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贡献

毛主席对新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贡献
 

长石
来源：强国论坛

一、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二、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基本的医疗卫生问题

三、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在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的增长。

人口能够快速增长，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吃饭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否则你人口怎么增长。

一、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在大陆解决吃饭问题，被说成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大成效，这是违背事实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 和“广积粮”政策，粮食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只有把农民高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才能办到，靠什么分田到户提高积极性来提高粮食产量，完全是新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的说法。

吃饭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

第一是减灾防灾（修水库和防洪堤、排灌站）

这时主要精力放在减灾防灾上面。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修水库和大堤是非常积极的，成绩很大，计修筑了80000座水库和上万公里的大堤，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其间经历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堤防和水库到今天还在受益，现在长江大堤的高度就是那一时期留下来的，98年长江大水，湖北嘉鱼牌洲湾溃口受灾人数是4万而不是400万乃至上1000万，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把大堤修成网格状。

这一时期留在人们印象中的却是一系列的运动，人民公社大锅饭养懒人的时期，这是极不正确的总体印象，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那些年农村的平均人口大约6 亿，80000座水库意味着每7500人就要修一座，而中国当时人口构成轻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小，在7500人中，劳动力大概只有2000人左右。而且在缺乏技术人员和可信的水文资料的情况下，为确保工程安全就只有提高安全系数，这更加增加了水坝的工程量。那时，每年冬天，村子里就只有些老头老太太，每家只能留下一个大人照顾小孩，其他人一律上水利。(老田)小时候经常听说的一些地名：张榜、大同、太平、白莲河等都是水库工地。每年冬天农民都得挑上铺盖、口粮和工具，步行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用最原始的方法修筑水坝，有些地方太远往往一天还走不到，有些吃奶的小宝宝也要跟着妈妈去工地。到春节才有几天假回家，过完春节继续上，到春耕季节才下马，就是把人力资源调动到这样的极限状态，也是用了接近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今天从统计数字看，大陆占 40%的水浇地提供70%的粮食产量，但达到这个40%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

第二从70年代初期起，这一时期主要着眼点在于农田基本建设，建设大田大地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现在一些人无耻的攻击人民公社，说那时养懒汉，可是不说懒汉的比例，大家知道农民种的地里，不是光长粮食，也是长草的，总不能因为长草就不种地了。有几个懒汉就否定了人民公社，是比较蠢的做法。

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年出工日期为300多天，经过30年的时间，建立了大量的水库，平整了大量的农田，以及各种水利设施，道路、桥梁、房屋、工厂。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为中国的工业化劳苦功高，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产。

可是现在呢，农民的年出工日期不到80天，大量的人闲置、无所事事，有力无处使，浪费了大好青春，耽误了国家的建设，倒是没有懒汉了（成了流浪汗或者饿死街头），这有什么效率可谈？造成现成的人力资源大量浪费，不是犯罪吗？要知道人力资源是不能存储的，是有寿命限制的、受生老病死的规律的制约。由于农民重新陷入无组织的状态，无法进行有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只好到处流动，即使有着乡土南离的制约，仍然有1亿多的人成为农民工出来打工，结果造成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如交通，治安等，这些问题已经相当的严重。

第一和第二步在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第三是提高播种面积，主要是造田和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双季稻和间作），推广优良品种，化肥和农药的大量应用。

第三步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当时大陆已经有超过1100家的小化肥厂在运作。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记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 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普及合作医疗、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这个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 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年至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年份 中国粮食产量 (万吨) 增长(%)

1969　　21095

1974 　 27525 　　30.5

1979　　33210　　 20.7

1984 　 40730 　　22.6

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并不是一年就完成的，最初从落后地区开始，一直到新的一次理论突破，就是在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可以联产承包，这就已经到了 1983年了，从数据可以看到，没有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以前，15年的时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的奇迹增长年代是 1970年代而不是别的时代，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别的制度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现在分析1978-1984年的农业的改革：粮食增长与化肥增多和品种改良同步前进，与粮价的上涨以及过去深挖洞广积量的余粮出清部分相关；并造成大量的赤字，84年以后就不管农村了。这个效果立杆见影，农村城市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从吃地瓜、窝头，开始大量的吃馒头。

政府公开的结论就是198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高峰，从那时起，中国农村改革就徘徊不前，90年代就开始陷入困境。而这一年正是全国的人民公社解散，全部实行了联产承包，分田到户。

八十年代以后，在农村所做的工作非常之少，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从10％降到不到1％，从整体上讲，经济建设的中心业已转移到城市了。从城市立足的视野里，活跃的城乡集市贸易使城里人的菜篮子丰富起来。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一阶段解决了少数城里人的“吃菜”问题。

从这个50年的大周期理可以看到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源，用粮食的生产周期来比喻，就是前30年开荒，耕地，播种，生长期，这段时间需要大量的劳动经济投入，但是收获是没有的，后20年是收获蒸馒头的时期，劳动投入很少，但是收获很大。但是必须记住，不能忘了下一轮的耕地、播种、生长期。

现在就到了这个关键的时期，需要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要加大合作力度，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二、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基本的医疗卫生问题

毛主席在1960年代就尖锐的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他认为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要以预防为主、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和疾病作斗争、要实行中西医结合等，要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

在文革以前，整个卫生工作是重城市、轻农村的。那时候，人力、物力、财力的绝大部分放在城市。医疗卫生机构设在远离农村的城镇，不重视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真正深入到农村的医务人员很少，而且没有认真解决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问题。即使贫下中农跋山涉水来求医买药，也往往遭到歧视和冷落，甚至被拒之于医院大门之外。

旧卫生部轻农村、重城市，但它究竟重视城市里的哪些人呢?是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及革命干部吗?决不是。那时候，城市里的劳动群众患病后，被医院敷衍了事、最后推出大门的事例是所在皆有、到处可见的。那时从医疗制度、检查治疗方法到医学研究的方向、医科院校培养的目标，都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种实际状况，身受其害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以及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还记忆犹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卫生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早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医务工作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要把“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作为革命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作风，并批判了那种对劳动群众的错误态度。

那时，人们批评苏修，认为那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的医疗卫生工作完全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党内外的新资产阶级垄断了疗养、医疗的大权，把医疗卫生当作自己不劳而获的一种特权，把最好的疗养地、药品、医疗设施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而劳动人民生了病，却只能自认倒霉。当苏联的劳动人民因病而痛苦呻吟的时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正在宁静的疗养胜地寻欢作乐呢!

毛主席特别重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

毛主席在批评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同时，着重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卫生战线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卫生路线，使卫生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革开始几年来，卫生工作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特别是当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后，那里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不仅中国劳动人民对此感到高兴，世界上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民，也从两种医疗制度的鲜明对比中，热情赞扬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事物。

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它是在医疗实践中产生并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赤脚医生以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又防又治，会用中西两法，并能自己采、种、制中草药，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且技术比较全面。有些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却被赤脚医生治好了。赤脚医生和所谓“科班出身”的医生相比，无非是他们没有上过正式的医科大学。但医疗水平的高低，同上没上过大学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文革前的医科大学由于轻视实践，毕业生住往开始时不能独立地防病治病。又由于他们学的一套多适合城市的需要，一旦到了农村，失去了原有的医疗设备条件，就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同那些熟悉农村疾病特点和发病原因，熟悉农民身体素质的赤脚医生相比，其医疗技术水平是不见得怎么高明的。当然赤脚医生也还需要通过实践和培训，继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差不多和赤脚医生同时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迫切要求，是他们在医药问题上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创举。合作医疗的资金一部分是社员自力更生积累起来的，一部分是社员的公益金，本来就是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一部分是社员筹集的，无论哪一部分，都保证用于社员的防病治病。来于社员，又用于社员，这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有着本质的区别。合作医疗可以防止社员因生疮害病而造成生活困难，这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这正是合作医疗的优越性。

到1978年，医院、卫生院的数量增加了18倍，医生从42.5万增加到103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从16.0增加到185.6。人均寿命从 35岁增加到65岁。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7。可以看到中国从文革开始大力普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同时计划生育卓有成效，出生率也很快降低。

改革开放前后卫生事业发展对比

　　　　　　　　　　　　　　　　　　　　　　　　　　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2年 1978年 1997年 1953－1978年 1978－1997年

医院、卫生院（个）　　　　 3540 　64421　67911 　11.8 　　　　0.3

医生（万人）　　　　　　　 42.5 　103.3　 198.5 　 3.5 　　　　3.5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 16.0 　185.6 　290.3 　 9.9 　　　　2.4

三、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在有效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的增长。

计划生育的核心顾名思义就是计划与控制人口的出生，而人口的增加与出生，死亡和寿命等多个方面是相关的。

毛泽东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并没有什么错误，新中国人口激增是伟大的成绩，是新中国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增加的结果，而不是计划生育没有作到位的结果。中国仅从人均寿命的变化，从35岁到70岁，也可以看到人口会从6亿到现在的12亿左右。中国的人口政策是计划与控制，不是自然增长，是一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随意的增长，这个与印度不同。从附录二可以看到中国从文革开始大力普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人口死亡率迅速降低，同时计划生育卓有成效，出生率也很快降低。

还历史面目，打破“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的谎话！

自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首次提出'错批1人，多增3亿'以来，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主流意识'：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原因是 50年代马寅初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主义'遭到批判所致。由此就把中国人口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对马的批判，而不去仔细研究中国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政策，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中国的人口增长，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人口发展规律所致。因为新中国大幅度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是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三个重要步骤：防灾减灾、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二是人民能够享受的医疗卫生水平大幅度提高，到 1978年，医院、卫生院的数量增加了18倍，医生从42.5万增加到103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从16.0增加到185.6。人均寿命从35 岁增加到65岁。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7。

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人口增长率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出生率，另一个是死亡率。人们可以控制出生率，但无法控制死亡率，这是人口控制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所谓从50年代就开始搞70年代以后的强制计划生育，就可以避免6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的说法，实际上并不了解人口增长规律。

需要指出的是，要论个人的认识，毛泽东早在1920年开始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华振兴之路时，就针对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指出人口如不控制， “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页）。而马寅初的认识就差的远，他自己就生了8个孩子。50年代末期对'新人口论'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所谓的' 新马尔萨斯主义'倾向，而不是否定对人口增长必须实施控制的结论。而中国政府注意人口问题比马寅初要早的多。对计划生育效果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理论。

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的核心是计划与控制，新中国作了人类史上最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

1、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2、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3、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4、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5、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使得在人口1966－1971年六年中，净增1.22亿。

6、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7、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8、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 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在50年代以后的迅猛增长，实际上是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所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错误，是新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所谓'错批1人，多增3亿'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事实。现在，是我们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