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加平:杨毅将军 人民感谢你说真话
杨毅将军 人民感谢你说真话
吕加平
(2007年3月18日)
一
在中国,人们最敏感、最关心、最能剌痛每个中国人爱国民族自尊心而最不能接受和最为痛恨的,莫过于“落后”二字和“腐败”一词。据有关近代史的历史书上说,中国在1840年前后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其国民经济总产值占全世界财富总和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还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最多人口。可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有四亿七千多万人口并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偌大中国(当时整个外蒙和中亚一些地方、黑龙江以东以北以及藏印、滇缅等交界处的大片土地还属于中国领土,朝鲜、琉球、越南等都是中国的属国),却败于远道而来并只有区区几千人的小小英伦岛国的白人洋军,中国国门就此被西方的坚炮利舰所强行轰开。自此后,“白祸”“倭寇”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恣意横行,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新崛起的日本一次次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了无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压迫奴役的不平等条约,使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世界首富并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东方天朝之国,很快衰败贫困下去,沦落为帝国主义殖民列强疯狂掠夺、屠杀破坏、宰割瓜分,并陷于无休止内外战乱之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贫穷弱国。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社会已经千疮百孔,破败不堪,几乎一无所有;中国人民极端贫穷,灾难深重,要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几乎陷于绝境。而当初那些并不很富的西方列强各国却从中国身上攫取了无数财富和权益,个个大发横财、大富特富,而且都快速强大起来。日本更是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连一个舰队都要靠全国民众和皇室10年的节衣缩食和削减工资供奉才能建起来的贫穷岛国(当时满清政府却一下子就能拿出大批银子同时建造南洋和北洋两支比日本先进庞大的水师舰队),靠着对中国七十一年的侵略掠夺而大发大富起来,不仅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强国,还敢于发动同美国争霸亚洲的太平洋战争。
中国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十年、百把年时间里从世界首富的东方文明大国,很快沦为世界最贫弱并被列强瓜分而四分五裂的东亚病夫之国了呢?中国为什么会拿自己的土地、资源、能源、财富和权益去肥了、富了、强了他国,而穷了、弱了、小了自己呢?中国蕴藏有大量石油天然气的大片北方领土为什么会被沙俄占去使当今的俄罗斯成为世界能源大国,而中国自己反倒成为缺油少气的能源贫国了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落后”和“腐败”,这两词四字是造成中国百余年来衰败贫弱、挨打受欺负和富了强了他国的祸根。
在1840年前后,中国虽然很富,但这是一种没有外来强力竞争、侵略和掠夺压力条件下,依靠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积累起来的富足,不论生产力、科学文化、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去和当时虽然还并不太富,却已完成了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和对世界的瓜分,并拥有先进洋枪洋炮和热兵器战争方式的西方列强相比。因此还处于小农自然经济和冷兵器时代的封建专制的中国,实际上是富而不强,大而不坚,人多而乏力无能,这使落后闭塞、腐败不堪又还推行民族压迫统治的满清政府望洋而惧。而中国的富有、落后和软弱,又激起了欧美列强及日本的贪婪胃口和掠夺欲望,落后腐败的满清政府和其后更加落后腐败的军阀政权和封建割据势力,在帝国主义列强洋枪洋炮进攻面前和经济文化侵略之下毫无招架之力,只得步步败退,屈膝投降,破财消灾,出卖国家,做外国主子的奴才、走狗、买办代理人,使中国被外来强盗们瓜分宰割、压榨奴役、抢土夺地、劫掠一空而更加落后贫穷。这反过来又使中国的封建官僚买办统治阶级为一已之利而更加腐败无能,由此造成恶性循环,结果使掠夺打劫的强盗越来越富,越来越强,挨打被劫受欺凌的中国越来越穷、越来越弱。
中国这段百年屈辱受难血泪史的深仇大恨,使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永远难忘,也使每代中国人都深深懂得“落后就会挨打”、“只有强大了才不会受欺负”的道理。而如果有谁要想使中国继续落后下去重陷挨打受欺负的境地,必会激怒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而对其切齿痛恨,并要对这些害国害民的罪责者予以讨伐和严惩。满清王朝和延绵二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制度的彻底灭亡,袁世凯卖国复辟美梦的轰然破灭,北洋军阀黑暗政权的崩溃垮台,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封建官僚买办反动统治的被打倒推翻等,都雄辨地验证了中国爱国的仁人志士和广大民群众极端痛恨和决不能容忍落后和腐败之祸的激愤之情,以及一定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跻进发达国家之林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斗志。这方面再比较近一点的例子是“四人帮”的被粉碎。
二
1969年春的中共“九大”前夕,毛泽东在“文革”运动掩护下,通过对越南先增援出兵、后减援撤军和转兵防苏抗苏的一系列国内外战略调度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中国避免了在越南与美国直接相撞而引发来自美国的核进攻和第二次中美战争;又于当年8月28日在美国的有力帮助下,制止了已集结在苏中、蒙中边境沿线的苏联核导弹部队和百万机械化、现代化大军即刻就要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核攻击和从北方突入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国家度过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紧急、最危险也最难对付和抗拒的生存危机和核战争浩劫(见附件说明)。接着,在毛泽东“乒乓外交”的沟通下,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问北京,中美坚冰开始被打破。7月15日,周恩来和尼克松同时宣布,1972年上半年中美将在北京举行首脑会谈。毛泽东始终极端保密的联美反苏战略开始公开浮出水面,而美国在毛泽东的“文革”、越战和抗苏谋略的调度下,也开始从准备同中国发生战争和对华核进攻而转为实施联华制苏战略了。
但是这引起了林彪的极大不满和恐惧,原来他是一个隐藏在军内、骨子里反对毛泽东同美国沟通、联手反苏的亲苏反美派,他主张投靠苏共、联合苏联,大反美国,甚至在越南和世界同美国大战。为了阻止中美联手抗苏,林彪密令其子林立果组织起了“小舰队”,动了对毛泽东的杀机,并企图抢在中美正式改善关系之前除掉毛泽东,而这正是苏联领导人在“8•28”失败后所迫切需要的。于是在9月6日,即在中美宣布尼克松将要访华后的一个多月,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对毛的暗杀行动。
然而他们的投苏叛国阴谋和暗杀政变企图早就被毛泽东所察觉和识破,并也早已有所预防。可以说,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林彪大念“政变经”时就已有这方面的周密准备和预先安排。为了挫败林彪杀毛政变的罪恶阴谋,不使他把中国出卖给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在中国建立苏共仆从的封建军事独裁政权,使中国成为苏联同美争霸的炮灰牺牲品,毛泽东甚至不惜在文革之初委以林彪为接班人而将他稳住。所以在这中美即将正式接近靠拢共同反苏的最后关键时刻,毛泽东以他不动声色的高超反制之举,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使林彪父子亲苏反美的“五七一”暗杀政变计划流产失败,躲过了杀身之劫,又经受住了“9•13”林彪一伙叛逃苏联摔死的巨大政治冲击,中美和解、联手反苏的最大内部障碍即被扫除。毛泽东使中国继避免了先美后苏两次核战争危难之险以后,又度过了自己差点被杀的最为惊心动魄、内部流血政变颠覆之劫难。
“9•13”事件后仅过了42天,即1971年10月25日,中国被第三世界国家“抬进了”联合国。四个月后,即1972年2月21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访华,拜见了毛泽东,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得到改善,中国终于摆脱了被封锁和孤立而获得了安全的国际环境,走出了封闭,走向了世界,并在世界冷战格局中成为独立一极。
这时,毛泽东见到以“文革”“示弱”方式实行国家战略大退却、大调军、以清除亲苏内奸为主而“反修防修”的避核战、保生存、和美国、通世界战略目标已经完成,即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战法,使先美后苏两次对华核战争危险、甚至美苏两面夹击的战争核战争灾难得到避免,尤其是中美默契配合,联合制止了最紧迫的苏联侵华核战争,并实现了中美握手和解,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得到改善而走向了世界。于是就决定转而“抓革命、促生产”,全力发展经济,使中国尽快从“文革”前三年为了战略退却、清除内奸内患和要准备打仗所暂时造成的政治动乱和经济一时停滞自弱状态中转变过来,抢时间,争速度,补损失,加速追赶世界发达水平,迅速强大起来。为此开展打击极“左”思潮,解散所有“造反”的或“保皇”的群众组织,全面收交枪支武器,恢复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又重新起用在“文革”初期作为“刘邓司令部”第二把手而被打倒但后来一再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并解放复职了大批在“文革”初期被当作“走资派”、“反动权威”、“臭老九”批斗了的老干部、知识分子等,使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力增长有了一个大的跃进。
可是江青和王、张、姚却以批判“唯生产力论”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为借口,严重干扰和阻挠经济建设,这使毛泽东很为不悦。他既不满邓小平复出抓经济后口是心非说假话的翻案倾向,又不满江青等人“打倒一切”企图夺权的极“左”行径。为此,他批评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翻案不得人心”,更严厉警告想做“吕后”、“武则天”有“女皇”野心而企图在他逝世后当党的主席夺得最高权力的江青及同伙,并将他们定性为“四人帮”集团,喝令他们不要搞宗派活动。还提拔只还是湖南省委书记的“小人物”华国锋出来掌控党政军警大权,以平衡他们与邓小平、老干部之间的左右派矛盾纷争,限制他们的权力,制约他们的极“左”表现和夺权企图。
然而“四人帮”却置若罔闻,不思悔改,反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由,继续干扰和压制由邓小平主持的大得人心的经济建设。这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气愤,他们急切希望中国早日从政治动荡中恢复过来加紧经济建设而尽快强大起来,并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时,对“四人帮”这种耽误建设时间、要使中国继续落后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愤慨。而“四人帮”却向已年迈病重、神智衰退的毛泽东谎称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并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结果酿成镇压北京悼念者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其后又罢免邓小平,扩大打击面,到处揪黑手清坏人,在北京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虽然毛泽东在最后关头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保护了邓小平免遭开除党籍和进一步受打击迫害之惩,却也已更增加了北京民众对“四人帮”的厌恶和痛恨,也对毛泽东产生不满,从而使北京与全国各地左强右弱或左右均势的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对比状况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差。所以仅过了半年当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在陈云、刘伯承、李先念等的支持下,动用军队突然逮捕身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之职的“四人帮”时,北京广大中共党员、干部市民不仅没有谴责和反对他们这种违反党纪国法和中共组织原则而暗中密谋突然袭击的非正当政变行为(注),反而对粉碎“四人帮”予以热烈拥护和狂热庆祝,而且还强烈要求和欢迎邓小平复出,重抓经济建设,领导中国追回因为要打仗和清内患而失去的部分时间,挽回损失,摆脱落后,尽快强大。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四人帮”干扰建设而将会使中国继续落后挨打,结果犯了中国人的大忌和大恨,落得个即使被非法政变所打倒也无人相救、人们反而拍手称快的可悲下场。
三
这以后,重新复出并通过对越惩罚战争执掌了军队实权的邓小平,不仅提出并实施了由他为“总设计师”的改革计划,而且在中央所有反“四人帮”、反“文革”者的支持下,又通过反左倾思潮、开展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以派性治派性、“严打”运动、真理标准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审判“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取消“四大”民主和罢工集会游行自由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把在“文革”中所造成动乱和损失的责任,统统归于曾经整过他们的“四人帮”、“造反派”和所有拥毛搞“文革”的头头和干群,尤其归于曾把他们定为“走资派”打倒挨整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决不放过一个”的要求下对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的拥毛“文革”派实行全面打击和专政,甚至重判、枪决和逼死了一批人,并涉及牵连到更多的人;而且还以《决议》形式把“文革”定性为“内乱”、“倒退”的“十年浩劫”而将其全面批判、全盘否定,又对毛泽东展开“妖魔化”运动。
(这期间,在用政变手段逮捕“四人帮”、镇压拥毛“造反派”和“亮相”“支左”领导干部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却又想以“你办事我放心”的“矫诏”和所谓“两个凡是”的假“拥毛”,来标榜自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接班人,企图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宣扬对自己“个人崇拜”而自封“英明领袖”。却被邓小平集合拥邓老干部轻易将他罢免推倒,结果使这个靠亮相支持“文革造反派”起家却又以政变手段去反“造”反“文革”的政治投机者、党纪国法的首要破坏者“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身败名裂,臭不可闻。)
于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非毛”否“文革”清算浪潮和全面报复、全部清洗拥毛“文革”派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暴力打击的严酷专政措施作用下,和在严禁任何人对“文革”进行解释辩护的一面之词一边倒“非毛”反“文革”舆论宣传的影响下,使“文革”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令人发指、谈“文革”色变的“浩劫”、“灾难”、“罪恶”的代名词了,拥毛“文革造反派”也成了最大的公敌、最坏的坏人而被剥夺了一切可以为毛泽东、为“文革”、为自己和同伴申辩的任何权力,只有被打击迫害、专政监禁甚至被枪决的份了。而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批判给中国革命造成几乎彻底失败并导致几十万红军战士惨烈牺牲和无数百姓惨遭屠杀的王明路线时,还允许罪大恶极的王明和其追随者、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来为这条路线和为自己解释辩护,在写出《决议》后还请他们举手表决,尊重他们是否同意的选择。相比之下,昨日的对待王明及其同党和路线,与今日的对待毛泽东和拥毛派及其“文革”,真是天壤之别了。
正是在这种比“文革”初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还要严酷厉害得多的暴力恐怖镇压之下,和排山倒海“非毛”否“文革”的宣传作用下,一方面,中共党内因毛泽东和其司令部已不复存在,毛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物和骨干力量已被全部罢黜、翦除、清洗干净,很多人已被监禁和处决,真正做到了“非毛”否“文革”决策者所要求的“一个不留”、“一网打尽”。这时,邓派完全取代毛派,所以毛派中国共产党也就转变成了性质、路线、方针、政策与其截然相反的邓派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尤其是毫不知情的青年人,都以为10年“文革”是一场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20年并耽误了几代人的大“倒退”、大“失败”和大“浩劫”,都相信“非毛”否“文革”者在《决议》中所说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也都相信如《决议》所说的:“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的铿锵断言和铮铮保证,于是也就对“四人帮”、“文革造反派”和毛泽东极为痛恨,并绝对相信否定“文革”而实行改革一定能使中国较快摆脱落后贫穷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大起来。
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正是因为对“四人帮”和“文革”使中国落后的痛恨心情,和绝对相信改革一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热切希望,才同意或默认打倒“四人帮”、镇压清洗拥毛派和进行“非毛”否“文革”而拥护和支持这场由左转右的改革运动的,也才对20多年改革进程所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和严重问题一次次地予以容忍的。这也正如笔者在《评杨毅将军的两文两话》一文中所说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对国家尽快强大的渴望情结,对‘落后就要受欺负’的高度敏感和难以忍受程度,对不能使国家强大反而造成落后的行动视为大敌而深恶痛绝的心理,也对能通过改革开放而使中国尽快强大跻进发达强国之林的强烈希望和企盼之心。”
四
那么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以后,情况究竟怎么样呢?中国的国力和人均水平与世界发达水平相比,究竟提高了多少呢?是差距大大缩小了、快赶上了,还是就要拉平了呢?这是对改革成功抱有最大期望值的每个中国人所最关心的事情。而由于中国的媒体天天都在宣传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夸耀称赞自改革以来经济如何始终高速增长创造腾飞奇迹,外汇储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如何大大提高,当今又是如何安定团结、莺歌燕舞、太平盛世等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因“文革”“内乱”所造成与世界发达水平20年的差距,经近30年改革以后,肯定已经大大缩小,中国已经基本克服了贫穷落后强大了起来。
记得前两年有一阵西方国家为了抬高对中国的经济门槛和市场要求,以便更大地打入和盘剥中国,所以曾以中国已是发达国家为由,要以发达国家的水平和标准来要求和对待中国。虽然中国当局立即予以否认,并由国家的一个有关部门出面说,中国现在仍很落后,甚至落后世界发达水平几十年,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还属于在世界上排名比较靠后的落后国家,所以不能按照发达国家水平要求和对待中国。然而一时间仍还使许多人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成为可以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富强之国了,中国贫穷落后的帽子终于可以摘掉了。后来知道了这是西方为了整治中国所故意编造的“中国发达”神话,就像他们故意编造宣传“中国威胁”论神话一样,没有再予相信,但对中国当局所说的中国仍然落后世界发达水平几十年(好像说过甚至落后80年),却也不以为然,以为这是中国官方为了对付西方以“中国发达”为由敲榨和刁难中国的一种“示弱”性权宜之说。
可是在读了杨毅将军的两文两话以后,人们才真正知道,在镇压了“四人帮”、拥毛“文革造反派”和全面“非毛”否“文革”基础上,按照新“三论”即“猫论”、“摸论”和“先富论”搞起来的特色改革,经过近30年社会实践的扎实检验以后,结果却是中国不仅确实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水平数十年,而且在军事方面还在进一步扩大差距,竟然落后到如杨毅将军所说的即使100年也赶不上美国而要永远落后下去的地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会永远处于挨打受欺负的境地之中。而自改革以来,尤其在邓小平去世以后,国内党政军经文卫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那么多、那么严重并早已被毛泽东所预言中了的腐败问题和社会危机,这使人们看到,如果说“文革”坏,充其量带来的只是一个“落后”,并没有全方位大规模长时间地发生腐败。而现在改革近30年了,却不仅带来了仍然的落后,甚至更加落后,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全党全社会的腐败长期泛滥和各种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真正做到了既落后又腐败的“双祸临门”、双管齐下、祸国殃民、不可收拾。这叫特别痛恨落后腐败并把克服落后、铲除腐败、企盼中国强大的全部希望、热情和年华都寄托在改革成功上的中国人民又怎么去看、怎么去想呢?
这其中,尤其使人们感到痛心和难以接受的是,改革以后在军事方面的大大落后,杨毅将军在两文两话中也曾三次谈到这件事。第一次是在2006年6月9日《中美军力“龟兔赛跑”论可休矣》一文中说的:“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领域中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正在继续扩大。即使与一些中小国家相比,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随着国家利益日益拓展,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军事力量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正规军,但是现代化程度很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上要落后15~25年。”“近几十年的投入不足,使得我国国防与军队建设已经滞后于国家其他领域建设的步伐。中国国防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高端军事科学技术大幅度落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不仅在20年内,即使在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
第二次是在2006年9月11日参加中国企业高峰会议上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对军事力量的投入又不够,所以使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不但武器装备落后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连优秀的人才也保留不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而由于中国军事方面的大大落后,所以在“中国国家利益”向海外“拓展”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就更显不足”,“无法提供”相应的“保护手段”,它“不但不能够满足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比如维护和平等等。”
第三次是在今年1月10日因研制成功和部署歼-10战机接受中新社记者时说的:“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正规军。但是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在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军事领域中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还在继续扩大。中国军队尚未完全实现机械化,离建设信息化军队距离更远。”“单个武器平台的升级不能代表整个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总体提升,特别是不能标志着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大幅提高。许多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都承认,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整体上比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至少20年。”
从杨毅将军在两文两话所作的以上披露和揭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军队、军备和军工,即中国整个军事力量,在改革以后八十年代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其落后的程度是多么的严重。同时也不难看出,中国军事力量之所以会如此落后不强,是因为改革以来在人为地推行一条轻视歧视和弱化军队的误军路线,也就是在有意识地不使中国军事力量先进和强大起来,并还用腐败来将其腐蚀侵害,以致现在到了已经无法赶上美国和世界发达水平而会永远落后下去的境地,甚至已经无法对国家海外利益的安全和维和等提供相应的保护手段,从而已将中国再次置于挨打受欺负而有害于国家内外安全的危险处境之中。对此,杨毅将军痛心疾首,字里行间流露出不满和气愤之情,传递出抨击和谴责之音。
五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1) 这一切是否证明这场近30年的改革,实际上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即“极右”的“失败”、“灾难”和“浩劫”呢?
(2) 说“文革”造成了中国落后,却并没有带来腐败,倒是带来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改革除了带来继续落后,还带来严重腐败,又还带来了累累的巨额内外负债,这个落后腐败负债三“丰收”的“成就”和“业绩”,又给“莺歌燕舞”的“太平盛世”增添了多少和谐之音和绚丽光彩呢?“非毛”否“文革”者对所谓“改革”要比“文革”“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的断言和保证,对这近30年改革所取得的这种落后腐败、累累巨债和社会危机的“成就”,是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反证、是对人民十足的欺骗呢?
(3) 中共前任总书记曾在2001年11月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拍案而起,怒斥党政腐败之风,他严厉警告说:“如果两年之内在反腐倡廉上起不了大的进展,我们的党将成为社会和人民的反动派!”然而现在不仅已经过去了两年,更是已经过去了5年,可是却是越反越腐,腐败的泛滥蔓延越发严重。前不久新闻报道说,去年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人数为历年之最。这岂不是在证明,这个“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为社会和人民当了3年的反动派了吗?
(4) 既然“不仅在20年内,即使100年内也赶不上美国”,那么这场改革是否也表明已经大大延误了、甚至可能就此丧失了中国追赶世界发达水平而实现“富国强兵”成为“数一数二”发达强国的时间和机会了呢?
(5) 在中国所有的落后中,最危险也最使人不能接受而痛恨的,是军事落后而不能强兵卫国,可是改革后却始终在有意识地歧军弱军和误军,致使中国军事力量在改革近30年后竟还如此的落后。因此人们有权质问,他们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再使中国回到挨打受欺负的时代而毁了我们的军队、国家和民族呢?
(6) 这也又一次地印证了毛泽东“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经典论断,因此是否也应该再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让全国广大人民来公开判定一下改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当年那些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和干劲,拼足全部力气要以检验真理去“非毛”否“文革”的“勇士们”,现在那股子检验真理的劲头和勇气又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像“缩头乌龟”那样不敢再提真理标准讨论和不敢再搞真理标准检验了呢?
(7) 那些使中国既继续落后又带来严重腐败的“非毛”否“文革”者,与认为“四人帮”和拥毛“文革派”给中国造成“落后”而被专政重判相比,是否也应该定罪法办并加倍严惩呢?等等
杨毅将军是第一个站出来真实披露和公开批评中国自改革以来真实的、使人不得不相信的落后状况的中国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他在前两天给笔者的信中仍还证实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跟美国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在某些领域差距还在继续加大)是不争的事实,连美国军方的内部报告都持这种观点(虽然他们公开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很快)”。他揭示和谴责的真话,不仅使广大军民知道了事实真相而不会再被蒙蔽受骗,而且更是对证明改革是不是一场失败和灾难,提供了中国军方有力的、责任者抹不去赖不掉的佐证。
改革以来,以前是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而人民子弟兵在弱军误军政策下看来也成了“弱势群体”,致使作为军民主体的工农兵都是“弱势群体”了。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杨毅将军,人民感谢你代表看来也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中国军队说真话!中国再弱,也不能弱了军队,因为它是立命保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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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毛泽东在世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五位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四位是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王洪文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王、张四人,华、叶两位常委在不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全国党代会的情况下,即就秘密策划和下令动用军队逮捕王、张两位常委和江、姚两位政治局委员,实属非法的政变行径。
                                            (10200字)
 
附件  《破解文革战略之谜—从战争角度看文革》书稿(二稿)
关于1969年“8•28”事件的章节摘录
十三、又一场来自苏联的常规入侵战争和核战争的巨大危险
1、苏联不断加剧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珍宝岛事件”
1969年 3月14日,毛泽东下令我军撤出全部援越参战部队,这标志着中国已不可能在越南战场上同美国作战争对抗再去拖住美国,从而也就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核攻击危险。然而就在中国刚刚获得安全后不久,一场来自苏联更为紧迫严重的常规入侵战争和核战争危险却也随之迫近。
苏联在1969年2月开始向越南提供了大份额战争物资援助。几乎与此同时,它加剧了对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武装挑衅,并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和入侵战争。据统计,苏联自1964年10月中国爆炸成功原子弹以后,也就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到1969年3月这四年半期间,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4189起,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一倍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苏联人称它为“达曼斯基岛”。它原来是中国一侧江岸的一部分,由于江水冲刷才形成了岛屿,但枯水季节仍和江岸相连。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凡是通航河流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的国界线,并依此划分岛屿的归属。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属于中国领土无可置疑。
但是苏联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动边防部队、直升机和装甲车辆侵入珍宝岛。1968年1月,大批苏军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1969年1月和2月,苏联边防军 8次入侵珍宝岛。2月间,也就是在苏联对越南进行大宗战争物资援助的同时,苏国防部下令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3月2日,苏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2辆,卡车和指挥车各1辆,又入侵珍宝岛,突然袭击了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部队,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经一个小时的激战,入侵苏军遭到了歼灭性打击。3月4日至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该岛,我守岛军民奋起反击,给苏军以应有的惩罚。珍宝岛战斗打了几个星期,中苏双方死亡达1000人,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
事后毛泽东在“九大”上曾提到了这次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他在4月14日的“九大”全体会议上说:“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以防御和抵抗苏联侵略为理由, 中国在3月14日顺势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退出了对越南战争的出兵介入。中国的援越部队刚刚撤出,苏联就在第二天即3月15日再次大举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当天凌晨四时许,苏军出动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和大批武装部队,以猛烈炮火作掩护,向中国守岛军民发起进攻,我军奋起自卫。到下午一时,苏军用苏境内的重炮向珍宝岛和侧岸边七公里纵深猛烈轰击, 中国军队则以前沿和纵深炮火对登陆苏军予以猛烈还击,毙伤大量苏军,击伤其入侵坦克。战斗持续至下午七时许,遭到歼灭性打击的苏军余部仓皇逃窜。3月17日,苏军又先后出动3辆坦克,步兵100余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再次向珍宝岛进攻, 中国军队奋起还击,苏军败阵而逃,但是苏联却反诬中国军队侵犯了它的领土。
由苏方挑起的中苏珍宝岛流血武装冲突事件,震惊了世界,引起了人们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因为它表明了中苏关系已迅速恶化紧张,并可能会引起中苏间更大的武装之战。
果然,事情并没有到此完结。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冲突愈演愈烈。
“珍宝岛事件”刚刚过去3个月,到6月至8月,苏边防军又先后入侵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我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名。
6月10日晚9时30分,数十名苏军入侵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一名中国牧民。9时40分,我边防人员前往交涉,苏军蛮不讲理,当场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女牧民1名。随后苏军又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侵入中国境内,我边防军被迫自卫还击。
6月中旬,苏军在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侵入中国领土纵深3公里,修建公路,构筑工事。
7月8日上午8时30分,苏边防军乘坐两艘船艇,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的八岔岛地区,用重机枪和火炮疯狂射击,又出动六架次飞机低空盘旋威胁。下午4时20分,一批苏军强行登上八岔岛烧毁我岛民房、树林等。
2、震惊世界的塔城“8•13”流血事件
继以上的一系列苏中边境武装冲突外,苏联又进一步加剧冲突。8月13日,苏联方面出动直升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官兵300余人,再次侵入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2公里,并预先埋伏,对中国巡逻的边防军进行伏击,打死全部一个排边防军巡逻队官兵38人,苏联继“珍宝岛事件”以后又制造了塔城“8•13”重大边境流血事件。
这次“8•13”苏军伏击和打死中国边防军一个排的一整支巡逻队38人的重大流血事件,在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遏制与反遏制》一书《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一节中有详细报道和描写。书中说,新疆塔城军分区的副连长杨政林于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向前走去。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但又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他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声落在队伍的中间。“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当即牺牲。杨政林刚命令“卧倒”,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它们巨兽般地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300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伏击行动。
巡逻队已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抱着必死决心的杨政林立刻命令身旁的机枪手狠狠地打,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机枪对扑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巡逻队官兵虽然伏在地下,却无依托的地物,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但子弹打在坦克甲板上,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我军伤亡惨重。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被子弹打穿,报话员已经牺牲,他摘下报话机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列克提东10公里处遭到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这时,苏军两架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地对话筒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说完,他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撂倒几个苏军士兵,但他的腿已被打断并失去了知觉。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战术,不再用坦克引导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射击。中国巡逻队陷入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空旷戈壁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场。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中国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仍然顽强抵抗,苏军便用两颗汽油燃烧弹轰击,中国阵地上顿时一片火海,中国士兵在火海里翻滚、扑跌、惨叫,空气中弥漫着血肉烧焦的腥臭味。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年轻战士小王,手里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杨政林悲叹一声,回望一下祖国的土地,缓缓地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拉响了手榴弹。一声巨响,杨政林、胡宝杨和小王三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中国军人实现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颗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的悲壮誓言,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和维护中国军人的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处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侵华苏军已全部撤走。中国官兵一个整排的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黑炭,惨不忍睹。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无声地控诉着残忍苏军的血腥暴行。
这就是震惊中国和世界的塔城“8•13”流血事件。【注75】
但是苏联仍在疯狂加剧战争紧张局势。此时,在苏中边境上苏军已部署有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20万人,正虎视耽耽,欲跃马挥刀,蠢蠢欲动。【注76】而苏联用核导弹和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这百万大军,比1945年在中国东北只用一个多星期就迅速击败日本百万关东军的战争力量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随着苏联不断挑起和扩大苏中边境的武装冲突,它对中国的核攻击叫嚣和具体实施的准备工作也在急剧升级。
3、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1969年8月28日,一场倾刻之间就要对中国发动的核战争
在“珍宝岛事件”前后,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不仅下令远东边防军进入临战的一级战备状态,还大肆炫耀核武器,鼓噪要对“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当8月13日苏军在我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伏击打死我边防巡逻队38人以后,消息传到了联合国总部大厦,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竟狂吠道:“这些可恶的中国人,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想和伟大的苏联开战,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这些黄种的混蛋,统统都得干掉!”
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也正在对“8•13事件”进行讨论,商议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嚣张地说:“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共头子勃列日涅夫完全倾向和赞同格列奇科的意见。会后,他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部队副司令托庐勃科中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略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其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8月28日,勃列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地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注77】
(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斯夫所著的《知情者说》一书对此事有不同的文字介绍,该书说:“勃列日涅夫亲自打电话对苏联驻美大使馆多勃雷宁说:‘苏军大本营做过多次研究,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我想请你秘密地征求一下美国最高领导人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本人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绝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施放的核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上的生态平衡有大的破坏……总之,我希望你能阐明我们的观点,使他们理解我们的立场。因为解除掉中国的核武库,毕竟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
苏联真的立刻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了!
4、只要尼克松点头同意,苏联对中国的核战争就会立刻发生
苏共最高头目勃列日涅夫和苏军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代表的侵华主战派都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并作好了一切待发实战准备,又通过密令去征询美国决策者的意见。而这离“8•13”流血事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苏联对中国的常规入侵战争和核打击战争都已作好了全面的实战和临战准备。
勃列日涅夫的手指头已经触按在核按钮上,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庞大百万苏军机械化部队也早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略进攻状态,而根据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讨论的,对中国所要进行核攻击的地区大约是酒泉、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
1969年8月28日,此时此刻,苏联要发动突然袭击的侵华核战争和地面入侵战争正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切就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句话上了。现在只等尼克松点头允许,说出同意二字,勃列日涅夫就会立刻揿下按钮,下达对中国发射一批大当量的核导弹的命令,一场以核外科手术为名的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核打击就会立刻发生。这正如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谢甫琴科所说的:“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内空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
十四、苏联早就准备对中国动核武了
1、如果此事真的发生,对我国将会造成的后果
苏联几百万吨级的大批核炸弹却要来袭击中国了,其大规模地面入侵的侵华战争也将接踵而至,具有现代化军事优势的百万苏联大军就会蜂涌地卷土杀向中国。如果在尼克松的点头同意下此事真的发生,对我国将造成的后果必然会是:
(1)、由于我国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薄弱,虽然拥有了热核兵器,其核武实力和导弹发射能力却无法与拥有庞大战略核武库的苏联相比,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更没有远程战略核力量,处于绝对的核弱势地位。苏联这个仅次于美国的超级核霸很容易将我国这个幼嫩的“核婴儿”用近中程核导弹加以炸毁摘除,扼死在“摇篮”里。因此,只要苏联对我国进行核打击的事情一旦成真,那么我国又会回到无法与热核兵器相抗拒的低一级的热兵器时代,甚至会如苏联总理柯西金在1969年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也就是在“8•28”苏联要对我国发动核进攻以后的14天,在北京首都机场向周恩来总理所说的那样:“我们只稍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注78】那时,中国只有被苏美核霸在核威慑下进行讹诈勒索和侵略掠夺,甚至进行核屠杀的份儿,西方列强用先进热兵器将还处于落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变成它们瓜分掠夺的半殖民地“乐园”的历史又会再度重演。
(2)、中国如果一旦在此核打击下失去了热核兵器及其生产制造能力,不仅失去了可以抗拒苏美核讹诈和核进攻的核反击能力和王牌主力,同时又会大大影响先进热兵器的生产制造,其常规军事力量也将大受损害和破坏。苏联百万大军在核进攻的配合下很容易打进我国进行烧杀抢掠和种种破坏,其他外敌和台湾军队也会趁机攻击, 中国又将会遭到常规战争的巨大劫难,甚至国家灭亡。
(3)、原子弹、氢弹具有冲击光辐射、早期核辐射(又称贯穿性辐射)、放射性沾染和电磁脉冲等五大杀伤破坏效应。美国在1945年二战末期对日本的广岛、长崎只扔下两颗分别为1.3万吨和2.2万吨级爆炸当量的初级原子弹,倾刻之间就使日本死亡十多万人(在1.2秒钟内,广岛全市40%成为焦土,92%的地方一片废墟,一年后宣布的死亡人数为118661人,到1986年,因放射性伤害陆续死亡者超过20万名。长崎在轰炸中死7.4万,重伤7.5万人),受伤者、爆炸后受核幅射等污染伤害者,更是不知其数,甚至后遗数十年。而这次苏联对中国要发射的是每颗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导弹,爆炸后如果达不到它对中国核摘除目的,还可以继续发射攻击,发生更大规模和地域的核轰炸。中国人口众多而密集,当时对核战的防御和躲避能力还远远不够,苏联要进行的又是完全秘密的突然核袭击,它从靠近我国边境的几个导弹发射点发射导弹后,最近的飞到北京只要六、七分钟。如果扣除发布警报的预警时间,留给的时间只有三、四分钟,根本来不及逃避躲藏。加之 中国无法得知它的准确发射时间而防不胜防,中国的核武能力也还不能作出对等的核反击。因此,如果这几百万吨级当量的大批核导弹真的射来爆炸,这些已被列入苏联打击计划内将被核攻击的重要工业基地和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中心城市,其核武器、核设施、工业厂矿和密集人口等,都将在瞬间受到直接的破坏、摧毁和杀伤,人口牺牲起码会在数百万几千万以上,甚至更多,受伤者、核伤害者的数目将更为庞大,对城市、经济和民生的破坏将难以想象。
2、“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其实,苏联恶化同中国的关系,并要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和地面入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在1959年撤专家撕合同以后,从1960年开始就对中国境内进行各种骚扰,拒不承认沙皇政府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致使中苏边界问题尖锐化。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已在苏中边界驻军10个师,部署了70多枚中程和准中程导弹,并已挑起边界事件1700余起。苏共领导集团原先根本不相信中国缺了苏联的帮助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和爆炸成功原子弹,而且给中国的核发展制造了种种障碍甚至破坏活动,可是中国却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三天拥有了中国人自己的核武器,后来又发射成功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这使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集团又惊又怕,严重不安,认为必须要遏制中国发展核武器,将其摧毁。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武器就是用核导弹来炸毁摘除。因此从中国有了原子弹那一天起,苏联就已经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攻击了。
苏联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并想攻克或毁灭首都北京,距离最近的出发地就是蒙古,所以对蒙古特别重视。1966年1月,莫斯科在大大增加远东的导弹武器和在中苏边界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时,又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合作互助条约”。两个月后,苏联在蒙古配置了导弹。1967年1月,又在蒙古的北方苏联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瞄准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同年6月17日,我国爆炸成功了第一枚氢弹,苏联为此又增加了部署对准中国的核导弹。1968年1月,配有坦克的苏军进入蒙古。苏联侵捷后又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同时苏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南北夹击之势。在此期间,勃列日涅夫曾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研究对中国发动地面进攻和核突袭的苏中战争可能性。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已达20余万人,并配备了能够进攻中国核基地兰州和包头的导弹。
珍宝岛事件时,莫斯科调动了重点部队,勃列日涅夫昔日战友科亚申科大将担任了新设立的专门对付中国的中亚军区司令部。这以后克里姆林宫已考虑对中国运用核武器,并向中国边界大批调集坦克、飞机和导弹,准备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突袭,甚至设想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摘除,破坏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新疆罗布泊、兰州和其他地区的核设施。
对于苏联要对中国发动核攻击,《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中曾提到,有一苏联著名科学家在1969年春天对美国朋友说,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他所著的也叫《中苏战争》的一书中也说:“苏联正在策划对中国的战争,将是一场世界上从未经历过的战争。也就是说,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苏联战略的核心就在于使用核导弹。1969年,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除中苏冲突外,核国家之间的对抗,要么是间接的,要么仅是相互威胁,而并没有发展成为相互之间的地面核战争。中苏冲突具有巨大的危险性是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进行地面核战争的唯一事例。而苏联为了麻痹中国,以构成核攻击的突然性,在1969年6月13日还煞有介事地向中国提议两国在9月13日进行边界谈判,还建议两国总理会晤解决边界冲突问题,而实际上此时苏联已在苏中、蒙中边界部署了大批可随时打向中国的核导弹,并已屯兵120余万,还配备有可以携带氢弹对中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50余架远程轰炸机和400多架中程轰炸机,而勃列日涅夫和军方主战派所确定的具体攻击时间已定在了8月28日。
3、尼克松会同意吗?
1969年8月28日,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决定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而去征得美国意见的这一天,对于中国来说,是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自有历史以来最为危急的一天,它使中国遭受核战争的危险程度达到一触即发的临界边缘,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国是无论如何也经不起苏联这种大规模核打击和常规军事入侵的。中国的生死存亡之命运,现在就系在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嘴上了,尼克松只要说一个“行”字,或点个头“同意”,来自苏联对中国的这场核灾难倾刻之间就全会变成现实。
那么尼克松和美国政府决策者们会不会同意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呢?
十五、尼克松说:不!--美国救了中国
1、勃列日涅夫相信尼克松会点头同意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军方主战派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尼克松和美国政府的答复,他们认定,摘除中国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都大有好处。因此,勃列日涅夫相信,尼克松是会同意的,最起码也会默认许可,对苏联动手揿下核按钮对华核打击不会干预,或者就如何对华核攻击进行私下秘密交易。要是美国同意与苏联合作对中国进行的核合击,当然为最佳,而美国过去一直拉拢苏联一起对中国进行核攻击,因此苏美联手对华核打击可能性极大。如果这样,一切也就好办了,中国的“核婴儿”在苏美合作、秘而不宣的突然核袭击之下就会在倾刻之间被扼杀在“摇篮”里,其亚洲的核“毒瘤”马上就可以被割掉摘取,中国大地也可以由苏美来南北瓜分。
2、尼克松断然拒绝,立即曝光
但是使勃列日涅夫和军方主战派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尼克松断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反对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进攻。
当尼克松从基辛格的紧急汇报中得知苏联马上就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这个消息以后,顿时大惊失色,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僚智囊开会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进行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的危机背景,尼克松听后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他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与会者也一致认为,不能允许中苏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极大的破坏”,美国必须坚决反对苏联对中国的这个核打击行动,并要立即加以制止,绝对不能让它发生。考虑到对苏联的策略问题,尼克松和阁僚们得出了这样三点共识:
(1)、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也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了美苏之间的协定;
(2)、美国反对的理由,最好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到中国。因为过多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3)、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核打击意图尽快通知中国,使中国有所准备,制定出必要的应变措施。
尼克松考虑到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二十年来双方处于敌对状态,积怨很深,如果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中国可能不会相信,反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又在耍什么花招。于是尼克松出了个主意:把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透露给某家有影响的报纸记者,让他们捅出去,向世人曝光,尽快告诉世界和中国。因为美国是个无秘密可言的新闻自由国家,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干瞪眼。
果然,就在8月28日的当天,美国最有影响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文章触目惊心地向世界告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消息一出,石破天惊,人们顿时惊呆了,世界像是被凝固窒息了一样。一场来自苏联对中国的核战争倾刻之间就要爆发,并由此可能会引发世界核大战,这太可怕了,人们都惊恐地把目光聚焦在中苏边界两边的导弹发射架上。【注79】
3、美国阻止了苏联对中国立刻就要发动的核打击
勃列日涅夫正在克里姆林宫里焦急地等待他所期望得到的回音,格列奇科等这些一心企图发动对华核战争的主战将领们也在紧张而又急不可耐地期待尼克松点头后可以在勃列日涅夫命令之下马上对中国发射核弹头。到那时,只要手指一按,一批大当量核导弹将腾空而起,呼啸着直奔中国境内,中国的首都北京和那些被列在核攻击之列的城市、核基地、工业中心和人口密集区的上空,顿时就会升起一个个无比硕大、可怕而壮观的蘑菇云,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些“统统都得干掉”的“可恶的中国人”、“黄种的混蛋”,都将会立刻被彻底消灭,化为乌有,一切的一切也会被摧毁而夷为平地,化为灰烬;中国的“核婴儿”也会随之被炸毁,这些中国核弹的爆炸更会加大核摧毁的破坏和杀伤。而对中国人的这一切血腥核屠杀和核摧毁,对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这些苏联共产党的屠夫们来说,又将会是多么的过瘾和惬意,这要比半个月前的“8•13”事件中只打靶式枪杀那38个中国官兵来说,其快意何止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倍。
但是,勃列日涅夫万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他的那份对华核攻击秘密阴谋计划的公开曝光,使人所皆知。人们都清楚听到了尼克松说:不!
勃列日涅夫绝对没有想到他被美国人出卖了,被尼克松愚弄了;他更没有想到几十年来一直要想遏制和扼杀中国、甚至一再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美国,始终以反华反共为著称并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核打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这关键时刻却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手术。尼克松不仅不同意,反而还把苏共领导人疯狂核屠夫的狰狞丑恶嘴脸和阴险毒辣手段公布于众,公开暴露于世界的光天化日之下,并且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和阻止,使他们这次对中国核攻击计划只得告吹。这也意味着这场无人知晓的对华核偷袭已无法实行,也不敢实行,中国在美国的“泄密”通知下肯定也会马上做好应变和反击准备,中国此时也已有能力可以把核弹头发射到苏联战略要地。
4、神州大地全面备战
果然,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位老帅开会紧急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苏联的总兵力只有320万人,因战略重点在欧洲,苏军大部集中在西部,用于进攻东方中国的军队只有120万人,而中国军队有500万人(据说此时已达600余万人),仅东北战区就有240万人,苏军的常规兵力和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远远不够,就算它万辆坦克突破我第一、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便会陷入中国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因此只有动用核武器才能起作用。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的案头上又放置了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又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上也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从而更证实了苏联核攻击计划的可靠性和也证明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泄密”的真实性。为防止北京真的遭到核轰炸,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聂荣臻元帅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中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因此聂帅建议,城市应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幅射、核污染和应急练习。【注80】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老帅们的建议,中央政治局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中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接着,毛泽东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开封,有病的刘少奇插着鼻管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到江西,陶铸到合肥等等,都实行重点保护。【注81】
同时,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安排,全国上下迅速动员,很快做好了迎战和反击苏联核打击和地面入侵的各种应急准备,神州大地全面备战。中国东北最精锐的二百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边境地区的数百万上千万名为上山下乡、实为提前离开城市躲避苏联核打击,并随时准备补充投入战斗的知识青年,以及当地军民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以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抗击苏联侵略。为了减少伤亡,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北京和所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都迅速开始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以躲入地下洞内。
5、美国政府声明: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怒骂不止,但却已无济于事,苏联对中国的这次核偷袭已被美国的公开曝光和中国的应急准备所挫败而失效。而使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主战派们更为伤心也最感到害怕的是,10月15日,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述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
“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注82】
6、美国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
这份声明表明,美国不仅反对,而且已经站在中国一边,站在同一条反苏战线上,并将尽力保护中国不受苏联的核打击。至此,这场以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主战派企图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核进攻危险,就这样被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总统的公开曝光和坚决反对而得以和平制止。勃列日涅夫只得极不情愿地缩回了已经放在核按纽上的手指头,苏共的元帅将军们也空喜了一场,中国也由此躲过了一场几乎立刻就会发生的核战争灾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为敌视和反对中国、甚至总想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美国政府和尼克松,在苏联将要揿下核按钮,对中国的核基地和重要工业中心及首都北京等人口密集大城市进行毁灭性核打击的最为危急时刻,救了中国。
1969年8月28日,中国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天!
7、中国的盟友苏联为什么要打中国?中国的敌人美国为什么要救中国
苏联在8月28日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而美国则在同一天将此事向世界曝光,及时挫败了苏联的对华核突袭行动,以后又公开声明如果苏联要对中国打核战,美国也将对苏联采取同样行动,终于迫使勃列日涅夫就此罢手,不敢再对中国轻举妄动。但这次苏中之间差一点就要发生核战争之事也给世人除了有惊无险地如释重负外,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1)、苏联和中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法律上的盟友,原先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与分岐,可是后来两国关系发展到了如此恶化和敌对的地步,甚至这个苏联“老大哥”竟然要对中国“小兄弟”大动起核干戈来了,而且看起来中苏之间的这场核战和常规战要比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要大得多,凶狠厉害得多。苏联要打盟友中国,这是为什么呢?而苏联又偏偏要在中国从越南撤军之后对中国动手,又是为什么呢?
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苏联降下反美大旗以后,美国始终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并多次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是美国的一贯国策,而且肯尼迪还曾拉拢苏联对中国搞美苏联合的核打击行动。尼克松总统又是一个一向以反共反华为著称的极右派代表,他早在1955年当副总统时在关于美蒋保卫金、马问题上就主张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以后他仍主张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包围和进行核进攻。而他上台伊始仍在扩大越战,把战火燃烧到了柬埔寨。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和军方主战派主张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核摘除,也正是因为看中了尼克松绝对反华反共和也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一贯立场和态度,才向他征询意见并对他的首肯寄于巨大希望的。可是同样是这个美国,同是这个尼克松,在苏联要对中国核打击的关键时刻不仅不予欢迎、响应、支持或默许,反面不顾一切地、甚至不惜要同苏联打一场核大战 去尽力保护自己的敌人中国不被苏联核摧毁。美国要保护自己的敌人中国,这又是为什么呢?
3)、如前所述,中国对越南进行 与自己国力增长相适应的“水涨船高”式无限援助,必然会导致发生中美第二次战争和美国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可是中国因文革使国力下降倒退削弱而减援撤军后,反而变成了苏联要打中国,美国要救中国了,这种战略变化是否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预先计算和调度的必然结果?                              
注释:
(注75) 炎勇编著《遏制与反遏制》中册,第469页。时事出版社1997年出版. 
(注76)同上,第619页。(注77) 同上,第611—613页。  (注78) 同上,第618页。    
(注79) 同上,第613—615页。 (注80) 同上,第615页。 
(注81) 同上,第638--639页。   (注82) 同上,第615页。          (13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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