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怎样治理“第一把手”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之第三部分

邵道生：怎样监督、治理“第一把手”

第11章“第一把手”怎样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

　　其实，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反腐败状况往往取决于该地区、该单位“第一把手”的反腐败决策、能力和水平，领导者自己不仅不能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决策、能力、水平要高，所以对大大小小的“第一把手”来说“怎样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这的确是个研究课题，那么，究竟“怎样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呢？根据自己的体会，以下五个方面是领导者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的基本“前提”。

　　（一）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要“依宪反腐”、“依法反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腐败是什么？就是利用公权去谋取“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因而是侵犯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权”，因而它是“违宪”的。

　　而《刑法》中的有关反腐败条款的规定，依我的理解，则是对侵犯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权”的种种情况的详细“说明”及其“注解”，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神圣性、庄严性。

　　所以，反腐败怎么反？我的理解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决地按照《宪法》和《刑法》去反，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掉。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泛滥到最高领导人要发出“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警告？中国的腐败分子为何那样猖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腐败分子的腐败成本太低，就是没有坚决按照《宪法》和《刑法》去反，因而始终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打击不力”的问题。

　　而且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社会还时不时地要冒出一些与《宪法》和《刑法》相违背的观点和做法来，以干扰反腐败斗争的大方向。譬如，湖南的一个什么“反腐败特别行动”中的对所谓“腐败呆账”“一笔勾销”的“赦免腐败原罪”的提议，和吉林绥化的“五万元以下的不予追究政策”。这些“研究”或“措施”，不管你的“理由”是多么充分，也不管你的“情况”多么特殊，也不管像曽市南先生要求人们怎么“辩证地看”，依我看，统统都是歪理，都是“违宪”，都是“违法”，因为按照《宪法》和《刑法》，凡因腐败触犯了法律的腐败行为，都必须受法律的惩罚，对此，在《宪法》和《刑法》面前必须人人平等。腐败分子的“态度好”，有检举的“立功行为”，赃款也全部退赔了，只能依法减轻，但不能“赦免”，不能“不予追究”，譬如，假如你用5万元买来的县委书记之职，那么，依我看，无论如何是不能再继续当下去了，至于其它的，就得“酌情处理”，谁都无权将《宪法》和《刑法》来一个“变通”，来一个“法外施恩”。

　　所以，要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多多读读《宪法》和《刑法》，要“依宪反腐”，“依法反腐”！

　　（二）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要按照中纪委一系列的反腐文件、精神去反腐。

　　十六大让中国的反腐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吴官正领导下的中纪委在前任基础上，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出台了许多反腐败的好文件、好政策，其中三中全会的文件更是令人称道，反腐败要反什么，怎么反，抓什么重点，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依我之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习、执行中纪委一系列的反腐文件，按照文件精神去反腐，你的反腐败能力就会提高。

　　中国的腐败有一个特点，即“共性”特别强，你这个地方腐败分子表现出来的特点，其它地方也是这样，反腐败要反什么？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说得太明白了，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以及诸如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和吏治腐败中的卖官买官问题，实在是太严重、太普遍、太突出了，我想，每一个省市的纪委、监察机构或是检察反贪局，牢牢地抓住以上几个方面去反，将它当作中心工作，我想一定是会将站在反腐第一线的人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定会将你们忙得“苦不堪言”的，能力从哪儿提高？就从实践之中。

　　但是，现实呢？有的地方却不是那样，三中全会指出的那么多繁重的反腐败任务不好好抓，搞了许多“花架子”，搞了许多“反腐新办法”，真可谓是“层出不穷”，什么“廉政账户、退赃账号”、“妻子监督丈夫孩子监督父母”的“小眼睛盯大眼睛”、“廉政短信”和“反腐扑克”、“一把手廉政访谈”等等，我认为，这些并不是不能做，但是在反腐败中它是“次要中的次要”，并不是真正的反腐治本措施，就以“廉政短信”来说，节前搞一下，倒也未尝不可，因为有的当官是最喜欢过“节日”了，对他们来说，每逢“节日”是财源滚滚的日子，因而提醒一下，打一下招呼，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天天发、周周有，就值得商榷了，不管是好官或是贪官，一打开手机就是“不要腐败”之类的话，烦不烦啊？！效果肯定不会太好。至于那个“妻子监督丈夫孩子监督父母”的“小眼睛盯大眼睛”的“反腐措施”，更是无稽之谈，假如我是贪官，我会听我孩子的？“几百万的诱惑厉害”还是“小眼睛厉害”？“去！去！去！你懂什么！”一句话就将“小眼睛”打发了，你“小眼睛盯得最大”恐怕也是无际于事的。我不是否定“反腐教育”，而是说，反腐教育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讲究艺术，而且更要配合反腐败的中心工作去做，要做得有实效，包括本人在內的许许多多的时评人和网友，对前段时间我们社会上出来的那么多的“反腐新招数”提出批评、指责，不是为了“对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教育的积极性是一种挫伤”，而是让“反腐教育”做得更有成效，希望地方的反腐败不折不扣地按照中纪委三中全会的文件精神去做，要实实在在地反腐败啊！因为我始终认为，反腐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在富有成效的反腐斗争中成长、发展的。

　　（三）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要依靠制度反腐。

　　中纪委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如果将三者的“反腐功能”作一点“形而上学”的“分解”一下的话，则“教育”偏于“预防”，“制度”偏于“惩治”，“监督”则是“预防”多一点“惩治”。所以我的观点是惩治腐败主要是靠“制度”。过去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舆论监督，太泛”？原因就在于“制度反腐”的乏力和软弱。

　　譬如，2004年的中国反腐斗争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是审计署刮起的“审计风暴”，它的成功大致有三条：一是有国务院、中纪委的撑腰；二是出了像李金华这样的“铁面无私的政治精英”；三是充分利用国家制定的审计制度进行审计。我想，其中最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制度审计”。

　　为什么？就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语）；就是因为凡腐败分子的腐败都是违反、践踏了制度的结果；就是因为只有用制度反腐才是最最利的“利器”。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2004年是“制度建设年”、“制度改革年”、“制度反腐年”，不仅仅是审计署，还有国土资源部的反土地的流失，国资委连发“四道金牌”清查国企改制中的腐败问题，劳动保障部的清查民工工资的拖欠、损害农民工的利益问题等等，都是“制度反腐”具体的表现。不仅如此，中组部、中纪委已经出台了还将继续出台有关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党內民主制度、党內监督制度和政治文明建设制度等可操作性的制度……

　　所以，只有在“制度反腐”中才能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反腐能力。

　　关键是怎样进行“制度反腐”？我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各个方面。”（吴官正语）也就是说，“制度反腐”不是一时一事的，而是全方位的、全过程的。

　　（2）要防止著名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提出的，在“制度反腐”中要避免“片面化”：将教育与制度对立起来，要避免“纸面化”：要让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保证这些制度的严格实施；要避免“局部化”：而能只满足于“查点个案，定点条款，纠点小歪风，搞点无用功”。

　　（3）“制度反腐”必须要有“钢性”，要敢碰硬的、大的和“厉害”的，要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随意，不能随人而变，这样的“制度反腐”就有生命力，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的认同。

　　（4）“制度反腐”必须“要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胡锦涛），没有后者的“配合”，“制度反腐”就会神秘化、暗箱化，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作用。

　　（5）在“制度反腐”这四个字中重点是在“反”这个上，是将“制度”的条文化在“执行”、“行动”上，离开了“反”，离开了“执行”、“行动”，“制度”就会变成空的、虚的、假的。

　　（四）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要根据不断发展、演变的腐败新特点去反腐败。

　　从心理学的能力形成、提高的规律来看，越是遇到并解开困难的、艰巨的、复杂的课题，其能力的提高就越快，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站在反腐败第一线的人。

　　当今反腐败的困难度、艰巨度、复杂度如何？我想，恐怕没有一项工作是能与它相比的。为什么呢？可以说上“一千个理由”。

　　譬如，如今的腐败分子的智商都是很高的，用一般人的智慧恐怕是难予对付的，为了不让你们抓到证据，我就来一个“腐败的期权化”，“腐败利益”怎么办？让国外的孩子、老婆享受，或是等以后退休后再享受；

　　如今的腐败分子不仅有权势，相当一部分还是能左右局势的“第一把手”，而且还有强大的“关系网”，对付权势本身就不容易，对付“关系网”就更困难了；

　　如今的腐败分子不是单个的、孤零零的，不是“一伙人”、“一帮人”、“一团人”、“一窝人”，对付单个的、孤零零的腐败分子简单，对付这“一伙人”、“一帮人”、“一团人”、“一窝人”就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了；

　　如今的腐败分子是什么阴谋诡计都会利用的，王怀忠被审查时不是要扬言“摆平中纪委”吗？阴谋当然没有得逞，然而腐败分子想“摆平”地方纪委、地方反贪局、地方审计局却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在地方一线的个别纪委书记、反贪局长“一不留神”就掉进泥坑中去了，反腐败者怎么防止被腐败，上肯定亦是个新课题；

　　如今的反腐败情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刚想将他“双规”进行审查，然而他却得到了“风声”，拔腿就溜了，逃到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境外、国外去避风；

　　如今的腐败分子真还有点“舍身为家”的“精神”，一被“审查”，就跳楼上吊自杀，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交，为了自己的孩子、老婆、家族，自己作出了“生命的最后贡献”，让审查他的人还背上个工作疏忽、失职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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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斗争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形势真是穷出不尽啊！站在这条战线的人我想应该个个都是“如屡薄冰”，稍有疏忽、懈怠，就会被倒打一耙，就会被反咬一口，有的稍放松警惕，甚至被腐败分子拖入泥坑、同流合污的了。因而没有“高度的能力”是做不好这个工作的，这里就有怎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反腐败能力。

　　为此，对本地本单位的情况就应该经常思考，勤捉摸，不断研究反腐败的新情况，从中找出、发现规律性的东西来，经常这样做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审时度势的能力”；

　　就要经常考虑自己地方、单位的反腐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其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应该从何下手？有了一个清醒判断之后，就会有明确自己的主攻方向，经常这样做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反腐败的科学决策的能力”；

　　就应该经常思考腐败与反腐败力量双方在自己地方、单位的“消长”，反腐败的阻力、难度究竟表现在哪儿，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之后就可“排兵布阵”，经常这样做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反腐败的斗争艺术的能力”；

　　就应该经常“居安思危”，应该经常想到自己从事的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经常对自己敲敲警钟，就能提高自己“防腐拒变”的能力。

　　（五）不断提高反腐败能力必须顺藤摸瓜，进行不间断地反腐败，而不能“点到为止”

　　我总认为有一些地方、单位的反腐败有“点到为止”的嫌疑。譬如说，每当一个位高权重腐败分子落马后总有“带病提拔”、“边贪边升”、“边腐边提”、“升了更腐”等等的“说法”，然而也就是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上，再也没有下文了，其实，在这些“说法”的背后，还是有许多文章可以做的。譬如，这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为什么能“带病提拔”、“边贪边升”、“边腐边提”、“升了更腐”？为什么他们在长时间（有的居然达十余年）的无法无天居然“无人问津”？为什么有些群众的举报对他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些腐败分子有没有“保护伞”？他们的“保护伞”究竟是谁？“有关部门”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类腐败分子“带病提拔”、“边贪边升”、“升了更腐”现象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贪官的上级部门对这类“带病提拔”、“边贪边升”、“边腐边提”、“升了更腐”连个起码的自我批评都没有？众所周知的是我们党在考察、提拔高级干部时有一套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一到他们身上便失去了作用？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反腐败反深、反透、反彻底的问题，也是干部问题能不能落实问责制，更是一个涉及到官场的清明、廉洁的党风问题，然而在当前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却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许多百姓、干部的脑中更是一盘“糊涂账”。

　　是不是中央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想不是的。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我这里要强调一下，现在存在漏洞不少，要特别注意研究解决领导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凡是查出这样案件的地方和部门，都要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怎么受表彰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措施避免这类现象继续发生。问题严重的地方和部门，首先要把那里的党组织整顿好。”在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二个：一个是“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另一个是这些人“怎么上来的”的过程“都要弄清楚”。我想，这是中央反腐败的要求，是中纪委反腐败的要求，是中组部反腐败的要求，也是我们总是在强调的“从严治党”的要求，然而在现实中有多少“带病提拔”、“边贪边升”的腐败高官案件是按照此要求做的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传统中没有这样的做法？非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那时腐败分子所在单位是怎么对待这些腐败分子的呢？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公开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两天后（1月8日）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省委书记林铁同志的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又过了十几天，2月6日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稿给《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弓彤轩应重新检讨》……为什么解放初期的腐败搞得那样彻底？人民那样满意？原因之一，就在于上上下下都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当时那些主管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育者”都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检讨，主动承担责任，而且广大的普通干部真还有实施监督（再批评）的权力。看一看现在，在一些地方有几个主管腐败干部的领导是这样做的？！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对领导干部的人性假设存在教条、僵化的倾向。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什么意思？起码有以下两层，一是每一个权力者都有可能“干坏事”，都有“腐败的可能性”；二是权力场容易使当官的腐败，它为人性中的“恶”的蜕变、堕落提供了土壤，为人性中的“丑恶因子”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因为如此，权力者才需要制度，才需要监督。但是，我们的社会历来对导致官员腐败的人性中的“丑恶因子”估计不足，将官员的人性停留在“是一群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的层面上，后果呢？这种教条、僵化的假设有以下三点：一是容易对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很是“麻痹大意”；二是想当然地假设问题：即这么好的领导干部还要监督？因而是不敢监督；三是一些领导容易用这种“政治人”的假设来封住监督者的口。

　　第二，对腐败官员的“保护伞”认识不足。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的，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这种“腐败利益集团”为了不让“腐败利益”东窗事发，为了获得更大的、更多的“腐败利益”，因而“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于是他们便用“腐败来的利益””去打通“关系网”，去搞掂、摆平“保护伞”，所以，在当今官场中很是盛行“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即“你送我一点点，我自己留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那么，为什么当今的社会打不破“腐败利益集团”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呢？原因有以下几点：（1）“腐败利益集团”的“保护伞”的权势更大，轻易是不会动的；（2）“腐败利益集团”对“保护伞”进贡的所谓“一点点”是完全不留下“痕迹”的，即便腐败分子“招”了，也会因证据不足而告吹；（3）官场还留下这样的“潜轨则”，谁咬上头越多，“死”得就越快，判得就越重，因而谁都不想打破这个“潜轨则”；（4）腐败分子还寄希望他们的“保护伞”在审判、判刑过程中“暗暗相助”。

　　第三，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不落实。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一直是我党强调的东西，然而在一些地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尽管有的腐败分子是他们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尽管是经过他们的手将腐败分子一手“红色包装”起来的，但是，一旦这些人出了问题，这些领导都统统装聋作哑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原本这些本是属于自己失察、失职的“坏事”，现在都变成了揪出腐败分子有功的“好事”，本来是一件件不折不扣的“坏事”，现在居然都变成能邀功请赏的“好事”，因而谁都不去总结，即便是露出了马脚、留出了“破绽”，谁都不去负责，谁都不去追究，当然会使那种跑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发展起来，当然会使那些原本就不是好东西的人有机可乘。

　　第四，舆论监督没有到位、而且没法到位。腐败分子最喜欢的是什么？是所谓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内部处理”。腐败分子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是公开、透明的“舆论曝光”和“舆论批判”。为什么？因为“舆论曝光”和“舆论批判”讲究的是充分发动群众，讲究的是顺藤摸瓜、穷追猛打，尤其是在追究责任这一点上丝毫不放松，对腐败分子来说，后者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凡是反腐败反得好的地方，不仅是舆论监督跟上去了，还冲在了前头，有的领导想包都包不住。但是，纵观一些地方上的反腐败，越是腐败“全军覆没”的地方，越是出大腐败案件的地方，舆论监督就做得越差，舆论监督只是走走形式，领导让反什么，舆论就监督什么；领导不让反的，舆论就动都不能动，因为舆论监督没有到位、而且没法到位，所以责任追究也就只是说说而已，反腐败亦基本停留在“点到为止”的程度。

第12章　怎样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严格来说，腐败属于社会问题的范畴，腐败问题往往是与其它社会联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它，譬如，在中国的两极分化问题中腐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作为一个地区的“第一把手”亦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解决社会问题能力。

　　（一）什么叫社会问题？

　　当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以下四个特点时，就可以称为“社会问题”的了：（1）造成了对社会或个人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并较大程度影响了社会发展，具有破坏性；（2）当这种现象完全漠视、破坏、践踏社会既行的秩序和准则，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失调，具有紊乱性：（3）这种现象能长时间地持续，而且社会对它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具有扩展性：（4）社会得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对付它，而且是不认真、仅做表面文章化是解决不了的，具有治理的艰难性。

　　应该说，没有“社会问题”的社会是没有的，关键是“社会问题”的多少、大小、发展程度，及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方法及其效果；还应该说，从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发展态势中也可看出一个社会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社会问题越多、而且控制不了，执政能力就很难说是高水平的，而且，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改朝换代往往是统治者昏庸、无能解决尖锐的社会问题联在一起的。

　　所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亦是执政者的重要能力之一，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必须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的。

　　社会要发展，必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可以说，社会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发展的。

　　国民党为什么会跨台？依我看，两大基本社会问题：政权腐败透顶和广大工人和农民没有饭吃，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无法解决的两大社会问题揭杆革命，因而获得了成功。

　　中国社会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推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若再不改革开放，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使共产党政权重新获得了生机，因而社会发展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令世界瞩目的成绩，。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形势好不好？当然好，然而有没有社会问题？有没有隐患？存在不存在隐性危机？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文章中作了较为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临‘矛盾凸显期’”，对所谓的“矛盾凸显期”，他解释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很大，农村贫困人口、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居民还为数不少……”曾庆红同志所说的这个“矛盾凸显期”，依我看，实际上就是“社会问题”的另一种说法，“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我们不必回避它。

　　当今的社会究竟有多少“社会问题”，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课题组就列出了十个：即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当然，“社会问题”是不是只有这十个？也不一定，丁元竹先生的课题组就“漏掉”了国人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腐败问题”的“犯罪问题”。不管这些“社会问题”有几个，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或是反之，“社会问题”被激化，那么，“盛世危言”就不一定只停留在“危言”水平，就会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政权危机”，譬如，听任腐败现象发展、泛滥，不予以严厉打击，就像邓小平指出的，就会有亡党亡国的可能。

　　所以，社会越是要发展，就越要重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越是解决得好，社会发展就越是快，若“社会问题”不解决、解决得不好，那么，社会的发展就不是真正的发展，它就会隐藏着危机，说不定就会出像前苏联那样的大乱子。

　　因此，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个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三）坦率地说，我们的社会有一个不怎么太重视社会问题的毛病。

　　这又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这样“指责社会”有没有根据？有以下四条。

　　第一，从我国社会问题的“突然暴发特点”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

　　我国的社会问题之呈现有以下这样的特征：总是具有“突然暴发”的特点，平时大家都“不知道”，等“知道”的时候就是已经相当厉害的了，整个社会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譬如，当中国社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期时，中国社会“突然”冒出了个“青少年犯罪”，中央又是发文件，又是全社会动员进行综合治理，一下子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当时的社会还没有作好“迎接”它的“社会准备”。

　　再如“腐败问题”，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使中国的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生产力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当然是大书而特书的好事，然而由于“诸多的原因”（见笔者的《论权力资本腐败》一文），到了本世纪一看，社会腐败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诸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以及诸如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和吏治腐败中的卖官买官问题等等，发展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的社会问题是如此，一些令中国社会感到非常“尴尬”的社会问题亦是如此，如“艾滋村”、“癌症村”等等，突然在一天早晨就“冒”了出来，总感“社会问题”有“乘虚而入”的特点，我们的社会总有一种防不胜防的感觉，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突然暴发特点”？很简单：就是平时“不怎么太重视”。

　　第二，从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

　　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总是带有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指令式的、运动式的痕迹比较重。因为社会问题来得“突然”，所以逼使我们的社会不得不作“快速反应”，高层一道道的“红头文件”，各级政府一道道的紧急动员，有关职能部门一道道的“专项运动”……于是，社会的各种“资源”都被调到对付这个“社会问题”的“第一线”中……我们的理论家对此的解释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其实，依我看，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用“运动的运动”的方式来治理社会问题，效果呢？肯定是“显效”，譬如，公安一一个“专项运动”就抓了××人，解决了××个团伙，不过，依我看，这类不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对“治表”或许有“一定的显效”，而对“治本”来说，就很难说是“效果显著”了。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喜欢“运动式”的，不怎么喜欢“研究式”的，因而整个社会在投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就显得严重不足，在搞“专项运动”时怎么投入都没有关系，然而在平时研究部门要点经费的支持就非常困难，尽管这几年来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量”相比，还显得严重不足。

　　所以，从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习惯方式来看，就有这个“不怎么太重视”的问题。

　　第三，从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来看这个“不怎么太重视”。

　　应该说，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还缺乏一宽容、宽和的气氛，比较偏，存在着“一手硬”和“一手软”的问题。譬如，就以研究“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来说，对研究总结“黄金发展期”的学者来说，肯定是一点顾虑都是没有的，而且还有怎么说都可以，舆论环境非常宽容；而对研究总结“矛盾凸显期”的学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尤其是对“原因的分析”总要“慎之又慎”，总是在想自己行文的措词要缓和，要让领导能接受，不能踩雷区，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顾虑实在是多得很哪！为什么？因为舆论环境是比较严厉的

　　本人进入社科院后二十余年，一直研究转型期的现实社会问题，先是研究青少年犯罪，后是研究腐败，总的体会是，自己在研究这些“现实、尖端、敏感问题”时总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样的感觉，神经亦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难度、艰巨度和“风险度”，比搞“弘扬主旋律”的课题不知要大多少倍。譬如，整体性的、系统性的资料永远是一个难题，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因为是“掲问题性”的，所以到基层搞调查就总是不受欢迎，遇到的阻力是难以想象的，至于社会对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总存在这样的“社会偏见”——大好形势不研究，总去研究社会的“阴暗面”，你们的立场、动机肯定有问题，则是一个很难消除的问题。

　　所以，从我们社会的舆论环境对治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来看，似乎存在着“不怎么太重视”的问题。

　　说上述三点干什么？就是想说，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指导思想不解决，那么，要不断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是相当困难的。

　　（四）什么原因妨碍了执政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第一，社会上存在一种“报喜不报忧”倾向，

　　多年来我们社会的“报喜不报忧”倾向，妨碍了我们的执政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倾向？主要还在于执政者“喜听喜不喜听忧”。1957年的“反右斗争”，50余万的“右派知识分子”错在何处？不就是对当时社会的领导提了点“领导不喜欢听的意见”吗？结果统统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几乎统统都被平反）。再如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提出批评，执政者不喜欢听，惨遭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报喜不报忧”的倾向的确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事例。而研究社会问题，实际上是研究“忧”的问题，是研究“社会失误”的问题，是研究一些领导“因为不公正、不公平而转化为社会问题”的问题，对喜欢“报喜不报忧”的领导者来说，自然是一件“头痛”的事，不受欢迎亦在情理之中的了。

　　第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妨碍了我们的执政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中总存在以下这样的“形而上学”：揭露问题等于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等于是在否定大好形势，等于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等于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非也！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社会问题”，都有“阴暗面”，它并非是社会主义的专利，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光明面”与“阴暗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就以改革开放来说，“光明面”肯定是主流，“阴暗面”肯定是支流，多说几句“阴暗面”这会将“光明面”推倒了？若是这样，那这个“光明面”太虚弱了。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因为人民决不是“阿斗”，也不是愚民，尤其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广大人民的识别力、评价力、鉴赏力空前的提高，对什么是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是恶意攻击、诋毁，还是能分得清楚的，然而有的领导对“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总是持怀疑的态度。

　　正因为这个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所以出现了许多难以思索的事情。譬如，“反腐倡廉”本是弘扬社会主旋律的统一体，然而一到下面，只有“反腐倡廉”中的“倡廉”才是“弘扬主旋律”，而“反腐倡廉”中的“反腐”则成为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成为“控制对象”，实在是难以想象，离开了“反腐”怎么能“倡廉”？再如，以“扶正压邪”来说，本来也是弘扬社会主旋律的统一体，然而一到下面“扶正压邪”中的“扶正”才是“弘扬主旋律”，而“扶正压邪”中的“压邪”，则成为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亦成为“控制对象”……

　　也许正因为这个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使我们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始终重视不起来，或者所谓的“高度重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因而难以让“社会问题”的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一些领导对“社会问题”认识“不到位”，妨碍了我们的执政者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社会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总体来说，它是社会“方方面面关系”失衡的结果，是社会控制渐渐弱化、异化、失范的结果，是负性能量长期的、慢慢累加的结果，总之，它有一个形成、发展的结，而且总是“事出有因”。但是，有一些领导对此的认识就很“不到位”，甚至根本认识不到，因而出现简单化的倾向，譬如，因为自己认识“不到位”，对认识已经“到位”的观点这采取“封杀政策”，不该禁的“禁令”也就特别多，这也不准讨论，那也不准讨论，“社会问题”就在“禁令”中渐渐地发展、泛滥起来；又如，当“社会问题”突然出现以后，总想以一个政策或是“不是运动的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因而下达解决“社会问题”的时间表，其实，问题又怎么能这样简单呢？

　　譬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青少年犯罪高峰来说，它之所以突然暴发出来，其潜在问题就是因为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成为“无业游民”、因而“无事生非”的结果，这个“无业青少年游民层”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青少年犯罪高峰问题，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解决“无业青少年游民层”谈何容易呢？！然而当时执政者提出了“五年內要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治安水平”的目标设想，怎么可能？自然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当今的社会犯罪问题为什么总是那样严峻？我想，就是因为在我们社会结构内部游离出不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业青少年游民层”少的“无业成年游民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游离”出“百万计的失地农民”，“国有企业的改制”中“游离”出“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再加上这个社会由于社会人口膨胀而产生的“自然失业率”，其结果就是以飞快的速度“壮大”了“社会游民层”，这才是社会犯罪问题为什么总是那样严峻之“因”啊！这个“因”若解决不了，我想，我们社会的治安形势将会永远“严峻”下去。这不是我对治安形势看法的悲观或失去信心，而我们社会重视的“严打”的功能只能是实实在在地“治表”……幸而现在的执政者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农村的圈地运动”和“国有企业的改制中的腐败”了，但是，要从整体上治理、解决这个“社会游民层”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科的发展水平限制了我们社会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提高。

　　科学地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能理論，需要大量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当然还包括原来的经济学、哲学、法学等等，由于过去“左”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些学科过去被当作伪科学，因而它的发展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毛病，改革开放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仍无法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所需。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不顾国情的照抄、照搬，而一些地方官真还将它当作大学问来看，这样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还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譬如，最近几年来，如何处理几百万上千万“下岗工人”成为社会不怎么好解决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些地方“父母官”听信了一些像张维迎之类的前卫经济学家的话，盲目照搬“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用权力硬性推行“必须牺牲3000万老工人利益”的以“卖光理论”为主要特点的“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等，再加上改制中的腐败现象，结果使一些地方的国企改制“民怨沸腾”，成了社会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

　　此外，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一些社会病也“感染”了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如急功好利、浮躁，不崇尙调查研究，不肯深入细致地到最基层去，关起门来想当然地“造大车”，不敢说真话，不敢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不敢说自己研究中应该得出的话，不敢学术创新，跟着洋人的屁股后面跑，看着一些领导人的脸做文章、写文章，假大空式的、歌功颂德的、无关轻重的、谁都不想看的文章充斥学术期刊杂志，“文场”变成了“官场”，有权有势的“文人”变成了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他们的任务是专门去“领课题”，然后“批给”年轻的硕士、博士，成果的最终享受者自然是这些有权有势的“文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所患的这些“社会病”，当然会妨碍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的发展，当然会妨碍解决中国“社会病”的良策的诞生。我说的这些话，当然不是为了貾毁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好形势，我只是想说，中国社会科学界所患的“社会病”既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科学解决，因而也是存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