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西彭措:中国股市与资本化变革
中国股市与资本化变革
益西彭措
一、股市序曲
中国股市本轮上涨从2005年9月的上海1000点开始,其契机是从2001年6月开始连续五年的下跌,不仅是股民在五年里连续亏损,基金、证券公司也亏损累累。
这五年的下跌、亏损使股市点位退回到了1992年。考虑到股市的扩容,可以说中国股市退回到了80年代的水准。
可以说从1984年10月发行第一张小飞乐股票到2005年9月,20年的时间里中国股市经过扩容不是发展了,而是倒退了。
这个倒退不是没有上市股票,不是没有建立资本市场,而是中国的资本化进程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资本不是作大了,而是越做越小。
二、中国资本状况
2005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0.6万亿,净资产4.6万亿。31个省区市加上新疆兵团资产总额6.1万亿,净资产2.3万亿。合计企业资产总额16.7万亿,净资产6.9万亿。
再看金融银行业,2005年底,从政策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汽车金融公司,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36.2万亿,但负债高达34.46万亿。整个银行金融业净资产不足1.8万亿。
再看耕地状况,2005年底全国耕地18.3亿亩,人均1.4亩。
再看货币占有量,2005年底,公民储蓄14万亿,企业储蓄10万亿。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意味着全体中国公民可以吃饱饭。一亩耕地北方年产1000斤标准玉米,中部640斤面粉,南方产两季640斤大米。
因此,温饱没有问题。
第二、富裕是无稽之谈。企业净资产6.9万亿,加上金融银行业净资产1.8万亿,共计8.7万亿。按13亿余人口平均,人均资产6680元。按经济运行20%收入计算,人均年收入仅仅1336元。无法保障全民富裕。按人均年收入50000元富裕标准计算,全部国有资产仅仅能够保障3千5百万人。
全国城市人口占公民总数的40%,有5.2亿之多,而国有企业富裕保障力仅能达到3500万,仅占城市人口的6.8%。
其他富裕来源只能靠以下三种方式:
1、自当老板。年收入5万,按收入20%计算,需要25万资本,14万亿储蓄仅能满足5.6万人口。10万亿企业储蓄对外担保、借资可满足4万人口。共计有11万人走上富裕。
2、进入私有企业,全国私有企业2005年底有460万户,按一个私有企业提供3个富裕机会,加上老板,共有1840万人进入富裕行列。
3、进入外资企业。全国外资企业有55万家,按一个外资企业提供10个富裕收入计,共有500万人进入富裕行列。
三种方式合计总提供2351万人进入富裕行列。合计国有企业,共有5851万人口可进入富裕行列,占城市人口总数的11%。
也就是说提供中国由温饱向富裕迈进的力量依次排列下来分别是:
第一,国有资本,约3500万人,占富裕力量总数的59%。
第二、私营企业,约占1851万人,占富裕力量总数的32%。
第三、外资企业,约占500万人,占富裕力量总数的8.5%.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从温饱向富裕社会迈进,农业是基础,主力军是国有企业,辅助力量是私有企业,外资是补充。
国有与私营占富裕力量的91.5%,是中国社会从温饱走向富裕的关键力量。因此,中国社会富裕与否取决于民族产业,而不是外资。
三、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
自汉代以来到清代初期,虽然历代疆土变化、人口消长。但从汉代到清初,人口规模始终小于1亿,而主要农耕区与现代没有大的差别。
正是由于农耕区的相对稳定和人口较少,中国近两千年的社会维持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开发土地、以土地为唯一资本,抑制商业和价格是中国《盐铁论》以来的两千年国策。
这一国策是符合中国资本状况的:
由于价格抑制,产品和劳务低廉,为求取财富,人民只能不断向土地开发而进行资本投资。
陕西关中农耕区、北部黄河农耕区、长江农耕区,岭南农耕区依次得到开发。
为重视土地资本而抑制商业、为开发土地而抑制价格,使中国社会成熟而富裕。
这一国策是影响深远的:
历代农民革命都以土地这一资本为目标,纵使西方进入工业化、洋务运动已经兴起,太平天国仍然以“均田"为号召。
太平天国的经济导向无疑是错误的,并不能带来民族富裕和民族复兴。其经济认识和经济政策只是复述两千年前汉代的国策。却忘记了中国人口已经接近4亿,人均耕地不足2亩。
在土地作为中华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上,汉代起,人均耕地即使在人口高峰时也达到人均10亩。亩产100斤粮,人均有千斤粮食。土地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本,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本。
到了乾隆三十一年的1766年人口突破2亿,人均土地3.56亩;嘉庆十七年的1812年南北方均已开发完毕,人均土地2.19亩。(学者校正清代土地实际20亿亩,那么历代数据都需要矫正)
新中国兴建过程中,也是以“分田地“为号召,即使这个土地政策不发生公有制转变,当时的人均耕地也仅仅有5亩。
以广东番禺为例,建国初期粮食亩产不足240斤,出米不足200斤,(1965年突破500斤,1985年达到800斤,目前维持900斤水准。这是高质量农业区的状况)。
不实现工业化,中国最好的状况也仅仅是吃不饱饭。因为没有工业化的支持,粮食产量只能徘徊在出米200斤左右,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只能从不足1000斤下降到今天的不足300斤。
因此,中国选择快速工业化的道路是唯一合理的。而中国工业化的积累只能出在农业,按积累30%计算,建国初期,人均粮食将不足700斤,在1965年以前,人均粮食占有量将逐年递减,直至粮食产量突破。
因此,中国社会在建国后发生了也必须发生资本变革。
土地作为生存和发展资本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土地的角色已经由发展资本的地位下降为基础资本,只能保证我们活下去,而不能保证我们发展。
求生存、求发展,中国只能重新选择资本,而资本的重新选择必然带来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
四、中国新资本的选择和政策转向
历史上的帝国,为扩张民族生存和发展资本,都选择了土地扩张和占领政策,惟独中国是例外。
亚历山大、古罗马选择从非洲、亚洲输入粮食和资源。欧洲选择从亚洲、非洲、美洲输入粮食和资源。而这种输入都是以占领和掠夺为基础的。
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那么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新资本是什么?
人均耕地1.4亩,土地已经不可能,因此,中国发展的唯一资本是货币。
货币本身不是资本,是交换工具,但当货币不再仅仅是交换生活品,而是投入生产、人力,出产产品和技术时,货币就成了资本。
一、资本转移:把农业产值转化为工业资本,实现工业化,这是一个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不是货币资本形成。
中国计划体制进程是最重要的资本转移过程,节衣缩食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体系。如30亿斤小米换取航空工业基础设备是典型案例,再如73吨小麦加1吨对虾换取1吨金属镍。都属于资本转移过程。
二、消费压缩:把消费压缩下来,把节省的财力投入生产,是资本积累,不是货币资本形成。
为节省消费,我们只供给社会商品零售额6%的货币,20年不长工资,20年不长物价,一次次控制物价,强制物价指数、把物价指数压成负数。
三、资本替代:利用国外剩余资本、把国际剩余资本引进来,是资本替代,不是货币资本形成。
这个政策有扩张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更大的作用是扩张了国际资本占领,压缩了民族资本形成和空间。害处大于作用。
在中国五十余年的建设史上,计划体制时代实施的是资本转移和消费压缩政策。改革开放时代实施的是消费压缩和资本替代。
二者共同实施的都是消费压缩政策。
这一政策源于西方教科书的误导,这个误导来自于左和右的共同努力:
左派理论源于经典马列主义,认为资本是消费节省的结果。
尽管马克思本人否定西方资本是“省吃俭用”形成的。但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及其理论家都信奉压缩消费的资本积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庸俗化。
西方右派理论试图掩盖西方国家的掠夺史,把西方国家的资本形成极力论证成“省吃俭用”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理论家都是无耻的骗子,凯恩斯在研究了马克思的理论后提出了货币扩张政策。
按马克思的《资本论》,西方现代经济是“货币转化成资本”。《资本论》也同时提到西方原始货币是掠夺而来。
凯恩斯抓住了现代经济的本质,认同马克思的“货币转化成资本”,而货币要转化成资本必须保证有充足的货币,因此必须形成货币扩张。
因此,在经济史上只有马克思、凯恩斯是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成者。
现代货币具有双重角色:
首先是作为传统的交换工具,而交换工具在货币历史上主要是交换生活必需品。因此,提到货币扩张,人们的共同反应是生活必须品涨价。
现代货币的第二个角色是资本形成,“货币转化成资本”。
货币在扮演第一个角色时再担当资本形成的角色首先发生的是消费溢出。消费溢出导致货币超过消费需求量。
西方社会的消费溢出由于发生在货币掠夺时代,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尚处于匮乏时期,因此,粮食、香料、布匹、丝绸经历了大幅上涨的价格革命,发生在16世纪,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代表。
价格革命以后,消费溢出导致商业泡沫,商场规模无论在伦敦还是巴黎都持续扩大,市政府不得不持续改建商场,出现了店铺林立,坐商云集、商业利润微薄、店铺转手频繁的商业泡沫。商业泡沫发生在十七世纪,以法国、英国为代表。
经过16世纪的价格革命、经过17世纪的商业泡沫,消费溢出消逝殆尽,于18世纪,溢出货币向产业进入,形成了农业资本、矿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产生资本革命。这就是马克思论证的“货币转化成资本”。
货币转化成资本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它唯一的前提是货币消费溢出。
到了20世纪,西方的货币溢出已经消耗殆尽,西方再次陷入货币紧缩状态,凯恩斯适时提出货币扩张。美国迅速走上放弃金本位的道路。因此,马寅初在论述美国40年代的货币时说——与其说是黄金度量通货毋宁说是通货在度量黄金。
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但“马列主义”只是宣传家的文字。
从苏联开始就存在废弃货币的倾向。因此《资本论》“货币转化成资本”的重要理论也就没了用武之地。
由于不是货币转化成资本,由于产品和劳务是调拨形成。因此,价格混乱,价格倒挂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常态,而消费抑制也同样遍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出现越穷越革命的道德变态。
当价格混乱、价格倒挂、消费抑制、道德变态积累时间过长时,不仅货币转化成资本无法实现,人们渴望幸福的愿望也就成了泡影。
面对这样的形势,社会主义改革出现了,而西方势力的误导和引诱很快形成了共产主义政治力量的垮台和社会所有制的变换游戏。
这才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
五、中国的货币转化成资本之路
中国的改革是坚定的革命者所为,这使中国的改革始终前进在政治体制内部。
但由于西方为我们培养了过多的所谓经济学家。私有化、破产化、地产化的买办道路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和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能再坚持土地是唯一发展资本。现代资本是马克思的“货币转化为资本”。
中国“货币转化成资本”的道路是平坦的:
第一、中国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都是法定纸币,具有无限扩张能力。
第二、中国生活必需品已经走出紧缺状态,进入过剩进程。货币对消费溢出不会引起恶性价格上涨,不存在价格革命问题。
第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完成,全民经商潮已经过去,商业泡沫已经存在多年,全民商业化高潮不会再来。
第四、中国的价格改革已经基本完成顺势价格,社会价格体系相对合理。
第五、银行体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国家拥有货币自主权。
第六、中国外汇储备实力雄厚,不会出现外币需求的短缺而引起货币动荡。
第七、股市等资本市场体制合理,产权分置改革已经完成,市场效率很高。
第八、市场换技术的殖民路走不通。
第九、国家可以直接向企业、产业注入货币,不经过消费溢出程序。
在上述有力条件下,中国货币转化成资本的道路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1、向国企注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既是国家的产业支柱,也是社会富裕的主力军。
改革二十余年,国企发展步子过小,产业能力提升过慢,与跨国公司相比存在资本弱势、技术弱势和体系弱势。
其资本形成也是以向国内公民收取高额费用为发展基础,如电话初装费、频道占用费等为典型案例。必须坚决杜绝。
2、向技术教育注资、提高技术投入、改革教育体系:
现有教育体系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建立的,尽管内容是现代科学和技术,但教学方法是书院式教育。
这使学生仅仅具有书本和文字能力,而不认识现代经济的零件、工具、流程。
考核办法也仅仅是变换复杂的方程和文字,却难以完成简单的操作,更不会完成任何一个工艺流程操作。
面对此种局面,大学应建立高等技术学院,应让学生完成从零件认识、工具操作、产品组装、工艺流程的学习。
大学教育应从书本式到操作式转变,大学应从书院式向技术工厂式转变。
完不成这个教育变革,那么中国的产业能力、工艺能力就得不到提升,大学生就是无法就业的文化废才。
3、改价格管制为价格监控、建立商品基金:
大型的粮食、资源、矿产、石油等要成立政策性商品基金,支持技术开发、物流仓储、市场价格操作以获取国际垄断价格权利和利润。
4、推进动力系统、材料企业、软件企业、芯片、集成电路企业的资本规模扩张和技术扩张。以国家参股、控股方式实现扩张。
5、推进小型科技企业的设立和技术进步,在部件、产品成熟时推动大企业去高价兼并和重组。使产业技术进步成为有源之水。
六、结语
中国股市价格达到2000点时,就有人喊赌博;达到3000点时有人就高喊泡沫;达到3500点时论断泡沫膨胀。
这都是愚蠢的舆论和政客所为。
“货币转化为资本”过去没有条件实施,现在我们有了可以实施的条件和环境,是中国资本形成和资本市场难得的大发展机遇。
这个机遇可以给中国从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的空前良机。
管理者根本不必问股市价格多高,而只应问上市企业是否生产了好产品、拥有好工艺,是否有充足的货币资本规模维持长期的发展。
产品、工艺和技术、充足的资本金,只要具足三者,股价多高是投资者的事。
中国按8%的年增益率,按10000元的年收入标准,按保障5.6亿城市人口计算,国有资本规模应扩张到70万亿,堪可建成一个富裕社会。
因此,国有资产规模应扩大10倍。“货币转化成资本”,是中国唯一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国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唯一道路。
在良好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公民人均持有5万货币的股份资产,那么中国是真实现了资本型社会,而不再是土地型社会。
因此,人人持有股票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持有这个国家才关心这个国家。
持有这个国家能带来收益,才会对国家拥有感激之心!
正如解放军的英勇无畏,来源于土地分配,公民的英勇无畏来自于公民持有这个国家。
公民尚且无畏,军人难道会不英勇么?
公民即产业、产业即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稳定的,也是强大的。
而强大之路就是马克思所说——“货币转化成资本”!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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