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下）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之第三部分

邵道生：怎样监督、治理“第一把手”

第9章  大力弘扬官场的正气

　　（一）要“弘扬党的正气和社会正气”

　　江泽民同志一再要求领导干部要“弘扬党的正气和社会正气”。

　　的确，党内的、社会的不正之风为何得不到有效的抑制？反腐败斗争为何“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当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腐败了，因而专横独断，不讲民主，那么，这些地区、部门、单位的正气是不能弘扬的，而歪风邪气却在横行。根子何在？诚如古人所说的：“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不正之风之源确是在党内，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

　　正气，指的是一个人在为人、做人时的正直、正义、刚正的气节，指的是一个群体、社会所形成的正派作风和良好的风气。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作为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集合体的风气，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有一个“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教诲人们如何做人和社会风气方面，很是强调弘扬正气的重要性。孔子的“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更是流世之绝句。

　　五六十年代中的党风、民风、社会风气为何那样好？就在于无论是在党内或社会上能做到“坚持真理”，就在于“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语），因而“上纲苟直，百目皆开；德行苟直，群物皆正”。

　　然而，剧烈变动的社会并没有将弘扬正气这一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继承下来，相反地，人们对诸如“不正之风→严重的不正之风→党内存在腐败现象→腐败现象的泛滥”这类“不断升级”的语言，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的程度了。

　　的确， 弘扬正气确是成为党和社会的当务之急！

　　的确，要使党风、社会风气得到根本的转变，领导干部尤其是“第一把手”一定要讲正气。

　　（二）为什么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同志不能讲正气？

　　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的 “第一把手”同志不能讲正气？我想，大致有以下这些原因。

　　（1）对权势的畏惧。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何？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权越大，势也就越大，其影响力、控制力、处置力也就越大。有的领导在官场的时间呆得太长了，深知其中的“奥妙”，更知自己仕途的发展和升迁的命运往往受某种权势的钳制。所以这些领导干部行为准则的标准是：谁的权势大就听谁的，谁的官大就跟谁的，这些人笃信：真理永远掌握在官大者的手中。这些人信奉的是“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信的是“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的信条，热衷于当“老好人”，坚持的是“关系学”。在他们的心中，中央的精神，什么党纪法规，什么规章制度，统统都很远的，都可以扔之一边，惟权势不能得罪。有时，事实的不公很清楚，发生的过程也很简单，也无需多费脑筋就可判断出是非之曲直，但是，就是因为出于对权势的畏惧，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严重的甚至达到指鹿为马、助纣为虐的程度。这类领导，因为对权势的畏惧，就失去了道义，也就不会公正，不会讲正气了。

　　（2）急于追求自己的名誉和官位。古人曰：“贵名不否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势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1]现在有的领导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为了获得所谓的权威，不是靠党性，而是用结党营私的方式去争；不是靠自己实实在在的政绩，而是靠狂妄自夸而拥有；不是靠个人的真才实学，而是靠权势地位的胁迫去获取。这类热衷于沽名钓誉的领导，就像江泽民所指出的，“必然热衷于拉关系，串门子，把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这种极为庸俗的作风带到党内来”，就必然不会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就必然是远君子、近小人，就必然会言行不一，自然就不会坚持公道正派，不会讲正气了。

　　（3）私欲太盛。共产党的官，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必须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必须是……也只有这样的官才能做到“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才能做到讲正气。但是，现在有的领导却不是这样，在当今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私欲过旺、过盛，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是一心一意为自己，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这些干部每当改革的“关键”时刻──即在群体利益重新调整时，总将利益的天平向自己倾斜，向自己的家属、亲人倾斜，向自己所属的“小集团”、“小圈子”倾斜。要让这样的领导去讲正气，实比登天还难。

　　（4）为人性中的弱点所驱动。领导也是人，也总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人性弱点。当这些领导对自己人性中的弱点采取放纵的态度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妨碍自己去实施公正，去讲正气。譬如，当一个领导妒嫉心理很强时，他在处置被妒嫉人的事情中，就一定会搞点“小动作”、“小名堂”，也就一定不会秉公而办了；当一个领导为偏见所占有时，就一定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2]，就会固执，就会以“有色眼镜”去看人，尤其是当那些平时为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的利益遭受到他人的侵害时，就不会“以公论道”，有时甚至会“下意识”地在他人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当一个领导心肠太好、耳朵根过软时，因为时时、事事都拿不准主意，就一定会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一定会被鳄鱼的眼泪所欺骗，结果呢，往往是有了好的动机而没有好的结果，受到伤害的仍然是那些“老实人”，仍然是那些本应该得到保护的人。一般来说，这样的领导鉴于自己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即便是想讲公正、讲正气，也是很难的。

　　（5）嫌贫爱富、严重脱离群众。古话说得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领导变得十分势利眼，他的眼睛只是盯着有钱人，盯着那些百万富翁，整天围着他们转，喝香的、吃辣的，看不起无权无势无钱的老百姓，一个劲地傍起“大款”来，成为“大款”的座上客，对“大款”言听计从，有求必应，什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统统都不顾，什么党性、原则统统都可以抛在一边，什么人的尊严、什么廉耻统统都可以不要……这些领导的屁股完全坐到了“大款”的怀里，思想感情立场都发生了异化，怎能讲得了公正、正气？

　　总之，正因为存在上述这些原因才使一些包括“第一把手”在內的领导干部不能讲正气。

　　（三）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怎样讲正气？

　　那么，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怎样讲正气呢？

　　（1）要讲正气，就得讲政治，讲政治纪律。

　　当今，最大的政治纪律是什么？就在于不折不扣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呢？一些领导干部就是不讲大局，不讲整体，你这个“上”不是有政策吗，我这个“下”便来一个对策，你发你的“红头文件”，我打我的“擦边球”，千方百计在钻空子。就这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层层打折扣”现象，而且彼此仿效，既然你能对上一级“打折扣”、为何我就不能对你这个领导“打折扣”呢，“中间梗阻”严重，中央精神怎能贯彻得下来？设想一下，下一级对上一级的领导权威都在有意地或无意地进行“挑战”，不无政府才怪呢，党风要正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2）要弘扬正气，就得弘扬一个“公”字。

　　《晋书》曰：“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当代不正之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总是与一些有权势的领导依靠权力非公正地谋取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联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就说，改革就是在重视发展前提下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呢，往往是借改革之名在群体的利益或资源分配或调整时利用权力的力量总向自己倾斜或向自己所属的“小圈圈”倾斜，有的甚至在生产没有发展情况（亏损）下还将利益制性地向自己倾斜。《吕氏春秋》说得好：“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大凡不正之风盛行的群体，就起之于领导干部的私心太重。

　　（3）要弘扬正气，就得“行权有道，不害人以行权”[3]

　　这个“道”，指的是法则和规律，就是法纪、党纪和政纪。细观一些不正之风严重的群体，往往是与领导的“无道”密切相关。有的领导干部很钟情于家长制、一言堂，近小人、远君子，听我的，就用群体的资源（提职、职称、房子等）哄之、拢之、配之；不听我的，即使有最大的能耐也鄙之、弃之、伤之。对“自己人”，因为是老同乡、老部下、老熟人、老秘书、亲爱者，即使其“事发东窗”，也方百计地护之、庇之；而对一些认为是与自己“过不去的人”，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拼命上纲上线，而且对其一切有可能发展的事都采取彻底“封杀”的态度。的确，对领导干部来说，要弘扬正气，就一定要做到“天道无亲”（《老子》）。

　　（4）要弘扬正气，就得要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种“以公理扑灭强权”的精神。中纪委表扬了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同志。为什么？因为他有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骨气，不信邪、不怕邪，遇到有损于党、有损于国家、有损于社会、有损于人民的事，能拍案而起。如果正义能战胜邪恶、真理能战胜谬误，美的能战胜丑的，何惧正气不能弘扬？而现实生活中又如何呢？有些领导干部却按照自己设定的“原则”行事：一是所谓的“权势原则”：谁的权力大，谁的势力大，就听谁的，哪怕他违法党纪国法也都跟之、从之；二是“利害原则”：什么都从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考虑，无害于自己发展的，则多做，有碍于自己“进步”的，则少做、不做，尽量不得罪人，更不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人；三是“不得罪人的原则”：永远做一个“老好人”，只表扬好人好事，不批评坏人坏事，对那些群体中的“刺头”、“搅尿棍”，甚至对那些“牛二”之类的泼皮无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采取“会吵的孩子多给奶”的做法。如此，在一个群体中“公理”扑灭不了“强权”，正的压不倒邪的，正气何能得到弘扬？

　　（5）要弘扬正气，就得要养成听真话、讲真话的习惯。听真话、讲真话本是一个健康社会必须具有的东西，然而现在不管是在社会上或是党內却成为一个难点。什么原因？我看主要原因还是与主要领导人的“爱好”有关：自己既不爱听真话，又不爱讲真话。所以现在社会时兴的是讲假话、套话、大话、废话和空话，谁要是逆就个潮流，便会遭灾遇难，历史上的彭德怀说真话，邓拓说真话，吴晗说真话，就是实例，而且这个“传统”很深，结果呢？领导听不到真话，也就察不了实情，所作出的决策当然是“三脱离”的，当然就不能“治国安邦”，所以作为一个个领导能不能听真话、讲真话是能不能弘扬正气的前提。

　　总之，讲正气涉及到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涉及到领导干部行为的利益驱动原则，涉及到领导干部的自身发展的发展方式和途径，涉及到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身人格中的弱点，涉及到……也许当一个领导干部注意到上述的“方方面面”之后，就不会“空对空”地讲正气，就会密切联系实际地去讲正气，就会大义凛然地去讲正气。

　　弘扬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党的正气和社会的正气”，决不能仅仅落实在文件的学习中和报告中，应该落实在领导干部的大量的、日常的、扎扎实实的领导行为之中。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看到弘扬正气也是一件异常艰巨、困难的事，需全党、全社会和全民的极大努力才可。

　　[1] 《荀子•儒效》。

　　[2] 《明史•邹无标传》。

　　[3]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

第10章  强化领导的民主作风

　　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是许多领导（尤其是“第一把手”）欠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那么多的问题，腐败之所以能发展泛滥到现在那么严重，我想领导的民主作风肯定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民主？这本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的专利。什么样的解释都有，至于这方面的文章、著作你是一辈子都看不完的，而且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明白，其中的学问实在是高深、玄妙得很哪。至于到了一些现代政治家口中，民主这个东西就像魔术师玩魔术一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都搞不明白，譬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被标榜最最民主的了，而实际上呢？这个时期是最最专制的；有的人组织了一大帮专家学者写民主，然而最后的成果却变成了他个人的了，实在是不民主。
　　所以，我总想搞出一个“通俗的民主”，搞出一个老百姓“弄得明白的民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真还想出来了，感到民主并不是像哲学家、政治学家说的那样，学问深不可测，它一点都不神秘，只要社会能达到以下“三个标准”，社会也就民主了：
    第一个“标准”是对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言的。若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能说真话、不说假话，对领导干部能说批评的话而且一点都没有顾忌，那就算是民主了。这个标准高不高？谁都会说，标准不算高，然而实现起来难不难？却是很难很难。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以上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是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二是郭光允对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说了他自己想说的真话，结果呢？没有多久厄运降到了他的头上，郭光允在家门口遭到几个陌生人袭击；几个月后他在单位附近出车祸，被撞成脑震荡，住院一个多月；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直接送到石家庄看守所，还一个劲地要他坦白交待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来。程维高肯定会说自己是最最民主的，然而却是最不民主的。
    第二个“标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知识分子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想将自己的观点、思想说出来，就是想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说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来。做到这点难不难？理论上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因为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是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繁荣、发展学术的指导方针的，而且从来都是说自己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而实际上呢？往往是“百家”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家”， “百花”到最后也成为“孤花”，对学术的“审判权”最终都在权力者手中。中国为什么缺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代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级的学术大师？原因固然有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王选的谈话）。应该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比之于过去，的确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遺憾还不少，万能的、管人的权力者太多了，他们一不留神就情不自禁地充当“学术审判官”的角色了，而且经常以过时的思想、意识、观点去“审判”学术问题，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怎么能出得了诺贝尔级的学术大师呢？
    第三个“标准”是对社会舆论而言的。若是我们的社会一发生什么重大问题我们的媒体马上可以讨论了，大家都可以来一个“七嘴八舌”，社会氛围很宽松，也就算是民主的了。这个要求高不高？当然不高。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公开、透明，发生了什么事件，人们的知情权当然要知道为什么发生的，有什么特点，怎样去克服事件背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旧的、丑陋的、腐朽的东西。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实在太难了，我们社会的“顾虑”太多：什么民众素质太低啦，什么影响社会稳定了，什么不利于领导的威信啦，总之一句话，基本上还是沿袭经济时代的做法，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发布信息，广大的公众呢？只有“学习”的任务，发表“读后感”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当然只属于权力者的民主，显然是不够的。
    我的上述关于民主的这三个“标准”是不是要求太高？是不是带有一点目无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是不是带有一点“自由化倾向”？我想不是的。若是这样想，真还有点冤死我了。譬如，就我的第一个“标准”来说，似乎广大人民都有这个愿望，甚至还比较强烈，所以还算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吧！就我的第二个“标准”来说，它实在是发展先进文化之先决条件，双百”方针执行得不好，哪来什么先进文化啊！就我的第三个“标准”来说，它绝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个社会发展得要好、要快、质量要高，真还必须那样去做。其实，我们的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在这样做的，而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社会的态度还要更坚决一点，所采取的措施还要更果断一点，所迈的步伐还要更快一点。

　　    总之，如同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在腐败泛滥地方民主永远是与腐败成反比

　　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其了，在这些部门、单位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所以，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腐败之一大“特色”就是“第一把手”腐败问题，其案情之重落马之多是“空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些“第一把手”不讲民主，讲专权，讲特权，讲霸权。

　　所以，当我们认真去剖析那些震惊国内外的大案要案时，当我们仔细研究高发区、重灾区的腐败现象，“腐败和民主成反比”几乎无一例外，几乎成为一个“铁律”。

　　所以，腐败和民主永远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缺乏监督的权力的确是催生腐败的根源。

　　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上头让你反什么你就反什么，不让你反的你就不能一点不能碰，结果是反腐职能部门忙得“四脚朝天”，非职能部门的人往往就只能当“看客”的了。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对反腐败形势认识不足？非也。与过去相比，《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表明了执政党加快了用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的步伐，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运行的反腐败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些长足的进步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客观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相比，与广大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的反腐败中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忽视民主、轻视民主。

　　譬如，在一些地方的反腐败搞得非常神秘，反腐败只是少数人在哪儿忙，广大群众只是从反腐败的专门机构的公告中才能获得本地反腐败的进展，人们的反腐败之热情也只能表现在对本地反腐败机构发表公告的感想、欢呼之中，而且越是腐败形势严峻的地方，广大群众就越不知情，所出台的反腐败“土政策”亦是往往与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再如，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在“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又如，打击报复是一种什么现象？是一种违法乱纪的反民主现象。党内监督条例绝对地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监督的积极性，绝对地禁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而现实呢？监督者受到打击报复却不是一种个别现象。有的动用司法来打击报复，进行了8年艰辛举报的郭光允是“功不可没”，然而他却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被关进了看守所，开除党籍并非法劳教，20余位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有的用黑恶势力来打击报复，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在得知一位名叫吕净一舞钢市残联干部，在一直不停地举报他罪证的消息后，为掩盖罪行，竟雇凶杀人者杀人灭口；有的用调离职务、开除来打击报复，如江苏盐城滨海县小学教师顾汝汉，8年来坚持实名举报淮海农场厂长叶秀河贪污受贿，被打击报复，开除公职、倾家荡产，孤独、无助、彷徨、煎熬甚至被迫乞讨度日，最近引起社会公愤的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受到打击报复更能表明反腐败过程中的民主进程之艰难。

　　……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只有将它真正付诸实施才会变成好东西。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主席在美国访问时多次说的，温家宝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其涵义不仅深，而且“覆盖面”还很广！

　　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民主反腐败就不会彻底。”

　　（三）“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恐怕是中国的理论家最为熟悉的、经常在讨论着的、也是体会最深的八个字。查一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实在是多得海了，关于其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意义的阐述，恐怕比一般理论家要深刻得多，然而在新中国几十年发展的历程中，它所遇到的问题，所经历的曲折，恐怕大多与这个“民主政治”这四个字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因而有了稳歩的、有序的长足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 正在向“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这次新老领导人的交替，更是体现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民主政治”是不是还有不尽人如意的地方呢？无需回避，它的确不少，所以，四中全会将它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要求全党“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这实在是太适时的了，太符合当今的中国的国情的了。

　　我并非是政治理论家，要从理论上去论证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是我的弱项，但是，我是一个研究社会问题几十年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养成从“实证和问题角度”来讨论、研究问题，于是，我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以下，就是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些结果。

　　第一，当今的一些领导“父母官”色彩太浓厚。

　　现在，有些领导好话坏话都听不清楚。譬如，“父母官”本是一个带有封建色彩词，将它来称呼当今的有些领导，实有讽刺意义，是一个贬称，然而我们的一些领导真还将自己当起“父母官”来了，说话、行动、待人接物犹如“老子”对“儿子”一样，一副家长的脸，在自己所管的“一亩三分地”的地方，我的话就是圣旨，不听也得听，不执行也得执行，谁不听、谁不执行，我就要用权来惩罚，既霸道又专横，实在是骄宠得很哪！俨然是一副“父母官”的作风……什么原因？受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太深，人是开放时代的人，思想却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所以，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的确像邓小平说的那样，在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没有能够完成”的前提下，要想“民主政治”实在是一件难事。

　　第二，当今的一些领导还为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一种社会制度有一种领导方式，“计划经济体制”是指令式的经济，下达一个指标你就必须坚决、无条件地完成，其中“民主”的成分自然就会少得多；而且当时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的是还有大量的“政治运动”和无休止的“意识批判运动”，尽管有很多是错的，但是必须百分之百地坚决执行，很显然，在这种“政治运动”、“意识批判运动”中“民主”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总结一下。中国的社会为这个“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领导人全都被这种“沉重的代价”所唤醒了呢？不是那样的。于是就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种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是种什么现象？就是变相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领导方式的复活”。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邓小平语）。其实在相当一部分领导的內心深处，最喜欢的还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决策、执行、监督、评价全都在我一个人身上，那领导起来又多“方便”啊！

　　总之，决不要低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领导方式”的影响，它的确是不断提高领导“民主政治能力”的一个思想障碍。

　　第三，当今的一些领导还没有真正解决“当官究竟是为什么”这根本问题的。

　　如今有一些领导干部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类的话，不仅会说，而且是经常说、反复说。但是，其內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想？其行动是不是真的这样做？那就不一定了。有的领导人，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有的根本上就是“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忘掉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江泽民语），为什么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中我们的社会非常流行根本不顾当地社情民意的“形象工程”？非常流行根本不考虑人民利益的“政绩工程”？（结果呢，这些“工程”就变成了“害民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当官究竟是为什么”联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不敢科学决策，不敢搞“民主政治”，因为这样一来，“升官”、“发财”这两大目的就达不到了。

　　所以，“民主政治”经常是与“当官究竟是为什么”联在一起的。一个无私的人、一个永远只为了人民利益的领导，是不仅不会怕“民主政治”，而且是永远是当“民主政治”的促进派的。正因为以胡锦涛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一是无私、二是永远为了人民利益”，所以能将“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大事”来抓。

　　第四，当今有一些领导在“政治素质”上还没有“民主政治”的“准备”。

　　这句“当今有一些领导在‘政治素质’上还没有‘民主政治’的‘准备’”话，是不是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我想不是的，最简单的一个推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领导都已具备了，那么现在就用不着将它“大事”来抓。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能真正地、全面地、完备地实施“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般具有以下负性人格弱点的领导，就很难真正做到“民主政治”的。

　　◆只想“报纸上留名，电台上留声，电视上留影”而不干实事的人，一般是难于真正做到“民主政治”的。

　　◆心胸不宽阔、妒贤嫉能、打击报复严重、不会团结人的人，就会容不得人，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政治”的。

　　◆立党不为公，掌权又不为民，自己的权力欲望过旺，甚至还有点“权力野心”的人，是决不会搞什么“民主政治”的。

　　◆耳朵根子太软，处理问题忧愁寡断，自己又拿不定的主意的人，也是搞不好“民主政治”的。

　　◆性格骄傲、专横、霸道、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是不会搞什么“民主政治”的。

　　◆思想境界不高，不会反思，不会慎独自省，不会勤于自警，不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也很难做到“民主政治”的。

　　◆不会审时度势，不懂大局、全局，把握不了方向，没有较高的洞察力、决策力、运筹力的人，“民主政治”也是做不好的。

　　总之，阻碍“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因有很多，是不是就局限于以上这几方面，肯定不是，是不是我说的一定就对，也不一定，本文所说的也只是一个探索性的东西，但是，有以下这几点必须强调的：（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提高发展”必须要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躁不得；冒进不得，更不能搞“休克疗法”，否则就会出大乱子；（3）“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每一个大大小小领导干部必须思考的问题，只有上上下下同心同德齐努力，才能较好地解决这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问题；（4）还是像毛主席说过的那样：“让人说话天不会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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