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是我们的家”等民生四则

 目击者称钢水包脱落27吨1500℃钢水烧死32人

　　图片说明:事故示意图

　　东方网4月19日消息：4月18日上午，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造成32人死亡，其中农民工3人；6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事发后，辽宁省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赶赴现场，依法积极妥善处置该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目前，事故现场已处理完毕，有关责任人已被控制。

　　1 目击者：屋子里只剩70平米大铁饼

　　事故发生在4月18日上午7时45分，该公司生产车间的钢水包在平移到铸锭台车上方时，突然整体脱落，钢水包倒向5米外正在进行班组开会的交接班室，造成32人死亡，6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辽宁铁岭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程序，迅速开展搜救工作，及时把受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全力救治。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由于事故现场钢水温度很高，救援人员目前还无法进行搜救。2名轻伤人员均为自行逃离现场。

　　据目击网友称，“去现场了。一屋子人什么都没了。融合到冷却了的钢里了。一块70平米左右的大铁饼子。”

　　据铁岭市公安局负责人透露，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高峰、发生事故车间的车间主任、操作工和技术员等4名相关责任人目前已被警方控制。

　　2 首笔抚恤金发到家属手中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及铁岭市高度重视善后处理工作，事发当天下午已初步确定对死难者的赔偿标准，最终补偿金额将参照煤炭行业标准执行，并力争有所提高。

　　目前当地政府已安排遇难工人家属对尸体进行DNA鉴定，并先以每人1万元的标准，将首笔抚恤金发放到死者家属手中，同时，当地政府已安排机关干部包户包人深入到死者家中，对其家属做思想安抚工作。

　　3 安监总局要求严肃处理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在事故发生后赶赴现场组织抢险救援。李克强要求，组织最好的力量全力救治受伤人员，防止次生事故的发生，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工作，认真调查事故原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接到事故报告后，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副局长王显政、王德学、孙华山立即研究并与事故现场通话，了解事故详情，要求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并派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孙华山率有关专家赶赴事故现场。

　　4 最重伤者烧烫伤面积达60%

　　记者18日下午从武警辽宁省总队医院了解到，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钢包脱落事故中受伤的5名伤者，在这里接受紧急抢救，其中最重1名伤者诊断为深二度、三度烧烫伤。医生介绍，这些伤员目前病情相对平稳，但仍处于48小时抗休克治疗期，不排除病情出现变化。

　　据院方介绍，这些伤员是18日上午10时左右被紧急送到这里抢救的，最重一人烧烫伤面积为60%，其余分别为40%、30%和20%。入院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烧焦了，医院立即采取紧急补液、建立静脉通道等紧急抢救措施，以维持伤者生命体征。

　　主治医师胥学冰说，伤者受伤部位主要是头、四肢、躯干，被钢水、热钢渣等烧烫伤，要经过48小时的抗休克治疗，现在处于第一个24小时。目前他们病情相对平稳，但也可能随时发生变化，救护人员每小时要观察一次病情，待抗休克治疗成功后，再进行手术治疗。

　　眼瞅27吨钢水砸向我们

　　事故生还者讲述最悲惨一瞬

　　得到32名工友死亡的确切消息时，几名幸运的逃生者正躺在武警辽宁省总队医院的病床上接受紧急治疗。昨日下午，两名神志清醒的轻伤者，向记者回忆了当天早晨钢水溢出的惊魂一瞬：“那一刻如果回一下头，可能就没命了……”

　　正开安全会议钢包就砸下来了

　　“接班的工友肯定都完了，只有我们这些交班的才有幸跑出来！”38岁的矫正岩侧躺在病床上，因为臀部和后背多处被烧烫伤，他不停地扭动着身子。他是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铸锭班的班长，“当时还差十几分钟就8点了，最后一包钢水铸成钢锭后我们就交班了，工友们是眼瞅着那包钢水砸向交接班会议室的！”

　　“那包钢水有二十六七吨，当时我在钢包附近正在哈腰拿工具，突然听到钢包吊车闸发出尖叫声，钢包快速下滑，吊车闸失灵了！我抬脚就跑，钢包下坠过程中好像磕到了台车上，一下子倾斜，钢水就涌向附近的会议室了……”当时几十名接班的工人正在里面召开接班安全会议，这是最悲惨的一瞬。

　　“你想想，钢水1500多度啊，落到地上，再溅身上，热浪涌上来，把衣服都烤着了，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只顾往前跑，才捡了一条命。”

　　滚烫的钢渣溅到身上回一下头命就没了

　　受伤相对较轻的周晓飞精神状态较好，有时还能接听一下手机。新婚一个多月的妻子在床边服侍着丈夫。他的腿部受伤较重，包着厚厚的白纱布，面部也有烫伤，手上还有一个个血泡。

　　晓飞回忆说：“当天我值夜班，18日早晨8点交班，估计还有十多分钟就要下班了，工友们正在准备交班，突然我就听‘嗡’的一声，我一下子意识到‘不好’！拔腿就拼命往厂外跑，滚烫的钢渣溅到身上，像用铁块击打一样疼，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时间回头看一下，要是回一下头，恐怕命早就没了。”

　　晓飞的妈妈告诉记者：“亏得孩子跑得快，鞋都跑丢了！”

　　晓飞说，跑出厂区，领导们就都赶来了，厂里立即派车把我们送到当地医院，简单处理一下，就立即送到沈阳抢救，基本没怎么耽搁时间。

　　比起遇难工友

　　能逃生就算万幸了

　　几名受伤者的家属不时在一起交流着病情，并不时向前来观察的医生询问治疗方案。记者在护士室看到，一位护士正拿着特护记录单，向电脑录入特护记录，记录单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已采取的救治措施。

　　一位名叫郭力君的家属告诉记者，他的弟弟正在里间的重症病房接受治疗，现在不让家属看，初步估计能保住命。他说，“遇到这种事情确实难过，但比起那些遇难的工友，弟弟能够逃生就算万幸了；弟弟的后背和屁股烧得较重，裤兜里的2000多块钱也烧成灰了。”“政府应当认真查查事故原因，让企业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另一名伤员李晓东静静地躺在病房一角，他面部被热气烫伤，皮肤发黑，因为伤得重一些，他一直在休息，没有说话。他母亲缓缓地告诉记者：“孩子才25岁，还没结婚。”

　　周晓飞和矫正岩一直表现得比较乐观。他们在庆幸自己逃生的同时，十分挂念现场的工友：“他们怎么样了？现场现在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停地向前来探视的亲友们打听着消息。

　　现场

　　7小时后事故车间仍热气不断

　　昨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记者驱车来到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当地百余名群众聚集在公司大门前，部分职工家属放声痛哭。当地警方已控制厂区，限制人员出入。下午3时30分，记者随辽宁省主要领导进入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钢包脱落事故的地点位于这家公司一处新建厂区。

　　距离事发超过7小时后，记者一进入事故车间，扑面而来的还是一股股热气，地面上撒满了钢水冷却后形成的"钢渣"，最厚处近20厘米。记者站在尚有余温的"钢渣"上面，脚底很快就感受到透过鞋底传导的热量。脱落的钢包仍然倾倒在地，犹如一个巨大的球形锅，直径约2米，容量为30吨。记者在距离钢包2米远的地方，仍感到其散发的热量令人无法正常呼吸。在距离钢包不到5米的地方，一间简陋的水泥房就是32名工人遇难之处。

　　铁岭市清河区负责人透露，当时两个班组正在工房内交接班，钢包整体平移到铸锭台上方时，突然整体脱落，1500多摄氏度的外泄钢水瞬间冲入"近在咫尺"的工房。

　　“百日安全评比”还差一天就到期

　　记者在该公司的网址上赫然发现，今年1月9日，该公司发布了“开展百日安全无事故评比活动”，到昨天刚好是99天，活动尚未到期，却发生了如此惨剧。有网友表示“强烈要求将该批钢水制成一座中国安全生产纪念碑，以示后人，安慰死灵”。

　　“哀，这一炉才是特钢，建议把这一炉钢水重新融化浇铸一座纪念碑吧，以悼念尸骨无存的工人!”

　　更有网友质疑，“很惊讶为什么交接班的小房间会设在钢水包经过的附近？这对工业安全来讲是一个绝对的疏失，管理者根本没有把员工的生命发在心上！”

　　新闻链接

　　铁岭市清河特钢公司

　　据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网站介绍，该公司为国有转制的民营企业，证照齐全，具有年产钢14万吨、材10万吨的生产能力，是集炼钢、开坯、轧材等为一体的中型冶金企业，拥有在册员工870人，企业效益很好。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峰为辽宁省人大代表、清河区人民政府区长助理。

　　该公司原是一家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国有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时间不长。这家公司是当地骨干企业，年纳税额3000万元。

“江水是我们的家”

——贫困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相缚投江

一对贫病交加的夫妻把自己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而在这个乡村，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所有的救助制度，都无法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他们留下了一个同样患病的儿子，也留下了有关农村医疗救助的许多遗问。

　　夫妻俩被打捞上岸时相互搀拥，拽也拽不开。这是江书义看到妻弟和妻弟媳尸体被打捞上来的样子。他看到，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腰带也相互绞缠在一起。死者为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

　　2月22日，正月初五，这对夫妇相拥跳入长江。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大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再也无法承受。而在这个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翻阅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制度，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但显然来得太迟。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

　　                                     “赶紧回去搞钱！”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双方的哥哥姐姐们，不要为我们难过陈泽彪的亿干(乙肝)和去和从(何去何从)

　　妈妈，孩儿们不孝对不起了正先和元香不分到东南西北永远在一起，江水是我们的家”

　　2月23日下午，荆州三医院一病房，江书义在床头柜里发现了陈正先用铅笔写的遗书，字歪歪扭扭，写在一本病历的底页上。陈正先只在这家医院住了三天。

　　“全身的皮肤，眼睛都像火纸(一种黄色的冥纸)一样黄”。今年春节，正月初二，江书义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发现陈正先身体很虚弱，走路随时可以倒，饭也不能吃，“你身体有病，不轻，要赶快去治。”陈正先说，他和妻子上午已经到沙市的医院检查了，下午去拿结果。第二天，检测结果让江书义吓了一跳。这份肝功能检测报告显示，陈正先的谷草转氨酶超标400多倍，谷丙转氨酶值1274，正常值是5-40.“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正月初三，陈正先被送到了荆州三医院，他的亲属们立即分头借钱。江书义用凑来的2000元钱交了住院费，陈正先和妻子还准备了850元，江让他们先留着。

　　当天，医生对陈正先做了CT检查，没有查出问题。次日，医生要求他们做B超。江书义征求陈正先的意见，“是做黑白的，还是彩照的？黑白30，彩照贵，120.”陈正先犹豫了一下，“彩照吧，这样检查得清楚一些。”“他是很想弄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江书义说，陈正先一贯节省，这次选择花钱多的，可见他想知道病到何种程度。

　　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赶紧回去搞钱！”听了主治医生说“相当严重”之后，陈正先的大哥和江书义也焦躁起来，两人叫道。当日下午一点，江书义筹到1000块钱赶回医院，看到妻弟躺在床上，有时长声叹气，妻弟媳趴在床边。

　　陈正先没有要姐夫的钱，他说：“你暂时拿着，放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上还有800多，医院账上还剩400多，多交钱医院可能给我们用贵药”。听到小弟说得有道理，江书义把钱重新揣进了衣兜。他告诉姚元香，“小弟这是重传染病，要注意病房开窗通风”。临走，江书义又给姚元香安排今年的生产，“开春了养头猪，年底哪怕杀100多斤也是好的。”陈正先家没有猪栏。江书义又建议，“大哥常年不在家，猪栏也空着，你们可以用嘛。”

　　下午四点半，陈正先的输液还有半小时就完了，江书义赶回了家。

　　                                    “江水是我们的家”

　　遗照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陈正先夫妇的失踪是姚元香娘家哥哥先发现的。2月23日10时，姚元香哥哥去医院发现夫妻俩不在。护士说，前一天下午6点，给陈正先打完针后，就看到他们夫妇出去散步了，晚上没有归院，以为回家了。

　　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之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10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三天，4000元，此后他们没钱请船，就沿江徒步寻找，从荆州找到公安，后来又到了长江下游的江陵和石首，并印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沿江贴了一百多里。

　　20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按照寻人启事的电话通知的江书义。开始时候，尸体怎么都打捞不上来，最后，江书义下水把绳子解开，分开腰带，才把两人的遗体捞上岸。

　　“他们一直就这么恩爱，也很老实。”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万众村时，全队的乡亲集资买来鞭炮和纸钱。

　　4月2日晚，陈正先的家，两张陈年木床，上面铺着稻草和破乱的棉絮。唯一的家具——组合柜上，放着他们的遗照。确切说，应该是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眉毛弯弯，脸上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被吃掉的麦种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亲戚们说，面对疾病和治病欠下的债务，这对小夫妇一直未曾放弃对生的渴望。在陈正先20岁出头的时候，他被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血防站告诉他，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先治愈肝病再来治血吸虫病。而血吸虫病是国家免费给予治疗的。此后，陈正先一直没有系统地治疗自己的病，实在受不了时就去买点药吃，因干不了重活，家里勉强种着1亩多稻田和3亩旱田。后来，妻子姚元香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无法下地干活。

　　2005年初，眼看儿子长大了，读书要花钱。这年，在江书义的建议下，陈正先夫妇决定一起出去打工。在佛山一家陶瓷厂，干了不到5个月，陈正先病倒了。“听说车间的温度高达60度，他身体本来就差，一下子就累倒了。”江书义说。回家治了一个多月，打工5个月的钱又花光了。感觉稍微恢复后，陈正先又来到佛山，这次检查发现他有乙肝，陈只好回到家。

　　灾难接踵而至。这年的9月28日，儿子陈泽彪也病倒了，检查发现，也是严重的乙肝。妻子揣着挣来的2000元钱和从亲戚家借的8500元钱给儿子治病，10天后，钱花光了。此后，他们夫妻再也没能出去打工。借的8500块钱也没能还一分。这成了陈正先夫妇巨大的心病。

　　“他们很老实，又很要面子”，几位邻居说，夫妇俩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向乡亲借钱，而且借了钱必定按时归还。农村有借钱不过年的风俗，一位邻居说，他们夫妇卖口粮也会在年三十之前还清账。

2006年，陈正先种了西瓜和水稻，但是当年当地遭遇虫灾和水灾。水稻勉强够吃。到10月份，他们家连小麦种子也吃掉了。最终从邻居家借了90斤麦种撒在地里。

                                           因穷错过合作医疗

　　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因为穷，在2006年，他们还错过了农村合作医疗。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开始试点。合作医疗由农民自愿参加。人均交纳15元钱后，一年内，生病住院即可按一定的比例报销门诊和住院费。

从那一年开始，陈正先一家就参加了合作医疗。但在2006年9月份，也就是陈家吃着麦种过日子的时候，当开始缴纳合作医疗费时，陈家没钱了。实际上，算上陈的母亲，一家4口人，只需缴纳60元。该年冬季，陈正先在当地建筑工地做零活，攒了一点钱后，他问村干部，能不能现在参加。村干部告诉他，过了截止日期，不行了。

　　“他没有开口借，我们也不知道。”4月2日傍晚，在陈正先家门口，一位50多岁的妇女有些遗憾地说。“我们哪里知道他家有这么困难？”4月3日晚，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告诉记者，这个村子有人口2300多人，都分散居住，他住在和陈正先相隔20多里外的地方，“如果知道，我们一定会给他评上特困户的。”李全红说，在当地农村，如果能评上特困的话，民政部门每月给予人均10元钱的补贴，还可以资助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按照村支书李全红的介绍，在万众村，享受特困补助的有20多户，实际上达到特困户的有30多户。

　　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城市低保是“应保尽保”，但是农村评特困户是按照省里分配的指标从最特困的家庭倒数排名，并不能保证所有特困家庭都能享受特困补助。

　　李全红说，村里享受特困户的家庭有比陈正先家经济条件还好的，但是陈正先从来没有主动讲到自己的困难，村干部们也就都不知道。事实上，就连姐夫江书义，也不知道陈正先他们患有这么多病。江书义说，他并不知道2006年陈正先有没有治病，只知道他是老乙肝，平时看起来还好，只是发了大病，亲戚们都开始想办法借钱。

　　陈正先兄弟两人，大哥一家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只有一位身患多病的老母亲。2006年春节，大哥回家过年，大年三十时，哥哥叫小弟全家一起来吃团年饭，但是陈正先全家没有去。20斤猪肉、一斤瓜子、一斤花生，三口之家静悄悄地过了年。

　　但在村干部的眼里，有一件事，陈正先夫妇却是很主动的，那就是交公粮。一位邻居和村干部回忆，在减免农业税之前，当地每亩田要上缴国家300多块钱。有一年，夫妇俩实在没有钱，眼看村干部来收钱了，他们忍痛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卖了300多块钱上缴国家。这年春节，他们全家没有吃上猪肉。

　　                                        合作医疗的现实

　　2005年，儿子陈泽彪住院，共花去11000元，其中只有4700多块钱的住院费可以按30%以下的比例报销，另外的4000多块钱门诊费和后期治疗费则无法报销。在当地部分村民的眼里，即使陈正先继续参加了合作医疗，也不会根本改变他家的悲剧。

　　公安县合管办主任冯秀成介绍，按照该县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因病住院治疗，可获得住院期间包括医疗服务费、药品费、材料费的补偿报销。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院起付线标准为50元至200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起付线为800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20000元。起付线以下时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级别。这种情况下，当年，陈泽彪获补了863块钱。

　　尽管有一定的补偿，但村民想到还需要自己支付很多医药费，很多村民便不愿意参保，多是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认为自己不会得病。另外，许多农民认为，定点医院的药品价格贵，也是参加合作医疗积极性不高的原因。

埠河镇万众村村支书李全红每年9-11月份就无法休息，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常常忙到深夜。在公安县埠河镇，一位村民给记者提供了两份购药单，一种由同一厂家生产的同型号的治疗高血压的药品，在当地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埠河镇卫生院，需要15元，其他非定点药店只需8元。该卫生院负责人承认涨价的事实，但他认为，自己的药品是按照规定把加价控制在3%以内。医疗后，虽然每次可以报销5元左右的门诊手续费、输液费等。但是因为药费更贵，平均下来，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农民在个体诊所就诊还可以节省10元钱。

　　参合率(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比率)成了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最头痛的事情。冯秀成介绍，该县参合率80%，李全红所在的万众村只有70%。参合率低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致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能力有限，因此对农民的补偿比例也有限。

　　冯秀成介绍说，该县目前的基金利用率达到95%，但是对农民的补偿比例只有35%。“农民的自付比率达到65%，因此稍微大点的病花掉几千块钱，农民还是承受不了”。“我也是刚刚听说陈正先的事情，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很悲痛，作为合作医疗管理者，我很遗憾”，冯秀成说，即使陈正先一家参加了合作医疗，也无法根本解决他们的困难。

　冯秀成说，农村合作医疗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广覆盖的互助救急模式，并不能解决困难家庭治疗大病的现实。

　　                                     “惟一办法是捐款”

　　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开始自发捐款。李全红介绍，在当地乡村，还有一种“大病救助基金”。但要由住院病人申请，陈正先一家也没能享受。

　　“但这个基金补助金额也有限。”荆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张晓峰介绍，该基金补助金额为500起，3000元封顶。张晓峰提供的数据是，荆州市农村特困户约占3%。在拥有8万人口的埠河镇，特困户人口也达到1781人。

　　这样一个不算小的比例中，陈正先绝不是唯一的一家。冯秀成介绍，在该县的住院病人中，类似陈正先这样的困难家庭约占1%。“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往往弄得家破人亡”。在当地官员看来，应该适当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比率。目前全国80%的试点地区，都是中央财政补贴每个参保农民20元，省市或县财政一起补贴20元，农民自付10-15元。但按照目前对大病患者37%的报销比例，中央和省市县财政对每个农民补贴每增加10元，报销比例就可以提高7%，如果2008年中央财政的补贴增加20元，就可以达到51%，农民的自付比例下降到49%。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对此充满期待，“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对农民的大病救助起到更大的作用。”期待之余，在冯秀成看来，对于少数特困家庭，“需要国家出台特殊政策”予以扶助。胡善联则认为，如果由国家专门对这部分人免除费用，“可能有点难”，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大病救助的金额。胡善联说，国家 医疗改革方案即将出台，应该包含最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应该让卫生、民政、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合作，通力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问题。

　　而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所有的愿景都已失去意义。对于他们现实困境，村支书说，“惟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得知后，开始自发捐款。江书义介绍，“再没钱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总共获捐11000多元。除去寻找遗体和安葬的花费后，还剩下5000来块捐款，就留给陈泽彪读书和治病。但是，这些捐款仍然解决不了陈家接下来的现实难题。

　　目前，陈泽彪和78岁的奶奶相依为命。4月2日傍晚，陈泽彪一脸茫然地站在已经空无一人的家门口。这个12岁男孩的身后，是他们家菜园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和雪白的萝卜，油菜用来换油，萝卜是家里唯一的蔬菜。

　　奶奶说，泽彪的病需要喝牛奶养着，但是妈妈走后，泽彪再也没有牛奶喝了。

　　                 罐头厂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压力跳楼

在记账员付菊安的记工簿上，3103的出勤记录在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戛然而止。

3103是一个名叫曹越琼的女工，3103是她在宁波五洲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星)的工号。这个39岁的云南打工女在五洲星橘子罐头生产线上捱了18个通宵后，由于不堪工作与工头的双重压力，于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从公司员工宿舍二楼纵身跳下。“耻骨骨折、骶骨骨折、右股骨颈骨折……”在程继伟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了曹越琼跳楼后的病情记录。程是解放军113医院的骨科大夫，曹越琼的主治医生。程继伟说，曹越琼刚被送到急诊科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程继伟告诉记者，曹越琼在住院前期的情绪表现异常，经常处于“有人要害我”的恐惧状态中。后经精神病科医生会诊，初步诊断为应激性精神障碍，即因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精神障碍。

曹越琼用一种非理智的手法诉说了其遭遇之惨状。

　                                            打工女之祸

五洲星是宁波市鄞州区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年产各类蔬菜水果罐头5万吨，是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每年10月底至第二年2月中旬，是五洲星的橘子罐头产季，需要一二千名季节工。因为用工量巨大，而宁波本地招不到足够的人手，五洲星每年都会委托工头帮他们到全国各地招工。

曹越琼是云南富源县人，经邻村熟人介绍，于2006年10月下旬被一个叫付军的安徽男子招入宁波五洲星做工。与她同来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名打工者。

五洲星的罐头产品95%以上出口日本、美国与欧洲，为了能及时交付出口订单，该公司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工人每12小时轮一个班次，白班自早上5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晚班从下午5时30分至第二天早上5时30分。

曹越琼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伴被分配上晚班，她们的工作是将橘子皮剥除。橘子罐头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站立操作，而且有极其严格的卫生消毒要求，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曹越琼很不适应这种通宵达旦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而且，曹越琼和同伴们很快就发现工厂的待遇和招工者付军当时说的大不一样，先前付军说的每月750元保底工资变成了计件工资。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伙食却很差，每人每天发3元钱餐券，吃的只是白菜、豆芽、冬瓜等蔬菜。曹越琼等人萌生了去意。据曹越琼说，她们干了4天后便一起离厂不干了，但在宁波火车站候车时被闻讯赶来的付军等人拦下，又被带回了五洲星继续做工。五洲星总裁助理张士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张承认，公司在管理环节上的确存在薄弱之处。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委员陈维昌认为，五洲星的季节工管理有工头插手，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不正当的管理手段而引发矛盾。

被工头付军追回大约一周后，与曹越琼同来的石游珍和邵晓花在一天晚上终于成功“出逃”。两个同伴偷偷跑了以后，曹越琼和另外一个同伴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看管。曹说她发现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宿舍，经常有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跟着她，他们时常摆出她如不服从管理就要挨打的架势，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曹越琼家住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一个偏远的山村，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繁重的劳动和巨大外部压力使这个农村妇女不堪忍受，她的情绪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张士举说，曹越琼跳楼前几天，和她同一车间的工友反映她有点儿行为反常。

橘子罐头生产车间记账员付菊安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曹越琼上班时常把橘子弄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与曹越琼同一生产工班的剥橘子带班人周玫也表示，她发现“曹越琼的精神状态不好”。2006年11月13日晚，不堪重负的曹越琼试图再次离开五洲星，因未被允许出门而和看门人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8时45分，住在员工宿舍2号楼212室的曹越琼趁看管她的人不备，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径直从窗户跳了下去。

包工头之弊

2006年11月14日上午8时45分，五洲星职工全夫良正欲进员工宿舍找人卸车，“我刚走到宿舍大门口，就看见有个女人从宿舍2号楼2楼厕所窗户跳了下来。”全夫良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五洲星保安马庆森说，当时他马上叫了两个保安和付军一起将曹越琼送入公司附近的洞桥镇卫生所，由于曹伤势较重，后又被转送到解放军113医院，付军留在医院照看她。但付军在支付给医院1000元费用后，却不知所踪，而五洲星也未过问曹越琼的伤势。对此，张士举辩称：“付军向公司借了2000元送曹越琼去看病，起初公司并不知道他走了，一直以为他在医院照顾她。”

付军的叔叔付海富说，付军把曹越琼送到医院后，医院要他交1万元押金，付军向厂里借但厂里不同意，“后来派出所找他，他一害怕便跑掉了。他今年还不到19岁。”付海富是安徽蒙城县吴圩乡人，常年和五洲星合作，帮助该公司招聘季节工。付军是其安排在五洲星带工的管理员。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支部书记李尧祥说，像付海富这样给五洲星招工的包工头有十几个，今年通过包工头共招到了季节工740多人。记者在五洲星与付海富签订的招工协议上看到，五洲星委托付海富“招工共100名(男工不超过5%)，招工补贴300元/人，另加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按照协议，工人到位十天后，五洲星预付1/3的补贴费，剩余的2/3季节生产结束后再支付。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在季节生产结束后按实际仍在岗人数计算。

这就意味着，包工头招来工人愈多，其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在季节生产结束后仍在岗的工人越多，工头的最终收益也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工头在招工时往往会用欺骗手段吸引工人，而工人发现上当想离开时就会遭到种种阻挠。“五洲星长期以来利用包工头招聘并管理季节工，由于包工头的收入和工人工资直接挂钩，他们往往会采取威逼手段强迫工人劳动。”宁波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副部长王小骏说，“全国这几年来的劳动恶性事件都与包工头有关系。”

压低用人成本之忧

“五洲星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用包工头的管理方式。”王小骏说，“去年‘学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我们也明确要求他们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但(他们)一直纠正不了。”所谓的“学生事件”发生在去年七八月份，80多名河南柘城的女初中生被当地一个叫王秀敏的人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不料沦为廉价童工。后有学生逃出报警，这些学生才被解救出来。“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守法经营是起码的要求。”王小骏说，此次政府态度比较明确，也很快做出了相应的处理，现在领导也意识到，如不加强管理这个企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据悉，鄞州区政府停止了五洲星享受农业龙头企业各项优惠政策及一切地方性政府奖励政策。付军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于2006年12月19日被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女工跳楼事件发生一周后，由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工会和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五洲星公司，对该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情况进行调查。要求五洲星与工人签订劳务合同，允许工人辞工并在离厂时及时结清工资。“在工人工资结算上，五洲星存在一定问题，”陈维昌表示，该公司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按生产季节发，像橘子罐头生产季长达3个多月，工人要在生产季结束后才能领到工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一名去年11月初进入五洲星打工的安徽籍女工说，“干了20天后公司才发50元生活费，还没有拿到过工资。”

罐头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到生产季节就必须占用大量资金。五洲星年收购农产品超过500万公斤，有较大的资金压力。五洲星生产橘子罐头的用工规模约为1500人～2000人。按照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750元计算，这些季节工的月工资总额约为110万元～150万元。延后发工资，一方面可减轻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工人流失。记者在曹越琼的工资单上看到，2006年10月22日至11月9日，她共上了18个通宵晚班，收入为450元(扣除了54元餐券)，平均每天25元，每小时不到2.1元。而按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鄞州区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6.4元。

曹越琼每天挣25元，按一个月30天计可挣到750元，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但她每天必须比法定工作时间多干4个小时。五洲星与包工头约定，包工头必须严格管理所带工人的安全、生产、劳动纪律、出勤率、工作效率等，保障其正常生产。王小骏认为：“此举是通过包工头管理恶意降低成本，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提高收入。”

浙江省罐头行业协会秘书长邹志亮说，尽管这两年橘子罐头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但出口价格并未明显提高，有的品种价位甚至比前两年还低。“外商压价很低，但国内企业谁也不敢主动提高出口价格，不然订单就会被别的工厂抢去。”邹志亮说。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下调……在惨烈的“抢单大战”逼迫下，国内低端出口产业往往被迫选择自我消化成本上涨因素而不是主动提高出口价格——在其他刚性成本无法再降低时，压低用人成本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业内人士评价说。

但廉价劳动力用之不竭的好时光已经远去，当众多企业还认为他们缺的只是成熟的技术工人时，现在普通工人也开始对他们说“不”。2005年，五洲星从安徽、江西、河南等地招聘季节工；2006年，其招聘工作甚至做到了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五洲星原定这个生产季节招1500人，但到2006年第四季度只招到了700多人，” 陈维昌说，“五洲星劳动强度大，待遇低，愿意再来的季节工几乎没有。”

                             请看这个“救助站”是干什么的？

2003年9月13日，钱包丢失的河南妇女薛宝玲及其丈夫被南宁市救助站收容。当天深夜，她多次遭受救助站保安的长时间强制猥亵。此后，由于上诉无门、生活举步维艰，薛宝玲最终被逼成了一个疯子，至今无人过问。
                            钱包被盗，河南妇女救助站里饱受凌辱
    2003年9月，时年40岁的薛宝玲同男友王建国到南宁开凉粉店。9月4日，两人从陕西铜川南下，装钱的皮包途中被盗。两人在南宁火车站流浪了两天，多次试图扒车返回陕西，均被发现阻止。当年9月9日晚10时，两人摸到了南宁市救助站。在救助站里，王建国住在一楼，薛宝玲住在二楼。当年9月13日夜，20岁的男保安马兴发3次只身进入薛宝玲所在的住室，对薛宝玲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猥亵。
    薛宝玲在2003年是这样向记者描述的：“夜里12时左右，我们3个女的刚躺下，马兴发就进来了，他用胳膊死死顶住我的喉咙，一只手伸到我下身乱抠。我竭力反抗，他威胁我说，在这里掐死一个人不算什么！”猥亵持续了10多分钟，薛宝玲默默流泪，其他两名女子躲在墙角不敢吭声。凌晨2时，看了黄片后的马兴发欲火难耐，又跑到二楼。薛宝玲蜷缩在角落，仍被马拉出，又是长达20分钟的蹂躏。凌晨4时许，马兴发又进入房间。用王建国的话说，这一次薛宝玲最遭罪，她身上的血不是滴下来的，而是马兴发的手带出来的……
    事件发生后，王建国多次报案，均被救助站阻止。南宁市救助站的一名副站长劝王建国：“手插进阴部不算强奸，别说一次，十次八次都不算啥。只要你们不报案，不通过媒体，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答应你。”2003年9月15日，南宁市救助站站长李雪华、南宁市保安公司总经理冯绍淇称，公安人员说这不属于强奸，只是调戏妇女，最多拘留马兴发15天。当晚，救助站和保安公司给了薛宝玲1800元，打发二人回了河南。
    因在救助站受凌辱，加之屡次受到阻止报案的惊吓，薛宝玲回河南后，半夜里不时发出尖叫，浑身发抖，说有人在卡她脖子、摸她。一个多月后，王建国带着薛宝玲再次前往南宁，要求救助站给予治疗。
                                  百般推脱，事发地法院拒不接受投诉
    这一次，两人在信访部门的安排下，前往南宁市公安局报案，马兴发随后被抓获，此时距案发已一个多月。不料，救助站拒绝给予薛宝玲治疗。后来，在南宁市信访局的协调下，薛宝玲被送往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症，建议立即住院。因救助站拒绝支付医疗费，薛宝玲住院27天后被赶了出来，从此断了药。
    2003年12月9日，薛宝玲向南宁市新城区（后改称“青秀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救助站支付医疗费、生活费等损害赔偿费用。12月15日，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理由是：“起诉人的请求属于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应当以行政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条件。”
    2004年1月13日，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对保安马兴发提起公诉。2月10日，马兴发被新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对此，王建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知情，“直到4月7日去新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南宁市民政局、救助站和保安公司时，才得知审判早就进行了”。
    3月22日下午，南宁市救助站突然通知王建国，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将二人赶出救助站招待所。
                                    再次受辱，薛宝玲的精神彻底崩溃
    2004年3月24日，是个雨天。上午9时许，王建国带上信访局的介绍信，领着薛宝玲，再去南宁市民政局要求食宿和治疗。王建国和薛宝玲被挡在门口，徐邦兴站在四楼骂：“你不是能告吗，那咱们就通过法律渠道，法院判多少我们双倍给你，你到法院去啊！”王建国回应：“徐邦兴，如果薛宝玲是你闺女、你妈，她这样了，你会不会管她？就是大街上的一条野狗，你会不会给它一点儿吃的？”徐邦兴说：“我没这个义务，给狗吃都不给你们吃！滚！”民政局门口很快聚集了上百名群众，民政局于是拨打了110报警。
    王建国回到民政局门口，薛宝玲已经不认识他了，“尿顺着裤腿往下流，一脸惊恐，手舞足蹈，到处乱跑，嘴里喊着，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薛宝玲从此成了一个疯子。为方便照顾薛宝玲，也为了名正言顺地替薛宝玲打官司，铜川市民政局于2005年8月19日给王建国、薛宝玲办理了结婚证。当时，铜川市民政局要求王建国写一份“坚决不离婚，照顾薛宝玲一辈子，直至自然死亡”的保证书，王建国毫不犹豫签了字。
    2007年3月14日上午，一脸胡楂的王建国牵着双手被布条捆住的薛宝玲走进了《新民周刊》编辑部，薛宝玲的喉部不断发出“咿唛噢……”的声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两人身后跟着薛宝玲70岁的母亲，拉着他们的行李。
    薛宝玲“胖”得走形，王建国说，这是长期服用精神病药物以及营养不良的浮肿反应。采访期间，薛宝玲一直低着头，目光呆滞，面部肌肉僵化，唾液不断从口角流下。王建国说，从2003年到现在，薛宝玲做了4次省级鉴定，“他们就是不认可”，此次来沪是应南宁市保安总公司的要求，到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给薛宝玲做司法鉴定的。
    显然，被告方在使用“拖延术”，不知道这次的鉴定结果出来后，对方又会怎样节外生枝。倘若法院最终将板子打在犯罪的保安身上，受害人即便胜诉，保安显然也没有多少支付能力，赔偿就是一场空。
    今年3月16日下午，薛宝玲做完司法鉴定，被王建国捆着双手带上火车返回河南。
                          好人一路相助 渴望法律援手 怒告民政官司至今无果
    4月12日，记者根据《新民周刊》记者提供的地址，赶到焦作市一个县城的一处民房，找到了王建国、薛宝玲夫妇（应王建国要求，隐去了该县城的名字）。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居，女房主姓戴。记者提出要见王建国时，戴姨顿时警惕起来，当即反问记者的身份，从哪里来，要做什么？记者说明了采访意图，戴姨始终不信，直到记者当面拨通了王建国的手机，才打消了戴姨的顾虑。
    “现在我总觉得不安全，生怕出现意外。”进入王建国的住房后，他解释说，他现在觉得对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做出来，所以始终没有对外透露具体的居住地点，“还没有其他记者来过”。
    在这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除了两张小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外，再没有其他值钱家当，两口锅放在门口的角落里，几个番茄、几根发黄的蒜苗以及半壶油放在床前，让人感觉极其寒酸。
    薛宝玲的精神状况让记者大吃一惊，记者走进屋内，看到薛宝玲赤裸着上身躺在床板上，没有任何避讳，常人的羞耻观念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她嘴里始终嘟囔着同一句话，怎么都听不清楚，对于外界的反应也非常迟钝。王建国解释说，薛宝玲在说“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她现在只会说这一句话，一天能说上千遍。
    “她已经完全疯了，希望不要吓着你。”王建国说，薛宝玲意志减退、无法沟通。在采访过程中，薛宝玲始终拿着一个带铃铛的宠物玩具在玩耍，并且烦躁不安，时不时就会坐起来。每当薛宝玲坐起来，王建国都会像哄孩子似的对薛宝玲说：“没事了，没事了，咱没有犯法”，然后让薛宝玲躺下。在薛宝玲的病历上，多个精神病医院都有类似的记录：“有突然间的冲动行为，无故脱衣服，抓打医护人员，有时还撕咬她的丈夫王建国。”
                                 “好人”戴姨先后“借”给王建国八九万元
    “有一次，薛宝玲犯病了，大声吵闹，情绪非常激动。王建国为了避免她打扰其他人，硬拉薛宝玲回屋，当时我就在现场。”戴姨说，薛宝玲死活不愿意，一口咬住了王建国的胳膊，王建国咬着牙，硬是没有甩开胳膊。“事后我问王建国，你为什么不把胳膊甩开呢？没想到王建国竟然说：‘我要是猛一甩，把她的牙弄掉了咋办！’”戴姨说，从那之后，她就开始可怜这对苦命的夫妇了。
    戴姨说，她记得很清楚，2004年农历十二月廿四，王建国突然给她打电话，问能不能借几百块钱，他在医院里实在没钱了，连饭钱都没有了。戴姨马上给远在西安一家医院的王建国夫妇汇去了300元钱，之后一发而不可收。
    “我给他们汇的每一笔钱都有记录。”根据戴姨提供的汇款凭据，记者粗略算了一下，单是汇给“薛宝玲”的，就有五六万元，加上其他方式的汇款，一共有八九万元。
    “为了我，戴大姐的子女快和她翻脸了，他们不让戴大姐再借钱给我。”王建国说，戴大姐是实在看不下去自己的苦生活才这样的，她一再叮嘱自己不要对子女说她借钱给他。缴纳70元房租之后，王建国硬是在戴家从2004年8月17日开始，一直住到今天，水费、电费都没交过，甚至戴姨在自家菜园里种的青菜，全都归了王建国。
    “我永远不会忘记戴大姐，没有她，我们可能早就死了。”提到戴大姐的好心肠，王建国哽咽着掉了眼泪。
                                 王建国渴望 得到本地律师司法帮助
    “我有信心看到太阳升起的那一天，我相信自己。”王建国说，他现在已经无法想象自己还将遭遇什么困难，经济拮据，导致无法对薛宝玲进行系统治疗，最大的困难则在于对司法援助的渴求，他“没有对法律失去信心”。
    王建国说，他非常感谢广西司法部门给予的帮助，但他同时也明显感受到了他的代理律师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想得到本地律师的援助。“我知道我的要求有点过分，无论律师还是自己每去南宁一次，肯定都需要上千元的费用，这笔费用我又拿不出来。”同时，由于薛宝玲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一刻也离不开她，很难分身去司法部门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