。我说当然，我说你妈妈是连续12年的先进工作者，不是一般人，工作要强着呢。

　　最后给大家谈谈胸怀的问题。劳动应该是达观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乐观的，我觉得这对大家非常重要。现在生活好了，社会进步了，人们从小到现在享福的多，受苦极少，造成了一种后果，就是心理素质比较脆弱，胸怀不太宽广，稍有一点事就过不去，像北京、清华这些名校，考进去容易吗？但是考了本科、考了硕士、考了博士，只有一门课考的分数偏低，就敢从楼上跳下去自杀，每年都有。

　　为什么？胸怀问题，很窄，经不起任何的挫折。我说的达观，就是大家遇到问题要想开一些，怎么样才能想得开阔一些、乐观一些？超脱眼前的名利，不要把眼前的名和利看得太重，胸怀就会宽，如果把眼前的名和利看得重，就不可能胸怀宽。中国的俗话，人无远虑就会有近忧，远虑是我们追求的远大目标，近忧就是眼前的名利，如果老是盯着眼前的名利就不能乐观。

　　那么遇到现实一些问题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对眼前的名和利沉着不争。有人说现在是竞争的，怎么能不争，竞争是在劳动过程中按照规则进行的竞赛，绝不意味着面对名和利的争夺，这是两码事。有人说你能不争，涨工资、发奖金，我可以说四十岁前我是争的，我敢跟校长吵架，但是争的效果并不好。但是四十岁以后我不争了，有人说你觉悟提高了，没有，不是因为觉悟提高了。还有人说当然了，四十岁该捞的都捞到了，还争什么呢？我告诉你，我41岁才读完博士学位，什么都没有，房子没有，职称没有，好的收入没有，什么都没有，该争的东西多着呢。那为什么不争了？我有一个基本估计，我认为像我这样，为了自身的发展，我所付出的代价，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没有几个能超过的，我想社会不会再折腾我这种人了，就因为这个估计我不争了，我相信社会对我这种人不会再折腾了。我读书读到41岁，你还折腾我？不可能了。不争了，就体会到不争的好处。

　　比如说我博士毕业，我到了中青院工作，那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干了十年。我去的时候，书记是我们老乡，可热情了，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学校的博士，他没有想到博士愿意进入这个学校，他说你赶快来，今年年底就评职称了，你的条件比我们院里所有人的条件都好，来了马上兑现副教授的职称。

　　我就去了，年底果然评职称了，但是三个指标，全校就三个指标，让另外三个人填表了，别人就说老刘你当初过来的时候不是给你承诺的吗，是不是忘了，我说没有忘，他说没有忘怎么不给你填表呢，我说可能我这种博士学位获得者评教授不用填表吧？那儿有的事呢，人家副教授的职务就张榜公布了，就没有我的什么事。我这个人就绝对不会找你，不是因为我觉悟高，而是因为找领导管用吗？这个事都已经做完了，他也不能改变现实，就是给你一个解释。你们必须记住，解释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语言。而且你找领导给你解释，同时暴露了你的水平没有领导高，你想不通要人家帮你想，开导开导你，我不找你起码显得我不比你低。

　　我就不找领导，结果一下子拖了五个年头，但是不是故意的，1987年没有评上，1988年不开会，像我们这个单位那么小，隔一年评一次职称。1987年没有评，1988年不开会，1989年好容易看到开会了，动乱，中央下了文件，冻结职称评定工作，什么时候恢复评定职称，另接通知。1990年通知恢复，到了1991年中央下文件可以恢复评职称了，五个年头下去了。我的副教授是1991年解决的，真是受刺激啊。你说不受刺激那是假的，那么刺激我也没有找领导，人家评了副教授的，立即从两间住房搬到三室一厅，那里全是三室一厅的房子空着，我就搬不进去，人家评上了就搬进去了。人家评上副教授，马上工资上一档，我上不去。

　　我到对外经贸部讲课，他们听说我讲课比较好，请我去讲课，我去了以后，讲课前主持会议的机关党组书记就找到我，开始讲课之前要介绍一下我，我一看介绍第一句话就不对，请国内著名的政治学界的教授刘书林如何如何，我当时副教授都不是呢，我说不能这么说，我不是教授，我连副教授都不是，别说我的职称了。他说那不行，今天听会的三个副部长都在这里坐着的，剩下的都是厅局级的头，北京正教授一群一群的，没有人怎么的，弄了一个讲师来讲课，说你是讲师压不住他们，必须将你的身份说高一点，压住他们，他才听你们的。我明白了，我说我可以配合你，但是不能说假话，别说我是教授、副教授，也别说我是讲师，今天就说请来这个人是刘书林博士，我说博士是真的。他就乐了，对啊，博士，不难听啊。

　　我就是这样靠着博士混了五年。到哪里去都是刘书林博士，不是我夸耀有博士学位，是实在因为没有别的可以拿出来。1991年我评了职称，没有争，我该什么就干什么，该讲课就讲课，该研究就研究，1991年我报了副教授，全票通过。但是人家第一次评了副教授的人，就是在这一年，人家报的是正教授，整个甩了一个档次，刺激不刺激？非常刺激。你说1991年我评上副教授了，那三个报正教授的，结果一个也没有过去，都没有评上，这一次给扯平了。

　　不但是扯平的问题，评委都是从著名大学请来的老学者，那些老学者评论完了，就把我们领导叫到评委会上，给我们领导教训了几句。所以你不争，倒好，他们整天鼓动破格报正教授，他们一鼓动我，我就说我才不报呢，副教授我还没有体会出什么味道，我得好好体会一下，你越让我报我越不报。最后隔了一年，1991年评了，1992年没有开会，1993年又开会了。团中央给了三个高级职称的指标，同时给了一个破格的指标，这一下子报上了，全票通过。

　　1993年我被破格评为正教授，回头一看掐指一算，平均速度是不快不慢，你说你如果不是不争，找领导吵架、辩论、摆事实、讲道理，你们瞎了眼，他们的科研成果都不如我高，教学水平不如我高，身份也没有我高，为什么评他们三个不评我？你混了，你瞎了眼。你说我这样跟领导吵架，不单我生气，那领导也生气，人家那三个人听了也生气，你把你的前进和工作的环境全破坏了，即使该给你评，也不会顺利的，不能争。我就没有争，你看多好，他们都抬我，还是不争的好，争也没有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中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意思？我理解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谁决定的，是由你周围各种复杂人对你态度的总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跑不了。既然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这么被决定的，你相信不相信这个总和能允许一个人没完没了的沾便宜而继续沾下去吗？可能吗？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这个总和能不能允许一个人不断地受委屈，而让他永远地受委屈呢？也不可能的。到时候，就把你摆平了。相信这一点，就不用争，不争肯定就有好处，我觉得这就是胸怀达观的前提条件。

　　要磨炼意志，这对当代青年也是特别的重要，我建议大家磨炼意志要达到这样的指标，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你要经得起这三个考验，那绝对是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是什么？是一个人生命力的表现，人的生命力就是表现在意志上，说一个人生命力强就是意志强，说一个人的生命力差意志弱。那么很多人现在想不通的一点，总幻想着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是一顺百顺，那不是好事，一顺百顺绝对潜藏着危机，容易夭折，只有不怕困难、失败、挫折，敢吃苦的人意志才是坚强的，所以说磨炼坚强的意志就是一条路——吃苦，多吃苦、早吃苦，最好是在自己青壮年的时代，把这一生该吃的苦都尽量的吃没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是能锻炼意志的。

　　我劝你们，将来对你们的后代也得这样教育，现在有人攒钱为子女，甚至有些人贪污也是为了孩子，完全是昏头昏脑，你要知道给孩子留下钱是财富，那留下多少钱才够用呢？不好说。我给他留下一个亿，够用吗？未必。如果你的孩子习惯于赌博，一个星期就赌完了。你留给孩子家财万贯，不如给孩子一个坚强的意志，那才是孩子自立一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一个精神产物。

　　别舍不得自己吃苦、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吃苦，吃苦是福。毛泽东说，“要让自己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些话都是坚强意志。鲁迅先生也说的很好，南方浙江有一个民俗，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妈妈让助产婆将一些辛辣的东西抹在孩子的嘴上，孩子哭起来，大人就乐起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仪式，从小吃得苦中苦、长大方为人上人，人上人这是无所谓的，但是从小吃得苦中苦、长大方可以有大作为。

　　要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要培养自己谦和的气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气质是什么？气质就是客观地对待自己和别人的谦和态度，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需要的。对人要宽容，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人说要宽容干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不要宽容？不用宽容。话虽是这么说，可以，但是事情不能这么做，你说不要宽容，谁都过不去。打一个比喻说一下宽容的意义。

　　南京长江大桥上我让你从北走到南，你敢不敢？没有问题，谁都敢，比大街还宽的桥面。但是你走过去之后，我就准确测量一下你走过去这一趟用的路面宽度有多宽，恐怕一米都不到，实际使用的宽度面积不到一米，你就走过去了。那好，你既然不需要一米的宽度就可以走过去，我在长江的上空用钢板用一米的宽度架起来，你敢走吗？不敢，因为你没有余地了。所以余地虽然没有用，但是没有就不行。为人也是这样，虽然别人在你身上未必要沾什么样的便宜，未必让你忍受什么委屈，但是你必须有忍受委屈和忍受别人委屈的心理状态，别人才敢跟你交朋友、跟你诚心合作，这种宽容的品质表现出来，你才有凝聚心，才能团结人，才能给自己的发展创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不宽容？那是没有远见的。光盯着事情本身是不对的，要宽容，宽容的同时当然更不能嫉贤妒能。嫉贤妒能怎么解决？看到别人进步了，你要相信只要自己干得好，自己了解自己，将来的进步比他更好。如果看到别人进步了，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这才是嫉贤妒能。你将来做了干部，或者是骨干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可能这个组织的领导一时把另外人提拔起来，你觉得你比他条件好，但是并没有提拔你，这时要注意谦和的气质。

　　不要嫉贤妒能，因为这个时候群众和领导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表现得好，你的威信、评价都急剧地升高，如果你这时表现不好，领导和群众就会否定之前对你的看法，重新用另外的眼光看你，你损失就大了，就不是一个闹情绪的问题。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应该有谦和的气质，越有本事、越是有自信的人，表现出来就越是谦和的，人家不是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把自己弄得盛气凌人，有本事的人不是这样。

　　把这些要求做到，我觉得一个人就容易有好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发展。在心理素质方面要控制个人的情绪，个人的情绪不能宣泄，不能向人际关系宣泄，这是伤害人的。北大蔡元培校长做了一年校长，别人问他有什么体会，他说一年来我无非是讲了一些不愿意讲的话、做了一些不愿意做的事。

　　有人觉得他很窝囊，实际上这正是一个有修养的，能够控制个人情绪的领导人的理想形象，这个话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我就不愿意说，但是工作需要你说，说了有好处，他就说了。这个事情由着我的性子，我就不愿意做，但是工作需要你做，你做了对工作有好处，他就做了。这不是克制了个人情绪，一个很好的意志力的表现吗？这样的心态才是好领导、好校长，你能说他窝囊？不是。

　　我觉得在个人的素质发展方面，需要我们着眼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这三个环节，理想、价值、胸怀，是年轻人要特别注意，才能够使自己很好发展的要素。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么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主持人：刘书林教授年近花甲，在座的同学很多人要叫他刘叔叔、刘伯伯，但是我想很多同学们不愿意这么叫，而是叫他刘大哥，说一声大哥你好。理想、信念、人生价值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刘书林教授用渊博的知识、超前的观点、年轻的心态，给我们做了非常生动的演讲，可以说是我听到的关于这个话题非常精彩的一个报告。我本人也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益，在座的同学们应该说受益匪浅，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刘书林教授。我们也欢迎刘书林教授以后有机会，多到广州来，多到大学城来，多到华南师范大学跟我们同学见面，给我们传授知识。

　　因为一会儿有媒体的记者采访，时间的关系提问环节今天晚上就省下来了。刚才听到了同学们一阵阵的笑声、一阵阵的掌声，看到同学们高涨的情绪，我真想跟刘教授说，请刘教授不要走，请刘教授再来一段。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允许。刘书林教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相貌平平，头发花白，脸上有皱纹，但是当刘教授走到讲台上，用他渊博的知识、充满魅力的语言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站在我们面前的刘教授简直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小伙子。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把这么有知识、这么有影响的教授，介绍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介绍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的文化素质大讲坛跟同学们见面。岭南大讲坛今后将会不断地介绍学者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来，到大学城来，给同学们传授知识，希望老师、同学们继续关心、关注、临我们大讲坛。今天晚上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速录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核，如有错漏，敬请谅解。文字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转载须注明稿件来源！（文字编辑：柴彬　林湄　图片：长丰　速记：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