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去他的院士制度

黎阳：去他的院士制度 

“超级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当得上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却当不上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是美国科学院瞎了眼，还是中国科学院瞎了眼？

据袁隆平估计：超级杂交稻能多养活中国4000万人口。

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据了解，现在全世界的水稻种植面积22亿万亩，但是，平均单产每亩只有250公斤。按照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如果有2亿万亩推广杂交水稻的话，增产的粮食可以占全世界粮产量的20％，可以多养活10亿人口。

不管是四千万人口，七千万人口，还是十亿人口，总归都是天文数字。即使保守折衷，只取中间值，那也是七千万。解决了七千万条性命的吃饭问题，也就相当于挽救了七千万条人命。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一命尚且如此，那救了七千万条命呢？该是多大的善举，积了多大的德！

放眼世界，古往今来能板上钉钉地让大家都承认拯救了七千万条命的人有几许？恐怕独袁隆平一个。谁说中国无人才？谁说中国科技处处不如人？谁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无贡献？凡有中国心中国魂与中华民族血脉相通之人谁能不为此骄傲，为此自豪，为此欢欣鼓舞？

然而如此伟大，如此杰出，对全人类做出了如此贡献的人才居然被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科学院拒之门外，迄今拒绝授予袁隆平科学院院士资格，反而让美国人来了个“墙里开花墙外红”，将其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如此事实，是该让中国人骄傲还是羞愧？不是说要“科教兴国”吗？不是说要“重视人才”吗？
不是说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吗？不是说要培养“大师级人才”吗？难道就这么个“兴”法？就这么个“重视”法？就这么个“代表”法？就这么个“培养”法？

中国科学院现在那么多院士，有几个敢拍着胸脯宣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已经解决了七千万条性命的生存问题，而且能让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事实？一个也没有。相反，好些所谓“院士”连某些发达国家的二流研究助理的水平都不如。然而为什么这些人能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袁隆平却当不上？且看以下消息：

——2005年11月15日，在上海举行的有13名两院院士、100多名企业家与科技人士参加的所谓“院士圆桌会议”上，引发了“众院士炮轰院士制度”的情形。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院士说，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
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

——邹承鲁院士告诉记者，“现在选出的院士，总体水平一届不如一届，虽然每届都有优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断下降。”邹院士介绍，按规定，候选人与投票的院士要回避见面，“但近几年的院士增选中，候选人自己出来活动的情况开始增多，更严重的是，不少单位和地区出于政绩考虑，主动出面活动，不惜重
金攻关。”邹院士多次在中科院院内会议上，呼吁选举要公开透明。

——长期从事院士制度研究的顾海兵教授说：“炒作使院士成了特权代名词，而巨大的利益刺激，又反过来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八名两院院士都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对现行院士制度提出了不同层面的批评，并对院士制度改革的说法表示支持。所有信息显示，在中国“最有学问”的科学家群体中，潜规则也很盛行，而一场深刻的反思也在进行。一位刚刚参加完院士增选投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院士对《瞭望东方
周刊》表示，评审过程中，他很看不惯到处送材料，送东西的风气。汪品先院士说：“我对在评审中上门活动的人说，你来了肯定就减分了。”不过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有好几次，不请自来的活动者已经在家门口了。复杂的评审制度与增选前四处出击的公关活动，已经成了中国院士增选的一大特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各大学基本上都有专门申请院士的公关费，每当评审要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早早四处活动。中科院地质所朱日祥院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说：“我所理解的院士制度，是对过去工作的认可，是别人给予的荣誉。而不是跟学科以外的东西联系起来，跟经济利益挂钩。中国的院士制
度走到今天变形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三多：政治院士多、关系院士多、平庸院士多，而真正有本事有成果的科学家难进中国科学院。

难怪袁隆平当不上院士：人家只知道实实在在做事，不活动，不公关，不炒做，不“到处送材料，送东西”，不按“潜规则”到处钻营，当然选不上了：不花钱孝敬，谁投你的票？

这一切足以证明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腐朽混帐透顶，完全被“主流精英”的“市场经济”理论彻头彻尾“市场化”了，没有原则只有“潜规则”，不看本事只看权势，只会埋没人才不会发掘人才。

可以说，“主流精英”们根本就不愿意看到袁隆平当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因为：

第一．袁隆平走的是不折不扣“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是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而不是靠“外文加论文”的“两论”混出来的。让他当中国科学院院士，就认可了“实践第一”的原则，就否定了“理论脱离实际”才是“科学”的迷信，就冲击了靠“纯理论”吃饭、只会纸上谈兵的“学者”的权威，就压缩了只
会拽外文糊弄人的“骗子院士”以及“政治院士、关系院士、平庸院士”的“自由空间”。

第二．承认袁隆平，就必定要肯定毛泽东。袁隆平的研究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大规模动员和大力推广应用，实际是倾全国之力配合完成的项目。且看以下事实：

——1964年7月5日，袁隆平首次发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

——1966年2月袁隆平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吹响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的号角，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国家科委的重视。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后，原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局长，立即发现了其中蕴藏的价值。立即上报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立即表示全力支持。

——1967年6月，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孕”正式列入科研项目，省农业厅给袁隆平安排了两名助手，成立了科研小组。

——1969年袁隆平被调往湖南省农科院，担任杂交水稻研究的业务主持。

——1970年6月，袁隆平出席在常德市召开的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省委领导的重视和鼓励，更加坚定了他攻克难关的信念。

——1971年，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1年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袁隆平，李必湖，冯克珊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袁隆平当即把它命名为“野败”。“野败”的发现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铺平了道路。

——1971年，袁隆平把“野败”材料无私的贡献出来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攻关，奏响了南繁凯歌。

——1972年3月，杂交稻被国家科委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大协作攻关。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约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袁隆平等率先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
的恢复系。这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3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每亩500公斤以上。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种亩产超过500公斤，比常规稻每亩增产75－100公斤。

——从1976年开始，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使粮食单产在60年代初矮化育种成功实现第一次突破的基础上，又增产了20%左右

——1977年，袁隆平又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载于《中国农业科学》1977年第1期)。这篇重要论文认真总结了10多年来杂交水稻育种的经验，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几个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同时，再一次预见杂交水稻“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1988年，籼型交水稻作为我国农业第一项专利转让给美国，先后有20多个国家引种我国杂交水稻种子。

——从1976年至1993年，我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24亿亩，增产稻谷2400亿公斤。目前全国每年推广杂交水稻在2.3亿亩以上，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其产量占水稻总产量的60%以上。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籼型杂交水稻与氢弹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并列为我国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
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有人评价说：“若袁隆平在今天的科研体制下，以黔阳农校教师的资格，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帮助，但是他当时一个有价值的发现，迅速导致了一个全国性的科际力量总动员。作为杂交育种事业技术带头人的，不仅有袁隆平这样的农校教师，甚至还有土里吧叽的正宗‘农民’――山西太谷县农民技术员高
忠丽，真正是土八路和游击队统统上阵的全民动员架势。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科技研究体制，回想起来很让人吃惊，除非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否则，在那样的体制下，各种突破机会肯定会被迅速把握到。一切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资源，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都被全国性的科研人员和农民合作，象‘篦子’一样进行密集梳
理发掘，这样的研究过程不仅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大量的样本试验，而且由于广收并蓄各种种子资源进行杂交，几乎不可能遗漏任何成功机会，杂交水稻就是这样才被发明出来的。如果放在今天‘画地为牢、各自单干’的科研个体户体制中间，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间数量如此巨大的试验样本，搁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
身上恐怕几百年都不一定能够完成，至于跨省区乃至跨国寻找成千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远缘杂交和样本培植，则几近天方夜谭。今天回想，杂交水稻的育种突破，有且只有当时的中国才具备成功条件，美国的科研机构的钱再多，也一样对付不了此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研究项目。”

肯定袁隆平，实际就是肯定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时代：不是整天说毛泽东时代“迫害知识分子”、“只讲阶级斗争、不顾人民死活”、“不讲科学”、“破坏科学研究”、“只抓两弹一星不抓民生”、“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偏偏那样一个时代却出了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这样轰
轰烈烈震惊世界的“先进生产力”，这让“主流精英”们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怎么不千方百计打压袁隆平？难怪袁隆平直到1995年才被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迄今还不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无非借此暗示：袁隆平只能算个“应用工程技术”方面的“工匠”，而没资格当科学领域里的“大师”（用这种下三滥的
小动作暗中捣鬼，倒也挺符合“主流精英”心理阴暗的小肚鸡肠本性）。

然而很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袁隆平和他的研究成果不是“主流精英”和中国科学院里的某些奸商院士们想封杀就封得了的。玩弄鬼蜮伎俩阻碍袁隆平当科学院院士，现在尴尬的是谁？

凭袁隆平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海内外华人皆应为此摇旗呐喊，大力宣传。

如果有朝一日袁隆平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肯定世界上最高兴和最难受的都会是中国人：高兴的是中国老百姓，难受的是中国的“主流精英”和中国科学院里排斥袁隆平的那帮“鸟院士”。

不过袁隆平不管得到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都无关紧要：他的“杂交水稻”和拯救的七千万条生命足以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奖，足以创造出一个“中华民族奖”、“袁隆平奖”。如果现在请袁隆平当中国科学院院士，那就不是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头衔给袁隆平带来荣誉的问题，而是袁隆平给“中国科学院院士”带来荣
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袁隆平要沾“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光，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要沾袁隆平的光。

排斥袁隆平，借排斥袁隆平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主流精英”这一次是要赔到底了。而拒绝选袁隆平当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事实只能证明现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根本没有用，应该作废：真正的人才选不上，专选一群投机奸商滥竽充数。什么鸟院士制度，去他娘的！
 
 

袁隆平及我国“杂交水稻”的育种简史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分配于湖南黔阳农校(现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于是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有幸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 1961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于是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要配育杂交水稻，关键要配育选育出配套的“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1964年到1965年，袁隆平同黔阳农校的几个青年教师、学生开始搞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 然而，从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进展都不很大，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通过深入细致的总结，科题组发现所用材料亲缘关系太近，不育特性难以保持。于是，科题组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决心用野生稻进行研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着他的助手李必湖等人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在农村四处调查。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终于在荔枝沟一片沼泽地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奇异的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以后被大家称为“野败”），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为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1971年，科题组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把“野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

    1974年“三系”杂交稻系列良种进入繁育阶段，其中南优２号（二九南A与IR24配制的杂交种）在不同的地点试种, 比当时的对照品种增产48.4％-61.5％。

    1975年“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推广，10多个省区当年试验种植5600多亩，其中早稻200多亩，中稻1400多亩，双季晚稻4000多亩。大面积亩产在500公斤以上，高产田块超过600公斤，小区亩产达到750公斤，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20%-30%。1975年10月，全国第四次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在长沙召开。10月20日, 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元月，农业部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籼型杂交水稻推广会议，并组织力量进行南繁和制种。当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扩大到207万亩，以后逐年迅速扩大，到七十年代末大体完成推广。1991年全国“三系”杂交稻种植面积达到历史最高峰2.608亿亩。

    在南方杂交水稻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六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首创“籼粳架桥”制恢技术，于1976年育成C57、C418等高配合力的粳型恢复系，率先攻克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粳稻杂种优势难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先应用杂交粳稻的国家，为世界稻作文化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此项成果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并以专利形式转让美、日等国，确立了我国杂交粳稻的国际领先地位。至八十年代初，杂交粳稻已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示范推广160万亩，比之前培育的常规良种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